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the family）不是一个封闭的共同体：由于与其他社会单位相沟通，它的封闭性在减弱；家（the home）不仅是禁烟夫妻的“内部世界”，也是夫妻生活标准、财政状况、情趣爱好的表现，因而家有必要让别人去观察。主要是女人那一方在指导这种社交生活。男人则作为生产者和公民，通过基于劳动分工而产生的有机凝聚力的联结，加入这个共同体；夫妻是社会的人，他们取决于自己所归属的家庭、阶级、社交圈子以及种族，通过机械凝聚力的联结，依附于有相似社会处境的群体；妻子可以十分单纯地体现这种关系，因为丈夫的职业联系常和他的社会地位不协调，妻子却无职业要求，能够只交往和她地位相等的人们。况且，她有闲暇通过“回访”和“请客”维持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因此，当然只有在其成员刻意坚持他们的社会等级地位的阶级中——就是说，在其成员认为比其他某些人优越的阶级中，它才是重要的。她乐于炫耀她的“小天地”乃至自己的容貌，而这些，丈夫和孩子已司空见惯，没有去注意。她的社交义务就是“装门面”，它和她抛头露面的快活结合在一起。
她首先必须在与己有关的场合“装门面”；在家做自己的事时，她可以穿着随便；外出待客时，则要“盛装打扮”。礼服有双重功能：它既指明了这个女人的社会地位（她的生活标准，她的财富，她所归属的社交圈子），但同时也具体地体现了女性的自恋；它既是服装，也是装饰；借助于它，失去了做任何事权利的女人，觉得她表现了她所充当的角色。关心美貌和盛装打扮是一种工作，可以让她占有她的容貌，就和通过做家务占有她的家一样；于是，她的自我仿佛是她自己选择的，她自己再造的。社会习俗加深了这种以貌取女的倾向。男人的衣服和他的身体一样，将去表明他的超越性而不是去引人注目；对他来说，优雅的风度和英俊的外表都不需要他把自己树为客体；而且，他通常不认为他的容貌是自我的反映。
相反，社会甚至要求女人把自己变成性爱客体。她成为时装的奴隶，时装的目的不是将她揭示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是为了割断她与超越性的联系，使她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猎物；
所以社会并不想促使她进行设计，而是想对其加以阻挠。裙子不如裤子方便，高跟鞋有碍行走，长裙和礼服鞋的实用性最小，宽沿帽和长简袜最易损坏，但它们却最能表现优雅的风度；
服装可以掩饰身体，可以改变形体，或追求曲线美；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把身体放在供人观赏的地位。这就是盛装打扮成为令小女孩着迷的游戏的原因，她喜欢注视自己；后来她童年的独立性增大了，她开始反抗淡色细布和漆皮鞋加给她的束缚；到了未成熟的青春期，女孩子既希望展示自己又拒绝这样做，感到左右为难；但是她一旦接受她的性客体命运，就会喜欢装饰自己。
如我所指出的，女人通过装饰使自己与自然相联系，同时也给自然带来人为的需求；对于男人，她是花朵，是宝石——对于她自己也是如此。她在把荡漾之水，柔和之裘皮送给他之前，自己先占有了它们。她同她的小玩艺儿，她的地毯，她的椅垫，以及她的花束的关系，远不如同和她的肉体融为一体的羽毛、珍珠、绫罗绸缎的关系那么密切。它们的五光十色，它们的柔软质地，弥补了她命定属于的性爱世界的粗糙生硬；她对它们看得越重，她所得到的肉欲满足就越少。许多女同性恋者身着男装，不只是为了模仿男人并向社会挑衅；她们没有必要去抚摸天鹅绒和绸缎，因为从女性身体也可以发现这种被动的特质。异性恋女人在委身于男性的粗野拥抱时，则除了自己的身体无任何肉体猎物可拥抱（即使她喜欢也是如此，若不喜欢则更是如此），所以她才在身上洒香水，让它变成花朵，而她脖子上的钻石项链，则与她的皮肤交相辉映；只要占有了它们，她就可以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富翁。她不但贪图它们所给予的感官快活，而且有时也贪图它们所带来的感情与理想的价值。这个珠宝是个纪念品，那个珠宝则是个象征物。有些女人把自己变成了一束花，一个鸟笼，有些女人则把自己变成了博物馆，还有一些女人把自己变成了难解的符号。乔吉特·勒布朗在她的《回忆录》中回忆她的青年时代时这样写道：
我总是打扮得像一幅画。有一个星期我想把自己打扮成范·艾克式人物，鲁本斯寓意画中的人物，或者持姆笔下的圣母。我依然可以记得，一个冬日，我穿着镶着银边、用紫天鹅绒做的无袖长袍，穿过布鲁塞尔的马路。我拖着长长的衣裙，不屑将它提起，诚心诚意地让它在人行道上扫动。黄色的裘皮帽子军在我的金发上，但最不寻常的要数我领头上的那颗钻石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很简单，是因为我喜欢，是因为这样做会令我觉得我的生活极其超凡脱俗。我越是受到嘲笑，就越是打扮得离奇。由于受到嘲笑，我羞于对我的容貌作出哪怕是最微小的改动。改动是令人感到屈辱的退让……在家可就不一样了。我的模特儿就是高佐利和弗·安吉里克的天使，就是伯恩．琼斯和瓦兹的画中人。我穿的衣服总是天蓝色和金黄色的，折迭的衣裾在我周围飘动。
在精神病院可以发现滥用各种装饰品的最典型的例子。有的女人无法控制自己对珍奇物品和象征性物品的喜爱，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外貌，不顾一切地过分打扮自己。于是小女孩把盛装打扮看成掩饰术，认为它可以把自己变成仙女、王后或花朵；当她戴着花环和缎带时，她认为自己很美，因为她认为自己和这些极美的装饰完全一样。天真的少女迷恋某种衣料的颜色，却未注意到她如土的肤色。在成年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当中，也可以发现这种追求花哨的恶癖，她们只迷恋于外部世界，却不去注意自己的容貌；她们对这些古代织物，这些珠宝极其神往，兴致勃勃地为古代中国或中世纪扬幡招魂，对镜子却只给予急促的有成见的一瞥。
人们有时会惊讶地发现，稀奇古怪的装饰甚至深得年纪较大的女人的喜爱：王冠、饰带、绚丽的服饰、奇特的项链；不幸的是，这些东西让她们衰老的容貌变得引人注目。在这些女人当中，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诱惑力，盛装打扮对她们只不过是消磨时光的一种游戏，这和她们小时候一样。另一方面，风度优雅的女人，若有必要也会追求感官的和审美的快感，但她肯定会让它和她的容貌相般配；长裙的颜色将会有助于表现她的肤色，其剪裁的方式也将会突出或改善她的体型。她所看重的是让自己得到修饰，而不是去修饰她的那些东西。
打扮不仅仅是修饰；我已经说过，它还表明了女人的社会处境。只有妓女才会去专门发挥性客体的功能，因为她除了这样炫耀自己不可能有别的做法；正如桔黄色的染发、古香古色的大花袍子、高跟鞋、浓烈的流行香水味，都是在为她的职业做广告。任何别的类型的女人，若是“打扮得像个街头妓女”，便会受到人们的批评。她的性爱能力同她的社交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显然在人们面前只应当显得庄重。但是，还应当特别指出，庄重决不意味着穿着呆板。女人过分明显地迎合男性的欲望固然令人厌恶，但拒绝这种欲望也是不足称道的。人们会以为她想当个男人，或可能是个同性恋者；或者她想标新立异，无疑是个怪物。
她要是拒绝接受她的性客体角色，就是在向社会挑衅，就也许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只要她不想标新立异，那么就必须保持女性气质。根据习俗，裸露痛和适度的举止可以达成妥协；有时胸脯是“正派女人”必须遮掩的，有时甚至连足踝也必须遮掩起来；有时少女可以突显自己的勉力，以吸引可能的求爱者，而已婚女人则要完全放弃对自己的修饰，许多农村文化就是这样要求的；有时少女却必须穿上薄薄的、色彩单调的、式样守旧的长衣，年纪较大的女人则可以穿上质地厚实、色调丰富、款式颇为诱人的束身长衣；对于16岁的孩子来说，黑色似乎是显眼的，所以它不是这种年龄该穿的颜色。
这些规矩当然不能忽视；但一般来说，即使在最保守的圈子里，女人的性的一面也会受到强调；比如牧师的妻子就把头发做成波浪形，化了淡妆，谨慎地追求着时髦，对自己身体的吸引力表示关心，这说明她接受了自己的女性角色。性爱生活与社交生活的这种结合，在晚礼服表现得尤其明显。为了表明这是以奢侈和惊人的浪费为标志的社交场合，晚礼服应当价格昂贵，质地脆弱；它们还应当尽可能地令人感到不方便；裙子要又长又宽，或要窄得像紧裹在身上，几乎让人无法行走；在珠宝、荷叶边、亮晶晶的饰片、花饰、羽毛和假发之下，女人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玩偶。甚至连这肉体也在展览之列，犹如盛开的花朵展示在人们面前；
女人也在展示她们的肩膀、背部和胸部。除非狂欢时，男人对这一切不应当表现出过多的兴趣，他们只能瞟上一眼，只能在跳舞时拥抱。但若能在充满如此精致宝物的世界成为国王，每个人都会心醉神迷。就男人而言，在这里聚会具有物物交换的礼仪的一面，这种礼仪要求交换礼品，每个人都把属于个人财产的女性身体，通过展览，作为礼品赠送给其他所有的人。
穿晚礼服的妻子扮成一般的女人，去博得所有男性的欢心，满足她的所有者的自尊心。
由于化妆具有社会意义，女人便有可能通过穿着方式去表明她对社会的态度。她若是服从既定秩序，就会表现出一种谨小慎微和优美动人的风度。这里可以有许多微妙的差别：她可以把自己表现为脆弱的、幼稚的、神秘的、坦率的、自我克制的、快活的、相当勇敢的、贤淑的。或者相反，她若是蔑视惯例，就会通过标新立异使这一点昭然若揭。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小说里的“解放型女人”，以大胆的服饰去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突出表现她的性客体本性，因而突出表现她的依附性。比如说在埃迪丝·华顿的《无知的年龄》里，一个年轻的离婚女人就有着冒险的过去和鲁莽的气质，第一次出现就极其坦胸露肩；对她来说，她所招致的阵阵流言蜚语，清楚地反映了她对循规蹈矩的蔑视。同样，少女喜欢打扮得像个成年女人，年纪较大的女人则喜欢打扮成小女孩，高级妓女喜欢打扮成上流社会的女人，而后者却喜欢打扮成“荡妇”。
即使每个女人的打扮都符合她的身份，也同样会有小把戏存在：技巧和艺术一样，属于想像王国。不但腹带、乳罩、染发剂、化妆品掩饰了身体和面容，而且阅历极浅的女人，一旦“打扮起来”就会让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她和图画、雕像或舞台演员一样，是一个假定某人并不存在的作用物——就是说，她代表她所扮演的角色，但又不是这个角色。对和小说主人公、肖像或雕像一样非现实的、固定不变的、十分完美的某人的这种认同，使她感到满足；
她努力认同于这种形象，她觉得只有具有光辉的形象，自己才是稳固的，她自己的生存正当性才会得到证实。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玛丽·巴什基尔切夫的《心灵独白》中，才会看到她不厌其烦地对自己进行连篇累牍的形象描绘。她毫无遗漏地向我们展示了她的服装；每种新的装饰都会让她觉得自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使她更新了对自我的崇拜。
我拿了一块母亲的大披巾，在中间剪了一个洞，让头可以钻进去，然后把每个边缝在一起。这块垂落时有古典褶折的披巾，给我平添了一种东方的、圣经般的异国风度。
我到拉弗里埃尔时装店去，加洛林用了3个小时为我制作了一个长袍，穿上它，我觉得人就像笼罩在云彩里。她把一块英国皱绸给我披上，正是它使我显得苗条、优雅、修长。
我穿着一件飘逸的暖呢长袍，样子就和勒费弗尔似的，他非常懂得该怎样用朴实无华的衣料来衬出他年轻矫健的身材。
她天天都在唠叨着这样的句子：“我穿黑色时很迷人……穿灰色时我很迷人……我穿白色时，也很迷人。”
德·诺阿耶夫人认为服饰十分重要，她在《回忆录》里痛苦地叙述了一件没有做好的长袍所引起的轩然大波。
我喜欢活泼的颜色，及它们狂放的对比；一件长袍犹如一幅风景画，犹如命运之路的起点，犹如对冒险的许诺。但当我穿上那件很不合身的长袍时，我因当时显现出来的缺陷而不能不痛苦。
服饰对许多女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可以使女人凭借幻觉，同时重塑外部世界和她们的内在自我。l·柯恩（l·Ke－Un）所著的德国小说《穿人造丝的少女》，描绘了一个少女对白斗篷的激情。她喜欢它给感官带来的温暖，而且裹在那考究的折皱中时，她体验到了一种无比幸福的安全感；她借助于它占有了美的世界，占有了完全超乎她现实之外的命运。
既然女人是客体，完全可以理解，她的内在价值要受她的服饰风格的影响。她如此看重丝袜或尼龙袜，看重手套，看重帽子，并非完全无用，因为保持自己的地位是她必须履行的义务。在美国，做工的女孩子把大部分生活费用于美容和服装。在法国，这种花费要少一点；
但情况依然是，女人打扮得越漂亮，她就越受到尊重；她越是需要工作，绝佳的外貌对她就越是有利；姣好容貌是一种武器，一面旗帜，一种防御，一封推荐信。
优美也是束缚；其好处要付出代价才能够换来；而且其花费是如此昂贵，以至商店保安人员常常当场抓到偷香水、丝袜、内衣或诸如此类物品的上流女人或女演员。许多女人为了打扮得漂亮而行娼或接受经济“资助”；服饰使她们需要有额外的钱。打扮得漂亮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但这种任务有时也会带来正面的快活；在这个领域和家庭用品市场一样，可以发现隐藏着的宝藏，可以发现到处在讨价还价，可以发现运用策略、施展计谋和独出心裁。如果女人心灵手巧，她甚至可以三下五去二地为自己缝制新式服装。成交是一种冒险，新式服装是一种赞美，化妆或做发型可以代替创作艺术品。女人在今天比以前更懂得通过运动、体操、沐浴、按摩和保健食品去开发身体的快活；她可以决定自己该有多重的体重，该有什么样的体型以及什么样的肤色。现代美学观念使她有可能把美和活动结合起来：她有权锻炼肌肉，她拒绝发胖；她通过体育把自己肯定为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她的偶然性的肉体的束缚；但这种解放也很容易重新陷入依附性；好莱坞明星虽然战胜了本性，但她同时也变成了受制片商操纵的被动客体。
除了这些当然可以让女人感到高兴的胜利，保持吸引力和保持良好的家庭环境一样，还意味着同流逝的时光作斗争；因为她的身体也是一种随着时间的逝去而退化的物体。在《输家》中，柯莱特·奥德里描绘了这种可以和主妇同灰尘的斗争相比的斗争：
这已不再是年轻时那结实的肉体了；从胳膊到大腿，肌肉的形状在复盖着松弛皮肤的脂肪层下显露出来。她很烦恼，于是重新修改了她的日程表：早上做半小时健美操，晚上，在上床前做15分钟的按摩她开始查阅医学书籍和时装杂志，开始注意观察她的腰围。她做果汁喝，偶尔服用泻药，并戴橡皮手套洗碟子。她的两件心事——恢复身体的青春和翻新房子，最后变成了一个，于是她终于到达了一个死点……世界仿佛停顿了，悬在衰老和腐败之外……她现在在游泳池认真上课，以求改善她的形体，美容杂志使她注意经常重复的处方。金格·罗杰斯吐露说：“我每天早上用梳子击头100下；这正好用两分半钟，而我的头发如丝一般……”怎么才能让你的足踝变得细长呢？每天用脚尖抬起身体力次，不要让脚跟挨地；
这种锻炼只须用一分钟，一天抽出一分钟又算什么呢？此外，还要用油洗指甲，或用柠檬洗手，或用捣碎的草莽涂在面颊上。
在这里，例行公事又使美的关注和衣柜的保养变成了单调乏味的苦差事。所有的生长物都会对贬值产生恐惧，而这种恐惧在某些性冷淡或受挫的女人当中，也将引起对生命本身的恐惧：她们努力保养自己，就像别人保养家具或罐头食品那样。这种消极的固执态度，使她们成为自己生存的敌人，或使她们对别的人或物怀有敌意：美食会破坏体形，葡萄酒会损害肤色，笑得太多会产生皱纹，阳光会伤害皮肤，睡眠会使人迟钝，工作会让人憔件，爱情会令人有黑眼圈，接吻会弄红面颊，抚摸会使乳房变悴，拥抱会使肉体枯萎，做母亲则会使面容和体型变丑。我们都知道，年轻的母亲在躲开对她的舞衣特别感兴趣的孩子时是多么气愤：
“别用你那油腻腻的手来碰我，你会弄脏我衣服的！”卖弄风情的女人也同样会拒绝丈夫或情人所献的殷勤。她想保护自己，不受男人、世界和时间的干扰，就像一个人用套子保护家具那样。
但是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不会阻止出现白发和鱼尾纹。女人从年轻时就知道，这种命运是无法避免的。尽管她处处小心，还会发生意外：酒洒在了她衣服上，香烟烧坏了衣服；
这标志着舞厅上的那个带着高傲的微笑、华贵而又快活的人儿消失了，因为她现在是一副主妇般的严肃认真的表情；这一点突然变得一目了然，原来她的服饰并不是犹如烟火的一组艺术品，在瞬息之间迸发出光芒，有着片刻的灿烂光明。宁可说它是一种财富，一种资本，一种商品，一种投资；它意味着牺牲；失去它是真正的灾难。污点、裂缝、拙劣的做工、难看的发型，是比把烤肉烧焦了、把花瓶打碎了更为严重的事故；因为不但时髦女人把自己投射到物当中，宁肯把她自己变成一个物，而且她毕竟直接感受到了威胁。她和裁缝和制帽者之间的关系，她的烦躁，她的苛求——这一切都表明了她的认真态度和不安全感。一件做得很成功的长袍，使她成为她梦中的人物；但是过时或不得体的服饰，则会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者。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告诉我们，她的幽默感，她的举止和面部表情，均有赖于她的长袍；当她的穿着不得体时，她感到尴尬而平庸，因而感到耻辱。许多女人宁愿错过一次机会，也不愿意穿着很不得体地出门，即使她们本人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些女人声称她们“是为自己而打扮的”，可是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自恋时也隐含着让别人观赏的意思。爱打扮的女人若是不被人看到，便永远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她们是精神病患者．；通常她们希望有个见证人。托尔斯泰的妻子在结婚十年以后，仍希望别人仰慕她。她喜欢缎带和装饰品，希望把自己的头发弄成波浪形；要是无人注意，她就会问，这是怎么回事？而她觉得好像要哭出声来了。
丈夫并不善于扮演这种见证人的角色。在这方面，他的要求仍是模棱两可的。如果他的妻子太吸引人了，他会感到嫉妒；但所有的丈夫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点像甘大略王；他希望妻子能够为他赢得名声，他希望妻子典雅、美丽，或至少也要“说得过去”；若不然，在有客人时，他很可能会不高兴和热嘲冷讽。我们已经看到，在婚姻当中，性爱的价值和社交的价值并非完全是可以协调的，这种对立也反映在这方面。在丈夫看来，妻子强调性欲表明她格调低下；他不赞成蛮横无礼，尽管他觉得这在别的女人身上是很有诱惑力的，而这种不赞同的态度扼杀了他在别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任何欲望。如果他的妻子穿着朴实，他倒是满赞成的，但又会产生不了热情：他认为她无吸引力，隐隐地觉得她应当受到责备。有鉴于此，他很少因为他个人而对她加以审视；他用别人的眼光去观察她。“人们会说她些什么？”他的推测不可能正确，因为他认为别人也会持他身为丈夫的观点。
没有什么会比丈夫羡慕别的女人的衣服和举止，却对她有同样的衣服和举止加以批评更让女人愤怒的了。而且还应当说，他离她太近了，近得无法看清她；对他来说，她的面目永远是一样的；不论是她进行了新的打扮还是她的发型有了什么变化，他都未注意到。甚至连钟情的丈夫或热情的情人，也往往会对女人的衣服不去注意。如果他们强烈地爱着裸体的她，那么就是最合身的衣服也只会把她给掩盖起来；她不论是讲究打扮，还是疲惫不堪，或是令人眼花缭乱，对他们都是同样可爱。如果他们不再喜欢她，就是穿上最讨人喜欢的衣服也将无济于事。服饰可以成为征服的武器，但不是防御的武器；其艺术在于制造幻觉，它提供了一个可见的想像中的物体；但是在肉体的拥抱中，和在人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中一样，所有的幻觉都从视线消退了；夫妻感情如同肉体之爱，存在于现实的层面上。女人在为她所爱的男人打扮。多萝西·帕克在她的一部小说中，描写了一位年轻妻子急切地盼望丈夫休假回来小住的情形；为了这件事，她决心让自己变得楚楚动人：
她买了一件新衣服，黑色的——他喜欢黑色的衣服；简单的，他喜欢朴素的衣服；太贵了，贵得她不愿意去想它的价钱……
“你喜欢我的衣服吗？”
“哦，是的，”他说，“我一直很喜欢你身上的那件衣服。”
她仿佛是呆住了。“这件衣服，”她以明显凌辱的口吻，有板有眼地说，“是个新牌货。以前我从未穿过。要是你有兴趣，我就告诉你，我是特地为今天才把它给买来的。”
“对不起，宝贝几，”他说，“哦，确实，我现在看出来了，这根本不是那件衣服。我觉得这太好了，我喜欢你穿黑色的。”
“像这种时候，”她说，“我简直希望我是为别的理由才穿上它的。”
人们常说，女人打扮是为了引起别的女人的嫉妒，而这种嫉妒实际上是成功的明显标志；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通过被人嫉妒、羡慕或赞赏，她想得到的是对她的美、她的典雅、她的情趣——对她自己的绝对肯定；她为了实现自己而展示自己。她为此忍受了令人痛苦的依附地位；主妇的奉献即使未得到承认也还是有用的；卖弄风情的努力若末能引人注意则是白费功夫的。她想得到对自己的明确评价，这种绝对的要求使她的探索充满烦恼；单是一声简单的谴责，这顶帽子就变丑了；赞美声使她快活，但失败却把她给毁掉；正如绝对只有通过一系列无止境的例子才能够得到证明，她将永远不会取得最后的成功。这就是时髦的女人、卖弄风情的女人极易受到伤害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美丽而且十分受人崇拜的女人不胜悲哀地确信，她们既不美也不典雅，她们恰恰缺乏一位未知法官的最终赞美的原因；因为她们的目的是追求不可能实现的存在（being）的永恒状态〔en-soi（自在）]。这些超级时髦的女人确实难得，她们本人就是典雅法则的体现，她们无可挑剔，因为正是她们根据认可规定了成功和失败；当她们的法则容忍时，她们能够被视为成功的楷模。不幸的是，这种成功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
打扮同时也意味着出门和款待；就此而言，这是它的初始目的。女人为了炫耀她的新装，一个客厅一个客厅地请别的女人看她是如何料理自己的。在某些特别正式的场合，她要求丈夫陪伴着她；但通常她在履行她的“社交责任”时，他正在工作。这种职责极其无聊，这已被描写过千百次了。这种情况应当用这个事实来解释：因履行社交“义务”而聚在一起的女人，她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没有任何共同感兴趣的东西能够使律师的妻子和医生的妻子——或者多伊博士的妻子和罗伊博士的妻子，结合起来。在一般的谈话中，谈孩子的恶作剧或做家务的难处的实属不佳的表现。所以女人只好评论天气和最新的畅销书，或者也许只好说点从丈夫那里抄来的某些普通的泛泛想法。举办家庭宴会的风气逐渐消失了，但名目繁多且令人厌倦的拜访义务，在法国依然存在。在美国常用打桥牌代替谈话，这只对喜欢玩这种游戏的女人才有利。
但是，较之这种履行令人厌倦的传统责任，社交生活确实也有更吸引人的一面。接待客人的内含，不只是欢迎别人到女人自己家来；它还使住处变成了迷人的领地；社交的功能是一种聚会，也是一种礼仪。女主人展示她的财富：银器、亚麻织物、玻璃器皿；她安排插花。
插花虽然短命而无用，却象征着以昂贵奢侈为其鲜明特征的聚会，其毫无必要的铺张；花瓶里开放着的花朵注定要早谢，它们代替了篝火、熏火，以及没药、祭酒和祭品。桌子上摆满了美食和珍贵的葡萄酒。其意图是想发明出一些高雅礼品，而这些礼品要既能满足客人的要求，又能预知他们的欲望；就餐变成了神秘的礼仪。弗吉尼亚·沃尔芙在《达洛威夫人》的一段中强调了这一面：
于是，系着围裙戴着白帽的女仆，以及并非必要的侍女，开始来回穿梭于旋转的门，无声无息，姿态优美；但是这种穿梭，从一点半到两点，对伦敦上流社会的女主人们所操纵的神秘或大骗局已是轻车熟路，只要一挥手，穿梭就停止了，首先起而代之的是对食物（吃多少都不用付钱）的极大幻觉；然后桌子随意地展开，上面有林子、小垫、红果托；薄薄的棕色奶油覆盖着比目鱼；砂锅里浸泡着分开的小鸡；五光十色的、非一般家庭可比的炉火燃烧着；随着酒和咖啡（也不用付钱）的到来，刚才还若有所思的眼睛闪出了快活的光芒；对于这文雅深沉的眼睛，生命仿佛如音乐一般美妙、神秘。
操纵这些神秘的女人非常自豪，她认为自己是完美时刻的创造者，幸福和欢乐的赐予者。
通过她，客人们才聚在了一起，事情才得以发生；她是快乐与和谐的无偿源泉。
这正是达洛威夫人所感受到的：
但是假如彼得对她说：“是的，是的，但你的那些聚会——你的聚会究竟有什么意思？”她只能这么说（别指望有人能理解）：这是请客嘛……手先生住在南辛顿；有的人住在北边的贝斯沃特；还有的人，也许住在伦敦贵族区。她觉得她对他们昼思夜想，她觉得多么凄凉；她觉得多么可怜；她觉得要是他们能够聚在一起该有多好；于是她就这么做了。这就是请客；为了聚在一起，为了创造；但这究竟是为谁？
也许是为请客而请客。不管怎样，反正这是她的奉献。她别无所有……
任何人都能够这么做；不过她的确有点崇拜这种人，不能不认为，终归是她办成了这件事。
如果在这种为别人的服务中只有慷慨，这种聚会就确实是聚会。但是社会常规的影响，很快把庆典变成了制度，把馈赠变成了义务，把聚会上升到了礼仪的地位。当客人在宴会上享受时，身为客人的她不得不想到，她也必须举办一个同样的宴会作为回报：她时常抱怨对她的款待太挥霍了。“X的宴会不过是想给我们留下点深刻的印象而已，”她有点不快地对丈夫说。例如我就听说，在上次战争期间，在葡萄牙小城举办的茶会变成了非常奢侈的聚会，因为每次聚会，女主人都认为有义务让她的糕点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超过上一次；
这种聚会的开销变得如此昂贵，以至有一天所有的女人都同意，以后的聚会，除了茶水不提供任何东西。
这时，举办聚会便失去了其慷慨大度的富丽堂皇，变成了沉重的义务；宴席用品只会带来麻烦：玻璃器皿和桌布必须用心照看，香槟和糖果要准备足够的数量；摔坏杯子、烧坏椅垫意味着灾难；第二天必须进行清理，把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妻子害怕这种工作。她感受到五花八门的屈从是主妇命运的鲜明标志：她要屈从于蛋奶酥、烤肉、肉贩、厨师，以及临时帮手；她要屈从于她的丈夫，为某种难处而愁眉苦脸；她要屈从于客人，去估量家具和美酒，并判断这次聚会是否办得成功。
只有慷慨而自信的女人，才会安然经受住这种考验。成功能给她们带来很大满足。但是许多人在这方面和达洛威夫人一样，她们热爱这些胜利，这些外表，以及它们的辉煌和刺激，可是也感到它们的空虚。如果对待它们过于认真，女人就不可能真正地享受它们；此外，她将会受永远无法满足的虚荣心的折磨。而且只有为数极少的女人才是幸运的，她们能够让社交功能完全占据她们的生活。那些完全献身于社会的人，通常不仅想把它变成一种自我崇拜的迷信，而且想超越这种聚会生活，力求达到更崇高的目标：真正的沙龙有着文学的或政治的特征。女人权力以这种方式取得对男人的优势并发挥她们个人的作用。她们摆脱了已婚女人的状况。后者极难在她有时得到的短暂快活和胜利中获得自我实现，因为这对于她来说，确实往往不但意味着消遣，也意味着疲劳。社交生活要求她“装门面”，要求她把自己摆在展览的地位，而不是要求她和她自己及她和他人之间有任何真正的沟通。它不能让她摆脱孤独状态。
“想想也真可悲，”米什莱写道，“女人，这个相对的人，只能作为夫妻中的一员来生活，她往往比男人孤独。他广交朋友，不断有新的接触。她若无家庭则什么也不是。而家庭是一种摧残人的负担；它的全部重量都压在她的肩上。”的确，女人在受束缚和孤独的情况下，不会懂得旨在共同追求某个目标的同志情谊所带来的快活；她的工作并没有占据她的头脑，她受的教育既没给她带来独立的欲望，也没带来应用它的经验，虽然如此，她仍在孤独中度日。
婚姻可能使她远离了她父母的家庭，远离了她年轻时的朋友，而要通过结识新的朋友和家信来弥补这种背井离乡，是很难做到的。在年轻妻子和她父母的家庭之间，可能往往没有真正的亲密关系，哪怕是离得很近：她的母亲和她的姐妹都不是她的真正的朋友。现在许多年轻的夫妇，由于没有住房，常和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住在一起；但这种万不得已的联合对新娘来说，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友谊的根源。
女性的友谊若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下去，对女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但这种友谊同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有很大差别。男人在设计自己的个人兴趣和想法，在作为个人进行交往，女人却被限制在她们共同的女性命运之内，被某种内在的同谋关系捆在一起。她们在她们中间首先想肯定的是她们共同的世界。她们不去讨论意见和一般想法，但是却交换私人秘密和食谱；她们要联合起来创造一个相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价值要胜过男性的价值。由于集体的力量，她们获得了抖掉枷锁的能力；她们彼此承认自己的性冷淡，否定男性的性支配，同时嘲笑男人的欲望或他们的粗俗；而且她们热嘲冷讽，对她们丈夫的和一般男人的道德和智力的优势提出疑问。
她们比较体验；怀孕、生育、她们自己的和孩子们的疾病，成为人类历史的主要事件。
她们的工作不是一门技术，在传递烹调处方之类时，她们赋予它们一种基于口授传统而形成的神秘科学的尊严。有时她们也讨论道德问题。妇女杂志的通讯专栏为她们谈话的内容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人们很难想像只为男人开辟一个“孤独的心”专栏；男人在这个世界上相识，这是他们的世界；而女人却不得不确定、估量和探索自己的特殊领域；她们的报道特别涉及了美容顾问、烹调处方、编织指导；她们要求得到忠告；由于她们有饶舌痛和自我表现痛，有时产生了真正的焦虑。
女人知道男性规范并不是属于她的，知道男人想当然地认为，他既然怂恿她去堕胎、通好、做坏事、背叛和说谎（这些都是他在正式场合予以谴责的），她便不会去遵循这一规范。
因而她请求其他女人帮助确定一套“地方法规”，姑且先这么说吧，一种特别为女性提供的道德规范。女人对她们朋友的行为没完没了的评论和批评，并不单单是出于恶意；为了评判别人并调整自己的行
为，女人比男人更需要道德上的独创性。
只有女人之间关系所蕴含的真诚才可以赋予这种关系以价值。面对着男人，女人总是在做戏；她在假装不愿意接受她的次要的他者（the inessential Other）地位时，是在说谎；
她在通过模仿、服装和学来的警句送给他一个想像中的人物时，也是在说谎。这些戏剧表演要求经常保持紧张状态；和丈夫或情人在一起时，每个女人都或多或少意识到这种想法：“我也许不是我自己了”；男性世界苛刻而锐利，它的声音太宏亮，光线太生硬，接触则是粗野的。
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时，女人处在幕后；地磨刀霍霍，但没有去战斗；她整理服装，准备化妆，运筹帷幄；在登台之前，她穿着晨衣和拖鞋在舞台两侧闲逛；她喜欢这温暖、轻松、松弛的气氛。在《军帽》里，柯莱特为我们展示了两个朋友边宁静地缝制衣服、边讨论这项工作的小小细节，交换私人的小秘密，练习使用新化妆品的情形。和这一宁静场面相对比的是，为一个朋友和年轻男人见面做准备的场面。那气氛要严肃些；不能流泪：注意化妆！没买件新衣服，真可惜；必须借双漂亮的丝袜；必须决定戴不戴花；有那么多的问题！这时女人们相互帮助，讨论她们的社交问题，每个人都在为他人营造保护窝；她们说的做的都是出于真诚。
对于有些女人，这种温暖而轻佻的亲密关系，比之和男人的十分做作的关系，更为可贵。
就和少女时代一样，自恋者在别的女人身上找到了一个有特权的替身；正是通过别人的周密的、可以胜任的观察力，她才能够羡慕自己的剪裁得十分合体的长袍，羡慕自己的美妙的“小天地”。结婚以后，她最要好的朋友仍是受宠的见证人；于是，她也可能继续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客体，并且是一个被人渴望的客体。如我所说，几乎每一个少女都有同性恋倾向，丈夫的拥抱往往笨拙，不会把这种倾向抹掉；这是女人和她的密友在～起时之所以能够感到那种肉欲的甜密（那种感情在普通男人身上没有等价物）的根本原因。这种肉欲的依恋，在两个女朋友之间，可能升华为崇高的情操，或者可能通过到处抚摸或具有明确的性的含义的抚摸表现出来。她们的调情也可能只不过是一种闲暇的娱乐（后宫女人的情况便是如此，她们主要关心的是消磨时间），或者可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含义。
然而，女人的伙伴感情极少能上升为真正的友谊。女人觉得她们的团结比男人的团结更有自发性；但是在这样的团结中，每一个人的超越都不能指向他人，因为她们共同面对着男性世界，她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独自垄断其价值。她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她们个性的基础上，而是一种直接的共同体验，所以立刻会由此产生出敌意的因素。在《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深深地依恋着她家里的女人，因为她要让她们为她生儿育女作见证，但她对她们也怀有嫉妒之情，因为在皮埃尔面前，她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女人的化身。女人的相互理解，是由于她们彼此认同这个事实引起的；但是基于同一理由，每一个人都会反对其他的人。主妇同女仆的关系，要比任何男人同男仆或司机的关系更为密切——除非他是同性恋者；她们交换私人秘密，有时她们是同谋；但她们之间也有势不两立的竞争，因为女主人既想摆脱实际工作，又想有着这一工作带来的责任和荣誉；她希望别人认为她是不能取代的，不可或缺的。
她非常苛刻，对仆人百般挑剔责难，或者想这么做；如果仆人把活儿子得太好，女主人就会失去自命为唯一者的满足感。同样，她和教师、管家、护士、看孩子的保姆以及帮她干活的亲戚朋友也会不断发生争执；其借口是她们不．尊重她的“愿望”，未按照她的“想法”去做。
实际上，她既没有她所特有的愿望，也没有她所特有的想法；相反，令她苦恼的是，别人在履行她的职责时是那么严格，就跟她似的。这是各种家庭争执毒化家庭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缺乏让她的独特资格家喻户晓的手段时，每一个女人都会愈发迫切地要求成为主权者。
但是，在卖俏和爱情方面，每一个女人尤其把其他一切女人都看做敌人。我曾提到过少女中存在的那种竞争类型，这种竞争往往会持续一生。我们已经看到，时髦女人和“社会名流”的理想是得到绝对的评价；如果任何时候失去光彩，她会十分痛苦；她讨厌看到在别人头上环绕着哪怕是最微弱的光环，她要夺走别人得到的任何嘉奖；如果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她又是什么呢？真心实意地陷入情网的女人，会因驾驭了情人的心而满足；她将不会嫉妒她朋友的成功，但她会感到她的爱情在面临威胁。事实上，女人被她最要好的朋友出卖，这个主题并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老生常谈；两个女人越是要好，她们的二元性就越是危险。女友被邀请以恋爱女人的眼光去看看，以她的心、她的肉体去感受一下；于是这个女友被那个情人所吸引，被勾引她朋友的那个男人弄得神魂颠倒。这个女友认为她的忠诚很好地保护了她，使她能够自由约束自己的感情，但她也讨厌只扮演次要角色，于是不久她就准备屈服了，准备献殷勤了。许多女人一旦恋爱，就开始谨慎地回避密友。这种矛盾心理使女人几乎不可能十分信任她们之间的相互感情。男性的阴影总是遮天蔽日地悬在她们头上。即使他没有被提及，圣·约翰·佩斯的这行诗也是适用的：“太阳虽未被提到，但他的存在就在我们之间。”
女人们单独在一起时，她们会报复男人，给他设置陷阱，诅咒他，侮辱他——但她们也在等待他。只要呆在没有男人的地方，她们便会受偶然性的左右，感到无精打采和穷极无聊。
这监牢仍有一点母亲胸脯般的温暖——但毕竟是所监牢。女人只有在可以预知能早日走出的情况下，才会悠闲快活地呆在那里。这时她会乐于处在浴室温暖的潮湿中，只要她认为她很快就要走进灯火辉煌的客厅。在被监禁时，女人彼此是同志，她们互相帮助，共同忍受她们的监禁生活，甚至互相帮助，准备一起逃跑；但她们的解放者将是来自于男人的世界。
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这个男性世界在结婚以后仍保持着魔力，只是丈夫失去了他的威望；妻子发现，在她的标本当中，男人的纯粹本质被降了格。但男人仍是宇宙的真理，最高的权威，奇迹，主人，眼睛，猎物，快乐，冒险和救世主；他仍是超越的化身，是回答所有问题的人。连最忠诚的妻子也不会同意放弃这个奇迹，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同一个偶然的、有限的个人进行迟钝的交流。她从小就十分需要引导者；当丈夫不能承担这一角色时，她便会转向别的男人。有时她的父亲、兄弟、叔叔，或其他亲属、某个老朋友，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威望；她将会去依靠他。
但是有两类男人，他们的职业尤其注定他们可以成为倾听吐露秘密的人和指导者：神父和医生。第一类男人有着巨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提供忠告而又不收费；他们在听忏悔时一筹莫展，不得不任凭信徒东拉西扯；他们尽量避开人所共知的讨厌的人，但引导他们的羔羊沿着道德之路前进却是他们的责任，而当女人在社会和政治上显得比较重要时，这一责任尤其紧迫。“良心指导者”向他的忏悔者指明她应采纳的政治见解并控制她的选票。许多丈夫对他干涉他们的婚姻生活感到气愤，因为忏悔神父对卧室私事说长道短。他对教育子女很有兴趣；
他忠告做妻子的女人应该怎样处理她自己和丈夫的关系。总是把男人当做神去景仰的女人，欣喜若狂地跪在作为上帝在尘世的替身的那个男性的脚下。
医生因收取报酬而有良好的保护；对过于碍事的求诊者，他可以拒之门外。但是他也成为更为特别、更为顽固的攻击的对象；被性欲过于旺盛的女人追逐的男人，有3／4是医生。
在某男人面前～丝不挂，对许多女人是一种巨大的裸露快感。在这方面斯特克尔报告了许多实例：尤其是老处女，她们基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到医生那里要求做“非常全面的检查”，或者刚离开一个妇科医生，又去找另一个妇科医生，要求做“按摩”或“治疗”；有些性冷淡的妻子只有在做医学检查时才能感受到性高潮。
女人很愿意认为，她对之裸露身体的那个男人，已经对她的有魅力身体，或对她的美好灵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她病态地努力让自己相信，她被那个医生或教士给爱上了。
即使她是正常的，也会觉得那个男人和她个人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联系；她乐于体面地服从他的命令；更重要的是，有时她产生了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帮助她接受她不得不去过的生活。
然而，有些妻子并不满足于把道德权威当做生存支柱；她们的生活迫切需要一种浪漫的提升。如果既不想欺骗也不想离开自己的丈夫，她们就会和害怕有血有肉的男性的少女采取同样的做法——沉溺于热情的想像之中。斯特克尔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各种例子。有一位颇有地位的受尊重的已婚女子，爱上了一个歌剧男高音。她送给他鲜花和条子，买他的照片，连做梦都会梦见他。但是当她有机会和他见面时，她却没有去；她不想得到他本人，而只想又爱着他，又仍去做忠实的妻子。还有个女人爱上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演员，她有一个房间，里面到处都是他的照片和有关他的资料。他去世时，她哀悼了一年。
我们都会对鲁道夫·瓦伦泰诺去世时所流下的眼泪记忆犹新。已婚女人和女孩子们都崇拜电影男主角。他们的形象或出现在自娱之时，或出现在夫妻性交胡思乱想之时。他们也可能重新唤起某种童年的回忆，扮演着祖父、兄弟。教师或诸如此类的角色。
但是妻子周围也有真正的、活生生的男人；无论她是得到了性满足，或是性冷淡，或是受挫，除了爱得彻底和绝对排他这些罕见情况，她都十分珍视他们的赞赏。丈夫的目光已习以为常，不再有激发她对自己想像力的力量；她需要的是，仍充满着神秘的眼睛也能发觉她是神秘的；她必须在主权意识面前取得自信，必须翻新她已退色的照片，必须恢复嘴边上的酒窝和睫毛上的举世无双的颤动；她只有被渴望和被爱，才可以做到令人满意。如果她在婚姻中被调适得非常好，那么她在其他男人身上所寻求的就会主要是虚荣心的满足；她邀请他们加入她的自我迷信；她是诱惑人的，取悦于人的，满足于梦想被禁爱情的，满足于想像“假如我想……”的。她宁肯让许多崇拜者着迷，也不愿意深深地依恋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她比少女更热情，更不怕羞，她卖弄风情是要男性进一步向她证实，她已经意识到她的价值和力量。她常常愈发有恃无恐，因为，她已经停泊在家里并且已经成功地征服了一个男人，继续玩这种游戏，对她来说既没有多大希望，也没有多少风险。
在或长或短地经过一段忠诚期之后，妻子也可能不再限于这种仅仅打情骂俏和卖弄风情的行为。她下决心欺骗丈夫，往往是由于怨恨。阿德勒坚持认为，女人的不忠永远是报复的一种方式。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但毫无疑问，她往往并不屈从于情人的诱惑，而是屈服于想公然反抗丈夫的欲望：“他不是天下唯一的男人——别的男人也会发现我有吸引力，我不是他的奴隶；他自以为很聪明，但他也会受到愚弄。”在妻子的心目中，可能被藐视的丈夫仍有着头等重要的地位；正如少女有时为了反抗她的母亲，为了挑剔她的父母，为了违抗父母之命，为了维护她自己的权利，而去找情人那样，对丈夫感到怨恨的妻子，也会企图把她的情人当做知己，当做她佯装受害者的见证人，当做贬损她丈夫的同谋。她不断地和他议论她的丈夫，假装煽起情人的轻蔑之意；除非情人把他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否则她会气哼哼地掉头不再理他。她会要么重新回到丈夫的身边，要么再找一个安慰者。但是，往往不是怨恨，而是失望，把她抛进了情人的怀抱；她在婚姻中不曾得到过爱，而让自己听天由命，让自己永远不去领略年轻时就若痴若狂向往的兴奋和快活，她又发觉这很难。对于令人沮丧的女人来说，由于各种性满足的权利都被剥夺，由于拒绝承认她们在感情上有自由和个性，婚姻将以无可避免和不无讽刺意味的辩证关系，把她们引向通好。蒙田在《论维吉尔的几首诗》一文中说：
我们从童年就对她们进行爱的方面的教育。她们的魅力，她们的衣着，她们的知识，她们的语言，她们受到的全部教诲，都无助于其他目的。她们的家庭女教师，除了爱的观念，什么也没有让她们铭记在心，即使完全基于这种理由：经常在她们面前坚持这个观念，以使她们对这个观念感到厌恶……那么，试图在女人身上压抑一种对她们来说是如此强烈、如此自然的欲望，也是愚蠢的。
恩格斯也说：
随着一夫一妻变得经久不衰，出现了两种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随着一夫一妻制和公开纳妾，通奸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制止。
如果夫妻做爱激起了妻子的好奇心却未能满足她的感官，她就很可能会在别人的床上完成她的教育。如果丈夫成功地唤起了她的性欲，她就会希望和别人共享这种快感，因为她对他没有任何特殊的依恋感。
道德家哀叹对情人的这种偏爱，而我则已描述了资产阶级文学中的那种企图恢复丈夫形象的做法；但是，若是想证明从社会角度来看，即从其他男人的角度来看，他往往比他的对手优越，并用这种看法对他加以保护，这则是荒谬的。这里重要的是，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指望他的妻子。有两种特征使他成为她所讨厌的人。首先，他承担了始作俑者这样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角色；传统处女的要求是矛盾的，她既想被蹂躏又想被尊重，这样就使他几乎必然要受到失败的惩罚；所以她在他的怀抱中永远是性冷淡的。和情人在一起，她不会感到夺走处女贞操的那种恐怖，也不会感到被蹂躏所引起的严重羞辱；她避免了意外造成的精神创伤：
她知道该期望什么；她比新婚之夜更坦然，更不容易冒犯，更老练，她不再迷惘于理想之爱与肉欲、情感和性感受之间。当她有情人时，情人是她真正需要的。
这种精明是她自由选择的一个方面。因为使丈夫处于不利地位的第二个令人讨厌的特征是，他通常是被强加的，而不是被选择的。他的妻子要么把他当做最后的依靠予以接受，要么被她的家庭移交给他；不管怎样，她即使为了爱情嫁给他，也仍要让他成为她的主人；他们的关系变成了一种义务，她往往逐渐感到他是个暴君。无疑选择情人也要受到环境的限制，但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着自由的因素；结婚是一种义务，有情人则是一种奢侈。妻子因情人的乞求而委身，所以她即使无法确信他的爱，也至少确信他的欲望；这里所发生的情况并不是一个服从法律的问题。由于情人的诱惑力和威望不会被日常生活的摩擦弄钝，他还有一种优势：他依然是单独的，是一个他人。于是，她也会感到在他们俩会面时她摆脱了日常的自我，在生活中获得了新的丰富：她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人，是一个新的女人。这就是某些女人在私通中首先追求的：被他人弄得全神贯注、出乎意料和忘乎所以。当破裂来临时，她们感到空虚和绝望。雅内报告的某些精神病学实例向我们表明了，在遭受损失时，女人在情人身上寻求和得到了什么：
一个39岁的女人，由于被一个作家抛弃，十分绝望；这个作家让她和他一起工作了5年。她写道，他的生活是那么丰富，他是那么专横，以至她完全被他占有，任何别的事都不能想。还有一个女人，年龄有五岁，她从关系破裂后就开始生病；她希望她成为他书桌上的墨水瓶，这仅仅是为了能够看到他。她解释说，她一直很厌烦；她丈夫什么也不懂，从未让她操心过精神方面的事情，对什么也不理解，也不会让她感到惊奇；他一点也不懂得人之常情。但她的情人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人，从不动感情，冷漠得让人委屈得要死。而且还大胆、sang-froid［沉着〕、机智、思想敏捷，这些令她困惑不已。
有些女人只是在私通伊始，才会感到这种丰富和欢悦的兴奋；如果她的情人未能立刻给她带来快感（这是常有的事，因为两个性伙伴最初感到害怕，尚不能相互适应），她便会产生怨恨和憎恶；她可能会变成美莎丽娜式的人物，并参与许多桃色事件，走马灯似的换一个又一个情人。但是女人也可能受到失败婚姻的启示，此时她恰被适合于她的男人所吸引，因而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长久的依恋关系。她往往因为这个情人属于和她丈夫完全相反的类型，而发觉他很有吸引力。毫无疑问，正是圣佩韦与维克多·雨果的鲜明对比，才吸引了阿黛尔——雨果的妻子。斯特克尔援引了一个女人的实例，她嫁给了一个粗俗野蛮、又强又壮的丈夫，他献的殷勤只能使她感到痛苦。她遇到了一个律师的秘书，这位秘书虚弱、文雅、和蔼可亲。他对她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而且他们发现他们在精神上有着共同的兴趣。这种亲密关系表明，他的相对虚弱力量可以消除她的性冷淡。她离了婚，紧接着他们马上结了婚，后来一直生活得很幸福；他仅仅用接吻和抚摸就可以让她达到性高潮，而她却一直被那身强力壮的丈夫指责为性冷淡！
并非一切私通都有这种童话般的结局。也许正像少女梦想有一个解放者能够带她逃出她的家庭那样，妻子也在期望有一个情人能够让她摆脱婚姻的束缚。热情的情夫在他的情妇开始谈到要结婚时，一下子冷了下来并离她而去，这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主题。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谨慎保留态度经常使她受到伤害，他们已有的关系，也由于怨恨和敌意而变糟。如果私通关系变得稳固，它往往会终于呈现出人们所熟悉的婚姻特征；那时它将会重现婚姻的所有弊端：无聊、嫉妒、算计、欺骗等等。而女人将会梦想让另一个男人，把她从这种常规中拯救出来。
而且，随着环境和习俗的木同，通奸的表现也极不相同。在我们这个依然存在父权传统的社会里，妻子对婚姻的不忠，似乎要比丈夫对婚姻的不忠可恨得多。蒙田说：
对于堕落的鉴定是多么不工正啊！……我们判决和衡量我们堕落的标准，不是根据情理而是根据我们的利益，因此它们才具有如此不平等的形式。我们的严厉判决，使得女人对此种堕落的嗜好，成为一种比其性质所能证明的更令人难堪的罪过，而其涉及的后果比原因更恶劣。
我们已经考察过这一严厉性的初始原因：女人通奸有把陌生人的儿子带进家庭的危险，因而有骗取合法继承人地位的危险；丈夫是主人，妻子是他的财产。社会的变迁，节育的实行，已经使这些动机因素基本上失去了影响力。但是，由于让女人处于依附地位的连续意志（the continuing will），一直包围她的禁令将永远存在。她时常把它们内在化了；她对丈夫的婚姻越轨行为视而不见，不过她的宗教、她的道德、她的“贞操”，不允许她这一方有同样的越轨行为。周围环境所硬性形成的约束力（尤其是在新旧大陆的小镇），对她要比对她的丈夫严厉得多；他外出较多，他旅行，所以他的弱点更能得到纵容；她则要冒着失去名誉和失去已婚女人地位的危险。人们常常描述女人成功地挫败这种监视的计谋，而我本人就听说过，在一个风格陈旧简朴的葡萄牙小镇，年轻的妻子们根本不出门，除非有婆婆和丈夫的姐妹陪同；但是理发师出租房间，情人们可以在那里享受短暂的约会。在大城市，妻子极少有看守者；但是小范围的新交对不正当的感情几乎不那么有利。由于仓促和秘密，通好创造不出有人情味的自由友谊；它所包含的欺诈，其结局往往是毁掉婚姻的全部尊严。
今天，许多圈子里的女人都有某种程度的性自由；但是婚姻生活同性满足的协调对她们仍是一个难题。既然婚姻不能普遍包括肉欲之爱，十分坦诚地把它们分开就似乎是合理的。
人们一般认为，男人可以做一个优秀的丈夫，可他又是轻浮的：他的性插曲实际上并不会妨碍他和妻子的和睦生活。这种和睦甚至会更纯洁，更无矛盾心理，如果她不象征着束缚的话。
我们也可以对妻子作出同样的让步；的确，她常希望分享丈夫的生活，为孩子做一个窝，然而她又想体验别人的爱情。通奸之所以可耻，是因为虚伪和谨慎必然会损害名誉；而基于自由和真诚达成的契约将可以消除婚姻的缺陷。
可是也必须承认，当今那句令人恼火的套话——“这对女人不是一回事”，仍有某种真理性。有关上述差别的说法没有一种是自然的。有人坚持认为，女人不像男人那么需要性活动，但对不存在的东西不能持确信无疑的态度；受压抑的女人会变成泼妇，虐待的母亲，狂热的主妇，不幸和危险的人。但不管怎样，即使女人的欲望并非时常出现，这也根本不应当成为认为满足这些欲望实属多余的理由。
这种差别存在于男女性爱的整个处境，正如它取决于传统和当代社会。女人的爱情行为仍被认为是她向男人提供的服务，因而他似乎是她的主人。如我们所见，他永远可以占用一个身为低劣者的女人，但如果女人委身于一个社会地位在她之下的男性，则是可耻的；她的同意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属于屈服和堕落。妻子欣然接受她的丈夫占有其他女人这个事实；她甚至可能自鸣得意：有些女人走得更远，甚至会模仿德·蓬帕杜尔夫人，扮演起拉皮条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女人在情人的怀抱中变成客体。猎物；在她丈夫看来，她似乎被外来的超自然力占有，她不再属于他，他被剥夺了拥有她的权利。实际上，她在床上常常触摸自己、希求自己，因而她是被支配的。然而由于男性的威望，她实际上也倾向于认可并模仿那个曾经完全占有她的其他男性，在她的心目中他是整个男人的化身。丈夫认为他所熟悉的她那里听到一个陌生人思想的回音时，会非常恼火，但并非没有道理——他几乎感到自已被占有了，被蹂躏了。如果德·夏里埃夫人和年轻的本杰明·贡斯当决裂（如我们看到的，他在和两个男性化的女人的关系中，扮演女性化的角色），那是因为她不能忍受他身上有德·史达尔夫人的实属可恨的影响。只要女人使自己变成奴隶，并且是她所“委身于”的那个男人的反映，她就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她的不忠行为比她丈夫的不忠行为有更大的破坏性。
她即使维护了自己的完整性，也仍然会有她的情人认为她同她丈夫达成妥协的危险。妻子甚至很可能觉得，若是委身于另一个男人（哪怕只有一次，匆匆忙忙地，在沙发上），她便会取得超出她合法配偶的优越地位。一个男人若是相信自己已经占有了他的情妇，他就会更有理由认为他愚弄了她的丈夫。这就是有的作家有时把他的女主人公描写成她有意选择一个下层社会情人的原因；她在他身上寻求肉欲满足，而不是希望给他带来一种超乎有身份的丈夫之上的优越地位。马罗在《人的命运》中为我们描写了这样一对儿夫妇，他们达成了一个相互给予充分自由的协议；可是当梅告诉乔说，她和一个朋友睡了觉时，他十分痛苦，觉得那个男人将会自以为他已经“占有”了她；乔决定尊重她的独立性，因为他十分清楚，无论何时没有一个人能够占有任何一个人；但是另一个男人的自鸣得意的想法，却通过梅伤害并羞辱了他。人们往往把自由女人和放荡女人混为一谈。情人自己也容易对他从中获益的自由产生误解；他宁肯相信他的情妇已经屈服了，已经听任摆布了，他已经征服并诱惑了她。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可以听任她性伙伴的虚荣心的摆布，但她将会发觉，让体面的丈夫不得不忍受这个性伙伴的傲慢，是一件可惜的事。让女人在平等意义上和男人共同行动确实很难，只要这种平等未得到普遍承认并得到具体实现。
在任何情况下，通好、友谊和社交都只不过是婚姻生活的转移；它们对忍受婚姻生活的约束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但不可能予以消除。它们是一种不安全的逃避，根本不会让女人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