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斯先生用事实证明他无愧于他妻子对他能力的信任。他从安·伊莉莎那里了解到了她能讲出的全部有关霍赫米勒太太的情况,第二天晚上再来时,带着一小块纸头,上面有她的地址,下面是约翰尼(他们家的文书)用圆圆的大字写着的从摆渡回到她家所要经过的所有街道的名称。

安·伊莉莎一整夜躺着睡不着觉,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霍金斯先生给她指引的路线。他是个很和善的人,她知道他会陪她去霍博肯的,实际上从他羞怯的眼中她已经看出他正打定一半主意要提出陪她去——但鉴于这样的差事,她更愿独自前往。

因此,到了星期天,她早早出发,没费什么周折就到了摆渡口。自她上次去霍赫米勒太太家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她一踏上渡船,一阵四月的风便冷飕飕地猛击到她的脸上。乘客们在船舱里挤在一起。安·伊莉莎缩在舱里最不显眼的角落,在那件薄薄的黑色披风里发抖,这披风要是在七月穿又会显得太热。上了岸,她开始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一位慈祥的警察把她送上开往她要去的方向的车。于是像在梦里一样,她发现自己第二次踏上了去霍赫米勒太太家的路。她告诉了售票员她要去的那条街的名称,很快她便站在了离一家啤酒店不远的街角,迎面袭来一股刺骨的寒风。近一年前,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她备受过酷暑的折磨。等了好一阵子,一辆空车终于出现了,黄色的车身上闪耀着霍赫米勒太太的那个郊区的名字。一会儿工夫,安·伊莉莎便颠簸着穿过那一群群狭长的砖房。这些砖房孤零零地被隔离在空旷的场地上,就像大海当中庞大的珊瑚礁。车到达终点,她下了车,站了一会儿,想从记忆当中搜寻当时拉米先生是从哪个方向转的弯。她刚打算去问那个车夫,便发现他抖了抖他那瘦马背上的缰绳,那车,仍旧空着,缓缓朝霍博肯驶了回去。

安·伊莉莎一个人站在路边,开始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四顾寻找着一座覆盖在榆树枝叶底下的红色小房子。但周围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显得陌生而且凶险。几个面色阴沉的人没精打采地从她身边走过,偶尔投来好奇的一瞥。她想停下来跟他们打听,却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

最后一个淡黄色头发的男孩从一扇弹簧门中走了出来,像是偷着喝过酒的样子。安·伊莉莎试探着向他吐露自己的困境。一听说她愿付五分钱的报酬,他马上来了精神,愿意领她去霍赫米勒太太家。他们很快穿过石匠的工场,他走在前面,安·伊莉莎紧随其后。”

又转过了一个弯,他们便来到那所红房子前,安·伊莉莎给她的向导付过报酬后,便拉开大门上的门闩,走向屋门。她的心狂跳不已,她不得不靠在门框上让抽动的嘴唇平静下来,直到这一刻她才知道对霍赫米勒太太说起伊芙林娜,她将会受到多大的屈辱。这种不安稍稍平息下来后,她开始注意到这房屋的外观已经变化了许多。冬天把榆树剥得一丝不挂,把花墙也涂得漆黑一团。这房子也显得破破烂烂,像好久没人住过一样。窗玻璃又脏又破,百叶窗的残片在已松动的绞链上凄凄凉凉地晃着。

她按了好几次门铃门才打开。一个爱尔兰妇女,头上包着块披巾,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出现在门槛上,安·伊莉莎往她身后扫了一眼,发现窄窄的走廊里霍赫米勒太太整洁的住所不见了,里面跟外面一样破烂不堪。

安·伊莉莎刚提了一下霍赫米勒太太的名字,那女人便瞪着眼睛问道:“啥太太?你说啥太太?”

“霍赫米勒太太,这想必是她的房于?”

“不,这不是。”这女人说着便转过身去。

“哎,请等一下。”安·伊莉莎请求着。“我不会弄错的。我是说霍赫米勒太太,她是洗衣服的,我去年六月来看过她。”

“噢,是那个荷兰洗衣妇——她过去住这儿,两个多月以前就搬走了。现在住这儿的是麦克·麦克纳蒂。嘘!”她对着那个张嘴要哭的孩子喊道。

安·伊莉莎的膝头顿时软了。“霍赫米勒太太搬走了?可她搬哪儿去了?她肯定就在这附近啥地方。你能告诉我吗?”

“我当然不能,”那女人说。“她在我们来之前就走了。”

“戴利亚。乔治娜,你把孩子抱进来,别冻着他,行吗?”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在里面喊叫着。

“请等等——哎,请等等,”安·伊莉莎继续说,“你知道我必须找到霍赫米勒太太。”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她呢?”那女人转过身,砰地一声把门摔上了。

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台阶上,被如此巨大的失望搞得晕头转向,直到屋里爆出一阵吵闹声才把她撵下台阶,出了大门。

到了这个时候,她仍然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在路上她停下来,回头看着那房子,希望霍赫米勒太太一度令她讨厌的脸会出现在某一扇肮脏的窗户里。

她被一阵冰冷的寒风唤醒,那风像是从这荒凉的景观中突然吹起来的,像穿过薄纱一样穿过她单薄的衣服;她转过身,开始顺原路返回。她想到附近的人家去打听霍赫米勒太太的下落,可那房子一个个都面目狰狞,她定不下来到底该去按谁家的门铃,就这样,她便继续往前走了。她刚到车站,一辆车便马上离开向霍博肯驶去,于是她不得不在街角刺骨的寒风中等了近一个小时;等到那辆车好不容易终于义出现时,她的手脚早已冻得僵硬。她想在去渡口的路上停下来吃点东西,可还没有到达午餐食堂区,她已经感到恶心,头晕,因此一想到食物便更觉得想吐。她终于踏上了渡船,船舱里尽管拥挤不堪,令人窒息,可毕竟暖和了许多。接下来又是站在街角,冻得发抖的一阵等待,之后便坐上了一辆散发着烟草和湿稻草气味的市内车,颠簸了好一阵,才在这个早春寒冷的黄昏时分,打开了自家的门,摸索着穿过店铺走向她没有生火的卧室。

第二天早上,霍金斯夫人顺道来看看安·伊莉莎寻访的结果,发现她坐在柜台后,身上裹着一件旧披风。

“哎呀,班纳小姐,你病了!你肯定是发烧了——看你脸红成这样子,肯定是发烧了。”

“不要紧。大概是我昨天在渡船上感冒了,”安·伊莉莎承认道。

“这地方真像个地窖!”霍金斯夫人指责她说,“让我摸摸你的手——很烫。班纳小姐,你得马上躺到床上去,马上。”

“我不能,霍金斯夫人。”安·伊莉莎试着笑了一下,可一点笑的气力都没有。“你忘了,这店除了我是没有人照看的。”

“我想,如果你不当心,你也照看不了多久,”霍金斯夫人一脸严肃地接过话头,她温和的外表底下是一种对疾病和死亡的病态的热情,因此看着安·伊莉莎一副痛苦的神色,她平时那种冷漠顿时消失殆尽。“而且也没几个人到你的店里来呀,”她带着一种不自觉的残酷口气继续说,“我这就上楼看看梅林斯小姐能不能让哪个姑娘抽空下来。”

安·伊莉莎这时候已太虚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只好让霍金斯夫人扶她到床上,又替她在炉子上烧了一杯茶。这时那位热心肠的、而且总是有求必应的梅林斯小姐,把她那位近视眼女孩派下来暂时应付可能会来的顾客。

安一伊莉莎到这地步,放弃了她一贯的自主,陷入一种突然的冷漠当中。在她的记忆中,这是她第一次被别人照顾而不是去照顾别人,在这种不得不受人支配的状态中,她得到了暂时的放松。她像个听话的孩子那样吞咽着茶水,让一块膏药敷在她疼痛的胸前。当她们在她早已不用的壁炉中又点起火来时,她也不表示异议,但当霍金斯夫人俯身去“安顿”她的枕头时,她用胳膊支起自己的身子,小声说:“霍金斯夫人,霍赫米勒太太不住那儿了。”说着泪水便从她面颊上滚落下来。

“她不住那儿?她搬家了?”

“两个多月前就已经——他们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哎,我该咋办哪,霍金斯夫人?”

“好了,好了,班纳小姐,你好好躺着别发愁。等霍金斯先生一回家我马上问他。”

安·伊莉莎小声嘟哝着她的谢意,霍金斯夫人俯身吻了她的额头。“你别发愁,”她重复道。那宽慰的口气,就像是跟自己的孩子说话一样。

安·伊莉莎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由她的两位邻居悉心照料着,这阵子那个近视眼女孩和那个曾帮着为伊芙林娜做结婚礼服的面色苍白的裁缝两人轮流着照看店铺。每天早上,她的朋友出现时,安·伊莉莎总是要抬起头来问一声:“有信吗?”在她们轻声的否定后,又陷入了沉默。霍金斯夫人有好几天不再提及她曾允诺要让她丈夫找到霍赫米勒太太的最好方法;她担心会让安·伊莉莎再一次失望,因此尽量不让她想起这个话题。

第二个星期天的晚上,她总算能靠在摇椅上坐到火炉旁边,梅林斯小姐在灯下研究着《警事新闻》,突然随着一阵敲门声,霍金斯先生走了进来。

安·伊莉莎看了一眼他那张平和友善的面孔,便知道他有消息要告诉她。虽然她不再想对梅林斯小姐掩饰她的焦虑,但是她的嘴唇还是抖得很厉害,一时竟说不出活来。

“晚上好,班纳小姐,”霍金斯先生声音拖得长长地说。“我去过霍博肯,四处寻找过霍赫米勒太太。”

“霍金斯先生——您找过了?”

“我找得很仔细,但很抱歉这没用。她已离开了霍博肯——彻底搬走了,似乎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真辛苦您了,霍金斯先生。”在一阵模模糊糊的低语中,安·伊莉莎的声音在吞噬一切的失望大潮中挣扎而起。

霍金斯先生为自己带来这样的坏消息深感尴尬,站在她面前不知干什么好;后来,他转过身走了出去。“没什么辛苦的。”他临出门又停了下来,劝慰她说。

她想再说些什么,想留住他,想让他给出个主意,但那些话便在她喉咙里,她就又一声不吭地靠回椅背上了。

第二天她早早起来,用抽搐的手指穿戴齐备。她等到那个近视眼女孩一出现,把照看商店的事情向她做了仔细的交待后,就很快上街去了。昨晚上她在睡不着觉的时候突然想到,她可以到蒂法尼公司去打听拉米先生过去的情况。或许通过这种办法她能弄到一些有关伊芙林娜的线索。她很内疚地意识到霍金斯夫人和梅林斯小姐对她冒险出门肯定会很生气的,但她知道除非她得到伊芙林娜的消息,否则她是不会有所好转的。

早晨的空气冷得刺骨,当她转过身迎着风时,感觉身体非常虚弱,站立不稳。她甚至没有把握,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到联邦广场。她慢慢地迈着脚步,而且时不时在没人注意时停下来站着休息一会,就这样,她终于来到了蒂法尼珠宝店的大玻璃门前面。

时间尚早,店中没有一个顾客。当她在一排排明晃晃地闪着亮光的钻石和金银首饰陈列柜当中向前走动时,她感到有无数双闲散的眼睛盯着她。

她四面看着,希望能够发现钟表部而不必去接近那几位在空荡荡的走廊中踱步的威严的绅士。可事与愿违,她已经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是这店里看上去最威严的人之一。

他带着难以对付的善意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忙,这使得她一下子手忙脚乱,无力解释得清楚。在一阵慌乱的胡言乱语之后,她终于道出了她的请求;她想知道钟表部在哪个方向。

那绅士著有所思地打量着她。“请问您想要哪一类钟表?是做为结婚礼物,还是——?”

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错觉使安·伊莉莎的血管中突然有了力量。“我什么表也不买,我要见那个部的头儿。”

“卢米斯先生?”他先是仔细地打量了她一番,然后装出一副对她提出的问题不屑一顾的神态,说:“当然可以。乘电梯到二楼。到了第一个过道向左拐。”他的手一挥,她便走进了那条没有尽头的陈列柜的夹道中了。

安·伊莉莎沿着他高贵的手势所指给她的线路走下去,然后电梯呼地一下就把她带到一个大厅中,里面充满了上千座钟表一起发出的吱吱声和嗡嗡声。不管向哪个方向看去,投入她视线的都是一长串没有穷尽的闪光点。各种大小;各种声音的钟表,有可供门厅悬挂的、能发出铃声的巨钟,也有梳妆台上摆设的、可发出鸟鸣的玩具钟;有能发出教堂钟声的、红木黄铜制做的巨型座钟,也有各种大小、各种声音、各种形态的青铜钟、玻璃钟和陶瓷钟。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在这群钟表密集的行列之间,在抛光的过道地板上,来回走动着另外一些绅士模样的店员,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等待着营业开始。

马上,就有一位店员走了过来,安·伊莉莎又向他重复了一遍她的请求。他和颜悦色地应承着:

“卢米斯先生?一直朝前走,顶头的办公室里。”他指着一个用落地玻璃和高度抛光的镶板装起来的东西说。

在她向他道谢的时候,他转向他的一位同伴,说了些什么,她只听到卢米斯先生的名字,听话的人若有所悟地笑了笑。她怀疑自己被当成了寻开心的对象,就挺起了披风下瘦削的双肩。

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一个留灰色胡须的人坐在桌前。他和善地抬起头,她又一次说想见卢米斯先生。

“我就是卢米斯先生。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跟其他人比起来,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虽然她猜得出他的地位比他们都高;他说话的口气让她壮了壮胆,便坐在他伸手指给她的那张椅子的边上。

“希望您能原谅我来打扰您,先生。我来想问问您能不能告诉我有关赫尔曼·拉米先生的一些事。他两三年前受雇于您,在这里的钟表部干过。”

从卢米斯先生表情看,他一时想不起这么个名字。

“拉米?他什么时候被解雇的?”

“我不太清楚。他当时病得很厉害,等病好了,他的位子已经有人顶了。他去年十月和我妹妹结婚,他们去了圣路易斯,我有两个多月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了。我就这么一个妹妹,我为她担心都快发疯了。”

“原来这么回事,”卢米斯先生想了想后说。“拉米在这儿受聘的什么职务?”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一他——他对我们说是钟表部的一个负责人。”她结结巴巴地说,心头突然掠过一丝怀疑。

“这可能有点夸张。等我查一查我们的名册就可以告诉您。请再说一遍名字?”

“拉米——赫尔曼·拉米。”

接下来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只能听到卢米斯先生翻动名册时纸页的哗哗吉。不一会他查到了,他的手指放在两页之间。

“在这儿——赫尔曼·拉米。他曾是我们的一名普通工人,到去年六月为止离开我们已有三年半了。”

“因为生病?”安·伊莉莎的声音在发抖。

卢米斯先生看上去有点犹豫;然后他说:“我没有发现提到疾病的事。”安·伊莉莎感到他充满同情的眼光又落到她身上。“也许我该告诉您真相,他是因为吸毒而被解雇的。他是个能干的工人,可我们没法让他不吸毒。我很抱歉告诉您这些,但这似乎更好一些,因为您说过您为您妹妹担心。”

办公室抛光的墙面从安·伊莉莎眼中消失,无数钟表的嘀嗒声在她耳畔像是风暴中海浪的咆哮。她张开嘴可一句话也说不出,她想站起来,可地板从她脚下消失了。

“我非常抱歉。”卢米斯先生重复着,合上了名册。“现在我完全想起那人来了。他经常时不时地消失,再回来时,那副样子让他好几天什么也干不成。”

安·伊莉莎一边听着,一边回忆起那天她发现拉米先生在他的柜台后面那一副凄凉沮丧的模样。她又看到那双抬起来看着她、却朦朦胧胧,连她也认不出的眼睛,他的店里那层覆盖一切的灰尘,以及那座摆在窗台上,样子像一条爪子按在书上的纽芬兰狗的绿色青铜座钟。她慢慢地站了起来。

“谢谢您。很抱歉打扰您了。”

“没什么,您说拉米去年十月和您妹妹结婚了?”

“是的,先生,而且他们结婚后就马上去了圣路易斯,我不知道怎样能找到她。我还以为这地方谁或许会知道点他的事。”

“嗯,可能有些工人会知道。给我留下您的名字,我要是有他的下落会给您带信去的。”

他递给她一支铅笔,她写下她的地址,然后便茫茫然地从无数的钟表之间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