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富尔尼雄太太完全像那陌生人吩咐过的那样守口如瓶,我们可不敢这么说。况且,她准是认为,既然那陌生人让富尔尼雄老板的“骄傲骑士之剑”占了上风,他的吩咐就约束不到她的头上,但是由于听到的很少,还有不少情况要靠自己猜测,她就开始打听那位如此慷慨作东邀请同乡的不知姓名的骑士究竟是谁,好让自己的猜测建立在一个牢靠的基础上。因此,她看见头一个路过的士兵,就决不放过机会向他打听那个检阅军队的队长是谁。

那个士兵大概生性比老板娘嘴紧,答话之前先问她,问这个问题目的何在。

“因为他来过这儿,”富尔尼雄太太回答,“他跟我们聊过天’一个人当然很高兴知道自己是跟谁说话的。”

那个士兵笑了起来。

“那位指挥检阅的队长决不会到‘骄傲骑士之剑’来的,富尔尼雄太太,”他说。

“为什么?”老板娘问,“难道这位老爷就那么尊贵?”

“也许。”

“好吧,如果我告诉您,他到‘骄傲骑士’客栈来,不是为了自己呢?”

“那为了谁?”

“为了他的朋友。”

“我可以打包票,指挥检阅的那位从长不会让他的朋友住在‘骄做骑士之剑’的。” 

“哟!瞧您说的,我的兵老爷:那位如此尊贵、竟然不让他的朋友们住巴黎最好的旅馆的老爷到底是谁呀?”

“您是想说指挥检阅的那位老爷,是不是?”

“一点不错。”

“嗯,我的好太太,指挥检阅的不是别人,就是诺加雷·德·拉·瓦莱特·德·艾佩农公爵先生,法兰西重臣,国王的步兵统领,权势比国王陛下本人还大呢。好啦,对这位先生,您还有什么说的?”

“要是那会儿来的真是他,我可太荣幸了。”

“您听见他说‘好家伙’了吗?”

‘啊!啊!”富尔尼雄太太说,她一生中见过好些不寻常的事,“好家伙”这几个字对她来说并非完全陌生。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判断一下,十月二十六日是不是会叫人等得不耐烦了。

二十五日晚上,一个男人走进来,带着沉甸甸的一只口袋。他把口袋放在富尔尼雄的柜台上。

“这是明天的饭钱,”他说。

“每人吃多少钱?”两口子异口同声地问。

“六个利弗尔。”

“那位队长的同乡们在这儿只吃一顿饭?”

“只吃一顿。”

“他已经给他们找好住宿的地方了?”

“好像是吧。”

不管“玫瑰”和“剑”怎样发问,这位使者再也不想回答任何问题,掉头走了。

盼望中的这一天的黎明,终于降临在“骄傲的骑士”的厨房上方。

中午,奥古斯丁教堂的钟刚敲过十二点半,一群骑士就在客栈门口停住,下马进店。

他们从比西门来,到得最早并不奇怪,首先因为他们有马可骑,其次因为“骑士之剑”客栈离比西门不过百步之遥。

他们中间有一个看上去是首领,从他红润的面色和华贵的衣着都可看出这一点。随他而来的是两个服饰齐整的仆人。

他们每个人都出示了有克娄巴特拉肖像的印记,富尔尼雄夫妇对他们,特别是对带两个仆人的那个年轻人,招待得极其殷勤。

可是,除了最后这位年轻人,新来的这批人全都怕难为情似地呆着,显得有些不安的样子;尤其当他们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袋里时,可以看出有一件什么重大的事情在使他们感到担忧。

有几个去休息了;有几个在晚餐前到城里去兜一圈;带两个仆人的年轻人打听巴黎有没有新鲜的东西可以去看看。

“当然有,”富尔尼雄太太对这位骑士的红润面色很有好感,说,“要是您不怕人挤,也不怕一口气站上四个钟头,您很可以去看看德·萨尔赛特先生的磔刑,散散心。他是个西班牙人。要想谋反。”

“啊,年轻人说.“这倒是真的,我听说过这回事。我当然去!”

说着,他带着两个仆人出去了。

将近两点钟,三五成群地来了十二个新客人。

其中也有几个是单独来的。

甚至还有一个,跟往邻居家串门似的,没戴帽子,手里拿着一根手杖。他在咒骂巴黎,说巴黎的小偷实在太放肆,竟然在河滩广场近旁抢走了他的帽子,穿过人群后就逃之夭夭,手脚利落得使他根本没看见是谁千的。

可是说到底,还是他自己的不是:这顶帽子的别针那么值钱,他不该戴着它进巴黎的。

将近四点钟,已经有四十位队长的同乡聚集在富尔尼雄的客栈里。

“你说奇怪不奇怪,”老板对妻子说。“他们全是加斯科尼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太太回答,“队长不是说过他招待的都是他的同乡吗?”

“嗯?”

“既然他自己是加斯科尼人,他的同乡当然也是加斯科尼人喽。”

“啊!这是真的!”老板说。

“德·艾佩农先生不是图卢兹人吗?”

“对,对,看来你一直认为他是艾佩农先生哪?”

“他不是三次漏出过有名的‘好家伙’?”

“他漏出过有名的好家伙?”富尔尼雄不安地问,“那是什么玩意儿呀?”

“傻瓜!那是他的口头禅。”

“啊!对啦。”

“有一件事你倒不觉得奇怪吗?应孩有四十五个加斯科尼人到这儿来,可现在只有四十个。”

可是,将近五点钟时,还有五个加斯科尼人也来了,“骑士之剑”真是宾客盈门。

在这些加斯科尼人的脸上还从来不曾流露出过如此惊喜的表情:足足有一个钟头,“见鬼”、“该死”和“他妈的”不绝于耳;到了最后,欢乐的叫声闹成一片,富尔尼雄夫妇只觉得全圣通日(圣通日以及下文的普瓦图、奥尼斯和朗格多克,都在法国西南部古地区加斯科尼境内。)的人,全普瓦图的人,全奥尼斯的人,再加上全朗格多克的人,都涌进他们的餐厅来了。

有些人彼此相识:厄斯塔施·德·米拉杜走进来拥抱带两个仆人的骑士,并把拉迪尔米利托尔和西皮翁介绍给他。

“哪阵风把你吹到巴黎来的?”带仆人的骑士问。

“你呢,我亲爱的圣马利纳?”

“我在军队里有桩差使,你呢?”

“我吗?我有笔遗产要来接受。”

“啊!啊!你一直还拖着那位拉迪尔老大姐啊?”

“她要跟着我嘛。”

“你就不能偷偷地动身,别叫她裙子后面牵着的那一大帮给弄得绊手磕脚的?”

“没法儿。代理人的信是她拆的。”

“噢!你这笔遗产的事是看了信才知道的吗?”圣马利纳问。

“是的,”米拉杜回答。

接着他赶快掉开话题,说:

“你说希奇不希奇,这家客栈坐得满满的,全是同乡。”

“不,这并不希奇;客栈的招牌对重视荣誉的人很有吸引力,”我们的老相识佩迪卡·德·潘科内加入了这番谈话,插嘴说。

“啊!啊!是您啊,老伙计!”圣马和纳说,“在去河滩广场的路上,咱俩给一大群人冲散的时候,您正要跟我解释,可还一直没跟我解释呢。”

“我要跟您解释什么?”潘科内有些脸红地问。

“怎么回事?在昂古莱姆到昂热的大路上,我遇见您的时候,您也像今天一样,不骑马,手里拿根手杖,也不戴帽子。”

“这引起您的关心了,先生?”

“确实如此!”圣马利纳说,“从普瓦提埃到这儿已经够远的了,可您来的地方比普瓦提埃还远呢。”

“我从圣安德烈·德·居勃萨克来。”

“你们瞧,就这样,不戴帽子?”

“这很简单。” 

“我可并不觉得。”

“啊,您听了就会明白的,我父亲有两匹非常好的马,他珍爱极了,在我遭到不幸以后,他很可能会取消我的继承权。”

“您遭到什么不幸了?”

“我骑着一匹马出去溜达,是两匹中漂亮的一匹,突然在十步外响起一下火枪声;我的马受了惊,一路向着多尔多涅河狂奔而去。”

“它冲到了河里?”

“正是。”

“您也落了水?”

“没有;幸亏我还来得及滑到地上;要不,我就跟它一块儿淹死了。”

“啊!啊!可怜的牲口给淹死了?”

“妈的!您知道多尔多涅河,河面有半法里宽呐。”

“后来呢?”

“后来,我决定不回家,躲开大发雷霆的父亲越远越好。”

“那么您的帽子呢?”

“等一等,见鬼!我的帽子掉下去了。”

“跟您一样?”

“我?我没掉下去,我是滑到地上去的;一个潘科内是不会从马背上掉下去的;潘科内家的人在襁褓里就会骑马。”

“这我知道,”圣马利纳说,“可您的帽子呢?”

“噢!有啦;我的帽子吗?”

“是啊。”

“我的帽子掉下去了;我就开始找,因为我出门没带钱,它是我唯一的经济米源。”

“您的帽子怎么会成为经济来源呢?”圣马利纳仍然往下问,决心把潘科内逼到底。

“妈的!还是好大一笔来源呐!我跟您说啊,这顶帽子扣羽毛的钻石别针,是查理五世(查理五世(1500-1558):即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1516-1556期间),他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一1556期间),称查理五世。)皇帝陛下当年从西班牙到弗朗德勒去,在我家城堡逗留的时候送给先祖父的。”

“啊!啊!您把别针和帽子一块儿都卖了?那么,我亲爱的朋友,在座所有的人当中就数您最有钱喽,那您就该用卖别针的钱再去买一只手套嘛;您的两只手配不拢对啊:一只白得像女人的手,一只黑得像黑人的手。”

“等一等:我转过身去找帽子的当口,瞅见一只巨大的乌鸦一下子扑在上面。”

“扑在您的帽子上面?”

“还不如说扑在我的钻石上面;您知道,这种鸟看见发亮的东西就要抢;它一下子扑在钻石上,把它抢了过去。”

“您的钻石?”

“对,先生。我先是盯着它看;随后,我一边跑一边喊:“抓住它!抓住它!抓贼啊!’见鬼!五分钟以后它就飞得无影无踪了,后来我也再没听人说起过它。”

“就此给这双重的损失弄得……”

“我不敢回父亲的家去,就决定到巴黎来碰碰运气。”

“好!”另外一个人说,“风变成乌鸦了?我好像听到您对德·卢瓦涅克先生说过,您正读着您情妇的一封信,一阵风吹走了信和帽子,而您作为真正的阿马迪斯(十六世纪欧洲广泛流传的骑士小说《阿马迪斯·德·高拉》的主人公,是忠贞、恭敬的情人的典型。),奔着去追信,任凭那顶帽子给吹跑了?”

“先生,”圣马利纳说,“我有幸认识德·奥比涅(德·奥比涅(1552-1630):法国作家。)先生,他虽然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军人.却也是一个妙笔生花的好手,下回你们碰到的时候,请把您的帽子的故事讲给他听,他会写成一篇迷人的故事的。”

响起了几声忍不住的轻轻的笑声。

“嗨!嗨!先生们,”这位好动气的加斯科尼人说,“各位居然是在笑我吗?”

每个人都转过身去,好让自己笑得畅快些。

佩迪卡用查询的眼光四下里扫了一遍,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壁炉旁,两手捧着头;他心想,这家伙的姿势是想把脸藏起来不给他看到。

他朝那年轻人走去。

“嗨!先生,”他说,“要是您在笑,至少也得向着人家,让人好看见您的脸呀。”

说着他在年轻人肩头上拍了一下。年轻人抬起头来,那是一张严肃庄重的脸。

这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朋友埃尔诺通·德·卡曼日,他在河滩广场上经历了那场奇遇后,这时候还完全陷在惊诧之中。

“请您别来打扰我,先生,”他说,“尤其是如果您再要碰我的话,请您只用戴手套的那只手来碰我;您看得很清楚,我根本不关心您的事。”

“那好吧!”潘科内咕哝说;“要是您不关心我的事,我也就没什么说的。”

“啊!先生,”厄斯塔施·德·米拉杜满心想当和事佬,对卡曼日说,“您对咱们的同乡可不大客气啊。”

“您插进来见什么鬼,先生?”埃尔诺通火气越来越大,回答说。

“您说得对,先生,”米拉杜躬一下身说,‘这不管我我的事。” 

他转过身,想到坐在大壁炉边上的拉迪尔跟前去;可是有个人挡住了去路。

那是米利托尔,两手插在腰带上,嘴角挂着讥讽的笑容。

“喂,继父?”这无赖说。

“怎么啦?”

“您怎么说,”

“说什么?”

“就让这位绅士这么堵住您的嘴?”

“嗯!”

“他把您骂得好厉害。”

“噢!您注意到了吗?”厄斯塔施说,想绕开米利托尔走过去。

可是他没成功,米利托尔往左边站过来一点,仍然站在他前面。

“不光是我,”米利托尔接着说,“大家都注意到了;您瞧,咱们周围人人都在笑。”

事实上确是人人都在笑,不过他们笑的已经不是这件事而是别的事了。

厄斯塔施脸红得像块烧红的炭。

“哎呀,哎呀,继父,这事不能就这么了啦,”米利托尔说。

厄斯塔施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势,向卡曼日走去。

“有人说,先生,”他对日曼日说,“您是想侮辱我。”

“什么时候?”

“刚才。”

“对您?”

“对我。”

“谁这么说?”

“那位先生,”厄斯塔施指着米利托尔说。

“那么这位先生,”卡曼日回答,揶揄地把“先生”这两个字说得很重,“这位先生是个呆头鸟。”

“哦!哦!”米利托尔狂怒地喊道。

“我奉劝他,”卡曼日接着说,“别把嘴冲过来管我的事,要不然,我可还记得德·卢瓦涅克先生的警告。”

“德·卢瓦涅克先生没说我是呆头鸟,先生。”

“他没说,他说您是一头蠢驴:您喜欢这个?那对我无所谓;您是驴子,我就抽您;您是呆头鸟,我就拔您的毛。”

“先生,”厄斯塔施说,“他是我的养子,请看在我的面上,对他客气点。”

“啊!继父,您就这么来保护我呀,”怒不可遏的米利托尔喊道;“这样的话,我宁可自个儿干还好些呢。”

“上学去,孩子们,”埃尔诺通说,“上学去!”

“上学去!”米利托尔一边喊一边举着拳头逼近德·卡曼日先生;“我十七岁了,您听见吗,先生?”

“我呢,我二十五岁了,”埃尔诺通说,“所以瞧着您这德行,我是得教训教训您啦。”

说着,他抓住米利托尔的领子和腰带,像拎个包裹似的把他拎了起来,从底楼的窗口摔到街上,这当口拉迪尔哇哇直叫,声音响得把墙壁都可以震坍。

“现在,”埃尔诺通安静地补上一句,“继父,继母,养子,你们全家老小都听着,要是再来惹我,我就把你们全都剁成肉酱。”

“可不是,”米拉杜说,“我看他说得在理,我说:干吗要去惹这位绅士发火呢?”

“啊!胆小鬼!胆小鬼!看人家打儿子也不回手!”拉迪尔摇晃着散乱的头发,向厄斯塔施冲过来。

“好啦,好啦,”厄斯塔施说,”冷静点,这么一来他脾气也会好些。”

“啊!怎么啦,这儿是把人往窗外摔的吗?’一位军官走过来说。“真见鬼!要开这种玩笑,至少也得喊一声‘下面当心’呀。” 

“德·卢瓦捏克先生!”二十来条嗓子喊道。

“德·卢瓦涅克先生!”四十五个卫士重复一遍。

听到这个全加斯科尼都知道的名字,大家都立了起来,不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