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奥勃洛莫夫逐渐地感到失望了，整整一天他都是与奥丽加的婶婶在一起。这是一位很聪明很体面的太太，她穿得很华丽，总是穿一件十分合身的新绸衫，领口总是缀着时髦的花边，软帽也合乎时尚，帽子上的缎带亮丽地烘托出她那近五十岁年龄却还算滋润的脸，链子上挂着一副手持眼镜。
她的仪表、姿态雍容华贵，身上非常巧妙地搭着一块华丽的披肩，一只胳膊肘很恰当地靠在绣花靠枕上，庄重威严地坐在沙发上。从未见她做过什么活计，弯腰、缝织、料理杂务之类的事情与她的脸面和仪态是不相宜的；她对男仆女仆下命令时用的也是漫不经心的语调，说话简短而且是干巴巴的。
她有时看看书，但从不写什么东西；她善于言谈，不过多半用法语说话，可是当她很快发现奥勃洛莫夫的法语说得不大好时，第二天就改用俄语了。
在交谈中，她不谈空想，也不卖弄聪明。在她的头脑里似乎有一条理智从不超越的严格界线。总的说来，情感、好感，包括爱情，参与她的生活的程度与其他因素是相等的，而在别的女人身上你很快会发现，爱情与她们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有关系，别的因素则是次要的，视爱情留下多少空间而定。哪怕事实不是如此，口头上也是这样。
这个女人最器重的是善于生活，善于控制自己，善于保持思想与意图以及意图与实施之间的平衡。她永远不会陷入没有准备和措手不及的窘境，就像一个机警的敌人，无论你什么时候窥伺她，总是碰到她那严厉的注视着你、等候着你的目光。
上流社会是她最喜欢的地方，因此考虑每一个问题、一言一行，她都无不严守本分和谨慎。
她任何时候，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表露自己的内心活动，不把心灵的秘密告诉任何人。你看不见她身边有可以同她边喝咖啡边谈心的好友和老太太，只有冯朗瓦根男爵经常单独地和她在一起，晚上有时坐到半夜，不过差不多总是有奥丽加在场，而且他们多半也没有说话。不过，这种沉默也是颇有意味的和深奥的，好像有某种他们彼此会意而别人不知道的事，但也仅此而已。
显然，他们俩喜欢在一起。这是旁观者所能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她对待他也像对待别人一样体贴、善意，但也同样的平常和稳妥。
爱搬弄是非的人据此断定他们早有旧情，说他们曾经一起到过外国旅行，不过从她对他的态度上，看不出有任何特殊的不可告人的私情的影子，因为要是有的话，是不可能不暴露的。
顺便提一下，男爵是奥丽加的一块不大的地产的监护人。此地产不知为什么竟成了抵押品，至今仍未赎回。
男爵正帮着打官司，就是说，他叫一位官员起草一份文稿，由男爵借助长柄眼镜审读、签字，再让这个官员把文件带到法庭上去，他自己则利用他在上流社会的关系，使官司得以顺利进行。他认为官司有希望很快地得到圆满解决。这件事使那些爱搬弄是非的人闭上了嘴，大家也就习惯地把他当成了这家人的亲戚。
男爵的年龄接近五十，但他还很精神，只是唇髭染了色，一条腿稍稍有点儿瘸，他极其讲究礼节，从不在女士面前吸烟，不跷二郎腿，严厉斥责那些在大庭广众中四脚朝天地躺在圈椅里的年轻人。他在室内也戴着手套，只有当坐下来吃饭时才脱下来。
他穿戴入时，燕尾服的扣眼里缀有许多绦带。他总是坐轿式马车出门，并且非常爱惜马，上车之前总得周围察视一遍，看看马具乃至马蹄，有时还掏出手帕拭擦一下马的肩胛或背脊，看看它们都洗干净没有。
遇见熟人时，他会露出厚意的微笑，对不认识的人则表情冷淡，但一旦介绍认识了，冷淡便换成了微笑，而且以后也总是笑脸相迎。
他谈论任何事情——道德、物价、科学和天下大事，都同样观点清楚，用明确、完整的字句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像是在引用已写进某本教科书里并成了社会通用的格言一样。
奥丽加与婶婶的关系迄今还是非常单纯和融洽的，她们从不过分亲昵，彼此间也没有不满之处。
这一方面是由于奥丽加婶婶玛丽娅·米哈依洛夫娜本人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双方都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婶婶无意要奥丽加去做她违心的事，奥丽加也是做梦也不会去违背婶婶的意愿，不会不听她的忠告。
这些意愿和忠告是什么呢？不外乎就是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式、去法国剧院还是去歌剧院之类的事情。
婶婶表示了什么意愿或说了什么忠告，奥丽加都照办，决不再多一点，而婶婶说话也总是三言两语，极有分寸，从不超越做婶婶的权限。
她们的关系平淡得让人无法断定，婶婶是否要求奥丽加听她的话，要求对她表现特别的亲昵，或者奥丽加是否真的听婶婶的话，对她特别亲昵。
然而，你从第一次看见她们在一起，就可以断定，她们——婶婶和侄女——不是母女。
“我要到商店去，你需要什么吗？”婶婶问她。
“对了，婶婶，我要去换一件浅紫色的连衣裙。”她说。于是她们便一起出去了。或者奥丽加说：“不，不要了，婶婶，我不久刚去过。”于是婶婶用两只手指夹着奥丽加的双颊，吻了吻她的额头，而她则吻了吻婶婶的手，一个走了，一个留下来。
“我们还租不租那座别墅呢？”婶婶说。她的口气不像是发问，也不像是作决定，倒像是在跟自己商量似的拿不定主意。
“是的，那边很好。”奥丽加说。
于是别墅便租了下来。
若是奥丽加说：
“哎呀，婶婶，您不觉得那片树林和沙地很没有劲吗？不如我们去另找一个地方吧！”
“我们就再看看吧！”婶婶说，“奥丽加，我们去看那场戏吗？关于这场戏，人家早就在嚷嚷了。”
“很高兴。”奥丽加回答说，但既没有急于去迎合婶婶的愿望，也没有俯首听命的表示。
有时她们也会有小小的争论。
“得了，亲爱的，绿色的缎带对您合适吗？”婶婶说，“你就用草黄色的吧。”
“哎呀，婶婶，草黄色的我都用过六次了，看腻了！”
“那就用蝴蝶蓝的。”
“这种您喜欢吗？”
婶婶细看了看，摇摇头。
“随你吧，亲爱的！要是我的话，就选蝴蝶蓝或草黄色的。”
“不，婶婶，我还是要这种吧。”奥丽加温和地说，并选了她喜欢的那种。
奥丽加请教婶婶，但并没有把婶婶当作权威（权威的意见是非听不可的），而是把她当作一个比她有经验的人罢了。
“婶婶，您看过这本书吗？怎么样？”她问。
“哎呀，糟糕透了！”婶婶把书推在一边说，但并没有把它藏起来，也没有做出不让奥丽加看的动作。
而奥丽加也就再不会想要去看这本书。要是她俩都说不上来，就去问冯朗瓦根男爵，或者问施托尔茨，要是他们在跟前的话。看不看这本书，就取决于他们的意见。
“亲爱的奥丽加！”有时婶婶说，“就是那个在扎瓦茨基家经常接近您的年轻人，昨天有人对我讲了他的一件蠢事。”
话也就此打住了。奥丽加以后跟不跟那个年轻人说话，那就是她自己的事了。
奥勃洛莫夫在她们家里出现并没有产生任何问题，不论是婶婶、男爵，乃至施托尔茨都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施托尔茨介绍自己的朋友同这个家庭认识，是因为这里比较注重礼节，这里不仅午饭后不能睡觉，甚至也不让跷二郎腿；这里要求穿着整洁，注意言谈。总之，既不能打瞌睡，也不能躺下，而是要不停地进行生动的合乎时代要求的谈话。
此外，施托尔茨想到，如果把一位年轻、可爱、聪慧、活泼而又有点喜欢捉弄人的女子，引进奥勃洛莫夫的昏睡般的生活中，就好像把一盏灯带进一个昏暗的角落，使室温升高几度，房间里的气氛就会欢快起来。
这就是施托尔茨介绍自己的朋友同奥丽加认识想要获得的结果。他可没有料想到，带来的竟不是灯，而是花炮。奥丽加和奥勃洛莫夫就更料想不到了。
奥勃洛莫夫陪婶婶彬彬有礼地坐了两个小时，一次也没有跷二郎腿，谈话也很有礼貌，甚至很机灵地给婶婶递了两次脚凳。
男爵来了，奥勃洛莫夫笑脸相迎，并亲切地和他握手。
他的举止变得越来越有礼貌，他们三人彼此之间再满意不过了。
婶婶对奥勃洛莫夫与奥丽加在一边谈话或到外面散步的看法是……或者不如说，她根本就没有看法。
若是奥丽加跟一个年轻人、一个花花公子去散步则是另一回事了。即便如此，婶婶也不会说什么，只是她会有分寸地并让人不觉察地做别的安排，比方她亲自与他们一起去散步一两次，或者另派一个人跟他们去。这样他们自然就不会再去散步了。
但是，与奥勃洛莫夫先生去散步，跟他单独坐在大客厅的一角或凉台上……会有什么事呢？他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他不会对奥丽加说无聊的话或让她看什么书的……谁也不会往这上面想。
况且婶婶还听见施托尔茨临走前对奥丽加说，不要让奥勃洛莫夫打盹，不要让他老睡觉，要折腾折腾他，给他一点压力，叫他去做各种事情，总之，要对他发号施令。施托尔茨还请婶婶多多关照奥勃洛莫夫，如果他不出国的话，就多邀请他到家里来玩，拖他去散步，去旅行，千方百计地让他动起来。
奥勃洛莫夫陪婶婶坐着的时候，奥丽加一直没有露面。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全身一阵冷一阵热的。他现在开始明白奥丽加情绪变化的原因了。不知为什么，她这一次的变化使他感到比上一次更加难过。
上一次的失误他只感到惧怕和羞耻，而现在却觉得心里沉重、尴尬、发冷、沮丧，就像是潮湿的阴雨天。他已让她知道他猜到她爱他了，也可能他猜得不对，这可就真的让她太受委屈了，再难挽回了。即使是猜对了，那也做得太笨！简直就是花花公子的做法。
他可能已吓跑了那羞怯地叩击少女心扉的情感，那情感像小鸟一样小心翼翼地、轻轻地落在树枝上，旁边一有什么动静，就会飞走。
他心情十分紧张地等待着奥丽加下来吃饭，看她会说些什么，用什么眼神看他……
她下来了。他看着她，惊奇不已，差点儿认不出她了，她不仅换了一副面孔，连嗓音也变了。
她的嘴上再没有那种年轻、天真得几乎带孩子气的微笑了，她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或是由于疑惑不解或是出于单纯好奇而坦然地睁大眼睛了，她好像已经没有什么要问，没有什么要知道，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
她的目光也不像过去那样注意他了。她的眼神使他觉得她早已了解他，把他研究透了，他跟她没有什么关系，就像男爵跟她一样。总而言之，他好像已一年没见她的面，她又长大一岁了。
昨日那懊丧的严厉的态度已荡然无存。她有说有笑，甚至放声大笑，回答问题头头是道，而这些问题过去是不回答的。显然她有意在强迫自己做那些别人做过而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她那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精神不见了。这一切突然都到哪儿去了呢？
午饭后他走过去问她去不去散步，她没有回答他，而是把脸转向婶婶，问道：
“我们去散步吗？”
“可别走远了，”婶婶说，“叫他们把阳伞拿来。”
大家出来了，毫无生气地走着，眼睛望着远方，望着彼得堡，走到林边，便转回到露台上。
“您今天好像没有心思唱歌了吧！我都不敢请您唱歌啦。”奥勃洛莫夫说，等着看这种不自然的局面是否会结束，她能否再高兴起来，能否在一言一笑中，最后在歌声中再度闪现出那真诚、天真和信赖的光辉来。
“天气太热。”婶婶说。
“没什么，我试试看。”奥丽加说，唱了一支浪漫歌曲。
他听着，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这不是她唱的，从前那种充满激情的声音哪儿去了呢？
她唱得清纯、正确，可是……可是却像所有女郎应邀在大庭广众所唱的那样，毫无热情。她从歌里抽掉了自己的灵魂，所以也不能使听众的神经颤动一下。
她是不是在故意耍弄人，在生气呢？实在无法猜透；她看上去很亲切，说话很随和，但也跟她唱歌一样，跟所有女郎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奥勃洛莫夫还没有等到喝茶，就拿起帽子告辞了。
“平时就是我们几个人，您若不觉得乏味，就请常来玩。星期天倒是常有客人来——那时您就不会感到乏味了。”婶婶说。
男爵彬彬有礼地站起来，向他行个礼。
奥丽加对他点点头，像对一般熟人那样。当他走了之后，她便转过身去看着窗口，冷漠地听着奥勃洛莫夫远去的脚步声。
今天的这两个小时及随后的三四天，乃至一个星期，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她有了很大的长进。只有女人才会有这样快的速度在精神和心灵各方面发展成熟起来。
她在这生活的课堂上，好像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提高；每一小时发生的哪怕是最微小最不易觉察的经验和事件，对于男人来说会像小鸟般一掠而过，而女孩子却会以难以理解的速度把它抓住，会跟着它飞向远方，那弯曲的飞行路线，会作为一个抹不掉的记号、指示或教训留在她的记忆里。
在那个对于男人来说需要立一个有字的路标的地方，女人则只需有一阵微风吹过，使空气发生一种连耳朵也不易听见的空气的震颤就够了。
为什么，是什么原因使她那上星期还无忧无虑、天真得可笑的脸一下子便有了严肃的思想呢？又是什么样的思想呢？她在想什么呢？好像这个思想包揽了一切：有属于男人的全部逻辑、全部抽象和经验的哲学，有全部的生活体系。
在表哥不久前离家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而现在表哥完成学业回来了，戴上了肩章，见到她时快快活活地跑过去，还像过去那样，准备拍拍她的肩膀，拉着她的手转圈子，跟她一起从椅子上从沙发上跳过去……突然，他仔细看了看她的脸，却畏缩起来，不好意思地退了一步，意识到自己的举动还像是个顽皮的孩子，而她却是位女士了！
怎么会这样？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凄惨的故事？有什么重大事件？有什么全城皆知的新闻吗？
不论是妈妈、叔叔、婶婶，还是保姆和女仆，谁都不知道。从时间上讲，也不可能发生什么事。她只不过跳了两次玛祖卡舞，几次乡间舞，就说有点儿头痛，晚上睡不好觉……
后来又好了，只是脸上增添了某些新的东西，不像从前那样看人了，也不大声笑了，吃梨不是一次吃完，也不再讲学校里的事情……她也完成了学业。
奥勃洛莫夫在第二天和第三天就像这个表哥一样，几乎认不得奥丽加了。他害怕看她。她对他倒没有什么，只是没有过去那种好奇、那种温柔了，对他和对别人一样了。
“她发生了什么事呢？她现在在想些什么呢？有什么感受？”这些问题苦恼着他，“真的，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他哪能明白啊！她所发生的变化，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需要花上二十五年的时间，还得有二十五位教授和图书馆的帮助，并在人世间混上一阵子，有时甚至要失去一些美好的道德品位、新颖的思想和若干头发，才能完成。就是说，这种变化说明她已经步入了自我认知的领域。这一步入是如此轻易，没有付出很高的代价。
“不，这太令人难受，令人痛苦了！”他最后说，“我得搬到维堡区去住，我要做事、读书，我要到奥勃洛莫夫田庄去……一个人去！”接着他又十分懊丧地说，“她不会去！再见了，我的天堂，我光明、宁静的生活理想！”
第四天、第五天他都没去看奥丽加，也没有读书，没有写字；出去散步，也只走到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再往前就得爬坡了。
“咳，天气那么热，还散什么步！”他对自己说，打了个哈欠，就回来了，躺在长沙发上并沉入了梦乡，就像在戈罗霍夫大街那间落满灰尘、放下了窗帘的书房里一样。
他做了模糊不清的梦，醒来后，眼前是摆好了的一桌饭菜，有冷鱼汤、鲜肉排。扎哈尔站着，睡眼惺忪地望着窗外。在另一个房间里，阿尼西娅把盘碟弄得咣当响。
他吃过饭，便坐在窗前，总一个人待着，真是寂寞、荒唐！可又哪儿也不想去，什么欲望也没有。
“老爷，您看看，邻居送来一只猫，要不要呢？是您昨天要的。”阿尼西娅说，并把小猫放在他的膝头上，想让他开开心。
他抚摩了一下小猫，可是跟小猫玩还是无聊。
“扎哈尔！”他喊道。
“有啥吩咐？”扎哈尔没精打采地应了一声。
“我也许还是回城里去吧！”奥勃洛莫夫说。
“回城里哪儿去？房子都没有了。”
“到维堡区去。”
“这算怎么回事！从一个别墅搬到另一个别墅？”扎哈尔说，“那边您什么没见过？去见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吗？”
“这里很不方便……”
“又要搬家呀？老天爷！这回就已经累得够呛啦，至今还有两个茶杯和一个地板刷子没有找着呢！不是米哈依·安德烈依奇搬过去了，就是丢了。”
奥勃洛莫夫没有说话。扎哈尔走了出去，又立即拖着一个箱子和一个旅行袋回来。
“这些东西往哪儿搁呢？还不如卖了！”扎哈尔说，踢了一下箱子。
“你疯了？我最近就要出国了。”奥勃洛莫夫生气地打断他的话。
“出国？”扎哈尔突然冷笑了一下说，“好在您也就说说罢了，出国谈何容易啊！”
“你干吗这样大惊小怪？我一动身，不就完了……我的护照都准备好了。”奥勃洛莫夫说。
“在那边谁来给您脱鞋呢？”扎哈尔讥讽地问道，“让小姑娘去干？到那边，您也离不了我！”
他又冷笑了一下，使得连鬓胡子和眉毛都挤在一边。
“你尽胡说八道！把这些东西拿出去，滚吧！”奥勃洛莫夫生气地说。
第二天，当奥勃洛莫夫早上九点多钟刚醒过来时，扎哈尔便端茶给他，并对他说，他去买面包时碰见了小姐。
“哪位小姐？”奥勃洛莫夫问。
“哪位？是伊林斯基家的小姐，奥丽加·谢尔盖耶夫娜呀！”
“怎么样？”奥勃洛莫夫急切地问道。
“她叫我问候您，她问您身体可好，在做些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他身体很好，他能做什么呢……”扎哈尔说。
“你干吗要加进你的愚蠢的议论：‘他能做什么？’”奥勃洛莫夫说，“你怎么知道我能干什么？还说了什么？”
“她还问您昨天在哪里吃饭。”
“你怎么说呢……”
“我说，您在家里吃，消夜也在家里吃。小姐问：‘他还吃消夜？’我说，您吃了两只小鸡。”
“蠢货！”奥勃洛莫夫生气地说。
“怎么是蠢货呢？难道不是事实吗？”扎哈尔说，“我兴许还能把鸡骨头给您找出来呢……”
“真是蠢货！”奥勃洛莫夫重说一句，“那么，她怎么样呢？”
“小姐笑了，后来她说：‘怎么吃得那么少？’”
“瞧你这蠢货！”奥勃洛莫夫说，“你还应该对她说，你给我把衬衣穿反了。”
“小姐没有问，所以我也没有说。”扎哈尔回答说。
“小姐还问什么啦？”
“小姐问您这些天都做些什么啦？”
“那你又怎么说？”
“我说您什么也没有做，老是躺着。”
“唉呀……”奥勃洛莫夫十分懊丧，把拳头举到太阳穴上，大喝一声：“滚出去！”并严厉地说：“你再敢这样地胡说八道，当心我收拾你！你是个多么恶毒的人！”
“怎么，要我撒谎吗？我已活了一大把年纪了！”扎哈尔说。
“滚出去！”奥勃洛莫夫又说一遍。
对扎哈尔来说，挨骂不要紧，只是不要听到主人说那种“使人难受的字眼”。
“我还说，您想搬到维堡区去。”扎哈尔说。
“走开！”奥勃洛莫夫吆喝道。
扎哈尔走了，在门厅里叹了口气。奥勃洛莫夫开始喝茶。
奥勃洛莫夫喝了一口茶，从一大堆白面包和小甜面包圈里拣了一个白面包吃了，生怕扎哈尔再去说些不体面的话，然后点上一支雪茄，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打开一本书，看了一页，想翻第二页时，发现这一页还没有裁开。
奥勃洛莫夫用手撕开这一页，这样一来，页边便成了犬牙形，而这本书又不是自己的，而是施托尔茨的。施托尔茨可是一个死认真的人，做任何事都有一套严格的、令人厌烦的规矩，特别是对待书籍！他的纸张、铅笔和一切小东西都放在一定的地方，不得挪动。
奥勃洛莫夫本该用骨把小刀去裁开那页书，可是他没有。当然也可以去要一把餐刀来裁，但是奥勃洛莫夫宁肯把书放回原处，走到沙发那边去，也不愿意进餐厅。他正用一只手抵着绣花靠垫，想躺得舒服一些，扎哈尔就进屋来说：
“对了，小姐请您上那个……叫什么地方来着……咳……”
“你刚才，两个钟头前怎么不说！”奥勃洛莫夫急切地问道。
“你不是叫我出去吗？你没有让我把话说完……”扎哈尔辩驳说。
“你坏了我的事啦，扎哈尔！”奥勃洛莫夫不快地说。
“瞧，又来那一套了！”扎哈尔在想，“就跟前几天一样……又要说那个字眼了！”
“上哪儿去？”
“上那个叫什么？花园吧……”
“上公园？”奥勃洛莫夫问道。
“对，上公园。小姐说：‘去散散步，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到那边去……’”
“我要穿衣服！”
奥勃洛莫夫跑遍了整个公园，那些花坛和亭子也都看过了，都没有奥丽加。他沿着他曾在那里吐露过心曲的小径走去，发现她正坐在一张长凳子上，离她上次折了丁香花又扔掉的地方不远。
“我以为您不会来了。”她亲切地说。
“我在整个公园里找了您很久。”他说。
“我知道您会找的，我是有意坐在这儿的，我想，您一定会从这里经过。”
他想问：“您为什么会这样想？”但看了她一眼后，便不问了。
她的脸变了，已不是原先他们在这里散步时的脸了，倒像她最近怀着非常恐慌的心情离开他时的那张脸。她的亲热也显得有点拘谨，整个脸部表情是那么专注而又明确。他知道，已不能再跟她玩那种谜语、暗示的游戏了，不能再向她提那些天真的问题了，那童稚的快乐时期已经过去了。
以前有许多没有说穿的心事，可以用巧妙的问话来沟通；在他们之间不知怎么无须说话、无须解释，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可是现在要返回原初就不可能了。
“怎么好久不见您了？”她问道。
他没有说话。他还是想从侧面让她知道，他们之间的那种秘密的美妙关系已经不存在了。如今那种像云雾般围绕着她的沉思默想的神态使他难受，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对她该持什么态度。
但是他感到，这方面，哪怕是最小的暗示都会引起她的惊奇，然后对他变得更加冷淡，那一开始就被他不小心地浇灭了的火花就可能不会再现了。应该静静地、小心地把火花重新燃起来，但是他确实不知道怎么办。
他隐约地有点儿明白：她长大了，几乎长得比他还高，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对他有孩子气的轻信了。他们面临着鲁比肯河，要找回失去的幸福，就必须渡过这条河。
“可是如果只他一个人渡过去，那怎么办？”
他心里在想什么，她比他更清楚，所以这方面她占了上风。她看穿了他的心事，看见他心底里如何的产生了感情，这感情如何的活动又如何的表现出来；她清楚，索尼奇卡的那套武器——女人的狡黠、耍滑、卖俏，对于他来说是多余的，因为这里无须进行角斗。
她甚至已看到，尽管她年轻，但在这场感情纠葛中起首要作用的是她，而他所能期待的只是深刻的印象，表现出强烈的感情上的慵懒、顺从，他的脉搏将永远随着她的脉搏跳动，绝不会有任何意志的活动和积极的想法。
她很快就估摸到自己对他有多大的支配力，她很乐于起指路明星的作用，把明星的光芒洒在一潭死水上，再由它反映出来。她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庆祝自己在这场角逐中占领先地位。
在这场喜剧或者悲剧中，男女主人公自始至终几乎扮演着同样的角色，都是折磨者和被折磨者。
奥丽加同一切占上风的女人，即扮演折磨者角色的女人相比当然要好一些，她是不自觉的，但也少不了对他做出猫玩老鼠的把戏。有时她也会有闪电般的感情爆发，如突然的任性发作，接着又突然收了回去。不过，更多更常的是她推着他往前走，因为她知道他是不会自己向前迈一步的，她不推，他就不动。
“您很忙吗？”她一边绣着十字布，一边问道。
“我倒想说，是很忙，可是扎哈尔会怎么说呢？”奥勃洛莫夫心里在叨咕。
“是的，我在看一些东西。”他随便地回答说。
“看什么，小说吗？”她问道，并抬起眼望着他，看他带着什么表情撒谎。
“不，我几乎不看小说，”他很平静地回答说，“我在看一本《发明与发现史》。”
“谢天谢地，我今天正好看了一页书！”他心里想。
“是俄文的吗？”
“不，是英文的。”
“您能看英文书？”
“有点吃力，但还行。您在城里待过吗？”他这样问她，是想转移话题。
“没有，一直待在家里，我总是在这儿，在这条林荫道上做活计。”
“总在这儿？”
“是的，我非常喜欢这条林荫道，谢谢您领我到这儿来，这儿几乎没有人……”
“我没有领您来，”他打断她的话说，“您记得吗？我们是偶然在这儿遇见的。”
“是的，确实是这样。”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您的睑腺炎全消了吗？”她打量着他的右眼睛说道。
“多谢上帝，现在已经消了。”他说。
“如果您的眼睛发痒的话，可以用普通的葡萄酒擦一擦，”她继续说，“这样就不会长睑腺炎了。这是保姆教我的。”
“她干吗老提睑腺炎的事呢？”奥勃洛莫夫想。
“对，不要吃夜宵。”她又补充了一句。
“扎哈尔！”他差点愤怒地喊出了他的名字。
“只要您常吃夜宵，”她眼睛不离活计继续说，“再躺上三天，尤其是仰面躺着，您一定会得睑腺炎。”
“那蠢——货！”奥勃洛莫夫心里又骂了扎哈尔一声。
“您在做什么活计呢？”奥勃洛莫夫问道，想转换话题。
“做一个拉铃套，”她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十字布展开，给他看上面绣的花，“是给男爵绣的，好看吗？”
“是的，很好，花样很好看。这是一枝丁香花吗？”
“好像……是，”她漫不经心地答道，“我绣着玩的……”她连忙卷起十字布，脸也有点红了。
“如果就这样聊下去，如果从她嘴里得不到什么东西，那也太没意思了，”他想，“如果换了别人，比如施托尔茨，一定能得到，而我却不行。”
他皱起眉头昏昏沉沉地看了看周围。她看了他一眼，然后把活计放进篮子里。
“我们到林边去吧，”她说，把篮子交给了他，自己则打开阳伞，整了整连衣裙，往前走了，“您干吗不开心呢？”她问道。
“我不知道，奥丽加·谢尔盖耶夫娜！我为什么会开心呢？怎样才能开心呢？”
“做事情，常与人们交往。”
“做事情？有目的才能去做事。我现在有什么目的呢？没有。”
“生活就是目的。”
“当您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时，那就只能活一天算一天：您会为过了一天而高兴，睡梦中也不用去考虑今天为什么活着、明天又为什么活着这一枯燥的问题。”
她默默地听着，目光严厉，在两道蹙起的眉毛中间隐含着严峻的神色，嘴唇像蛇一样在蠕动，像是疑惑，又像是轻蔑……
“为什么活着？”她重复了一遍，“难道会有无用的生命？”
“会有，比方我的。”他说。
“您至今还不知道您的生活目的？”她停下脚步问道，“我不相信，您这是在诋毁您自己，要不，您就不配活着……”
“我已经过了应该有生活目的的年纪，往后什么也不会有了。”
他叹了一口气，而她却笑了笑。
“什么也不会有了？”她表示怀疑地问，但语气活泼、欢快，带着笑声，好像不相信他的话，并预见到他将来的前途。
“您笑吧，”他接着说，“但这却是事实。”
她低着头，静静地走在前面。
“我为谁？为什么而活着，”他一边说，一边跟在她后面走，“我追求什么？我的思想意向在何方？生命之花已经凋谢，只剩下刺了。”
他们静静地走着。奥丽加没精打采地听着，顺手折了一枝丁香给他，眼睛却没有看他。
“这是什么？”他受宠若惊地问道。
“您看嘛！一枝花。”
“什么花？”他睁大眼睛问道。
“丁香花。”
“我知道是丁香花，不过它意味着什么呢？”
“生命之花和……”
他站住了，她也站住了。
“和什么……”他疑惑地重复一遍。
“和我的懊恼。”她说，目光专注地直视着他，她的微笑说明了她的用意。
不透的云从她身边散开了。她的目光在说话，而且明白易懂。她好像有意地打开了书中的某一页，让你读懂秘藏在心的那个地方。
“那么，我还有希望……”他忽然兴奋地说。
“完全有！不过……”
她没有说下去。
他突然新生了。这回倒是她认不出奥勃洛莫夫了！他那晦暗的昏昏欲睡的脸一下子变了样，眼睛睁开了，两颊现出了红晕；思想也活跃了，两只眼睛闪烁着愿望和意志之光。她从这张无声的脸的变化中，清楚地看到奥勃洛莫夫突然间有了生活目的。
“生活，生活又向我敞开了大门，”他像说梦话似的说，“瞧，生活就在那双眼睛里，就在微笑中，就在这枝花上，就在圣洁的女神里……全在这儿了……”
她摇了摇头。
“不，不是全部……是一半。”
“最好的一半？”
“大概是吧。”她说。
“另一半在哪儿呢？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您去寻找吧！”
“为什么？”
“为了不要失去前一半。”她终于把话说完了，接着便把手伸给他，他们一起回去了。
他高兴地时而看看她的小脑袋、她的身段、她的卷发，时而攥一攥手里那枝丁香花。
“这一切都是我的！我的！”他默默地反复地说，连自己也不敢相信。
“您不搬到维堡区去了吧？”当他要回家的时候，她问他。
他笑了，也不再骂扎哈尔是蠢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