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文，惩罚艺术必须建立在一种表象技术学上。这项工作只有在成为某种自然机制的一部分时才能成功。“有一秘密的力量就像物体引力作用一样永远驱使我们追求我们的幸福。这种推动力仅受制于法律所设置的障碍。人类全部纷繁迷乱的行动都是这种内在倾向的后果。”寻求对一种罪行的适当惩罚，也就是寻求一种伤害，这种伤害的观念应能永远剥夺犯罪观念的吸引力。这是一种操纵相互冲突的能量的艺术，一种用联想把意像联系起来的艺术，是锻造经久不变的稳定联系的艺术。这就需要确立对立价值的表象，确立对立力量之间的数量差异，确立一套能够使这些力量的运动服从权力关系的障碍一符号体系。“让酷刑和处决的观念永远存在于意志薄弱者的心中，制约着驱使其犯罪的情感”（Beccaria，119）。这些障碍一符号应该组成新的刑罚武库，正如旧的公开处决是围绕着一种报复标志系统而组织的。但是，它们要想正常运作的话，就必须遵守几项条件。
1．它们应该尽可能地不带有任意性。诚然，社会是根据自身的利益确定何为犯罪，因此，犯罪不是自然的产物。但是，如果要使一个企图犯罪的人马上想到惩罚，那么就必须在这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尽可能直接的联系，相似、类比和相近的联系。“刑罚应该尽可能地与犯罪性质一致，这样，对惩罚的恐惧就会使人的思想脱离有利可图的犯罪诱惑”（Becca－ria，119）。最理想的惩罚应该是直截了当地针对所惩罚的罪行。这样，对于期待它的人来说，它将绝对无误地是它所惩罚的罪行的符号。而对于试图犯罪的人来说，犯罪念头将足以唤起惩罚的符号。这有利于实现这种联系的稳定，有利于计算犯罪与惩罚之间的比值和从数量上误解利弊。还有一个好处是，由于惩罚在形式上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后果，就不会显得像是某种人世权力的武断后果：“根据惩罚排定违法行为，是使惩罚与犯罪相称的最佳手段。如果说这是正义的胜利，那么这也是自由的胜利，因为刑罚不再出自立法者的意志，而是出自事物的本性。人们再也不会看到人残害人了”（Marat，33）。在相似的惩罚中，实施惩罚的权力隐蔽起来了。
改革者设计了一套刑罚，其规定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体现了犯罪的内容。例如，韦梅伊（Vermeil）的方案规定，滥用公共自由的人应被剥夺其个人自由；滥用法律和职务特权的人应被剥夺公民权；做投机生意和放高利贷者应被罚款；盗窃的赃物应予以没收；慕虚荣而犯罪者应受到羞辱；凶杀者应处死刑；纵火者应处火刑。对于投毒者，“刑吏应给他看一个酒杯，然后将杯中之物洒在他脸上。这样他就会因为看到自己犯罪的形象而感到自己罪行的恐怖。然后，他应被投入一个开水锅”（Vermeil，68一145；另参见DufrlchedeValaz6，349）。这纯粹是白日梦吗？或许如此。但是，1791年勒·佩尔蒂埃在提出新的刑法法案时，明确阐述了关于建立一种象征联系的原则：“在违法行为和惩罚之间需要建立严格的关系”；凡在犯罪时使用暴力者应受到肉体痛苦；懒惰者应判处苦役；行为卑鄙者应当众羞辱（I．ePeletier，321一322）。
在这些相似的刑罚中尽管有令人联想到“旧制度”酷刑的残忍因素，但起作用的毕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制。在一场实力的较量中不再用恐怖来反对恐怖；这种机制不再是对称的报复，而是符号对其所指的东西的直接指涉了。在惩罚戏剧中需要建立的是一种能够被感官直接领悟的、可以作为一种简单计算的基础的关系，即一种合理的惩罚美学。“不仅在美术中人们应该忠实于自然；而且政治制度，至少是那些显示智慧和持久性的政治制度，也应该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Beccaria，114）。惩罚应该继犯罪而来；法律应该显得是一种事物的必然性，权力在运作时应该隐藏在自然的温和力量背后。
2．这种符号系统应该干预暴力机制，减少人们使犯罪变得诱人的欲望，增强人们使刑罚变得可怕的兴趣，使人们欲望和兴趣的强弱状况发生逆转，使关于刑罚及其伤害的表象变得比关于犯罪及其兴趣的表象更活跃。因此，这里有一整套关于利益及其变化、人们考虑利益的方式、这种表象的活跃程度的机制。“立法者应该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建筑师，应该知道如何调动有助于加强建筑物的各种力量，如何减弱各种可能毁坏它的力量”（Beccaria，135）。
实现这一目标可以有若干方式。“直捣罪恶之源”（Mably，246）。消除维系这种犯罪观念的主要原因。弱化导致犯罪的利益和兴趣。在流浪罪背后潜藏着的是懒惰，因此必须对懒惰开战。“把乞丐关进监狱这种藏污纳垢之地，是不可能有什么成效的”；应该强制他们工作。“惩罚他们的最佳方式是使用他们。”（Brissot，258）。恶劣的情欲只能用良好的习惯来克服，一种力量只能用另一种力量来对抗，但后一种力量必须是情感的力量，而不能是暴力。“难道我们不应依据这一原则来制定各种刑罚吗？这一原则极其简单、恰当，并早已为人熟知，即选择最能抑制导致犯罪的情欲的刑罚”（I．acretelle，361）。
让驱使罪犯去犯罪的力量去反对自身。使兴趣发生分裂，利用兴趣来把刑罚变成可怕的东西。让惩罚刺激起的兴趣大于犯罪的诱惑。如果傲慢导致犯罪，那就让傲慢受到挫伤，让惩罚把傲慢变得令人厌恶。羞辱性惩罚是有效的，因为它针对的是导致犯罪的虚荣心。狂信者既以自己的观点又以自己为这些观点所承受的苦难而自豪。因此，我们应该用那种顽固的傲慢来反对它所维系的狂热：“用奚落和羞辱来贬低它。如果在大庭广众前羞辱狂信者的虚荣心，那么可以指望这种惩罚产生良好的效果。”反之，给他们制造肉体痛苦，则是完全无效的（Beccaria，113）。
重新激起被犯罪削弱的有益而高尚的兴趣。当罪犯盗窃、诽谤、诱拐或杀人时，他已丧失了对财产以及对荣誉、自由和生命的尊重情感。因此，必须重新培养他的这些情感。人们在教育他时必须从他个人的利益入手，向他证明，他所丧失的是任意支配自己的财富、荣誉、时间和人身的自由，这样他才会尊重其他人（Pastoret，49）。构成了稳定而易懂的符号的刑罚还应该改写利益经济学和情欲动力学。
3．因此，人们应该使用一种时间调节方法。刑罚能够改变、修正和确立符号，设置障碍。如果它只能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它有什么用处呢？一种无休止的刑罚会变得自我矛盾：如果刑罚对犯人加以各种约束，而犯人虽已改过自新但不能从这些约束中获得任何好处，那么，这些约束就几乎无异于酷刑，改造犯人的努力也就成为社会的极大麻烦和无谓负担。如果犯人是估恶不使、死不改悔者，那么我们就应坚决消灭之。但是，对于其他犯人，惩罚唯有在达到限度时才会有效。这种分析被制宪议会“接受了，
1791年的法典规定，死刑适用于卖国贼和杀人犯，其他各种刑罚必须有期限（最高期限是20年）。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种时间角色应该纳入刑罚经济学。公开处决因本身的激烈性质往往有如下后果：罪行愈严重，惩罚愈短暂。时间因素当然也介入了旧的刑罚体系：按日计算的带枷示众柱刑，按年计算的流放，按死亡小时计算的轮刑。但这是一种折磨的时间，而不是协力改造的时间。现在，时间因素应该有助于惩罚行动本身：“一种使人类免于酷刑的恐怖但却持续地令人痛苦的剥夺，在罪犯身上产生的效果要比转瞬而逝的痛苦大得多，……它能不断地使看到它的民众记起复仇的法律，使所有的人对有教益的恐怖时刻历历在目。”同时间乃是惩罚的操作者。
但是，当情欲开始弃恶从善时，人们就不应该以同一方式或同样持久地约束脆弱的情欲机制。惩罚应随着自己产生的效果而逐步减轻。惩罚应该由法律明确地固定下来，因为它是为所有的人制定的，是不分轩轻的，但是它的内部机制应该是灵活的。勒·佩尔蒂埃在一份递交给制宪议会的法案中设计了一种刑罚递减制度：被判处最重刑罚的犯人仅仅在监禁的最初阶段关在“黑牢”（带着手铐脚镣，单独关在黑暗的囚室，每天只得到面包和水）；开始，他每星期应该做两天工，以后加到三天。当他服完三分之二的刑期时，他可以转入“管制”阶段（囚室有光亮，腰部带镣，每天单独子五小时活，但有两天是与其他囚犯一起干活。劳动有报酬，可用于改善生活）。最后，在刑期快满时，他可以转入正常的监狱生活：“他可以每天在共同的工作中见到其他囚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单独干活。他将用劳动所得来支付膳食”（I－ePeletier，329。330）。
4．对于犯人来说，刑罚是一种关于符号、利益和时间的机制。但是，犯人仅仅是惩罚的目标之一。因为惩罚首先是针对其他人的，针对潜在的罪犯。因此，这些逐步铭刻在犯人观念中的障碍一符号应该尽快和更广泛地传播。它们应该被所有的人接受；它们应该形成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话语，让所有的人用这种话语来彼此制止犯罪，让这种真币在民众头脑中取代犯罪的虚假利润。
为此目的，应该让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惩罚不仅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符合他自己的利益的；应该让每一个人都在惩罚中看到对自己的好处。不应该再有大张旗鼓但毫无效用的刑罚，也不应再有秘密的刑罚。惩罚应该被视为罪犯对每一个同胞的报偿，因为犯罪伤害了他们大家。刑罚经常公之于众，“能够带来一般和特殊活动的公共功利”（DufrichedeValaz6，346）。这种观念的宗旨是使囚犯成为某种可租用的财产：为大家服务的奴隶。社会为什么要消灭可以占用的生命和肉体呢？让他“以苦役的形式为国家服务”，不是更好吗？“这种苦役应根据他的犯罪性质而有所延长。”法国有许多无法通行从而阻碍商业活动的道路。盗贼也妨碍商品的自由流通。可以把抓获的盗贼用于修整道路。“把这种人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剥夺其自由，强迫他用自己的余生来弥补他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其做戒作用”远比死刑更明显。
在旧体制下，犯人的肉体变成国王的财产，君主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和自己权力的效果。现在，他将是社会的财产，集体占用的有益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改革者几乎总是主张将公益劳动作为最佳刑罚之一。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陈情书”的支持：“让那些不够判死刑的犯人为国家做公益劳动，其时间长短依罪行而定。”’2）公益劳动包含着两个含义，一个是指惩罚犯人的集体利益，一个是指惩罚的可见性和可证实性。因此，犯人是双重的付出，一方面是通过他所提供的劳动，另一方面是用他所产生的符号。在社会的核心部位，在公共广场和大路上，犯人是利益和意指作用的汇聚点。人们所看到的是，他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但是，与此同时，他使得犯罪一惩罚符号偷偷溜进一切人的头脑。后一方面是次要的、纯道德的功利，但也是更现实的功利。
5．于是便产生了一套颇有讲究的宣传经济学。在肉体酷刑中，做戒作用的基础是恐怖：有形的恐惧，集体恐慌，令观众刻骨铭心的形象，如犯人脸上或胳膊上的烙印。现在，做戒作用的基础是教训、话语、可理解的符号、公共道德的表象。维系惩罚仪式的不再是君主权威的可伯复辟，而是符码的活化，是集体对犯罪观念与惩罚观念之间联系的支持。在刑罚中，人们不是看到君主的存在，而是辨认出法律本身。法律将特定的罪行与特定的惩罚联系起来。只要犯罪发生，惩罚就随之而来，体现法律的话语，展示既与观念相联，又与现实相联的符码。这种本文（tex）中的直接联系，在行动中也应该是直接的。“请想一想关于某些恐怖行动的消息开始在城市传播的情况。居民们如同遭到雷击一般，所有的人都惶恐不安且义愤填膺。……这正是惩罚犯罪的最佳时机：不要让罪恶溜掉，赶快证实它、审判它。赶快搭起行刑台，立起行刑柱，把罪犯拖到公共广场，大张旗鼓地召集民众。你会听到他们把你的判决当作和平与自由的宣告而热烈欢呼。你会看到他们争睹这些恐怖的行刑场面，如同参加庆祝法律的盛会”（Servan，35一36）。公开惩罚是直接重新灌输符码的仪式。
法律被重新塑造：它承担起自己对付违法犯罪行为的责任。另一方面，罪犯则脱离社会，遗弃社会，但不是在“旧制度”的那些意义暧昧的节日中——民众不论站在犯罪一边还是站在处决一边，都必然要参加这些节日——而是在哀悼仪式中。社会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法律，但失去了违反法律的公民。公开惩罚应该显示这双重的隐忧：一方面，某个公民可能会无视法律，另一方面，人们可能被迫使自己与某个公民分手。“把行刑台与最令人感伤的仪式联系起来。让这可怕的一日成为全民的哀悼日。让这普遍的哀伤到处化为醒目的文字。……让佩带黑纱的司法官向人民宣布罪行以及合法报复的无奈。让这种悲剧的各种场面耸动人们的听闻，惊扰人们温柔纯朴的感情”（Dufau，688）。
这种哀悼的意义应该对每一个人都是明白无误的。其仪式的每个因素都应能揭示和重申罪行，使人想起法律，显示惩罚的必要性，证明惩罚的适度性。应该散发和张贴告示，标语和象征物，让每一个人都能了解其意谓。关于惩罚的宣传不应具有肉体恐怖效果，而应是打开了一本供人阅读的书籍。勒·佩尔蒂埃建议，让民众每月参观一次犯人，“在悲惨的囚室里，他们将看到门楣上的醒目文字，即犯人的姓名，罪名和刑罚”（I－ePeletier，329一330）。几年后，贝克松（Bexon）“根据简单的军事化的帝国仪式，设想了一整套刑罚标志：“押送死刑犯赴刑场的囚车，将裹上或涂上黑红二色；如果他是卖国贼，他将穿着前胸后背都写着‘叛逆’字样的红袍；如果他是找父或武君者，他的头部将被黑纱罩住，他的衬衫上绣着他行凶用的匕首或其他凶器；如果他是投毒者，他的红色衬衫上则绣着毒蛇和其它有毒动物”（Bexon，24一25。该设想是呈递给巴伐利亚国王的）。
这种形象易懂的教训，这种仪式化的符码灌输，应该尽可能地经常重复。惩罚应该成为一个学校而不是一个节日，成为一本永远打开的书而不是一种仪式。时间的持续能使惩罚对犯人生效，也对观众有教益。后者应该能够随时查阅这本关于犯罪与惩罚的永久性词典。秘密的惩罚是事倍功半的惩罚。应该让儿童参观执行刑罚的场所。他们在那里会学到公民学。成年人应定期重温法律。让我们把惩罚场所设想为星期日供家庭游览的“法律公园”。“我认为，如果不时地向民众的头脑灌输关于维护社会秩序、关于惩罚的效用的话语，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会走向矿山和工厂，并默默思索那些犯人的可怕命运。这种朝圣会比土耳其人到麦加朝圣更有碑益”（Brissot）。勒·佩尔蒂埃也认为，这种惩罚的能见性是新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某些特殊时刻，民众的出现往往会使犯人感到羞愧，因犯罪而处于悲惨境地的犯人的存在会给予民众的心灵以有益的教（I。ePeletier，322）。早在罪犯被视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之前，他就被视为一种用于教育的资料。过去，人们对犯人做慈善性探视，分担他们的痛苦（这种做法是在17世纪兴起的，或者说是重新兴起），而现在，人们则主张让孩子们去了解法律制裁犯罪的益处——这是秩序展览馆中的生动课程。
6．这将有助于在社会中扭转关于犯罪的传统话语。怎样才能消除罪犯享有的那种令人担忧的荣耀？这是18世纪法律制定者们亟待解决的一件大事。怎样才能抑制历书、传单和民间故事对重大罪犯的冒险活动的颂扬？如果重新灌输惩罚符码的工作做好了，如果哀悼仪式搞得恰如其分，那么犯罪就只会显得是一种不幸，罪犯也只会显得是一个应该放在社会生活中重新教育的敌人。能够取代那些把罪犯颂扬为英雄的赞美歌的，只有障碍一符号。这种符号通过利害权衡而产生对惩罚的恐惧，从而遏止犯罪欲望。这种符号将在人们的话语中流传。这种正面机制将充分地在日常语言中运作，而日常语言则不断地用新的理由来加强它。话语将变成法律——普遍重新灌输符码的经常性原则——的载体。民间诗人最终会与那些自称“永恒理性的传教士”联合起来，变成卫道土。“由于头脑中填满了这些恐怖形象和健康观念，每一个公民都会把它们传播给全家人。子女们围在他身旁，出神地听他有声有色地讲述这些故事，他们的年轻头脑将不可磨灭地接受犯罪与惩罚的观念，尊重法律和热爱祖国、尊敬和信赖行政长官的观念。乡野鄙夫也会目睹这些榜样，在茅舍之间加以传播，追求高尚美德的趣味将在这些粗俗的心灵中扎根。那些歹徒会因看到公众其乐融融而灰心丧气，害怕四周都投来敌视的目光，从而放弃即刻便能招来杀身之祸的图谋”（Servan，37）。
因此，人们应该设想一个惩罚之城。十字路口、公园、正在修缮的道路或桥梁两侧，将会有数以百计的小型惩罚剧场。每一种罪行都有针锋相对的法律，每一个罪犯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惩罚将是公之于众的，具有解释、自我证明和昭示罪行的作用。告示、有标记的各种颜色的帽子、标语、象征物、文字读物等，不断地重复着有关的符码。背景、立体性、视觉效果、逼真图像有时放大了这种场面，使之比真实情况显得更可怕，但也更清晰。从观众的位置看，可能会认为那里有某些残忍的事情，而实际上却没有。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根据一种严格的经济学，不论惩罚是真的还是想像中的那般严酷，它们都应给人们一个教训D，任何一个惩罚都应是一则寓言。此外，在与高尚的楷模直接相对的另一端，人们应每时每刻都能见到邪恶者不幸的活生生场面。看到这些道德“表象”后，小学生会向老师靠拢，成年人会学会如何教育自己的后代。那种盛大的公开处决的恐怖仪式逐渐地让位给这种严肃的戏剧——后果的场景丰富多彩，更具有说服力。而且，公众的记忆将会以传闻的形式复制法律的严峻话语。但是，在这些众多的场面和记叙之上，或许有必要放置针对最恐怖的罪行的惩罚的重要符号，作为刑法大厦的拱顶石。韦梅伊就曾设想了一种高于所有的日常惩罚活动的绝对惩罚场景；这是人们唯一不得不追求无限的惩罚的场合。在新的刑法体系中，这种惩罚相当于旧体系中杀父者所受的惩罚。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应该被剜掉眼睛，关在一个铁笼中，悬挂在公共广场的高处。他的衣服应被剥光。应该用铁圈套住他的腰，把他锁在铁笼的栏栅上。临死前，只喂给他面包和水。“这样，他将他受严酷的气候之苦，有时他被冰雪蒙面，有时他被烈日烤灼。正是从这种与其说是延长了生之痛苦不如说是延长了死之痛苦的、威力不息的酷刑中，人们将真正认识到，这种恶棍应该饱受自然之苦，他应被判定再也不能仰望他所亵渎的苍天，再也不能生活在他所玷污的大地”（Vermeil，148一149）。这个铁蜘蛛高悬在惩罚之城上空；根据新刑法而受到这折磨的罪犯是找父者。
在此有一整套形象化的惩罚。马布利说：“应该避免使用同样的惩罚。”统一的刑罚，即仅仅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加以调节的观念，被抛弃了。更准确地说，在这些具体的、可见的和“触目惊心的”刑罚方案中，从来没有把监察作为一般的惩罚形式提出来过。人们想到了监禁，但仅仅把它视为刑罚中的一种。它是对某些罪行——如侵犯了个人自由（如劫持）或滥用自由（如骚乱、暴力行为）——所专设的惩罚。它也被视为执行某些惩罚（如强制劳动）的条件。但是，它并没有以它的时间性作为唯一的调整原则来涵盖整个刑罚领域。相反地，关于刑事监禁的观念受到了许多改革者的公开批判。因为它不能与罪行的特点相对应。因为它不能对公众产生效果。因为它对于社会不但无益，甚至有害：它的开销太大，它使犯人无所事事，它使犯人恶习增多（见《议会档案》，XXVI，712）。因为对这种刑罚的执行很难监督，有可能使囚犯受到看守的任意摆布。因为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和对他进行监视，是一种专制活动。“你们是在要求让你们中间有怪物存在；而如果这些面目可惜的人存在的话，那么立法者们可能必然会把他们当作凶手看待”（＂ably，sss）。把监禁作为一种方能的刑罚，是与刑罚一效果、刑罚一表象、刑罚一般功能、刑罚一符号与话语这一整套技术格格不入的。监狱是隐匿晦暗的、充满暴力的可疑之地。“这是一个晦暗之处。在这里，公民的眼睛无法清点受刑者，因此，作为做戒的数字也就无处寻觅。…相反，如果能够既不增加罪行的种类而又增加惩罚的做戒作用，那么就能最终使惩罚变得不那么必要了。实际上，监狱的晦暗性变成了公民挑衅的一个对象。他们很容易猜想，在那里有各种不公正的事情发生。……一个为公众的利益而制定的法律，非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感激之情，反而继续激起人们的不满，那就肯定有问题”（DufrichedeValaz6，344。345）。
监禁应该像今天这样涵盖介于死刑和轻微处罚之间的整个惩罚领域，这种观念是当时的改革者还不能很快认识到的。
问题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拘留就成为基本的惩罚形式。在1810年的刑法中，它以各种形式占据了介于死刑和罚款之间的几乎整个惩罚领域。“新法律所接受的刑法体系是什么呢？是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监禁。确实如此，可以将刑事法典中所保存的四种主要刑罚做个比较。强制劳动是一种监禁。苦役船是一种露天监狱。对轻罪的拘留、软禁、监禁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同一种惩罚的不同名称”（Remusat，185）。而且，拿破仑帝国立即决定，将法律所规定的这种监禁，按照一种完整的、刑法的、行政的和地域的等级付诸实施。最低级别是监禁于市镇治安所，任何一个治安官均可决定；在县一级，则设拘留所；在省一级，设教养所；在全国，设若干关押长期囚犯或被判一年以上监禁的轻罪犯的中央监狱；在几个港口，设苦役船。一个宏大的监狱体系设计出来了，它的各种级别将严格地与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的各种级别相吻合。断头台（在那里，受刑的罪犯的肉体听凭通过仪式表现出来的君主的力量摆布），惩罚剧场（在那里，惩罚的表象能长久地对社会产生作用），被一种庞大的、封闭的、复杂的等级结构所取代，而这种结构则被整合进国家机器之中。一种全然不同的实体，一种全然不同的权力物理学，一种全然不同的干预人体的方式出现了。在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除了个别例外的时刻，法国的监狱里总是关押着四十万到四十三万名囚徒（大约平均600名居民中就有1名囚犯）。这种高墙不再是保护性的围墙，不再是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的高墙，而是被仔细地打上封印记号的，无懈可击，无缝可钻的高墙，是由当时相当神秘的惩罚工程所封闭起来的。它将变成处于19世纪城市边缘甚至中心的、惩罚权力的单一形象。这种形象既是物质的又是象征性的。早在执政府时期——，内政部长就曾授命调查研究已经发挥作用并能用于不同市镇的各种‘王全场所”。几年后，为了修建这些维护新的社会秩序的新城堡，使之符合它们所体现和维护的权力，拨出和分配了大笔钱财。而拿破仑帝国实际上把它们用于另一种战争（见Decaies）。在整个18世纪，一直在修建它们，其方式不那么招摇，但却更坚定持久。
总之，在二十年间，制宪议会明确阐述的原则——即刑罚应是特定的、适当和有效的，应在每一次实施后都对一切人有所教益——转变成除必须以死刑制裁的罪行外应用于一切违法行为的拘留的准则。18世纪所梦寐以求的、能够对公众的心灵产生重大影响的惩罚剧场，被这种庞大统一的监狱机器所取代。由巨大的监狱建筑所组成的网络很快就遍布法国和欧洲。但是，对于这种魔术来说，20年的时间或许太长了。可能会有人说，这几乎是在一瞬间发生的。对此，人们只需看一看勒·佩尔蒂埃提交给制宪议会的刑法草案。该法案一开始就阐述了其原则，即需要建立‘犯罪性质与惩罚性质之间的严格联系”：使用暴力的罪犯应受皮肉之苦，游惰者应服苦役，灵魂堕落者应受到羞辱。然而，法案所提出的严厉刑罚实际上是三种拘留形式：首先是“黑字”，在这种形式中，监禁的刑罚是通过各种措施来加重的（单独监禁、剥夺光明、限制食物）；其次是“管制”，在这种形式中上述辅助措施逐渐减轻，最后是单纯的监禁。人们原来郑重其事地指望着的多样性刑罚，最后被化简为这种单调的统一的刑罚。实际上，由于没有建立犯罪与惩罚之间的自然联系，而是采纳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方案，当时就有一些代表表示惊讶：“这样，如果我背叛了祖国，我将被送进监狱，如果我杀死了我的父亲，我将被送进监狱。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可以想像得到的罪行都用同一种方法来惩罚。人们会看到一个医生用同样的方法来医治所有的疾病”（Chabroud）。
这种急通的变化并不仅限于法国。在其他国家也能在不同程度上发现这种情况。在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惩罚）｝的论著发表后不久，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11）“就对授权草拟“新法典”的委员会做了指示。当时，贝卡里亚关于刑罚应具有特定性和多样性的教导尚未被遗忘。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指示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这一教导：“当刑法根据每一种罪行的特殊性质规定不同的刑罚时，公民自由便取得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专横都销声匿迹了。刑罚不会受制于立法者心血来潮的想法，而是取决于事物的性质。侵犯人的不再是人，而是人自己的行为”（第67条）。几年后，贝卡里亚的一般原则又被当作托斯坎尼法典和约瑟夫H世（JosePh11）为奥地利颁布的法典的基础。但是，这两部法典都使监禁——根据时间长短来调节，并在某些情况下用打烙印或火烙来加重惩罚——几乎成为统一的刑罚；对图谋武君罪、伪造钱币罪和抢劫杀人罪至少处以30年监禁，对故意杀人罪和武装抢劫罪处以15年监禁，对于单纯盗窃罪处以一个月至五年监禁，等等。
然而，如果说刑罚被监禁所垄断令人感到惊讶，那是因为监禁并不是如人们所想像的已经在刑罚体系中被确定为仅次于死刑的惩罚，也不是自然而然地占据了因公开酷刑的消失而留下的空白。实际上，许多国家与法国的状况一样，监禁在刑罚体系中仅仅占据着有限的、边缘的位置。这可以从各种文献中得到证明。1670年法令并没有把监禁纳入“身受刑”或重大刑罚中。无疑，在某些地方习俗中包括终身或暂时监禁（见Coqulle）。但是，同时代的记述者都认为，它已经同其它酷刑一起正被废弃不用：“在法国，有些旧日的刑罚已不再使用，如将对犯人的处罚写在脸上或额头上以及终身监禁等。这种情况正如人们已不再把罪犯交给野兽或送入矿井”（Rou。seauddel．aCombe，3）。实际上，可以断定，监禁作为对某些不太严重的犯罪的惩罚，在地方习俗中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在这个意义上，苏拉日谈到1670年法令没有提到的“轻微刑罚”：“谴责、训诫、驱逐、向受害者赔偿，短期监禁。在某些地区，特别是那些保留地方司法特点最多的地区，监禁依然很普遍。但是在不久前被兼并的鲁西永省，监禁就难以实行。”
尽管有这些差异，法学家仍坚决主张，“监禁不应作为一种刑罚而列入我们的民法”（SerPilon，1095。然而，人们发现在Serpillon的著作中有这样一种观念：严格的监禁是一种刑罚的起点）。相反，监禁的作用在于把人当作抵押品来扣留，正如那句谚语所说的：“是为了扣留，而不是为了惩罚”。在这个意义上，对嫌疑犯的监禁类似于对负债人的监禁。通过监禁，人们就有了某个人的抵押，而不是对他进行惩罚。‘们这是当时的普遍原则。虽然有时甚至在重要案件中，监禁被当作一种刑罚来使用，但它实质上是一种替代方式，替代妇女、儿童和残疾人所无法服刑的划船苦役：“有期或终身监禁的判决等同于发配到苦役船上。”在这种等同中，人们能够相当清晰地看到一种联系的可能性出现了。但是，由于这种替代，监禁必然改变了自己的法律地位。
当时还需要克服另外一个障碍——至少在法国是一个相当大的障碍。监禁之所以不能胜任那种重大角色，是由于监禁在实践中是直接与专横的君主意志和无节制的君主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监禁所”、总医院、“敕令”或治安长官的命令，显贵人士或家族获得的盖有国王印章的密和，构成了一整套与“正常司法”相平行的，往往与之冲突的镇压实践。这种超司法的监禁逐渐受到古典法学家和改革者的批判和否定。监狱是君主制造出来的，一位类似塞尔皮雍的传统主义者借法官布伊耶的名义如是说：“虽然君主为了国家利益，有时倾向于使用这种刑罚，但是普通司法从不做出这种判决”。改革者们在连篇累牍的论述中把监禁描述为专制主义的一个形象和一种特权手段：“这些秘密监狱是君主制度的固有精神所召唤出来的，主要是为哲学家和那些高做不驯的灵魂准备的。大自然把自己的火炬交给了前者，他们敢于照亮自己的时代。后者对于自己祖国的遍体疮痍敢于正视和直言，而非噤若寒蝉。这些监狱意味着什么呢？这些监狱的大门是用密和打开的。它们总在吞噬着不幸的受难者。关于这些密札，这些暴政的精巧杰作又能说什么呢？它们废除了每一个公民都应享有的当面听到判决的权利，它们对人类的危害超过法拉里斯的发明一千倍……”（6）（Brissot，173）。
毫无疑问，这些出自不同人的抗议并不是针对作为合法刑罚的监禁，而是针对“非法”地滥用不明确的拘禁。然而，一般来说，监禁被视为带有滥用权力的印记。因此，许多陈情书都反对它，认为它与健全的司法是水火不容的。有些陈清书是以古典司法原则的名义：“在法律上，监禁不是用于惩罚，而是用于扣押罪犯的人身作为担保……”（Desjardin，477）。有些陈情书是根据监禁的效果，认为监禁惩罚了那些尚未定罪的人，监禁使它应该防范的邪恶得以交流和传播，监禁惩罚了整个家庭从而与刑罚个案化原则冲突。有人说“监禁不是一种刑罚。根据人道原则应该反对这种可怕的思想，即认为剥夺一个公民最宝贵的东西，使他屈辱他陷入罪恶渊源，抢走他所珍视的一切，使他几乎陷于灭顶之灾，不仅剥夺他的而且剥夺他的不幸家庭的全部生存手段，这还不算是一种惩罚”（Desjardn，483）。有些陈情书要求废除这些“拘留所”：“我们认为，应该把监禁所夷为平地。……”了。1790年3月13日法令要求释放“根据国王密礼或行政机构的命令而关押在城堡、修道院、监禁所、治安所以及其他任何监狱的一切人”。
既然拘留明显地属于甚至在君主权力范围内也受到谴责的非法活动，那么它怎么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变成了一种最一般的合法惩罚形式呢？
最常见的解释是，在古典时代已形成了一些惩罚性监禁的重要范例。它们的声誉主要来自英国，尤其是美国最新的范例。这种声誉似乎使之有可能克服由陈旧的法律准则和专制的监禁功能所构成的双重障碍。看上去，这些障碍很快就被改革者发明的惩戒奇迹所荡涤，拘留随即变成了一个重大现实。诚然，对于这些范例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些范例在提供一种解决办法之前本身就提出了问题——有关它们的存在和扩散的问题。它们如何能够成为现实存在，尤其是，它们如何能够被普遍接受？因为我们很容易证明，尽管它们在许多方面符合刑法改革的一般原则，但是它们在更多的方面不符合这些原则，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格格不久的。
在这些范例中，最古老的、也是被人们视为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其他范例的。是1596年设立的阿姆斯特丹教养院，由陆最初是为乞丐或少年犯设立的。它的运作遵循着三个主要原则；首先，刑罚的期限至少在某种范围内能够由教养所根据犯人的表现来决定（当然，这种权限可以在判决中加以规定，如，1597年，l名犯人被判处12年监禁，如果他的表现令人满意，可减到8年）。其次，劳动是强制性的，并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单人囚室仅仅作为一种补充的惩罚手段；一般的囚室关押4至12人，每张床睡2至3人）；犯人完成工作可得到工资。第三，用严格的作息时间表，严密的禁律和义务规定，不断的监督、训戒、宗教读物以及一整套“劝善”“改恶”的方法，日复一日地控制着犯人。我们可以把阿姆斯特丹教养院当作一个原型。从历史上看，它是16世纪典型的关于通过不断的活动对人进行教育和思想改造的理论与18世纪后半期的教养方法的连接环节。而且，它提供的三种制度，后来都与基本原则一起得到确认，而每一种制度都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
根特”的监禁所主要出于经济原因安排了劳役。当时提出的理由是，懒惰是大多数犯罪的基本原因。1749年，有人对阿洛斯特法院判决的人做了一项调查。这无疑是最早的调查之一。该调查显示，这些不良分子不是“工匠和工人”（工人只想着通过工作养家糊口），而是“只想乞讨度日的二流子”。山〕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想法，即建立一种场所，使之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对那些证明是好逸恶劳的人进行一种普遍的劳动教养。这将有四个好处：减少公诉，从而减轻国家负担（据估计在佛兰德就将节省十万镑以上的开销）；不必再从税款中支付赔款给被流浪汉所毁坏的林木的主人；将能造就一大批新工人，从而有助于“通过竞争降低劳动成本”；将使真正的穷人能够从必要的慈善事业中充分受益（Vilan，68）。这种实用教育将能重新唤起懒惰者对工作的兴趣，使他重新进入一种勤劳胜于懒惰的利益系统，在他周围形成一个微观的、简单化的强制性社会。这个小环境明确地展示着“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箴言。工作应该是强制性的，但也是有报酬的。这样就能使犯人在拘留期间和获释后改善自己的生活。“应该使那种衣食无着的人产生依靠工作使自己获得温饱的愿望。通过监督和规训给他提供衣食。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被强制的，然后，他被利益所诱惑。他的道德受到矫正，他开始习惯于工作，他因积蓄了一点钱而渴望获释”，而且他还学会了一门手艺，“这将保证他不再冒任何风险而获得温饱”（Vilan，107）。这种重建“经济人”的工作排除了期限太短或太长的刑罚，因为如果时间太短，就不能获得劳动习惯和技能，如果时间太长，就会使学艺变得无意义。“六个月的期限对于改造罪犯和培养他们的劳动精神是太短了。”相反，“无期徒刑使他们陷于绝望；他们会对道德改造和劳动精神不以为然；他们反而会对逃跑和暴动的计划感兴趣；既然对他们的判决并没有剥夺他们的生命，那么为什么人们力求使他们感到生活是难以忍受的呢？”（Vilan，102一103）刑罚的期限只有在能够改造犯人并能在经济上利用被改造的犯人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除了劳动原则外，英国的范例还增添了隔离原则。这是对教养原则的一个重大补充。这方面的基本思想是由汉韦（Hanway）在1775年提出的。他首先用消极的理由加以论证。他认为，监狱中犯人的混杂从近期看提供了逃跑的坏榜样和可能性，从长期看提供了恃强凌弱和串通合谋的坏榜样和可能性。如果让犯人在一起劳动，监狱就会像一座工厂。积极的理由是：隔离是一种“可怕的休克”，它既能使犯人免受坏影响，又能使之反省自己，在自己内心深处重新发现良心的呼唤；单独劳动将不仅是一种学艺，而且也是一种思想改造的活动；它不仅重建了“经济人”特有的利益情结，而且也整顿了道德主体的责任。单人囚室这种基督教君主政治的手段原来只残存于天主教国家，现在在这种新教社会中变成了同时重建“经济人”和宗教良心的工具。在犯罪和弃恶从善之间，监狱将把“两个世界之间的空间”建成一个使人恢复已丧失的主体地位的个人改造场所。汉韦把这个校正个人的机构称作“教养所”（见Hanway）。霍华德”和布莱克斯通于1779年将这些一般原则付诸实践。当时正值美国的独立使英国的流放政策偃旗息鼓，一项修改刑罚体系的法案正在草拟之中。监禁及改造人的心灵和行为的目标便进入了民法体系。由布莱克斯通和霍华德起草的法案在前言中陈述了单独监禁的三重功能：令人畏惧的做戒，改造思想的手段，学艺的条件。由于“被隔离监禁，从事有规律的劳动和受到宗教训导”，这些罪犯不仅会使那些想仿效他们的人产生恐惧，“而且会改过自新和获得劳动习惯”（177年法案前言）。由此产生了建立两个教养所的决定。一个收容男犯，另一个收容女犯。在教养所中，被隔离的犯人将被安排从事“最适宜愚昧、懈怠、恶习难改的犯人的奴隶劳动”：推转机器轮盘，固定操作绞车，抛光大理石，摔打梳理大麻纤维，把洋苏木（一种染料原料）锉成碎米，剪旧布，搓绳子，缝口袋。实际上，只在格洛斯特建立了一个教养所。而这个教养所也只是部分地符合最初的设想：对最危险的犯人实行彻底的隔离禁闭，而其他犯人白天在一起劳动，夜晚被隔离。
接着又出现了费城范例。这个范例无疑是当时最著名的。原因在于，在人们的头脑中把它与美国政治制度的各种革新联系在一起，而且它不像其他范例那样旋即便陷于失败和被抛弃的厄运。直到1830年代关于教养所的大辩论，它不断受到检查和改进。沃尔纳街监狱是于1790年开设的。它受到教友派教徒的直接影响，在许多方面仿效了根特和格洛斯特监狱。（10）犯人在车间里从事强制劳动，整天不得闲暇。这种劳动给监狱提供了财政来源，犯人也因人而异地得到报酬。这种报酬是使他们在道德上和在物质上重新进入严格的经济世界的手段。通过使犯人“不断地从事生产性劳动，他们就能弥补监狱的开销，他们不再游手好闲，并能为刑满后的生活积蓄一点钱”（I．aRochefoucauld－I。iancourt，9）。这样，犯人的生命就在不断的监视下被绝对严格的时间表分割了。每日的每一时刻都献给了一种特殊的活动，而且伴有特殊的义务和限制：“所有的犯人在拂晓时起床，整理床铺、洗漱和做其他必要的事情。这样他们通常在日出时就开始劳动。从这时起，除车间和规定的劳动场所外，他们不得进入任何房间或场所。……黄昏时，敲钟宣布下班。……他们有半小时打开床铺的时间，此后便不得大声交谈，甚至不得有任何声响”（Turnbull，15一16）。同格洛斯特监狱一样，这里没有实行彻底的单独禁闭。单独禁闭用于两种人，一种是曾被判处死刑的人，另一种是监狱内受特殊惩罚的人：“在那里（指单人囚室），没有任何活动和消遣，只能无明确限期地等待放出来”，犯人度过“漫长的焦虑不安，无事可做，只能像所有的罪人那样进行反省”（Teeters，1935，49）。最后，同根持监狱一样，监禁的期限可以根据犯人的表现加以修改。在查阅了卷宗之后，监狱视察员可以要求当局对表现好的犯人给予资赦。直到1820年代，这是不难做到的。
此外，沃尔纳街监狱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或者说，这些特点在其他范例中是潜在的，仅稍有表现。首先是对刑罚不予张扬的原则。虽然判决及其理由应该公之于众，但刑罚应秘密执行。不需要公众作为目击者和惩罚的保证人来干预刑罚。犯人在大墙里面服刑这一确凿的事实，足以成为做戒。1786年法令的规定——让某些犯人在市镇和大路上从事公益劳动——所造成的街景不应再出现了。（11）惩罚与教养应该是在犯人和监督者之间展开的过程。这些过程应能对个人的全面改造发生效用，通过强制他从事日常劳动，改造他的身体和他的习惯，通过在精神上对他监督，改造他的精神和意志：“提供给他们的读物是圣经及其他宗教书籍。从市镇和郊区找来不同教派的牧师每周进行一次礼拜仪式，其他的训导人员可以随时接触犯人”（Teeter，1935，53一54）。但是，这种改造完全由监狱当局负责。隔离和自我反省不足以完成这种改造，单纯的宗教规劝也是不够的。对犯人灵魂进行的工作必须尽可能地经常化。监狱虽然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但同时也是一个改造思想的机器。犯人一踏入监狱大门，首先要听管理人员宣读狱规；“与此同时，视察员要竭力强化犯人心中尚存的道德义务感，指出他所犯的罪行及其对保护他的社会所造成的恶果，讲明用他的教训和海过自新的表现做出补偿的必要性。然后，他们要使他承诺，愿意履行他的义务，规规矩矩地服刑。他们向他许诺或使他怀有希望，即在判决规定的刑期结束之前，如果他表现得好，就可能获释。……视察员有责任不时地与犯人逐个谈话，讲解他们作为人和社会成员的职责”（Turnbulzv）。
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控制和改造与对每个人的认识的发展密切相关，互为因果。每当有新犯人抵达时，沃尔纳街监狱当局都收到一份关于犯人罪行、犯罪环境的报告，一份关于对被告的各种检查的概述，以及对他在判决前后的表现的记录。如果人们想“决定采取何种措施来破除他的旧习”，这些材料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整个监禁期间，他都会受到观察。他的表现将会逐日记录下来。视察员（1795年任命了12位当地名人担任此职）两人一组，每星期视察一次监狱，熟谙监狱中的情况，注意每一个犯人的表现，决定给哪一个犯人缩短刑期。由于对每一个人的认识不断发展，这就可以在监狱中不按照罪行而根据所表现出的禀性将犯人分门别类。监狱变成了一个持续观察所，能够分辨各种恶习或弱点。自1797年起，犯人被分成四类。第一类是那些明确判定应单独禁闭的人或在监狱中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第二类是那些“众所周知的老犯人，……他们的厚颜无耻、蠢蠢欲动的本性、紊乱失调的性情和行为”在监狱中已经暴露无遗。第三类是那些“就其禀性和环境而言，无论在定罪之前还是定罪之后，人们都不会认为他们是惯犯”的人。第四类是特殊的、被考察的犯人，对他们的禀性还不甚了解，有的虽然已被了解，但并不应归入第三类（Teeters，1935，59）。这样，就形成了一整套个性化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至少不是孤立地）把罪行，而是把每个人身上隐藏的、在被观察的日常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潜在危险性，作为参照领域。在这种情况下，监狱是作为一种认识机构进行运作。
在佛兰德、美国和美国范例所倡导的这种惩罚机构，即这些“教养所”，与改革者们所设想的各种惩罚之间，我们可以确定一些共同点和不同点。
共同点：首先，在惩罚的时间方向上与过去有所不同。“教养所”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机制。它们的宗旨不在于抹去一种罪行，而在于防止其重演。“至于人的惩罚的目的或终极理由，不是通过抵罪的方式来实现的，因为那应由上帝来做出公正的裁决……”（Blackstone，11）。在宾夕法尼亚，巴克斯顿（BnXtOO）”宣布，孟德斯鸠和贝卡里亚的原则应具有“公理的效力”，“防止犯罪是惩罚的唯一目的”（Bradford，3）。因此，其次，人们实施惩罚，不是为了消除罪行，而是为了改造（实际的或潜在的）罪犯；惩罚应伴有某种教养措施。在这方面，拉什（RSSh）““也与那些主张改革的法学家们观点接近，尽管后者也许不赞成他所使用的比喻。他说，我们发明了有助于劳动的机器。我们更应该赞颂另一种发明者，因为他发明了“使人类中的邪恶部分恢复善良和幸福以及消除世界上的一部分弊病的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n3）最后，英国和美国的范例与立法者和理论家的方案一样，主张采用能够使刑罚因人而异的方法：无论在期限方面，还是在性质上，在强度上以及在实施的方法上，惩罚都应根据每个犯人的特点及其对其他人的危害性来加以调节。刑罚体系应包容关于个人的各种变量的考虑。就其一般原则而言，这些或多或少受到阿姆斯特丹教养院启示的范例，与改革者们的方案并不矛盾。从表面看，人们甚至会认为，它们完全是后者（一种草图）在具体制度层次上的展开。
然而，在确定这种因人而异的改造方法时，不同点就明显地表现出来。差异表现在了解人的途径、惩罚权力控制人的方法、实现改造的手段中。进一步说，差异存在于刑罚技术学中，而不在其理论原则中，存在于刑罚与肉体和灵魂的关系中，而不在它被纳入法律体系的方式中。
首先看改革者的方法。刑罚应在什么地方施加压力，获得对人的控制？在观念上——人的利益观念、有利和不利、快乐与忧愁的观念上。如果惩罚偶尔侵袭了肉体，把近乎酷刑的手段应用于肉体，那是因为对犯人和视察员来说，肉体是一个表象的对象。那么，人们用什么手段来对表象起作用呢？用其他的表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观念的联结（犯罪一惩罚，即在惩罚中感受到犯罪一不利这种想像优势）。这种成对的观念只能在宣传的因素中发挥作用。惩罚场面在公众心目中确立或加强了这种成对观念；一种话语使一套符号传播开，使之每时每刻都发生作用。罪犯在惩罚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罪行和刑法典面前重新引出所抬物的实际存在，即按照法典的规定应准确无误地与罪行相联系的刑罚的实际存在。由于大量而明显地引出这种所指，并且因此激活法典的能指系统以及作为惩罚符号而运作的犯罪观念，犯人也就以此向社会偿还了自己的债务。因此，对人的改造应该确保通过加强符号系统及其所传播的表象将人重新确定为法律的权利主体的进程。
而教养机构则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活动。刑罚的作用点不是表象，而是肉体、时间、日常行为态度。刑罚也施于灵魂，但仅仅是由于习惯寓于灵魂。作为行为的基础，肉体与灵魂构成了此时被建议实施惩罚干预的因素。这种惩罚干预不应基于一种表象艺术，而应基于一种有计划的对人的操纵：“我不再怀疑任何犯罪都能通过道德和物质影响得到矫正……”；因此为了做出惩罚方式的决定，人们“需要掌握某些关于神经系统内的情感、交感的原理”（RUSh，13）。至于所使用的手段，就不是被强化和被传播的表象体系了，而是被反复使用的强制方法，不是符号，而是活动：时间表、强制性运动、有规律的活动、隔离反省、集体劳动、保持沉默、专心致志、遵纪守法、良好的习惯。而且，归根结底，人们试图通过这种改造技术所恢复的，不是卷入社会契约的基本利益中的权利主体，而是恭顺的臣民。他应该听命于习惯、规定、命令和一直凌驾于头上的权威，让这些东西在他身上自动地起作用。这样，对于犯罪就有了两种显然不同的反应方式。根据某种一般的和具体的权力形式，人们可以恢复社会契约的权利主体，也可以塑造一种恭顺的臣民。
如果“强制性”刑罚没有造成某种关键性后果的话，那么上述这些几乎无异于一种思辨差异，因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要塑造恭顺的个人。根据完备的时间表进行行为训练、培养习惯和对肉体加以限制，这些暗含着被惩罚者与惩罚者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使公开展示变得毫无价值，而且干脆排斥公开展示。（14）惩罚执行者应该行使一种绝对的权力，任何第三者都不得干扰他。被改造者应该完全置于那种权力之下。至少从这种惩罚技术的角度看，隐蔽性和独立性都是绝对必要的。惩罚应该有自己的运作方式，自己的规则，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知识。它应该确定自己的规范，决定自己的效果。从与那种宣布罪行和规定惩罚的一般界限的合法权力的关系来看，这里有一种断裂，或者说有一种特殊性。这两个后果——行使惩罚权力的隐蔽性和独立性——对于持有下述两个宗旨的刑罚理论和政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应使所有的公民都参与对社会公敌的惩罚，应使惩罚权力的行使完全符合明文规定的法律。如果实施法典上没有的惩罚或秘密惩罚，如果惩罚权力的行使不符合标准，带有晦暗性，所使用的手段逃避了控制，那么这就足以损害改革的总体战略方针。在判决之后，就会形成一种使人联想到旧制度中的那种权力的权力。实施惩罚的权力就可能变得如同曾经有权决定刑罚的权力那样专横。
总之，分歧在于，是建立一个惩罚之城还是建立一个强制制度？前者是遍布整个社会的刑罚权力的体现。它作为景观、符号和话语而无处不在。它像一本打开的书，随时可以阅读。它通过不断地对公民头脑反复灌输符码而运作。它通过在犯罪观念前设置障碍来消除犯罪。如塞尔万所说的，它对“大脑的软组织”无形地但徒劳地施加影响。这种贯通整个社会网络的惩罚权力将在每一点上起作用，但结果是，它不让人感觉是某些人对其他人的权力，而是所有的人对单个人的直接反应。后者是惩罚权力的浓缩体现：这里有一种深思熟虑的对犯人肉体和时间的责任观念，有一种借助权威和知识系统对犯人活动和行为的管理，有一种齐，衡力逐个改造犯人的矫正学，有一种脱离社会共同体，也脱离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权力的独立行使的刑罚权力。监狱的出现标志着惩罚权力的制度化。更准确地说，对于惩罚权力（在18世纪晚期具有战略目标的、力求减少民间非法活动的惩罚权力）来说，是隐藏在一种普遍的社会功能下面、隐藏在“惩罚之城”中更为有利，还是埋头于一种强制制度、即“教养所”的封闭空间中更为有利？
总之，可以说，在18世纪晚期，人们面对着三种组织惩罚权力的方式。第一种是依然发挥作用的，基于旧的君主制度的方式。另两种都基于一种认为惩罚权利应属于整个社会，应具有预防和改造功能的功利主义观念。但这二者在所设想的机制方面迥然不同。广义地看，人们可以说，在君主制度中，惩罚是君权的一种仪式。它使用报复的仪式标志，对犯人的肉体施加报复。它是君主及其权力的物质表现。它是不连贯、不规范的，总是凌驾于自身的法律之上，它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强烈的恐怖效果。而主张改革的法学家则把惩罚视为使人重新获得权利主体资格的程序。惩罚不应使用标志，而应使用符号，即一系列被编码的表象。这些表象应能得到迅速的传播，并能最普遍地被目睹了惩罚场面的公民所接受。但是，在当时提出的监狱制度设想中，惩罚被视为对人实行强制的技术。它通过在习惯、行为中留下的痕迹，施展训练肉体（不是符号）的方法。它以建立一种特殊的管理刑罚的权力为先决条件。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三个系列的因素：君主及其威力、社会共同体、管理机构；标志、符号、痕迹；仪式、表象、操作；被消灭的敌人、处于恢复资格过程中的权利主体、受到直接强制的个人；受折磨的肉体、具有被操纵的表象的灵魂、被训练的肉体。这三个系列的因素塑造了18世纪后半期鼎足而立的三种机制的形象。它们不能归结为不同的法律理论（尽管它们与这些理论重合），它们也不能等同于不同的机构或制度（尽管它们以后果为基础），它们也不能归因为不同的道德选择（尽管它们以道德为自身的理由）。它们是惩罚权力运作的三种方式，是三种权力技术学。
这样，就出现了下述问题：为什么第三种方式最终被采纳了？惩罚权力的强制的、肉体性的、隔离的、隐秘的模式，为什么会取代表象的、戏剧性的、能指的、公开的、集体的模式？为什么体罚（不是酷刑）以监狱为制度依托，取代了惩罚符号的社会游戏和冗长的传播符号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