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之晨的六点半!“玛丽波莎美人号”泊在码头,甲板上挂满了彩旗,蒸汽腾腾地即将启航。

出游的日子!

七月之晨的六点半,威莎诺提湖在阳光下一平如镜。水面映着晨曦,如猫眼石一般溢彩流光。

湖心的最后几缕稀薄的晨雾正在消散,有如一丝丝飘浮的棉絮。鸊鷉悠长的鸣叫在湖上回荡。空气凉爽而又清新。其中洋溢着静穆的松林地和涌动的湖水的勃勃生机。清晨阳光下的威莎诺提湖!不要对我说什么意大利的湖光,也不要说蒂罗尔或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别说它们。让它们上别处去好了。我不需要它们。

出游的日子,六点半钟的夏日之晨!船挂满了彩旗,玛丽波莎的所有镇民都来到了码头,头戴高顶帽、身背大圆号的小乐队随时准备演奏!啊!不要对我说什么威尼斯的狂欢节和德里宫廷的朝觐仪式。别说!我不愿看它们。我会把眼睛闭上!说到五彩缤纷,每次让我看一眼从玛丽波莎乘船到湖那边蒙在晨雾中的印第安岛的游乐就够了。说你的教皇侍卫队和白金汉宫禁车的华丽威武去吧!我只想看看穿制服和玛丽波莎乐队,只想看看系围裙、戴徽章还带着野餐篮和五分钱一支的雪茄的玛丽波莎太阳神骑士团!

清晨六点半钟,码头上所有的人和游船半个小时后就要出发了。注意!——半个小时后。她已鸣过两次笛(六点和六点半都鸣过),克里斯蒂·约翰逊随时会踏进驾驶室拉汽笛拉线,告诫大家船将在半个小时后启航。因此得做好出发准备。别再想跑回史密斯的旅店去拿三明治。别再想跑去那家希腊商店——就在内特里的店旁边——去买水果,那太傻了。要是你那样做的话,准会误船。别担心三明治和水果什么的,这不,史密斯先生拿着一个大大的篮子来了,其中的粮草足以喂饱整整一个工厂的人!其中一定有三明治。我想我能听见它们在里面丁当作响哩。史密斯先生后面是小餐馆的那个德国籍男招待,他也带着一个大篮子——无疑其中装的是啤酒。他后面是旅馆的酒吧招待,他什么也没带,至少没谁看见他带着东西。但要是你对玛丽波莎镇有所了解的话,那你就自然会明白他显得那么漫不经心而且两手空空是自有道理的,因为他的亚麻布罩衣下的口袋里装着两瓶黑麦威士忌酒哩。我想你一定清楚,一个亚麻布罩衣下的口装里兜着两瓶威士忌的人,走起路来是副啥怪模样。你知道吧,在玛丽波莎镇,带啤酒参加郊游是舆论完全赞同的。可要是带威士忌——哼,那你可就得小心一点才是。

我提到史密斯先生了吗?嗨,每个人都来了。其中有胡塞尔,他是《新闻邮报》的编辑,衣服上佩着一根蓝色飘带,因为按玛丽波莎太阳神骑士团的章程,其成员都是要坚决戒酒的。亨利·穆林斯也来了,他是汇兑银行的经理,也是太阳神骑士团成员,他裤子后面的口袋里装着一小瓶波格兰姆特酿——算是骑士团章程的某种修正案吧。还有地方主教周恩牧师,他带着一根钓竿(你从没见过像潜伏在印第安岛的岩石下的绿鲈鱼那么棒的鱼儿吧),一根钓大梭鱼用的拖钓线和一张为捕小狗鱼准备的网,他还带来了他的大女儿莉莲·周恩——她是为年轻男士们准备的。还从来没有过像鲁帕特·周恩牧师这样的渔夫哩。

也许我应该说明一点,在我说到太阳神骑士团出游的时候,决不能对此进行狭义的理解。在玛丽波莎每一个人都属于太阳神骑士团,就像他们干其他事儿一样。这便是这个镇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它与城市大异其趣之处。每一个人都有权参与每一件事。

比如说,在三月十七日那一天,你会看到每一个镇民都系着一条蓝飘带,他们一个个笑盈盈喜洋洋的——你知道凯尔特天性是怎么回事——在谈论老家的习俗。

在圣安德鲁节,每一个镇民都会戴上一朵蓟花并和其他每个人握手,而且从他们的眼里你可以看见苏格兰古老而美好的诚实之光。

还有圣乔治节!——哟,那古老而美好的苏格兰精神,简直没有哪一种豪爽可与之匹敌。一个人凭什么不应该为自己是一个英格兰人而感到欣慰呢?

而到了七月四日,镇上一半以上的店子都飘扬起了星条旗,而且突然之间,所有的男人都在大庭广众之中抽起了大雪茄,并对罗斯福和菲律宾群岛了如指掌。然后你第一次得知杰夫·托普的族人来自马萨诸塞州而且他的叔叔在班克尔山战斗过(一定是班克尔山——而杰弗逊会发誓说那发生在达科塔是确定无疑的)。你还会发现乔治·达夫有一个妹妹在罗彻斯特结了婚而且丈夫还挺好的,事实上乔治八年前还呆在罗彻斯特哩。噢,在七月四日这一天,玛丽波莎又是你所能想象的最美国化的城市!

可是等一等,假如你为玛丽波莎与大不列颠帝国的稳固联系担忧的话,等到十二月份你就会明白了,到这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在衣服上佩一条橙色的绶带,奥兰治党党员们(镇里的每一个人)会举行盛大的游行。对王室的忠诚!懊,也许你还记得在威尔士王子西行时他们在玛丽波莎车站的月台上对他所作的演讲吧。我想那足以说明忠诚的问题了。

于是乎你很容易理解了:当然每一个都属于太阳神骑士团和共济会以及奇人会的人,就像他们都属于雪鞋俱乐部和姑娘友协一样。

这时游船又鸣了一次汽笛,到七点一刻了——这次的笛声很长很长,因为谁要是这时候还没上船就准会误船,除非他恰巧在最后十五分钟赶到了。

码头上的人可真多,他们在船里挤得可真满,游船能把他们全部装下来真是奇迹。而这正是“玛丽波莎美人号”了不起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知道——像“玛丽波莎美人号”这类蒸汽船是哪儿产的。它们到底是贝尔法斯特的哈兰德一沃尔夫造船厂造的,抑或不是它造的,关于这一点并不是谁都能一下子说清楚的。

在我眼里,“玛丽波莎美人号”好像总是有一些使玛丽波莎镇本身显得与众不同的奇怪特点。我的意思是,她的大小好像是变幻莫测的。假如是在冬天,你会看见它冻结在码头边的冰里,驾驶室的窗玻璃为寒风吹来的积雪笼罩着,这时候她那样子实在小得可怜,像一个小小的白胡桃似的。但要是在夏天,尤其是当你已在玛丽波莎呆了一两个月,并且划独木舟环绕了她一周,你便会发现她比原先大多了高多了——那黑色的船壁简直硕大无比,让你觉得“玛丽波莎美人号”和巨轮“露西塔尼亚号”没什么两样。两艘船都大极了,此外你没什么可说的。

她的尺寸你简直没法拿准。她船首吃水十八英寸深,很可能还不止这个深度——至少船尾要再深半英寸,而当满载上出游的镇民时,她的吃水深度足足又要增加两英寸。而水上部分——呀,瞧船上面那些甲板!你从码头上船的地方便有一个甲板,有栏杆围着,沿甲板是一个个窗户,还有那摆着长桌子的后舱,后舱上还有一个甲板,上面摆满了椅子;船首也有一个甲板,站成圆圈的乐队就站在上面,驾驶室比前甲板更高,驾驶室上方还有一个甲板,上面有船名的金色大字、旗杆、钢缆和彩旗;船的每一层都有一个设在某处卖三明治的午餐台,另外还有机舱;而在甲板下面,在吃水线以下,是船员们的睡舱。有那么多台阶、通道和层次,还有那一堆又一堆供蒸汽机用的锯成四英尺长的木头——噢,不,我猜她不是哈兰德一沃尔夫制造的。那里的人造不出来。

然而,即便是“玛丽波莎美人号”这么一艘大船,也不可能把你在码头和船上看到的所有人装载下来。实际上,这些人可以分为两类——玛丽波莎所有即将出游的人和所有不去的人。大家来这儿都有各自的理由。

汇兑银行的那两个出纳员都来了,肩并肩站在一起。但他们中的一个——带宝石饰针、脸长长的像一匹马的那位——要去旅游,而另一个——带着另一枚宝石饰针、脸像另一匹马的那位——则不去。同样,《新闻邮报》的编辑胡塞尔要去,而他那位站在旁边的兄弟却不去。莉莲·周恩要去,而她妹妹却不能去,所有人都可以如此类推。

想一想便会明白汽船出事当天的早上会是一副什么状况。

生活多么奇怪啊!

想想看,所有这些人都那么焦急而迫切地赶船,有些人还是跑着去的,生怕慢了会错过——船出事的那个早上。而那位船长则使劲鸣汽笛,严厉地警告他们,他要把他们抛下了——其实是抛离那场事故!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要挤进那场事故。

也许人生整个儿就是这么回事儿。

在这种情况下,想来最奇怪的莫过于那些被留下来或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去成的人了,他们事后总会津津乐道那一天他们是如何如何逃避上船的!

其中有些例子,当然是很特别的。

尼文斯律师得以逃脱,仅仅是因为他当时进城去了。

裁缝陶尔斯得以逃脱,仅仅是由于他不太想去而一觉睡到了八点钟,因而也就没有去成。他后来叙述说那天早上他七点过五分醒来后想过去游玩的事儿,不过由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他觉得他还是不去为妙。

拍卖商尤德尔的情况更是不可思议。他上个星期参加了奇人会的火车旅行,再上个星期参加了保守派的野餐会,而这次出游他却决定不参加。他后来说在出游的头一天晚上,有人在尼培瓦街和特坎塞街交汇的那个街角(他连确切地点都指出来了)拦住他问道:“你准备参加明天的郊游吗?”他回答说:“不去。”口气就像后来叙述此事时一样干脆。又过了十分钟,在戴尔豪西街和布罗克街交汇的那个街角(他说就是在那儿,如不信可以找人对质),又有人拦住他并问道:“嗨,你准备参加明天的汽船旅游吗?”他再一次回答说:“不去。”显然口气和前一次几乎完全一样。

他后来说,在他听到船出事的传闻的时候,他感到那好像是神意使然,于是他立即感激不尽地跪到了地上。

莫里森的情况也如此相似(我是指在格洛佛的五金店干活儿、娶了汤普森家的女儿的那位)。他后来说,最近他在报纸上读到的事故报道太多了——有采矿事故、空难和煤气爆炸——因此变得紧张兮兮的。出事的头一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他的妻子问他:“你要跟汽船出游吗?”他回答说:“不,我可不愿去。”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或许你母亲想去哩。”第二天下午天快黑时,出事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镇子,他说当时他头脑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汤普森夫人在那条船上。

他说起这一点,就跟我说它一样——一点儿怀疑和迷惑都没有。他一刻都没想象过他岳母在“露西塔尼亚号”、“奥林匹克号”或别的船上。他知道她就在这条船上。他说当时任何人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他撞倒在地。但谁也没有去撞他。根本还没有人碰他,他已瘫下一半了——跪到了两个膝盖上,这时要把他整个儿撞倒或踢倒在地就更容易了。人们错过的机会的确不少啊。

不过,我还是要说,无论是尤德尔还是莫里森或任何人都没想到船会出事,一直到夕阳落下时他们——

噢,你是否曾听过一艘汽船的汽笛在两里以外的夜色中发出的轰隆隆的长鸣声呢?在倾听和揣摩到底出了什么事的同时,你是否还看见破空而上的深红色报警火箭,然后又听见镇上的火警铃就在你耳边鸣响,而且还看见大家急匆匆向镇上的码头冲去呢?

这便是玛丽波莎的镇民在那个夏日黄昏的所见和所感!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他们看着那条平底救生船向湖中冲去——船的每一边都有七支长桨,十四条汉子每划一次桨,浪花就会溅过船舷上缘。

哎呀,我担心故事根本不是这么个讲法的。我想真正高超的讲法应该是在事故发生之前什么都不说。但假如你要写的是玛丽波莎,或者听说的是这个镇的事儿,那可就不一样了。假如你了解这个地方的话,你便会发现那一切太鲜明、太真实了——早上出游的欢欣与入夜时分的情景之间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你没法阻止它们同时跃入你心里,你没法不同时想到它们。

不过别为那事故去操心——我们还是再回到那天早晨吧。

船七点钟出发。关于这一点毫无疑问——不仅是七点,而且是七点正。《新闻邮报》上登的告示说:“船七点正出发。”米西纳巴街的电线杆上的广告是这样开头的:“噢,到印第安岛去!”结束语是:“船七点正出发。”码头上有一个大大的告示说:“船七点正准时出发。”

因此一到七点钟,一分不差,汽笛便悠长而洪亮地吹响了,然后在七点十五分是三声短促而断然的鸣叫,而到了七点三十分汽笛变成了一声愤怒的呼唤——只有一声——此后紧接着他们就解脱了最后一根缆绳,码头上彩旗如云,于是“玛丽波莎美人号”启航了。太阳神骑士团的乐队准时演奏起来,《枫叶永不落》的乐声响震云天。

我想所有的旅行团体在刚出发时都是一样的。在“玛丽波莎美人号”上也不例外,每个人都在船上跑上跑下,拿的不是甲板椅便是野营凳或食物篮,他们到处找地方,有中意的地方就在那儿坐下来,然后又担心别处的地方更好,于是又跑到别处找去了。大家都想找太阳晒不着的地方坐,而一旦如愿了他们又赌咒说他们可不愿为取悦任何人而冻僵,而那些坐在太阳底下的人则说他们花五毛钱可不是为了来挨一顿烧烤的。有些人埋怨说他们花五毛钱不是想来招一身烟炱,还有些人说他们可不愿花五毛钱来被推进器震得半死。

不过很快就一切正常了。好像是人以群分似的,人们分别去了船上属于他们的不同地方。妇女们,那些年长的,全被吸引到了底层的舱房里,她们关起窗子,围着那张长桌子开始做针线活儿,过了不久,正如她们自己说的,她们便把舱房变得像家里一样了。

所有的青壮小伙子和乐队里的大男人们都下到了船首的低甲板上,这儿放着大捆的缆绳和船锚,是船上最脏的地方。

楼上的后甲板上站着莉莲·周恩和罗森小姐,后者是高中教师,手里拿着一本德文诗歌——我想是歌德的诗集——另外还站着那位银行出纳员和其他年轻男子。

在船的中间位置,周恩牧师和盖拉格尔大夫站在栏杆边,在用双筒望远镜看岸上的景色。船首的驾驶室前头的小甲板上有一群老先生,坐在甲板椅里的是穆林斯、达夫和史密斯先生,坐在史密斯旁边的小凳上的是戈尔戈沙·金汉姆先生,他是玛丽波莎的殡仪承办者。参加这一类旅行是金汉姆先生的行为守则的一部分,他多多少少把这视为生意的组成部分——因为你永远也料不定在这类水上聚会上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他穿的当然已不再是他那沉重的工作服,而是一身整洁的黑套装,但无论这身衣服把欢快和礼仪结合得如何恰到好处,它’总还是带着一丝焚烧掉的纸的味道。

“是的,”金汉姆先生说,同时朝湖岸很随意地挥了挥他的一只黑手套,“我对这个湖很熟,非常熟。我几乎把湖的每个角落都跑遍了。”

“是划独木舟吗?”有人问道。

“不,”金汉姆先生回答说,“不是独木舟。”他的语调里好像有一种独特的隐晦意味。

“我想,是划帆船吧。”另一个人说道。

“不,”金汉姆先生说,“我不会驾驶帆船。”

“我从没见你来湖上玩过,根本没有。”史密斯插话说。

“噢,不是现在,”金汉姆先生解释说,“那是多年以前,我来玛丽波莎的头一年。事实上那时候我几乎是整天整天地呆在湖上。说到使人胃口大开、身强体壮,没有比那更棒的了。”

“你当时是在野营吗?”史密斯先生问道。

“我们晚上野营,”殡仪承办人认可说,“不过我们白天几乎都耗在了湖上。你知道,我们在湖上寻找一个从城里来度假、单独乘独木舟的冤鬼。我们在湖上捞他的尸。我们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来就起床了,先在岸边烧一堆火做早餐,然后就点着烟带着网到湖上打捞去了,一去就是一整天。那段日子可真了不得。”金汉姆先生说最后一句时露出留恋的神色。

“你们找着他了吗?”另外两三个人问道。

金汉姆先生停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们的确找到他了,”他回答说,“就在马蹄岬那边的芦苇丛里。不过那是白搭。他当场便对我大光其火。”

说完金汉姆先生便陷入了沉思,他陷得那么深,致使船又航行了半英里还没有人打破沉默。

诸如此类的谈话成了一路上消磨时光的好谈资——在船上的日子还有什么更合适的话题呢?

“玛丽波莎美人号”在平静的湖上一英里接一英里地向湖中驶去。他们经过白杨岬的时候,地方主教周恩大牧师和盖拉格尔大夫在轮流用望远镜看岬角高高的沙岸上的那些燕巢。无论是燕子还是沙岸或是灌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就像用肉眼近观一样,真是太神奇了。

再往前行驶一段就从沙砾滩旁经过了,盖拉格尔大夫——他是熟悉加拿大历史的——对周恩大牧师说,三百年以前尚普伦就带领他的法国探险队在此登陆了,想来真是奇怪,而周恩大牧师——他是不懂加拿大历史的——却说,这在那以前全能的上帝的手就垒起了那些巨石和群山,这想来更加奇怪。盖拉格尔大夫说,那些法国人在如此荒无人迹的野地竟找到了出路,真是不可思议。而周恩大牧师说,全能的上帝给哪怕是最小的灌木都指定了栖身之地,这也同样不可思议,盖拉格尔大夫说这一切令他充满崇敬;周恩大牧师说这一切使他无限敬畏。盖拉格尔说从他儿时起这种崇敬之情就已充满了他的心灵;周恩大牧师说他的敬畏也同样如此。

又过了一会儿,随着“玛丽波莎美人号”继续前行,他们经过巨石林立的古印第安码头了,盖拉格尔大夫叫周恩大牧师注意看那弯弯曲曲从岸边通往森林的独木舟窄水道,周恩大牧师说他不用望远镜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盖拉格尔大夫说正是从这里五百名法国人背着所有的行李和装备翻越怪石嶙峋的分水岭到达了大海湾,周恩大牧师说这使他联想起色谱芬带领他的一万希腊部下越过美国的山间险径到达海洋。盖拉格尔大夫说他经常希望他曾见过尚普伦并和他说过话,周恩大牧师则说他真后悔他从没结识色谱芬。

谈完上述话题之后,他们又开始谈论过去的古董和遗迹。盖拉格尔大夫说假如周恩大牧师哪天晚上能上他家去的话,他会让他看一些他在自家花园里挖出来的印第安箭头。周恩大牧师则说要是盖拉格尔大夫哪个下午能到牧师府去,他会让他看一副泽克西斯侵略希腊的地图。只是他必须在育儿课和助母课之间的某个时间来。

因此他俩很快便明白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谁都去不了对方的家,于是盖拉格尔走到史密斯先生身边——后者从没研究过希腊——对他讲起尚普伦翻越石山分水岭的事迹。

史密斯转过头去朝分水岭看了半秒钟,接着说他在瓦尼匹塔山的北侧爬过的一道分水岭要险得多,而且那里的苍蝇简直要命——然后他就转过身继续和达夫银行的两个小职员玩“跑得快”扑克牌去了。

因此盖拉格尔先生意识到,当你想告诉别人什么事的时候,遭遇总是如此的,而且假若只是为了博得别人的感激和赏识的话,一个人简直什么书都不用读,什么旅行都不要去,或者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因为那都是费力不讨好的。

事实上,正是在这一刻他下定了决心要把那些印第安古箭头捐给玛丽波莎机械研究院——你知道吧,它们后来被称为“盖拉格尔珍藏品”。不过,在眼下的时刻,盖拉格尔大夫对它们厌恶极了。他在船上四处游荡,看了看亨利·穆林斯向乔治·达夫示范怎样在没有柠檬的情况下做出果汁酒来,最后他跑去玛丽波莎乐队成员中坐了下来,同时希望自己没来参加这次活动。

就这样船继续前行,太阳越升越高,早晨的凉爽渐渐变成正午的炎热。最后他们来到了湖水越来越浅的地方——印第安岛就在这里,到处是草地和树木,一座用大木头搭的码头从岛上伸进湖里。在码头的下方,下奥萨威比河流出湖去,很近处便是急流,你能看见掩映在树木间的红砖发电站并听见飞溅的水流的轰隆声。

印第安岛本身整个儿长满了树木和纠缠在一起的藤蔓,四周的水是那么平静,岛上的一切都倒映在水里,上下完全一个样。然后,当船进入码头并大声鸣笛的时候,你能听见汽笛声在岛上的树木间回荡,并远远地从四周的湖岸折射回来。

景色是那样清幽宁静,致使克莱格洪小姐——那个在电话交换台任职的病恹恹的女孩——说她愿被埋在那儿。但其他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拿篮子和收拾东西,没有谁有工夫去注意她说了些什么。

我甚至根本不必费心去描绘船靠岸时的情景。她在码头上撞得吱嘎直响,所有的人都向甲板的一边拥去,克里斯蒂·约翰逊大声呼唤大家在右舷呆着别动,可谁也找不到右舷在哪儿。参加过玛丽波莎船游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的。

我也犯不着去描述那天的游玩和树下的野餐。野餐后有很多人发表演说,佩帕莱法官因大谈保守派政治而触犯众怒,致使一个叫派屈奥图斯·加拿底安西斯的人后来愤而执笔,借助于《玛丽波莎时代先驱报》的宝贵版面把它披露了出来。

我该说举行了跑步比赛,比赛在岛上较开阔的一边的草地上进行,一般都是按年龄分组的——十三岁以下的男孩在一个组,十九岁以上的女孩在一个组,等等。在玛丽波莎,体育活动一般都是按这种方式进行的。大家公认,一个六十岁的老妇对一个纯粹的儿童实在不公,太占便宜了。

周恩大牧师担任跑步比赛的主持人,他负责按年龄分组并颁发奖品。美以美教会的见习牧师当他的助手,他与这位在长老会教派修行的见习牧师在终点拉终点线。

周恩大牧师想方设法让大部分神职男士参加跑步比赛,因为其他的先生们都已跑到林子里去了,他们正在从搁在松木段上的两只小桶里大喝啤酒哩。

假如你曾参加过玛丽波莎的这种远游,那你怎么说都会对诸如此类的细节了如指掌。

这一天的日子就这么过去了,不久太阳射进树丛的光线倾斜了,汽船吐着浓浓的蒸汽鸣响了笛音,所有的人都零零散散地下到了码头,很快“玛丽波莎美人号”又漂到了湖上并朝二十英里以外的镇子开去。

我想你一定注意到了早晨出游时的情景和后来回家路上的情形之间的巨大反差。

早上出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那么兴致勃勃、骚动不安,在船上走来走去,问这问那的。而在回来的路上,随着下午渐渐逝去和夕阳落山,所有的人都变得那么寂静、慵懒、恹恹欲睡的。

“玛丽波莎美人号”上的乘客也是如此。他们三三两两地坐在凳子和沙滩椅上,听着推进器那有规律的声音,几乎坐在那儿睡着了。然后,随着太阳落山和夜色降临,甲板上几乎变得一片漆黑了,船上那么寂静,让你觉得船上什么人都没有。

要是你曾从岸上或湖中的某个小岛上看过这条船,那你就会看见一排从舱房里射出来的灯光倒映在水上,还有从烟囱上冒出的有如毒芹的火舌的红光,另外你还会听到推进器在几英里外的湖上发出柔和的突突声。

时不时地,你还会听到船上的游客唱歌的声音——因距离太远,姑娘们和先生们的声音交融到了一起,悠长的歌声时起时伏:“噢——加——拿——大——噢——加——拿——大。”

你或许会称道你们欧洲各教堂的唱诗班抑扬顿挫的咏唱,但对我们那些熟悉玛丽波莎的人来说,晚上从静静的湖上飘荡而来的,“噢——加——拿——大”之声已够好的了。

我想正是在他们咏歌“噢——加——拿——大”的时候,船正在下沉的消息传开了。

假如你曾经历过船在水上突然出现险情的场面,你就会理解那种奇怪的心理状况——好像什么都没说,大家顷刻间就已明白正在发生的糟糕事儿了。出事的信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总之,在“玛丽波莎美人号”上,先是一个人接着是另一个人听说汽船正在下沉。从我所能了解到的情况看,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是乔治·达夫,那位银行家。他很沉静地走到盖拉格尔大夫身边,问他是否认为船正在下沉。大夫给了否定的回答,他说他白天早些时候这样想过,但现在他不这样想。

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达夫紧接着又对麦卡尼律师说船正在下沉,可麦卡尼说他对此非常怀疑。

然后有个人来找佩帕莱法官,他弄醒法官,告诉他汽船里已有六英寸深的水,船正在下沉。佩帕莱法官说那纯粹是谣言,他还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妻子,他妻子说发生这样的事情太荒唐了,还说要是船真的沉没这便是她最后一次出游了。

就这样消息在整艘船上传开了,每个地方都有人聚在一起,在激动而愤怒地谈论这件事——当一条船正在像威莎诺提湖这样的一个湖上下沉时,这种激愤之情是自然而然的。

当然,周恩大牧师和其他一些人对此事表现得更为平静,他们说一个人应该原谅别人的过失,还说自然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但是船上的大多数人都根本不愿诉诸理智。我想他们有些人或许是被吓坏了。你知道,上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这条船沉了并淹死了一个人,这使大家非常紧张。

什么?我还没说明威莎诺提湖的深度?我想当然地以为你早了解了哩。无论如何,湖的有些地方水是够深的。不过嘛,假如你去探测的话,从芦荡到靠码头一英里处,在这片广大的水域,我想你测到的水深不会超过六英尺。噢,啐!我可不是在谈论一条船如何在大洋里下沉,如何带着船上尖叫的乘客没入那可怕的蓝色深渊。噢,天啦,不!那一类事情决不会在威莎诺提湖发生。

不过的确会发生的事是,“玛丽波莎美人号”偶尔会下沉并陷在湖底,一直要到人们好好收拾一番之后才浮上来。

在玛丽波莎附近的那些湖上,假如有一个人很晚跑来说汽船沉了,那谁都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情形。

你知道,当哈兰德一沃尔夫造船厂制造“玛丽波莎美人号”的时候,造船工人们在船上的木板间留了一些缝隙,它们是有待你每个星期天去塞死的。要是这些缝隙没有给塞住,船就会下沉。事实上,按省里颁布的法规,所有像“玛丽波莎美人号”这样的汽船每个季节都必须好好地“堵塞”——我想用的是这个词。有专职官员到省内的各家族馆检查落实这一点。

既然我已说明以上情况,那你就可以想见,当乘客们得知船没填塞好就启航了,致使他们可能被陷在浅滩或泥岸里半个夜晚时,他们是何等地气愤啊。

我并不是说没有任何危险,无论如何,当你意识到船每航行几百码就下沉一些,而且你从船舷看见的只有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越变越暗的黑水时,那怎么着你都不会感到非常安全的。

安全!既然说到了这一点,那我就不妨实说了,我也拿不准是不是比在大西洋沉船更糟。无论如何,在大西洋上还有无线电报,有很多训练有素的水手和乘务员。而在威莎诺提湖上——离岸边很远,因此你只能看见镇上的灯火远在南边——当推进器停止工作的时候——船员们为避免爆炸而浇灭机炉里的火,你能听见蒸汽发出的嘶嘶声——当你先看了船员们打开炉门时从炉里冒出的红火舌,转而又看见湖面的黑暗越积越浓的时候——还有夜风开始凑热闹——当你看见有人爬到驾驶室顶上发火箭向镇上报警求援的时候,还有安全感可言吗?要是你觉得安全,那你安心呆着好了,至于我嘛,让我马上回到玛丽波莎镇,回到那枫树的夜影之下好了,而且我再也不会到威莎诺提湖上来了。

安全!噢,是的!别人遭遇的惊险在事后看起来多安全啊,这不挺奇怪吗?但假如在船沉之前你恰好在场,看见人们把所有的女性领到顶甲板上,那你还是会感到心寒胆战的。

我不明白怎么有些人能表现得那么镇定,比如说史密斯先生,不知他怎么居然还能继续抽烟,同时侃侃而谈在尼皮辛湖曾有一条汽船“沉过他”,还说在阿比提比湖下沉的那艘船大得多,是两边有外轮的那种汽船,可他还是挺过来了。

接下来,非常突然,随着一阵震颤,船沉下去了。你能感觉到船下沉,下沉——往下,再往下——难道永远到不了底吗?水涌上了较低的甲板,然后——谢天谢地——下沉停止了,“玛丽波莎美人号”安然而牢实地扎在了芦荡里。

的确,这一切实在让人忍俊不禁。看来也够奇怪的,假如一个人有某种天赋的勇气,那么危险只能让他大笑。危险?啐!胡扯!大家都对所谓“危险”的说法嗤之以鼻。相反,恰恰是这种小事情为水上的一天增添不少情趣。

过了不到半分钟,大伙儿又在船上忙碌开了,有些人在四处寻找三明治,有些人在说笑话开心,还有些人则在谈用机炉的余火煮咖啡。

我没有必要具体谈后来的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我估计“玛丽波莎美人号”上的乘客恐怕得在那儿呆上一整夜了,或者一直呆到镇上的救兵赶到,不过男士们中有些人探出身去,在黑暗中四处窥望,他们说到米勒岬的水程不可能超过一英里。你几乎可以看见它就在左手那边——我想有些人说的是行话“左舷那边”,因为一旦你陷身于诸如此类的水上灾难,你很快就会被周围的气氛感染,这你是知道的。

因此不久他们就把吊艇架转到了船的一边,从顶甲板上把那条旧救生艇降下来放到了水里。

在把救生艇降下来的过程中,有几条汉子从“玛丽波莎美人号”的栏杆上方探出身子,用灯笼在为降艇的人照明,灯笼的亮光洒在水面和芦苇上。但当他们把救生艇放到水上的时候,从游船的栏杆上方俯视下去它显得是那么脆弱而笨拙,致使有人大声喊道:“让妇女和孩子先上!”假如试载的结果表明救生艇连妇女和小孩都装不了,那么把一大批重重的壮汉硬塞进船里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他们主要让妇女和小孩上了船,船被推进了黑暗之中,由于装载的人大多,它简直浮不起来了。

在救生艇前头的是那位担任助理牧师的长老会见习生,他高声说现在他们全仰仗上帝之手了。但是他蹲在那儿,随时准备从那群人中跳出来。

小艇就这样前行并被夜色吞没,你能看见的只有艇前面那个在水面上下起伏的灯笼。然后它很快又回来了,大家让另一批人上了救生艇,很快甲板上的人开始稀疏起来了,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想离开。

大概是在第三船人离开的时候,史密斯先生用二十五块钱和穆林斯打赌说,在前面三船人还没绕完湖岸的时候他已经回到玛丽波莎的家中了。

谁都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不久大家便看见史密斯先生到游船内最低的地方去了,他一只手拿着一个木槌,另一只手拿着一大捆细绳。

他们本来还可以对此多揣摩一会的,但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从援救船上发出的喊声——那艘大大的平底救生船——镇上的人一看见第一枚求援火箭就派了出来的那艘有十四个人划长桨的平底救生船。

我想海上或水上援救总是有某种引人遐想的东西。

无论怎么说,救生船员的勇敢是真正的勇敢——它的付出是为了营救生命,而不是推折它。

后来的好几个月大家肯定都在说援救船是如何如何去搭救“玛丽波莎美人号”的。

我猜从当年麦克唐纳政府把这艘援救船安排到威莎诺提湖那时候起,这一回它还是第一次下水哩。

总之,水从每一条缝隙涌进营救船里。但桨手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划桨,即便他们和游船之间还有两英里的距离。

他们还没划到一半,船里的水位差不多和桨手的坐板一样高了,但他们还是继续往前划。尽管大家都气喘吁吁的而且已筋疲力尽(不妨提醒你一下,假如你已多年没划过这样一条平时无所事事的船,那划不了多久你就会力气全无的),桨手们还是埋头苦干。他们扔掉了压舱物,把重重的软木救生衣和救生带全扔进了水里,因为它们妨碍他们划船。大家根本没想过要回头。他们离游船比离湖岸更近了。

“要挺住,伙计们。”游船甲板上的汉子们喊道,而且他们也的确挺住了。

他们到达游船的时候,几乎没一点力气了。游船上的汉子们朝他们扔下绳子,于是他们一个接一个被拉上汽船,营救船紧接着就在他们脚下沉没了。

得救了!天啦,是被湖上所见的最灵巧的救生工具救上来的。

即使描绘也没用,只有在看了营救船的这类营救工作之后,才会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并非只有营救船的船员们表现出众。

人们接二连三地划小船和独木舟从玛丽波莎出发来帮助游船。他们全被拉上了游船。

比如说帕普金——没有随游船出游,脸像一匹马的另一位银行职员——他一得知游船在发求援信号而且发求援火箭的正是劳森小姐,便赶紧跑去找了一条小船,操起一支桨(两支桨会妨碍他),疯狂地朝湖上出事地点划去。他在黑暗中拼命往前划,那疯狂的小船几乎在他脚下沉没了。但是他们看见了他。他们营救了他。他们看着他划向游船,几乎累垮了,但他们还是用绳子把他拉上了游船。得救了!得救了!

他们把前来营救者一一接上游船,这样大概一直干到半夜。不过,刚好在救生艇载着第十船人离开游船划向岸边的时候——要多突然有多突然,要多莽撞有多莽撞,“玛丽波莎美人号”一下挣脱了湖底淤泥,浮了起来。

浮了起来?

嗨,当然她浮了起来。假如你从一条沉在湖上的游船上带走了一百五十名乘客,假如你有一个像史密斯先生那样精明的人用槌和细绳把船底的缝隙塞好了,假如你能把玛丽波莎乐队的十名成员组织起来,叫他们排除掉船首底舱的积水——浮起来?嗨,船能不浮起来吗?

然后,假如你往你先前弄熄的炉火的余烬里塞毒芹之类干柴草,不久它便会在锅炉下面噼噼啪啪燃烧起来,用不了太久你便可以听到推进器再一次在船尾突突突地飞转起来了,用不了太久游船悠长的汽笛声便会响彻湖面并从镇子那边回荡过来。

就这样“玛丽波莎美人号”再一次发动起来,蒸汽腾腾的,烟囱拖起了一串长长的火星,船马上就要回镇了。

但这一回驾驶室的舵轮边没有克里斯蒂·约翰逊的影儿。

“史密斯!找史密斯来!”有人高声喊道。

他能把她开回镇上吗?嗨,那还用说。问一个在从特米斯卡明湖到大海湾的半数湖泊上久经沉船考验的人,能否把船开回镇上?向—个曾驾驶货船安然驶过穆斯河冰块横行的急流险滩的人,是否能为“玛丽波莎美人号”掌舵?真是多此一举!瞧,她到达镇上的码头了,安然无恙!

看啦,那么多的灯,那么多的人!要是联邦户口调查员能来数数我们的人数多好啊!听啦,人们的大呼小叫多么热闹,在甲板和湖岸之间你来我往!人们在为靠岸做准备,钢缆在嘎嘎作响,还有玛丽波莎乐队——船刚一靠岸,他们就登上甲板围成一圈准备演奏了,乐队指挥手执指挥棒——二——预备——开始——

“噢——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