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他们家里时，一条狗开始吠了。
“别叫，加林！”依沙贝尔夫人命令说。
“你好，依沙贝尔夫人，”我向她招呼。“多马斯先生怎么样？他已经出门了吗？”
那条狗走到我的身旁，低着头，发着模糊不清的呜呜声。一个声音从书房里叫道：“是你吗？阿索林？进来，进来。”
我走进了书房。多马斯先生正站在一个椅子上，两手伸向橱顶，橱顶上堆着八九个帽盒。多马斯先生从中取下一个来，接着便一个一个地都取了下来。
“我要在这上面找一顶帽子，”他解释说。
“可是这都是草帽呀。”我很注意地望着那些帽盒回答。
“是的，都是草帽；我在找一顶宽边的帽子，我记得它就在这里。”
“这些帽子都是你的吗？”我向他发问。
“是的，都是我的，我一生的历史就在这里。”他说。
“那么从前你想必也曾做过纨绔公子吧。”
“在那些年头，人们的确能够穿得非常讲究，”他说，“可是眼下却没有一个成衣匠会裁那样的衣服了。”
多马斯先生从一个帽盒里取出一顶宽边的草帽。“你看见这顶帽子了没有？”他问。“我曾戴它去赴支持卢麦的人们那年在喜剧院开的大会……”
他想了一会，便向我问道：“你还记得支持卢麦的人们在喜剧院开大会是在哪年吗，阿索林？”
“我不清楚，多马斯先生，我想大概是在一八九八年吧。”
“你敢背定吗？不是在巴塞罗纳博览会以前吗？”
提到博览会，多马斯先生从另一个盒子里取出一顶帽子。
“这就是我在巴塞罗纳大会中所戴的。”他说。
“家里有这么多的帽子，你为什么每次还要买新的呢？”
“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他回答。“我是很少到马德里去的。我每到那里去一次，总要买一顶帽子戴着回来。等到下次我去的时侯，式样又变了，于是我又不得不买一顶新的。”
多马斯先生从另一个帽盒里取出一顶帽子。“这一顶，”他把它拿到亮处说，“现在还可以戴。这是我上次为捷阿雷的大会买的……”
他想了一会：“你还记得捷阿雷的大会是在哪年吗？阿索林？”
“不十分记得，多马斯先生，但我想总在一九○○或一八九九这两年之间。”
“不对，不对！一定比那还要早。我那时所穿的上衣大概还在这里。”
多马斯先生打开一个衣橱，开始在那些上衣、裤子、大衣、背心中翻起来了。依沙贝尔夫人站在门口了。
“喂，多马斯，”她喊，“快晚了……”
多马斯先生转过身来，肩膀上搭着一件燕尾服。“来了，马上就来了！”多马斯先生喊。“人人都收拾好了吗？如果今天下午下大雨就糟了。”
多马斯先生匆忙地戴上一顶白帽子。我们走到甬道里。我们听见一阵丝绸的窸窣声。一阵极有节奏的鞋底声，一声轻微的咳嗽。幽尼达活泼而且兴奋地走出来了。披着一条白色的披肩，手里拿着些石竹花。
“妈！”幽尼达叫了依沙贝尔夫人一声，但又突然停住了，仿佛想不起要说什么话似的。幽尼达的脸好象一个蛋圆的、柔软的橄榄，呈现着一种古铜般的光辉——一种在黝黑的女人的皮肤上少见的，见了就使人惊异的古铜般的光辉。
幽尼达的两眼又大又黑，从它们里面闪耀出一股神秘之火，熊熊地一闪，接着便忽然熄灭。她的嘴唇是丰满而且红润的。她的两脚是纤小、细长、而且呈弓形，从高而窄的鞋底上现出柔和的曲线；薄薄的丝袜露出那淡红的皮肤。那挂在额角的细软如丝的黑发——再加上这一笔，她的画像就可以完成了——正和那琥珀色的皮肤配得非常调和。就是一个专画西班牙风物的画家都不能说画得不对。
“妈！”幽尼达又问，把石竹花拿给依沙贝尔夫人看。雷声沉闷而且遥远地响了。
“是打雷吗？”依沙贝尔夫人问。
“我想恐怕今天免不了要下大雨吧，”多马斯先生说。
幽尼达这时似乎已经有点不耐烦，有点神经质了，第三次问：“妈，我怎样戴这石竹花呀！”
“那位干事说，可以把它们佩在头发上和衣襟上，”依沙贝尔夫人微笑着回答。
“对了，对了！”幽尼达高兴地大笑了，她的胸前的曲线轻微地起落着。
“什么干事？”我问。
“《时装杂志》的干事。订户们有事可以问她，她答复她们提出的一切问题。”
“我给你看！”幽尼达说。伴随着一个迅速的动作，一阵丝绸的窸窣声，一阵有节奏的鞋底声，她跑了进去，接着不大工夫又手里拿着一本杂志跑回来。
“我们问她赴斗牛会时石竹花应该怎样戴。”依沙贝尔夫人告诉我说。
“她便答复说，”幽尼达接着说，“石竹花可以佩在头发上；但也可以系在衣襟上。这种石竹花多半是红的，但白的自然也可以用。这两种颜色可以形成一种很好看的对比。”
“我们接到了答复，”多马斯先生接着说，用他的手杖在地板上敲了几下。
天色渐黑了；雷又响起来了，巨响惊人。
“大雨来了。”多马斯先生断定说。
我们大家都愕然无声；我们从门口向那铅色的天空窥望。一辆四轮马车——一辆笨重的、旧式的、舒服的乡下四轮马车——在门口停住了。
“拉蒙，”多马斯先生唤那个赶车的仆人，”拉蒙，你看天气怎么样？我们今天下午会挨雨淋吗？”
拉蒙微笑着回答：“有点象吧，老爷！”
闪电急剧地闪着，雷发出可怕的轰隆声。大而密的雨点落了下来。在会场那边，人们都惊慌地跑，急忙撑起他们的伞。
（霞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