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尔滕施泰因家里的情况，犹如一九一七年十月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的几间侧屋内可能发生过的情形。在不同的房间里不同的委员会开会。洛蒂霍伊泽、赫特霍尼太太和朔尔斯多夫博士三人组成所谓财务委员会，研究莱尼的财政困难程度、抵押字据、收回房子的诉讼等等。在赫尔岑夫妇、土耳其人梅赫梅特和葡萄牙人平托的合作下，将许多信件等找到了，十分恶劣的是，莱尼连封口也不拆就把它们塞到床头柜抽屉里，后来抽屉容纳不下时就塞到床头柜下面一层。佩尔策被指派到这个三人委员会将类似总参谋长的角色担任了。席尔滕施泰因同汉斯赫尔岑、格龙奇以及被洛蒂用出租汽车接来的波加科夫一起研究“社会行动”问题。马范多尔恩担任后勤，负责准备夹心面包、土豆色拉、鸡蛋和茶水了。正如同许多对茶炊外行的人一样，她也以为茶是用茶炊煮的。茶炊的功能波加科夫向她讲解了，这个大家伙，据席尔滕施泰因介绍，是一个不知名姓的人寄来送给他的，附有一张条子，上面用打字机打了一行字:“感谢您数千次演奏《莉莉玛莲》。知名不具。”马范多尔恩正如所有她这个年纪的家庭妇女一样，没有煮茶经验，几乎是在强制下才把她所准备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三倍。再者，她表现出色，一待后安排勤工作妥当，就拿笔者的上衣去，找了好半天，在洛蒂的帮助下后来才在席尔滕施泰因的五斗柜里找到了针线，开始修补衣服上已知的令人痛心的伤口，里里外外，补得非常高明，而且不用戴眼镜，手法十分熟练，虽然她没有得过什么文凭，但实际上与内行的织补无异。
笔者走进了席尔滕施泰因的浴室，其面积之大、浴缸之大以及芳香化妆品之多，都使他心醉神迷。由于他没有来得及遮掩，被洛蒂发现了他的衬衣上的口子，甚至他还借了席尔滕施泰因一件衬衣，尽管胸围和领口尺寸不太合适，但还是挺舒服的。
席尔滕施泰因的住宅完全有资格称上合乎理想:老式房屋，三间屋子朝院子，其中一间摆着一架大钢琴、他的藏书和一张书桌；几乎可说第二间大极了(面积为七乘六，不过是按脚步而不是用皮尺测定的)，里面放着席尔滕施泰因的床、衣橱、五斗柜，散乱地放着一本本文件夹，把他发表的评论收集了；第三间是厨房，不太大，但也够用了。还有那间浴室，就其面积和设备而言，同任何新式房子的浴室相比都称得上华丽，如果不说是豪华的话。窗户开着，院子里看得见有树，至少有八十年树龄，围墙上爬满长春藤。就在笔者延长洗澡时间的时候，隔壁房间里突然肃静下来，原来这是席尔滕施泰因使劲地嘘了一声造成的原来这是。这时发生的事情暂时岔开了笔者对克莱曼蒂娜的思念，或者不如说大大地、堪称痛苦地把这种思念加深了。发生了奇妙的事情:一个女人在唱歌———这只能是莱尼。凡是对年轻美丽的莉洛费一无所知的人，下面这几句歌词也许最好不要读。不过，凡是对美丽的莉洛费有一点想象力的人，我们都可以告诉他们:只有她才能这样唱。那是一个少女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却像乐器的演奏。她对着静悄悄的院子，对着敞开的窗口唱什么呢？
我给歌做了一件外套缀满了绵绣珠宝；从古老神话中取来，从头到脚一整套；它被傻扑们抓住了，披上身在世间招摇，仿佛是他们所织造的。歌，让他们拿去吧，将身子赤露着走路更有劲，更自豪。
从存在主义观点来看把这些歌词送进院子的那个声音———四十多年前也许就对院子唱过，但人们没有听到或充耳不闻———竟使笔者好不容易才忍住T，然而由于他问为什么自己要忍住，因此最后就让它不受阻拦地夺眶而出了。是啊，他忍不住W了，但感到G，由于好不容易才克制住文学方面的盘算，他突然对他所了解到的莱尼藏书情况产生了怀疑，人们是否认真仔细地寻找过呢？是否翻箱倒柜了呢？也许漏掉了莱尼母亲的几本藏书吧？也许少说了一个作者，因为担心说错他的名字而感到难为情吧？在莱尼的藏书中毫无疑问还有珍宝尚待发掘，还有被埋没的宝藏，这些她母亲年轻时就已经熟悉了，早在一九一四年、至迟在一九一六年。
财务委员会还没有把问题搞清楚，而社会行动委员会却已弄明白，定于明天早晨七点半左右开始执行强制的措施，而那时可能制止这一行动的部门才刚刚开门。要赶在当天夜里争取到停止执行是不可能的———席尔滕施泰因为此事打电话找过好几个律师甚至检察官，结果是全无结果的。因此，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争取时间，这是一个几乎难以解决的问题:怎样才能把强制搬家的时间拖延到九点半钟左右？抽空给社会行动委员会佩尔策抽空出主意，把关系打通，打电话给他在“万年青”狂欢节俱乐部认识的几个搬运商、执达员，由于他也是———直到大家这时才知道———一个男子歌咏团的团员，“歌咏团里有许多法学家之类的人”，他至少已弄清楚，用合法手段制止这一行动几乎是办不到的。他又去打电话，向一个他称为约普的人提出让汽车抛锚的可能性，并表示他———佩尔策———愿意“破费一笔钱”，可是，看来那个显然是受托搬运商的约普不肯上钩，因此佩尔策痛心地说:“他不信任我，不相信我的动机纯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不过，由于将汽车抛锚这个关键字眼提到了，波加科夫受到启发，想出了一个近乎天才的主意。莱夫不是垃圾车司机么？土耳其人卡亚顿奇和葡萄牙人平托不也是开垃圾车的司机么？这些垃圾车司机难道就不能对他们被监禁的同事及其母亲表示声援什么的吗？怎么———像顿奇一样土里土气的平托(由于财务委员会和社会行动委员会都用不着他，正在厨房里削着土豆皮，顿奇则照管茶炊，负责供应茶水)说———怎么———现在两人都说———作用，才能使单纯的声援起作用呢？他们难道要———这时语气变得伤心和轻蔑了———用资产阶级的空话(他们的说法不同:“言语，言语，光是中产者的言语”)表示声援，眼睁睁地同时看着十个人包括三个孩子被合法地强令迁出么？
波加科夫这时摇了摇头，吃力而痛苦地摆摆手叫大家安静下来，并说:当年他在明斯克上学时曾见过人们如何阻止反动派运走被捕的人。人们在运送前半小时，假报火警，当然要设法由可靠的同志驾驶消防车，然后让消防车在关人的学校前面相撞，连人行道甚至也堵塞，制造一起假撞车事故，这样就赢得了时间，把被捕的人———全都是被控开小差和武装哗变、有巨大生命危险的官兵———从后门救走了。由于平托和顿奇，还有席尔滕施泰因和匆忙赶来的朔尔斯多夫始终还没听明白，波加科夫就挑明了说。“垃圾车，”他说，“都是相当笨重的家伙，对马路交通本来就不很受用。它们到处引起了交通堵塞。如果现在有两辆或最好是三辆垃圾车在这儿的十字路口相撞，这一带市区至少有五小时无法通行，约普那家伙就无法开他的卡车能到离房子五百米的地方，由于他需要把车两次开进单行道才能驶到这栋房子前面，因此，根据我对德国人的了解，我们在他到达之前早就向当局将缓期执行手续办好了。但是，万一他真的买好了站台票，也就是说为执行一项紧急使命而获准使用单行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让两辆垃圾车在另一个街角上也相撞。”
席尔滕施泰因请大家考虑，他们都是外籍司机，制造这种事件少不了要吃苦头，是否考虑最好让德国司机来干。为此给了萨拉查一笔车费，派他去办此事；而波加科夫用朔尔斯多夫给他的一支铅笔和一张白纸画了一张地图，在赫尔岑的指点下把所有单行道都画了进去。大家得出了结论，就是以有两辆垃圾车相撞制造一场大混乱，使得约普的汽车停在离住宅约一公里的地方动弹不得。由于赫尔岑掌握了一些交通统计材料，而且身为道路工程局职员也对垃圾车的体积和吨位了如指掌，因此他和波加科夫一起绘制那张战略草图，得出这一结论:“只要一辆垃圾车撞在这根路灯柱或那棵树上，就差不多够了。”不过，最好是再有一辆垃圾车从后面撞上它。“这样警察调查以及种种事项就需要四至五小时。”
席尔滕施泰因接着拥抱波加科夫，问是否能为他满足一个愿望。波加科夫答道，几乎是他最后的、最大的愿望———因为他感到不舒服———是将《莉莉玛莲》再听一次。由于他以前不认识席尔滕施泰因，因此这说不上是什么恶意了，只不过是俄国人的某种天真而已。席尔滕施泰因脸色变得苍白，但仍然显示了绅士风度，立即走到钢琴前，弹起了《莉莉玛莲》———很可能是大约十五年来的第一次。他弹得一丝不苟。除了感动得潸然泪下的波加科夫以外，对这支曲子表示喜欢的还有土耳其人顿奇、佩尔策和格龙奇。洛蒂和赫特霍尼太太用手捂住了耳朵，马范多尔恩龇牙笑着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顿奇又说正经的，表示愿意将这次假事故承担，他已有八年安全行车的历史，市车队对他很满意，他可以出一次事故，不过他得改变或更换一条路线，这个需要请求一下，虽说有困难，但并非办不到。
财务委员会此刻已理出了眉目。“不过，”赫特霍尼太太说:“实话实说吧，情况不妙。霍伊泽家所有的东西被搜罗去了，把对别人的债务也都买下了，包括煤气和自来水帐在内。总额达———不必惊慌———六千零七十八马克三十芬尼。”这笔亏空顺便说一下，几乎和莱夫因被捕而少挣的工资完全相等，这证明莱尼完全能做到收支平衡。因此这里所需要的只是一笔借款，而不是有去无还的补助。她掏出自己的支票簿放在桌上，开了一张支票说:“先开一千二百，再多目前我也拿不出来。我在意大利长梗玫瑰上栽了大跟头。佩尔策，你是知道的，这是怎么回事。”佩尔策在掏出支票簿之前忍不住作了一番说教。他说:“她要是把房子卖给我，这些不愉快的事就不会有了，不过我出一千五，但愿，”———目光朝洛蒂一扫———“我不只是在别人需要钱的时候才不再成为贱民。”佩尔策的暗示洛蒂没有理睬。自己爱莫能助席，说自己已经破产，最多只能搞到一百马克了，席尔滕施泰因表示的令人信服；赫尔岑和朔尔斯多夫分别拿出三百和五百，赫尔岑还表示愿意提高房租，帮助将余下的债务还清了。这时朔尔斯多夫红着脸说，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承担其余部分，因为对普法伊弗太太的经济困境他虽说只是多多少少负有责任，但起因完全在他身上。他只不过有一个恶习，一直使他手头不很宽裕:他专门收藏俄罗斯文学珍本，特别是手稿，他不久前刚购进几封他十分珍爱的托尔斯泰书简，不过他准备明天一早就去有关部门办理必要的手续，快马加鞭，依仗他的关系定能争取到宽限，特别是他如果凭他的薪水借到一笔钱———明天银行一开门他就去办理———带着全部现金到有关部门去的话。再说，先付一半肯定就够了，在中午以前其余的他答应付清。他毕竟是公务员，以一丝不苟著称，而且战后他在好几次谈话中表示愿向莱尼的父亲作也个人赔偿，但却遭到了拒绝，现在他总算有机会弥补他的语言学罪孽了，当初他认识到这种罪孽的政治分量时已经太晚了。看看朔尔斯多夫的那副样子，学者，他完全是一个，酷似叔本华———他声音中的T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妇士们，先生们，我需要至少两个钟头的时间。垃圾车行动我不赞成，我接受它作为最后的办法并将缄口不语，虽然这与我的公务员誓言相抵触。我向你们保证，朋友我也有，有办法，我参加工作将近三十年，这工作不符合我的爱好，显然并不违背我的才能，一直没有出过差错，在工作过程中结识了一些身居高位的朋友，他们会加速下令停止执行。只是，你们得给我时间。”
波加科夫这时已同顿奇一起仔细研究了市区地图，认为走弯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制造一次假帮障，必要时在一条清静的支路上堵塞交通。不管怎样，大家都答应给朔尔斯多夫他所要求的时间大家答应。席尔滕施泰因刚要开口讲话，就又使劲地“嘘，嘘”两声把自己的话打断了———莱尼又唱起来。
像你的身体一样丰满葡萄熟了满山冈的金色远处的池塘粼粼闪亮田野上镰刀嚓嚓作响
起初是一片近乎庄严肃穆的寂静了，但是被洛蒂的吃吃冷笑声打破了。后来佩尔策评论道:“果然不错，他的孩子，她确实怀了。”似乎想证明，即使是高尚的诗歌也具有大众化的通俗价值。
离开洋溢着节日气氛的这一群人之前，笔者第一次改变了中立态度，向莱尼基金捐助了一小笔款子。
笔者次日上午十点半左右，就通过朔尔斯多夫获悉，争取推迟执行的行动成功了。再过一天，在一家地方报纸上他读到了题为《一定是外国人吗？》的如下报道:
昨天早晨不到七点钟，由一葡萄牙人驾驶、当时本应在布鲁克纳街三公里以西执行任务的垃圾车，同由一土耳其人驾驶、本应在克雷克曼街五公里以东执行任务的另一辆垃圾车在奥尔登堡街和比策拉特街交叉路口相撞。此系有意破坏、事出偶然、有争议的垃圾事件的重演还是其他什么？还有一辆由一德国人驾驶的垃圾车无视单行道路标，也驶入比策拉特街，撞在一根路灯柱上，这是怎么搞的？据本市享有盛名、曾为本市作出贡献的经济界人士向本报编辑部提供的消息，此系有计划的行动。因为说来奇怪，那名土耳其司机和葡萄牙司机，都在一栋经社会福利局和风纪警察部门同意昨日本应搬空的名声不佳的房屋里住着。传闻操神女生涯之某女士的“施主”以巨额“贷款”阻止搬迁。搬迁由于无法形容的交通混乱(见照片)而受到破坏。这两名外籍司机被本国大使馆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分子，对他们也许应将认真进行审查。近来不是经常听说外国人干拉皮条的营生吗？我们再次提出———犹如老生常谈———这个问题:一定是外国人吗？显然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正在继续进行调查中。据推测，至今一个尚不知其姓名的人是这一行动的策划者，此人曾自称是“存在主义者”，以站不住脚的借口渗入了上述经济界人士之中，人们深信不疑地向他提供了某些情况。物质损失初步估计约为六千马克。至于长达数小时的交通混乱可能造成的生产损失，则很难估计。
笔者乘飞机，并非由于胆怯，而是由于思念———不，不是前往罗马，而是往法兰克福飞的，再乘火车去维尔茨堡。克莱曼蒂娜已被惩罚性地调到该处，因为在拉黑尔金茨堡问题上人们也怀疑她向笔者泄密。她———克莱曼蒂娜———现在已不再左思右想了，她已拿定主意摘下修女帽，充分显示她那紫铜色的头发。
这里也许还是应当说一句大实话:虽然笔者像某位大夫那样，努力“乘尘世的车、非尘世的马”，在他那曲折的道路上行走，但他只是一个凡人，从某些文学作品中他诚然听到了“与艾菲在波罗的海海滨的叹息声，他由于没有一个艾菲跟他一起去波的海，便心安理得地干脆和克莱曼蒂娜一起去———且说是———法伊茨希海姆，同她在那里讨论了存在主义问题。他不肯把她称作“他的人”。因为她不肯成为“他的人”；她具有一种明显的戴帽变态心理，将近十八年的帽子，是为我已经不戴了，不想再戴了，人们称为光明正大的求婚，她却认为是不光明正大的，顺便提一下，比在罗马那一刹那她的睫毛所显示的更长更软了，几十年来她一向早起，现在充分享受睡懒觉的乐趣，在床上用早餐，散步，午睡，滔滔不绝地谈(也不妨称之为反思或独白)自己害怕同笔者一起越过美因河北上的原因。自己在法伊茨赫希海姆之前的生活她不说。“假定我是个离了婚或死了男人的女人———我的婚姻情况我也不愿意向你谈。”四十一岁是她的实际年龄，真名叫卡罗拉，但她并不反对继续叫她克莱曼蒂娜。仔细观察，经过几次交谈后发现，她是个娇生惯养的人:不愁住，不愁穿，不愁无书看，不愁柴米油盐———她因此存在的恐惧，连下午喝一杯咖啡———可能也去施韦青根或宁芬堡喝———的花费也使她害怕，每次掏出钱包都使她心惊胆战。经常打电话同“北美因尼亚”———她这么叫它———的必要联系使她神经紧张，因为把她所听到的有关莱尼的一切都认为是虚构的。她从教团档案中了解的并不是莱尼本人；虽然她未能弄到和拜读那篇评论《O侯爵夫人》的有名文章，但有关它的形式和内容的书面证明从普鲁登齐娅修女那里得到了。每次提到拉黑尔金茨堡就使她神经紧张，笔者要求她和他一起去格尔塞伦采摘玫瑰花，像猫儿似的她左手往后一缩；她“不想知道什么奇迹”。这里也许可以点一下，她———不知不觉地———无视信仰和知识的区别，格尔赛伦肯定有希望成为一处温泉浴场，那里的水温为摄氏三十八度至三十九度，很理想。此外，正如从电话中获悉的，肯定朔尔斯多夫非常忙碌(据席尔滕施泰因所说)，已对上述那家报纸起诉，要求它收回“名声不佳的房屋”和“操神女生涯的女人”等字眼；说服法院相信“操神女生涯”这个好听的字眼应被看作是侮辱是唯一的困难。此外，洛蒂暂时住莱夫的房间，大概顿奇和基利奇这两个土耳其人会接过洛蒂的那套房间(倘若号称“欧亚混血儿的死对头”的房东同意的话)，莱尼和梅赫梅特因为已拿定主意组织家庭，暂时的说法是这样。因为梅赫梅特已经结过婚，但他是穆斯林，根据本国而非侨居国的法律可以娶第二个妻子，莱尼如果改信伊斯兰教，这并非毫不可能，因为《古兰经》也给圣母马利亚留下了一个位置。
采购问题在此期间也已获得解决，因为葡萄牙人的大孩子、信岁的曼埃拉可以将小面包买了。赫尔岑受到他上司“短暂的温和的压力”(均按席尔滕施泰因所说)。在此期间莱尼同“支援莱尼委员会”见了面，“又高兴又羞愧”地脸红起来(这大概是她一生中第四次———笔者)，一位妇科医生确诊她已怀孕了。现在她三天两头去就医院，“上上下下、前后左右”都检查到了，因为她想给孩子“将一个美好的家园准备”(根据席尔滕施泰因引述莱尼的原话)。内科、牙科、矫形科、泌尿科的检查结果都毫无问题。只有精神病科大夫提出一些保留，发现她的自信心受到损害，原因完全不明，还有由周围环境造成的巨大伤害，但认为只要莱夫出狱，全都可以治好这些。到那时她应该———“这一点要当作像医生开的药一样”(席尔滕施泰因引述精神病医生的话)———同梅赫梅特沙欣和莱夫尽量常手挽手公开去散步。令精神病医生以及席尔滕施泰因不解的是莱尼所做的噩梦，在梦中她显然梦见了一只耙、一块板、一个制图员和一个军官，尽管她是在梅赫梅特令人安心的怀抱里入睡的。这些———笔者可以证明这一说法过于简单化和完全不确切———被说成了是“寡妇变态心理”，也———同样不确切———归咎于莱尼当年怀莱夫和生莱夫时的环境。正如克莱曼蒂娜也知道的，这种噩梦同轰炸、墓穴、轰炸时的拥抱毫无关系。
笔者按照经过深思熟虑的分阶段计划，在美因茨、科布伦茨、安德纳赫三地先后稍作逗留，不慌不忙、一步一步地终于把克莱曼蒂娜拐带到了“北美因尼亚”。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游山玩水以及和人们会见，首先是拜会赫特霍尼太太，由于她的藏书、文明气氛和近似修女般的氛围，有教养的人也希望能够分享。会见是成功的，赫特霍尼太太结束时声音沙哑地悄悄说了一句“恭喜恭喜”(恭喜什么？———笔者)。B.H.T是下一个，他以其绝妙的葱头汤、出色的意大利色拉和烤肉而令人钦佩，迫不及待地听取了有关拉黑尔金茨堡、格尔塞伦等等的详细情况；由于他不爱看报，因此对此时肯定已平息的那件丑闻一无所知，临别时悄悄地说了一句“您真幸福”。对格龙奇、朔尔斯多夫和席尔滕施泰因的访问也都很成功:格龙奇是因为他“举止自然”，或许还因为古老陵园富有魅力的凄凉作用从来不会不起，朔尔斯多夫是因为他如今已是十足的翩翩君子:有谁能不为他倾倒呢？自从找到了为莱尼效劳的现实基础之后，他心情十分舒畅，此外他作为语言学家又是克莱曼蒂娜的同行，他们俩喝着茶，吃着蛋白杏仁小点心，很快就开始热烈地争论俄苏文化史上的一个时期，克称之为形式主义，朔尔斯多夫称之为结构主义。与此相比，席尔滕施泰因有点逊色，他过多地抱怨某些冒牌青年作曲家的阴谋诡计和瓦格纳音乐崇拜，还痛苦地看了一眼朝克，往院子里更加痛苦地瞅了一眼，并且坦率地抱怨自己从来不曾迷上过一个女人，自己也没有被一个女人迷上过。他诅咒钢琴和音乐，受虐狂突然发作，走到钢琴前，几乎像要自我毁灭地使劲弹奏了一曲《莉莉玛莲》，然后表示了歉意，无泪地抽噎着请求“让他带着他的痛苦一个人待着”。究竟这种痛苦是什么性质的，这一点在对佩尔策作少不了的拜访时弄清楚了。佩尔策在此期间———在法伊茨赫希海姆、施韦青根或宁芬堡逗留的大约五天中———很厉害的消瘦了；他太太夏娃也在场，她以懒洋洋但令人喜爱的忧郁神情端上咖啡和蛋糕，将几句不外是听天由命之类的话说了，身上穿着她那件沾满油彩的绘画罩衫显得不太真实，进行着悲伤的谈话———谈诸如博伊斯、阿尔特曼、“意味深长的无谓艺术”等话题，同时大量引用了一家严肃日报上的话———然后又回到她的画架前去，“失陪了，请原谅!”令人担心的是佩尔策的模样。他盯着克莱曼蒂娜看，好像在考虑把她当作“手中的麻雀”。当克莱曼蒂娜后来由于紧急和显而易见的原因(三点到六点之间，她在朔尔斯多夫家喝了四杯茶，在席尔滕施泰因家喝了三杯茶，在佩尔策家直到此刻已喝了两杯咖啡)出去一会儿的时候，佩尔策低声说:“起初他们以为是糖尿病，可我的血糖含量完全正常，其他方面也———没有问题。您可以相信我，您可以笑我，自己有一个灵魂，我是第一次觉察到了，而且这个灵魂有烦恼。我第一次体会到，不是随便哪个女人，而是只有一个女人能治好我的病，我真想把那个土耳其人掐死———究竟她看上了这个乡下佬什么呢？一身膻气和大蒜气叶，而且还比她小十岁，他有一个老婆和四个孩子，现在又给她搞了一个———我———帮帮我吧。”
对佩尔策笔者已产生相当大的好感，向他指出，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由第三者出面说合，根据经验是不会成功的，甚至会适得其反的。只能由失恋者单独去解决这种事。“可是，”佩尔策说，“我每天都给圣母烧十二支蜡烛，我———开诚布公地在男人之间说———到别的女人那里去将安慰寻求，却没有找到这种安慰，我酗酒、赌钱———但我只能说:什么也不行了。请便吧。”
佩尔策使人感动，如果这里说，那毫无讽刺的意思，何况他对自己的状况作了确切的说明:“恋爱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谈过，从来没有，我同卖淫的娘儿们胡搞过，是的，我经常逛窑子，至于我老婆，嗯，我过去很喜欢她，现在也喜欢她，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不能叫她痛苦———但我并没有爱过她。至于莱尼，嗯，自从第一次见到她，她，我就想得到，可老是有外国人给我插一杠子。从前我并没有爱上她，自从一星期前又见到她，我才爱上她她父亲的死根本不能赖我，我———我爱她———对一个女人我还没有说过这句话呢。”这时克莱曼蒂娜回来了，催着动身，虽不引人注目，但意思显而易见。她的评论不太客气，但至少是冷淡的和相当客观的:“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佩尔策病或席尔滕施泰因病。”
到托尔策姆-吕塞米希去远足可以一举两得:一直标榜自己是铁了心的山里人和巴伐利亚人的克莱曼蒂娜只是勉强承认在美因河以北也有讨人喜欢的人。这一次得以领略平原地区的美和魅力，也许使她感到有点美不胜收了。她承认还从未见过这样辽阔平坦的地方，这使她想起俄国，“如果我不知道这里方圆只有三四百公里，而俄国有数千公里的话，不过你不能不承认，它使人想起俄国”。她不同意“只有篱笆除外”的说法，也不同意对篱笆、树篱等界标的名称进行推敲，认为这太“书生气”；提到这些词的凯尔特族起源，她又认为“种族气味太浓”而加以拒绝，最后不过还是———尽管又是很勉强地———承认:“它有一种横向吸引力，而我们那里有一种竖向吸引力；在这儿，你总是有一种在水里游泳的感觉，在汽车上，在火车上可能也是如此，你会担心永远游不到岸的，或者这里究竟有没有岸？”指出肉眼能见的山麓小丘和艾费尔山余脉，仅仅博得她轻蔑的一笑。
相反，访问马尔娅范多尔恩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带奶油的李子蛋糕(评论:“这儿你们一有机会就吃掼奶油”)，马范多“理所应当”地现焙现磨的咖啡，令人垂涎欲滴，“好极了，我还是第一次喝真正的咖啡，什么叫咖啡，我现在才知道了”，等等，等等。还有:“你们也许是会享受的人。”告别时，马范多尔恩也有一句赠言:“晚了一点，但算不上太晚，上帝赐福于您。”接着又悄悄地，“她会教您的。”(红着脸更正，同样悄悄地，)“我的意思是，生活有点规律什么的。”随后眼泪盈眶，“我已经是一个老姑娘了，永远如此了”。
在老人院里波加科夫被说成“已迁走”，奇怪的是“新址不明”。一张条子是他唯一留下的:“不要派人找我，暂时谢绝，我会打招呼的。”可是四天过去了，也不见他打招呼。贝伦冬认为波加科夫又去“嫖女人”了，而基特金认为他可能是干“赤色间谍”活动去了，和蔼可亲的护士坦率地承认惦念波加科夫，坦然自若地并且声称，几乎这种情况每年春天都要发生。“一到这时他就要离开，只是越来越困难了，因为针，他是需要打的。但愿他得到温暖。”
虽然克莱曼蒂娜从形形色色的反映———有的激烈，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例如B.H.T.，不过他至少可以证实确有莱尼其人)———知道了莱尼的情况和对她的看法，但仍然一定要“见见本人，要闻得到、摸得着、看得见”。并非笔者毫无战战兢兢的心情，决定通过汉斯赫尔岑安排同莱尼的直接会晤的时机早已成熟。讲好只让洛蒂、梅赫梅特和“一个会使您吃惊的人”参加这次会晤，因为莱尼十分“紧张”。
“自从同梅赫梅特作了最初几次散步以后，“汉斯赫尔岑说，“她就十分激动，超过五个人在场就受不了。因此，我和我妻子也都不参加。使她特别烦躁的是有人堕入情网，以及与此相关的情爱期望或焦急心情，就连朔尔斯多夫也有所表现正如佩尔策和席尔滕施泰因两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由于克莱曼蒂娜酸溜溜地解释笔者的焦急不安心情，笔者就向她说明，他全部了解莱尼的情况，对她———克———则几乎一无所知，根据长期深入的调查甚至掌握了莱尼最秘密的私生活，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叛徒或知情人似的，而她———克———对他来说很亲近，莱尼虽说讨人喜欢，那对他很陌生。老实说，笔者庆幸有克莱曼蒂娜陪同，庆幸她有语言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好奇心，因为如果没有了她———他有了她，说到底得归功于莱尼和肠卜僧———他也一定会患上无法医治的席尔滕施泰因病或佩尔策病。
他的兴奋和期待幸而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分散了:是谁坐在长沙发上，靠在脸上泛起迷人红晕的洛蒂霍尔泽身旁，公然把她的小手抓着，尴尬得不是微笑而是龇牙咧嘴呢？原来是波加科夫!有一点毫无疑问的:他逃出来的那座老人院里的那位和蔼可亲的女护士用不着担心，温暖他得到了!洛蒂能给人温暖的话，如果有人怀疑过，那么在这里就不能不改变看法了。
还有那个土耳其人在座，出人意料、几乎使人失望的是，他的样子不像东方人:呆板，土里土气，还拘谨，穿一套蓝色西服，上过浆的衬衫，领带并不扎眼(枣红色)。他坐在那里，抓住莱尼的小手，姿态活像是一八八九年前后在人像摄影师刚装上底片的大照相机关坐着，被提醒不要动，等待摄影师捏一下橡皮球曝光似的。莱尼呢，嗯，笔者把目光转向她，在牢牢盯住她之前心里仍七上八下:要知道，在孜孜不倦的调查过程中，笔者只在街上匆匆见过她两次，从侧面欣赏过她那骄傲的步法，从来不曾面对面过，可是现在已无法回避了，必须正视现实。这里可以毫不夸大地简而言之:的确名不虚传!亏得有克在场，否则真有可能对梅赫梅特吃起醋来。不管怎样，总还有一点酸溜溜的味道，对她躺在他的怀里而不是笔者的怀里梦见耙、制图员和军官，感到遗憾的轻微痛苦。头发她剪了，染成银灰色，完全可以冒充是三十八岁；一对又亮又黑的眼珠，带着忧伤的神情；她的身高虽然据证实是一米七一，看上去却像有一米八五，尽管她那长腿同时证明，她坐着的时候并不美。她妩媚动人地给大家斟咖啡，洛蒂把蛋糕放到一个个碟子里，赫梅特则根据要求“一勺？两勺？三勺？”分必不可少的掼奶油。莱尼———变得更清楚这一点———不仅不爱说话、少言寡语，她简直是守口如瓶，而且脸上总是羞答答地带着“苦笑”。她满心喜欢、亲切友好地把克注视着，这使笔者感到骄傲和高兴。当克询问肠卜僧的情况时，她指了指挂在沙发上边墙上的画，确实这幅画很吸引人:不是彩色图，而是着了色的，一米五见方，而且———虽然没有完成———显得气度不凡，温情脉脉，难以形容。她这幅未完成的毕生之作不是几层，而是数得清的八层———大概六百万锥体细胞已画了三万，一亿杆细菌大概已画了八万左右———她没有取横截面，而是取水平位置，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平原，人们越过它向一个尚待形成的地平线前进。莱尼:“这就是她，她的视网膜的千分之一，也许是的，如果完成的话。”她变得几乎健谈了，又补充了一句，“我的恩师，我的挚友。”她在这次历时约五十三分钟的访问中，没有再说别的话，比较起来，梅赫梅特显得无幽默感，即使在分奶油时，他也用空着的一只手将莱尼的手抓住不放；莱尼斟咖啡时，他就紧紧抓住她一只手，叫她用另一只手斟。这种手拉手是具有传染性的，最后使得克也抓住笔者的手，好像是在给他号脉。显而易见:克深受感动。她那学究式的清高已经荡然无存，显然她听说过莱尼，但不相信确有其人，莱尼曾在教团档案中出现，可是真有这个人而且确实存在，使她很受感动的是这个。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并把她加速的脉博也传染到笔者身上。
是否不耐烦的读者已觉察到，这里出现了皆大欢喜的美满结局？手拉着手，成双成对，旧情———如洛蒂和波加科夫这一对———重叙，而其他人———如佩尔策、席尔滕施泰因和朔尔斯多夫———则又饥又渴，进展毫无。一个外表像勒恩山或中艾费尔山农民的土耳其人赢得了这位新娘。此人家里已经有了一个老婆和四个孩子，根据一夫多妻制的权利———这种权利他知道了，但从前一直未能行使———他毫不感到内疚，某个名叫苏莱卡的女人甚至有可能把事实如实地公开告知。同波加科夫和笔者相比，此人简直干净得令人生气，简直是一尘不染的:裤子烫得笔挺，系领带，是否此人极其喜欢上浆的衬衫，也许他认为在大喜的日子里理当如此穿着打扮？他一直还坐在那里，就好像那位戴着艺术家帽子和系着艺术家领带的假想摄影师———一八八九年前后在安卡拉或伊斯坦布尔某地生活的一名失意落魄的画家———手指一直还放在橡皮球上。一个抬高、推滚、倾倒垃圾桶的垃圾工，要同一个死过三个男人，将卡夫卡的作品读过了，能背诵荷尔德林的作品，是钢琴家、歌唱家、画家、情人，生过孩子并且又要生孩子，使一个毕生煞费苦心地钻研文学作品中现实问题的前修女的脉搏越跳越快的女人结成恩爱夫妻？
即使是伶牙俐齿的洛蒂也一声不吭，似乎她也感动、激动、震动了，她断断续续地谈到莱夫即将出狱和随之而来的住房问题，她的房东因为拒绝接受“土耳其垃圾车司机”，赫尔岑夫妇则由于格蕾特赫尔岑晚上在一间屋子里搞美容挣点“外快”，是腾不出一个房间了，而且也不能让“五个葡萄牙朋友挤在一间屋子里”，不过她想，她不能不同波加科夫———她毫不扭捏地称他为“我的普约特”———在莱尼身边留着，以便同她的儿子和公公“针锋相对”。“这只是延期，不是结束。”她愿同波加科夫去登记结婚，同她登记结婚他也愿意，但他无法证明自己是鳏夫或确已离婚。
最后莱尼还是开了腔，喃喃地说“玛格蕾特，玛格蕾特，可怜的玛格蕾特”，先是眼睛湿润，继而眼泪汪汪，直到最后，含含糊糊地梅赫梅特动了一下身子，坐得比原来更直了，毫不含混地暗示他认为会见结束了。
告别———“但愿不是永别，”克对莱尼说，后者亲切地听了莞尔一笑———也进行过了，并且像通常一样又拖延了一会儿，客气地对钢琴、照片、房间的整个陈设评论几句，对墙上的那幅画热情地夸奖几句，在过道里还站了一会儿。这时莱尼喃喃地说:“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乘世间的车、非世间的马前进。”究竟这是什么典故，就连克也不知道，看来她的学识显然还有缺陷。
在外面十分平凡的比策拉特街上，克又摆出她那少不了的、无可救药的文人姿态，说:“对，说有她，又没有她；说没有她，又有她。”笔者觉得这种怀疑姿态远远低于克的水平。她不过又补充了一句:“总有一天，她会使所有这些由于她而受苦的男人得到安慰，他们所有人的病，她会治好的。”她片刻之后又说:“我不知道，梅赫梅特对西方交际舞是否像莱尼那样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