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再作声。斯克利亚西纳两眼死盯着小提琴手跳动的手指，一副发狂的神态，倾听着昔日的某个回忆。他自以为任性是男子汉的气概，可大家向他让步，是因为把他当作一个神经质的女人。大家如此顺从，他本该生疑：这也许是冲着他的……亨利微微一笑，望着轻轻敲击着桌面的迪布勒伊。若对方不过分纠缠不清，那迪布勒伊永远都显得彬彬有礼；可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他的谦恭姿态也是有限度的。亨利多么渴望安安静静地与他倾心交谈，可是他并不着急；虽然他不喜欢这香槟酒、茨冈音乐和这种虚假的豪华，但这仍不失为清晨两点在公共场所的一次欢聚。“我们重又相聚在一起了。”亨利心里在想。安娜、波尔、朱利安、斯克利亚西纳、迪布勒伊，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这“朋友”两字在他心头发出欢乐的声响，犹如圣诞树上劈啪作响的穗状装饰。
斯克利亚西纳狂热地鼓掌。这时，朱利安拉着波尔步入了舞池，迪布勒伊朝亨利转过身子：
“您在那边遇见的那些家伙，他们都希望来一场革命？”
“难道你因为恐惧共产主义而不惜容忍佛朗哥的统治？”亨利难以置信地问道。
“我担心你们不太了解形势。”斯克利亚西纳答道。
“放心吧。”迪布勒伊乐呵呵地说，“我们对形势十分了解。”
斯克利亚西纳张口欲言，可迪布勒伊笑哈哈地挡住了他的话，“知道，您高瞻远瞩。可您总不是诺斯特拉达米斯①吧；对于五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您并不比我们更有眼光。可以肯定的是，就目前而言，所谓的斯大林危险纯属美国捏造。”
①诺斯特拉达米斯（1503～1566），法国医生、著名星相学家。
斯克利亚西纳满脸怀疑的神色瞧了瞧迪布勒伊：“您十足一副共产党人的腔调。”
“啊！对不起！一个共产党人决不可能义正词严地大声说出我刚才的那番话。”迪布勒伊说，“要是攻击美国，他们就会谴责您搞第五纵队的勾当。”
“禁令很快就会改变。”斯克利亚西纳说，“您只不过比他们先行了几个星期，仅此而已。”他一皱眉头：“别人经常问我，你们到底在哪些方面与共产党人有所区别，我承认我难以回答。”
迪布勒伊哈哈大笑：“那就别回答。”
“哎呀！”亨利开腔道，“我以为真的严禁谈论正经的事情呢。”
斯克利亚西纳气恼地一耸肩膀，表示无关紧要的闲聊再也不合时宜。“这是一种逃避行为吧？”他以谴责的目光紧逼着迪布勒伊问道。
“噢不，我可不是共产党人，您完全知道。”迪布勒伊说。
“我一无所知。”斯克利亚西纳脸色骤变，换了一副最为迷人的笑脸：“真的，我真希望了解您的观点。”
“我认为目前共产党人卷了进去。”迪布勒伊说，“我十分清楚他们为何支持雅尔塔协定，他们的目的是想给苏联留下慢慢恢复的时间。可结果呢，世界将分裂成两个阵营，它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相互争斗。”
“您责备他们的就这些？只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斯克利亚西纳声色俱厉地问道。
“我责怪他们鼠目寸光，只看鼻子底下的利益。”迪布勒伊一耸肩膀，“重新建设，这十分美好，可不能随随便便采用哪种方式。他们接受美国的援助，可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莫及。法国必定慢慢被美国所控制。”
斯克利亚西纳一口气饮尽了杯中的香槟酒，砰地一声把杯子放在桌上：“这可是一种乐观主义的预言！”他紧接着声音严肃地说：“我不喜欢美国，我也不相信大西洋文明，可我希望美国占有霸主地位，这是因为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物质丰富的问题，而惟独美国可以给我们以丰富的物质。”
“丰富的物质？为谁？以什么代价？”迪布勒伊追问道。他气愤地又添了一句：“等到我们沦为美国殖民地的那一天就太妙了！”
“您宁愿苏联把我们吞并掉？”斯克利亚西纳反问道。他一挥手，挡住了迪布勒伊：“我知道：您梦想一个统一、自主、社会主义的欧洲。可若它拒绝美国的保护，势必落到斯大林的手中。”
迪布勒伊耸了耸肩膀：“苏联不愿吞并任何地方。”
“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个欧洲决不可能建立。”斯克利亚西纳说。
“这是您说的！”迪布勒伊道。他紧接着激动地说：“无论怎样，在法国，我们有着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这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阵线政府。为此，必须有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左派经受住考验。”他朝亨利转过身子：“不应再浪费时间，眼下人们都感到前途已经在望，咱们可不要等着他们失望。”
斯克利亚西纳又灌了一杯伏特加酒，沉浸在对领班的审视之中，他不愿再和疯子们讲什么道理。
“您刚才说已有个良好的开端？”亨利问。
“已经有了开端，可现在必须继续走下去。我希望您尽早和萨玛泽尔见面。本周六召开委员会会议，我指望您了。”
“让我喘口气吧。”亨利说。他有点惴惴不安地看了看迪布勒伊。要想顶住这亲切而又严厉的微笑的进攻，谈何容易。
“为了您能参加，我已经推迟了讨论。”迪布勒伊带有几分责备的口吻说。
“您不该推迟。”亨利说，“我向您肯定，您过高估计了我的水平。”
“而您却过低估计了自己的水平！”迪布勒伊说。他严厉地瞅了亨利一眼：“这四天里，您对整个形势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形势变化极大！您也许已经意识到保持中立再也不可能。”
“可我从来就不是保持中立的！”亨利说，“我向来同意与革命解放联合会一起行动！”
“咱们有话明说：您只不过答应我们用您的名字并参加了几次活动，仅此而已。”
“别忘了，我手头有一份报纸。”亨利不快地说。
“说的正对，我考虑最多的正是您的那份报纸：它再也不能持中立态度。”
“可它决不中立！”亨利诧异地说。
“那还要怎么才算中立！”迪布勒伊一耸肩膀：“站在抵抗运动一边，这不再成其为什么纲领。”
“我没有纲领。”亨利说，“可一旦需要，《希望报》便会表明立场。”
“噢！不，它没有表明立场；再说它与别的报纸没有两样，你们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可实际上串通一气，迟迟不表态。”迪布勒伊的话声中带着愤怒：“从《费加罗报》到《人道报》，你们全都是些故弄玄虚的骗人玩艺儿；你们对什么都是唯唯诺诺，无论是对戴高乐，还是对雅尔塔协定，无不点头称是；你们假装相信还有什么抵抗运动，相信我们是在向社会主义前进。有一个人在他最近撰写的社论中简直在胡说八道，那就是您的好友吕克。说真的，我们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已经开始倒退：你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胆量披露真相！”
“我还以为您与《希望报》观点一致呢。”亨利说道。他的心开始跳得更快了。他感到震惊，这四天里，他和这份报纸息息相关，就好比与自己的生命密不可分。可《希望报》突然遭到谴责，而且是遭到迪布勒伊的谴责！
“对什么问题观点一致？”迪布勒伊问道，“《希望报》根本没有路线。你们天天抱怨没有实行国有化。可还有呢？真正值得一写的是谁制止了国有化、原因何在。”
“我不愿让自己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亨利说，“当舆论坚决要求之时，改革自然会进行。我正设法鼓动舆论，为此，我决不能让我们一半的读者感到不快……”
“您并不认为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了吧？”迪布勒伊一副怀疑的神色问道。
“不。”
“那就别来跟我谈什么舆论。”迪布勒伊说，“一方是要求改革的无产阶级，另一方是不要改革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左右摇摆，这是因为它不太清楚它的利益何在；可别指望影响它。起决定因素的是形势。”
亨利一时拿不定主意。阶级斗争并未过时；难道这就宣判了对人们的诚意与情理的任何召唤都无济于事？
“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错综复杂。”他说道，“我丝毫不敢肯定能对小资产阶级起到什么作用。”
迪布勒伊示意有话要说，可亨利挡住了他，“还有，”他激动地说，“工人们阅读《希望报》，这是因为他们从《希望报》中读到了与《人道报》不同的东西，是因为《希望报》给他们注入了新鲜空气；若我站在共产党报纸的同一立场，或者我一味重复他们说过的事情，或者我采取反对他们的态度，那工人们都会让我垮台。”他接着用妥协的口吻补充道：“我要打动的人比您要聚集的人多得多。为此，我不得不拥有一个更广阔得多的活动范围。”
“对，您打动了许多人。”迪布勒伊说，“可您刚刚亲口道出了其原因之所在！如果说您的报纸让所有人都感兴趣的话，那是因为它不妨碍任何人。它什么都不抨击，什么都不维护，只不过把各种问题都摊开而已。大家读起来津津有味，可就像是在读一份地方小报。”
出现了一阵沉默。波尔又来到安娜身边坐下，她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而安娜则显得尴尬不堪，朱利安已经不见踪影；斯克利亚西纳终于从沉思中醒来，一会儿看看亨利，一会儿又瞧瞧迪布勒伊，一副仲裁的神态；可他们俩并没有争吵不休。亨利面对对方激烈的攻击哑口无言。
“可您到底要想干什么？”亨利问道。
“要您表明立场，确定与共产党的关系。”迪布勒伊说。
亨利满腹狐疑地打量着迪布勒伊，迪布勒伊常常满腔热情地参与他人的事情，可人们也往往可以发现他实际上干的是自己的事。“说到底，您建议我执行的是革命解放联合会的纲领。”
“对。”迪布勒伊回答道。
“您总不至于试图让《希望报》成为您那个行动的报纸吧。”
“这很正常。”迪布勒伊说，“《希望报》的弱点就在于不代表任何运动，而另一方面，一个运动若无报纸，就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正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的目标一致，但方法并不一致。”亨利说。他后悔地想：“迪布勒伊那么迫不及待地要见我，原来就是为了这个！”他满怀的欢悦烟消云散。“朋友之间夜晚相聚，难道就不能不谈政治？”他在心底自问。并没有必要急着谈这些事情，迪布勒伊完全可以推迟一两天，他现在竟变得像斯克利亚西纳一样躁狂。
“问题正在这里，您改变一下方法大有好处。”迪布勒伊说。
亨利摇摇头：“我到时把我收到的一些信件给您看看，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来信，那是些教师、大学生，《希望报》中最让他们喜欢的，就是它的真诚。如果我突出某个纲领的话，那我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
“当然，若有人怂恿他们随波逐流，知识分子总是兴高采烈。”迪布勒伊说，“他们的信任……就像另一个人所说的那样：有什么用场？”
“给我两三年的时间，我保证用手拉着他们加入您的革命解放联合会。”亨利说。
“您真相信这一点？那么，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理想主义者！”迪布勒伊说。
“有可能。”亨利微显愠怒地说，“在1941年，我也曾被人说成理想主义者。”他以坚定的声音补充道：“我对一份报纸应该如何办自有看法。”
迪布勒伊茫然地一摆手：“我们以后再谈吧。可请您相信我：从现在起六个月后，《希望报》一定会追随我们的政治路线；要不就会成为废纸一张。”
“得了，我们六个月后再谈。”亨利说。
他突然感到疲惫、慌乱。迪布勒伊的提议逼得他茫然不知所措。他横下一条心，决不答应。可他目前需要单独清静一会儿，以清醒清醒头脑。“我该回家了。”他说。
回家的途中，波尔一直保持缄默，可两人刚一踏进家门，她便开了腔：
“你不会把这份报纸给了他吧？”
“当然不会。”亨利说。
“你真的有把握？”她问道，“迪布勒伊非要得到它，他可是死不回头的。”
“我也一样。”
“可你最终总对他让步。”波尔突然扯开了嗓门，“你为何同意加入那个革命解放联合会？好像你手头的事还不够做似的！你回来都四天了，可我们俩还没有交谈过五分钟，你那部小说也没有写上一行字！”
“我明天早上就动笔。报社已经开始恢复正常了。”
“你可没有理由因此而揽些新的苦差使。”波尔的嗓门越来越高：“迪布勒伊十年前帮过你的忙，他总不能让你报答一辈子。”
“可是，波尔，我跟他共同工作，决不是为了报答他，这是因为我对此有兴趣。”
她一耸肩膀：“算了吧！”
“我说的是实话。”
“你还相信他们那一套：会爆发新的战争？”她忐忑不安地问道。
“不相信。”亨利说，“在美国也许确实有一帮好战分子，可他们那里并不喜欢战争。真正的情形是世界就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变，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变。必须想方设法让世界向好的方向变化。”
“世界一直都在变。战前，你就没有插手，随它怎么变。”波尔说。
亨利步履坚定地登上楼梯：“现在再也不是战前。”他打着呵欠说。
“可为什么就不能像战前一样生活？”
“情况迥然不同了，我也一样。”他又打了一个呵欠：“我困了。”
他困了，可他一躺在波尔的身边，怎么也无法入睡：这是因为香槟酒、伏特加酒和迪布勒伊的缘故。不，他决不把《希望报》让给他：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根本用不着任何说明，可他还是想给自己寻找几个充足的理由。一个理想主义者：真的吗？首先，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显然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相信人的自由、善良和思想的力量。“您并不认为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了吧？”不，他并不认为；可他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他仰躺着，想抽支香烟，可又怕吵醒波尔，那样她准会兴味盎然地为他难以入睡而设法逗他开心。他一动不动。“天啊！人是多么无知！”他有些焦虑不安地自言自语。虽然他博览群书，但只不过在文学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知识，而且还远远不足！迄今为止，这并没有引起他的不安。参加抵抗运动，创办地下报纸，并不需要特殊的能力：他满以为一切都将如此进行下去。他恐怕是错了。何为舆论？何为思想？词语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会产生什么作用？若要办好一份报纸，必须有能力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会渐渐地对一切都产生作用。“人往往不得不在无知中作出决定！”亨利心中在想。即使迪布勒伊，尽管他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他也经常盲目行动。亨利叹了口气：他不会安于这次失败；无知具有程度的差别；事实是他生来就特别不适应政治生活。“我只得去学着干。”他在心底对自己说。可是，倘若他要深入一步，还需几年的努力：经济、历史、哲学，永远没有止境！哪怕想对马克思主义有个粗略的了解，也得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这样一来，就再也谈不上写点什么了。然而，他执意写作。那怎么办？他总不能因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缺乏全面的了解而放弃《希望报》吧。他闭上眼睛。这件事中有着某种不公平的东西！他感到自己和众人一样不得不从事政治，可这不该苛求进行特殊的学习；倘若这是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员的专门领域，那就不必要求他涉足。
“我所需要的，是时间！”亨利醒来时想，“惟一的问题，是找到时间。”公寓的门刚刚打开又关上了。波尔已经出过门，又回到家里，正轻手轻脚在房子里走动。他掀掉被子。“若我独自生活，一天就可赢得几个小时的时间！”再不用毫无裨益地闲聊，无需正正规规地进餐：他可以在街角的比亚尔小咖啡馆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阅读报纸，可以一直工作到去报社的时刻，中午饭一个三明治就可以解决问题；报社的事一干完，他可以草草地吃点晚饭，然后一直阅读到深夜。这样，他就可成功地三头并进，编《希望报》、写小说和读书三不误。“今天上午我就跟波尔谈谈。”他下定了决心。
“你睡得好吗？”波尔快活地问。
“很好。”
她哼着小曲在桌上摆好鲜花。自从亨利回来之后，她一直故意显得兴冲冲的。“我给你煮了名副其实的咖啡，还有新鲜黄油。”
他坐在餐桌旁，动手往一块面包上抹黄油：“你吃过了？”
“我不饿。”
“你永远都不饿。”
“噢！我吃过了，我向你保证，我吃得很香。”
他咬了一口烤面包片。怎么办？他总不能用导管给她导食吧。“你起得很早。”
“是的，我再也睡不着了。”她把一本切口涂金的厚厚的相册放在桌上：“我用它摆上了你在葡萄牙拍的照片。”她翻开相册，指着布拉加的石阶：“纳迪娜笑眯眯地坐在一级台阶上。你瞧我并不试图回避事实真相。”她说。
“我完全清楚。”
她不回避事实真相，但却总是绕着弯，这就愈发让人困惑不解了。她翻了几页，说：“甚至在你孩童时代的照片里，你就已经有了这种怀疑的微笑，你跟你小的时候是多么像啊！”他过去曾协助她搜集这些纪念物，可今天在他看来这一切纯属枉然；波尔仍然如此固执地挖掘已经埋葬了的他，把他供奉起来，为他的尸体涂抹防腐香料，亨利对此感到气恼。
“我与你结识的时候，你就是这副样子！”
“我可没有一副精明的模样。”他推开相册说。
“你当时年轻，要求很苛刻。”她说。
她站在亨利面前，陡然充满激情地说：
“你为什么接受了《未来》的采访？”
“啊！最近一期出版了？”
“是的。我带回来了。”她到内屋找到了杂志，扔在桌上：“我们以前已经谈妥的，你永远都不接受采访。”
“如果必须遵循以前作出的一切决定的话……”
“这可是件严肃的事。你常说一旦开始向记者微笑，那就成熟到可以进法兰西学院了。”
“我说过的东西多了！”
“当我看到你的照片登在报上，我就浑身难受。”她说。
“可当你看到报上登有我的名字，你就满心欢喜。”
“首先，我并不满心欢喜，而且完全是另一码事。”
波尔经常出尔反尔，可这一次尤其让亨利恼火：她巴不得亨利成为世上最荣耀的男人，可表面上却装着对荣耀不屑一顾；这是因为她一味幻想自己能实现亨利昔日对她的梦想，成为一个清高、崇高的女子；可同时，她又没有摆脱尘世，跟所有的普通人一样生活。“这当然不是一种十分得意的生活。”亨利突然怜悯地想，“她自然需要补偿。”
他以随和的口吻说道：
“我想帮那姑娘一把，她刚刚工作，有困难。”
波尔含情脉脉地对他嫣然一笑：“再说你也不会说个不字。”
她的微笑中没有掺杂任何不可告人的盘算。他也不由得笑了：
“我不知道说不字。”
他在面前打开了周刊。首页上，他的照片在微笑。亨利·佩隆访谈录。他对玛丽·昂热对他持何种看法毫不在乎，可面对这一行行印成铅字的文字，他重又获得了几分天真的诚意，犹如农夫读《圣经》一般虔诚：仿佛通过他本人所激发的这些词句，他终于可以得知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在屠耳城一家药店的昏暗之中，红色和蓝色的短颈大口瓶显示出魔力……但是，孩子讨厌这种平庸的生活，讨厌那药品的气味和故城俗里俗气的街道……他长大了，大城市的召唤愈来愈迫切……他发誓要超越平庸无奇的境况；在他心田某个隐秘的角落，他甚至暗暗希望有一天能出人头地……天赐良机，他有幸与罗贝尔·迪布勒伊相逢……亨利·佩隆欣喜、不安，既充满崇敬的心情，又萌生了挑战的宏愿，他抛却了少年时代的种种幻想，立下了男子汉真正的雄心壮志；他发奋工作……一部小小的作品问世了，但这足以使荣耀突然降临到他的生活之中：他当时年仅二十五岁。他一头棕发，两只挑剔的眼睛，一张严肃的嘴巴，为人率直、胸怀开阔，但却秘而不宣……”他推开了杂志。玛丽·昂热并不愚蠢，她看他看得比较透彻，把他描绘成了一个单纯而轻佻的城市少女眼中的拉斯蒂涅二世①。
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为复辟王朝时期青年野心家的典型。
“你言之有理。”亨利说，“应该拒绝对记者说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人的一生，仅仅是事业而已，而工作只不过是获得成功的手段之一。他们所谓的成功，就是引起轰动，赚取大钱。要让他们醒悟，根本不可能。”
波尔宽容地一笑，“要看到那位姑娘为你的书说了不少好话；不过她和旁人说的没有两样。他们都表示欣赏，但却毫不理解。”
“他们并不那么欣赏，你知道。”亨利说，“这是解放后问世的第一部小说：他们于是不得不说些好话。”
渐渐地，这支颂扬的大合奏反倒令人不安，它道出了他作品获得成功的机遇成分，但对作品的实际价值却只字不提。
亨利最终甚至认为他的成功应该归于种种误会。朗贝尔觉得他试图通过集体的行动而激发个人主义；拉舒姆则持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他是在宣扬个人对集体的献身精神。所有的人都强调指出了小说的感化特征。然而，如果说亨利把这个故事的时间放在抗德时期，那几乎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他想起了某个人，也想到了某种形势；考虑到了书中人物的过去与他经历的危机之间形成的某种关系以及种种其他因素，但批评家们却没有一个提及。这是他的过错还是读者的过错？读者喜爱的这部书与亨利自以为呈献给他们的那部书迥然不同。
“你今天准备做什么？”她以充满柔情的声音问道。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还是这样吗？”
她考虑了片刻：“嗯，我要给我的女裁缝打个电话，和她一起看看你给我带回来的那些漂亮的衣料。”
“然后呢？”
“噢！我总有事情要做的。”她快活地说。
“这就等于说你什么事情都不做。”亨利说。他严厉地看了波尔一眼：“这个月里，我想你想得很多。你总呆在家中，得过且过，消磨时光，我认为这是一种犯罪。”
“你把这叫作得过且过！”波尔说。她温柔地一笑，这微笑一如往昔，蕴含着世间的所有智慧：“当人有所爱时，就不叫得过且过。”
“但是爱并不是什么事务。”
她打断了他的话。
“我请求你原谅，可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件让我操心的大事。”
“我重又考虑了圣诞夜我对你说过的话。”亨利接着说，“我肯定我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必须重返歌坛。”
“多少年来我一直像现在这样生活。你为什么突然感到不安起来了？”波尔问道。
“战争期间，大家可以满足于消磨时光，可现在战争结束了。听我说，”他不由分说地讲道，“你马上就去找老格雷邦，告诉他你想重新开始工作；我一定帮助你选择歌曲，甚至设法为你写几首歌词，另外再向同事们索取几首：噢，这正是朱利安的拿手好戏，我肯定他会给你写出迷人的歌词；布吕热尔会帮我们谱成曲子。从现在起一个月后，我到时看你将会得到一套多棒的歌曲！等你一切准备就绪的那一天，萨布里利奥定会来听你演唱，我保证他一定能帮助你成为‘四五俱乐部’的歌星。到那时，你就扬名了。”
他意识到自己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过分激动。波尔以一副诧异莫名的责怪神情打量着他：“那又怎么样？要是广告上都是我的名字，我在你眼里就会身价倍增吗？”
他一耸肩膀：“你多蠢啊！当然不会。可有所事事总比无所事事强吧。我想方设法搞创作，你也应该去歌唱，既然你有这方面的天赋。”
“我在生活，我爱着你，这并非微不足道。”
“你是在玩弄字眼。”他不耐烦地说，“你为何就不愿试一试。你变得这么懒惰？要么是你害怕？还是什么原因？”
“听着，”她声音骤然变得严厉起来，“即使成功、扬名，这些虚荣的东西对我还有着某种意义，我也决不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去开始一个二流的演唱生涯。当初我为了你而牺牲了去巴西演出，彻底告别了歌坛。我毫不感到后悔，可咱们别再提它了。”
亨利张嘴欲辩。想当初，她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一时冲动自作主张，作出了那次牺牲，可如今她似乎又把这责任归咎于他！他控制住了自己，困惑地打量着波尔。他从来就弄不明白她到底是真的蔑视名誉，还是担心扬不了名。
“你的嗓子和过去一样优美。”他说，“你人也一样漂亮。”
“噢，不。”她不耐烦地说，又耸了耸肩膀：“我知道，有那么一小撮知识分子为了讨你的欢心会吹捧我富有天才，可要不了几个月就会道声再见了事。我也许是有可能成为达米娅或埃迪特·皮娅夫，可我已经放弃了机会，我活该，就别提了。”
她很可能成不了大歌星，可只要她获得几分成功，就足以让她心满意足了。不管怎样，假若她主动对某事发生了兴趣，那她的生活就不会那么平平庸庸。“这也可给我提供极大的便利！”他暗中思忖。他完全清楚这不仅事关波尔的生活，而且还更关系到他自己的生活。
“即使你触动不了广大听众，也值得一试。”他说，“你有一副好嗓子，有着你得天独厚的天赋。试试看你到底能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到什么程度也挺有意思的。我肯定我将给你带来真正的欢乐。”
“我生活中有许多欢乐。”她说，脸上流露出激情，“你好像不理解我对你的爱意味着什么。”
“理解！”他激动地说，紧接着恶声恶气地补充道，“可你就不会为了对我的爱去做我求你做的事情。”
“假若你让我干的事合情合理，我一定去做。”她沉重地说。
“只不过你偏爱你自己的理由，而不理睬我的理由罢了。”
“是的。”她平声静气地说，“因为我的更合情合理。你总是坚持那种限于事情表面的观点跟我谈话，那是一种附庸风雅的时髦观点，并不真正属于你自己。”
“我看不出你自己有什么观点！”他不快地说，然后站起身子，没有必要再争论下去，他还是设法让她面对既成的事实为好：给她带来歌曲，为她定好约会。“行了，咱们别再谈了。可你是错了。”
她笑笑，没有答腔，接着问道：“你去工作了？”
“是的。”
“写小说？”
“是的。”
“那好。”她说。
他登上楼梯。马上又要动笔写作，这让他心里直发痒，一想到这部小说毫无感化人的目的，他感到庆幸，但对即将写些什么，他迄今尚无确切的想法，他惟一的要求，是要表现真诚，无偿地从中获得乐趣。他把手稿摊在面前：近百页。让它们静静地躺上一个月确有好处，现在他就要用全新的目光重新审阅一番。他一开始便沉湎在欢乐之中，津津有味地从已经铸成字斟句酌的文字之中追寻种种往事与感慨，可渐渐地，他心底滋生了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对这一切他将如何处理？这些凌乱的草稿无头无尾，其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存在着某种氛围：战前的氛围。而恰恰是这一氛围突然使亨利感到惊惶不安。他隐隐约约想到了“要尽量反映我生活的旨趣”。仿佛这是一种注了册的香水，年复一年，其味始终不变。譬如，他叙述的那些关于旅行的事情，总是与1935年的他——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子息息相关，而与他在葡萄牙所感受到的一切毫无关联。他与波尔的故事同样已经过时。无论朗贝尔、樊尚，还是他熟悉的其他任何一个小伙子，今天都不可能有类似的反应；再说，经历了五年的被占领时期之后，当年那位二十七岁的年轻妇人与如今的波尔也已迥然不同。惟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毫不掩饰地把小说发生的时间安排在1935年前后；可他无热情去编一部反映一个业已过时的世界的“老掉牙”的小说。当他下笔书写这些词句的时候，他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是要让自己活生生地整个儿跃然纸上。因此，必须用现在时来编写这个故事，对人物和事件加以调整。“调整：多么让人气恼的字眼！多么愚蠢的字眼！”他暗自思量，“如此随心所欲地处置小说中的人物，随随便便把他们从一个世纪拉到另一个世纪，从一个国度移到另一个国度，把这个人的现在与那个人的过去拼凑在一起，同时掺入个人的种种怪事，这样做实在荒谬。如果贴近仔细观察，那些人物无一不是魔鬼，整个的艺术手段就在于阻止读者过分贴近地去观看。行，就别调整了，可以东拼西凑地塑造出一些与波尔、路易和我本人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来。我从前就曾试验过，可是这一次，我执意反映的是我自身存在的真实……”他把这叠初稿推到一边，盲目搜集素材，这是一种笨拙的做法。必须像平常一样着手，从总体的形式、明确的意图出发。什么意图？我希冀表现的是怎样的真实？我的真实，这确切地说又意味着什么？他傻乎乎地呆望着白纸，空着双手，一头扎进虚渺之中。这令人望而生畏！“也许我再也没有什么要倾吐的了。”他心里在想。可是问题在于他恰恰认为自己从来就没有倾吐过什么东西。他和普通人一样，任何时候都有话要说。然而什么都要诉说，这就过分了。他回想起了一只碟子的底部镂刻着的那个已被解开的古老字谜：“进来时呼喊是生活，呼喊着出去是死亡。”能补充些什么呢？我们大家都居住在同一个星球，我们都从母腹中降生于世，而最终又将去喂养蠕虫。大家经历的都是同样的命运，为何偏要决定这就是我的命运，非要由我去讲述？他打了个呵欠，他没有睡够，这张空白的稿纸让他头昏目眩，他跃入了漠然的深渊。谁也不可能在漠然之中写出任何东西，必须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只有在生活之中，一分一秒、一事一物才具有实在的意义。可是，倘若他在浑噩中惊醒，那他迎来的将又是忧虑。《希望报》，一份地方小报而已，果真如此？当我试图作用于舆论，难道我就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也许不该面对这张白纸想入非非，而应去严肃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对，这刻不容缓，他必须制定一个计划，开始刻苦钻研。他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他惟一可以原谅自己的，就是事情千头万绪弄得他不知所措，只得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可他的所作所为之中也有那么一点无所用心：自解放以来，他一直沉醉在某种欣快的感觉之中，对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他站了起来。今天早晨，他无法集中精力干任何事情，他与迪布勒伊的交谈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再说，他昨天的信写到一半丢下了，他必须跟塞泽纳克谈一谈；他也急于知道普莱斯顿是否给他搞到了纸张；另外，老达斯·维埃纳的信还没有交给凯道赛①。“好！我马上把信送去。”他拿定了主意。
①凯道赛：法国外交部所在地。
“我是亨利·佩隆，我能见杜尔纳勒先生五分钟吗？我带了一封信要交给他。”
“请你登记一下姓名和来访事由。”女秘书边说边把一份印刷的登记表递给亨利。
他掏出圆珠笔，什么事由？是出于对某种幻想的敬重。他完全清楚此次造访纯属徒劳。他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机密。“好了。”
女秘书一副宽容的神态接过登记表，朝门口走去。她的笑容及其举止的庄重清楚地表明了办公室主任是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未经事先安排，不得随意打扰。亨利怜悯地看了看手中拿着的那只装得鼓鼓的白色信封，他丑已经丢尽，可直到现在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可怜的达斯·维埃纳将遭遇冷酷的答复还是永久的沉默？
女秘书又出现了：“杜尔纳勒先生很乐意尽快跟您约定个时间，您可以把您带来的信留给我，我等会儿就呈给他。”
“多谢。”亨利说。他把信递给了女秘书。这女人年纪轻轻，权力不小，此信竟落入她的手中，他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算了，反正已经完成别人委托他的事情，至于结果如何再也与他无关。他决定去红酒吧，此刻正是饭前饮酒的时间，拉舒姆准在那儿，亨利想对他写的文章表示感谢。他一推开酒吧门，发现纳迪娜坐在拉舒姆和樊尚中间，她气呼呼地说：
“难得见你一面。”
“我忙着工作。”
亨利坐到她的身旁，要了一杯杜灵金酒。
“我们正在谈你呢。”拉舒姆开心地说，“在议论你在《未来》的答记者问。你披露真相，这做得对；我是想指有关针对西班牙的同盟国政治。”
“你们为什么就不亲自披露真相？”樊尚问道。
“我们不能这样做，目前不行，可有人这样做当然是好事。”
“滑稽！”樊尚说。
“你什么也不愿明白。”拉舒姆说。
“我明白得很。”
“不，你不明白。”
亨利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一边饮着杜灵金酒。拉舒姆不失时机地解释共产党是如何重新审视和修正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他这样做，谁也不会责备：他年仅二十就在游击队中发现了冒险、友情和共产主义，他的这种狂热劲确实有情可原。“我很喜欢他，因为我曾帮过他的忙。”亨利自嘲地想。亨利曾让他在波尔的公寓里躲藏了三个月，后来又帮他搞到了假证件，分别时，还把自己惟一的一件外套送给了他。
“噢，我感谢你写的文章。”他突然说道，“文章写得真客气。”
“我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拉舒姆说，“再说，所有人的观点都同我一样：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对，挺有意思的。”纳迪娜说，“就这一次，所有的评论家看法一致：似乎他们在共同埋葬某个人或在颁发一个道德奖。”
“是有这个意思！”亨利说道，“这张小毒嘴，”亨利既高兴又忌恨地想，“她恰好找到了我不愿对自己用的字眼。”他朝拉舒姆微微一笑：“你有一点判断错了：我书中的主人公决不会成为共产党人。”
“那你要让他成为别的什么人？”
亨利哈哈大笑：“呃，成为我所成为的人！”
拉舒姆也笑了：“正是如此！”他两眼盯着亨利：“要不了六个月，革命解放联合会必定不复存在，你终将明白个人主义毫无出路。你一定会加入共产党。”
亨利摇摇头：“我现在这样对你们反倒更加有利。我替你们披露真相，你不是很高兴嘛。要是《希望报》一味重复《人道报》的言论，这于事又有何益呢？我想方设法引导人们思索，提出你们有提出的问题，道出你们没有明言的某些真相，这样的……”
“应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去做这项工作。”拉舒姆说。
“他们不会让我这样做！”
“当然会让。确实，目前党内宗派主义盛行，可这是为环境所迫，这决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拉舒姆犹豫了片刻：“别重复了，同志们和我都希望不久能有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杂志，一份比较超脱的杂志，可以在上面十分自由地探讨问题。”
“一份杂志，可不是一份日报。”亨利说，“至于力求自由，我倒要瞧瞧。”他友好地望了望拉舒姆。“要是你真具有一份属于你们自己的杂志，那可是一件大好事。你觉得能行吗？”
“很有希望。”
樊尚朝前倾了倾身子，挑衅地瞪了拉舒姆一眼：“如果你真的直言不讳，那就对你的同志明说，张臂欢迎那些所谓改邪归正的混账，这样做实在卑鄙。”
“我们？张臂欢迎附敌分子？你去对《费加罗报》的读者说吧，他们听了准会喜笑颜开。”
“你们暗中为许多混蛋开脱了罪责。”
“别混淆视听。”拉舒姆说，“当我们决定对某人既往不咎时，这是因为那人可以挽救。”
“照你这么说，那怎么知道被我们干掉的那些家伙是否就不能挽救？”
“那个时候，根本就谈不上挽救，必须干掉他们。”
“那个时候！我杀他们可不分什么时候！”樊尚狡黠地一笑，“可我要对你进一言：那帮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没有一个例外；至于眼下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干掉所有被疏忽的家伙。”
“你想说的是什么意思？”纳迪娜问。
“我想说的是应该组织起来。”樊尚答道。他的双眼搜索着亨利的目光。
“组织什么？组织惩治行动？”亨利笑呵呵地问道。
“你知道，在马塞，他们把所有的游击队员都当作刑事犯，正在到处搜捕呢。”樊尚说，“难道应该撒手让他们胡作非为？”
“恐怖手段可不是一剂良药。”拉舒姆说。
“不。”亨利开了腔。他看了看樊尚：“有人告诉我有那么些家伙以扮演执法者为乐。若为了了结私仇，那我还理解。可有些家伙见到附敌分子就杀，这里杀一个，那里毙一个，自以为这样做是拯救法兰西，那他们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些蠢蛋。”
“我知道，大脑健全的人要么加入共产党，要么参加革命解放联合会！”樊尚说。他摇摇头：“你们可骗不了我。”
“那我们就不要你。”亨利声音和蔼地说。
他站起身子，纳迪娜也站了起来：
“我陪你走走。”
她也开始讲究起女人家的化妆打扮来了，她也试着涂抹了一番，可眉毛画得像幼熊的爪子，双眼下方重重几道黑印。她刚出了门，遂开口问道：
“你跟我一起吃午饭吗？”
“不，我报社有事。”
“这时候还有事？”
“什么时候都有。”
“那，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不，我在报社一直要呆到很晚。然后我还要去见你父亲。”
“噢！那份报纸！你嘴里就挂着那个词！那总不至于是世界的中心吧！”
“我没有这么说。”
“没有说，可你是这么想的。”她一耸肩膀，“那，咱们什么时候见？”
他犹豫不决。“说真的，纳迪娜，眼下，我一分钟的空闲也没有。”
“你总要上桌吃饭吧，不是吗？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就不能坐在你的对面。”她正视着亨利：“除非这惹你讨厌。”
“当然不会。”
“那？”
“行。明天晚上九、十点之间来找我。”
“一言为定。”
他对纳迪娜颇有好感，与她相会并不让他厌烦，可眼下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他必须最为严格经济地组织自己的生活：确实没有纳迪娜的位置。
“你回答樊尚时为什么那么凶？”纳迪娜紧接着说，“你不该那样。”
“我害怕他干出什么蠢事来。”
“蠢事！只要有人想行动，你们就说什么做蠢事。你认为写书不更蠢吗？他们给你鼓掌，对你吹捧，可事后便把书往哪个角落一扔，谁也不再想它。”
“那是我的职业。”他说。
“滑稽的职业。”
他们默默无言地又走了一段，等到了报社的门前，纳迪娜硬邦邦地说：“好，我回家去了。明天见。”
她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呆立在亨利面前：“九、十点之间，这太迟了；干什么的时间都不够。难道就不能早一点一起度个夜晚吗？”
“在这之前我没有空。”
她一耸肩膀：“那九点半见。连生活的时间都没有，成名又有何用？”
“生活！”当纳迪娜猛地转身而去时，亨利心里在嘀咕，“在她们的嘴里，这总是意味着要照顾她们。可生活的方式不只是一种！”他喜爱那陈积的尘埃和新鲜的油墨味。办公室还空荡无人，地下室阒无声息！可大伙儿马上就要在岑寂中出现，他们全是他的创造。“谁也别想夺走《希望报》。”他在心里反复说道。他坐到办公桌前，伸了个懒腰。噢，没有必要心烦意乱。他决不让出《希望报》，再说，他们总能找别的报纸，等他好好地睡上一夜，工作自然就会顺利。
他迅速处理了信函，看了看表，半小时后，他与普莱斯顿有约会，时间还充足，可以先跟塞泽纳克谈谈。“请您把塞泽纳克给我叫来好吗？”他对女秘书说。他端坐在办公桌前。信任他人是件大好事，可有不少人十分乐意取代塞泽纳克的位置，而且确实比他更有资格。若坚持给这人一个机会，那就势必剥夺了那人的机会，这事有点儿不太好办。“可惜啊！”亨利自言自语。他想起了当初尚塞尔把他领来时，塞泽纳克多有气派，在他干联络员的那一年里，他是最有干劲的一个。也许塞泽纳克需要特殊的环境，如今他脸色苍白，浑身浮肿，两眼无神，总拖樊尚的后腿，再也没有能力写出两行连贯的文字来。
“啊！你来了！坐吧。”
塞泽纳克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亨利突然觉察到自己与他共事已有一年，但对他毫无了解；对其他人，亨利或多或少知道一点儿他们的生活、旨趣和思想；可是这一位从来都是沉默寡言。“我想知道你以后是不是还想交那些蹩脚文章，是否决定给我们写点别的东西。”亨利说道，他的话声比他原来希望的更生硬了些。
塞泽纳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耸了耸肩膀。
“出了什么事？你很不对劲？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塞泽纳克手中搓着一块手绢，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地板，跟他勾通思想实在困难。
“到底怎么回事？”亨利重复问道，“我可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塞泽纳克说，“当记者，我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