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梯也尔先生把高尚的本能和卑劣的习俗混为一谈，当那些已变得贪婪的封建制度的幸存者，让自己成为他们土地的代管人时，他，梯也尔先生，这位重生的大老爷，作新阿迪卡斯①状旅行，他在路上购买艺术品，使古代贵族的奢侈之风死灰复燃：这是一个区别，但如果太容易播种收获的东西，就应更加警惕旧习俗的复活：这是公众人物考虑的一个因素。
①西塞龙最好的朋友的绰号，他以有雅典味为荣。
被水银般不安的天性所激励，梯也尔先生已打算去马德里消除我于一八二三年在那时推翻的无政府状态②：因为反对路易·菲利普的意见，这个计划更显大胆。可以想象成一个波拿巴，可以认为他的削尖的羽毛笔只是拿破仑利剑的延伸；可以想象是一名伟大的将军，可以幻想征服欧洲，他因此为自己定下了叙述者，而且过分轻率地运回了拿破仑的遗骸。我同意所有这些奢望，我只是说说，至于在西班牙，当梯也尔先生想入侵它时，他打错了算盘；他会在一八二六年失去他的国王，而我则在一八二三年拯救了我的国王。主要还是在于及时做想做的事情；存在着两种力量：人的力量和事物的力量；当一种力量与另一种力量对抗时，什么也做不成。目前，米拉波还没有惊动任何人，尽管他的贪污腐败没有损害他：因为现在，还没有任何披露他恶习的描写；人们只是被他的美德所中伤。
②他想干涉反对卡洛斯派，路易·菲利普阻止了他。
梯也尔先生可以做出三个决定中的一个：宣布自己为未来共和国的代表，像一只猴子伏在骆驼背上一样栖息在七月革命变形的君主制身上或恢复帝国的秩序。最后一个主意应该对梯也尔先生的口味；但是没有皇帝的帝国，这可能吗?更自然会相信《革命历史》一书的作者听任被一种庸俗的野心吸引：他想延续或重获权力；为了保住或重新得到他的位置，时机或利益需要的话，他便会完全变卦：在公众面前曝光是要有勇气的，但是梯也尔先生还是那样年轻以至于他的美丽可充作他的面纱吗?
德兹和朱达除外，在梯也尔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圆滑的、狡猾的、顺从的习性，可能是未来所包含的除了道德范畴的崇高之外的未来一切的继承者；没有嫉妒，没有小器，没有偏见，他清晰地呈现在时代庸碌的黯淡无光的底部。他过分的骄傲还不是那么可憎，因为它并不在于蔑视他人；梯也尔先生有变化多端的手段，巧妙的才能；他很少为不同意见所妨碍，不记仇，不怕受牵连，公正对人，并不是针对这人的正直或他所想的，而是对于他所值的；这就在必要时会阻止他扼杀我们所有人。梯也尔先生不是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岁月会将他改变，除非他的自爱膨胀与之作对。如果他的脑子保持好使，没有被重击破坏的话，事情便会使一些未被觉察的优势在他身上显露出来。他应该迅速地生长或缩减。有很多机会可以让梯也尔先生成为一位伟大的部长或继续做一个糊涂虫。
当梯也尔先生把世界命运①掌握在自己手中时，他就已经没了解决办法。如果他曾下令在地中海进攻英国舰队这支和我们一样最强大的力量，我们肯定会成功；土耳其和埃及的舰队集结在亚历山大港，它们会赶来增援我们的舰队。取得对英国的胜利，会激励法国。我们应该立刻派遣十五万人进入巴伐利亚州并冲向意大利几个对攻击毫无准备的地方。整个世界能再一次改变面貌。我们的侵略是正义的吗?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应该可以质问欧洲在那些滥用胜利的条约中是否公正地对待我们，俄罗斯和德国过度地扩大，而法国被缩小至原先截短的边界线。无论如何，梯也尔先生不敢玩他最后一张牌；看着他的生命没有足够的依靠，然而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应孤注一掷的赌博中他什么注也不下。我们已倒在欧洲的脚下：一个重新站起的同样的机会也许会要很久才能到来。
①一八四○夏天，梯也尔欲军事干预反对英国，国王对此表示反对。
最后的结果，梯也尔先生为挽救他的体系，把法国缩小到15里的布满堡垒的空间；我们将清楚地看到是否欧洲有道理嘲笑这个伟大思想家的稚气。
就这样，被我的羽毛笔牵引着，对于一个未来不明确的人我所写的已超过了我有着可靠记忆的人物。这是活得太久的一种不幸，我来到了一个法国只看到贫乏的几代人经过的贫乏的时代：一只母狼在它的消瘦中背负着所有的希望。这些回忆录随着突如其来的日子降低了意义，减少了它们可以从这些重大事件中获得的东西；它们将完结，我害怕像美人鱼一样。蒂特一利弗宣称的那个辉煌的罗马帝国，在卡西若多尔的记叙中逐渐衰落直至消失在黑暗中。都西迪德和普鲁塔克，沙鲁斯特和塔西特，当你们讲说分开雅典和罗马的主张时，你们更幸运些!你们至少肯定能使它们生动，不仅是通过你们的才能，而且也因为希腊语的光彩和拉丁浯的庄重!我们这些野人①，用我们用狭窄野蛮的界限幽闭的难懂的语言，对于我们这个正在结束的社会，我们能说什么呢?如果这最后的几道再现了我们讲坛上的唠叨，我们权利的这些永恒的定义，我们大臣们的殴斗，距此五十年后，会是与一张旧报纸上不可理解的栏目不同的东西吗?在一千零一种猜测中，仅只有一种会感到是正确的吗?谁能预见法兰西精神变幻不定的奇特的跳跃和间隔?它的嫌恶和迷恋，它的诅骂和降福，没有明显的理由是怎样转化的?谁知道猜测和理解他们怎样依次地热爱和讨厌；怎样从一种政治体制中派生，怎样挂在嘴边的是自由，心中想的却是农奴制，怎样朝秦暮楚?抛给我们几粒灰尘吧：作为维吉尔的蜜蜂，我们将终止我们的混战飞到别的地方去①。
①这是伏尔泰用在法国人身上的词。
①影射乔治尼克的一句诗：“往空中抛一点灰尘，蜜蜂将停止互斗而变得安静。”
德·拉斐耶特先生
如果碰巧这里发生一些什么大事的话，我们祖国仍在沉睡。一个腐烂的社会，母腹是不孕的；甚至它孕育的罪恶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可与他们原则的无用相媲美。我们进人的时代是一个牵引的过程，通过它一些注定要被审判的人拖着旧世界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这个一八三四年，德·拉斐耶特先生刚刚去世。我以前曾对他有过不公正的评价；应把他作为有着两个面目和两种名声的一种傻瓜来重新介绍：大西洋彼岸的英雄，此岸的傻瓜。经过了五十多年人们才认清德·拉斐耶特先生身上人们固执地拒绝的一些品质。在讲台上，他表达流畅，并且是用很好的伙伴般的声调。他生活上没有任何一点污点，他和蔼、乐于助人、慷慨大方。帝国时期，他是贵族并置身其外；复辟时期，他没有保持同样的尊严，他降低身份直至让人任命为出卖烧炭党人的大师和一些小密谋的首领；幸好他在贝佛尔如同一个平庸的冒险家，逃过了上法庭②。在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和刽子手混在一起；而是手持武器与之搏斗，他想救路易十六，但是在憎恶大屠杀，被迫远离大屠杀的同时，他对人们用梭镖挑着头颅的场面大加赞赏。
②指一八二一年十二月贝佛尔密谋。
德·拉斐耶特先生声誉上升了，因为他死了，他有本能的脱口而出的才能，而他的死亡将他的才能永葆青春并增加了它的光芒；还有另一种名声，是年龄的产物，是时间的晚产儿，这种名声本身并不大，而是因为偶然将其置身于革命之中才显得大。靠这个名声；他经常插手一切，他的名字成了一切的招牌或旗帜：德·拉斐耶特先生将永远是国家的卫兵。通过非凡的影响，他行为的结果经常与他的思想背道而驰；说他是保皇党人，他是一七八九年推翻了八个世纪的王权；说他是共和党人，他又在一八三○年建立了街垒王权：他去把他从路易十六头上摘下的王冠献给了菲利普。当我们不幸的冲积层加固时，和事件一起揉搓着，人们将重新找到他嵌在革命面团中的形象。
在美国赢得的欢呼①更提高了他的声誉；一国人民站起来向他致敬，表示感谢的欢呼声将他淹没。艾万雷特用这样的呼语结束了他在一八二四年所作的演讲：
①一八二四—一八二五年他重回美国。
“欢迎你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父亲的朋友!享有这份胜利以至于它不能与世上任何一个君王和征服者分享。唉!华盛顿，您青春的朋友，那个仅是他国家的朋友的人，在他还其自由的土地的深处静静地安歇。他长眠在波多马克两岸的和平与光荣之中。您将重见蒙一威隆②好客的树荫；但是您尊敬的那个人，您在门槛上再也找不到他。代替他并以他的名义，心怀感激的美国的儿子向您致敬。欢迎您三次到我们这边来!在这块大陆您涉足的某一个方向，所有能听到您声音的万物都将为您祝福。
②华盛顿的住所。
在这个新世界，德·拉斐耶特先生为一个新社会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在旧世界，他为一个旧社会的毁灭作出了贡献：在华盛顿，自由祈求他；在巴黎，无政府状态祈求他。
德·拉斐耶特先生只有一个想法，幸好对他来讲这是一个世纪想法；这个想法的坚定造就了他的统治；这个想法为他充当护眼，阻止他左顾右盼；他在仅仅一条线上迈着坚定的步子；他在悬崖间前行不掉下去，不是因为他看到了悬崖，而是因为他看不到它们；盲目便是他的才能：所有固定不变的都是必然的，而所有必然的都是强大的。
一七九○年我看见过德·拉斐耶特先生走在国民卫队的前头，经由林荫道去圣·安托尼郊区。一八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我看见他躺在黑棺材里，沿着同样的林荫道。在随行队伍中我们注意到有一队美国人，他们每人的钮孑L上都带着一朵黄花。德·拉斐耶特先生让人从美国弄来一些足够数量的泥土来覆盖他的棺材，但他的目的没有达到：
您将要几罐美国的泥土
作为神圣的纪念物。
您将带回这崇高的枕头，
以便死后，他珍爱的遗物，
至少能有六尺在他的祖国，
那片他长眠的自由之土。
在命定的时刻，同时忘却他的政治梦想和生活中的浪漫故事，他想长眠在比克普斯他善良的妻子身旁：死亡让一切恢复到有序。
在比克普斯埋葬着一些从德·拉斐耶特先生开始的这场革命的牺牲者，那里立起了一座小教堂，人们作着永恒的祈祷，纪念这些死难者。我在比克普斯陪着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公爵先生，他是德·拉斐耶特先生制宪议会的同事，在墓坑底部，绳子把这位基督徒的棺材朝旁边一转，如同为了再祈祷，他侧起了身子。
当德·拉斐耶特先生的送殡队伍纵列行进时，我在人群中，在格兰吉—巴特里耶大街的人口。在林荫道斜坡的高处，柩车停住了，我看见了他，全身染上了一层太阳的转瞬即逝的光彩，头盔和武器闪闪发光：然后，阴影重回，而他也消失了。
人群散去，卖“开心”①的人叫卖着她们的“忘记”，卖小玩意的到处拿着一些纸风车，在吹动着柩车上羽毛的同样的风中转动着。
①圆锥形蛋卷，人们称之为“忘记”或“开心”。
一八三四年五月二十日在众议院会议上，主席说：“德·拉斐耶特将军将名垂青史……在向您表达议院的哀悼之情的同时，我在其中加进了，哦，先生，我亲爱的同事(乔治·拉斐耶特)，我特别的依恋之情。”在这段话旁边，会议记录整理者加上了两个括弧：(高声大笑)。
这就是最严肃的生命之一简化成的东西。那些最伟大的人死后能留下什么?一件灰色的大衣和一个稻草十字架，如同在布卢瓦被暗杀的吉兹公爵身上的东西一样。
在杜伊勒利宫的栅栏处，叫卖者为一文钱在叫卖着拿破仑死亡的消息，我听见了两个江湖医生开始大事吹嘘他们卖的药；而在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的《箴言报》上，我读了关于处决路易十六的这些话：
“执行后两个小时，除了不久前还是国家首脑的这个人刚被执行死刑的消息外，什么也没有宣布。”接着这几句话是一则广告：“安布瓦兹，喜剧。”
表演了五十年的最后一个戏剧演员，德·拉斐耶特先生仍留在舞台上；希腊悲剧的结束合唱曲宣告了这幕剧的寓意：“噢!必死的瞎子，学习将目光转向生命的最后一天。”而我，坐在空旷大厅中的观众，包厢冷清，灯光熄灭，在落下的幕布前，伴随着寂静与黑夜，我独自一个人呆着。
阿尔芒·卡雷尔
拉斐耶特将军困扰着菲力普的过去，而阿尔芒·卡雷尔却威胁着他的将来。你们已知道我是如何结识卡雷尔先生的；从一八三二年起一直到他安息在圣芒代墓地那天止，我从未间断过与他的交往。
阿尔芒·卡雷尔心情郁闷；他开始担心法国人不会把自由当作一件合理的事情来接受；他有一种我说不清的预感，感觉他会活不长；生命是个靠不住的东西，他从不把它看得很重，并随时准备拿它出去赌一把。如果他死在与小拉博里的决斗中，他的死对于亨利五世①来说至少会是一件大事；很可能他的葬礼还会因这场流血之战而增添不少荣耀；可是他却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离开了我们。
①一八三三年二月二日，卡雷尔身受重伤。——拉博里是一个正统派记者的儿子。
由于一时的伤感，他在《国民》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我因此给他写了这样的一张便条作为回答：
一八三四年五月五日巴黎
先生，您文章中充溢着的高贵优雅的情感使您超然于当今所有政坛文人之上。我并非称赞您的旷世之才；您知道，在有幸认识您之前，我就已经给它以充分的肯定了。我也不想感谢您的夸奖；目前我更乐意将它归结于您的老交情。先生您已经站得足够高了；像所有颇有名望的大人物一样，您已经开始脱离民众；当人们渐渐地跟不上他们的步伐的时候，就会把他们视为异类，将他们抛弃掉。
夏多布里昂
一八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尽力在另一封信中安慰他，因为他由于犯了出版罪而被判了刑，我收到他这封回信；信中表明了他的观点、遗憾和期望：
致夏多布里昂子爵先生
先生：
到了巴黎我才收到您八月三十一日的信。我早该向您致谢了，可是消息灵通的警察知道我回来了，我不得不花些有限的时间去为蹲监狱做些准备。是的，先生，法官是根据莫须有的法律给我定了莫须有的罪名，判了我六个月监禁，因为虽然反动派被认为有权出版，可是路易——菲力普国王却认为我是有罪的，起诉理由充分，辩护也远没能减轻我的罪名，但是陪审团却有意将我无罪释放。我很高兴地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大胆论断的重大阻碍似乎已差不多被消除了——您已读过那份辩护词，十八年前，在一些权威性著作里，您向您的政党讲述宪法义务的原则①，辩护词正是因为引用了那些条例，才变得对我十分有利。
①符合宪章的君主政体。
我常忧心忡忡地寻思着，先生您和那些见解最杰出的人物，包括我自己，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如果全国的精英这样齐心协力为获得异议权进行不懈的斗争，尚且不能在法国产生一个仁人智士自己的政党，一个任何成功的、合法行使职权的政体都需要的、拥有必不可少的思想、言论、著书自由的政党，那您和那些先生们的作品还有何用呢?先生，在上届政府您提出的完全的争论自由，难道像您的政界同僚运用阴谋诡计反对他们大权在握的对手一样，是为了一时的政治目的吗?一直以来，有些人就是这样利用新闻界的；但是，您，先生，您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为了战斗，为了普遍捍卫一切思想(古老的和新兴的)自由才提出争论自由的；正因为如此，在七月革命引起的新争论中，您才受到持各种观点者所感激和尊重。我们的事业因此而联结在一起，我们引用您的作品，这并非只是仰慕您举世无双的才华，而是渴望远远地追随您的事业，我们是小兵，而您已是赫赫有名的老将。
先生，您三十年来所追求的也正是我追求的，如果可以追随您的话，我们要让美丽的法国拥有比国内战争更为人道、更加文明、更为友爱、更具决定意义的战斗法令。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只有相异的见解而没，有党派纷争，只有合法公众的利益而没有虚伪、自私和贪婪呢?通过说服和讲话，党派和解是必然的，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见?尽管党派纷争和流血牺牲也会带来妥协和解，但却已是精疲力竭，两败俱伤，死者已矣，伤者和幸存者也未必会得到什么好处。先生，正如您曾痛心疾首地说过的一样，法国好像已失去了向导，仿佛不知道蜷缩于安宁平静的专制制度下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仍然必须不停地说，不停地写，不停地发表出版，只要坚持不懈，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办法出现的。而且，先生，有您这样的好榜样，我的心里只有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
先生，请允许我怀着始终不渝的热爱永远做您最忠诚的奴仆。
阿·卡雷尔
一八三四年十月四日于靠近纳伊的皮托
卡雷尔先生被关在圣佩拉热，我每周去看他两三次：他老是站在窗户的铁栏杆后面。这令我想到他的邻居，植物园的一只非洲小狮，可怜的荒漠之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铁笼之中，忧郁的目光茫然地注视着外面的一切，它死了。然后，卡雷尔先生和我走下来；院子里潮湿、阴暗、狭窄，四周围着高墙，如同一口井，亨利五世的奴仆和王室的敌人都在这里散步。其他的共和党人也在这里散步：这些蓄着大胡子、小胡子，或长头发的，戴着德国或希腊式软帽的年轻狂热的革命党人，面色苍白，目光冰冷，模样可怕，看起来就像是鞑靼人尚未投身凡体的先存灵魂①：他们时刻准备着闯入生命。他们的衣服如同战士的军装，又像是勇士身上血迹斑斑的衬衣：这是现实社会后面潜藏着的一个可怕的复仇世界。
①或许此处有段维吉尔的回忆，见《伊尼特》。
晚上，他们聚集在他们的头阿尔芒·卡雷尔的房间里；谈论掌握政权后他们如何执政，以及流血的必要性。他们开展关于恐怖时代的伟大公民的讨论、一些人拥护马拉，他们信仰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其他的人则崇拜罗伯斯庇尔，认为他是新世纪的救世主。圣·罗伯斯庇尔不是曾在一篇关于上帝的演说中讲道：“信仰上帝给人以对抗灾难的力量。”“断头台上的无辜令凯旋战车上的暴君也黯然失色?”刽子手装出上帝式的怜悯，这是灾难、暴政、断头台的制造者的眼泪，使出这样的伎俩为的是让人们相信他们只杀有罪的人，并且还是出于道德良心才这么做的；而那些犯人，早已料到要受惩罚，于是抢先一步在法官面前摆出一副苏格拉底的模样，竟然企图用他们的无知来威胁审判官!
呆在圣佩拉热对卡雷尔先生是有害无益的：与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关在一起，他反驳、痛斥和藐视他们，庄重地拒绝在一月二十四日装饰彩灯；同时，他也因痛苦而发怒，凶杀的诡辩总是萦绕在耳边，动摇着他的理智。
这些年轻人的母亲、姐妹、妻子上午过来照料他们，帮他们缝缝洗洗。有一天，我走在通往卡雷尔房间的昏暗走廊上，听到隔壁房间里传出一个迷人的女声：一位漂亮的妇人脱了帽子，散着头发在简陋的床边缝补着破衣烂衫；男人则跪在她的膝盖前，仿佛他不是菲力普的囚犯，而是女人脚前的奴仆。
从监狱出来后，卡雷尔先生转而来看我了。就在去世的前几天，他给我拿来一期《国民》报，上面刊载着一篇他颇费了一些心思写的文章，是关于我的《论英国文学》的，文章引用了我的书的结束语，并大加赞赏。自从他死后，人们把全部由他亲手所写的这篇文章送交给我，我将它作为他友情的象征保存下来。“自从他死后!”我用了什么样的字眼呀，自己居然还没有意识到!
尽管对未设立侵犯荣誉罪的法律强加了补充条款，但是决斗仍然是令人不快的，尤其是当它摧毁了一个满怀憧憬的生命，而且它使社会失去了一位一个世纪的某些观念和某些事件才能造就的旷世奇才的时候。就在昂吉安公爵①倒下的森林里，卡雷尔也倒下了：大孔代的孙子的亡灵目击了这位杰出的平民之死，并带走了他，这座死亡森林两次让我落泪：至少我对这两起事故是充满了悲痛和同情的。
①他在万森森林与埃米尔·德吉拉尔当的决斗中被杀。决斗的原因仍不清楚：这两位记者曾进行过言辞激烈的笔战，但也可能其中还有个人原因。
在别的决斗中，卡雷尔先生从未想到过死，但这一次他预先考虑到了：他利用夜里的时光写下了遗嘱，仿佛他早已知道了决斗的结果。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早晨八点，他步履轻盈地走进了绿林中，小扈还在那里戏耍。
到了测量好的距离，他步伐敏捷，毫不躲闪地就开了枪，仿佛这是他一向的作风；似乎大的灾难从不会降临于他。奄奄一息的他被朋友们支撑着走过也受了伤的对手身旁时，他反而还对他说：“先生，很痛吧?”阿尔芒·卡雷尔就像一位大无畏的勇士一样平静。
二十二号很晚我才得到消息，二十三号早晨我赶到圣芒代：卡雷尔先生的朋友们一个个心急如焚。我想进去见他，但医生提醒我，我的出现会让病人情绪过分激动，而这将抹灭大家尚存的一丝希望。我只好沮丧地却步。第二天二十四号，当我再度准备去圣芒代时，在我之前派去的亚森特来告诉我说：不幸的年轻人在经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之后，已于五点半离开人世：他就这样把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支付给了一场毫无希望的决斗。
葬礼于二十六号(星期二)举行。卡雷尔先生的父亲和兄弟从鲁昂赶来。我在一间小房子里找到了他们，同时在场的还有我们刚痛失的先生的三四个密友。他们拥抱了我，卡雷尔先生的父亲对我说：“阿尔芒本可以同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样是个基督徒：只要再过几个小时，指针就会指向十二点了。”没有在病床上见上卡雷尔先生最后一面将成为我永远的遗憾，如果能在他弥留之际挽留他片刻，让指针指向基督徒的时刻再让他离去的话，我也就不会抱憾终身了。
阿尔芒·卡雷尔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反对宗教：他确实存在怀疑，但当人们一旦从坚定的不信教转向犹豫不决时，他也就接近确信了。就在去世之前不几天，他说道：“我会用整个生命去换取另一个信仰。”得知索特莱先生自杀的消息，他写下了这样雄浑有力的篇章!
“通过想象，我曾可以将我的生命持续到这一刻，疾如闪电，所有的看见的事物动作、声音、感情一切都将离我而去，思维用尽它最后的力量汇聚成一个观念；我死了；但是紧接下来的每秒每分都让我有种莫名的恐惧；我从不运用我的想象力去猜测什么。这种普遍的捉摸不定远比深不可测的地狱要可怕一千倍：
Todie，tosleep，
Tosleep!perchancetodream①!
①哈姆雷特的独白：“去死吧，沉睡吧，沉睡吧!或许是去梦想!”
我看到每个人——不管他有多么坚定的意志和信仰——都无法超脱世俗的框架；他们仿佛这时被悬吊在万丈深渊之上，吓得手足无措。为驱散这种可怕的念头，他们到决斗中去互相厮杀，去进攻堡垒，或去迎击怒海；他们似乎视生命如儿戏，他们有一张张怡然、愉悦而祥和的面孔；但是假想中成功总是比死亡多，他们只想到怎样摆脱困境，却很少考虑过其中的危险。
这些话出自一个很可能在决斗中丧生的人之口，是精彩绝伦的。
一八○○年①返回法国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就在我登陆的岸上又有一位朋友降生了。而一八三六年我却亲眼见他死去，只是没有给他如同我在本世纪第一年给予法国一样的宗教式慰藉。
①卡雷尔出生的那一年。
从他死去的房屋到墓地，我一直跟在棺材后面；我走在卡雷尔先生的父亲身旁，并搀扶着阿拉戈先生：我歌颂上天，而他却亲手去测量它。②
②天文学家阿拉戈(Arago一七八六—一八五三)，巴黎天文台台长。
送葬队伍在乡间墓地的人口处停了下来；有人开始宣读悼词。没有十字架，这就告诉我，悲伤的表示将只能保留在我的灵魂深处。
六年前的七月王朝统治时期，一天路过卢浮宫的柱廊前，在一条敞开的沟渠旁，我碰到了一些年轻人，是他们把我带回到卢森堡公园，在那里我要捍卫的君主制却正是他们刚刚推翻的；六年后的七月王朝周年庆典中，我回来分担这些年轻共和党人的遗憾，正如他们也曾分担我的忠诚一样。多么奇怪的命运!阿尔芒·卡雷尔在一个从未向菲力普宣誓效忠的皇家卫队军官家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作为保皇堂人和基督徒，我很荣幸地托起掩盖着那高贵遗体的帆布一角，但帆布并未能将遗体遮住。
许多国王、王子、大臣以及自以为权大势大的人物都一个个在我面前闪过：我不屑于在他们的棺前脱帽致意，也不会去为悼念他们写一个字。我觉得社会的中间阶层比这些沽名钓誉的人更值得我去研究和描绘；金丝玉缕衣不如射中卡雷尔腹部的子弹带进的法兰绒衣的碎片有价值。
卡雷尔，谁还记得您?那些庸人懦夫，见您的死结束了您的优越感，也消除了他们的畏惧心，还有我，一个与您持不同意见的人。谁想着您?谁还记得您?我恭喜您一步就跨完了您如此冗长寂寞的旅程，恭喜您一枪就到达了您的终点，跑步前进，将那原本还显得过于漫长的路程缩短得只有一剑之长。
我羡慕那些先我而去的人：如同在布兰德的恺撒的士兵，我站在海岸的悬崖上放眼大海，如果运送了第一批军团的船只还没有返回来接我，我便朝埃皮鲁斯观望。
一八三九年重读这篇文章，我又作了补充：一八三七年我拜访了卡雷尔先生的墓地之后，发现它竟无人打理，只有他的姐姐娜塔莉在旁边树了一个黑木十字架。我给了修墓人沃德朗十八法郎，叫他去围上栅栏；我叮嘱他照看墓地，并种上草皮和花卉。每当换季的时候，我都要去圣芒代付清费用，并检查他的工作是否尽如人意。*
*修墓人收条：“我收到夏多布里昂先生的应付款项十八法郎，用来在阿尔芒·卡雷尔先生墓地周围修建栅栏。”
一八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于巴黎
一八三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于圣芒代
付讫：沃德朗
兹收到夏多布里昂先生二十法郎，用于维修圣芒代的卡雷尔先生墓地。
付讫：沃德朗
几个女性
路易安娜州的女人
准备结束我的文集并审视我的生活时，我看到一些我不愿意忘记的女人：一些聚集在我的图画下面的天使，她们倚靠着框边看着我生命的结束。
我以前遇到过一些出名或著名的不同的女人。今天这些女人已改变了方式：她们是更好，还是不如以前呢?很简单我倾向于过去：但过去被一种水汽所笼罩，通过其它事物染上了一种悦目的且常常是骗人的色彩。我已无法返回到受到我祖母的影响的青春岁月；我几乎回忆不起这些，而我会高兴再见到她。
一个路易安娜州女人从梅查瑟贝来到我这里，我相信见到了最后爱情的处女①。塞勒斯蒂尔②给我写了几封信：这些信应署期“花月”；她给我看了她在阿拉巴马的热带草原所写的几段回忆录，不久之后塞勒斯蒂尔写信告诉我她正忙于梳妆准备去菲利普的王宫：我重新披上我的熊皮。塞勒斯蒂尔变成了佛罗里达井里的鳄鱼：①但愿上天给她和平和爱情，如同那些东西一样永存!
①指阿达拉(Atala)。
②她名叫塞勒斯蒂尔·索尼亚(CelestineSoniat)。
①在《阿达拉》中关于阿拉处阿热带草原自然井的描写：“表面显得平静且清洁，但当您看井底时，您会看到一条宽大的鳄鱼……。”
塔斯图夫人
有一些人，居于您和过去之间，阻止您的回忆来到您的记忆中；另外一些人刚开始就介入到您的过去之中。塔斯图夫人②产生的便是这种影响。她说话的方式自然；她将高卢隐语留给了那些相信躲藏在我们祖先的宽袖外套中能重焕青春的人。法渥理勒斯③对一个偏爱“十二诫”拉丁语的罗马人说：“您想和埃旺德赫母亲讲话。”
②阿马巴尔·塔斯图夫人(AmbleTastu一七九五—一八八五)，流行诗人，经常去“丛林修道院”。
③生活在阿德里让朝代的希腊诡辩者。
既然我刚才说到了古代，那么就让我来说说古代民族的妇女。希腊妇女有时颂扬哲学；她们也常常信奉另一个神：沙佛成为格尼德不道德的女巫；人们一点也不知道在战胜班达尔之后科里勒的所作所为；阿斯巴细曾给苏格拉底讲授过维纳斯：
“苏格拉底，认真听我的课。你的心中要充满诗的激情：正是通过它巨大的魅力你才能知道锁住你热爱的目标；正是因为诗才的声音，你才能锁住目标，并将激情所致的影像通过他的耳朵带到他的心中。”
诗神的气息从罗马女人们头上吹过而没有激发她们鼓舞克洛维的民族，她仍在摇篮中。奥依尔语曾有过法国的玛丽；奥克语有迪尔夫人④，她在她的沃克吕兹的纯洁中，抱怨着一位残忍的朋友：
④迪尔(Die)女伯爵(十二世纪)。
“想知道，我可爱而漂亮的朋友，为什么您对我如此残忍和如此野蛮。”
这些诗歌从中世纪流传到文艺复兴时期。路易斯·拉贝①曾说：
①《美丽的卖绳者》。
“噢!如果我是在这令人欣喜的美丽的怀抱，从那里我将为此而奄奄一息!”
克雷蒙斯·德·布尔日，绰号叫“东方珍珠”，因其美丽而露着面部，头上戴着花环埋葬，两个玛槽丽特②和玛丽·斯图阿尔，所有这三位王后都在一种朴实的语言中表达了天生的弱点。
②玛格丽特·德·昂古莱姆，纳瓦尔的王后，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七日谈》的作者。
我有一个姑母，将近是在我们的帕尔那斯这个年代，名叫克罗得·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但我再也不为克罗得夫人而只是为布瓦斯得勒小姐操心。克罗得夫人，以情人的名义矫揉造作，将她的七十首十四行诗送给他的情妇。读者，原谅我姑母克罗得的二十二年：必须宽恕青春。如果我姑母德·布瓦斯德勒更谨慎些，她歌唱时，便会有十五倍半的声誉，而叛徒特雷米侬也只能像鹞子一样表达他先前莺的想法。无论如何，这是克罗得夫人的几注韵脚③，它们将她很好地列位于先前的女诗人之间：
③似乎是第二首四行诗和一首十四行诗的二段三行诗节。
十四行诗
噢!在爱情中我被奇特地对待
因为我不敢按我的愿望描写真实
而且我不敢对你抱怨你的严厉
也不敢要求我曾如此希望的东西
为了更确切地表达我的献词
如果你能用眼睛听到我用眼睛所说的东西
多么可爱的发明，如果我们能够听到
用眼睛所说的并通过眼睛听到
我们不敢大胆说出来的话语
当语言凝固，感情和思想的自由便会收缩。人们一点也想不起，在路易十四朝代，德祖利埃夫人时而被过度吹捧，时而被过度贬低。悲歌通过女人的悲痛延续，在路易十五的统治下，一直到路易十六的统治，在那时开始了人民的大悲歌；对于布尔迪克夫人来说，先前的哲学派已消亡，今天已不怎么为人知晓，然而它给沉寂留下了一首了不起的颂诗。
新的流派在另一个模式中抛弃了它的思想，塔斯图夫人走在散文诗或韵诗的女诗人的现代合唱队中，阿拉尔、瓦尔多尔、瓦尔莫尔、塞加那、勒瓦尔、梅尔格尔，等等；一个缪斯群体，以诗为例，必须为它未曾颂扬过这种激情感到遗憾吗?根据古代史，这种激情，它抚平了科西特额头的皱纹，并使他对着奥尔菲的叹气声微笑。在塔斯图夫人的音乐会中，爱情只是重唱一些借用了一些奇特声音的颂歌。这使人想起人们对玛丽布朗夫人①所作的叙述：当她想让一种她忘记了名字的鸟为人知晓时，她便模仿它的声音。
①玛丽布朗(Malibran一八○八—一八三六)，女歌手，缪塞悼念过她的逝世。
乔治桑夫人
乔治·桑夫人，或称之为迪德旺夫人，在《两个世界》杂志中谈过《勒内》，我感谢过她；她没有给我任何答复。不久之后她给我寄来了《莱莉娅》，我没有回复她!不久我们相互作了一个简短的解释。
“我在《观察者》上谈过(勒内)后，我冒昧希望您能原谅我对于您写给我的过誉的信我未作答复。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您对于我的书所作的所有善意的表示。
我给您寄去了《莱莉娅》，我非常希望您能同等地重视它。如同您的荣耀一样为人普遍接受的荣耀的最美好的特惠便是对于那些没有您的帮助并不会有持续的成绩的没有经验的作家，在他们初出茅庐时接受并鼓励他们。
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先生，您最忠实的信徒。
乔治·桑
十月底，桑夫人让人给我捎来了她的新小说《雅克》：我接受了这件礼物。
“我向您致以诚挚的谢意。我将在枫丹白露的丛林中或在海边读《雅克》。越年轻，我就会越缺乏勇气；但岁月助我消除寂寞，却一点也磨灭不了我对您才能所表示的热情的赞美，并且我不会向任何人隐瞒。夫人，您已将一种新的魅力赋予这座梦想之城①。以前，我和一个完全幻想的人从这里出发去希腊：勒内回到了起点，他近来在里多带着他的遗憾和回忆在已归隐的智尔德——阿罗德之间散步，而莱莉娅准备露面了。
①指威尼斯。
夏多布里昂
一八三四年十月三十日
桑夫人有一流的才华，她的描写可以与卢梭在他的《梦想》及贝尔那旦·德·圣皮埃尔在他的《研究》中的那种真实相媲美。她率直的风格不会被当今任何一种缺点所玷污。《莱莉娅》很难读，它没有《印第安那》和《瓦朗蒂内》的某些精彩场景，然而它是这一类题材的代表作，辉煌的本性，没有激情，而且它像激情一样模糊不清；其中没有灵魂，但它压在人的心头；腐蚀格言，侮辱生命的正直已登峰造极；但是在这个深渊作者降低了她的才能。在戈摩赫河谷，露水在死海上将夜晚打翻在地。
桑夫人的作品，这些小说，诗的题材产生于这个时代。尽管她才能卓越，但仍害怕作者因她作品本身的类别使得她的读者圈变小。两个同等才能的人，其中一个宣扬秩序，另一个则宣扬无序，前者吸引了最大数量的听众：人类拒绝给损伤道德的事情以一致的掌声，不允许一个枕头上同睡着软弱的人和正直的人；人们没有将让我们第一次感到脸红的书与他们一生所有的回忆结合起来，而人们走出摇篮未曾用心读过这些书；一些书人们只是私下读过，它们不是我们承认的、亲密的伴侣，它们既未渗入我们纯真的感情，也未与我们的纯洁融为一体。天意严格限制没有善举的成功，而为了鼓励众生，她赋予美德以普遍的荣誉。
我为此思索过；我知道，作为人，他有限的视力不可能穷尽宽广的人道主义的天际，作为守旧的人，被拴于一种可笑的道德：先时的腐朽的道德，它只是在社会的孩提时代，对于无光的精神才有用。将会不断产生一种远远高于这种因袭的智慧的《福音书》，这种智慧使人类的进步停滞不前，使饱受灵魂诽谤的肉体的名誉得不到恢复。当女人们在街上奔跑；当为了结婚只须打开一扇窗并叫上帝作为证婚人，神甫和宾客来出席婚礼时：那么所有的假正经将荡然无存；到处都有婚礼，而人们也会像鸽子一样，达到自然的高度。我的关于桑夫人作品类的批评只是对于过去事情的世俗领域有意义，因此我希望她对此不会生气：我对她表示出的钦佩应该能让她原谅缘于无福年事的我的批评。以前我也受过缪斯的训练；这些天上的姑娘曾是我美丽的情人；她们今天只是我的老朋友：她们在炉旁充当我的伴侣，可是她们又很快离开我；因为我睡得早，而她们将去桑夫人家守夜。
也许桑夫人这样将证明她智慧的万能，但是它不逗人喜欢因为它不够新颖；她认为进入到这些下面埋葬着我们其他人的梦想的深度便可以增加她的能力，可怜平庸，她错了：因为她太高于这个洞穴，这个浪潮，这个骄傲的胡言乱语。同时必须用一种少有但过于灵活的才能以防止做高级蠢事，也必须通知她幻想作品，私人油画(像那些变得隐讳的)是受限制的，它们的源泉是在青年时代：每一刻便干枯几滴并且在产生出某一数量之后，便会因反复使用而以衰竭告终。
桑夫人肯定将总能找到她今天写作的同样魅力吗?在她的思想中，二十年激情的功效和诱惑一点也没有像我早期的作品在我的思想中已经贬值那样降低吗?只有古老的缪斯的产品，由高贵的习俗、美丽的语言以及从全人类出发的这些庄严的情感支撑着而一点也不会改变。埃内依德的第四本书永不为人们所颂扬，因为它高悬天空。舰队载着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在告诉阿尼巴尔后，迦太基的女缔造者迪东心如刀扎：
“现身吧，不管你是谁，生自我的骨头，我的复仇者。”
爱情让罗马和迦太基的敌意从它的火把中喷射出来，将火连同火把置于火化柴堆，而逃跑的埃内在波涛上看到了柴堆的火焰，梦想家在丛林中散步或是一个浪子溺于水潭而失踪，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桑夫人，我希望，有一天能将她的才能与跟她的天赋一样持久的人结合起来。
桑夫人只有通过秃顶、白须的被称之为“时间”的传教士的说教才能改弦易辙。一种不够严厉的声音拴住了诗人逃避的耳朵。不然的话，我相信桑夫人的才能有某种堕落的因子；她变得胆小怕事的同时会变得平庸。如果她总呆在男人不光顾的教堂内殿会发生另外一件事；包含和藏匿在处女头带中的爱情的力量从她的胸中拔出这些取自女人和天使的适当的旋律。不管怎样，大胆的主张及快感的习俗是一块从未被亚当的女儿开垦过的土地，它被交付给一种女性文化，已收获了未知的花朵。我们让桑夫人创造冒险的奇迹直至冬天的临近；当北风吹来的时候她便不会再唱；不无先见之明，我们一直要等到蝉为了未来的快乐的饥馑时刻而作好荣耀的准备。米沙里恩的母亲对她反复说：“你不会总是只有十六岁。夏雷阿总是回忆她的誓言、泪水和吻吗?”
此外，很多女人在她们年轻时被引诱如同被诱拐：近暮年时回到娘家，她们给她们的弦乐器加上低沉或哀怨的琴弦并在上面表达宗教情感或者不幸。年迈是夜晚的旅行者；大地藏起来，他再也看不到头顶上一方发光的天空。
我没看到过桑夫人身着男装或穿着长衫拿着山里人的铁棍；我没有看到过她如一个女苏丹模样坐在沙发上用荡妇的酒杯喝酒或者懒洋洋地抽烟：自然的或不自然的特性，对于我来说丝毫也没有增加她的魅力和天赋。
当从她嘴里升腾起来的云雾围绕着她的头发①，她更富有灵感吗?莱莉娅穿过一阵烟雾，从她母亲的头脑中逃逸出来，不就像弥尔顿所说如同在一阵烟的旋风中罪孽从美丽的至尊天使头上生出来吗?我不知道神圣教堂前的广场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下面，雷梅阿德，菲拉，拉依，风趣的格拉岱勒，弗里勒，阿贝勒毛笔及普拉细岱尔剪子的失望，被阿摩迪尤斯爱着的雷娜，绰号叫阿菲的两姊妹，因为她们苗条并有着大大的眼睛，多里卡②从她这里将发带及散发着芳香的裙子献给维娜斯的殿堂，所有的这些迷人者最后仅识得阿拉伯的香味。的确，对于她自己来说，桑夫人有阿拉伯姬妾的权利以及墨西哥女人的让雪茄在唇上跳舞的权利。
①乔治·桑(GeorgeSand)，因吸雪茄而引起议论。
②众多的名妓，其中夏多布里昂特别借用了阿岱勒及鲁西安的名字。
在遇到一些优秀的女人和如此多迷人的女人之后，在见过这些像桑夫人一样说话带着萨福体味的大地的女儿之后，桑夫人的看法对我产生了什么呢?“来我们这里美餐一顿吧，爱情之母用玫瑰花蜜盛满我们的酒杯。”瓦朗蒂娜的作者将我轮流置于幻境和现实之中，她给了我两种明显不同的印象。
在幻境中，我不谈她，因为我再不必理解语言。在现实中，高龄的人有诚实的观念，作为基督徒给予女人羞涩的美德以最高的评价，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挥霍浪费这些时间，花费如此多的精力，我是多么的不幸。
德·塔莱朗先生
一八三八年春天，我正忙于“维罗纳会议”。这时我刚履行了我的文学契约，那都是些不得不写的东西：我已在《回忆录》中适时地提过了。一位先生已经过世①；这位贵族阶级的卫士从后面护卫着那些已经逝去的庸俗权贵。
①一八三八年五月十七日，塔莱朗(Talleyrand)在圣·佛罗伦丁街的府邸中逝世。
塔莱朗先生第一次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出现的时候，我对他只提及了几句。而现在——已如一位古人所说的——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使我了解了他整个的人生。
我同塔莱朗先生有些交往；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作为一个重视荣誉的人，我对他的友谊是忠诚的，尤其是关于蒙斯不和的事情上，当时我心甘情愿地为他破了产。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分担了他那些不快的事，莫布勒伊①打他耳光的时候，我很同情他。有一段时间，他用一种很雅致的方式想与我结交：有人看过他在根特给我写的信，说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住在卡皮西纳街府邸②的时候，他很殷勤地给我寄来了一个刻有奇怪玩意儿的图章，可能是根据他的星座刻的一个护身符吧。或许因为我并未滥用他的慷慨，而我没有挑畔他，他却成了我的敌人，只因我取得了几个与他无关的成功。他的言论流传于世界，这并不冒犯我，因为塔莱朗先生不会冒犯任何人；但他说话过于放肆，我因此也就开口说话了，既然他敢于评价我，那么他也就给予了我运用相同的权利来评价他的自由。
①参看第二卷的二百八五页，noteI。
②塔莱朗(Talleyrand)，当时任外交大臣。
塔莱朗先生的自大蒙蔽了他的眼睛：他把自己变成天才；他什么都弄错了，却自认为是预言家；他并非是预言未来的权威人士：不是“先知”，而是“后知”。由于缺乏眼光和觉悟，他没能像一位智者一样去发现些什么，没能像一个正直的人一样去评价些什么。当他从未料想到的好运降临的时候，他从中获得了不少好处，但这仅是对他个人的。这种野心将与公共荣誉息息相关的利益变成了服务于私人利益的宝藏。由于歪曲或是失望，舆论界不断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创造了一批虚幻的角色，但从以上情况看来，塔莱朗先生不居其中。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出于种种原因，某些舆论还是会促使形成一个幻象的塔莱朗。
首先是国王、内阁、老外交部长、大使们。从前，这些人上了他的当，非但不能识破，还坚持要证明他们服从的是一个真正的权威。但他们却只是在向波拿巴的一个小学徒脱帽致敬罢了。
其次是跟塔莱朗先生有交情的前法国贵族成员，他们也为自己的队伍中有这样一个确实伟大的人而骄傲。
最后是那些革命者和缺乏道德的一代人。他们嘴上大骂，暗中却亲近贵族政府；这些独特的新信徒极愿接受洗礼，还打算学习他们的高雅举止。他们既否定了君王的魅力，又伤害了青年民主党人的自尊心：因为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事业是高高的，而贵族和教士都是可鄙的。
尽管了解真相会有些困难，塔莱朗先生也无力长久维持这个幻象了。即使是权力的扩大也不足以让他将欺骗说成是道德。人们把他看得太清楚了；他是活不下去了，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没有民族的观念，没有著名的举动，没有无双的才华，也没有有用的发现，更没有划时代的构想。他也缺乏美好的德行来使他永生；危难也不屑于赐给他荣誉；他在国外渡过了恐怖统治时期①，直到公众论坛都变成了候见厅时才回国②。
①一七九二年初至一七九六年九月，他曾在英国和美国小住。
②督政府时期。
那些外交遗留物显示出，德莱朗先生是个相对平庸的人物：你们从中找不到一件值得欣赏的东西。波拿巴统治时期的重要谈判中没有一场是他的政绩；单独行事的时候，他总是白白地错过了时机，或是抓住也被弄糟了。千真万确的，是他造成了当甘公爵的死，这滩血迹是抹灭不了的。得知王子的死讯，我远没有想过要去控告他，我对他太宽容了。
塔莱朗先生曾异常厚颜无耻地说出与事实相悖的言论来。在贵族院中，他就西班牙战争发表了演说。我在“维罗纳会议”上未对此作出任何评价。演说的开头庄严而郑重：
“十六年前，应当时世界之王的要求，我就对西班牙人民作战一事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向他展示未来的图景，告诉他伴随着这场鲁莽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将会出现的种种危险，于是很不幸地，我惹他生气了。灾祸源于我的心直口快。多年以后，命运却奇怪地让我在合法君主面前再次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要求做出同样的努力!”健忘①或者欺骗令人害怕起来：你竖起了你的耳朵，擦亮了你的眼睛，却不知道是谁在醒着还是睡着的时候，欺骗了你。当“零售商”沉着地说完那些论断，走下主席台，面无表情地朝他的座位走去时，你的视线追随着他，眼神中有些敬畏，有些崇拜；你却不知道，这个人没有天生赋予的权威，以至于拥有更改或毁灭事实的权力。
①塔莱朗的“健忘”不可否认。但对于夏多布里昂的“健忘”又该说些什么呢?他以为“听”到了的这篇演说，塔莱朗却从未宣读过。辩论持续了很久，贵族院议员在他发表演说前就投票同意闭幕。塔莱朗仅仅发表了他的“论点”，因此夏多布里昂只“读”到了他的“论点”。
我没有反驳他，因为我觉得拿破仑的亡灵将起来说话，将像从前所做的那样，毫不留情地揭穿他的谎言。那个场面的目击者仍然坐在贵族院中；其中有孟德斯鸠伯爵；跟我讲述过这个场景的正直的杜多维尔公爵——孟德斯鸠先生的妹夫，他的拥护者；当时在场的塞萨克伯爵也不厌其烦地向别人述叙着这个场景；他以为这个重要的选民一出内阁就会被逮捕。拿破仑当时火冒三丈，大声质问吓得脸都白了的这位大臣：“叫嚣着反对西班牙战争对你可真合适。正是你建议我发动西班牙战争，你给我写了一大堆信件，并试图证明这场战争是与政治策略一样重要的。”一八一四年杜伊勒利宫档案馆遭窃，这些书信从此不知去向。**
**参看塔莱朗先生书信失窃的批注，谈及了当甘公爵的死。
塔莱朗先生在他的演说中讲道，他向他展示未来的图景，告诉他伴随着这场“鲁莽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将会出现的种种危险；“很不幸地”，他惹波拿巴“生气了”。塔莱朗先生在坟墓里尽管放宽心，因他并未有过的这种“不幸”；他丝毫不该将这件事也算到他人生的不幸当中去。
对于正统王位继承权，塔莱朗先生的主要错误是使路易十八放弃了贝里公爵与俄罗斯公主的婚事；而对于法国，同意签订了可恶的维也纳条约则是他不可饶恕的错误。
塔莱朗先生的谈判导致我们的边疆不保：只要在蒙斯或者科布伦兹一次战役失败，不出八天，敌人的骑兵就可杀到巴黎城下。旧君主国时代，法国不仅有四周堡垒的保护，而且德国独立的各州也保卫着莱茵河一线的安全。要侵人我国，必须先闯入他们的领土或是跟他们谈判才行。另一条边界上有中立和自由的瑞士；要进犯此国是绝无途径的。比利牛斯山有西班牙的波旁内人守卫着，无法通行。塔莱朗先生对此并不了解；作为一个政客，这些错误使他成为千古罪人；因为这些错误让路易十四的伟大工程和拿破仑的光辉业绩顷刻化为乌有。
有人断言他的策略优于拿破仑：首先应该清楚，那时他不过是个帮征服者拿公文包的小办事员，征服者每天上午向包内放人得胜的战报并改变着国家的疆域。正当拿破仑洋洋自得的时候，却犯了一个惊人的弥天大错：很可能塔莱朗先生和众人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这并不表明他目光锐利。在当甘公爵事件中，他莫明其妙地毁了自己的声誉；而在一八零七年西班牙战争问题上，他更使自己受到了蔑视，尽管事后他也想否认有过这些建议，并想收回他的话。
然而，若是一个演员完全吸引不了后排观众的注意力，那他就毫无魅力可言：王子的死亡事件即是一个长久的失望。因为知道自己缺少什么，他躲开一切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他的打算就是永远不让人掂量出他的分量来；他很合时宜地让自己归于沉寂；他整整三个小时躲在纸牌游戏中，一言不发。人们惊讶于这样一个能人居然会甘心沉醉于市井娱乐中：可是谁又知道这个能人手中玩着纸牌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正算计着帝国呢?在这退隐的时光里，早晨一本小册子或是傍晚一场对话也可能让他灵光一现，想出一个好词来。如果他把您拉到一旁，要告诉您他会谈的内容，为了吸引您，他会对您大加吹捧，说您是未来的企盼；他会预言光辉灿烂的前途，并把一封大人物寄来的见信付款信件展示给你看。但是一旦他发觉你对他略持怀疑态度，或是发现你听了他故作高深的简短陈词之后并无丝毫钦佩之意时，因害怕被你看透的担忧便使他与您疏远起来。他的讲话头头是道，只不过是向属下或傻子开个玩笑而已，无关痛痒，而你却成了他的牺牲品，一个嘲笑的对象。他不可能一本正经地跟你谈话；到第三次开口的时候，你便看不出他的观点了。
古雕刻《佩里戈尔教士》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英俊男人；渐渐衰老的塔莱朗先生已站在死神的面前：呆滞的目光令人捉摸不透，这正合他意；从他嘴角的神态可以看出，他曾饱受蔑视。
高贵的出身，严格的礼仪，冷傲的神情，使得贝内旺王子周身洋溢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的举止影响了四周的小人物和新社会中那些瞧不起旧时代的人。从前，人们经常遇到一些举止风度酷似塔莱朗先生的人物，并未在意；但几乎只有一样仍保存在人众习俗中，似乎就是这样一种现象；受部长教育的影响和自身规范的约束，他迎合了记者的自尊心，满足了部长的意愿。
身居要职，你觉得自己卷入了一场奇异的变革当中，很偶然地，它使你显得重要起来，并让民众误以为是你的功德，一度被波拿巴的光芒遮掩的塔莱朗先生，在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借别人的运气也风光了一阵子。贝内旺王子凭借自己的身份，将推翻拿破仑、重立路易十八都归功于自己；我呢，像所有旁观者一样，是不会遇笨到相信这样的无稽之谈的!而且我更了解内情，塔莱朗先生不是政治上的瓦尔维克①。他没有推倒或重立王位的能力。
①里夏尔·纳维尔(RichardNeville一四二八—一四七一)，这位瓦尔维克伯爵，被称为“国王的创造者”。
一些不偏不倚的糊涂虫说：“我们满意了。这个人虽然道德败坏，但是您瞧他多么能干!”唉!事实远非如此。不该抱有这样的期望，以为塔莱朗先生是个足智多谋的魔鬼，从而使得兴奋的人们如此快慰，王子的行为也由此变成是众望所归。
在某些平常的谈判中，他的能干实质上就是将个人私利放在第一位。对于塔莱朗先生，我们不应有任何期望。
塔莱朗先生恪守的习惯和准则成了造谣者的把柄和私生活的题材。他仿效一位维也纳部长，在大庭广众之下梳洗整理，这成了他的一个外交手腕。他吹嘘说，他从来都是从容不迫的；声称时间是我们的敌人，应该消磨掉：据此，他提及他很少有忙不过来的时候。
但最终，塔莱朗先生并未能在游手好闲中做出什么丰功伟绩来，所以，可能他运用时间的原则并非真理：只有创建了不朽的事业才能说是战胜了时间；至于那些没有前途的工作和毫无意义的消遣，那不是运用时间，而是挥霍时间。
自从进入由斯塔尔夫人推荐，经谢尼埃②任命的内阁，正处于贫困之中的塔莱朗先生又获得了五六笔财富：葡萄牙欲与督政府签订和约，支付了百万法郎，但未成功；固亚眠和约而购买的比利时的息票，而塔莱朗先生在和约公布前就已知晓了；昙花一现的伊特鲁立亚③王国的建立；德国教会财产的世俗化；维也纳会议上的旧话新说。他还没有利用到王子不愿出让给奥地利的那些老档案资料：这一次是上了德梅特尼克先生的当，此人将它们制出附件之后，才将原件完璧归赵。
②玛丽·约瑟夫(Marie-Joseph)。
③意大利古地区名。
塔莱朗先生自己写不出一个句子，就叫能干的下属写：秘书涂涂改改地令他满意后，他便再亲手抄一遍。我曾听他念过他在回忆录开头部分有关青年时期的美好描述。因他的口味变化很快，前一天喜欢的东西第二天就会惹他厌烦；所以，如果他的回忆录仍保存完整的话——对此我深表怀疑，且如果存在意思相悖的版本的话，那么很可能对于同一件事，特别是对于同一个人的评价都会是自相矛盾的。我不相信在英国存有作者的手稿；有所谓的指示说要在四十年后才发表，依我看，这不过是在死后留了一手。
贝内旺王子懒惰而不学无术，本性又无聊放荡，这些本该挫损他的骄气的秉性，他反而引以为荣，并得意洋洋，因为帝国倒塌了他还纹丝不动。发动革命的第一等级的人消失了；而得益于他们的第二等级的人却还在。这些属于工业的未来的人们参与了换代游行；他们的职责就是核准护照，批准判决；塔莱朗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下等人；他在那些他从未做过的事件上签字。
有的人历经几届政府，当一代政权被推翻时仍坚持着，并声明说他们会永远坚持。他们吹嘘说只属于国家，他们只办事而不是为那个人而活着。因为对自己的自私自利仍自鸣得意，所以感到局促不安。因而竭力要用高尚的言语来掩盖。今天，这种处之泰然的公民，在地球上比比皆是。从前如果像在竞技场遗址的隐士一样在生活中体面的老去，需要把他们与十字架保存在一起；而塔莱朗先生却把十字架践踏在脚下。
这些人奇怪的分成两类：一类是死了却被死神爱戴着的人，这些优秀的信徒们将会永生；另一类是活着却被生命忘却的人，他们不足挂齿，也不会获得永生。后者依附于他们的名字、势力、地位和财富而暂时存在；一旦死去，音讯全无，职位、权力也都随之而去：客厅的门和棺材一同关上，这就是他们的命运。这样的命运已降临在塔莱朗先生身上；他木乃伊似的躯体在走进坟墓之前就已在伦敦展露过一段时间了，①那时他身为统治着我们的死气沉沉的君主政体的代表。
①路易·菲力普曾任命他为驻伦敦大使。任期从一八三○年九月到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一“木乃伊似的躯体”：他面无表情；认识他的人说他“目光呆滞”，“面如死尸”。
塔莱朗先生背叛了每一届政府；并且，我再次强调，他不曾推翻或建立它们。就这两种能力来说，他毫无优越感可言。一个庸人，单依靠贵族生活中些许屡见不鲜的幸运事件，得势于一时，却并不能就免于一死。奴才们为了主子的利益不声不响，小心谨慎地干着卑鄙的勾当。罪恶滋生出的堕落潜入他们的肌体内。假设塔莱朗先生是个贫穷、卑微的平民，没有贵族的伤风败俗的言行和思想，那人们永远不会听说到他的名字。假设塔莱朗先生并非可鄙的大贵人，并非已婚的教士，也非堕落的主教，那他又算个什么东西呢?他的名声和成功正是得益于这三个方面的腐化堕落。
这位高级神职人员在他八十二年的生涯中有一件特别拙劣可笑的事情：首先，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威，他去学院②褒扬了一个他瞧不起的可怜的德国人③。尽管对于此类表演早已屡见不鲜，但人们为了观看这位大人物仍蜂拥而至；而后，他将像迪奥克莱蒂昂一样在家中死去，并暴露于世人面前。人们张口呆望①着。王子临死前，身体己几乎全部腐烂，体侧有一个坏疽性的开口，虽然借助了头带支撑，脑袋还是耷拉在胸前，做着垂死的挣扎；他的侄女②在被蒙在鼓里的神父和小姑娘③面前做着早已准备好的表演：当他无力说话的时候，他才不再坚持，签字宣告退出宪法教会，也可能他根本没有签字；但他没有任何忏悔的表示，没有履行基督徒的最后义务，对他生命中的丑闻和恶行毫无悔过之意。从未见过有人傲慢到如此可悲，崇拜到如此愚昧，虔诚到如此被愚弄的程度：一向谨小慎微的罗马也没有在公众面前让他忏悔一下，原因则不必明说了吧。
②一八三八年三月三日，八十四岁的他在政治和精神科学院宣读了对兰哈尔德伯爵的颂词。此人曾在一七九九年继他之后，担任了短期的对外关系部长。
③兰哈尔德(Reinhard)，符腾堡人，终身从事法国外交工作。
①由于专注和激动而大张着口。
②多罗泰·德·库尔朗德(DorosheedeCourlande)，与塔莱朗的侄子爱德蒙结婚。一八一七年，爱德蒙成为迪诺公爵。
③迪庞卢普(Dupanloup)教士，他的忏悔神甫，三十六岁；波利娜，塔莱朗的侄孙女，迪诺公爵夫人之女，十八岁。
很久以前，天庭就在传讯塔莱朗先生了，但他一直抗传，死神以上帝的名义寻找他，终于还是找到了。塔莱朗先生的一生就如同一度正直的拉斐耶特先生一样腐败，要对他做出精确的分析，必须面对我永远也无法消除的厌恶感。遍体伤口的人就如同娼妓的身体：溃疡已严重损坏了他们的躯体，以至于用解剖的办法也无济于事。处于旧世界中的法国革命是一场政治大破坏。恐怕革命的消极面还会带来一场更为致命的大破坏，一场道义上的大破坏。如果一味地去为恶劣的品行平反，去为我们列举可憎的榜样，去展示世纪的进步，自由的确立以及卑劣德行中的优良天性，那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人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倡邪恶，于是就钻了牛角尖：请留神别把这个野蛮人当成了魔鬼；他可是个天使!一切的丑恶都是美丽的，一切的羞耻都是光荣，一切的荒谬都是高尚的，一切的罪恶都将受到赞赏。我们又回到了信奉异教的粗俗世界：所有的堕落都有自己的祭坛供人膜拜。在这些无耻的颂歌背后，骗子、罪犯们扭曲了公共道德，带坏了青年，使好人泄气，他们违背了美德，恰似罗马土兵当着基督面前吐了一口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