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老地方，也就是回到了那曾令人神伤的地方。莫娜和我分别住在自己家里，这是唯一的办法——暂时地——解决经济困难。一旦我出了几篇小说，我们就再找自己的住处。
从老头离家去裁缝店，直到他回来吃饭，这段时间我都在努力地写——每天如此。莫娜与我天天通电话。有时中午找个便宜的小餐馆一起吃点儿东西，但次数很少，莫娜很不高兴，她恐惧、怀疑、嫉妒，几乎要发狂，她根本不相信我一直在不停地写，从清晨到黄昏。
当然，我有时会停下来琢磨琢磨，我有一百个不同的素材可以利用，但都需要研究、分类。现在我能让滚筒接连不断地转上八圈，当我坐在打字机前，它就在手指中旋转下去。
我在为一个自我描绘添上最后几笔，我称之为“失败者”（我从不怀疑一个住在意大利叫帕皮尼的男子，很快将以此为名写一部书）。
我不能说，我父母的家——工作环境理想，我在窗前，躲在花边窗帘后面，但仍要留意是否有人来访。家里的规矩是——若你知道有人登门，躲！我每次都如此——与打字机、书、稿纸等等一起，通通藏进衣柜中，这真是绝妙至极！我自称是“家丑”。有时，蜷缩在衣柜中我会突发奇想——毫无疑问，这应归功于樟脑球的刺鼻的味道，我的灵感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急不可待地盼着客人速速告辞离去。
在一片漆黑中，我在小纸片上胡乱作些记录（只是关键字词）。等我从柜里爬出来，妈妈准会说：“你不该拍得那么凶！”你瞧，烟是必须要得到解释的，她的话是，“亨利刚才在这儿待过。”有时，听她对来人勉强作解释，我就用衣袖捂住嘴，唯恐自己笑出声来。
她总是问我，“你的小说就不能写得短些？”她的想法是——可怜的想法——我完成得越迅速，越能快些得到稿酬，她不想看到退稿通知，她不相信这些纸条。
一天早上，她问，“现在你在写什么？”
我告诉她，“钱币学。”
“那是什么？”
我略作解释。
“你觉得，人们对这种东西会感兴趣吗？”
如果我把真相告诉她，给她讲讲“失败者”，真不知她会说什么。
老头则更通情达理一些。我觉得他根本不想说这些废话，但他很好奇，至少是假装地对我的所作所为很感兴趣。他还不甚了解这个二婚的、已为人父的儿子，日复一日地坐在厨房里，在打字机上敲个不停。在心底深处，他对我有信心，他确信无论如何我终有一天会有所成就，他并不感到焦虑。
我每天上午都到拐角的小商店去买些纸与一包烟，店主是新来的——科恩先生。
这位科恩先生似乎是唯一真正关心我工作的人，有我这样一个作家顾客，即使还尚未成名，他也引以为荣，所有其他的生意人，即使与我相识很久了，也无不对我的成熟表示怀疑。对于他们来说我仍是那个淡黄色头发、笑容天真的小男孩。
而科恩先生则属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代。他的格格不入和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他是不是犹太佬都受到怀疑，尤其是那些老顽固们。一个晴朗明媚的上午，亲爱的科恩先生向我坦言，他也曾有心成为一名作家，他动情地告诉我，我们之间的简短的交谈对他是多么重要。他说知道与某人“站在一边”（我想他的意思是：同一类）是一种殊荣。他压低声音，吐露他对邻居店老板的厌恶与鄙视。啊！可爱的科恩先生，亲爱的科恩先生，来呀，来吧！无论你在哪儿，让我亲吻你苍白的额头！现在我们的共识是什么？一些已故的作家，对警察的畏惧与憎恶，对基督徒的蔑视，对上等雪茄香味的酷爱，你并非名家，我就如此，但你的话如敲击在钢琴上一般，在我耳畔回响。来吧！白色的精灵，从神中走出来，让我再次拥抱你！
我母亲发现我与那个犹太人交朋友，不仅感到诧异，而且十分震惊。我们究竟谈些什么？书？他识字？是的，亲爱的妈妈。他懂五种语言，她来回摇头，先是满腹狐疑，后是不以为然。希伯莱语与犹太语对她来说是一回事，两者都毫无用处。
只有犹太人明白这种胡言乱语（反复！反复！）。她说，“以这种古怪的语言，不可能写出什么有用的东西。”那圣经呢！亲爱的妈妈？她耸耸肩，她指的是书，不是圣经（原话如此）。
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我的朋友们一个不剩。我常想，我也许再也见不到托尼。莫利尔了。他父亲仍坐在窗前修鞋，每次我经过铺子都同他打招呼，但我一直没勇气询问托尼的情况。然而有一天，我在阅读地方报纸——谈天说地——时，发现我的老朋友在另一个区当市议员，他现在住在那里。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美国总统！那可是一鸣惊人啊！——从我的平庸的邻里中，出了一位总统，我们已经有一位上校、一位海军少将值得炫耀了，就是克里根兄弟，我们两家曾相隔不远，邻里们都说：“了不起的兄弟俩！”（上帝啊！不久其中一个真成了将军，而另一个成了海军少将！若是没被派到莫斯科执行特殊使命，你都可以打我——但至今还没有我们神圣合众国的大总统。不过，对于我们微不足道的范。乌西街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
而现在，想想我自己（四邻中的一分子），我们的小亨利，天知道！或许他会成为另一个欧。亨利呢！若托尼。莫利尔注定会当总统，那我们的小亨利肯定会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我敢断言。
与此相同——有另一个关键问题——非常糟糕的是我们没出一个职业拳击手，哪怕只有一个。拉斯奇兄弟隐退了，现在缺少成为冠军的材料。不，四邻中不会再产生约翰。L.沙利文或詹姆斯、J.考贝茨了。老华德第十四街，肯定已成就出一打职业拳手来了，更不用说政治家、银行家、出色的老“骗子”了。我有一种感觉，一回到老房子，我就会写得更有生气一些，若我只能和莱斯特。日尔顿、艾迪。卡尼、约翰尼。保罗这些家伙打招呼，我就会总像一个陌生人。
“狗屁！”我自言自语，用手指敲着一堵围墙上的大铁钉，“我还没完蛋呢！
绝对不会！“
因此，一天早上我被憋醒，感到闷闷不乐，我决心闯入世界，夺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哦没筹划，也没盘算，只夹了一叠稿子在腋下，就冲到大街上。凭着直觉，我走进一家编辑部的里间办公室，在那儿我找到一位编辑，其杂志每本五分钱。我要说明我想要一个编辑的职位。
有趣的是此人也是米勒家庭的一员，杰拉德。米勒，好兆头！
我根本不必费口舌，因为他已经准备答应我的请求了，他说：“毫无疑问，您是一位天才作家。”他面前有一堆稿子，他随便翻了翻，这是用以向他证实我是有水平的。
“那么，你喜欢在杂志社工作？很好，正巧我可以给你找一个位子，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有一位编辑要走，我去和老板说说看情况如何，我肯定你很合适。即使你没受过专门培训。”随即是一番动听的祝贺。
然后他突然直接了当地问，“你为何不同时为我们写点儿东西呢？你知道，我们付的稿酬很高，我想你可以得到二百五十元，行吗？”
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你干吗不写写？我不必多读就能看出你酷爱写作……。”
我不太明白他到底希望我写什么？尤其是为只花五分钱的读者。
他说，“我也不太清楚，你自己想吧！不要太长，五千字，记住，我们的读者并不都是大学教授！”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送我到电梯口，说：“一星期后来找我。”然后他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张钞票，塞在我手里，笑道：“你也许会需要。”到了街上我打开一看，是二十元，我想跑回去，再次向他道谢，但转念又一想，也许他们通常如此对待其撰稿人。
“雪花飘满整个爱尔兰……。”当我在通向家门口的圆石路上欢快地跳来跳去时，这些词句也像诗中的重复句一样在脑子里不断闪现，下一句是——咦，没词了：“天父的国度里，大厦林丘……。”它们融为一体。雪轻柔地舒缓地飘落（在整个爱尔兰），面镶有珠宝的大厦，上帝赐予无数，对我来说那是圣‘巴特瑞克日，见不到一条蛇，真不可思议。我完全感受到了爱尔兰，有一点儿乔伊斯，一点儿布拉尼斯通，一点儿胡言乱语……
（每次老师一走出教室，我们中的一位就溜到黑板前，用红粉笔乱划。我穿过布鲁克林，雪仍在飘落，我必须让尤里克再为我朗诵一段，他的嗓音非常适合朗诵。
优美韵味十足，尤里克，他就拥有这样好的嗓音。）
“雪花飘落爱尔兰……。”
如山羊般敏捷，如空气般不留痕迹，如牧神般渴望，我在可爱的圆溜溜的鹅卵石路上走过。
我多么希望知道应该写些什么啊！除了一个编辑的职位之外，250元不可轻视，啊呀，我突然想起来了！应该告诉科恩先生，5000字，小事一桩，只要我知道该写什么，我就一气呵成，文字，文字……。
信不信由你，我只字未写，面对我最热爱的工作，而我张口结舌，奇怪，比这更糟——失望郁闷。
也许我应该先琢磨一下，我对英语究竟所知有几？几乎一无所知，说是一回事，写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有了！何不直接溯源？拜访著名大词典的主编？哪一本？方克与瓦格诺？我只用过这一本。
第二天，阳光明媚，我早早地坐在接待室，等待魏兹泰里博士的出现（这好像是在请求主的怜悯，我心想），然而，事已至此，我只求不要像几年前那么傻。当时我拜访一位著名作家，直楞楞地问，“如何开始写作呢？”（回答曰：“从写开始。”这就是他的原话，然后拜会就结束了。）魏兹泰里博士出现在我面前，精力充沛和蔼，充满活力，使我悬着的心立刻放了下来，他请我不必拘束，并为自己拉出一把舒适的椅子，专注地倾听，然后开始……。
整整一个多小时，这位和善、仁慈的人阐述了所有他认为于我有益的想法，对此，我感激不尽，他说话非常快，以致我无法作任何记录，我的脑子飞快地旋转。
我如何记住这些令人激动的信息呢？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我有点儿晕头转向。魏兹泰里博士察觉到我的困窘，提出补救之法，他让一个僮仆拿来折叠小册子，让我空闲时仔细看看，“我肯定你会写出杰作。”他像个教父一样对我微笑，然后询问我能否在递交杂志社前把文章先给他看看。
事先并未暗示他就直接询问有关我本人的情况：写作多久？还做过什么？读过什么书，通晓几门语言？一个接一个——tie，tac，toc我感到自己一无是处，正如希伯莱语所说——efese fasim.我到底做了什么？我究竟知道些什么？最后我只能坦白我的懈怠，就像对牧师忏悔一般，我是一名天主教徒，而非卡尔文。路德教派可怜的教徒。
这是一个多么刚健、有磁石般吸引力的人！当你在街上遇到他，怎么会想到他是一部字典的主编呢？平生第一次有博学者以信心与常识激励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一遍遍对自己说，他一人抵得上一个智囊团，不仅仅是智慧的源泉，还像一股充满活力，奔腾、咆哮的洪流。他的每个细胞都如有电一般，热情而令人震撼。
他不仅熟知英语中每一个字（包括那些他所谓的“冷藏”），而且还有酒、马、女人、食品、鸟、树，他知道如何着装，如何谈话，如何轻松自如，甚至清楚要有杯中之物，他全知，全爱，而现在我与他有了某种联系！一个人奋力向前——我几乎可以说，匍伏着——迎接生命，唇上有一首歌的人，谢谢你，魏兹泰里博士，感谢你的活力！
当分手时他对我说——我怎能忘记他的话呢——孩子，我确信，你具备成为作家的所有素质，努力吧！尽你所能，如果需要就来找我。他亲切地将一只手放在我肩上，另一只手与我紧握，这是祝福，上帝保佑，阿门！
雪花不再飘落，雨在我内心深处滴落，泪水从我脸上流淌下来——欣喜与感激之泪。我好像终于见到我的亲生父亲一样，我恍然大悟，这就是圣灵的含义。别了，魏兹泰里博士，爸爸，再也见不到你了，愿你圣名永存！
雨停了，只淅淅沥沥的——滴在心底——如污水被细沙滤过，整个胸部被这称为H2O的最微小的分子所浸透，它落在唇边，成威的。细小的眼泪远比硕大的珍珠为贵，缓缓流入泪腺主宰区大胸腔中，擦拭眼睛与手掌，脸色完全平和、开朗，喜悦无限。
“又下雪了，康洛伊先生。”
真高兴能用自己的语言。映到你眼中，再成为共同语言，魏兹泰里博士明确告诉我大词典中的四十五万个单词，我必须掌握至少五千，即使掏粪工人也掌握至少五千个单词，只要回到家，坐下来，四下一望，就能证实这一点。门、门把、椅、扶手、木、铁、窗帘、窗、窗台、纽扣、碗……。每一块空间都有上百个有名之物，更不用说修饰它们的形、副、介、动、冠词了。
因此，总数量惊人，而我们又将如何应付更多的新词汇呢？
（你难道不是常用你的母语吗？）
啊！母语，奥克语，成——huic，huic，huic.在希伯莱语中，问候“你好吗？”
有至少10种方法，要依据问候对象的性别、数量等等，而对母牛与山羊，正常人不会问：“你好吗？”
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在曾令人伤感的地方，布鲁克林，死亡之城，回到本土……
（难道你不曾回去？）
啊！我忧郁的布鲁克林和毗邻地带——沼泽，垃圾堆，臭气冲天的沙流、空地、坟墓……我生长的地方。
我非鱼、非禽……。
雨停了，内心涌起厌倦之情，北风呼啸，啊。又下雪了！
那段落，从幽暗中依稀显现，尤里克能像地道的都柏林人那样朗诵这一般……
“又下雪了，他恍惚地望着雪花，银白的，无声地飘散在背光处。该出发西行了，是的，报上说得很对，全爱尔兰在降大雪，落到沉寂的中部草原，不倦的山丘的每个角落，轻飘在艾伦河上和更远的西部，落进湛蓝汹涌的香浓海，也落遍山上，孤独的墓地，迈克尔。弗里安睡在那儿，倾斜的十字架与墓碑，小门的尖顶上、野生的荆棘上都积了厚厚的一层。他听着雪落下来，就像最后的结局终会降临在万物之上，他的心渐渐着了迷……”
在这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我反复吟诵如歌的妙语，向着家的方向加快脚步。被大词典中间的宾格与动词、形容词覆盖，我蜷缩着沉沉入睡，卧在亚当与夏娃之间，我被一头头驯鹿所围困。
我呼出的热气被流水冷却，我置身于一团辉煌灿烂的朦胧中，在美丽的奥克语中，我——，我的脖子被……。令我窒息。
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为我同姓的杰拉德。米勒写篇文章，写完后才发现我写了一万五千字，而不是五千字，我压缩掉一半后送到了编辑部。一星期后，我收到了稿费，顺便提一句，那篇文章从未发表。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是：“太棒了。”我的编辑工作也是有名无实，我感到迷惑不解，大概是因为我“太棒了”。
然而，有了二百五十元钱，我们又可以重新一起生活了。我们为自己在布鲁克林的汉科克街挑选了一个带家具的住处，这死亡与垂死之城，比死人还要乏味。这是一条平静、宽阔的街道，一排排相同得难以分辨的木架房屋，一律有高高的台阶、遮阳篷、一小块草地和铁围栏。房租不贵，我们还可以在一个煤气炉上做饭，这个炉子就放在旧式水池旁的壁龛里。房东亨尼克夫人占用一层，其余的房间出租。
亨尼克夫人是一位寡妇，她丈夫是靠酒店生意发迹的。她是荷兰、瑞士、德国、挪威和丹麦的混血。精力充沛、悠闲、好管闲事、好猜疑、贪婪，完全可以作妓院的老鸨。她经常讲些淫猥故事，还像个女学生一样咯咯地傻笑。对房客非常刻薄，不许耍心眼！不许有噪音，不许开啤酒聚会！不许有来访者！要按时付钱，要不就滚蛋！
过了好长时间，这位老古怪才对我这位作家习惯。令她大惑不解的是钥匙竟也发出咔嗒的声音。她从不相信任何人能够写得那么快，但她最担心的是害怕一个作家几个星期后会忘记付房租。为了解除她的担忧，我们决定预付几个星期的房租，仅仅这么一点儿举动，就能巩固地位，真是不可思议！
她时常登门，提出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来打扰我。或倚在门口，花一个多小时向我追问个不停。很显然，这使她感到好奇：一个人竟能整天坐在机器前不停地写、写、写？我在写些什么呢？小说？怎样的小说？以后我能让她看吗？我能这样，我能那样吗？这女人能提出这么多问题，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过了一段时间，她开始有规律地来访，正像她所说的，为我的小说提供一些素材。她在汉堡、德累斯顿、布来梅、阿姆斯特丹等地的生活片断，一些简单的小事情对她来说却是大胆的、令人震惊的，以致她压低嗓门，轻声细语，如果我真的采用，一定得换地名，当然她的名字也得换，我引她继续讲一阵子。同时很高兴地得到她的一点儿馈赠——奶酪、蛋糕、香肠、一块吃剩的炖肉和一小包花生米。我花言巧语让她为我们做肉桂蛋糕，带糖粉、奶油细末的咖啡蛋糕、苹果蛋糕——都是公认的德国风味，她准备去做任何事，只要将来她能够有幸在杂志上看到关于她的文章。
一天她直截了当地问我的小说是否真能发表。很明显，她已经阅读了所有她能找到的近期杂志，但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我耐心地给她解释，有时需要等好几个月，一篇小说才会被采用，要再等好几个月才能得到稿酬，我立即补充说我们现在的生活费就是靠去年卖掉自己几篇小说的收入——一笔不小的数目。可是，她好像没听懂我的话一样，干脆地说：“如果你饿了，就可以和我一起吃，我有时觉得挺寂寞的。”然后她长叹一声：“当作家真没意思，是吧？”
当然不是这样，不管她是否起疑，我们总是像饿狼一样，无论赚到多少钱，也总是像雪一般融化了。我们总是四处奔走，拜访那些可以留我们吃饭的老朋友，向他们借车费，或劝说他们带我们去看演出。晚上，我们匆匆在床上划一条……线。
亨尼克夫人总是吃得过饱，而她能觉出我们总是饥肠辘辘，她不断反复邀请我们和她一起就餐——“要是你们饿了。”她从不说：“干吗不和我共进晚餐呢？我特意给你们做了很香的兔子肉。”不，她幸灾乐祸地企图让我们承认这一点。
当然我们从不承认，因为让步就意味着我必须写亨尼克夫人要求的那种小说。
此外，即使一个雇佣作家也应有所不为。
然而，我们总是按时借钱交房租。有时，克伦斯基博士前来解围，还有柯里，当我们彻底绝望时，就乘车去我父母家里——要去整整一个小时——呆到我们填饱肚子。莫娜总是饭后立刻在沙发上睡着了，我竭尽全力把谈话继续下去，并暗暗祈祷在最后一声亨利之前，莫娜不会再睡着。
这种饭后闲谈令人苦不堪言，除了我自己的工作，我拼命谈论所有的一切，然而，这一时刻不可避免，父亲或母亲总会问——“你的写作进行得怎么样？”而我就会羞红着脸撒谎道：“当然，最近我又发表了两篇。”反映很不错。“真的？”
然后他们会显得惊喜交加，同时问：“发表在什么杂志上？”而我就会随便编个名字，“我们会留意的，亨利，你觉得它们什么时候能刊登？”（几个月后，他们会提醒我，他们仍在留意我曾说的发表在这本或那本杂志上的小说）
到最后，母亲说：“现实一点儿吧！”她正色问我是否应明智些，放弃写作，找份工作。“你曾有很好的工作……干吗放弃呢？要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需要好几年——况且也许你永远不会成功。”等等，等等。我真为她难过，而老头儿总是假装相信我终会成功，我敢肯定，他渴望如此。他说：“他需要时间！给他一段时间！”
而母亲会反驳——“但与此同时他们怎么生活呢？”然后，我会说：“别担心，妈。
我知道怎么办，你很清楚我是有办法的。你总不会认为我们会挨饿，是吧？“而妈妈认为，就是这么回事，她自言自语一般，反复唠叨，最好还是找个工作，用业余时间写作。”可他们似乎并没挨饿，是吧？“老头儿是以这种方式告诉我，若我们真的饿了，就会裁缝店找他。他会倾其所有来帮助我的。我知，他知。我默默地谢他，他也默默地接受我的谢意。即使他知道我在撒谎——当我给他讲述荒诞无稽的恐怖故事时——他也不说破。”很有趣，儿子！“他会说，”真精彩！你会成为畅销小说家的，我敢肯定。“有时，我会在分手时流下泪来，我真想帮帮他，他坐在那破旧不堪、快倒塌的店里，生意冷清，没有一线希望，但他仍是那么愉快、乐观，或许有好几个月，他没有一个主顾登门，而他仍继续做”一个裁缝店老板“。这真是莫大的嘲弄！”这样，“我在街上走着，对自己说：”只要一卖出小说，我就给他些钱。“于是，我变得乐观起来，生出一种古怪的想法：某位编辑会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预先给我开一张五百元或一千元的支票，然而，到家的时候，我的期望已降到五元，事实上，我并不满足，我还希望有下一顿饭，有更多的邮票，或者鞋带。
“今天有信吗？”每次进门，我都这么嚷。若信封里鼓鼓的，我就明白是我那物归原主的稿子。若信很薄，则是退稿通知，并附有加寄邮资的要求，以便退还稿件。剩下的就是帐单，还有一封律师的来信，上面是个老地址，不知怎的，转寄给了我。
拖欠的帐单越积越多，恐怕我永远也无法付清了，永远。越来越明显，我准会在雷蒙德街监狱了却余生了。
“别着急，会有转机的。”
每次转机都是她的努力，还是莫娜去找了《黄色小说》的编辑，得到了为他们写六篇小说的活儿，只好如此。我以她的名义写了两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我想出一个好主意，翻阅旧期刊，将以前的小说更换人物姓名、开头、结尾，来个改头换面，这办法真灵——他们竟十分欣赏这些伪作。很显然，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口味，但很快地，我就对炒这种大杂烩感到厌倦了，这对我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
一天，我说：“让它们见鬼去吧。”她照办了，而反应却大大出乎意料。那位不可一世的大编辑变成了狂热的爱好者，为了那些该死的小说，他把稿酬提高到原先的五倍。他得到多少，我就不得而知了，为了让莫娜相信，他请求在公共场合会面，只呆半小时，通常是茶屋，绝妙之极！更绝的是——一天他承认自己仍是一个童男子（49岁）！他只是没说自己是一个性变态。我们得知，这该死的杂志的赞助者，包括一大批令人尊敬的性变态者——部长、犹太教牧师、医生、律师、教授、改革家、议员，等等。人们绝不会想到，他们会对这种毫无价值的杂志感兴趣，而那些讨伐卖淫的斗士们，无疑是最热心的读者。
作为对这种矫揉造作的回应，我写了一遍关于一个杀手的小说，好像我与此人十分熟识一般，但事实上，我是采用了小柯里的经历，他与这个“巴炽”或随便什么名字的人在中央公园呆了一夜。柯里给我讲述经历的那晚，我做了一个恶梦，梦里我被穷追不舍，没完没了地逃，只有醒来才会摆脱死亡。“
令我对这个“巴炽”感兴趣的是他使自己强取豪夺的方法，做坏事确需有数学家的头脑。
他在那儿，就在中央公园，而全国在搜捕他。像个傻瓜一样，他给柯里这样的毛头小伙子讲述他的故事，甚至泄漏了零星的其罪恶行程中耸人听闻的部分。
他也许会站在时代广场的一角，就像夜半在中央公园巡逻一样。
抓到他的人奖金五万元，无论死活。
据柯里讲，有好几个星期，他把自己反锁在屋里，躺在床上，以绷带蒙眼，反复琢磨行动的每一个细节，将一切计划周全，甚至连最细微之处也不放过，而正如一位作家或音乐家一样。在计划未完满之前，他绝不采取行动。他不仅考虑到所有失误与意外的可能性，还需如工程师一般，设想在绝对安全中可能产生的意外险情，他或许必死无疑，或许可以验证其同伙的能力与忠诚，但最终他只能靠自己，自己的头脑与见识，他只身一人，不光是全国的警察，还有所有的公民都在留意他，一步走错，全盘皆输。当然，他不会让自己被生擒，他会自己了断，但他还有伙伴——不能见死不救。
也许那晚，当他溜达出来透透气时，他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确信自己万无一失，以致不能自制。他拉住遇到的第一个路人，泄漏了秘密。他认为，那个可怜的家伙肯定会被吓得魂飞魄散。也许他希望与执法者擦肩而过，向他们借个火儿，或问个路，他们脸对脸，相互接触，向他们致谢，而他们仍然被蒙在鼓里。也许他需要以这种刺激的冒险使自己沉着冷静下来。因为毫无危险地呆在反锁的屋里，进行周密的思考是一码事，而走出去，在每双眼睛的监视下，在人人都是一种威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又是另一码事。运动员要先热身，罪犯也要做些类似的活动……。
巴炽就是喜欢冒险的人，他是一个最危险的凶犯。这家伙本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将军，或一位杰出的公司法律顾问，与其同行一样。他正色告诉柯里，他曾不只一次地给同伙提供公平的机遇，他不是懦夫、小偷，更非叛徒。他只是与整个社会为敌，如此而已。因为无人匹敌，他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是情有可原的。像电影明星一样，他为自己有追随者而得意，狂热崇拜者，他有成千上万名，他时常有些出格的举动，只要能够证明自己的才干。当然也为取悦他们，干吗不呢？也能从中取乐。
他不是特别嗜杀，尽管他也并不以为然，他最喜欢碰到一个软弱的家伙，可以轻而易举地了事。
他们总是自以为绝顶聪明！
柯里仍激动得发抖，他恐惧、痛苦、崇拜，天知道还有什么。他不肯多说了，只是让我们看报。这准会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即使对我们，他也拒绝透露真相。
他仍感到害怕‘，如醉如痴的。“他的眼睛！”他反复说，“让我觉得手脚冰凉。”
“可你是在夜里遇到他的。”
“不这打紧，他那目光像燃烧的煤一样，烁烁放光。”
“难道不是你的幻想？因为你知道他是个杀手。”
“绝对不是！我忘不了那双眼睛，它们会纠缠我，一直到死。”他浑身打战。
“柯里，你真的认为，”莫娜问，“一个罪犯的眼睛与众不同？”
“当然，”柯里说，“他们一切都与众不同，不光是眼睛。当一个人性格改变时，目光也会变，你不这样认为吗？他们具有‘其它’性格，我是说，他们并非其本身。不是稍逊，就是略胜，我也搞不清，我只能说，他们是异类。即使在他告诉我他的身份之前，我就猜到了，这就像感受到另一个世界的震动。他的嗓音不似任何我认识的人。当他与我握手时，我就像触电一般。我告诉你们，我惊呆了——我是说，一种身体遭电击的感觉。我当即就想跑开，但那双眼睛把我钉在地上，我寸步难移，连一根手指也抬不起来……我终于明白，遇见鬼是怎么回事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气味——我提过吗？不是硫磺，或者硫磺，更像是一种浓酸，也许他曾与化学品打过交道，但我认为不是这么回事，而是与生俱来的……。”
“如果你再遇见他，会不会认出他呢？”
令我惊讶的是，柯里顿住了，他似乎有些迷茫。
“直说吧，”他犹犹豫豫地回答：“我认不出，他个性虽强，但也有一种可以把自己从别人意识中消除的力量，这似乎难以置信？我换个说法（在此，我大为吃惊，因为柯里的确大有长进），设想就在此处，圣。佛朗西斯今夜出现在你面前，对你说法语，而明后天，你还会记得他的相貌吗？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出现给你的印象如此强烈，以至于抹掉了有关其特征的所有记忆？也许你从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我这样想是因为我认为人有时会幻想，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但当一个人讲述其经历时，我能记得她的表情。我知道她懂得更深层次的东西。当有人从天而降，他会带来一种天堂的东西——令人目眩，不过我就是这么想的……。巴炽给我相似的感觉，只是我知道他并非来自天堂，不论他从何处来，这种耀眼的光芒围绕着他。
你得能感觉到，这很可怕！“他又顿住了，脸色缓和了许多。”听着，是你让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你很清楚你是被拽进一个绝对邪恶的世界，他笔下的一些人物似乎居住在一个我们未知的世界。我不能把它称作地狱，比这更糟，比地狱更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无一实物可以描述，你可以从他们的反应中体味到，他们的一切都不可预测。直到他写出来，我们才知道有这种人，这让我想起——对他来说，凶犯、白痴、圣人都相差无几，对吧？你怎么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思是，我们属同类！什么是邪恶的？什么是神圣的？也许你知……我不知道。“
“柯里，你真令我惊讶，”我说，“真的。”
“现在，你认为我非常与众不同了？”
“与众不同？不，不是的，是更成熟了。”
“这有什么，人总不能一辈子都长不大吧。”
“这倒也是……柯里，老实告诉我，如果不会受惩罚，你是不是会成为罪犯？”
“有可能。”他答，稍微低下头。
“你喜欢冒险，是吗？”
他点点头。
“若有别人阻止，你会毫不犹豫？”
“我想是的。”他笑了，相当古怪。
“你还在恨你的继父？”
没容他回答，我又说，“如果能逃脱惩罚，你会杀了他？”
“没错！”柯里答道，“我会像杀一条狗一样。”
“为什么？你知道吗？想一想，不必立刻回答我。”
“根本不用考虑，”他叫道，“我很清楚，我想杀他，因为他偷走了我妈的爱，就这么简单。”
“对你来说，这是不是有点儿可笑？”
“即使这样，我也根本不在乎，这是事实，我忘不了，而且，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你要知道他才是罪犯。”
“也许是对的，柯里，但法律上不成立。”
“谁在乎法律？而且还有其它的法律——更至关重要，我们并非依法规生活。”
“没错！”
“我在为世界做件好事。”他激动地说，“他的死绝对可以净化空气。他是个废物，一直如此，我很荣幸可以除掉他及其同类。如果我们有一个明智的社会，我就会这么干。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罪犯被视为英雄，书籍与其它东西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作者能有此种想法，为什么我、其他人就不能？我真的很苦闷，不是假的……”
“你敢肯定，柯里？”这回是莫娜在问。
“绝对肯定。”他答。
“但若你是书中的一个主人公，”我说，“重要的是你，而不是你的继父。一个弑父者——在书中——并不会因此成为英雄。重要的是他的行为方式，他面对困难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任何人都可能犯罪，但其中有些人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以致这些行为者不再被人们认定是罪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柯里说，“但我不在乎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微妙之处，那是文学！
我老实告诉你，我一直恨他厚颜无耻。如果可能，我会杀了他，一点儿也不后悔。“
“我发现一个很大的区别……”莫娜说。
“你指什么？”他插进来。
“你与书中英雄人物的差别。”
“我不想当英雄！”
“我知道，”莫娜很温和。“但你确实想做一个真正的人，是不是？如果你一直这样想下去，天知道，也许将来你的愿望会实现，那又怎样？”
“那么，我会很高兴，不，不是高兴，是解脱。”
“你是说，就因为他不再碍事了？”
“不！是因为我把他干掉了，这不一样。”
我觉得有必要插话了，“你瞧，柯里，莫娜跑题了，我想我明白她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罪犯与一个犯同样罪的书中英雄，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不在乎他是否可以逃避惩罚，他不在乎以后会发生的事，他只是必须实现他的目标。”
“这只能说明，”柯里说，“我将永远不会成为英雄。”
“没人要你做英雄，但如果你看到两者的区别，你就会明白，你并不比你如此憎恨、鄙夷的那个人强多少。”
“即使这样，我也不在乎。”
“原谅他吧，他可能会安详地死去，他可能会死在阳光明媚的加州，一个农场上。”
“也许正好相反——你怎么知道？”
“也许是，也许不是。”
那天晚上，在柯里离开以前，他说出一条令我们非常震惊的消息，托尼。莫利尔自杀了。他为朋友们举办了一个聚会，而自己却在浴室里上吊了。他们看到，他叼着烟斗，嘴角还挂着一丝冷笑，没人知晓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从不缺钱，而且深爱同居的那个美丽的爪哇姑娘，有人认为他是百无聊赖，果真如此的话，这倒非常符合他的个性。
这消息给我的感觉很奇特，我总是想，真遗憾没能和他更密切地交往，他就是那种我可以自豪地称之为朋友的人，但我过于腼腆，没向他表示友好；他又大大咧咧，没注意到我的渴求。在他面前，我总是感到有些不安，更确切地说，像个小学生。我想做的每件事，他都已经做了……也许完全是下意识地，还有种异样的东西深深吸引了我：他的德国血统。他与我所认识的其他德国人迥然不同，认识他真是三生有幸。事实上，他并非地道的德国人，而是一个世界公民，正是施本格勒详细描述的那种“晚期城市居民”的完美典范。他并不扎根于德国的土地、德国血统和德国传统，而是那些末世，分为埃及、希腊、罗马、中国和印度的晚期城市居民。
他飘忽不定，四海为家——就是说只要哪里有文化和文明，他就在哪里。他会为意大利、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人和我们美国人而战，他不具有爱国精神，但很忠诚，毫不奇怪他在一所法国监狱（偶然）呆了六个月——而且过得很愉快。他喜欢法国人胜于德国人——或美国人。他喜欢愉快地交谈，如此而已。
所有这些方面，加上他的彬彬有礼，精明强干，很通世故，宽宏大量，都令我感到非常亲切，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具有这些品质。他们的性格各有千秋，但对于我来说太过熟悉。事实上，我的朋友们都与我非常相似，而我一生向往并一直在追求的是与我截然不同的朋友，每当我遇到这样一个人，也就同时发现缺少一种维持这种重要的关系所必需的吸引力，因此，没有一个人能成为比“可能”更进一步的朋友。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正像前面提到的，是一个冗长的梦，充满令人毛骨耸然的逃亡。在梦里，巴炽和托尼。莫利尔互易性格，我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与他们互相结盟，所以有时这种奇怪的令人困惑的联盟分裂出两个各异的人，但没有真切的托尼。莫利尔，也没有真切的巴炽，即使是分开，两者也是一个整体，这种双重角色令我痛苦不堪，我无法说出，也不能肯定，他或他们是敌是友。
这个令人不安的梦，大约是关于我们在一个奇怪的、完全陌生的城市作案。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就像苏比波、托诺巴和鲁得娄。我是副手，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因为我总是坏事，陷入困境。每一次失误都令我惴惴不安，惊恐万分。指令常常是支离破碎的，而我总是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把密码指令破译出来。当然，这一行动没成功。相反，我们不断地逃跑，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就像正在被猎捕的野兽。当我们被迫躲藏起来——在山洞、地下室、沼泽、矿井时——我们就打牌、掷骰子，赌注下得很大，我们写出欠条，或者用从银行抢来的赃款。这位巴炽一莫若全然不顾我的恳求，即使在公开场合也戴着单片眼镜。他讲土匪的黑话，搀杂着牛津俚语。即使在说明一件危险、复杂的事情时，他也总犯跑题的毛病，讲一些冗长的毫无意义的故事。跟着他真是苦不堪言。最后，我们三人被逼上了绝路，一帮警察将我们堵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似乎在西部），我们全被打死了，像野猪一样被击毙。等我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但我仍不敢相信，像腾云驾雾一般，我感到头晕眼花。
这就是梦的大概，我试图将它浓缩成一个情节详尽、地点明确的逃亡故事。我认为，追捕的部分，我写得很精彩，但是，逃亡及其插曲的那种突变、迷幻、若有若无的梦境的实质却难以变成清晰的叙述。我左右为难，然而这毕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使我敢于创作更富想象力的小说。也许凭着这种想象力，我早已取得成功了。
要不是我接到奥玛拉的电报，催我们去北卡罗来纳找他，那是另一个新兴不动产交易中心。像往常一样，他说他保留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他们在实现宣传目标上需要我。
我立即回电索取我们的路费，并询问我的工资情况，我收到的答复如下：一切不必担心，伙计，借钱买票。
莫娜立即作出了最坏的打算。她认为他一向如此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十分不可靠，他只是因为寂寞难耐，才给我们拍电报的。
我本能地为他辩护，结果自己热情高涨，尽管我对整桩事情兴趣不大，但也没有退路了。
“那么，”她问，“我们到哪儿去弄路费呢？”
我给难住了，不过只有一分钟，突然我有了一个好主意。“钱吗，好办，去找那天你在商店遇见的小同性恋，记得呢？那个抹坦西得香水的姑娘，就去找她。”
“荒唐透顶！”这是她的第一个反应。
“得了吧。”我说，“没准儿，她会因为你去找她而感激不尽呢！”
她继续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其实很显然，是她自己反对这个主意。不过，我敢肯定，到了明天，她就会改主意。
“我跟你说，”好像我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样，“我们今晚去看戏，你说怎么样？我们看点儿可乐的。”
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出去吃了饭，看了一个精彩的演出——回到家后，我们仍狂笑不已。事实上，我们笑过了头，以至于过了好几个小时才入睡。
第二天早上，正如我预料的，她已经去找她的同性小朋友了。借五十元，不费吹灰之力，她的麻烦是甩掉那个女孩的纠缠。
我建议。我们不乘火车，而靠搭便车。这样可以有些余款。“你不能指望奥玛拉，也许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你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莫娜说。
“我知道，可今天是今天，我宁愿谨慎从事。”
她已经完全默许了，并同意搭便车，这样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此外，有一个女子同行，搭车更容易些。
女房东对我们的突然决定感到有些意外，但当我解释说有人约我写书时，她显得似乎很和善，并祝我们好运。
告别时她紧抓住我的手，追问，“什么样的书？”
“关于柴洛基的印第安人。”我飞快地关上身后的门。
搭便车很顺利，可令我惊讶的是莫娜显得很失望。我们到达哈波尔渡口时，她感到非常厌恶——包括风景、城镇、路人、饭菜，一切的一切。
到达哈波尔渡口已是傍晚，我们坐在一块高高的岩石上，俯瞰风景。下面是珊那多和波冬马克。它之所以成为一块圣地，完全是因为约翰。布朗。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在此就义，然而，莫娜对此地的历史意义根本不感兴趣。她不否认景致壮丽，但感到万分荒凉，说实话，我有同感，只是原因不一样。我心潮起伏，却绝对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我噙着眼泪，读着托马斯。杰弗逊对这特殊地方的评价：镌刻在直立的碑上。杰弗逊话语庄严，而约翰。布朗及其坚定追随者的行动更是崇高、伟大。
“没有一个美国人，”梭罗说，“如此顽强地捍卫人性的尊严！”一个狂人？也许。
除了一个正直的人，谁还能和极少的几个人策划颠覆美利坚合众国稳固、保守的政府？荣耀属于约翰。布朗！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我相信金科玉律，先生，还有独立宣言，我认为它们本质相同。
我们不能忘记，夺取哈波尔渡口镇的起义者人数只有二十二名，其中十七名是白人。“少数正直的有识之士能推翻一个国王。”约翰。布朗说，有二十名追随者，他就坚信能在两年之内粉碎奴隶制度。“要想自由，必须斗争！”约翰。布朗微言大义。一个狂徒？也许，有人说：“大限一到人人必有一死。胆怯者生不逢时。”
若他果真是个狂徒，他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不是狂语？——“任何人都不能说我是在报复。我认为人无权自行报复，我心无此念。我的所作所为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因为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他不会妥协，也不会辩解。他富于幻想，正是这种伟大的幻想激励他的“疯狂”
举动。若约翰。布朗当了领袖，奴隶们如今会拥有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黑奴，还有白人奴隶，奴隶的奴隶，即机器的奴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他为敌人着想的强烈责任感，导致伟大的解放者悲惨的结局。（这才是他真正疯狂之处！）度过四十天的囚禁，在荒唐的审判中，他倒在法庭上，身上血迹斑斑，衣衫褴楼，他高昂着头，走向绞刑架，蒙布这眼，等待着（尽管他唯一的请求很快完成），而弗吉尼亚的英勇士兵们却在继续他们没完没了的愚蠢的流行演习。
那些记下他遗言的人询问如何帮助他，约翰。布朗回答：“请每年寄五毛钱给我住在纽约北埃尔巴的妻子。”当他走向自己的绞架时他一一同他的同志们握手道别，并祝福他们。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就是这样面对他的造物主……
通向南方的大门是哈波尔渡口。你通过旧的统治区进入南方。约翰。布朗侵入旧的统治区迈向了不朽的人生。“我确信没有人为的统治者。”他说。光荣！光荣永存！
一位与约翰。布朗同时代并且与他齐名的人是这样谈及约翰。布朗的：“他不可能接受与他同等地位的人的审判，因为这样的人并不存在。”阿门！哈利路亚！
愿他的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