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萨诺夫虽然没有开业行医，可是他认为自己不该拒绝参加会诊。而这个时期，也就是他当了教授一年以后，同韦拉·巴夫洛夫娜结婚之前一年，彼得堡的那些开业名医就开始多次邀请他去参加会诊。原因有两个。第一，在世上确有个克劳德·贝尔纳，住在巴黎。有一位名医不知何故竟怀着研究学问的目的到了巴黎，亲眼见到了克劳德·贝尔纳——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克劳德·贝尔纳。他向这个克劳德·贝尔纳做了自我介绍，从官衔、职称、得过的勋章和他给医过病的知名人士都一一谈到。克劳德·贝尔纳听他介绍了不到半小时，就说道：“您到巴黎来研究医学真是白费工夫，您完全没有必要从彼得堡来这里。”那位名医把这件事当作自己工作的鉴定书，回彼得堡后经常提到克劳德·贝尔纳的名字，一昼夜不下十次之多，并且至少有五次要在名字前面加上“我那位博学的朋友”或者“我那位有名望的科学同行”。从此以后，人们怎能不邀请基尔萨诺夫参加会诊呢？不能不请。第二个原因就更为重要了：所有的医学名人都看到基尔萨诺夫不会去抢他们出诊的机会，不仅不会，即使强求他，他也不接受。谁都知道，在开业名医中有这样一种风习：假如一位名医诊断出某个病人由于命运的恶意拨弄，患了不治之症，无论是矿泉水还是外国的疗养地都无济于事，他已在劫难逃，那么就该把这病人推给别的医生，只要你接受，那名医说不定情愿自己给病人来出钱呢。那些想推出病人的名医找到基尔萨诺夫的头上，他也很少接受，经常总是介绍给自己开业的朋友，而他自己只看一些从医学方面来说最有趣的病例。怎么能不邀请这样一位同行来会诊呢？连克劳德·贝尔纳都知道他，而他又不会抢别人的机会。
百万富翁波洛佐夫请的就是医界泰斗之一，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病危时，会诊一直都是请名医参加。最后，病情恶化，名医们只好下决心邀请基尔萨诺夫。在名医们看来，这确实是个难题：病人身上什么毛病也没有，而体力却日渐衰竭。必须找出病来。主治医师想出了一个“atrophia nervorum”——“神经营养中断症”。我不知道世上是否有这样的病症，如果真有，那么就是我也能明白它必定是不治之症。如果明知无法治却偏得治，那就让基尔萨诺夫或者他的朋友中那些不管不顾的毛头小伙子去治吧。
于是又举行了一次有基尔萨诺夫参加的会诊。他们检查病人，还进行盘问。病人从容不迫，心平气和地回答。可是基尔萨诺夫刚听了几句便停了下来，只是在一旁观看名医们对她的检查和盘问。当他们完成了此种场合的礼仪要求后，自己已累得筋疲力尽，病人也被折磨得苦不堪言，这才问基尔萨诺夫：“您认为怎样，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他答道：“我还没有好好地检查过病人。我要留下来，这个病例很有意思。如果还需要再进行一次会诊，我会告诉卡尔·费多雷奇的。”卡尔·费多雷奇就是那位主治医生，他为可以从这个“atrophia nervorum”中脱身，而喜形于色了。
大家都走了，基尔萨诺夫坐到了病人的床边。病人略含讥讽地微微一笑。
“可惜我跟您不熟，”他开始说，“一个医生需要信任，我也许能够得到您的信任。他们都不了解您的病，治您的病需要一点灵气。听听您的胸部，给您些药水，都没有用处。需要的只有一件事：弄清您的情况。跟您一起考虑出个什么办法来。您可以在这方面帮帮我吗？”
病人默不作声。
“您不愿跟我谈话吗？”
病人默不作声。
“您大概是想叫我走开吧。我只求您让我待十分钟。要是过十分钟后您还像现在一样，认为我待在这儿也无济于事，那我就走开。您知道吗？您只是忧愁，没有什么大毛病。您知道吗？如果您这种精神状态持续下去的话，再过两三个星期，也许不用两三个星期，您就没救了。也许连两个星期您也活不到了。现在您还没有肺病，可是肺病眼看不远了，您年轻轻的，又是处在这种条件下，肺病发展得会非常之快，只要几天就能丧命。”
病人默不作声。
“您不回答，您依然无动于衷，可见我的话对您并不新鲜。您不回答就等于默认。您知道，任何别人处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做？他会跟您父亲去说。要是我跟您父亲谈谈倒有可能挽救您，不过如果您认为不妥，我就不这样做。为什么？我遵循的原则是：决不违反一个人的意愿去为他做任何事。自由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要是您不愿意我去了解使您陷人这种险境的原因，我就不去了解。即便您说您想死，我也只是请求您给我解释一下，您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即使我觉得您的原因不能成立，我也还是没有权利来干涉您。如果我觉得您的原因能够成立，我就应该而且准备帮助您。我准备给您毒药。我担保了这些条件，再请求您把病因告诉我。”
病人默不作声。
“您既然不愿意回答，我也没有权利追问了。但是，我可以请您容许我讲一件我自己的事吗？那对于增进我们彼此的信任会有些帮助。可以吗？谢谢您。不论是什么原因，您总会很痛苦的吧？我也同样，我狂热地爱着一个女人，可她甚至都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我爱她。您同情我吗？”
病人还是默不作声，却略带伤感地微微一笑。
“您默不作声，可是您掩饰不住我的这几句话已经比原先的那些话多少引起了您的一点注意，这就够了。我看出您痛苦的原因是跟我一样的。您是愿意死吗？我很了解这点。不过害肺病而死拖的时间长，太痛苦。我准备帮助您死，如果我不能在别的方面帮助您的话。我说过我准备给您毒药，一种最好的毒药，吃了能死得快，毫不痛苦。您愿不愿意在这项条件下给我提供一个了解您的真实处境的办法，您是否真像您感觉的那样走投无路？”
“您不骗人吗？”病人终于说话了。
“您仔细瞧瞧我的眼睛，就会看出我不会骗人。”
病人迟疑了一会。
“不行，我对您毕竟了解太少了。”
“别人处在我的地位，一定会说使您感到痛苦的那种感情是十分美好的感情。我还不会这样说。您父亲知道您的感情吗？请您记住：没有您的许可，我不会跟他谈这个的。”
“他不知道。”
“他疼爱您吗？”
“嗯。”
“您猜我现在要对您讲些什么？您说他疼爱您。我听说他是个明白人。您根据什么认为坦白地告诉他您的感情是徒劳无益的，认为他就不会同意呢？我认为，如果障碍只在于您的心上人生活清贫，您是可以解除顾虑试着去说服您父亲，求得他同意。这表明您认为您父亲对他的印象极坏，所以您在他面前绝口不提，不可能再有别的原因了。对吗？”
病人又默不作声了。
“看来我没有错。现在我怎么想呢？您父亲这个人很有生活经验，他会看人，您却没有经验。假如他觉得某人坏，您觉得好，那么多半是您看错了，而不是他。您看，我应该这么想。您要知道我为什么对您讲叫您不快的话吗？我这就告诉您。您听了我的话可能会生气，恨我，但您还是会对自己说：他想什么，就说什么，心口一致，他不装腔作势，不愿欺哄我。我会赢得您的信任。我跟您说的是实话，对吗？”
病人又迟疑起来：不知回答还是不回答。
“您是个怪人，大夫。”她终于说道。
“不，怪是不怪，就是不像骗子。我怎么想的，就照直说出来。不过那只是我的猜测，也许是我错了。您给我一个机会查问查问。请把您那喜欢的人的名字告诉我，然后我就跟您父亲谈一谈，只要您同意。”
“您对他能说什么？”
“他熟悉那人吗？”
“嗯”
“既然这样，我就对他说，请他同意您的婚事，不过有个条件，别马上确定婚期，过两三个月再说，好让您有时间冷静地考虑考虑，您父亲的看法是否正确。”
“他不会同意的。”
“多半会同意的。如果不同意，我再照我说过的那样来帮助您。”
基尔萨诺夫就这样说了半天，终于使病人把那人的名字告诉了他，而且准许他跟父亲去谈。可是说服父亲比说服她更困难。波洛佐夫听说他女儿体力衰弱是由爱情无望所致，感到很惊异。等到他听到她爱上的那人的名字，就更惊异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与其嫁他还真不如死了好。她若死掉，这无论对她或对我，痛苦都会更小些。”事情非常难办，特别是当基尔萨诺夫听完波洛佐夫的理由以后，发现真理果然是在老人一边，不在女儿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