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积极参与调查的克(莱曼蒂娜)认真思考一番后，决定对警官的报告还是改用间接引语，不直接引用原文为好。这样一来，文体当然会有所改变，就丢掉了一些精彩的细节(如一位身穿汗衫、胸口上的毛多得“像毛皮”的先生与那位头上带着卷发夹的女士一起出现，还有一个分期付款收款员，一只“嗷嗷悲鸣的狗”———他们都成了一种偶像破坏的牺牲品，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其实他们是他的不抵抗主义的牺牲品)。至于他是抗效还是拒绝抵抗，可以暂且不论。克大笔一挥，把她认为多余的一切都删去了，毫无顾忌地使用她如此熟悉的红铅笔，剩下来的只是“要点”(克语)。
一、几天前，警长迪特尔维尔芬驾驶巡逻车停在城南陵园门前的时候，跟他打招呼的名叫克特茨维费勒的妇女，请他派人破门进入努格海默街五号伊尔泽克施默尔太太的住宅。问她为什么要坚持这么认为，茨太太说，她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准确地说:二十五年!)———她承认，这二十五年当然并非光是进行调查———克雷默尔太太的地址被她打听到，抽空前去登门拜访，并带给她一个重要消息。
茨太太在她二十五岁的儿子海因里希茨维费勒陪伴下，一起务农。他们前来是想要告诉克太太，她一九四四年底死去的儿子埃里希生前曾在齐默拉特和科默沙伊特之间的一个村庄里企图投奔美国人，当时德国人和美国人都朝他开枪，他跑到茨维费勒家的农舍里寻求找到一处藏身之处，在那里待了好多天。埃里希克和她(克特茨维费勒)发生了肉体关系，当时她十九岁，他十七岁。他们“海誓山盟”，“订了婚”，决定不离开房子，哪怕战斗十分激烈，甚至有生命危险。这幢房子位于“两条战线之间”。美国人逼近时，埃里希克企图将一块虽然有红色条纹但主要还是白色的擦碗布作为投降标记挂在门上，在这当口儿死了，因为德国国防军一名狙击手“一枪射中心脏”。她(茨太太)甚至看到了这名狙击手，他就“坐在战线中间”的一个高台上，枪口不是对准美国人，而是对准村子。这件事发生后，人村里再没人(“当时村里大约还有五个居民”)敢挂白旗了。茨太太说，她把死去的克拖进屋里，放在谷仓里，为他痛哭了一场，等到后来美国人占领了村庄，就亲手埋他入“圣地”。过了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如期”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生下一个儿子，给他取名海因里希。她的父母———她一九四四年年底一个人住在家里———自从疏散后再也没有回来，她也不知道他们的任何消息，据称他们失踪了，可能在“半路上”被炸弹炸死了。
作为一个私生子的母亲，她单独在小农庄上住着，使农庄又恢复了原来面貌，真不容易。但“时间治好了创伤”，她把儿子拉扯大了，他上了学，学习不错，毕业后务农。有一点不管怎么说他胜过许多男孩:父亲的坟墓就在近处。她(茨太太)一九四八年就“已”(!!)设法寻找克太太，一九五二年后来又“已”(!!)试过第二次，后来这条心就死了。一九六○年(!!)又找了一次，也没有结果。不过那时她还不知道埃里希克也是私生子，他母亲的名字和职业她也不知道。直到大约半年前，承蒙一位肥料推销员帮忙热心打听，她才终于了解到了克太太的住址，但仍在犹豫，因为不知道“此事她会怎样对待”。最后在儿子的催促下，他们驱车进城，找到了克太太的住宅，可是反复多次长时间的敲门后还是没有人开门。向邻居打听(就是在这时那位带着卷发夹的女士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那只哀鸣的狗等等———这些全都成了一种类似礼拜仪式改革的傲慢的偶像破坏的牺牲品!!)，克太太据说不可能是出门去了，她也从来没有出过门。总之，她(茨太太)“感到情况不妙”。
二、维尔芬拿不定了主意。这是否属于“危险临头”的情况？这是对克太太的住宅破门而入的唯一合法可能。他和茨太太母子一道来到努格海默街五号，终于了解到克太太有一个星期不曾露面了。一个邻居(不是那位胸部长毛的先生，而是一个被大家叫做酒鬼的莱茵籍退休者，他提到克太太时总说“这个伊尔泽”———全被删掉了这些!)说到“听到她的鸟悲惨地叫了三天。”维尔芬决定叫人把门打开，倒不是因为他认为可以采用“危险临头”这条规定，仅仅是出于同情。幸亏邻居中有一个年轻人(这里竟用如此苍白无力的字眼，把一个有趣的人物一笔带过!此人有拉皮条、行凶伤人、溜门撬锁等前科，附近的居民都叫他“克吕克家的海因”，连警长迪特尔维尔芬也说他“长着一头乱蓬蓬、油腻腻的褐色长发，众所周知”)他以可疑的熟练手法打开门，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这一回我可是给警察干呀!”
三、克太太被发现衣着整齐地在她的厨房的长凳上死了。
她服用了大量安眠药。尸体尚未腐烂。她仅仅(!!———笔者)———显然用手指蘸着剩余的西红柿酱———在洗碗池上方的一面旧镜子上写了动词“想”的不同形式。“我不想再干了。过去我就不想干了。我早就不想”显而易见，写到这里西红柿酱用完了。那只死鸟———一只虎皮鹦鹉———在隔壁卧室的五斗柜下找到了。
四、迪特尔维尔芬承认，警方十分了解克太太的情况。
据K14(政治部)记载，她是共产党员，可是从一九三二年起就不再参加政治活动，尽管———这也是警方掌握的情况———曾有多次，特别是取缔德共后，有人登门要求她参加活动。(这里克莱曼蒂娜本来记下了“弗里茨”的全名，这一次笔者大笔一挥把它勾掉了。)
五、茨太太母子提出遗产继承的要求。迪特尔维将一个有六十七点五马克的存折和一只有十五点马克的钱包当场点清封存。唯一值点钱的东西是一台几乎全新的黑白电视机，上面有克太太贴的一张纸条:“已付清全部分期付款”，也封存起来了。一张镶有镜框的照片挂在厨房长登上，茨太太认出照片上是她孩子的父亲埃里希克。另一张照片“大概是埃里希的父亲。因为二人长得太像了”。在一只带有一家著名咖啡公司牌号、画着花卉的铁皮匣子里找到:“一只镶有一颗假红宝石的旧金戒指，一块几乎不值钱但完好无损的男式手表，几乎同样不值钱的。一枚红色战线战士同盟盟徽，签署人无法确定其价值。一张一九四四年发行的十马克纸币。当票是一九三七年的，当的是一条海狸皮领，当两个旧马克。另一张一九三六年的当票，当品为一只金戒指，当二点五旧马克。一本帐面清楚的房租收据簿。”没有发现值钱的食品储存，一听几乎满满的油(小听)、半瓶醋、一罐已开罐的牛奶、干硬的营养黑面包(五片)、一个铁盒里的可可(约有六十五至八十克)。半杯咖啡粉、糖、盐、少量土豆、大米，以及一袋未启封的鸟食。此外还有一包已打开的“土耳其风味牌”细烟斗丝和两本卷烟纸。一个名叫埃米尔左拉的人写的六本袖珍小说，已经破旧，不脏，大概值不了多少钱。一本《工人运动歌曲集》。全部家具被挤进来看热闹而被告诫不得乱动的邻居们鄙夷地称为“破烂”。在等待法医到来之后，房子按规定被加封。茨太太的继承遗产要求，已指点她向司法机关提出。
六、建议茨太太同(“弗里茨”)先生取得联系，也许此人能告诉她死者生平以及已故埃里希克的父亲的有趣细节。她予以拒绝。她说，她不想同任何共产党人发生任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