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个体生活史，由于她一直在发挥着她的女性功能，依赖生理学的命运的程度，要比男人大得多；女人命运的发展曲线，要比男人更不规则，更没有连续性。女人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相同而单调的，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折，又极其突然而危险。这些转折所显露出的危机——青春期、性发动、停经，比男性更具有决定性。男人是逐渐衰老的，女人却是被突然夺走了她的女性特征；当她失去了性的吸引力和生育力（社会和她自己都认为，这两者为她的生存的正当性提供了证明，并为她的幸福提供了机会）时，她还比较年轻。她失去了未来，可是她的中老年仍有一半时间需要度过。
“危险的年龄”是以某些器官的紊乱为标志的，是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有象征性的含义。这种“生命变化”的危机，是末把一切押在女性气质上的女人很少感觉到的；
那些在家或外面从事繁重工作的女人，还非常欢迎这每月来一次的负担之消失；农村女人，工人的妻子，经常有再度怀孕的危险，所以当终于不再需要冒这个险时，她们会感到快活。在这个关头，和在其他许多关头一样，女人的不适不是来自于身体，而是来自于她对身体的焦虑与关注。这出精神戏剧，往往在这些心理现象还未出现时，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它们早已消失以后才会结束。
早在发生这种致使她的身体变得不健全的事故很久以前，女人就被变老的恐惧缠扰着。
中年男人投身于比爱情更重要的事业；他的性爱热情不如年轻时那么强烈；而且由于在他身上并不需要客体的被动特质，他的面容和身体上的变化，也不会损害他的吸引力。相反，女人通常是到快35岁时才终于克服了各种抑制，性爱才获得了充分发展。那时她的肉欲最强烈，她最希望这些欲望得到满足；她对自己所拥有的性价值，比男人更有充分把握；为了控制住她的丈夫，为了确保受到他的保护，为了保住她的大部分工作，她必须有吸引力，能取悦于人，除非以某个男人为中介，否则她不可能控制住世界。如果她不再能对他进行控制，她的情况将会怎样呢？当她无可奈何地看到这个她用以辨认她自己的、肉质的客体在变得日趋衰老时，她焦虑地这样问自己。于是她谋划着斗争。但染发水、润肤膏和整容术，都只能延长她那正在逝去的青春。也许她至少可以欺骗她的镜子；但是，当那即将毁掉她在青春期所建造的整个大厦的、命中注定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发出第一批暗示时，她已感到了死神的触摸。
有人可能会认为，最陶醉于自己青春和美貌的女人将会是最苦恼的女人。但其实不然：
自恋者就对她的身体十分关注，然而还不至于预见不到它必然会衰老，没做好撤退的准备。
她固然会因为她的不健全而痛苦，但至少不会感到意外，她会很快适应。女人若是忘我的、献身的、自我牺牲的，便会被这种突然的显露搅得心神不宁：“我只有一个一辈子可活；想想我的命运以前是什么样的，再看看我现在吧！”令所有的人都惊讶的是，在她身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她离开了她的保护性的职业，她的计划中断了，她突然发现自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成了孤家寡人。除了那块里程碑出人意料地把她给绊了一跤外，她觉得似乎再也没有更多的事可干了，只有好好地过她的日子。她的身体将不会许下任何诺言；她尚未实现的梦想与渴望，将永远无法实现了。在这种前景下，她重温过去；这个时刻已经在账本上划了一道线，已经在和她算总账；她结清了各种账目，为以前生活所强加给她的狭窄局限感到心惊胆战。
面对她那短暂而又令人失望的经历，在依然无法达到的未来的门槛上，她又恢复了少女时的行为：她拒绝承认这就是一切；她把她生存的贫乏和她人格的模糊富有加以比较。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她或多或少被动地经历了她的命运，她仿佛觉得她的机会被人家夺走了，她被人愚弄了，她不知不觉地从青年滑到了中年。她发现，她的丈夫、她的环境、她的忙碌，对她统统是不值得的；她觉得自己从没有被人感激过。她从她认为没有她优越的身边人员当中撤了出来；她把她自己，把她心中的秘密（这是她不幸运命运的神秘关键）给封闭了起来。
她努力依次尝试她尚未尝试过的各种可能性。她开始每天写日记；如果她发现了富有同情心的知己，就会没完没了地谈论她自己；她日夜反省她的憾事和她的错误。正如少女会梦想她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的，她也会回忆她的过去可能曾是什么样的；她勾勒着她失去的机会，杜撰著怀旧的浪漫故事。
童年和青春期所关心的事又出现了，女人一遍又一遍地重温她年轻时的故事，沉睡已久的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感情，现在也时时泛起。有时她会陷入恍惚和被动的忧思，但她往往也会突然着手弥补她失去的生存。她炫耀她与平庸的命运对比时刚发现的个性；她赞美它的优点，迫切要求公正地对待它。她因经验而成熟，认为自己总可以出名；她想重新行动。首先，她迫不及待地想挽回流逝的时间。母亲型的女人会坚持她还能生个孩子：她非常想重新创造生命。淫荡的女人会努力再度诱惑情人。轻浮的女人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于讨人喜欢。她们每个人都声称她们从未觉得如此年轻。她们想让别人相信，时间的流逝从没有真正伤害过她们；她开始“打扮得像个年轻人似的”，装出一副天真幼稚的样子。上了年纪的女人十分清楚，如果她不再是一个性爱客体，那不仅是因为她的身体不能再给人以奖赏，还因为她的过去，她的经历（不管她是否愿意）使她成为一个人；她由于她自己的缘故斗争过，爱过，向往过，痛苦过，享受过。这种独立性是可怕的；她想否认自己拥有这种独立性；她夸大她的女性气质，她修饰自己，她使用香水，她让自己变得十分迷人和典雅，纯粹是内在的。
她和男人讲话时的口吻像个孩子，天真的目光中流露着羡慕之意，而且说到童年时喋喋不休；
她叽叽喳喳而不是在一本正经地谈话，她拍着手，突然失声大笑。而且她表演这出喜剧时还带着某种诚意。由于她产生了新的兴趣，她萌发了脱离常规和重新开始的欲望，因而她会觉得她又在开始生活。
但事实上，真正开始生活是不可能的；她在世界上看不到任何她可以自由地、有效地达到的目标。她的活动具有一种古怪的、不连贯的、而且是无结果的形式，因为她只能象征性地去弥补过失和失败。例如，我们考察的这个年龄的女人，会试图在为时还不算太晚时，实现她童年和少女时代的一切愿望：她可能会回去弹她的钢琴，可能会开始雕塑、写作和旅行，也可能会学滑雪和学外语。她现在张开双臂，趁着为时还不算太晚欢迎她以前不愿意接受的一切。她容许自己对原来尚可容忍的丈夫感到厌恶，她和他在一起时是性冷淡的；或者相反，她放纵自己以前加以约束的激情，并以她的要求压倒她的丈夫；她开始手淫，而这种活动她从童年就放弃了。同性恋倾向（这种倾向以隐蔽形式几乎在所有女人当中存在），现在变得明显起来；她常把这种倾向转向女儿；但有时这种为人们所不习惯的感情，也指向女友。罗姆·朗多在《性、生活与信念》一书中讲了下面的故事，这是当事人向他吐露的：
X夫人……年近50；她结婚25了，有3个孩子，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她在社交和慈善事业中很有名气。她在伦敦遇见了一个年龄比她小10岁、和她情趣相投的女人——Y夫人。Y夫人邀请她去作客。
作客的第二个傍晚，X夫人发觉自己热情地拥抱了她的女主人；她说她感到惊讶，那天晚上居然和她过了一夜，后来惊恐不安地回了家。直到那时她还对同性恋的事一无所知，不知道有“这种事”存在。她眷念着Y夫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发觉，她已习惯的她丈夫的亲吻和抚摸是相当令人讨厌的。她决定再去看她的朋友时“把事情给解决了”，然而她的热情有增无减；她们的关系比她以往的任何经历都令人愉快。她被有罪感折磨着，于是去找医生打听，对她这种情况是否有什么“科学解释”，在道德上它是否能说得过去。
在这个实例中，叙述者屈服于本能的冲动，她因此深受困扰。但是这类女人也常常想有意地体验一下她未体验过的浪漫之事，因为她马上就再也无法体验到了。她之所以离家出走，有时是因为她觉得她的家不值得留恋，有时是因为她想单独呆着，有时则是为了追求冒险。若是有这样的可能，她便会热情地投入。这种情况反映在斯特克尔的一个实例中：
有一个40岁、结婚20年、孩子都已长大成人的女人，开始觉得她从未得到过感激，浪费了自己的一生。她开始从事新的活动，例如到山上去滑雪。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位30岁的男人，并成了他的情妇。
受正派和荣誉这一强大传统影响的女人，未必会采取极端手段去明确行动。但在她的梦境里却充满了性爱的幻觉，甚至在醒了的时候也受到困扰；她对孩子表现出一种狂热的肉欲感情；她对儿子产生了始终无法摆脱的乱伦念头；她偷偷地和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男人相爱着；
她和少女一样，也被受强奸的想法缠扰着；她也有想当妓女的疯狂欲望。她的这种又想又怕的矛盾心理，造成了可能会导致神经病的焦虑：这时她的奇怪行为会令她的亲属感到震骇，这种行为实际上只不过是她想像中的生活的表现。
在这个紊乱时期，想像与现实之间的界线甚至比青春期时还要不分明。上了年纪的女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自我失落感使她完全失去了客观的态度。那些十分健康而又濒临死亡的人，也说他们有一种奇怪的双重感；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动的、自由的人的时候，那个为命运所操纵的被动客体必然仿佛是另一个人：可不是我被汽车撞倒了；这不能是我，我可不是镜子里的那个老太婆！一个“在一生中从未感到如此年轻”、并且从未看到过自己是如此衰老的女人，不可能顺利地调和这两个方面；时光流逝和时间延续给她造成的伤害，都只是在梦中。现实隐退了，衰落了，同时再也不能够明显地区别于幻觉。这种女人宁肯相信内心所看到的，也不愿意相信那个陌生的世界，因为在那里时间向后流去，她的影像不再像她，所产生的结果背叛了她。于是她想得到狂喜，想得到灵感，想得到疯狂般的激动。由于这时爱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她的主要关注，她拥抱被爱的幻觉是正常的。色情狂当中十有八九是女人，而且她们的年龄几乎全在40岁到50岁之间。
然而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能这么大胆地跨过现实之墙。许多女人拒绝接受一切形式的人类之爱，即使在她们梦想时；她们乞求上帝的帮助；卖弄风情的女人、风流的女人、放荡的女人，正是在停经时才开始信教的；正值人生之秋的女人，沉迷于命运。神秘和无人感恩之类的模糊观念，开始在宗教中寻找理性的统一。这样的信徒把她搞糟了的生活，看做是上帝对她的考验；她的灵魂从不幸中所提取的特殊美德，使她应当得到上帝的恩宠。她会欣然相信她会从上帝那里获得灵感，甚至相信她已经承担了上帝交给的紧急使命。
由于或多或少彻底丧失了现实感，在这种危机期间女人很容易接受各种指点，因此作为一个忏悔者，她很容易接受对她灵魂的强烈影响。而且她还会接受极有争议的权威；她命中注定是各种教派、唯灵论者、先知、巫医及各色各样江湖骗子的猎物。这是因为，她不但在同现实世界接触时丧失了所有的批判的识别力，而且还变得对终极真理充满热情：她必须有一种处方、一种公式、一把钥匙，在拯救世界的同时，一下子把她也给拯救出来。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蔑视逻辑，对她来说它显然已不适用；只有那些对她具有特别含义的证据才仿佛是令人信服的，于是启示、灵感、先知的预言乃至奇迹，开始在她周围兴盛起来。她的发现有时把她引向行动：她投身于商业、企业、冒险事业，而这是某位顾问或她内心的声音所建议的。在其他情况下，她满足于被神化为接受绝对真理和智慧的容器。
不论行动还是沉思，她的态度都伴随着疯狂的激动。停经危机野蛮地把女人的生活一分为二；由此所引起的不连贯性，给女人带来了“新生活”的错觉；另一个时代在她面前展现了，于是她以皈依宗教的热忱投入其中；她转向爱，转向敬神的生活，转向艺术，转向人性；
在这些存在中，她失去了自我，也扩大了自我。她死而复生，用已看透彼岸秘密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认为她就要飞向迄今尚未达到过的顶峰。
但是，世界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顶峰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得到的先知预言，不论有多么明确，却难以破译；精神的光辉消退了；站在镜子面前的女人，从昨天起就势不可挡地一天老似一天。继那兴奋时刻而来的是沮丧而悲哀的时刻。机体也表现了这种节律，因为雌性荷尔蒙的衰退，是以脑垂体的过分活跃为补偿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心理状态在支配着这种情绪变化。女人的这种不安、她的幻觉、她的激动，都只不过是对无可挽救的命运所施加的影响的一种自卫反应。痛苦再度变得如骨梗喉，女人的这种生活在死神还未抓到她之前就完结了。她不是消除绝望，而是经常宁肯任其麻醉。她没完没了地唠叨她的错误、她的憾事、她的责备；她想像她的亲属、邻居在犯罪，竟然暗中在算计她；如果哪个姐妹或同龄朋友和她的生活关系密切，她们便会共同造成迫害的幻觉。但她尤其会开始病态地嫉妒她的丈夫，并把这种嫉妒指向他的朋友、他的姐妹、他的事务；不管正确与否，她都会认为某个对手应对她的全部苦恼负责。病态嫉妒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50岁至55岁的老年女人当中。
在不肯承认变老的女人身上，停经所造成的困难会延续下去——有时甚至会延续到死；
如果她除了利用身体的魅力无计可施，那么她会步步为营，为保持扭力而斗争；如果她的性欲仍很旺盛，她也会进行疯狂的斗争，这种情况决非少见。当问到女人到什么年纪才会不再受肉欲折磨时，梅特涅公爵夫人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才65岁啊！”婚姻（照蒙田的看法，它只能给女人提供“微乎其微的补充”）随着逐渐衰老，变得越来越无效力了；她在中年时常为她年轻时的抑制和性冷淡付出代价；当她终于开始有了高亢的欲望时，她的丈夫早已听任于她的性冷淡，并且做了自我调适。妻子被熟悉和时间剥夺了她的性要求，她几乎没有机会去重燃婚姻的火焰。她很苦恼，决心过“自己的生活”，所以她对找情人较少有顾忌——如果她以前还有过什么顾忌的话；但是情人仍然要靠去寻找：这是在追捕男人。她施展无数计谋：
她假装要奉献自己，实际上是把自己硬塞给人家；她把礼貌、友谊和感激都变成了陷阱。她向年轻的男人进攻，不仅是因为她喜欢那年轻而又清新的肉体，而且还是因为，只有从他们那里，她才有希望得到那种青少年有时对母亲般的情妇所怀有的无私感情。她自己则变得富有攻击性，年轻男人的温顺，和他的英俊外貌一样，令这位年长女人感到高兴；德·史达尔夫人在40多岁时对慑服于地威望的乳具未干的小伙子十分中意。无论如何，胆怯的新手总是容易搞到手的。
当诱惑和阴谋统统无效时，不屈不挠的女人还留有一手，那就是付给报酬。中世纪流传的所谓Cannivets的小刀的故事，生动地描述了这些贪得无厌女魔的命运：一个年轻的女人，作为对她委身于人的回报，向她的每个情人索取一把小cannivet餐刀］，并把这些餐刀存放在碗橱里。有一天碗橱里放满了；此后便是她的情人在每个爱情之夜后，从她这儿得意洋洋地拿走一份礼物。不久碗橱就空了；所有的cannivet ［餐刀]都送走了，于是她又买了一些放在那里。有些女人对处境采取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她们有过辉煌的日子，现在该轮到她“送cannivet［餐刀]”了。钱在她们的心目中，甚至能起到和在高级妓女那里相反的作用，但同样也是一种净化的作用：它把男性变成了工具，使女人有可能得到她年轻时的自尊心曾一度拒绝的性爱自由。
但是，与其说是由于聪明，不如说是由于浪漫，情妇兼保护人才经常试图去购买感情的、崇拜的、尊重的幻觉；她甚至让自己相信，她给予是因为她高兴给予，而不是因为人们在向她要求什么。这时年轻男人又一次被选为情人，因为她可以给他以母亲般的慷慨帮助，因而感到骄傲；并且他还有一点那样的“神秘”（这种神秘在其他情况下，是男人向他“帮助”的女人所要求的），因为在这种方式中，赤裸裸的交易被莫名其妙的东西所掩饰。但是虚伪的怜悯很少可以长期保持；两性斗争变成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抗争，女人由于受到欺骗和愚弄，有遭到残酷失败的危险。如果她是聪明的，她就会较及时地解除自己的武装，即使她的热情还没有完全熄灭。
从女人承认变老那一天起，她的处境就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她还是个年轻的女人，她还在全心全意地同神秘地使她容貌变丑、身体变形的不幸做斗争；现在她则变成了另一个人，失去了性征但又是健全的：一个老太婆。倒是可以认为她的“危险年龄”危机已经度过，但不应当认为她的生活因此就会是轻松的。当她放弃了与时间带来的厄运进行的斗争时，另一种斗争便开始了：她必须在世界上保持一席之地。
女人正是在生命的秋季和冬季才摆脱她的枷锁的；她凭借年龄优势逃避了压在她身上的负担；她非常了解她的丈夫，以至不让他再把她吓住，她巧妙地避开他的拥抱，以友好的、冷漠的或敌视的态度在他身边编织起她自己的生活。如果他老得比她快，她就会控制夫妻生活。她也可能会蔑视时尚，不在乎“人们会说些什么”；她不再受社交义务、节食和注意美容的束缚。至于她的孩子，他们已经长大，能够独立生活；他们就要结婚，他们就要离开家。
由于摆脱了义务，她终于有了自由。不幸，每个女人的经历都重现了我们通过整个女人历史所验证的事实：她恰恰是在她不能利用时才有了这种自由。这种重现决非偶然：父权社会赋予所有女性功能以服务的一面，所以女人只有在完全失去功效时才可以摆脱奴隶地位。她在年近50时完全拥有了她的能力；她觉得自己的阅历丰富；这是一个男人有极高地位、极高职务的年龄；至于她，她可要退休了。她已学会了把自己奉献给某人，可现在没有人再需要她的奉献了。她一无所用，其生存的正当性无法得到证实，于是只好希望在风烛残年中能苟且偷生，只好喃喃自语地说：“没有人再需要我了！”
她并没有马上顺应这种情势。有时她痛苦地缠着丈夫；她对他的照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专横，以至弄得他喘不过气来；但婚姻生活的常规太固定了；她知道丈夫早就不需要她了，而且他也不再看重她所做出的努力了。和单独变老一样，维持他们的共同生活已成为次要的事。她把希望转向孩子；对于他们来说，一切尚未成为定局；世界和未来还在向他们开放；
她很愿意一直跟着他们往前冲。有晚育机会的女人有一种优势：当其他女人当祖母时，她仍是一个年轻的母亲。但通常母亲看到她的小家伙长大成人是在她4O岁至50岁之间。正因为他们将要离开她，她才充满热情，努力靠他们生活下去。
她的态度随着是希望儿子以后能帮助她，还是希望女儿以后能帮助她而有所不同；通常她把最不大可能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这方面，儿子是个从过去的深渊中向她走来的男人，为了看到他的辉煌出现，她曾遥望过远方的地平线；从刚诞生的儿子的第一声啼哭时起，她就盼望他能把他父亲无力送给她的财富全都倒出来的那一天。这期间她也打过他，整过他，但这些现在全给忘了；这个她打心眼里喜欢的男人，已经成为支配世界、驾驭女人的半人半神中的一员；现在他将要承认她拥有母亲身份的全部光荣。他将会使她免受丈夫的支配，替她报复那些她有过的和没有过的情人；他将会成为她的解放者，她的救星。她对他重新采取了少女死盯着迷人的求婚者的那种勾引和卖弄的行为；她走在他身边时优雅迷人，觉得自己仿佛是他的姐姐；如果他模仿美国电影中的男主角——在旁边对她既戏弄又贴近，既嘲笑又尊重，就会令她感到心醉不已。她怀着骄傲而又谦卑的心情，承认这个曾是她的小孩子的男人，拥有男性的优越性。
究竟到什么程度这些情感才算是乱伦呢？无疑，当她自以为得计地想像依靠儿子的权力时，姐姐这个词只不过是幻想出来的冠冕堂皇的挡箭牌；当她睡着时，当她漫不经心时，有时在痴想中走得相当远；但我已经说过，梦和幻想并不总是表现了隐蔽的欲望对实际行动的要求。它们常常自己满足自己，它们满足了一种只要求在想像中能加以满足的欲望。当母亲用或多或少的掩饰把儿子视为情人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通常，在真正意义上，性爱在这两个人当中并没有地位。
但是，这两个人确实成了一对儿；母亲是从她的女性意识的深处，发出了对儿子所代表的主权男性的欢呼；她以恋爱女人的全部热忱，把自己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而且作为这种礼物的回报，她期望自己能升到上帝右边的席位上。为了获得圣母升天那样的待遇，这个恋爱女人恳请她的情人能够自由行动；她骑上般地承担风险，而她的酬报就在于他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母亲也觉得她单单通过生育这一事实，就取得了不可侵犯的权利；为了把儿子看做她的人儿、她的财产，她急不可待地让他承认他对她负有义务。她不如恋爱女人那么苛求，因为她更镇静、伪善；就是说，她自动让位时较少有被夺权的焦虑；是她创造了一个肉体存在，所以她像对自己的生存那样对一种生存取得了控制权：她把他的行动、他的工作、他的优点据为己有。在颂扬她的子宫结出的果实时，她把她本人捧上了天。
靠代理人生活虽然方便却始终是不安全的。事情的结果可能违背她的初衷。儿子往往只是个饭桶、无赖、不成器的家伙、笨蛋、忘恩负义之徒。母亲对假定他要体现的英雄有自己的想法。没有哪种人比能真诚地尊重孩子人格的、甚至在失败时也能承认他有自由共和他一起承担献身于事业所要冒的种种风险的母亲更少见的了。我们倒是常常可以碰到这样的母亲，她们仿效受人赞许的斯巴达人，兴高采烈地让儿子要么胜利，要么去死；仿佛儿子在世上的职责就是要去证实母亲生存的正当性，获得那些她认为对他们俩都有益的东西。母亲要求这个神童的设计符合她自己的理想，而且他这些设计的成功实现是万无一失的。每一个女人都想生出一个英雄、天才；但所有真正英雄和天才的母亲，都抱怨她们的儿子伤透了她们的心。
实际上，男人往往是在违背母亲意愿的情况下，赢得她作为个人装饰梦寐以求的、放在她的脚下甚至都不敢承认的战利品的。她即使在原则上对儿子的事业表示认可，也会被一种矛盾折磨着，这种矛盾和折磨恋爱女人的矛盾相似。为了证实他的生命——还有他母亲的生命是正当的，他必须勇往直前，向着某些目的和目标超越他的生命；为了达到它们，他必须有损于健康也在所不惜，必须招惹风险。但是当他把某些目标置于活着这一单纯事实之上时，他便会对母亲的礼物的价值产生怀疑。她对此深感震惊；只有在她所生出的这个肉体对于他是至善（the Supreme good）的时候，她在男人面前才会拥有主权。他没有权利摧毁她忍着剧痛生出来的东西。“你会搞垮自己的，你会生病的，你会出毛病的，”她在他耳边絮絮叨叨地说。
然而她也十分清楚，仅仅活着还是不够的，否则生育本身就会变得多余。如果她的子女是个懒鬼、懦夫，她会第一个反对。她的大脑一刻也没有休息。他出征参战，她希望他能活着回来——但要载誉而归。她希望他的事业能成功，但又唯恐他劳累过度。不论他做些什么，她总是放心不下，无可奈何地看着事业是属于他的，她无法控制。她唯恐他会迷路，唯恐他会失败，唯恐成功会毁了他的健康。她即使信任他，年龄和性别差异也会有碍于母子间的真正合作；她不熟悉他的工作，况且他也没有要求她合作。
这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母亲为儿子特别感到骄傲，也总是感到不满意的原因。她认为她不但生出了一个活生生的身体，而且创造了一种绝对必要的生存，于是她回顾往昔时觉得自己生存的正当性得到了证实；但证实这种正当性对她并不是一种职业：她必须继续行善以充实她的日子；她希望自己对她的神是不可缺少的。施加在这个信徒身上的骗局，在这种情况下会遭到无情的揭穿：他的妻子会剥夺她的职能。人们常常描述她对这个“夺走”她孩子的陌生女人所怀有的敌意。母亲会把分娩这个野蛮而不自觉的过程，升到神圣而神秘的高度，拒绝承认人的决定可以起较重要的作用。在她看来，价值已经确立，它们始于本性，始于过去：
她误解了自由所承担的义务的价值。她儿子的生命是从她那里得到的，而他从这个他昨天还不认识的女人身上，又能得到什么恩惠？肯定是由于某种巫术，那个女人才能够说服他去过那种至今尚不存在的结合生活；那个女人诡计多端，自私自利，是个不吉利的家伙。母亲急切地盼望着这种欺诈行为会被揭穿；她受到好母亲（她用双手包扎好了坏女人留下的伤口）
古老神话的鼓舞，所以她注意观察儿子的脸色，看看是否有不幸的迹象——尽管他否认，她还是发现了这些迹象。他虽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她还是可怜他；她暗中监视着儿媳妇，对她百般挑剔；母亲用过去早已习惯的方式，来反对她的每一项革新，谴责这个侵犯他人权利者的存在。
每一个女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心上人的幸福：妻子希望看到他是一个男子汉，以便通过他去征服社会；母亲则希望对他加以保护，把他带回到童年时代。年轻的妻子期望她的丈夫能够变成富翁或名人，母亲则用他的本性难移这一法则，去反对妻子的打算：他是娇嫩的，他绝不可以劳累过度。当轮到新来的女人怀孕时，过去与未来的冲突加剧了。“孩子的出生即父母的死亡”；在这种时候，这一真理显示出其全部的残酷力量：希望靠儿子活下去的母亲认识到，他就要判处她的死刑。她给予了生命；生命将继续存在，可是她却要消失了；她不再是那个大母神（themother）——她只不过是一个环节。她从永恒的偶像天国殒落，此后只不过是一个完蛋了的、过时了的人。在这种时候，她的仇恨在病态情况下可能会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以至会引起神经病或驱使她去犯罪，如勒费弗尔夫人就是这样。
在正常情况下，祖母能够克服她的敌意；有时她顽固地认为婴儿只属于她的儿子，她爱他爱到了专横的程度；但通常年轻母亲会宣称孩子是属于她自己的；祖母的嫉妒使她对幼儿有一种暧味的感情，敌意掩饰在焦虑的外表之下。
母亲对成年女儿的态度是极其矛盾的：她希望儿子能够成为一个神，而希望女儿是一个替身。这个替身是一个可疑的人物，往往会伤害原型，如我们在坡的故事和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里就是这样看到的。所以，女儿在变成女人的同时，也宣判了她母亲的死刑；然而她却让自己继续活着。母亲的行为依她从孩子的蓓蕾初放中所看到的是毁灭还是再生，而有很大的不同。
有的母亲冷酷而又怀有敌意。她不能接受一个欠她一条命的忘恩负义之徒来顶替她。人们常注意到风骚女人对衬出她矫揉造作的青春少女所感到的嫉妒：把每个女人都视为可恨的竞争者的她，甚至把她自己的孩子也看成了竞争对手；她会把她赶走，或者让她呆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或者设法剥夺她的社交机会。她虽然为自己身为妻子和母亲堪称典范、举世无双而感到骄傲，但仍会为反抗罢黜而进行残忍的斗争。她总在说她的女儿只不过是个孩子，把她做的事视为儿戏；她太年轻，不宜结婚，太娇嫩，不宜生育。如果她坚持想有一个丈夫、家庭和孩子，那么这一切都是言不由衷的。母亲绝不会对挑剔、嘲讽或预言要出问题感到麻烦。如果有可能这么做的话，她会罚女儿永远留在童年阶段；如果无可能，她也会试图毁掉女儿勇敢得到的成人生活。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她往往会成功：由于受这一有害的影响，许多年轻女人一直不育或流产，不会哺育孩子，或者不会理家。夫妻生活将是不可能的。由于不幸与孤独，她将会在母亲主权的卵翼下寻求庇护。如果她反抗，她们将会永远冲突与对立；受挫的母亲常把对女儿蛮横无车L的独立的愤怒转嫁到女婿头上。
热情认同于女儿的母亲，其专制程度一点儿也不会小；她想利用她成熟的经验重度一次青春，以便在把她自己从过去拯救出来的同时，挽救她自己的过去。她要根据她所梦寐以求但从未有过的丈夫的标准，亲自挑选一个女婿；她卖弄风情而又自作多情，所以她很容易认为女婿在心底暗暗要娶的是她；通过女儿，她满足了自己对财富、成功和名声的旧有欲望。
这些女人常被描绘成怂恿她们的孩子在风流道路（电影或戏剧表演）上继续走下去；她们在照顾孩子的借口下，接管了她们的生活。我曾听说，有些人会走得很远，甚至把少女的求婚者带到自己的床上。但是，女儿长期容忍这种监护的情况则十分少见；她一找到丈夫或可靠的保护人，就会起来造反。岳母对女婿开始十分喜爱，后来会怀有敌意；她哀叹人的忘恩负义，以受难者自居；这回该轮到她变成一个有害的母亲了。
许多女人预见到这些失望，看到女儿长大时，便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但倘若如此，她们就会很少能从女儿身上享受到快活。一个母亲要是想通过孩子的生活得到充实，不至于变成他们的暴君或成为受他们折磨的人，就必须把慷慨和超然这两种态度结合起来，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外祖母对外孙辈的感情，是她对女儿感情的延伸，有时她也会把自己的敌意转移到他们头上。许多女人强迫被诱好的女儿去做人工流产，或强迫她去弃婴乃至杀婴，不仅仅是为了阻止发生丑闻，还因为她们非常乐意剥夺女儿做母亲的权利，顽固地想保持自己的特权。她们甚至准备劝告合法母亲去流产，不哺乳婴儿，把他送得远远的。就她们而言，她们会以冷漠的态度去抹煞这个冒失的小家伙的存在；或者更可能不断地斥责、惩罚孩子，乃至对他虐待。
相反，认同于女儿的母亲，常比这个年轻女人更急于要她的孩子。女儿被未知的小生命的来临搅得心烦意乱，但对于外祖母，这却是旧戏重演：她又回到了20年前，在小床边她又是一个年轻女人了；她重新得到所占有和支配的一切，而这是她的孩子很久没有给过她的。
她停经以后就放弃的种种母性欲望，都奇迹般地实现了；她是真正的母亲，在照料婴儿时很有权威，而且，如果把孩子托付给她，她会热情地为他献出一切。对她不幸的是，年轻母亲很可能会坚持自己的权利；外祖母只是被认可扮演助手的角色，这也是当年她的长者所扮演的角色；她有一种被罢黜的感觉，此外她还必须认真对付她女婿的母亲，而她对这位母亲自然是很嫉妒的。怨恨往往会败坏她最初对孩子的自发的爱。许多外祖母的焦虑表现了她们的感情矛盾：她们喜欢这个婴儿是因为他属于她们，但是她们也因为他是个小陌生人而对他怀有敌意；而且她们会为这种敌意感到害臊。可是，如果外祖母一面保持她对外孙辈的慈爱感情，一面又完全放弃占有，她便可以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守护天使的角色。由于既不承认有权利又不承认有责任，她爱他们是纯粹出于慷慨；她没有因为他们而陷入自恋的梦想中，她对他们什么梦想也没有，她不打算把她可能永远见不到的未来奉献给他们。她所爱的只不过是这个有血有肉的、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他们依附性和无偿性的小生命；她不是他们的教育者；
她不需要体现抽象的正义与法律。顺便说一下，这也许是她卷入同外孙辈的父母的冲突的原因。
也可能有的女人没有后代，或者对后代不感兴趣；由于缺乏同子女或孙辈的自然联系，她有时人为地创造出一种相似的联系。她向年轻人表达母性的感情；不论她的爱是不是柏拉图式的，她在说她“像爱儿子似的”爱由她所保护的人时，都不全是假的：就此而言，母性的情感或多或少总带有色情的性质。那些仿效德·华伦夫人的人，在救济、帮助和塑造一个男人时，确实得到过快活：她们希望成为一种超越她们的生存的源泉的，成为这种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基础；她们让自己成为母亲，而在她们情人的心目中，她们在这方面更胜于把自己当做情妇。母性型的女人还常收养女孩子。这种关系在这里也同样会呈现出多少带有性的性质的形式；但是不论是柏拉图式的还是肉欲的，她在被保护人身上所寻求的都是一个奇迹般地恢复青春的替身。
女演员、舞蹈家和歌唱家变成了老师：她们在塑造学生；知识分子（如夏里埃夫人在哥伦比亚疗养时），则向门徒进行灌输；虔诚的教徒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精神女儿；风流女人则变成了鸨母。如果说她们以极大的热忱去从事网罗门生的活动，那么这不是出于对所致力于的领域的纯粹兴趣；她们在被保护人身上所寻求的是化身。她们专横的慷慨所引起的冲突，几乎和有血缘关系的母女之间的冲突一模一样。收养孙辈也同样是可能的；祖姑母和教母很愿意扮演祖母那样的角色。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几乎没有哪个女人会在她的后代（自然的或收养的）身上找到为她晚年辩护的理由：她无法将这些年轻人中的任何一人的事业真正据为己有。她只能要么极力坚持把它给接收过来，从而在令她失望和精疲力竭的斗争中被毁掉；
要么她听命于只是进行有节制的参与，如通常发生的那样。年长的母亲和祖母往往会压抑她们想支配的念头，隐藏她们的怨恨；不论孩子最终给了她们什么，她们都会满足。但是倘若如此，她们就会几乎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她们会被迫面对荒漠般的未来，无所事事，成为孤独、遗憾和无聊的牺牲品。
这时我们便会遇到老年女人的令人悲泣的悲剧：她认识到自己已无用了。中产阶级女人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常常不得不去解决如何消磨时间这个可笑的问题。但是当孩子已经长大，丈夫也功成名就或至少安下心来的时候，时光仍必须想点办法才能打发掉。刺绣编织就是为掩饰可怕的空闲才发明出来的；手在刺绣，手在编织，它们在活动；可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所考虑的目的；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消磨时间，要弄清它究竟会有什么用处也往往是个难题——也许会把它们送给朋友或慈善机构，或者胡乱摆放在壁炉台上或中央的桌子上，总之可以把它给摆脱掉。这不再是一种虽然无实用性却能表现出纯粹生活乐趣的游戏；而且它也几乎不是一种逃避，因为头脑始终是空虚的。这是巴斯卡尔所谓的“荒唐娱乐”；用织针或钩针，女人可悲地编织出了她度日的空虚。水彩画、音乐和读书，也基本上起着同样的作用；无所事事的女人在让自己适应这类事时，并不是想扩大她对世界的把握；
而只是想排遣她的无聊。一种活动若是不能开辟未来，便会回落到空虚的内在性中；懒散的女人打开书又把它扔到一边，打开钢琴只是为了把它重新盖上，再次做起了刺绣活儿又打着呵欠，最后拿起了电话。
事实上，她极可能会通过社交生活郭解脱；她出门、回访；和达洛韦夫人一样，她也把她的猜春看得很重。；她去参加每一次婚礼、每一次葬礼；她不再有任何属于她自己的生存，于是就鼓励交往。以前风骚的女人，现在变成了长舌妇；她观察着人们，评论著他们的举止行为；她对自己情性的补偿是向周围所有的人散布批评和忠告，不请自到地向每个人介绍她的有益经验。她若有财力，就会开始举办沙龙，希望以此侵占别人的事业和成功；有时她会以这种方式建立对自己臣民的专制统治，就像迪·德芳夫人和维尔杜安夫人那样。成为rt 个吸引中心、一种灵感，创造一个聚会点、一种气氛，这的确是对行动的一种替代。
此外还有一些更直接干预世界事务的方式；在法国就有慈善机构和若干个“协会”，但特别是在美国，女人交往于俱乐部，她们在那里打桥牌，读书评，提供文学奖，促进社会改良。
在欧美两个大陆，大多数这类组织的特点是，它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它们自己的存在理由：它们的那种被假定当做目的的目的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其情势正如卡夫卡的寓言所描述的那样：
无人为造通天塔操心；在准备建塔场所的四周，发展起了一个特大的城镇，这个城镇因管理、扩建以及内部争执，耗尽了建塔的所有财力。这些协会的女人在组织她们的机构时，正是这样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耗尽了她们的大部分时间；她们选择理事，制定章程，进行内部讨论，和竞争协会争夺名望：任何人都不应当偷走她们的贫民，她们的病人，她们的伤员，她们的孤儿；她们宁肯看着他们死，也不愿意把他们交给另一个团体。这些女士们甚至不想要一个能消除弊端和不公正现象的社会制度，以免让她们的热心肠变得没有用场；她们庆幸战争和饥荒把她们变成了人类的恩人。很明显，在她们的心目中，这些编织品和包裹不是为了士兵和灾民而准备的，宁可说这些人是为了收到飞行帽和包裹而准备的。
尽管如此，某些团体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在美国，可敬的“妈妈们”的影响十分有力；
可以解释这一点的，应当是提供她们以闲暇的寄生生活方式：由此产生了闲暇的有害性。在《毒蛇的后代》中，菲利普·怀利这样提到美国妈妈：“她对医学、艺术、科学、宗教、法律、卫生一无所知……准确地说，她对参加任何一个这类无目的的机构要做些什么，极少有特殊的兴趣，只要有事可做就行。”她们的努力同首尾一致的建设性的计划，并没有结合起来，也没有指向客观目标，这些努力只不过是想让她们的情趣和偏见专横地昭示于人，或者只不过是想为她们的利益服务。例如她们可以在文化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她们买了大部分有关书籍，但她们读起书来却像一个人玩纸牌似的。文学只有在呼吁人们进行设计的时候，才会具有意义和尊严；它必须和人的超越运动结合起来。女人却不是这样，她滥用书籍和艺术品，把它们淹没在内在性之中；油画变成了小摆设，音乐变成了陈腔滥调，小说变成了只和编织的沙发套同值的幻梦。美国的女人应当为畅销书的降格负责；这些书不仅仅是为了让人感兴趣，而且更糟糕的，还是为了让懒散的女人对追求逃避感兴趣。至于妈妈们的一般作用，菲利普·怀利这样写道：
她们把政治家吓得现出一副奴才相，她们让牧师心惊胆战；她们把银行经理搅得心烦意乱，她们把学校布告栏砸得粉碎。妈妈们有许多这类机构，其真正目的在于强迫她周围的一切乖乖地服从她个人的欲望……要是有可能，她会把全城或全州的妓女都给轰出去……她要让公共汽车沿着于她方便而不是于工人方便的路线行驶……她为慈善事业举办盛大的博览会和聚会，又把所有的钱送给……看门人，让他买些啤酒，以治疗委员们次日清晨的头痛……俱乐部则为妈妈们管别人的闲事提供了无数次机会。
这篇抨击性讽刺文章颇为真实。这些老太婆们不是政治专家，不是经济专家，也不是任何技术部门的专家，所以不可能具体地把握社会：她们对所需要采取行动的问题一无所知；
她们拿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她们的道德观念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抽象刻板；她们用颁布禁令来取代对发现进步途径的追求；她们不想积极地创造新局面。她们为消除邪恶而攻击现存的事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们总是联合起来去反对某种邪恶：酗酒、卖淫、色情文学。
她们没有认识到，纯属消极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在美国为禁令的失败所证实，在法国为玛尔特·理查德①促使众议院通过的关闭妓院法令的失败所证实。只要女人仍是一个寄生者，她就不可能有效地参与改善世界。
但是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我们就要加以考察的女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某项事业，她们确实发挥了作用；这些女人不再是仅仅想填满自己的时间，她们还有希望达到的目标；她们在自己权利的范围内是生产者，所以不在我们所考察的寄生者之列。但这种改变很少见。这类女人大多在从事私人或公共活动时，没有想到要取得什么结果，而只是想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够让自己忙个不停——当忙碌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时，它是没有价值的。她们许多人受这种情况的不利影响；生活了大半辈子后，她们所感到的迷们，同生活尚未展开的少年十分相似；
两种情况他们都觉得无所依傍，周围是一片荒原；他们一边想着该有什么行动，一边喃喃自语：“这有什么用？”但是，不管是否愿意，男性少年都要走上揭示责任、目标和价值的男性的生活道路；他被抛进这个世界，他作出决定，他献身于某种事业。如果建议年长的女人，说她应当向新的未来进发，她会悲伤地回答说这太晚了。并不是说她今后的时间有限了，因为女人退休得很早；而是说她缺乏四处搜寻并发现新的目标的那种精神、那种自信、那种希望、那种愤怒。
她托庇于已成为其命运的常规；重复变成她的模式。她变得十分吝啬；她越来越虔诚；她紧紧抓着禁欲主义不放，如同德·夏里埃夫人那样。她已干涸，变得冷漠而自私。
老年女人在垂暮之年一般是安详的，这时她放弃了斗争，濒临死亡使她不再关心未来的一切。她的丈夫往往更老，她目睹了这种衰老，暗暗地幸灾乐祸——这是她对他的报复。如果他先死，她会愉快地承受这一损失；人们常看到，对晚年丧偶，男人比女人更加烦恼。他们从婚姻得到的比女人多，尤其是在晚年。
因为那时整个世界都浓缩在家庭范围里；现在已不再与未来相联系。这时妻子主管日常生活，维持他们平稳的节奏。当男人放弃了他的社会职能时，他便变得完全无用了，而他的妻子至少还能够使家庭运作；她对她的丈夫是不可缺少的，而他却完全是个令人讨厌的人。
老年女人为她们的独立感到骄傲；她们终于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了；她们注意到她们已受到自己全部生活的愚弄和欺骗；她们头脑清醒，不再轻信，常常变得尖酸刻薄，玩世不恭。
尤其是，“生活过来”的女人比任何男人都更加了解男人，因为她已看到男人并非是公众所看到的那种形象，而是同伙不在场时每一个男人都会暴露出的那个偶然的人，那个环境的造物。她也了解女人，因为她们只有在其他女人面前才会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她一直藏在幕后。但是即使她的经验使她能够揭穿骗局和谎言，也仍不足以将真理展示在自己面前。不论有趣还是辛酸，老年女人的智慧都仍完全是消极的：它有着对立、指控和拒绝的性质；它是结不出果实的。和在她的行动中一样，对女人的寄生生活有用的最高形式自由，在她的思想中也表现为斯多噶式的否定或怀疑的嘲讽。纵观其一生，她的确任何时候都没有能够既做一个有用的人，又做一个独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