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很有意思。”他犹豫不决地说。

“肯定很有趣!”我这回却迟疑起来了:“只是波尔不会骑自行车。”

“噢,不管怎么说,我度假并不非要跟她在一起。”他有力地说,“她到时去图尔,到她妹妹家去。”

出现了片刻沉默,我劈头问道:

“波尔为什么不愿再想办法重返歌坛?”

“要是您能跟我说清楚就好了!我不知道她这段时间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他失望地说,继而一耸肩膀:“她也许害怕,若她能建立自己的生活,那我肯定要抓住机会以调整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真是您内心的愿望?”我问道。

“是的。”他冲动地说。“又有什么法子呢?”他补充说道,“我早就已经不爱她了,尽管她拼命说什么也未曾改变,这她自己心里完全清楚。”

“我感觉到她同时生活在两个平面上。”我说,“她头脑完全清醒,可同时却又欺骗自己,认为您疯一般地爱着她,而且认为她自己可望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歌唱家。我想清醒的头脑最终会占上风的,可到时她又该怎么办呢?”

“啊!我不知道!”亨利答道,“我不愿像个混蛋那样行事,可我也没有当牺牲品的天职。有时,我觉得事情很简单:一旦不再相爱,那也就不爱了。可有的时候,我又感到不再爱波尔是我的过错,波尔还是以前的波尔呀。”

“我想爱同样也是过错。”

“那怎么办?我还能有什么法子呢?”他问道。

他真的一副备受折磨的神态。我再次暗自庆幸自己是个女人,因为与男人打交道遇到的问题要少得多。

“无论如何波尔也得做出自己的努力。”我说,“不然,您就没有出路了。任何人都无法在良心不安中过日子,但也不可能总是违心地生活。”

“也许得学会违心地生活。”他故作放肆地说道。

“不!我认为不行!”我说,“若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我简直不明白该如何证实这种生活的意义。”

“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

这一问倒把我卡住了。我刚才只不过以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信念来说话,可我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还守着这一信念呢?连自己也不甚清楚。我尴尬地说:“我反正没有不满。”

他审视了我一番,问道:“只要没有不满,你也就满足了?”

“这就已经不错了。”

“您变了。”他客气地说,“您过去对自己的命运是那么心满意足,简直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

“为什么非要我一个人保持不变呢?”我说。

可是,他没有因此而放弃追问。“我有时觉得您的职业不像以前那样让您感兴趣了。”

“我当然感兴趣。”我说,“可您不认为目前医治灵魂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您医治的人来说,事关重大。”他说,“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一样重要,不然区别何在?”

我犹豫了片刻说:“区别在于以前我相信幸福,我是想说,自己以为幸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医治一个病人,是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能够赋予其生活的意义。”我耸了耸肩膀:“只有对前途充满信心才会相信生活会具有意义。”

亨利微微一笑,两只眼睛在询问着我。“前途并非那么黑暗。”他说。

“我不知道,”我说,“也许我过去把它看得太美好了,于是暗淡的前景令我害怕。”我哑然一笑:“正是在这方面我变化最大,我对什么都害怕。”

“这,您就让我惊奇了!”他说。

“我跟您说的是实话。噢,几个星期前有人建议我元月份去美国参加一个精神分析讨论会,我至今还拿不定主意。”

“为什么?”他诧异地问。

“我不清楚,我想去,但同时我又害怕。您不会害怕吗?若处在我的位置,您会同意吗?”

“当然!”他回答道。“您以为会出什么事情?”

“不会出任何特别的事。”我迟疑了一下,说道,“相互见见面,特别是见到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朋友,该很有意思吧?”

“肯定很有意义。”他对我微微一笑,以鼓励的口吻说道,“您准能有不少小小的发现,要是这会扰乱了您的生活,那我才觉得怪呢。无论是什么事情落到了我们头上,还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从来就不那么重要……”

我垂下了脑袋:“是的。”我心里想,“事情总不如我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一定要去,我也一定会回来的,一切都会顺利,决不会出任何问题。”面对面的倾心交谈结束了,该回家去吃晚饭了。这亲密无间、充满信任的时光,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一直延续到拂晓,也许可以超过拂晓。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不该这么做。真不该?反正我们没有试图这样去做。

“该去和别人相聚了。”我说。

“对,”亨利说,“是时候了。”

他们默默地一直走到地铁,去和别的朋友相聚。

罗贝尔和拉福利争论激烈但不失礼貌,他们俩谁也没有提高嗓门,可谁都谴责对方是战争罪人。拉福利声音悲切地作出了决定:“我们将不得不发起攻击。”这并没有阻挡住罗贝尔,他仍然充满激情地筹备原定6月份举行的集会。可与萨玛泽尔及亨利那席长谈后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劈头问我:

“我组织这次集会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惊愕地打量了他一番:“您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他微微一笑:“请您回答我呀!”

“您自己比我更清楚。”

“永远也弄不清楚。”

我仍然以困惑不解的目光审视着他:“放弃集会,这是否就意味着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

“当然。”

“您与拉福利争辩之后,曾反复向我解释您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步。现在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新的问题?”

“什么也没有发生。”罗贝尔回答道。

“那么,您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您再也不相信有可能迫使共产党人同意?”

“当然相信。若取得成功,他们有可能不拆桥。”罗贝尔一时打住了话头,犹豫了片刻,继续说道:“我是就全局考虑这个问题。”

“就运动这个全局?”

“对。这个社会主义的欧洲,我有时不禁自问,是不是一种空想。不过,任何没有实现的思想都很像空想的。要是总认为什么都没有可能,那就永远办不成什么大事,除非世上已经存在。”

他仿佛在跟一个无形的对手争辩,为自己辩护。我纳闷他到底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这么些疑虑。他叹息了一声:“要明辨真正的可能性与梦想,谈何容易。”

“列宁不是说过‘应该梦想’吗?”

“说过,可条件是必须当真相信自己的梦想。问题在于我是不是当真。”

我惊奇地看了看他:“您想说什么意思?”

“我如此固执不是出于挑衅、出于高傲、出于对自己的纵容吧?”

“您居然有这种顾虑,真奇怪。”我说,“平常您从来不怀疑自己。”

“我对自己的习惯也是有过怀疑的!”罗贝尔说。

“那您就对这种习惯表示怀疑吧。也许是担心失败或害怕事情复杂化您才试图让步的。”

“也许。”罗贝尔说。

“我猜想您挂记着共产党人要向您发起攻击,心头不舒畅吧?”

“是的,是不舒心。”罗贝尔答道,“为了达到相互理解,作了多大的努力啊!而他们非要造成最可恶的误解不成。是的,”他补充道,“也许是我心头的那个作家在怯懦地劝告那位政治家就此罢休算了。”

“瞧您。”我说道,“若您开始严格地检查起您的思想动机,那就永远没个完。还是像斯克利亚西纳所说,脚踏实地吧。”

“可惜!这是一个变化不定的实地!”罗贝尔说,“特别当我们只掌握片面的情况的时候。对,我相信欧洲左派有可能成功,可是这难道不是因为我坚信它必定成功的缘故吗?”

罗贝尔提出这样的问题,真让我困惑不解。他愤然责备自己过分幼稚地相信了共产党人的诚意,可是这也不该气得他对自己怀疑到这个程度。自从我们共同生活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他试图采取一种偷懒的解决办法。

“您是什么时候想到要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我问道。

“噢!我并没有实实在在地想过。”罗贝尔回答道,“我只是这么问问自己而已。”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问自己的?”

“两三天了。”罗贝尔说。

“没有特殊的原因?”

他淡然一笑:“没有特殊的原因。”

我打量了他一下:“是不是只是因为您累了的缘故?您看上去是累了。”

“我是有些累,真的。”他说。

突然,这在我眼里显得一清二楚:他一副倦容。他两眼发红,脸上虚肿,皮肤没有一点光泽。“因为他已经不再年轻了!”我焦灼不安地想。噢!他还没有老,可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节制地工作了。可是,他硬是这么干,甚至还加倍地拼命工作。也许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他还年轻吧。除了忙革命解放联合会、《警觉》杂志和他的书外,他还要接待来访、回复信函、处理电话,谁都有紧急的事情非要向他汇报,其中有鼓励、有批评、有建议,也有提出的问题。若不接待他们,若不发表他们的意见,那就无异于使他们经受饥饿与干渴,无异于逼他们去遭受贫困,去发疯,去死,去自杀。凡来客,罗贝尔一概接待,这占去了他夜晚的时间,他几乎从不睡觉。

“您干得太多了!”我说,“要是您再这样干下去,那您就要没命了。总有一天您的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而我却好好的!”

“还要再挤出一个月来,不能再多挤了。”他说。

“您以为休假一个月就足以恢复健康?”我思索片刻,说道,“应该想法子找幢郊区的住房。您每个星期去巴黎城两三次,其余时间不得接待来访、处理电话,要安心休息。”

“凭你就能找到房子了?”罗贝尔含讥带讽地问道。

跑住房介绍所、看房子,我实在没有多少兴趣,也没有空暇。但是看到罗贝尔那样劳累,我心都碎了。他已经拿定主意,集会如期举行,然而他心里却很不安,只有取得惊人的成功,共产党人才可能买账。万一他们过河拆桥,革命解放联合会该怎么办?我也一样,心里总挂念着能否成功。与罗贝尔相比,我对个人、对生活的各种财富,诸如情感、文化、幸福等更为珍视。我不由得想到即使到了没有阶级的社会,人类也一定会完善自己,而不会否认自己的这些财富。

感谢老天爷,纳迪娜不再向她父亲吹风,说她的那些共产党员同志对他如何谴责了;她也不再冲着我们大加讽刺,严厉抨击美帝国主义了,她的那部《资本论》也永远地合上了。有一次,她没头没脑地对我说:

“实际上共产党人和资产者是一码子事。”

我并不感到惊奇:

“怎么回事?”

我当时正在卸妆准备睡觉,她坐在我卧室沙发的边沿上。她往往选择这种时刻跟我谈盘桓在她心中的事情。

“他们都不是革命者。他们都赞成秩序、工作、家庭和理智。他们的公道是将来的事情,眼下,他们和别人一样,都勉强忍受着不公。再说,他们将来的社会,也只不过是社会而已。”

“显然如此。”

“也许等上个五百年,世界还没有变化,我对这不感兴趣。”

“你总不至于想象一个季节就可以重新创造一个世界吧。”

“你说话的口气就像若利,真好笑。看你说话的样子,仿佛我对他们那套玩艺儿了如指掌似的。可实际上,我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那个党跟别的党没什么两样。”

“又坏事了。”我卸了妆,遗憾地在想,“她多么需要成功一次啊!”

“最好是像樊尚那样独来独往。”她说,“他呀,是个纯洁的人,是个天使。”

一个天使,她过去谈起迪埃戈时常用这个词。她也许从樊尚身上发现了曾拨动了她心弦的那种宽宏大量,那种别具一格。不同的是,迪埃戈只将疯狂的爱倾注于作品之中,而樊尚恐怕就会在生活中发泄自己的爱了。他常跟纳迪娜睡觉吗?我并没有这样猜度,可这些时日他俩频繁幽会。我为此而庆幸,因为纳迪娜在我看来虽然显得狂躁,但也很开心。所以,当清晨5点听到这阵门铃声,我心里并没有半点担忧。纳迪娜夜里没有归家,我猜想是她忘带钥匙了。可一开门,我见是樊尚。他对我说:

“您别担心。”

他这么一说,倒使我马上局促不安起来。我急忙问道:“纳迪娜是否出了什么事?”

“没有,没有。”他说道,“她一切都很好。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他果断地朝起居室走去。“连纳迪娜也是个弱女子!”他以厌恶的神态说道。他从茄克衫的口袋里掏出一份地图,摊在桌上。“简单说吧,她在这个十字路口等着您。”他指了指尚蒂伊西北角两条小道的交汇处说道,“您必须弄辆车子,马上到那儿去接她。佩隆肯定会把报社的车子借给您的。可不要跟他解释什么,只向他借车,别的不要说,更不要提到我。”

他一口气交待了情况,声音沉着而又严厉,我怎么也放不下心来。我断定他心里充满恐惧。“她在那儿干什么?是否出了事故?”

“我告诉您没有?她脚坏了,没什么关系,只是走不动了。可您必须及时赶去。那地方您看明白了吧?我画个十字。您到了那里只要按喇叭或喊一声,她就在公路右侧的小树林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我要弄清楚。”我说。

“职业秘密。”樊尚说,“您最好还是马上给佩隆打电话吧。”他补充道。

我讨厌他这张苍白的面孔、两只血红的眼睛和这副漂亮的侧影,可这仅仅是一种毫无力量的愤懑而已。我拨了亨利的电话号码,听到了他那惊诧的声音:

“喂!是谁呀?”

“是安娜·迪布勒伊。对,是我。我有件急事请您帮忙。请您别多问了。我马上需要用一辆小车,需要行驶二百公里的汽油。”

极为短暂的一瞬沉默。“正巧,昨天车子加满了油。”他声音极为自然地说,“我这就去开车,半小时后车子就到您家门口。”

“请把车子开到圣安德烈艺术广场吧。”我说道:“谢谢。”

“啊!好极了!”樊尚裂嘴大笑道,“我看佩隆看得很准。真的放心吧。”他补充道,“纳迪娜没有任何危险,要是您快一点就更好了。嗳,不要跟任何人说什么!她向我起誓可以完全信任您。”

“可以。”我跟着他向门口走去,说道,“可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向您发誓,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我真恨不得在他走后马上猛地把门关上,可我还是轻轻地关上门,免得吵醒了罗贝尔,幸亏他此时正在酣睡,我听他上床睡觉还不到两个小时。我急匆匆穿上衣服,脑中浮现出过去的那两个黑夜:我焦急地等待着纳迪娜,罗贝尔则在巴黎城四处寻找,多么可怖的等待啊。今天,情况更是糟糕。我肯定他们做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因为樊尚充满恐惧。也许是干了偷盗或抢劫那等事,上帝知道。可是,纳迪娜无法徒步去车站,必须让我在事情败露、纳迪娜被人发现之前赶到那里。纳迪娜孤独一人,已经在黑夜、寒冷和恐惧中等待了我几个小时。这是一个初夏的清晨,散发着柏油和草木的气息,再过几个小时,天气就要渐渐炎热起来。此时,河畔寥无人迹,鸟儿在清晨的凉爽与岑寂中歌唱。这是一个晴朗爽快的清晨,然而却笼罩着焦灼不安的气氛,犹如逃离巴黎的那个早晨。

我刚到了几分钟,亨利便抵达了广场。

“车子到了。”他乐呵呵地说。他手握方向盘没有挪位:“您不愿意我陪您走一趟?”

“不,谢谢。”

“真的?”

“真的。”

“您很久没有开车了。”

“我知道我自己会开的。”

他下了车,我坐到驾驶位上。他问道:

“是因为纳迪娜的事吧?”

“是的。”

“啊!他们利用她向我们下手!”他声音愤怒地说。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

“多少知道一点儿。”

“那快告诉我……”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只是猜测。听我说,我整个上午都在家,如果用得我的时候,不管什么事,就打电话来。”

“千万不要出车祸。”我叮嘱自己,驱车向拉夏佩尔城门驰去。“我极力强迫自己谨慎驾车,尽量安下心来。”亨利似乎猜测樊尚撒了谎:也许他们好几个人在等着我;也许纳迪娜压根儿就不跟他们在一起。“但愿如此!我宁愿疑心自己上当受骗,也不愿去想象纳迪娜在漫长的黑夜中被冻僵、被吓呆,经受恼恨的煎熬。

大公路上寥无人迹。我向右转弯,驶上了一条小公路,继又行驶在另一条小公路上。十字路口也空荡无人,我按了按喇叭,仔细看了看地图:我没有走错。是不是樊尚搞错了?没有,他指点得很精确,根本不可能有错。我又按了按喇叭,接着熄了马达,走下车子,进了右侧的小树林,呼喊着:“纳迪娜。”开始轻轻地呼唤,继而越喊越响。沉寂。死一般的沉寂:我终于明白了这些词的真正含意。“纳迪娜!”没有回音,仿佛我呼唤的是迪埃戈。她也一样,已经化作了一团气息,无影无踪。她应该就在这儿,完全应该在这里,可她却不在了。我急得团团转,折断了枯枝,踩着新鲜的苔藓,不再呼喊了。“他们肯定把她抓起来了!”我恐惧地想。我回到了车边。也许她等得太累,等得不耐烦,鼓足了勇气独自一人找附近的车站去了。必须追上她,无论如何必须追上她,此时呆在空荡的月台上,别人会认出她来的。去尚蒂伊,她可能不被发觉,可那儿太远了,我路上也会碰到她的呀。她也许选择了克莱蒙站。我紧紧地盯着地图,仿佛可以从中挖出答案。去克莱蒙有两条路可走,她很可能抄了近路。我拨了点火开关钥匙,启动汽车,心脏怦怦地开始绝望地跳动起来:马达竟没有发动起来。车子终于启动了,在公路上颠簸着向前奔驰。我湿乎乎的双手在湿漉漉的方向盘上滑动。我的周围仍然笼罩着沉寂。可阳光已经不可阻挡,村庄里各家各户很快就要开门。“他们就要逮捕她。”沉寂、空荡,这份宁静显得多么恐怖。公路上,克莱蒙的街道上,车站里,都不见纳迪娜的踪影。她可能身边也没有地图,对这一地区也不熟悉,正在村野里盲无目标地乱闯呢,他们就要抢在我的前面把她抓住。我掉转车头,准备抄另一条路回到十字路口去,然后再设法在周围的大路小路上寻找,直到油箱用干为止。那该怎么办?不要再问自己了,大路小路都得找个遍。车下的这条公路伸向一块高丘,两旁是绿油油的庄稼。突然,我瞥见纳迪娜向我迎来,唇间挂着微笑,仿佛我们早就安排了这次约会似的。我猛地停下车子,她不慌不忙地慢慢走了过来,声音十分自然地问道:

“你是来找我的吧?”

“不,我是自己在兜风玩儿呢。”我打开了车门,“上车。”

她坐在我的身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还搽了粉,好似已经休息过了。我脚踩油门,双手过分有力地紧握着方向盘。纳迪娜露出一半讥讽、一半宽容的微笑,问道:

“你生气了吧?”

涌上眼角的那两滴酸楚的泪水,确实是气愤的眼泪。车子突然偏了一下,我怀疑是自己的手在颤抖。我放慢了车速,尽量放松手指,克制住自己的声音问道:

“你为什么没有在小树林里呆着?”

“我呆烦了。”她脱掉鞋子,往座位下一塞,“我没有想到你会来。”她补充道。

“你就这么傻?我不是来了嘛。”

“我当时不知道你会来。我想去克莱蒙乘火车,我怎么也会设法走到那里的。”她向前倾着身子,揉着双脚:“我可怜的双脚啊!”

“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事?”

她没有答腔。

“行,那就保守你的秘密吧。”我说,“今晚就会见报的。”

“就会见报的!”她遂挺起身子,大惊失色,“你觉得女门房已经发现我昨天夜里没有回家?”

“她没法证实的,必要时,我还会发誓证明你在家里。可我想知道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事。”

“你反正怎么都会知道的!阿兹古尔有个臭女人,”她声音忧郁地说,“她告发了藏在一家农场的两个犹太儿童:这两个孩子都丢了命。谁都知道是她的罪过,可她死活不认账,想逃脱追究:这又是一个卑鄙的行径。樊尚和他的那些伙伴们决定惩治惩治她。这事我早就知道了,他们也清楚我想帮他们。这次他们需要一个女的,我便陪他们来了。那个臭女人是一家小酒店的老板娘。我们一直等到最后几个顾客离去,正当她关门时,我央求她让我进去喝杯酒,稍微休息一下就走,她给我上酒时,其他几位走进了酒店,一起向她扑去,把她拉到了地窖。”

纳迪娜打住了话头。我连忙问道:“他们没有把她打……”

“没有。”她赶紧说,“他们把她的头发剪光了……我还不怎么孬,那场面还经受得住。”她突然以自愿承担责任的口气说道:“我关上了门,灭了灯。只是我觉得时间太长了,我边等边又喝了一杯白兰地。显然,我没有牵扯进去,我是清白的。由于从克莱蒙出发就走了许多公里路,他们还要再去尚蒂伊,我实在是再也走不动了。他们把我扶到小树林,让我等着你。我有了充足的时间慢慢恢复……”

我打断了她的话:“你要么跟我发誓与这帮家伙一刀两断,要么今天晚上就离开巴黎。”

“不管怎样,他们再也不会要我了。”她带着某种积恨说道。

“这还不行,我要你发誓,要么我告诉你,你明天就得走得远远的。”

我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了,她用一副乖顺而又哀切的神态看了看我。

“那你也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也别对爸爸说。”

纳迪娜干的那些蠢事,我很少瞒着罗贝尔。可这一次,我想他实在没有必要增添新的忧愁。“你答应我就答应。”我说。

“你要我答应什么都行。”她神态悲伤地说。

“那我就什么也不说。”紧接着,我局促不安地问了一句:“你肯定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樊尚说他什么都防备了。”她恐慌地问道:“要是抓到我,会有什么事?”

“不会抓你的。你说到底只不过是同谋犯,而且你年纪也很小。不过,樊尚危险就大了。要是他在牢房了却一生,那活该。”我气愤地说,“这事,真恶劣,又蠢又恶劣。”

纳迪娜没有答话。一阵沉默过后,她问道:“亨利借车的时候什么也没问?”

“我想他心里清清楚楚。”

“樊尚嘴巴也太不严了。”纳迪娜说,“像亨利或你,知道了没关系。可塞泽纳克那样的家伙就危险了。”

“塞泽纳克没有参与?真不可思议!”

“他没有参与,樊尚毕竟也知道对一个吸毒的家伙得提防着一点儿。不过他俩挺要好的,总是在一起。”

“必须跟樊尚谈谈,无论如何要说服他洗手不干……”

“你说服不了他,”纳迪娜说,“我也罢,你也罢,任何人都说服不了他。”

纳迪娜上床睡觉去了,我告诉罗贝尔我出门玩儿了一圈。这些天来,他心事重重,因此对此事没有发现什么疑点。我给亨利打了电话,三言两语含糊其辞地请他放心。把心思用到我的那些病人身上去,这谈何容易。白天里,我一直等着晚报出来,报上还好,只字未提。可夜里,我还是基本上没有合眼。“再也不可能去美国了。”我心里在想,因为纳迪娜处于危险之中。她已经答应我洗手不干了,可上帝知道她还会做出什么蠢事来?我痛苦地想到,自己呆在她的身边也纯属枉然,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保护她。只要她感到幸福,感到有人爱她,也许她就会停止自己毁灭自己。可是我既不能给予她爱,也不能给予她幸福。我对她来说毫无用处!对别的人,对那些外人,我可以诱导他们开口讲话,理清他们记忆的乱麻,打开他们的情结,最后把一些一清二楚的难题交给他们,由他们各自去解决,去清理。有时,这与他们确有好处。可纳迪娜,我虽然不费气力就可看透她的内心,然而却不知为她做些什么。过去,我常常对自己说:“一想到心爱的人正在把自己不朽的生命当作儿戏,怎么还能安心呼吸呢?”信教者可以祈祷,也可以跟上帝做交易。对我来说,世上决不存在什么圣人,我暗自在想:“此生乃是她惟一的机遇,世上除了她最终认识的真理之外,别无真理,除了她最终信仰的世界之外,也不存在别的世界。”第二天早上,纳迪娜两只大眼睛带着浓浓的黑圈,我心底仍然经受着煎熬。整个白天,她呆呆地坐着,空对一篇化学论文。到了夜里,我卸妆时,她垂头丧气地对我说。

“这化学简直是个噩梦,我肯定这次过不了关。”

“可你每次都过了考试关……”

“这次不行。再说,过还是不过,都是一码事。我决不会以化学为职业。”她思索了片刻:“我干什么都一事无成。我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且做起事来又总泄气。我是毫无用处了。”

“在《警觉》杂志社,你干得很好,而且一干就会。”

“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爸爸说得在理。”

“一旦找到你真正感兴趣的事,我坚信你一定干得很出色,你定会找到的。”

她摇摇头:“我怀疑自己说到底是个生来嫁人生孩子的命,跟所有的女人没有两样。我一定把锅勺擦得亮亮的,每年生个崽子出来。”

“要是你为结婚而结婚,那也不会幸福的。”

“噢!放心吧!没有哪个男人那么蠢会娶我。他们爱跟我睡觉,可睡完觉就了事。我可不讨人喜欢。”

我对她的这一套十分了解,再不愉快的事情轮到她自己身上,她说起来总是一副再自然不过的口气,仿佛她通过了这般洒脱便消除了不愉快,便超脱了那辛酸的事实似的。不幸的是,事实终归是事实。

“那是你自己不愿讨人喜欢。”我说,“即使有人一个心眼爱着你,你也不肯相信的。”

“你又要跟我唠叨朗贝尔爱着我了。”

“整整一年来,除了你,他没跟一个姑娘出过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他显然是同性恋。”

“你疯了。”

“既然他只跟小伙子出门。再说,他爱着亨利,这再清楚不过了。”

“你忘了罗莎。”

“噢!罗莎那么漂亮。”纳迪娜带着怀念之情说道,“哪怕搞同性恋的也会爱上罗莎的。你不明白,”她不耐烦地补充道:“朗贝尔对我怀有友情,这不错,可这就像他对其他男人一样。再说,这样也很好。我可不愿当替代品。”她叹息了一声:“小伙子们机遇多极了,他就要跑遍法国,搞一次大的报道,涉及遭受战争破坏的地区的振兴及其他问题。他买了一辆摩托车。瞧他那副得意的样子,当他骑着那堆烂铁到处乱窜,他还自以为是洛伦斯上校呢。”她气冲冲地添了一句。

她的话语中含着多少嫉妒,我顿时生出一个念头。第二天下午,我到了《希望报》报社,要求见朗贝尔。

“您有事要跟我谈吗?”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如果您有一分钟空暇的话。”

“您愿意到楼上酒吧间去吗?”

“上楼吧。”

酒吧招待刚把一杯柚子汁放到我的面前,我便开门见山问道:“听说您要跑遍法国搞一次大的报道?”

“是的,我下周就出发,骑摩托车去。”

“没有可能带纳迪娜一块儿走吗?”

他带着某种责怪的神态瞥了我一眼:

“纳迪娜想陪我一块儿走吗?”

“她想得要命,可她决不会先开口问您的。”

“我没有提出来,是因为她要是同意才怪呢。”他声音不自然地说,“我跟她提什么事情,她难得同意。再说这些日子我很少见到她……”

“我知道,”我说,“她常跟樊尚和塞泽纳克一起混。那些人对她来说不是应该结交的好朋友。”我犹豫了一下,很快接着说道:“甚至是危险的朋友。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来找您。既然您对她富有友情,那您就带着她离那帮家伙远远的吧。”

朗贝尔遂变了一副面孔,他突然间显得十分年轻又十分温和:“您言下之意,不是说纳迪娜吸毒了吧?”

他的这种怀疑恰巧帮了我的忙。我以迟疑不决的口气说道:“我不知道,我想不会吧,可纳迪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眼下她正经受危机。我有话对您直说吧:我真害怕。”

朗贝尔一时缄默,然后他显得很激动地说:“若纳迪娜跟我一起走,我是多么幸福。”

“那就试试吧。不要灰心,我猜想她一开始会拒绝,她向来就是这个德性。要再三坚持,也就是您会救她一命。”

三天后,纳迪娜漫不经心地对我说:

“你想想,那个可怜的朗贝尔想带我跟他一起去旅行!”

“搞全法国范围的大报道是吧?这倒挺累人的。”我说。

“噢!累我不在乎。可我不能整整半个月把杂志丢下不管呀。”

“你有权利休假,这不成问题。可要是你不乐意,那就算了。”

“要知道那是很有意思的。”纳迪娜说,“不过,跟朗贝尔一起呆三个星期,代价可大了。”

我千万不能显出催促她去旅行的样子。“他真的那么讨厌?”我以幼稚的口吻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