当罗兰公民的马车向杜伊勒里宫行驶的时候，当加曼重新找到隐藏在墙壁里面的镶板的时候，当按照他所许下的可怕诺言用根据记忆所制成的钥匙轻而易举地打开铁柜子的时候，当铁柜子交出了委托给它的决定命运的保管物，尽管没有发现国王亲自委托给康庞夫人的那些文件，但是这些保管物对丹普尔堡囚犯们的命运将具有残酷影响的时候，当罗兰把这些文件拿回家，一份一份地仔细阅读，编上号码，贴上标签，并且枉费心机地想从这堆文件中去找出揭露丹东的渎职枉法的一鳞半爪的时候，让我们看前司法部长在干些什么。
我们说前司法部长，因为，国民公会一旦成立，丹东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他的辞呈。
他登上讲坛，说：
“在表明我对国民公会应该发布的第一道法令的意见之前，请允许我在会上辞去立法议会委派我的职务。我在炮声中接受了它，眼下，军队的会师己经完成，代表们的联合也已经实现。我以后只是人民的代理人，我也以这个身分马上说话。”对于“军队的会师已经完成”这句话，丹东原可以补充说“普鲁士人战败了”。因为，这番话是他在九月二十一日讲的，而二十日，就是前一天，发生了瓦尔米的战斗，只是丹东不知道。
他只说：
“让我们消灭别人企图用来吓唬人民的、无益的专政幽灵，让我门宣布只有被民众接受的才是宪法。直到今天，大家一直鼓动人民。那时必须唤醒人民反对暴君：目前，法律对触犯它们的人应该严厉！像民众在打倒暴政时同样严厉！它们应该惩罚一切有罪的人，让我们抛弃一切夸大的话，让我们宣布一切土地和工业产权都将永远维持不变。”
丹东以他惯有的机灵手法，只用几句话就对法国的两大忧虑作了解答：法国一直在为它的自由和财产权担心；而尤为奇怪的，谁特别为财产权担心呢？就是一些新的富有者。就是在革命前夕买进，现在还对这些财产欠着四分之三债务的那些人！就是这批人成为保守分子，更胜于旧贵族，旧世家，总之旧的财产所有者；后者爱他们的性命甚于他们的财产，证明是他们放弃了财产挽救他们的性命。而农民，国家财产的获得者，昨天才有财产的人则宁可要他们一小块土地而不要自己的生命，手上持枪看守住自己的土地，决不会为任何东西移居国外！
丹东明白这个事实：他懂得不仅要使昨天有财产的人，而且还要使明天会有财产的人安心为好，因为大革命的伟大思想是：“所有法国人都应成为有产者，财产不能使人更好一些，不过财产使人更威严一些，给人以独立自主的感受。”
所以全部大革命的精华被概括在丹东的这番话里面：“消除一切独裁；确认一切所有权；即出发点是人有权自己管理自己，目的是人有权保留自己自由活动获得的果实！”是谁刚刚讲过这些话呢？六月二十日、八月十日、九月二日的人―这个风暴中的巨人，成了引航人，在大海中抛下了国家得以拯救的两个锚：自由和财产。
吉隆特派并不理解：正直的吉隆特派对……我们该怎么说呢？……对浅薄的丹东，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反感，我们见到吉隆特派在丹东为了阻止大屠杀要求独裁的时候拒绝过他。一名吉隆特派人站起来，他不是向刚才总结法国两大忧虑，并在总结时要它不必担心的这位天才人物鼓掌喝彩，而是对着丹东大声叫喊：
“无论谁试图把财产神圣化就是损害它；触及它，哪怕是为了巩固它，也是动摇它。财产在一切法律之先。”
国民公会发布了这两项法令：
宪法只有经过人民通过才能成立。
人身与财产的安全受国家保护。
是也？非也？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比“差不多”更可怕的！再说丹东的辞职被接受了。
不过自认为有能力承担九月二日事件的人，即造成巴黎的恐惧、外省的仇恨、众人的咒骂的人，这个人肯定是一位强有力的人！
果然，他同时抓住外交、战争与公安三条线，迪穆里埃，从而也是军队，都在他的手中。
瓦尔米大捷的喜讯传到巴黎，在那儿引起了极大的欢乐；这个消息是靠着老鹰翅膀送来的，大家把这场胜利看得比实际的情况更有决定性。
结果是法国从极端的恐惧转为极端的大胆；俱乐部里一片争吵声，火药味十足。
“为什么，既然普鲁士国王战败，为什么不把普鲁士国王俘虏过来，捆绑起来，送他上绞架，或者最低限度，扔到莱茵河的彼岸去呢？”
这就是人人高谈阔论的内容。
然后，大家又压低了嗓门说：
“这很简单：迪穆里埃背叛啦！他叛卖给普鲁士人了！”
迪穆里埃的丰功伟绩己经获得了以怨报德的奖赏。普鲁士国王一点儿没有认为自己被战败：他曾经攻击瓦尔米的高地，而没有能够把它拿下来，仅此而已。每个部队保持住它的阵地；法国人，从战役开始，总是往后退，受到惊慌、受到挫败、受到进攻的追逐，这次法国是顶住了，什么也不多，什么也不少。至于人员的损失，两方面差不多相等。
在我们需要获取一次大胜利的情况下，以上这些实况是不能向巴黎、向法国、向欧洲说的。不过迪穆里埃派威斯特曼向丹东说了。
普鲁士人很少挨打，很少退却，所以瓦尔米战役之后的十二天，他们仍留在他们的阵地上一动不动。
迪穆里埃写信为了明确万一普鲁士国王提出建议，他是否应该进行谈判。这项请示取得两种答复：一个来自高傲的、官方的部里，在胜利的激情中写的，另一个明智沉着，不过出自丹东个人。
部里的复信语气盛气凌人，内容如下：
只要敌人不撤离国土，共和国决不谈判。
丹东信的内容是：
只要普鲁士人撤离国土，不惜任何代价进行谈判。
在普鲁士国王当时的思想情况下，谈判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瓦尔米大捷的消息传到巴黎，有关废除君主政体与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消息也几乎同时传到瓦尔米。普鲁士国王大为恼火。
这次入侵的目的是拯救法国的国王，而到那时为止，没有取得其他成果，除了八月十日，九月二日，九月二十一日以外，换句话说，国王被俘，贵族被杀，君主政体被废除，这些使弗雷德里克一威廉怒不可遏。他决意不惜任何代价打下去，且已下令在九月二十九日打一场激烈的大仗。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当时还远远谈不上放弃共和国领土的事儿。
二十九日举行的是一次会议，而不是一次战斗。
然而，迪穆里埃对一切已有准备。
布伦瑞克言辞咄咄逼人，对待事情则又十分谨慎，总而言之，布伦瑞克更像英国人，而不像德国人，他的妻子是英国王后的妹妹。所以，他至少从伦敦和柏林接受了同样的灵感。假如英国人决意打下去，他将使用两条胳膊去战斗：一条胳膊为普鲁士，另一条胳膊为英国。可是假如他的英国主子不从鞘里拔出宝剑，他已准备好把他的剑放回剑鞘。
二十九日，布伦瑞克向会议提交了英国和荷兰的信件，拒绝加入联盟。此外，居斯蒂纳正进军莱茵，威胁到科布伦茨，而一旦科布伦茨被攻占，对弗雷德里克一威廉就关闭了返回普鲁士的门户。
然后，有的事比这一切更为重大，更为严肃！这位普鲁士国王碰巧有一位情妇德·利什德诺伯爵夫人。她像别人一样随军队出征，她像歌德在普鲁士国王陛下的一辆车厢里拟定了他的《浮士德》的前几场场面一样，指望着这次盛大的军事旅游，她要观光巴黎。
在此期间，她正停留在斯巴。从那儿，她获悉瓦尔米这一仗，她的国王情夫所冒的危险。这位美丽的夫人极其害怕两件事情：法国男人的炮弹和法国女人的微笑。她一封接一封地去信，这一大堆信件的信末附言，换句话说，这个女人写这些信的思想总结，就是“回来吧”一词！
说实在的，普鲁士国王只是由于耻于抛弃路易十六才勉强留在那里。种种因素对他起了作用；只是其中最有力的两个因素乃是他情妇的眼泪以及科布伦茨面临的危险。
对于路易十六的恢复自由，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坚持。丹东赶快通过威斯特曼让他了解到公社的一系列决议，表明犯人受到很好的优待。这对普鲁士国王来说就足够了―人们可以看出他是不难对付的！他的一些朋友保证他在撤退之前叫丹东与迪穆里埃许下保住国王性命的诺言，然而没有什么足以证明这种说法。
九月二十九日，普鲁士军队撤退，撤退一里，三十日又撤退了一里。
法国军队在它的两边，向它表示国家的礼仪在送它回去。每当我们的士兵想要攻击它，切断它的退路，总之，冒险使野猪无法逃遁，并使它面临猎犬的袭击，丹东的人总是拖他们的后腿。
只要普普士人撤离法国，这是丹东所希望的一切。十月二十二日，这个爱国的愿望实现了。
十一月六日，热马普的大炮宣布了上帝对法国大革命的判决。
七日，吉隆特派着手进行对国王的审判。
某些同样的事情已经在六星期以前发生了：九月二十日，迪穆里埃赢得了瓦尔米的战斗，二十一日，共和国宣告成立。
每一次胜利可以说是对它的加冕，使法国在革命道路上又前进一步！
这一次是可怕的一步！人们接近了三年来盲目前进中还一无所知的目标，生活中常是这样，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前进中，开始辨认出事物的轮廓，而在过去只看到模糊的外形。
人们在天际瞧见什么？一座断头台！断头台下站着的是国王！
在这个全然物质化的时代，仇恨、毁灭和复仇那种低级的本能占了某些优良个性所具有的崇高思想的上风，一个像丹东这样对九月血腥日子承担自己责任的人物被控告为宽容派的头子，要想用思想来战胜事实是很难办到的。国民公会的人员所不能理解的，或者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能理解的，―有的清楚地，有的本能地―就是必须审判的是君主制，而不是国王。君主制，是一种可悲的抽象概念，没人再需要的可怕奥秘，它是外面镶上一层金子的偶像，正像基督所说发白的坟墓里充满了虫子和腐烂的东西。国王就不同了，他是一个人，在他幸运的日子里很少给人好感，然而厄运使他脱胎换骨，监禁使他高大。在他倒霉的时候，他的心肠也好起来了，甚至对于王后也如此，患难的魔力之大，或是新的天性，或是旧的后悔，使丹普尔堡的女犯人终于即使不是出于真情去爱－这颗可怜破碎的心必定失落了它所包含的爱情，犹如一个打破的瓶子一滴一滴流去了其中盛放的液体！―至少按宗教字义上讲去崇拜、敬仰这位国王，这位君主，这位因食欲和粗俗的天性经常使她脸孔泛起红晕的人。
一天，国王来到王后的房间，发现她正忙于打扫患病的王储的卧房。
他停在门口，耷拉着脑袋，然后叹了一口气。
“啊！夫人，”他说，“这是法国王后干的事么！假如在维也纳，有人看到您在干的事！……谁都会说您和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我竟使您降低身分到如此地步？”
“难道，”玛丽一安托瓦内特回答，“您不把做最善良的人与最受迫害的人的妻子的光荣当作一回事吗？”
这就是王后回答的话，私下说的．但没有料到竟被一个伴随着国王的可怜的随身男仆听见了。他把这些话像黑珍珠一般保存下来做成一顶王冠，不再是戴在国王的头上，而是戴在犯人的头上！
又一天，路易十六瞧见了伊丽莎白夫人，因为没有剪刀，竟用她珍珠似的牙齿去咬断她正在缝补的一件王后的袍子上的线。
“可怜的妹妹！”他说，“与您当年在样样齐全的蒙特勒伊美丽的小屋相比是何等强烈的对照呀！”
“哦！我的兄长，”圣洁的少女回答，“在我和您分享您的不幸时，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吗？”
这一切是众所周知的，这一切是广为流传的，这一切使殉难者悲惨的故事缀上了一道金色的花边。
君主制被宣判死刑，但让国王活着，这是一个伟大而强大的观点，那么伟大而强大，它只进入了几个人的脑子里―因为它是如此不得人心―他们还不敢表达出来。
“一个民族需要有人去拯救它，但不需要别人去为它报复！”丹东在科尔德利俱乐部说。
“的确，应该审判国王，”格雷古瓦对国民公会说，“但是他所受的蔑视已经够多了，也无须仇恨了！”
潘恩写道：
我要大家审判的，不是针对路易十六，而是所有的国王。这些人中有一个处在我们的权力之下：他把我们推上全面谋反的道路上……路易十六是非常有用的，可向一切人证明一系列革命的必要性。
所以高瞻远瞩的汤姆斯·潘恩和高尚的丹东、格雷古瓦在这一点上取得一致意见．应该不是对一个国王而对所有国王提出诉讼，在这场诉讼中，需要时应该传唤路易十六作为证人出庭。共和制的法国，是个成年人，必须代表未成年人，即以受君主制约束的民众的名义来进行诉讼。那时，法国不是以一名世俗的法官而是以一名神圣的公断人的身分坐在法庭上，它在高处飞翔，它的话不再像带血的污泥浊水，溅到宝座，可像霹雳和闪电打在国王头上。
假设这场诉讼公之于众，有足够的证据作为依据，从叶卡特琳娜二世这个谋杀她丈夫的女凶手和葬送波兰的刽子手开始，假设这种荒淫无度的生活在她生前，像德·朗巴尔夫人的尸体一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北方的帕西菲阿被铁链锁在公众舆论的耻辱柱上的帕西菲阿―你们说，这样一种审判将会使人民受到什么样教育。
此外，在没有做到的和尚有待于去做的诉讼中，也还有些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