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整个童年时代，小女孩都在经受欺侮和主动性的剥夺，但她仍认为自己是一个自主的人。在和家庭及朋友的关系中，在做功课和游戏时，她仿佛仍是一个超越的人：她的被动未来，只是一个梦。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这未来不但在逼近，而且就扎根在她的身体当中，显露出最具体的现实性。它保留着它一直存在着的主宰命运的特性。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在迈向成人时代是主动的，而少女，却在等待这个崭新的、难以预测的时代的来临。从今以后，它的情节将是被编排的，时间将挟持着她向它流去。她已经在向童年的过去告别；而现在，好像只是一个过渡期。它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目标，只有对时间的消耗。她的青春，在或多或少的掩饰下，在等待中消磨着。她在等待男人。
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无疑也在梦想女人，也在渴望她。但是，她不过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没有概括他的命运。然而女孩子，自童年时起，不论是想滞留在女性气质的范围内，还是想超出这个范围，要实现或摆脱，却都有赖于男性。他有珀耳修斯或圣·乔治式的光彩照人的容貌；他是解放者；他有钱有势，握有打开幸福大门的钥匙；他是迷人的王子。女孩子认为，在他的爱抚下，她将感到被生命的巨流所席卷，就像在母亲的怀抱里所感到的那样。
屈服于他的温柔权威，她将重新发觉在父亲怀抱里的那种安全感：拥抱和注视的魔力，将再次使她呆若木偶。她一向承认男性优越。这种男性威望不是孩子的一种幻觉，而是有其经济的和社会的基础。男人无疑是世界的主人。周围的一切都在告诉少女，变成他们的仆从是她的最高利益：父母这样怂恿她；父亲为女儿的成功感到自豪，母亲则从中看到了锦绣前程；
朋友们对她最受男人注意感到嫉妒和羡慕。在美国的大学，女生的社会地位是由她“约会”的次数来衡量的。
结婚不仅是一项光荣的事业，而且也不像许多其他事业那样令人厌倦：唯有它才既允许女人完整保持自己的社会尊严，又允许她作为爱人和母亲获得性的实现。这就是周围人对她未来的设想，也是她本人的设想。大家一致同意，找丈夫，或有时候是找一个“保护人”，对她是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在她看来，男人是他者的化身，就像她对他也是这种化身一样。但是她觉得，这个他者是处在主要者层次上的，而相对于他，她把自己看成次要者。她将摆脱儿童教养院式的家庭，摆脱母亲的控制；她将开创自己的未来；但她不是主动地征服，而是举手投降，从而被动地、温顺地受新主人的支配。
人们往往断言，如果她对这种服从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那就意味着，她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比男孩子们低劣，没有能力同他们竞争：一旦放弃无希望的竞争，她就会把保障她幸福的任务留给优越于她的那个等级中的一员。但是，事实是，她的这种听天由命态度，并非来自什么先天的劣等性，相反，这种劣等性倒是导致了她的所有缺陷；这种听天由命态度的根源在于进入青春期少女的过去，在于她周围的社会，尤其在于指定给她的未来。
的确，青春期改变了少女的身体，它比以前更脆弱。女性器官在发挥作用时，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娇嫩的。她的奇怪而令人讨厌的乳房是一个负担，剧烈运动时的痛苦抖动，使她想起了它们的存在。今后，她的体力、耐力与敏捷将不如男人。她的荷尔蒙之不平衡，将造成神经和血管舒缩的不稳定。来月经是痛苦的：头痛、疲惫和腹痛，使正常活动变得令人苦恼或不可能；心理障碍经常出现；由于神经质和焦躁，女人可能短暂陷入半精神错乱的状态；
神经中枢失去了对末梢神经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控制；血液循环障碍和某些自体中毒，使身体仿佛成了设在女人与世界之间的幔帐，一股烈焰发出的热气笼罩着她，使她感到窒息与隔绝。
通过体验这种痛楚和被动的肉体，整个宇宙仿佛是一个难以担起的重负。过分的负担淹没了她，使她认不出自己了，因为对世界其他部分来说，她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整体破裂了，时间的顺序脱节了，其他人也只不过是被心不在焉地承认。如果推理和逻辑能力仍是健全的，它们就会像在忧郁症患者身上那样，被用来表现机体紊乱状态所引起的不稳定情绪。这些事实非常重要，但究竟有多重要，这要取决于女人对它们的态度。
大约在13岁，男孩子们经历了真正的暴力见习，他们的攻击性在增强，成为他们的权力意志和对竞争的爱好。而就在这时，女孩子放弃了粗野的游戏。她仍可以参加体育运动，但体育具有专门化和服从人为规定的意味，和自由的、习惯上的诉诸力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它是生活的边缘部分，而不是像自由的战斗、一时兴起的攀登那样，能够直接提供关于世界和自我的信息。女运动员永远不会懂得男孩子把对手的肩膀按到地上那种征服者的自豪。况且，在许多国家，多数女孩子没有得到从事体育运动的鼓励。由于不许摔跤和攀登，她们的身体只能以被动方式承受事物。比小时候更为无疑的是，她们必须放弃摆脱既定的限制和出人头地的想法：不许她们探险、冒险和扩大可能性的范围。特别是，对年轻男人们十分重要的竞争态度，几乎不为她们所知。当然，女人在她们自己中间也进行比较，但是，竞争，挑战，与这种被动比较完全不同：两个自由人相互对抗，是为了扩大对世界的支配权；爬得比同伴高，强行把一只胳臂压弯，一般是表明一个人对世界的主权。这类专横行为对女孩子们不适合，尤其是在它涉及到暴力的时候。
无疑，在成人世界，暴力在正常年代不起多大作用，但它仍缠扰着那个世界。许多男性行为，都源于潜在的暴力：街头巷尾处处可能发生争吵，这些争吵会慢慢平息下去。但对男人来说，动用拳头来感受他的自我肯定意愿，这可以使他对他的主权感到放心。面对任何侮辱、任何把他贬到客体地位的企图，男性都会求助于拳头，从而使自己面临被殴打的危险：
他不容许自已被他人超越，他本人就处在他的主观性的中心。暴力是每一个人忠实于自己、忠实于他的热情和自己的意愿的真凭实据。彻底否定这一意愿，就是放弃客观真理，就是用抽象的主观性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动用武力的气愤和反抗，是想像中的一种虚构。而不能在世界面前表达自己的情感，是一种严重的挫折。
在美国南方，黑人根本不可能用暴力去反对白人。这条规律便是解开“黑人灵魂”之谜的关键。黑人对白人世界的感受方式，他为此据以自我调适的行为，他所寻求的补偿，他感觉与行动的整个方式，都要根据惩罚他的被动性来加以解释。在法国被占领时期，甚至在愤怒时也决不使用暴力去反抗占领军的那些人（不论是出于自私的谨慎，还是因为他们有要紧的工作去做），发觉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极大的改变：他人可以任意决定是否把他们变成客体；他们的主体性不再有具体的表现手段，它只是一种次要现象。
同样，对于可以迫切要求别人注意他的存在的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来说，和对于她的看法从本产生过直接效果的进人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世界的面貌也是不相同的。一个是不断地对世界提出疑问；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对什么事，他都可以起来反抗；因而他觉得，他在接受它时，是在主动地对它表示认可。另一个却是一味地服从；解释世界与她无关，在她关心的范围里，世界的面貌是永远不变的。缺乏体力导致了更全面的怯懦：她不相信自己身体有她未体验过的力量；她不敢进取、反抗和发明；她注定是温顺的、听从的，只能在社会占有已为她准备好的位置。她认为事物的现状是固定的。
有一个女人告诉我，她年轻时虽深知自己的身体弱点，却始终坚决予以否认；因为一旦承认，就会失去在智力和政治领域从事任何工作的热情和勇气。我认识一个少女，她从小受到男孩子式的培养，精力异常充沛，自以为和男人一样健壮；虽然她很美丽，又受月经的周期性痛苦折磨，但她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女性气质；她有男孩子那种豪爽的性格、旺盛的生命力和主动的精神；她还像男孩子那样鲁莽，要是在路上碰见孩子或女人受欺辱，她会毫不犹豫地用拳头干预。然而，有那么一两次令她不快的经历使她明白了，在暴力上男性是占上风的。当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多么虚弱的时候，她的自信心便丧失殆尽；于是她开始向女性气质演变，表现出被动性，接受依附性。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信心就等于失去了自信。一个人只要看看年轻男人置于他们体力的重要性，就会认识到每一个主体都会把他的身体看做自己的客观表现。
年轻男人的性冲动，只会证实他对自己身体的骄傲：他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超越与权力的征兆。少女可能顺利地接受她有欲望这一事实，但通常它仍带有羞耻的成分。她的整个身体是她感到窘迫的根本原因。小时候她对自己“内部”所感到的那种怀疑，会促使月经危机产生出令她厌恶的可疑性质。正是由于月经对她的束缚所造成的那种心态，它才成为一种巨大的障碍。少女在某些时期所感到的威胁，也许是极其难以忍受的，以至她要放弃郊游和其他娱乐活动，以免她的耻辱被人知道。由此引起的恐惧，其影响遍及她的整个机体结构，加剧了它的紊乱和痛苦。我们已提到过，女性心理的其中一个特征是，内分泌液的分泌同神经调节密切相关：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也就是说，在心理生活与生理实现之间没有什么距离这个意义上，女人的身体，尤其是少女的身体，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身体。青春期紊乱由于烦乱的心情而加剧了，而这种心清又是由于少女发现这些紊乱造成的。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可疑，因为她惊恐万状地对待它，所以在她看来它是有病的：它的确有病。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身体实际上是娇嫩的，而且在它里面确实在发生机体紊乱。但妇科医生们一致认为，在他们的病人当中，有9／10是自以为有病的病人；就是说，她们的病或者根本不具备生理上的现实性，或者机体紊乱本身是由一种心态引起的：它是心理病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做女人的焦虑在摧残着女性的身体。
显然，如果说女人的生物学状况的确是一种障碍，那就要归因于她的总处境。只要神经与血管舒缩的不稳定不是病理性的，就不会影响她从事任何职业：在男性当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气质。每月有一两天不适，虽然难受，也算不上是一种障碍；的确，许多女人对它是有个适应问题，尤其是对运动员、旅行家、舞蹈家和从事繁重劳动的妇女来说，这每月来一次的“灾难”很可能带来极大的麻烦。多数职业所需要的体力是女人力所能及的。而在体育运动中，人们盼望的结局不是与身体条件无关的成功，而是在每种体型的限度内所能达到的完美：轻量级拳击冠军和重量级拳击冠军没有什么两样；女滑雪冠军并不比滑得更快的男滑雪冠军逊色：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等级。在同男性比较时，恰恰是热衷于自己比赛项目的女运动员，感到自己极少有障碍。不错，女人的身体弱点不允许她从事暴力训练；但如果她能用她的身体表现自己，并以其他某种方式面对世界，这种不足就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补偿。让她去游泳、登山、驾驶飞机、搏击暴风雨、冒险、探险，她就不会在世界面前感到我提到过的那种怯懦。正是在她无处发泄的总处境中，她的诸种特质——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对童年自卑情结的证实——才呈现出它们的重要性。
而且，这一情结会严重影响她的智能水平。人们常说，青春期以后女孩子就在知识和艺术领域落伍了。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常见的原因是，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没有得到她兄弟那样的鼓励——而是恰恰相反。人们期望她仍然做一个女人，于是她除了职业学习方面的义务外，还要履行包含在她的女性功能里面的那些义务。一位职业学校的女校长，对这个问题谈了如下看法：
少女突然间变成了一个靠工作谋生的人。她产生了不再和家庭有关的新欲望。她经常要相当努力地工作……她晚上回家时累得要命，脑子里塞满了白天发生的事情……家里又是怎样对待她的呢？母亲照例使唤她，留下一些家务活儿让她做，她还要收拾自己的衣服。要完全摆脱那一直在缠扰她的秘密想法，是不可能的。将自己的处境与在家没有任何义务的兄弟相比，她感到很不幸，遂起了反抗的念头。
母亲毫不犹豫地压在女学生、女学徒肩上的家务琐事和常见的笨活儿，最终使她们劳累过度。战争期间，我在塞夫勒亲眼看到我们班上的学生，被学业之外的家务重担所压垮：一个患了脊椎结核，另一个得了脑膜炎。正如我们所将要看到的，母亲对女儿的解放暗怀敌意，多少是在故意地欺侮她。但是，男孩子变成男人的努力却受到尊重，他享有许多自由。女孩子必须留在家里，她的行踪受到监视：她绝不会被鼓励去自寻欢乐。我们很少看到女人自行组织远足或旅行，不论是徒步的还是骑自行车的；也很难见到她们致力于台球或滚木球之类的游戏。
不只是女人所受的教育使她们缺乏主动精神，习俗也使她们难以独立。如果她们漫步在街头，便会受到注视，便会有人上来搭讪。我就认识几个少女，她们毫不胆怯，然而她们独自在巴黎街头散步时，却没有发觉乐趣，因为她们被人纠缠不休，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于是她们感到索然无味。如果女学生像男孩子那样，一群一群地嘻嘻笑笑地穿街过巷，她们就会大大出丑；走路时迈着大步、唱着小曲儿、高谈阔论，或哈哈大笑，或吃苹果，都会把人激怒。这样做的女学生会被侮辱、被尾随或被人上前搭话。无拘无束的欢乐，本身就是行为不检点。强加于女人并变成“有教养”少女的第二天性的自我控制，扼杀了自然的本性，压抑了她的充沛活力，其结果是紧张、厌倦。
这种厌倦是传染性的：少女们很快就会彼此厌倦起来。她们囚在自己的牢笼里，不可能为共同利益团结一致。这就是她们离不开男孩子们陪伴的原因之一。这种自我满足的无能，导致了贯穿于她们一生的、甚至表现在她们工作中的怯懦。她们认为，只有男人才能获得显著成功；她们唯恐把目标定得太高。我们已经看到，14岁的小女孩，在把自己和男孩子相比较时，宣称“还是男孩子的处境好”。这种对自己的虚弱的深信不移，导致了懒惰和平庸。一个对男性并不表示特别敬重的少女，会因一个男人胆小而责备他。当别人说她自己就是一个胆小鬼时，她会得意地宣称：“哦，我是一个女人嘛，那是不同的呀！”
这种失败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不认为她对自己的未来负有责任。
她认为没有必要对自己提出许多要求，因为她的命运最终将不取决于她本人的努力。她并不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劣等性才把自己交给了男人，而是因为她把自己这样交给了男人，她才接受了她是劣等的这个观念，才建立了关于这种劣等性的真理。
而且，实际上，她在男人心目中的价值，也不是通过增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重要性取得的，而宁可说是通过根据男人的梦想去塑造自己获得的。在尚无经验的时候，她并不是始终都意识到这一点。她可能和男孩子们一样具有攻击性，可能想用一种粗暴的权威、一种自得的坦率去征服他们。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态度使她注定要失败。所有的女孩子，从最低三下四的到最清高孤傲的，迟早都会懂得，要讨人喜欢，她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利。她们的母亲嘱咐她们，不要再把男孩子当成伙伴对待，不要去献殷勤，而要扮演被动的角色。如果她们想建立友谊或开始调情，就必须处处小心，避免显出主动的样子。男人不喜欢garCOns manques［男孩气的女孩子]，女学者或聪明的女人；过分有胆量，过分有文化或知识，过分有个性，会把他们吓跑。如乔治·艾略特所说，在许多小说中，最后总是愚蠢的白皮肤金发碧眼的女主人公，击败了较有男人气的浅黑型的女人。在《弗洛斯河上的磨房》里，玛吉徒劳地想颠倒一下角色，但她终于死去，是金发女郎露西和斯蒂芬结了婚。在《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是索然无味的艾丽丝，而不是勇敢的克拉拉，赢得了男主人公的爱情。在制。《小妇人》中，可爱的乔只是洛丽的童年伙伴：他把爱留给了毫无生气的艾米和她迷人的卷发。
所谓具有女性气质，就是显得软弱、无用和温顺。她不仅应当修饰打扮，做好准备，而且应当抑制她的自然本性，以长辈所教授的做作的典雅和娇柔取而代之。任何自我表现都会削弱她的女性气质和魅力。由于在做人的使命与做男性的使命之间没有矛盾，相对来说，年轻男人的生命历程比较容易完成。这一优越条件，甚至在童年就显现出来。通过独立和自由方面的自我表现，他获得了社会价值，同时获得了他的男性威望：他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提一样，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财富、名望和女人都是他要追求的事业；促使他进行努力的榜样之一，是受女人崇拜的、有权势有名望的男人。
然而，年轻女人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她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和她做女性的使命之间存在着矛盾。青春期对女人之所以是一个非常艰难而关键的时刻，其原因只能从这里去寻找。
在此以前，她一直是一个自主的人：现在她则必须放弃自己的主权。她不但像她的兄弟一样（不过更痛苦）被分裂于过去与未来之间，而且在她对成为主动、自由的主体的固有要求，同她的性冲动以及逼她承认自己是被动客体的社会压力之间，引发了一场冲突。她的自然倾向是把自己看做主要者：她怎么能下决心变成一个次要者呢？但是，如果我只可以完成我作为他者的命运，我又该怎样放弃我的自我呢？这是做女人必须与之斗争的痛苦的两难境地。
她在欲望与厌恶、希望与恐惧之间摇摆不定，她在降低自己的要求，她在独立的童年期与顺从的女人潮之间徘徊犹疑。正是这种无常，在她离开末成熟的青春期的时候，使她尝到了青果的苦涩。
根据早年倾向，少女对这种处境的反应是变化无常的。这位“小母亲”，未来的主妇，能很容易对自己的变化听之任之。但是作为“小母亲”，她可能已经具有对权威的爱好，从而导致她反抗男性的束缚：她准备建立一种母权制，其目的只在于不变成发泄性欲的对象和仆人。
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姐姐们身上，她们还在十分年幼时就承担了沉重的责任。garcon manque 〔男孩子气的女孩子〕在发现自己是个女人时，有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受骗感，这可能直接导致同性恋。然而，她在独立和暴力中所追求的，是对世界的占有：她一般不可能希望放弃她的女性权力和母性的体验，不可能希望放弃她的命运的全部地盘。通常，虽然有一些反抗，少女还是接受了她的女性气质；她在撒娇的童年阶段，在和父亲在一起时及在她的性幻想中，就已经知道了被动性的魔力；她看到了它的力量，但虚荣心马上又和她肉体所引起的羞耻心搅在了一起。令她心情激动的那只手、那副容貌，是召唤，也是祈祷；她的身体仿佛具有了不可思议的优点；它是财富，是武器，她引以自豪。她的娇态，虽然常常在无拘无束的童年时代就已失去，现在却又重新出现。她试用各种化妆品，试做各种发式；她不再掩饰自己的乳房，而是按摩，使之丰满；她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微笑。
性感同诱惑的联系十分密切，以至在性的敏感没有被唤起的所有实例中，我们所观察的主体没有任何想取悦于人的欲望。实验表明，甲状腺有毛病的人（因而感觉迟钝，难打交道），可用注射腺液予以改变：他们开始微笑，变得快活，十分装腔作势。受唯物论哲学影响的心理学家们曾鲁莽地宣称，撒娇是甲状腺分泌的一种“本能”。但这种令人怀疑的解释，在这个时期和在童年早期一样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是，在器质性缺陷的所有情况中，如贫血，身体变成了负担。一个怀有敌意的陌生身体，既不会希望也不会允诺任何事情。它一旦恢复了平衡与活力，主体就会立即承认它归他所有，并通过它，追求对他人的超越。
对少女来说，所谓的性超越，就是变成猎物，以便达到她的目的。她变成了客体，她把自己看做客体。她惊讶地发现自身存在的这种新形式：她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双重的人，不再与她自己完全吻合，而是从现在起开始存在于她自己之外。于是，在罗莎蒙德·雷曼的《请跳华尔兹》中，我们看到奥莉维亚在镜子里发现了一个陌生人：突然面对她自己的，是作为客体的她。这引起了一种短暂然而是迷惘的感受：
现在，每当面对镜子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受：
一个飘忽不定的、难得出现的陌生人，也许会冒出来：一个新的自我。
它发生过两三次了……她对着镜子看自己……
啊，这会是谁呢？……但这是别人。这是一副神秘的面孔，既郁郁寡欢又容光焕发：头发乱蓬蓬地在后面翘着，仿佛被疾风吹起。是上衣弄成的吗？她的身体里面好像得到了和谐的装配，既紧凑又舒展，既静止又流动，充满了活力。这是一幅带有青春美的少女画像。屋里被映出的一切东西，仿佛都在陪衬着她，描绘着她，都在悄悄地说：这就是你啊……
令奥莉维亚惊愕的是，她居然认为她可以指望那个映像既能使她识别童年的梦想，同时又是她自己。然而，少女也在爱着这实际上是肉体的身体，它像别人的身体一样令她陶醉。
她抚摸着自己，吻着自己的圆肩膀、胳膊肘，注视着自己的胸脯、大腿。自我快感成为做白日梦的借口，她以此寻求对她自己的深情占有。青春期时，在自我爱恋与使她变成被占有的客体的性冲动之间，存在着对立：她的自恋通常在性成熟期消失。和女人无论是对她的情人还是对她自己都是一个被动的客体不一样，在少女的性冲动中有一种根本混淆。在复杂的冲动中，她渴望通过对注定要占有她身体的男性的效忠，得到对这一身体的赞美。不论是说她为了有魅力而想美，还是说她为了确信自己的美而去追求有魅力，这都未免过于简单化：在她孤寂的闺房中，在她想出风头的客厅里，她分不清楚哪个是对男人的欲望，哪个是她对自我的爱恋。这种混淆也表现在玛丽·巴什基尔切夫身上。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断乳的时间晚，她比其他孩子更希望得到别人的重视和评价；从5岁到青春期结束，她把自己的爱全都献给了自己的映像；她疯狂地爱着自己的手、脸和优雅的风度。她写道：“我是我心目中的女主角。”
她想当一名歌星，好让如痴如狂的观众注视着她，这样她就能骄傲地扫视他们作为回答；然而，这种“我向思维”（autism）是通过罗曼蒂克梦想表现出来的。她从12岁就在恋爱：就是说，她希望被人爱，而在她希望引起的爱慕中，她寻求的只是对自我爱恋的证实。她爱H 公爵，却从未同他说过话，她梦想他能拜倒在她的脚下：“你将被我的光辉照得眼花缭乱，你将会爱我……你不愧是我唯一希望做的女人。”在《战争与和平》的娜塔莎身上，我们也发现了这种矛盾心理：
那天早上，她又回到她所喜爱的心境——自我爱恋和自我喜悦。“娜塔莎是多么迷人啊！”她又说，好像是身边的一群男人在说似的。“美丽、声音悦耳、年轻；只要让她平静，她就不会妨碍任何人。”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序曲》里，也描述了把自恋同对女人命运的罗曼蒂克欲望完全混在一起的情形：
在餐厅，在摇曳闪烁的炉火旁边，贝丽尔坐在垫子上在弹吉他……她的弹唱有一半儿是为她自己的，因为她正在注意自己的弹唱。火光映在她的鞋上，映在装吉他的红琴箱上，映在她白皙的手指上……
“要是我从窗外往里看，看到我自己时，一定会为之倾倒，”她想道。她把伴奏弹得更轻柔了——她现在没有唱，只是在听。
……“我第一次久久地看着你，小姑娘——啊，你肯定会想到你是孤独的，你和你那双小脚一起坐在垫子上，弹着吉他。天啊，我永远不会忘记”……贝丽尔突然昂起头，又开始唱道：
连月亮也厌倦了……
但这时响起了很响的开门声。女仆鲜红的面孔突然伸了进来……然而，不，她不能忍受这个愚蠢的姑娘。她跑进黑暗的客厅，开始踱来踱去……啊，她是多么焦躁，多么焦躁啊！壁炉上有一面镜子。她用胳膊撑着，望着里面的淡淡影子，她看上去有多美，可惜没有人看到，没有人……
贝丽尔微笑了，她的微笑实在是太惹人爱了，以至她又微笑了……
少女的这种自我崇拜，不仅仅表现为对她自然容貌的爱慕，她还希望占有并且效忠她的整个自我。这就是那些她可以借以自由倾诉自己心声的私人日记的目的。玛丽·巴什基尔切夫的日记是很有名的，堪称这一体裁的楷模。如以前同布娃娃谈话那样，少女也在同她的小小笔记本谈话。它是朋友，是知己；她向它提问题，仿佛它是一个人。那一页又一页写下了不能对亲戚，也不能对同伴和老师讲的真心话，写下了作者在孤寂中感到无比喜悦的心里话。
有一个从12岁时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20岁的小女孩，写下了以下几句扉页题词：
我是你的小小笔记可爱优美又从不泄密告诉我你全部的心事吧我是你的小小笔记还有人写下这样的留言：“我死后方可阅读”，或“我死后销毁”。女孩子的这种保密意识，在青春期以前就开始产生了，现在肯定变得更加强烈。她把自己封锁得如铁桶一般，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她那隐藏得很深的自我。她认为那自我是她真正的自我，可事实上它是一个想像中的角色。她可能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娜塔莎那样假扮成舞蹈演员，或者像玛丽·勒内吕那样假扮成圣女，或者那个令人惊叹万分的人物干脆就是她自己。在这个女主角同亲友们所熟悉的她客观本人之间，始终有着天壤之别。她也承认自己不为人理解，这时她同自己的关系反而更加热烈：她陶醉于自己的与世隔绝，觉得自己就是与众不同、优越、特殊；她向自己许诺，未来一定会对她现在的平庸生活进行报复。她用梦想逃避这狭窄而无价值的生活；她一向喜欢梦想，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醉心于这种倾向。她用富有诗意的陈词滥调掩饰给她带来威胁的世界；她把月亮的光辉、粉红色的云朵和轻柔的夜献给了男性；她用自己的身体建成了大理石、碧玉和珍珠母般的神殿；她给自己讲些无聊的神话故事。她之所以屡屡陷入这种愚蠢境地，是因为她对世界没有支配力。要是她觉得自己该行动，就会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然而她更可能在困惑中等待。年轻男人也在梦想：尤其是梦想自己所扮演的主动角色的冒险。少女喜欢不可思议的事物胜过于喜欢冒险。在她看来，事物和人显然都是变幻莫测的，有魔力的。魔力涉及被动力量观念。进入青春期的少女注定是被动的，可她又渴望权力，所以她必然相信，她的身体具有魔力，可以使男人受她支配，她的整个命运都具有魔力，可以使她无须做什么就实现自己的欲望。至于现实世界，她想把它忘掉。
“我在学校的时候，上课有时会走神儿，想入非非……”一位少女写道。“我陷入愉快的怪想中，以至完全失去了现实感。我呆呆地坐在座位上，醒来时，吃惊地发现自己竟在教室里。”
“和写诗相比，我更喜欢胡思乱想，”另一位少女承认说，“我喜欢一边凝望着星空下的群山，一边瞎编没头没尾的美妙故事或构思着传奇。这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因为它比较股俄，给人以一种宁静、心旷神怡的感觉。”
做白日梦可能会变成一种病态，并且可能会困扰人的一生，如下面的例子就是这样：
玛丽·B·是一个喜欢幻想的聪明孩子，在14岁进入青春期时，出现了狂妄症心理危机。她自称是西班牙女王，摆出一副高傲的架势，唱着歌，发号施令。两年来，每次来月经，这种事就要重复一次。后来的8年，她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但仍好幻想，并且抱怨自己的社会地位。将近23岁时，她的病情加重了，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出院后，她在家躺了3年，脾气乖戾、懒惰，成了家里的负担。她又被送进医院，这次是永久性的。她对生活毫无兴趣，但每隔一段时间（月经期？）她就会下床来，披着衣服，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而且她冲着医生微笑，常常表现出某种性冲动。她在自己的梦想世界陷得更深，她衣冠不整，常常裸体。然而却佩戴着古怪的饰物，如用锡纸做的王冠和用缎带做的手钢等。有时她对自己的情况，也能作出清醒的评论，说自己像个孩子似的和布娃娃一起玩并打扮自己，仿佛生活在梦中，是个幻想世界中的演员。她说，她好像在过好几种生活，而且无论哪一种生活她都是主角。她在自己的大房子里举行聚会。她生活在穴居人时代，有数不清的同床伙伴。她也曾有过朋友，那就是花儿、香水和貂皮。它们送给她丰盛的礼物。“当我赤裸在被窝里时，总是想起往日的时光。”她羡慕镜子里的自己。她想成为什么人就成为什么人，她是白痴，在吸毒，有情人。她说，她是一位医生的情妇。她说她有几个年幼的孩子。她说，其中一个孩子在旅行，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潇洒的男人。她有许多这样的故事要讲，每一个都是她在幻想中所过的虚构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做白日梦的病态，是自认为生命功能不健全因而害怕面对生存现实的少女对自恋的一种满足。玛丽·B·只不过是把许多青春期女孩子常有的一种补偿过程，推向了极端。
然而对少女来说，这种单独进行的自我崇拜是不够的。为了实现，她还需要别人意识到的她的存在，于是她经常向伙伴们寻求帮助和慰藉。当她比较年幼时，她最要好的朋友支持她逃出母性圈子，去探索世界——特别是性的世界。这样，进入青春期少女的朋友，既是使她超出自我范围的客体，又是将那自我还给她的证人。有些女孩子还相互展示自己的裸体，比较她们的乳房：也许我们还记得《穿制服的少女》中，描写寄宿学校女生大胆取乐时的情景；她们的相互抚摸甚至具有全面性或准确性。如柯莱特在《学校里的克洛迪娜》当中所指出的，以及罗莎蒙德·雷曼在《含糊的回答》当中所含蓄指出的，几乎所有的少女都有同性恋倾向，而这一倾向与自恋爱好几乎无法区别：每一个人都渴望在他人身上，体验一下自己皮肤的柔润、自己体型的曲线美；反之，在她的自恋中也蕴含着对一般女性气质的崇拜。在性的意义上，男人是主体，所以在正常情况下，男人们被驱使他们接近有别于自己的客体的欲望，搞得相互分离。然而女人是欲望的绝对客体，这就是在中学、大学和艺术家工作室当中盛行那么多“特殊友谊”的原因。它们有些是纯柏拉图式的，有些则明显是肉欲的。在前者，它尤其是一个相互打开心扉、互谈心事的问题；而最诚挚的信任的证据，就是让所选定的朋友去看自己的私人日记。女朋友们之间不进行性拥抱，而是相互表白极端忠诚，并常以委婉方式互赠她们感情的信物。所以，娜塔莎用烧红的铁尺烫伤自己的胳膊，以证明她对索尼娜的爱。特别是她们相互起了许多可爱的名字，还写了热情洋溢的书信。例如，下面就是年轻的新英格兰清教徒艾米莉·迪金森写给她其中的一位朋友，一位年轻的已婚女人的话：
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你，昨夜我梦见你了……我和你一起在一个极其美妙的花园里散步，我帮你采——玫瑰，尽管我们采呀采呀，可篮子里总是装不满。于是我整天都在祈祷能和你一起散步，再去采些玫瑰花。夜幕降临，我感到很愉快。我不耐烦地盘算着时间，等待着深夜的来临，期待着再梦见你和玫瑰，还有那永远也装不满的篮子。
蒙杜瑟在他著名的《青春期的情感》里，引用了许多类似的信：
亲爱的苏珊……我真想在这里抄几节雅歌：你有多么美啊，我亲爱的，你是多么美啊！像那神秘的新娘，你是我的夏龙玫瑰、幽谷中的百合；和她一样，你在我心中胜过任何普通的女孩子：你是一种象征，象征着美好崇高事物的精华……所以，纯洁的苏珊啊，我以一种纯洁、无私、含有宗教意味的爱，深深地爱着你。
蒙杜瑟列举的另一个女孩子，在日记里袒露了某种不那么高尚的情感：
我的腰被那只雪白的小手压着，我的手在她圆肩膀上搭着，我的胳膊靠在她裸露着的温暖胳膊上。就在这时，我紧紧靠着她的酥胸，眼前就是她漂亮的小嘴，它双唇启开，露出了贝齿……我发抖了，感到脸上在发烧。
埃瓦夫人在她的《青春期》中，也收集了许多这种不正当心情的发泄：
致我心爱的仙女，我最亲爱的爱人，我美丽的仙女。啊！说你仍然在爱我，说我永远是你的最忠诚的朋友吧。我好悲伤，我是多么地爱你，哦，我的L——我的爱说不出，道不尽，没有任何文字可以形容。只说我崇拜你，实在太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情了。
有时仿佛我的心都进裂了。被你爱真是太美了，我简直不能相信。啊，我的宝贝，告诉我，你会长久地爱我吗？
从这种崇高的感情跌落到少女有罪的私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时，两个朋友中的一个支配另一个，像虐待狂似的施展着自己的力量。但这种事经常是相互的，没有屈辱，也没有斗争。给予快感和得到快感，都如每一方自恋时那么单纯，而不像做夫妻时那么双重。然而，这种单纯是缺乏生气的。如果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想参与生活，那么，由于屈服于他者，她就会希望为她自己恢复父亲凝视的魔力，要求得到她所极度崇拜的人的爱，并和他做爱。
她将转向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如男性那么陌生，那么可怕，但多少有些男性的威望：一位能挣钱养活她自己。在世界上有所表现的职业女人，会很容易和男人一样有迷人的魅力。我们知道，在学校里，学生们是多么倾心于女教师、女管理人员。在《妇女团体》一书中，克莱门斯·戴恩以朴实的笔调描绘了最热烈的情欲。有时，少女向她最要好的朋友吐露自己的最高情欲：她们甚至可能分享这种情欲，对极其强烈的感受引以自豪。玛格丽特·埃瓦在《青春期》里，援引了一个女学生写给她朋友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我由于感冒躺在床上，只能想X小姐。我从未这样深地爱过一位老师。头一年我就很爱她，但现在是名副其实地恋爱了。我认为我爱得比你热烈。我幻想我会吻她；一想到我将回学校去看她，就快活得几乎晕倒。
她往往冒昧地向她的偶像直接表白自己的情感，如同一著作中所援引的另一个例子就是这样：
一提到你，亲爱的小姐，我就陷入难以言状的境地……每当你离我很远，我就想不论来去什么也要和你在一起。我一直在思念着你。每当我看见你，我就热泪盈眶，一C想躲起来。和你相比，我是多么渺小无知。你一和我说话，我就感到窘迫和激动，仿佛听到了仙女的声音和爱的喃喃细语，而这是无法模仿的。我留心你的一举一动，语无伦次，小声讲着一些蠢话。你会说那全是昏话，但我讲那些话时心里非常明白，我打心眼里爱你。
李普曼在《青春与性》援引了一个职业学校女校长的一席话：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常吵着抢我们年轻老师的包饭纸，宁愿为它付出20芬尼。她的地铁车票也是我们收集的抢手货。
既然她必须扮演一个男性角色，被爱的女人就最好是未婚的：婚姻并非总是让年轻的求爱者沮丧，但会令她感到烦恼。她不喜欢让她所崇拜的对象似乎在受丈夫或情人权力的支配。
这类情欲，往往是在暗中，或至少是在精神恋爱层次上显露的。但和被爱者是男性相比，它朝明确的性欲的转变要容易得多。即便少女与同龄朋友未曾有过温存的体验，女性的身体也不会使她感到惧怕。和姐妹或母亲在一起时，她通常已经知道有一种使感情微妙地染上性感色彩的亲匿关系。而和她崇拜的爱人在一起时，从感情到肉欲快感的转变，会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在《穿制服的少女》一书中，多萝西·维克在吻着赫尔塔·蒂尔的嘴唇，这吻既有母性的含义，也有性的含义。两个女人之间有一种消除羞怯感的共谋关系。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引起的兴奋，一般没有经过暴力。同性恋的抚摸既不意味着破坏少女的重贞，也不意味着插入：它们使童年的阴蒂性冲动得到了满足，不要求引起新的令人不安的变化。少女既可以实现她作为被动客体的使命，又没有觉得自已被深深地异化。这正是勒内·维维安在某些诗里所表达的。她在诗中赞美情人兼姐妹的轻触柔吻，以及她们的做爱在嘴唇或乳房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她答应送给朋友的东西，即诗中被不得体地称之为的“嘴唇”和“乳房”，显然没有使她受到蹂躏。而正是部分因为对暴力和强奸的恐惧，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才往往把初恋送给年龄稍长的女人，而不是送给一个男人。在女孩子的心目中，男性化的女人既是父亲的化身，也是母亲的化身：她具有父亲的权威和超越性，她是价值的来源与标准，她超出了既定世界，她是神；但她也还是一个女人。不论女孩子小时候得到母亲的抚爱太少，还是相反，被母亲宠爱得过久，她都会像兄弟那样梦想得到温暖的胸脯。现在，在这和自己的肉体贴近的肉体中，她又感受到了断乳时失去的那种与生命的无忧无虑的直接融合。而且，在另一个人的这种久久的注视中，那使她变成孤独者的分离被克服了。当然，每一种人际关系都隐含着冲突，所有的爱都会产生嫉妒。但是，在处女和她的第一个男情人之间隐隐出现的许多障碍，这里却得到了消除。同性恋的体验可以变成真正的私通，它能给少女带来十分幸福的平衡，以至她会希望永远进行或重复这种体验，对它眷恋不已。的确，它可以暴露或产生一种女性同性恋的倾向。
但是，这样一种体验通常只代表一个阶段：它的简单宜行恰恰就是它的死亡证书。在把爱情送给一个较年长的女人时，少女是在与她自己的未来恋爱：她会认同于她的偶像。除非这个偶像非常优越，否则她很快就会黯然失色。较年轻的女人一旦开始表现自己，她就会进行鉴别和比较：那个他人，虽然仅仅由于属于同类和没有威胁而被选中，却不具备足够的他性长期影响她自己。男神们的地位比较稳固，因为他们住的天国比较遥远。少女的好奇，她的肉欲，使她渴望更强有力的拥抱。通常，她从一开始就把同性恋冒险只看做一种过渡，一种启蒙，一件不会持久的事情。她假装去爱，去嫉妒、愤怒、骄傲、快活和痛苦，同时又有些坦率地承认她在想，她在模仿她梦想中的冒险时，没冒什么风险，然而她至今还没有勇气或机会，将其付诸于现实生活。她注定要属于男人，这一点她是清楚的；而且她希望有女人的正常而完整的命运。
男人使她眼花缭乱，可也使她感到恐惧。为了顺应她对他的这种矛盾情感，她会把他身上的、令她恐惧的男性，与她虔诚崇拜的、令她愉快的神性分开。和男伴们在一起时，她感到局促而羞怯，她崇拜的是某个遥远的迷人王子：他是一个电影演员，她把他的肖像钉在自己的床头上；他是一个英雄，不论是死是活，反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是一个被偶然注意到的陌生人，她知道永远不会再见到他。这类私情不会引起任何麻烦。通常，少女向往的是具有社会威望或才华出众、然而却是无身体魅力的男人：比如说，一位年迈而又相当可笑的教授。这些较年长的男人处在少女世界之外，因而，她可以如一个人把自己献给上帝那样，暗地里把自己奉献给他们。这不会使她蒙受耻辱，因为不存在任何肉体的欲望。入选者甚至可能是下贱的、丑陋的，因为只有那样她才可以感到安全。选择某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可以使她把爱情变成一种不危及她的整体性的抽象的主观体验。她感受到渴求、希望与痛苦的刺激，却没有真正卷入纠纷。十分有趣的是，偶像离得越远，他就越能是出类拔萃的。每天都见面的钢琴教师最好没有魅力，然而可望而不可及的英雄，如果英俊且有阳刚之气则更可取。
重要的是，无论如何都要把性的因素排除在外，从而在他者并不真正存在的情况下，延长内在性冲动的自恋倾向。
在回避真实体验时，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常以这种方式，展开强烈想像的生活；有时，她的确是把她的幻觉与现实混为一谈。海伦·多伊奇所描写的一个少女的情况很值得注意。
这位少女想像与一个她从未和他讲过话的年龄较大的男孩子，有一种很认真的关系。她一直在写日记，情景很动人，有眼泪和拥抱，有分手与和解。而且还给他写信，不过信没有发出，是她自己答复的。所有这一切显然是对她所恐惧的真实体验的一种防御。
这是一种病态的极端，然而其过程却是正常的。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同一位无法接近的贵族男子，曾保持了想像中的感情关系，希望在身为女人无法获得独立成功的环境中，提高她的自我。她想做名人，但作为女人如何实现这一愿望呢？她需要一个男人，但他的地位必须极高。她写道：“在优越的男人面前卑躬屈膝，应当是优越女人的最大骄傲。”于是，自恋导致了被虐狂，这一点我们在女孩子对残酷丈夫和神圣殉道者的梦想中已经看到。这种自我仿佛是为他人并且是由他人形成的：他人越强大，这个自我就越高贵、有力。在他人面前消灭自己，是为了在自己身上并为自己实现他人。假如玛丽·巴什基尔切夫被尼禄所爱，她也会成为尼禄。说实在的，这种对虚无的梦想，是对存在（tobe）的一种自豪意愿。实际上，她从未遇到过一个男人，其出类技革足以让她对他如痴如狂。拜倒在自己所虚构的遥远之神的脚下是一回事，而委身于一个有血有肉的男性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许多少女在现实世界坚持追求这一梦想；她们在寻找一个在所有方面都比其他所有男人优越的男人，他拥有财富且名声显赫，是一个由于为他所爱将具有他的光辉和主要性（essentiality）的绝对主体。
她们奉献自己的爱情，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男性，而是因为他是那个崇高的人。于是，她们的爱情被理想化了。一个朋友对我说：“我想得到巨人，却只找到了男人。”由于这种极高的要求，少女瞧不起仅仅是凡夫俗子的有志者，并回避性问题。她无所顾忌地坚持她自己所梦想的形象，它作为一种形象确实很迷人，但她决不希望遵循这种形象。因而玛丽·勒·哈尔杜思在《黑幕》里叙述了她如何兴奋地想像自己是奉献给某个男人的牺牲品，尽管她实际上是一个盛气凌人的人：
我们痛苦地生活着。我非常费眼神地给他补衣服。由于得病，我们唯一的孩子正面临死亡的威胁。
但我的嘴角上挂着温柔的痛苦微笑，我的眼睛里表现出在现实生活中我会非常讨厌看到的沉默勇气。
在超越这些自恋结果时，有些少女比较现实地感到需要一个引路人，一个老师。逃出父母的控制以后，她们发现这种尚不习惯的独立是令人窘迫的。她们所能够做到的几乎只是消极地利用它，陷入任性和放纵。她们仍然希望放弃自己的自由。任性的。高傲的、具有反抗精神的、令人难以容忍的年轻女郎，在私通时被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治得服服贴贴，这种故事是廉价文学和电影的标准样式，也是既讨好男人又讨好女人的陈词滥调。例如，德·塞居尔夫人在《如此童恋！》里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吉泽尔的孩子，对过于溺爱她的父亲感到失望，开始依恋严厉的老姑母。成为少女时，她又受到一个爱吹毛求疵的年轻男人朱里安的影响。他对她讲刺耳的实话，羞辱她，并想改造她。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品行不端的富有公爵，生活很不幸福。只是在作为寡妇接受了她的良师的热烈爱情时，她才终于获得了快乐和智慧。在路易莎·M·奥尔科特的《贤妻》中，任性的乔在她未来的丈夫严厉指责她的一些毛病时，开始和他相爱。尽管美国女人的自尊心很强，好莱坞影片还是一再表现这些难以驯服的年轻姑娘被丈夫或情人的适度粗暴所治服：打一两个耳光，或者，最好是痛揍一顿，似乎是勾引的可靠方式。
然而实际上，从理想之爱到性爱的转变，不全是这么简单的。许多女人多少都能坦率地承认，她们之所以谨慎地避免与所钟爱的对象有任何亲近，是因为担心受骗。如果这位英雄、巨人、半人半神，对他所激起的爱作出反应，把它变成一种现实体验，少女就会感到震骇，她的偶像就会沦为她所嫌弃的男性。有些风骚的少女“拼命”想吸引她们认为是“有趣的”或“迷人的”男人，然而如果他反过来对她们表现出过于浓厚的兴趣，她们又会自相矛盾地心烦意乱。他之所以对她们有吸引力，是因为他仿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作为情人，他未免显得太平庸了——“他不过是个男人，和别的男人没有什么两样。”女孩子责备他使她失去尊严，以此为借口回避会给她敏感的处女性造成威胁的肉体接触。即使她委身于她的“意中人”，她在他的怀抱里也仍是冷淡的，而且，如斯特克尔所说的那样，“在这种事发生之后，一个思想清高的女孩子有时会自杀，或者，由于意中人原来是个‘野兽’，她想像中的整个爱情大厦会顿时倒塌。”
这种对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的喜好，往往使少女与对她的一个朋友感兴趣的男人相爱，而且这往往是一个已婚男人。她很容易被唐璜式人物迷住；她梦想征服并控制这个任何女人都不曾长期留住的勾引者。她怀着改造他的愿望，不过她也清楚她不会成功，而这就是她所以选择的一个原因。有些少女永远不能体验到真正的完整爱情，她们一生都在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在女孩子的自恋与她的性欲注定她要有的那种体验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冲突。女人不会接受她的次要者地位，除非她在这种放弃行为中可以重新变成主要者。可不是吗，她在变成客体的过程中，成了孤芳自赏的偶像，但对让她仍成为次要者的无情逻辑，她则予以唾弃。
她想做迷人的宝贝，而不是做被人获取的物品。她喜欢像神奇的物神似的，充满着魔力，而不喜欢把自己看做供人观赏、触摸和损伤的肉体：不错，男人的确喜欢让女人成为猎物，但他却在逃避吃人女魔得墨忒耳。
她对能引起男性的兴趣、激起爱慕感到骄傲，但对反过来被捕获却感到厌恶。随着青春期的来临，她开始懂得羞耻。而这羞耻将会长久存在，与她的风骚和虚荣融为一体。男人们的注视，对她既是奉承又是伤害。她只想让人家看她展示出来的部位，可人们的目光总是太锐利了。于是，男人们发现这种前后矛盾是无所适从的：她袒胸露肩，裸露双腿，可人们一旦去注视它们，她便会脸红，恼怒。她喜欢刺激男性，但如果看到她已经引起他的欲望，她又会感到厌恶，退避三舍。男性的欲望是恭维，同样也是冒犯。就她认为自己应当对她的魅力负责，或应当自动地运用这一魅力而言，她对自己的成功感到很高兴；但就她的面容、体态和肉体是她必须忍受的事实而言，她又不想让这个贪婪而无关的陌生人看到它们。
这就是这基本羞怯的深层含义，它令人困窘地妨碍了最大胆的卖弄风情。一个小女孩可以惊人地大胆，因为她没有意识到采取主动会暴露她的被动性：一旦看到了这一点，她就会感到惊恐和烦恼。没有什么比看一眼的含义更暧昧的了。它在远处存在，在那种距离它似乎意味着尊重，然而它却不知不觉地占有了所看到的形象。未成年女人在这些陷阱里挣扎着。
她开始放纵，但又立刻对自己升腾的欲望严加控制和压抑。在她仍在骚动的身体里，她时而感到抚摸是一种美妙的快感，时而又感到它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搔痒。接吻最初使她激动，后来突然让她放声大笑。每次屈从之后紧接着就是反抗。她让自已被吻，但又擦拭嘴唇借以卖弄。她笑容可掬，一往情深，后来又突然热嘲冷讽，充满敌意。她许诺，却又故意忘记。
在如此表现出孩子气的乖僻性情时，这个“不成熟的果子”在防范着男人。少女常被描绘成这种半野蛮半驯化的造物。比如，柯莱特在《学校里的克洛迪娜》和《麦苗青青》中，就是以迷人的万卡的形式这样描写她的。她对自己所面对和君临的世界怀有浓厚的兴趣，但她也对男人感到好奇，对他怀有一种肉体上的和浪漫的欲望。万卡身上被荆棘划破过，她捉喇蛄和爬树，可当她的伙伴菲勒摸她的手时，她还是在发抖。她懂得了使身体变成肉体、使女人第一次展示为女人的兴奋。她觉醒了，开始希望自己是美丽的：她时时梳理头发，使用化妆品，穿薄薄的蝉翼纱；她以卖弄风情和诱惑别人为自娱。但她有时似乎希望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存在，于是她穿起又旧又难看的衣服，或穿不合身的裤子。她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不准她卖弄风情，认为这是对原则的放弃。所以她故意用墨水涂抹手指，不梳头发，一副邋遢相。这种反抗行为使她变得笨拙，她感到了这一点，于是很烦恼。她被激怒了，脸红了，使自己加倍地笨拙，而且对这种想诱惑人且已流产的企图感到战栗。在这个阶段，少女希望自己不再是一个孩子，然而她不承认自己正在变成成人。她一会儿责备自己的幼稚，一会儿又责备自己的女性服从。她处在一种不断否定的状态中。
这就是少女的特性，也是我们认识她大多数行为的关键。她不接受自然与社会为她指定的命运，然而也没有完全拒绝它。她自身中的矛盾太多了，以至不能同世界作战。她只准备逃离现实，或者同它做象征性的斗争。她的每一种欲望，都引起了相应的焦虑：她渴望拥有自己的未来，然而又害怕与过去决裂；她希望“有”一个男人，却又不希望自己成为他的猎物。而在每一种恐惧的背后都潜伏着欲望，蹂躏使她惧怕，但她又渴望被动。她就这样注定是不真诚的，而且满口遁辞。她注定要受种种表现焦虑和欲望的矛盾的消极观念之困扰。
轻蔑的笑声是用于青春期斗争的最常见的战斗方式之一。女学生和年轻女工在彼此讲充满柔情的或粗俗的故事，或谈到她们的调情时，会“哄堂”大笑。她们从男人身边走过或看到情人拥抱时，也会咯咯地傻笑。我听说，女学生们穿过卢森堡公园的“情人巷”是专门为了发笑；另有些女学生们经常到土耳其浴室，是为了取笑大腹便便、悬着两个大乳房的胖女人。戏弄女性的身体，挖苦男人和讥笑爱情，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否认自己和性交有关系的一种方式。在这些笑声当中，除了有对成人的挑衅，还有对自己的窘迫和压抑的克服方法。玩弄字眼和联想是为了消灭危险的魔力：我曾看到小学生们在拉丁文课文发现femur[大腿〕这个词时，便“哄堂”大笑起来。
如果少女任凭自已被乱摸或被吻，她就会更加理直气壮地当着性伙伴的面，或和同伴们一起，用笑声进行报复。我记得有两个年轻姑娘，一天晚上在火车车厢里被一个正在旅行的推销员依次“摸来摸去”，他显然会为他的幸运感到高兴。她们间或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在一种性冲动和羞耻的混合感觉中，恢复了尚未成熟的青春期的典型行为。
在这个年龄，少女们不但利用放荡的笑声，而且也利用强硬的言辞：有些少女用词之粗野，足以使她们的兄弟感到脸红。这种言辞无疑不那么令她们感到震骇，因为在她们的一知半解中，她们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并没有在她们的脑海中引起很准确的联想。况且，她们的意图也不是引起这些联想，而是在阻止它们，或至少是在减弱它们。女学生们相互讲粗俗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满足她们的性感受，而是为了抵制性冲动：她们希望看到性行为的可笑方面，将其看做机械的或类似外科手术的操作。然而和笑声一样，使用淫秽语言不仅仅是战斗方式，而且也是对成人的一种挑衅，一种亵渎，一种故作反常的行为形式。在蔑视自然与社会时，少女用种种奇怪的方式进行挑战和抵抗。人们常会注意到古怪的饮食习惯：她吃铅笔芯、封缄纸、木屑和活虾；她吞服成打的阿斯匹林片；她甚至吃苍蝇和蜘蛛。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她并不傻，但用咖啡和白葡萄酒调成一种可怕的混合液，强迫自己喝下去。
她还吃泡在醋里的糖块。我还看见另一个女孩子，发现她那份色拉里有一条小白虫，却毫不犹豫地把它吞了下去。所有的儿童，都坚持用眼和手，并且更直接地，用口和胃去检验世界。
然而在未成熟的青春期，女孩子更喜欢在令她难以理解的和令她反感的领域里探索。“令她厌恶的”东西，常常在吸引着她。这样一个女孩子，尽管美丽、娇气、打扮得整整齐齐，但只要觉得自己像个胜东西似的，就的确会被各种“脏”东西所深深迷住：她摆弄昆虫，盯住有月经污迹的衣物，吸自己伤口上的血。玩脏东西，显然是抵制厌恶（这在青春期一开始就是十分重要的情感）的一种方式：如我们所看到的，小女孩对她的过于亢奋的身体，对她的经血，对成年人的性交，对她注定要归属的男性，都感到厌恶；她在抵制这一情感时，对她所反感的东西恰恰是欣赏、亲近。她仿佛是在说：“既然我每个月都要流血，我干脆就用吸自己伤口的血来证明我并不害怕我的血。既缄我将来必须忍受令人作呕的体验，我现在也就可以吞下一条小白虫。”
这种态度在这个年龄所常见的自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少女可能会用剃刀划破大腿，用香烟烧伤自己，剥自己的皮。为了逃避一次必须参加的无聊舞会，我年轻时的一位朋友用斧子砍伤了自己的脚，伤势很重，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六个星期。这些虐待一被虐狂的举动，既是对性体验的期待，也是对它的抗议。经过这些考验，一个人就可以坚强地面对一切可能的磨难，减轻它们所引起的痛楚，这包括新婚之夜的磨难。当少女把蜗牛放在胸脯上或吞服一瓶阿斯匹林片或伤残自己时，她这是在向未来情人挑战——“你对我的惩罚，决不会比我对自己的惩罚更可恨。”这就是她开始进行性冒险时作出的骄傲而阴郁的姿态。
虽然女孩子命定要做男人的被动猎物，可她仍在坚持自己的自由权利，甚至经历痛苦和厌恶也在所不惜。她砍伤或烧伤自己时，是在抗议对她处女贞操的刺破：她用宣告无效来进行抗议。由于她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痛苦，她是一个被虐狂，然而她首先是一个虐待狂：作为独立的主体，她鞭笞、蔑视与折磨这依附的肉体，这个被她憎恨的顺从所惩罚的肉体——
可是，她又不希望自己和它分开。因为不论怎样，她都不愿意完全放弃地的命运。她的虐待一被虐狂的失常涉及到一种基本的不真诚：如果她任凭自己去失常，就会意味着她通过放弃接受了等待着她的女人命运；而如果当初她没有承认自己是肉体，就不会那么仇恨地摧残自己的肉体。
甚至她的暴力引发也源于听从的深处。一个男孩子在反抗父亲、反抗世界时，他的暴力是有效的。他和同伴寻衅闹事、打架斗殴，是在用拳头证实他的主体地位：他把自己强加于世界，他超越世界。然而这不是说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也可以这样地去证实、这样地去强加。
这就是她心里充满怨恨的原因：她既不可以希望改造世界，也不可以希望超越世界；她知道，或者至少是相信，她是受束缚的——也许她甚至可能希望如此；她只能破坏。在她的愤怒中存在着绝望。她气急败坏，摔杯子，砸玻璃，扔花瓶——这不一定是为了征服命运，而只是为了象征性地进行抗议。女孩子由于现在的无能而反抗未来的奴役。她的徒劳的发作，远没有使她所受到的束缚放松，往往只能使这种束缚变得更紧。
她针对自己或针对周围世界的暴力行动，始终具有消极性质：它们比较壮观，却没有实效。好斗的男孩子，把他受到的微小伤害当成他积极活动的不足挂齿的后果，因此，他对此既不追求也不回避（除非自卑情结使他处于女孩子那种处境）。女孩子则时时注意自己所受到的折磨；她在心中细细品尝着暴力和反抗的滋味，对结果没有任何兴趣。她的反常，来源于她仍被束缚在童年世界，因而她不可能或不愿意完全从那里逃脱这个事实。她想在牢笼里挣扎，而不是想离开它。她的思想框架是消极的、反射的、象征的。
有时这种反常也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少的年轻处女都有盗窃廊。盗窃瘤是一种性质十分含糊的“性的升华”。破坏法律和违反禁忌的意愿，被禁和冒险活动所引起的高度兴奋——这种挑战在女窃贼那里无疑是主要因素，但它有双重性。获取无权获取的东西，是为了傲慢地证实她的独立性，是为了在被输的东西和谴责这个窃贼的社会面前扮演主体角色，是为了否定法律和秩序。然而这种挑战也有被虐狂的一面。这个窃贼被她所冒的风险，被如果她被捕那张着大口等待吞没她的深渊所深深吸引。被捕的危险给窃贼行为带来了一种能激起性欲的魔力；在指责的目光下，在捉拿的手掌中，在这一切所引起的耻辱中，她将会完全彻底地感到自己是一个客体。
获取而未被捉拿，唯恐变成猎物而深陷痛苦，这是青春期女性性欲追求的危险目标。少女们的所有反常而有罪的行为模式，都有这同一种含义。有些少女专门写匿名信，有些则以戏弄伙伴为乐：一个14岁的女孩骗全村的人相信，有一所房子在闹鬼。她们还喜欢在暗地里行使自己的权力、表示自己的不顺从、向社会进行挑衅——喜欢冒被发现的危险！这最后一项在她们的乐趣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以至她们屡屡暴露自己，有时甚至谴责自己未曾犯下的错误和罪过。我们可以毫不惊讶地发现，拒绝变成客体导致了使自己变成客体：这一作用机制对所有被消极魔念困扰的人都是适用的。仅仅由于一种反应，歇斯底里的麻痹症患者就会对麻痹症感到恐惧、渴望并引起了它：这和发生在精神性痉挛患者那里的情形一样，只有不去想它，治疗才会奏效。
深度的不真诚使正常少女与这些神经症类型相联系。狂躁症、痉挛、阴谋解以及行为反常——我们发现，她的许多神经病症状是由于我谨慎指出的欲望与恐惧的矛盾引起的。例如，她离家出走十分常见。她出走可能是漫无目的的，到离家很远的地方逛上两三天，自己又回来了。毫无疑问，这不是真正的出走，不是真的要和她的家庭断绝关系。这只是一出逃走的喜剧，如果有人想当真带她离开，女孩子的心绪则往往会十分烦乱：她想离开，又不想离开。
出走有时与卖淫幻想相联系。她幻想自己是一个妓女，她扮演这个角色时多少有些胆怯；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倚窗凭栏，向路人暗送秋波。有时，她离家出走时把这出喜剧演得如此逼真，以至真假难辨。这种行为往往表达了对性的欲望的厌恶，表达了一种有罪感：“既然我有这种想法、这种欲望，我比妓女也好不到哪里，我就是一个妓女！”她想道。有时她竭力放纵自己：“让我们干到底吧，让我们有个悲惨的结局吧！”她这样自言自语。她想委身于第一个到来者，以自我证明性行为是无足轻重的。
不过，这种态度也常常可能是表示对母亲的敌意，不论是由于少女被严于律己的父亲所疏远，还是由于怀疑母亲本人水性杨花；或者这种态度也可能是表示对过于冷漠的父亲的怨恨。无论如何，这种魔念，和我提到过的常随之而来的怀孕幻想一样，有一种反抗与共谋的纠缠不清的混乱。这种混乱是精神失常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行为形式中，少女不想超越自然与社会的秩序，她既不打算扩大可能性的范围，也不打算重新评估价值。她满足于在其疆界与法则都维持不变的世界范围内，表现她的反抗。这种态度常被认为是“邪恶的”，它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掩饰：承认善是为了蔑视它，树立法则是为了破坏它，尊重神圣是为了能进一步亵渎它。少女的这种态度主要应由这一事实来解释：在不真诚的痛苦阴影笼罩下，她对世界和她的命运既否认又接受。
然而，她并不是只准备消极反对强加于她的处境，她也努力弥补其不足。如果说未来使她惊慌，那么现在则令她不满；她对成为女人犹豫不决，对仍只是个孩子感到心烦；她已经把过去抛到后面，可还没有踏上新的生活。她忙忙碌碌，但一无所为；由于一无所为，她一无所有，一无所是。她只能用装腔作势和弄虚作假来填补这个“无”。人们常指责她狡猾、不诚实，是个“说瞎话的人”。实际上，她注定是隐秘的、说谎的。一个女人在16岁时就已在经历痛苦的磨难：青春期、月经、性发动、初到的欲望、初次的性兴奋、恐惧与厌恶，以及暧昧的体验。她把这一切统统隐藏在心中，并学会了小心保守自己的秘密。单是必须收藏月经带和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一事实，就已在使她习惯于支吾搪塞。凯瑟琳·安娜·波特在她写的《老人》这个故事里，谈到1900年前后，美国南方的少女们准备参加舞会时，为了暂不让月经来临，怎样喝下令她们恶心的盐与柠檬制成的混合液。她们唯恐年轻的男人们会从她们的眼神，同她们手的接触，或者可能从某种气味，发现她们身体的状况，这个想法使她们心惊肉跳。当一个人感到两腿之间夹着带血的月经带的时候，或者更一般地说，当一个人意识到做一个肉体的原始不幸时，要去扮演一个偶像，一个仙子，一个神情恍惚的的公主，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羞怯是对承认自身肉体性的本能拒绝，它与虚伪相差无几。
然而，惩罚青春期女孩子的最重要虚伪是，她必须装成一个客体，一个迷人的人，尽管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无常的、分离的人，尽管她很清楚自己的缺陷。化妆品、假发、紧身褡以及“使乳房丰满的”乳罩，全都是假象。连面孔本身也是假象：一时冲动的表情是装出来的，被动的惊叹是模仿的。没有什么比突然发现十分熟悉的少女相貌呈现出女性功能，更让人惊讶的了。它的超越性被放到一边，并在模仿内在性；目光不再是锐利的，它们在沉思；
身体不再是有生气的，它在等待；每一种姿势，每一个微笑，都变成了欲望。少女毫无戒备，任人摆布，她现在只是一束等待奉送的鲜花，一个等待摘下的果实。
男人在鼓励这些诱惑，因为他需要被诱惑：而后他又会烦恼、责备。但是他对自然朴实的少女又只会感到冷漠和敌意。他觉得，只有布下这些罗网的少女才是有诱惑力的。她本人虽在等候供奉，可她也在伏卧着等候猎物。她的被动性满足了一种进取心，她把软弱变成了夺取权力的工具。由于不允许她公开进攻，她只好依靠谋略和算计。表面上自由地奉送，这对她颇为有利：她因此被指责是背信弃义的，是叛徒，这有其道理。然而实际上，她是在被迫向男人提供关于她顺从的神话，因为他坚持处在支配地位，而她的屈从一开始就只能是反常的。况且，她的骗术并非完全出于故意算计。如我们所看到的，她在初期先经历了儿童的扮演阶段，而后经历了成为她自己的阶段，要问她的天性实际上如何，这在她的处境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她只可以存在（be），不可以行动（act）。对她的潜能来说，她的青春期幻想，比她日常生活的有根有据的事实更真实可信，在缺乏真实活动时，她的放纵使她有一种自大感。和儿童一样，她用吵架、发脾气、骗人、造谣和幻想来使自己受到重视。她没有真正的意志，只有多变的欲望。然而她认为自己的前后矛盾是决定性的、绝对的；她虽然无法控制未来，却会获得永恒。玛丽·莱内鲁写道：“我永远想得到一切。”这一点在阿努伊的安提戈涅那里引起了共鸣：“我想要一切，现在就要。”这种孩子般的专横只会在梦想自己命运的人身上发现：这梦想跨越了时间，消除了障碍，但任何一个真正考虑设计的人，在衡量自己的具体力量时，都会感到一种有限性。少女想得到一切，因为一切都不依靠她。所以她的表现如同一个enfant terrible〔爱提尴尬问题的孩子〕。因而，易卜生的《建筑师》中的赫尔达盼望索尔尼斯送给她一个王国：这并不是说她要去征服它。让他建得很高然后爬上去，而她站在地面上，毫不理睬人的脆弱性，对她狂妄梦想的限度也毫不顾忌。对没有冒过任何风险的人来说，成人们似乎永远是可鄙的、谨小慎微的。然而女孩子，虽未经历过现实考验，却能夸口自己有最惊人的美德而不担心自相矛盾。
可是，她的无常也植根于这种缺乏控制。她梦想她是无限的，却在供人仰慕的角色中仍是现在的她自己，而这个角色又有赖于陌生人的意向。对她来说，在这个她等同于自己又必须被动地接受它的存在的角色中，有一种危险。这就是她敏感和虚荣的原因。哪怕是一点点批评，一点点嘲笑，都会使她完全成为可疑的。她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是通过变幻莫测的赞许，去获得自身价值的。这种声望，由于不是建立在特定活动的基础上，于是似乎是可以量化的。商品变得太普遍时，其价值就会跌落，因而只有在别人都不是时，少女才是珍贵的、非同寻常的、出众的、卓越的。她的同伴是对手，也是敌人；她极力贬低她们，否认她们和自己有关系；她嫉妒，她怀恨。
显然，这一切缺点都只能来自青春期女孩子的处境。在满怀希望和雄心勃勃的这个年龄，在生存和在世界上占有一个位置的愿望变得强烈的这个年龄，处在这样一种处境，感到自已被动而依附，这是十分不幸的。在这个一心想征服的年龄，女人认识到，对她并不存在任何征服的问题，她必须和她自己脱离关系，她的未来要依靠男人的幸福快感。她不但在性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已经产生了新的渴求，但它们却一直未得到满足。她对行动的所有热情，不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立刻被挫伤。可以理解，她是难以恢复平衡的。她的喜怒无常的性情，她的眼泪，她的神经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生理脆弱的结果，而是精神严重失常的明证。
但是，少女也可能确实在接受她千方百计用不可靠方式加以摆脱的处境。就她的缺点而言，她令人恼火，但就她的优点而言，有时她又令人惊讶。两者同出一源。她对世界的否定，她的不安期待，她的虚无，都可以被她用来作为达到孤独和自由顶点的跳板。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少女是内向的、骚动的，是严重冲突的牺牲品，但这种复杂性使她丰富，她的内心生活发展得比她的兄弟们更有深度；她更注意自己的情感，所以它更微妙地富于变化；同男孩子们相比，她有更强的心理顿悟能力，而男孩子们只对外部世界感兴趣。
她能够给她对世界的反抗以重视，她能够避开过于严肃和循规蹈矩设下的陷阱。伙伴们故意捏造的谎言会受到她的讥讽，被她所看穿。她每天都会感受到她地位的暧昧性：她能超出无效的抗议，勇敢地对公认的乐观主义、陈旧的价值。虚伪和快乐的道德观念提出质疑。《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玛吉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她身上，乔治·艾略特体现了自己在青年时代对维多利亚英国的怀疑和勇敢的反抗。男主人公们——特别是玛吉的哥哥汤姆，顽固地坚持公认的原则，把道德观念凝固成正式惯例。但玛吉想让它们有生活气息，她推翻了它们。她超然于僵化的男性世界之外而走到了孤独的极限，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对于这种自由，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几乎只能消极地运用。然而她的静止性能够产生一种可贵的感受性，因而她可以做到忠实、周到、通情达理和充满深情。罗莎蒙德·雷曼笔下的主人公们以这种温顺的宽厚而著称。在《请跳华尔兹》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奥莉维亚虽是胆怯的、窘迫的，可是几乎不娇气，她以富有感情的好奇心环顾着这个她即将踏入的世界。
她跳舞时仔细倾听一个又一个舞伴说的话，试图根据他们的意愿来回答他们，变成了一个应声虫；她激动，她来者不拒。《含糊的回答》中的女主人公朱迪恩同样是迷人的。她没有放弃童年的快活：她喜欢夜晚裸着身体到她花园旁边的小河里去洗澡，她热爱自然、书籍和生活；
她不是一个自恋者；她不骗人，也不自私，更不想通过男人提高她的自我：她的爱是一种馈赠。她把爱情送给任何一个战胜她的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詹妮弗还是罗迪。她给予但不失去自己：她过着独立的学生生活，有自己的世界和设计。然而，使她区别于男孩子的是她的观望态度，她的温柔驯服。尽管如此，她还是微妙地注定要属于他者：在她的心目中，他者的形象是如此美好，以至于她立刻爱上了邻居家的所有年轻男人，爱上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姐妹，他们的世界。詹妮弗使她着迷，不是因为她是朋友，而是因为她具有他性。而她之所以使罗迪及其表兄弟们人迷，是因为她愿意为他们塑造自己，根据他们的愿望塑造自己；她是忍耐、宽厚、接受和默从的化身。
玛格丽特·肯尼迪的《永恒的宁芙》中的泰莎则完全不同，她自然而又温柔忠诚，但对她所爱的人表示喜欢时也很迷人。她拒绝作出任何退让：女性的华丽服饰、化妆品、假象、虚伪、故作优雅、谨慎和顺从，全都让她感到厌恶。她渴望被爱，但不想隐藏在假象后面。
她顺从路易斯的一时兴头，但从不奴颜婢膝。她体谅他，激动时和他保持一致，但如果他们吵嘴，抚摸就不会把她征服。虚荣孤傲的弗洛伦斯可以被亲吻征服，但泰莎却创造了奇迹，可以在爱情中保持自由，这使得她对爱既不怀有敌意也不骄傲。她的天生质朴有着矫揉造作的全部吸引力；在取悦于人时，她从不伤害和贬低自己，从不处在客体地位。她的周围全是一心一意搞音乐创作的艺术家，她的心里没有感到这贪婪恶魔的存在。她全心全意地去爱，去理解和帮助他们。她以深情而自然的宽厚，毫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即使她在忘我地帮助他人，也仍然是完全独立的。由于这纯粹的真实性，她免除了通常的青春期冲突。
她能够承受世界的严酷，而在自身中不分离。她既有无忧无虑孩子般的和谐，又有明智女人的和谐。敏感宽厚的少女是善于接受的、热情的，所以很容易成为可以胜任伟大爱情的女人。
在找不到爱情时，她可以发现诗一般的境界。由于不能行动，她观察，她感受，她记录。
一种颜色，一次微笑，会在她心里深深地引起共鸣。她的命运存在于她之外，分散在已建成的城市中，分散在已打上生活烙印的男人的面容上。她热情地品味，然而用的是比年轻男人更超然、更自由的方式。虽然不能和人类世界融为一体，几乎不能在那里适应，但她可以和儿童一样客观地观察它。她不只对把握事物感兴趣，还探求它们的含意。她捕捉它们特有的轮廓，它们出人意料的变化。她很少感受到大胆的创造力，通常缺乏自我表现的技巧。但在她的谈话中，在她的书信、文学随笔和素描中，她表现出一种独到的敏感。少女热情投身于行动，因为她还没有被剥夺超越性。她一事无成、一无所是这个事实，只会使她的冲动更加强烈。她是空虚的和无限的，所以她想从自己的虚无深处获得一切（All）。这就是她把一种特殊的爱献给大自然的原因：她比青春期男孩子更加崇拜它。大自然是未被征服的、无人性的，极其明显地包容了存在的整体性。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尚未学会利用世界的任何一部分：
因而这完全是她的王国。在占有它时，她也骄傲地占有了她自己。柯莱特常常描绘这种少女的狂欢，例如在《西多》中：
我爱黎明，想提着空篮子顺着沙滩向那条河走去，那里长着草莓和红醋栗。3点半时，一切都是深蓝色的，潮湿而又朦胧，我可以信步走进浓雾，直到大雾埋没了我的耳朵和敏感的鼻孔……那时我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和一种蒙受天恩的心境，感到与第一缕微风、第一只啼鸟和初升的朝阳融为一体……我会想回家，但只会在吃饱、走遍森林和喝两口不容易发现的清泉流出来的水之后。
玛丽·韦伯也告诉我们，少女在自己十分熟悉的乡间所感到的狂喜：
当家里的气氛变得太可怕，安伯的神经紧张到极点时，她就要悄悄地溜出家门，走到北面的森林去……在她看来，多默是根据法律生活的，而森林却在根据冲动生活。她逐渐意识到自然美，进而认识到她所特有的美。她开始觉察出两者的相似之处。对她来说，大自然不是美的事物的集合，而是一种和谐，一首凝重质朴的诗……那里表现出来的美，那里发出来的光，不是来自花朵或星辰。一种震颤，神秘而又令人激动，仿佛和那光一起穿过……飒飒作响的森林……所以，她踏上这绿色的世界，是为了举行重要的宗教仪式。6月初的一个宁静的早晨……她终于来到了北面的森林，立刻被美紧紧抱住。在和自然交谈时，对她来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较量，好像有一种心情在说：“我不会放你走的，除非你为我祝福”……
她靠在一棵野梨树下，通过内心的倾听，感觉到生命的狂涛汹涌澎湃，这使她联想到大海的咆啸。这时，一阵微风吹来，摇动着开满花的树梢，她又唤起了那种感觉，她像听到那树叶的陌生说话声……每一片花瓣，每一片树叶，都好像在品味着对它由之而来的深处的回忆。每一朵弓身弯曲的花，都仿佛充满了对它脆弱而又过于庄严的回音……一缕缕芬芳从山顶吹来，飘散在树枝中间。那有形的、并且懂得死亡也是有形的树枝，在那无形的、永恒的芬芳掠过时。瑟瑟发抖……由于它，这个地方不只是树的云集，而且和星空一样浩瀚……因为它占有自己，永远处在受压抑的、永恒不变的生命力之中。正是这，吸引了安伯，使她怀着极大的好奇G，走进大自然的这块神秘的地方。正是这，使她现在突然感到一种狂喜……这就是吸引安伯屏住呼吸走进大自然这块充满灵气的地方，并使她久久地停留在稀有的狂喜之中的原因。
许多不同的女人，如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娜·德·诺阿耶，在她们青年时代都经历过这种激情——并保留了终生。
上面的几段引文表明，青春期女孩子在田野和森林找到何等美妙的避难所，在家里，母亲、法律、习俗与惯例都处于支配地位，而她很想逃避她过去的这些方面，很想成为主权的主体。然而，作为社会的一员，她又只有变成了一个女人，才能踏入成人的生活。她用退让为自身的解放付出了代价。但是在植物和动物当中，她却是一个人，既摆脱了家庭的束缚，也摆脱了男性的束缚——成为主体，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她在森林这块神秘的地方，发现了她孤独灵魂的反映，在一望无际的平原，发现了她超越的具体形象。她本身就是这广阔无垠的疆域，这高人云端的绝顶。她能够沿着这些通向未知未来的道路走下去，她会这样走下去的。当坐在山顶时，她是世界所有财富的主人，而这财富就铺在她的脚下，供她获取。在湍急的水流中，在粼粼的波光中，她有一种对尚未经历过的快活、眼泪和狂喜的预感。池塘中的涟漪，斑驳的阳光，使她对内心冒险隐隐怀有希望。
芬芳和色彩讲着神秘的语言，但有一个词发得特别响亮：这就是生命。生存不只是城市案卷里记载的抽象命运，而且是富有肉感的未来。拥有身体不再是令人羞愧的污点；在女孩子于母亲面前予以否认的欲望里，她可以认出那在树木中升腾着的生命；她不再是不幸的，她自豪地宣布自己和树叶、花朵有血缘关系；她操碎花冠，知道有一天一个活猎物会塞满她的手。乙。肉体不再是一种玷污：它意味着快乐和美。在与大地和天空的统一中，少女是那飘逸的芬芳，是那给万物以活力，激荡万物感情的一缕生机；她也是植物的每一枝丫枝；她是植根于土壤和无限意识的机体，她是精神又是生命；她的存在和大地一样是专横的、胜利的。
她有时还在超自然地追求一种更遥远、更灿烂辉煌的现实，容易沉湎于神秘的狂喜中。
在信仰时代，许多年轻女人指望上帝能填补她们内心的空虚。锡耶那的卡特琳和阿维拉的泰丽莎，她们显然是在早年生活供奉圣职的；冉·达克也是一位少女。在别的时代，最高的目标是人性，于是神秘的冲动流入了明确的社会设计。然而也正是早年对绝对的渴望，在诸如罗兰夫人和罗莎·卢森堡的女人心中，点燃了使她们生命倍生光辉的火焰。在屈从和幻灭时，少女有时也能从对抗的深处鼓起最大的勇气。她可能进入诗一般的境界，也可能表现出英雄主义。要对抗她不可能与社会融为一体这个事实，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她必须开阔自己的眼界。
有些女人的丰富而有力的天性，在环境有利时，曾使她们在成年期能够继续进行青春期的热情设计。然而，这些是例外。乔治·艾略特和玛格丽特·肯尼迪让她们的女主人公，玛吉和泰莎，在年轻时死去，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勃朗特姊妹经历了苛刻的命运。少女是动人的，因为她对世界的抵抗是孤弱的。但是世界太强大了，如果她坚持对抗，就会被摧毁。
贝勒·德·朱伦的讥讽能力和独具的智慧使欧洲倾倒。然而她却吓跑了所有的求婚者：她对作出任何让步的拒绝，使她受到长年过着凄凉的独身生活的惩罚，以至她宣称“vierge et martyre”［处女和殉道者〕这个词语完全是多余的。这种固执并不常见。大多数少女认为这种斗争常常太不公正，于是终于屈服。狄德罗在给索菲·沃兰的信中写道：“你们全都会在15岁死去。”如果这种斗争，像常发生的那样，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反抗，那么失败是无疑的。少女在梦想中要求许多，充满希望，然而却是被动的，所以只能赢得成人们的怜悯一笑。他们预料她会变得顺从。果然我们在两年后发现，那个曾经是古怪的、难以约束的孩子，现在平静了下来，完全准备接受女人的命运。柯莱特为万卡预示了这种命运，莫里亚克早期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们的情况也是如此。青春期危机，是一种可与拉加博士所谓哀悼的“阵痛”相比的“阵痛”。少女缓缓地埋葬了她的童年，埋葬了她以前所是的那个独立而专横的人，顺从地踏上了成人的生活。
我们当然不可能只根据年龄来明确分类。有些女人一生都处在幼年状态；我描述的那种行为，有时会延续到一个很高的年龄。尽管如此，一般来说，在15岁这样尚未成熟的少女同“大姑娘”之间，仍有着重要差别。后者在准备接受现实，她的活动几乎不再处于想像阶段，自身的分裂也不像以前那么严重。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在大约18岁时写道：“小时候，我的年龄越大，越是变得漫不经心。现在很少有什么事会打扰我，而以前什么事都在打扰我。”
伊雷娜·雷维利奥特这样说道：
一个人要让男人们接受，就必须像他们那样去思考和行动，否则他们就会把你当成怪物，而孤独会成为你的命运。至于我，我现在饱尝了孤独之苦，不仅需要我周围有一群人，而且需要他们和我在一起……
我现在要生活，不想再那样默默地、呆头呆脑地存在、等待、梦想和自言自语了。
她继续说：
由于被恭维、被追求，以及遇到的诸如此类的事，我变得异常野心勃勃。这不是15岁少女所感到的那种颤抖而惊奇的快乐，而是在报复生活、往上爬时所感到的冷酷而通人的狂怒。我卖弄风情，拿爱情逢场作戏……我增加了知识，学会了sang-froid［沉着冷静〕，习惯于洞察秋毫。我失去了一颗温暖的心。
像是一次脱胎换个……两个月我就把童年抛在了后面。
下面一个19岁女孩子的这些自白如出一辙：
啊，从前，在仿佛和现时代格格不入的思想同这一时代的要求之间，有着一种怎样的冲突啊！现在我好像感到了某种平静。我产生的每一种新的狂妄想法，没有引起痛苦的骚动，没有引起无休止的破坏和重建，而是奇妙地适应了我脑子里已经有的想法……
现在，我在不知不觉地从抽象观念向实际生活运动，其间没有断裂。
少女终于接受了她的女性气质，除非她长得特别难看。而且，在完全安心地去生活以前，她往往幸运地没有付出代价就享受到生活所提供的快乐和胜利喜悦。她还没有受任何义务的束缚，无须负什么责任，她自由自在，然而并不认为现在是空虚的或欺骗的，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阶段。盛装打扮和卖弄风情似乎仍然只是一场游戏，她对未来的梦想掩饰了未来的无用。弗吉尼亚·沃尔芙在《海浪》中，就是这样记录了年轻娇气的吉尼，在大学一次谈话中表达的这种想法：
我觉得自己在黑暗中发光。我穿着长街丝袜，双腿相互平滑地摩擦着。宝石项链垂在我的预前，使我略感寒意……我盛装艳服，一切就绪……我的头发吹成一种波浪形，我的嘴唇鲜红。我现在就准备上楼加入男男女女——我的同辈们的行列。我从他们身边走过，任凭他们注视，如同他们任凭我注视那样……在这芬芳中，在这光彩中，我开始舒展了，就像一棵俄曲叶子的小草在舒展那样……我心里涌出数不尽的怪念头。我时而调皮，时而快活，时而倦怠，时而忧郁。我有根，却在流动。所有金光闪闪的人们都在那样地流动，我对这样一个人说：“来吧……”他靠得比较近，他朝我走来。这是我这一生所经历的最令人激动的时刻。我的心在剧烈跳动，翻腾不息……我们坐在一起，我穿着缎子衣服，他穿着黑白相间的衣服，这不是很愉快吗？我的同辈们现在可能在看着我。而我，也在死死盯着你们，男男女女们。我是你们中的一员。这是我的世界……门开了，它继续开着。于是我想，下次门开时，我的整个生活都会发生变低……门开了。哦，来吧，我对浑身闪着金光的这样一个人说。“来吧，”于是，他朝我走来。
但是，当女孩子成熟时，母亲的权威使她感到更沉重的压抑。如果她在家里做家务，她会讨厌只做帮手，因为她很想把自己的成果献给她自己的家，她自己的孩子。她常觉得在同母亲进行不愉快的竞争，要是有了新出生的小弟弟或小妹妹，她尤其感到烦恼。她认为，母亲已经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现在该轮到她去生孩子、去管家了。如果她在外面工作，她会讨厌回家后仍被只当成家庭的一员，而不是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人。
她不像以前那么浪漫了，开始更多地考虑婚姻而不是爱情。她不再用动人的光环为她未来的丈夫增辉：她需要的是在世界上有真正的地位，需要的是踏上她的女人生活。在刚才提到的那本书中，弗吉尼亚·沃尔芙是这样描写一个富有的农村少女的痴想的：
快到炎热的中午，当蜜蜂围着蜀葵嗡嗡叫的时候，我的情人就要回来了。他将站在雪松树下。我每问必答。我会把想好的话告诉他。我将会有孩子，有系围裙的女仆和拿草耙的男工。还会有一个厨房，小羊恙生病时，他们把它送到那儿的窝里去暖和，那里还有挂着的火腿和亮闪闪的洋葱。我会像母亲那样，系着蓝色的围裙，不声不响地把食橱锁上。
在玛丽·韦伯的《可爱的贝恩》中，可怜的普鲁也有类似的梦想；
永不结婚可真是件可怕的事。所有的女孩子都会结婚的……要是女孩子们结婚，她们会有一间小屋，也许还会有一盏在她们大夫回家时才点亮的灯，或者只是蜡烛也无所谓，因为反正她们可以把它放在窗台上，而他会想：“我的妻子在呢，她把蜡烛点亮了！”
后来有一天，贝吉勒夫人用灯芯草为她们做了一个小床，再有一天，里面躺了个，小娃娃，好庄严，好肃穆，洗礼仪式的邀请信发出去了，邻居们都来了，像蜜蜂围着蜂后似的围着孩子的母亲。当事情不顺利时，我常会对自己说：“没关系，普鲁·萨恩！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你自己小窝里的女王的。”
对于大多数成熟的女孩子来说，不论她们在辛勤劳动还是在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不论被禁闭在家还是有某种自由，找丈夫——或至少有个固定的情人，是一件越来越紧迫的事。
这种关切常常破坏女性问的友谊。“最要好的朋友”失去了昔日的光荣地位。少女把她的伙伴们看成对手，而不是盟友。我认识一个这样的少女，她聪明，有天赋，在诗和散文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神情恍惚的公主”；她真诚地宣称，她对童年伙伴不再有任何感情：如果她们又笨又丑，她会讨厌；如果很迷人，她会害怕。对男人的急切渴望，往往会涉及阴谋诡计和蒙受耻辱，使少女变得心胸狭窄、自私和无情。如果迷人王子姗姗来迟，那么则会加剧她的厌倦和酸楚的心情。
少女的性格行为是她处境的产物：如果处境改变，青春期女孩子的面貌也会随之改变。
今天，她自己掌握着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委托给男人，这正在逐渐变得可能。如果她专心于学习、运动、职业训练，或某种社会政治活动，就不会整天想着男人，对自己的感情或对性冲突的关注，也会小得多。然而，在把自我实现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方面，她仍会面临比年轻男人更多的困难。如我指明的，家庭和社会习俗都不会赞成她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而且，她即使选择了独立，也仍会在自己的生活中给男人和爱情腾出一块地方。她很可能是在担心，如果完全献身于某项事业，她会错过自己的女人命运。这种感觉往往不会被承认，但它确实存在。它削减了已明确树立的目标，对它加以限制。在任何情况下，职业女性都希望能把职业成功和纯属女性的成就协调起来。这不仅意味着她必须花许多时间打扮自己，更严重的是，它还意味着她的主要兴趣是不一致的。男学者在按部就班地工作的同时，还以思想的自由驰聘为快，因此产生最佳的灵感。然而女人的遐想方向却完全不同：她要考虑个人的容貌，考虑男人和爱情；她将只给学习和职业留下最低限度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在这些领域里，任何事情都是不必要的，多余的。这并不是一个智能弱、思想无法集中的问题，而宁可说是两种不一致的兴趣很难协调的问题。这样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人们常惊讶地发现，女人一旦找到了丈夫，便能多么轻易地放弃音乐、学习和她的职业。在她的计划中，她明显涉及到自己的地方实在是太少了，以至实现计划也不会给她带来多少利益。一切都在联合起来抑制她的个人野心，巨大的社会压力仍在强迫她通过婚姻谋求社会地位和合法庇护。当然，她也不想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她在世界的地位，或者即使想，也是胆怯的。只要社会上还没有完全实现经济平等，只要社会习俗还在批准女人以妻子或主妇身份从某些男人的特权那里获益，那么，她不劳而获的梦想就会存在下去，就会阻碍她取得自己的成就。
但是，不论少女以何种方式进入成年期，她的见习阶段都还没有结束。无论是缓慢的渐进，还是突变，她都必须经历性发动阶段。有些少女在回避这个问题。如果她们童年时经历过不愉快的性事件，如果错误的教育逐渐加深了她们对性行为的恐惧，她们就可能把童年对男性的厌恶保留下来。有时，环境也可能违背某些女人的意愿，迫使她们延长处女生活。但通常，少女或迟或早都会实现自己的性命运。如何应付它，显然基本上取决于她过去的经历。
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新的体验，它是在无法预料的情况下出现在她面前的，而她要独立地对它作出反应。现在，我们必须来认识这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