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完结之卷
花费五年时间写成的《伊达政宗》一书推出后，受到众多读者的爱护，笔者谨在此致上最深的谢意。
在近代社会里，能够连载一年以上的长篇小说，可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整个历史演进当中，想要对过去某个人物的生活背景、一生事迹做完整的追述，实在是相当困难的事。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时代的演进及一个人的生命发展史当中，了解到人类生存的意义。
如果想要以先人为背景，重新评估身为现代人的价值，那么伊达政宗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人物。因此过去我曾三度试图写下伊达政宗的事迹，但是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战国武将当中，他是少数几个能和信长相提并论的名将之一。因此在着手记录他的生平事迹时，往往必须添加一点笔者的人生经验才行。
天正十年（一五八二），当织田信长于本能寺切腹自尽时，伊达政宗年仅十六岁。但随后即在其父的带领下，逐渐崭露头角。
信长于四十九岁那年死去，当时政宗只有十六岁，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足足有三十三年之久。
这三十三年的差距，使得政宗所生存的战国时代划上了休止符。
在信长死后的第三年，也就是政宗十九岁时，其父为畠山义继杀害。为了报杀父之仇，政宗开始如阿修罗般地进行奥羽制霸之工作，甚至将触角伸展至会津，但是这次的制霸行动却因秀吉进攻小田原而告结束。
此事对政宗而言，无疑是其一生当中最大的挫折。此外，甚至连其亲生母亲也因为畏惧秀吉的威势，在为了顾全伊达家的情况下，转而和其兄长最上义光合谋，企图杀害政宗，以便由其弟小次郎继承伊达家业。
因此，当政宗接获秀吉命其参与小田原之役的通知后，为了化解母亲和最上义光的阴谋，不得不含泪杀了弟弟小次郎这个祸根，然后才向小田原出兵。
以二十四岁之年遭逢如此巨变，政宗内心的挫折感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在此之前，他只知道运用手腕和头脑，进入这个以侵略为主的战国世界，期能一举夺回会津、安积、岩濑三郡，攻陷小田原城，然后班师返回米泽城……
由于具有卓越的才能和生活能力，因此政宗从来不会试图掩饰自己的锋芒。
“这个猿面冠者……”他对秀吉所展现的叛逆迹象，令秀吉既吃惊又佩服。
根据我的了解，政宗所表现出来的叛逆性，主要出现于丰臣家的没落期至德川家的勃兴期之间，亦即所谓太平时代的开显时期。由此看来，他真不愧是一位具有先见之明的文明批评家。
当时在日本有所谓的“伊达风”，其所引发的奢华风气，往往令闻者为之咋舌。中年以后，政宗接受家康、秀忠的委托，成为大长老，重新睥睨天下动向，开启一族永续之道。这些傲人的成就，全是由于他那不屈不挠的叛骨精神在背后支撑所致。如果这份叛骨精神始终不成熟，那么人类的幸福之芽必将枯死，而政宗也会堕入低俗的野狐禅中。
良质的叛骨精神，是不向任何人屈服（当然也不会屈服于藏在自身的利己心）、能够自由自在地伸展，进而达到大悟境界。由此看来，叛骨精神即相当于进步的基础。或许伊达政宗的一生，就是在这种于领悟中迷惘、于迷惘中得到领悟的情况下度过的吧？
更重要的是，伊达政宗至死为止，仍然不忘展现人类气概的重要性。
就现代常识而言，伊达政宗阐明了一个难以言喻的事实。那就是，他并没有禁止陪臣们在其死后殉死的风气。
当然，当时的日本社会仍然残留着殉死的风气。例如，当秀赖于大阪城自杀时，其近臣也有很多人随之自杀。但是对陪臣本身而言，这实际上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
因此，在有生之年一直不断砥砺政宗的家康，早在生前即明令禁止这种风气。
“与其殉死，倒不如抱持这种精神在有生之年竭尽心力为公家服务。”
仔细想想，这种想法倒也不失自然。但是，比家康更为辛苦的政宗，却未特意加以禁止。
政宗于宽永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以七十岁高龄死去之后，随即有许多家臣跟在他的身后切腹自尽。
殉死者的姓名及年龄大致如下：
石田将监丰纯（四十八岁）
鬼庭采女兼纲（四十四岁）
佐藤内膳吉信（二十九岁）
青木忠五郎友重（三十二岁）
南次郎吉政吉（二十二岁）
加藤十三郎安次（二十三岁）
菅野庄右卫门重成（四十一岁）
冈崎喜斋（七十五岁）
入生田三右卫门元康（六十岁）
桑折丰后纲长（六十六岁）
矢目伊兵卫常重（六十三岁）
小平太郎左卫门元成（六十三岁）
小野二左卫门时村（五十—岁）
渡边权之允重考（四十七岁）
大槻右卫门定安（六十一岁）
以上共计十五人。
“我们要追随伊达公于九泉之下。”
虽然这是一种遗风，但是却未免太过惨烈了。政宗死后，这些近臣一心只想到：
“我们一定要追随殿下而去！”
这是身为武士应有的表现。在当时，每个武士都有一种信念：“对于死绝无二话可说。”
由于执着于这种信念，因而他们毫不犹豫地切腹自尽。然而，实际上殉死的并不只是这十五个人而已。因为一旦主人殉死，则其家臣也会跟着切腹自杀：甚至主人未能殉死时，家臣也往往必须代替主人殉死。
他们之所以选择殉死，主要是为了表明对主上的情谊绝非虚假。谈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政宗生前不禁止这十五个与他同葬在经峰的家臣殉死呢？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在其遗训的第二条里，曾经提到俭约的重要性。既是俭约，当然必须忍受各种下自由的痛苦。
“既是人生的过客，又有什么好痛苦的呢？”这是政宗的说法。
“不论是多么难吃的食物，也必须把它吃掉！人类原本就是过客，又有什么好挑剔的呢？”
此外，最后一条（第四条）也提到：
“临去之前，必须好好地和子孙兄弟打个招呼，然后才能放心离去。”
人生观比家康更为淡薄，坚信“人生乃浮世之旅”的政宗虽然认为俭约十分重要，但是却让二十多名家臣为他殉死，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也许这些人是真的想死吧？……）
或许政宗是这么想的吧？不过，政宗当然也不希望成为他人生命的打扰者。
在殉死的家臣当中，有像冈崎喜斋那样七十五岁的老人，也有佐藤内膳、南政吉、加藤安次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这些人就好像背负着十字架的殉教者一样，已经到达生死如一的境地。现代的传教士经常喜欢利用殉教者来鼓吹他人信教，但是据我所知，这些人并非全部都是自愿背负着十字架殉教的。
所不同的是，为政宗殉死的家臣，是真的抱持必死之心，希望追随主上于九泉之下。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觉悟……
这种对生死的领悟，可以说是一种信仰，也可以说是一种武士道，是君臣之间情谊的表现。
正因为如此，所以政宗才不曾禁止其臣下殉死吧？
生死和幸福、信仰一样，具有外人所无法窥知的神秘感。
这就好像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人因为认为吃偷盗物资是违法的事情，所以宁愿活活饿死一样。在这些人的观念里，与其食用偷盗物资而苟活于世，倒不如饿死以免受辱。同理，为政宗殉死的家臣也许认为死了比活着更有意义，所以才做此决定吧？
在这个各种人都有的现实世界里，生死问题远非我们所能想像……因此我们当然也不能横加干涉。
也许政宗就是因为已经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才未特意干涉陪臣们的决定吧……？
家康之所以禁止殉死，完全出自一种身为指导者的理论教育。换句话说，家康认为生命是上天所赐予的，因此最终仍须奉还公家。
不过政宗的看法却又不同。他认为人类的生死观是不容他人干涉的，因而并末严令禁止家臣殉死。
（有些人认为殉教或殉主比活着更有意义……）
事实上，政宗曾在浅草地内看过殉情而死的男女之尸体。
不论是殉情、殉教或殉死，都是值得尊敬的行为……既然有此认识，又何必刻意加以压抑呢？
另外，根据政宗遗言所建造的政宗庙，其屋顶、梁柱、门扉，甚至每一根钉子左右都不均衡，以致门扉摇摇欲坠。事实上，这是政宗故意制造出来的效果。许多曾经到过仙台的旅客或许已经发现，除了庙宇之外，甚至连墙边的树木也有上下凹凸不平的现象。
或许如此才能保持整体的统一吧？
“世间之人有各形各色，下但脸形各异，甚至连想法也有所不同。在这个由各形各色人类聚集所形成的社会当中，使其心志统一乃是身为君主的任务。即使外在下能统一，但是内在却绝对必须保持统一、协调，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这种想法乍听之下似乎有些别扭，但是仔细想想却又不无道理。而政宗至死都不肯让爱妻看到他的模样……更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想法……
总之，政宗的想法和一般人的想法，是全然不同的。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相信也是读者们极感兴趣的。那就是：终生劳碌的伊达政宗究竟拥有多少妻妾呢？除了在我书中曾经提到的南蛮爱妾之外，传说中还有以下几位人物。
“拥有南蛮爱妾的只有伊达一人。”
当时社会上有此传闻。由于和喜好女色的大久保长安之间交情颇深，因此年轻时候的政宗想必也曾阅人无数。
如果政宗不是生长在战国时代，那么恐怕将会遭遇极大的危险。但是在当时，男人拈花惹草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当然，如果在十三、四、五岁就纵情于色欲的话，则必导致愚劣的行为。更何况，有些人往往企图利用美色为饵，使人深陷其间而无法自拔。
政宗在十三岁那年即迎娶三春城主田村清显之女爱姬为妻，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早在思春期前就娶了正室，但是为了避免年轻人无端浪费精力，乃令这对小夫妻分开居住。
正室和政宗的感情一向十分融洽。在战国时代里，武将和正室之间的生活有许多烦人的礼仪，和侧室之间的交往就轻松多了。
根据记录显示，政宗的侍妾即使加上正室田村氏，总共也不超过八人，但实际上当然下只这个数字。
政宗的第一个侧室，是生下宇和岛秀宗和饭坂宗清的饭坂氏。这位饭坂氏和正夫人田村氏一样，均极为多产。
其次是生下岩出山城宗泰的塙团右卫门之女。此女是政宗于前往岩出山城时认识的。在这之前，他所喜欢的是多田氏。
继多田氏、塙氏之后，乃是宗信的生母。此女只知出自岩鼻城，但姓名不详。原先我打算也将此女写进小说当中，但由于资料不全而难以决定其性格，所以只好放弃。再说，有关女性的部份着墨太多时，则读者难免会对主角的品性、人格产生怀疑。
紧接在岩鼻城侧室之后的，便是生下宗高和牟宇姬（石川氏敬室）的柴田氏。
至于这个柴田氏和伊达成实之养子宗实的生母芝多氏是否为同一人，则截至目前为止仍然无法确切得知。
此外，还有生下一关宗胜的只野氏及嫁给京极高国为妻之么女千菊姬的生母村上氏。
总之，政宗除了正室以外，还有饭坂、柴田、多田、塙、芝多、只野、村上等七名侧室，合计共有一妻七妾。
政宗并不像丰太阁那样，唯独偏爱淀君一人。也不像家康那样，拥有多达十五名的妻妾。
在当时，一个男人拥有七、八名妻妾，是相当正常的情形。当然，男人们偶尔也会在外面拈花惹草，但这只不过是一时兴起罢了，街不至于因而耽溺于女色。
更何况在其身边还有很多英俊的小厮哩！
不过，政宗对于来到其身边猎取女色的男子，可说厌恶到了极点。
例如有次秀吉来到伏见宅邸拜访政宗，恰好政宗有事外出，于是秀吉乃请乳母喜多女居中撮合，在和其侍女交欢之后始行告退。
政宗知道这件事后，自然极为震怒。“笨蛋！难道他忘了政宗也是男人吗？”
于是他立即下令将喜多女谪居他处。不过，政宗的愤怒是相当有趣的。身为男人，自己身旁的美婢既未沾惹，又怎能容许其他男人捷足先登呢？难怪他会对秀吉的行为感到愤怒。
对一个男人来说，其他男性跑到自己的地盘来侵犯女性，是一种莫大的侮辱。自己的乳母非但没有加以制止，甚至还居中撮合，难怪政宗说什么也不肯原谅她。
尽管侵犯自己婢女的人是秀吉，但是政宗却丝毫不曾压抑自己的愤怒，由此可见一个男人的征服欲有多么强烈。
政宗具有相当丰富的文才，可说是一位风流雅士。他的作品包括汉诗、和文、和歌、谣曲和俗谣，很多歌谣至今仍为人们传诵不已。
在政宗所处的时代里，写作和歌乃是大名的基本教养之一。而且，如果对方即兴写作狂歌，那么自己也必须立刻写出一首狂歌来回应才行。
根据记载，政宗曾在由京都返国的途中，前往诗仙堂的隐栖去拜访石川丈山，并且力邀石川与他同返仙台。由此可见，政宗乃是好学之人。
不过丈山并未接受政宗的邀请，改而推荐其门人大岛良设前往仙台。政宗除了跟随良设学习汉诗之外，同时也随猪苗代兼如学习古今集，并且下时召开诗歌会或举行连吟。
和家康的情形一样，政宗好学的精神亦成为其人格伸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好学使得他具有敏锐的感觉、果断的实践力及细密的策划力。虽然这是与生俱来的才智，但是由于传闻他是万海上人转世，因此更加充份地具备了成功的素质。
当母亲和弟弟小次郎设计毒杀政宗时，为其调配毒药的是御典医高屋喜庵。
政宗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并未处罚喜庵。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政宗写了一封信给喜庵，告诉对方自己的脚不慎被火烧伤，请他立刻前来为其治疗云云。
“昨夜大醉，不慎为火烧伤，接信速来为我医治脚伤……”
对于曾经想要毒害自己的喜庵，政宗却毫不在意地请他前来为自己疗伤。这种豁然的表现，适足以说明政宗的处世态度。
当然，这和他的生死观也有很大的关联。
“生命是我所不了解的事情。”这是一种生死如一的实践精神。
“不知生，焉知死？”
既然是自己所不了解的事情，又何必一味地求取，以致身心均陷于苦恼之中呢？因此当自己还活着时，政宗总是尽可能依照自己的方式而活，而这也正是独眼龙政宗的生活态度。
即使是在临死之前，政宗也下肯让正室陪在身边。事实上，五月二十四日这天正好是和贺忠亲的祥月命日。也许政宗早就察觉到这一点，所以故意选择这天死去也说下定。
其灵柩由江户出发，是在五月二十四日的深夜。而石田将监等殉死的家臣，则比灵柩更早一步抵达仙台。
举丧期间，全国一律禁止捕猎、歌舞曲乐，以示哀悼之意。
灵柩抵达仙台北山的觉范寺，是在六月三日。之后便将政宗的遗骸纳入石棺中并埋葬在经峰。
其葬仪于二十三日在觉范寺举行，法名为瑞岩寺殿贞山禅刹大居士。
殉死的十五名家臣，则分别于若林住宅、觉范寺或佛眼寺切腹自尽。
此一殉死传统，于宽文三年（一六六三）正式由幕府所制定的武家法度加以禁止。因此于宽永十八年（一六四一）死去的肥后藩主细川忠利及明历元年（一六五五）死去的佐贺的锅岛胜茂，可说是最后的一批殉死者。
政宗对于人世间的无常感颇不以为然。
“让想死的人在他想死的时候死吧！毕竟，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只能经历一次死亡。”
如果不是具备这种自信的话，恐怕政宗早就拿着枪炮，浑然忘我地对准敌人了。身为现代人的我们，自然很难理解古代武士视生命如鸿毛的生死观。对于那些殉死的人——
“今生能够活到现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也许他们的心中会有此感慨吧？
因此，即使是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政宗也不愿让人察觉他内心的苦闷。也就因为如此，他那看似平凡的遗言，反而能够深入人们的内心深处。
“人类原本就是天地间的过客，又有什么好挑剔的呢？在临去之前，必须先好好地和子孙、兄弟打个招呼，然后才能放心地离开。”
留下这句话后，政宗就这样合掌气绝。
作为灵庙使用的瑞凤殿于葬礼过后动工兴建，并于翌年（宽永十四年）十月竣工。
建造灵庙的奉行，由奥山常良担任。当时奥山常良认为灵庙的预定地距离广濑川太近，因此决定后退约七、八公尺，并且另外挖了一个石室，结果在石室当中发现了手持锡杖、身穿袈裟的万海上人遗体。人们认为由于万海上人转世的政宗已经死去，所以遗骸乃再度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