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了。我们已经进退维谷。说到底，您要明白。”迪布勒伊声音焦躁地说，“我们能有什么分量？无足轻重。”
确实，他始终还是他自己。他不可抗拒地逼着您跟他跑，可突然间又把您抛下不管，自己向新的方向冲去。亨利常常这么想：“无能为力。”可听到迪布勒伊如此武断地作出这种结论，亨利感到很不舒畅。“我们一直就明白我们只不过是少数派。”亨利说道，“可您也认为少数派也可以有所作为。”
“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但在这件事上不行。”迪布勒伊说。他像放连珠炮似地快速说了起来。显而易见，这些话早就憋在他的心头了。“抵抗运动，这很好，有一小部分人也就足够了。别人所需要的，简单地说就是要造成混乱。闹事、破坏、抵抗，这是少数人的事。可一旦提出搞建设，那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我们原来以为趁我们还在兴头上，可以一鼓作气干下去，但是被占领时期和解放后的时期被彻底分割。拒绝与敌合作，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以后的事情嘛，与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跟我们还是有点关系的。”亨利说道。他十分清楚迪布勒伊为何要持相反的论调。老先生不愿意认为自己也有过行动的可能性，可惜利用不当。他宁愿谴责自己判断有误，而不愿承认自己失败。但是，亨利坚信不疑，在1945年，前途还是广阔的，他决不是凭自己的一时兴趣掺和到政治中去的。他清楚地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息息相关。“我们的努力失败了。”他说，“但这并不证明我们当初不该去努力。”
“噢！我们没有加害于任何人，”迪布勒伊说道，“搞政治和酗酒一个样，也许对身体害处还要少一点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完全错了！要是别人再读读我们在1944年与1945年间写的东西，准会忍俊不禁：您自己就去试试瞧！”
“我揣摩我们当时太乐观了。”亨利道，“这可以理解……”
“若您愿意，我可以为我们提供各种可减轻罪过的情况！”迪布勒伊道，“抵抗运动胜利，解放的欢乐，我们可以据此得到广泛的原谅。正义取得了胜利，前途赋予善良的人们，我们这些人都带有古老而深刻的理想主义背景，巴不得相信这一切。”他耸了耸肩：“我们都是些孩子。”
亨利没有吭声。他眷恋这段过去的历史，恰似眷恋儿时的往事。对，在这段历史里，敌友分明，善恶分明，生活就像埃皮纳勒的画片一般纯朴，一切都酷似人的童年。他不愿否认这段历史，这本身就说明迪布勒伊言之有理。
“那依您之见，我们当时应该怎么办呢？”他问道，接着微微一笑：“我们应该加入共产党吗？”
“不。”迪布勒伊答道，“正如您从前有一天跟我说过的那样，人们要思考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谁也不可能摆脱自身。要不，我们准都是些极坏的共产党员。”他生硬地补充了一句：“再说，他们干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他们也同样进退维谷。”
“那怎么办呢？”
“那就什么都不做。没有什么可为的。”
亨利又为自己斟了一杯酒。迪布勒伊也许说得有理，但这样一来，一切也就荒诞可笑了。亨利重又回想起了那一个春日，充满眷恋之情凝望着垂钓者的那个春日。他对纳迪娜说：“我没有时间。”他从来就没有空暇，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可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事情要做。
“真遗憾没有更早醒悟到这一点。不然可以避免多少麻烦啊。”
“我们不可能醒悟得更早！”迪布勒伊说，“假设我们属于一个五等小民族，属于一个早已过时的年代，要认识到这一点可不是一天的事情。”他摇摇头：“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会甘心承认自己无能为力。”
亨利以满含钦佩的目光望着迪布勒伊。漂亮的一手戏法！并没有过什么失误，只不过是一次失误。而且失误也是情有可原，因此也就一笔勾销，无所谓失误。过去这段历史就像墨鱼的骨头一般清晰明朗，迪布勒伊本人是历史必然性的一个无可指摘的受害者。这确实不错，但是亨利对此丝毫也不感到满意。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打一开始就是身不由已被逼着走的。他曾有过心灵上的激烈斗争，有过疑虑，也有激情，可照迪布勒伊说来，仿佛输赢早有定局。他常常反问自己是何人，现在别人给了他答案：他是一个法国知识分子，曾被1944年的胜利所陶醉，又在事态的发展中被迫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毫无作用。
“真怪，您竟变成了一个宿命论者！”亨利说道。
“不。我并没有说一般意义上的行动是不可能的。只是眼前对我们来说不可能。”
“我已经拜读了您的书。”亨利说道，“简言之，您认为只是眼前跟共产党走才可能有所作为。”
“对。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处境光明，而是除了他们，别的一无所有。这是事实。”
“可是您并没有跟他们走嘛！”
“我不可能再改造自己了。”迪布勒伊说，“他们的革命与我以前希望的革命相去甚远。我错了。不幸的是，一个人并不因为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摇身一变，变成另一个人。您年轻，或许还可能下决心改造自己，可我不行了。”
“哈！我呀，我早就没有兴趣去掺和什么事情了。”亨利说，“我想隐居乡间，甚至干脆跑到国外，去写作。”他淡淡一笑：“依您之见，人们连写作的权利都没有了。”
迪布勒伊也淡然一笑：“我也许有点夸张。不管怎么说，文学并不那么危险。”
“可您觉得它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您认为还有？”迪布勒伊反问道。
“对，既然我还继续在写。”
“这不是什么理由。”
亨利怀疑地看了看迪布勒伊：“您是继续在写作呢还是再也不写了？”
“仅仅证明怪癖毫无意义，那是绝对改变不了癖好的。”迪布勒伊说道，“不然疯人院早就空了。”
“哈！得了。”亨利说道，“您连自己还没有说服呢，我看这样很好。”
“也许哪一天我会被说服的。”迪布勒伊神态狡黠地说。他紧接着故意岔开话题：“噢，我想跟您通个气：昨天有个人来访，真怪，就是那个小塞泽纳克。我不知道您到底妨碍了他什么事，反正他对您可不善。”
“我把他从《希望报》开除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亨利道。
“他一开始就没头没脑地给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迪布勒伊说，“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叫梅尔西埃的，问我在1944年的某一天是不是在巴黎，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首先我什么都记不清，再者，这些事与他又有何干？我相当生硬，把他拒绝了，于是他便编造起一个荒诞的故事来。”
“有关我的？”
“对，那个小伙子，是个神话癖子。他可能是个危险分子。他跟我说您为洗刷盖世太保的一个密探作了伪证；说什么肯定是通过那个小贝洛姆对您进行了讹诈。必须阻止他到处传播这种事情。”
亨利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听迪布勒伊说话的口气，他明白了迪布勒伊从来就没有想过塞泽纳克说的是事实。只要淡然一笑，随便说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件节外生枝的事就可了结。可他怎么也找不出话来。迪布勒伊有点儿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您知道他恨您恨到这个程度吗？”
“他并不特别恨我。”亨利说道，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事实是他说的确有其事。”
“啊！确有其事？”迪布勒伊问道。
“对。”亨利答道。突然间，他感到撒谎这一念头本身就是对他的侮辱。不管怎样，既然他自己都承认是事实，那别人用不着装扮出挑剔的面孔。只要是于他有益的事情，于人也是有益的。他带着几分挑衅的口气继续说道：“我作了一次伪证，为的是搭救若赛特，她曾经跟一个德国人睡过觉。您过去常常责备我搞道德主义。您瞧，我有所进步吧。”
“那么，那个梅尔西埃确实是个密探！”迪布勒伊问道。
“确实。他完全应该枪毙。”亨利说道，然后看了看迪布勒伊：“您觉得我干了一件混账事吧？可我不愿意若赛特的一生就此完蛋。要是她开了煤气去死，我决不宽恕自己。至于地球上少一个还是多一个梅尔西埃，我承认这不会妨碍我睡觉。”
迪布勒伊吞吞吐吐地说道：“少一个总比多一个好。”
“当然。”亨利说，“可我肯定若赛特准会寻短见，我能见死不救，让她去死吗？”他口气激烈地问道。
“不能。”迪布勒伊说道，他显然束手无策。“您肯定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时刻！”
“我当时几乎立即就拿定了主意。”亨利说道，紧接着一耸肩膀：“我并不是说为自己所做的感到自豪。”
“您知道这件事证明了什么？”迪布勒伊突然活跃地问道，“这说明个人的所谓道德并不存在。这又是我们曾经深信不疑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一种东西。”
“您这么认为？”亨利问道。他显然不喜欢迪布勒伊今天给他的这种安慰。“我无路可走，这是事实。”亨利继续说道，“当时，我别无选择。但是，若当初跟若赛特没有那段风流事，就不会出这种事了，我想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有错。”
“啊！谁也不可能排斥自己的一切。”迪布勒伊似乎不耐烦地说道，“苦行僧的生活，若是自己主动找的，那很好。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别的方面非得有实际的满足才行。如今这个世界，这种满足并不多。我要对您说，如果当初您没有和若赛特睡觉，您会感到后悔，从而促使您干出其他的蠢事来。”
“这很可能。”亨利说道。
“在一个曲线空间，不可能求出直线。”迪布勒伊说道，“在一个不良的社会中，不可能过真正正派的生活。人总是受夹，不是这一头，就是那一头。这又是我们必须丢掉的一种幻想。”他下结论道，“个人的灵魂决不可能得到拯救。”
亨利并不信服地看了看迪布勒伊：“那留给我们的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了，我觉得。”迪布勒伊答道。
出现了一阵沉默。对这种普遍的宽容之心，亨利并不感到满足。“我想知道，若处在我的位置，您会怎么做？”他问道。
“我无法告诉您，既然我并没有处在您的位置上。”迪布勒伊回答道。“您应该详详细细全都跟我说说。”他又添了一句。
“我这就全都告诉您。”亨利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