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些生气地马上回答道：
“夫人，我看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已下定了决心，他衡量了其后果，他看到了他将度过的那些艰难而悲惨的岁月；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是出于对波旁王族后裔的尊重，我是不会到这里来的；另外，我只能感谢夫人的好意了。因此，把那些大的分歧和那些从原则和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搁在一旁吧，我只求王后陛下同意听听与我有关的事。
“她很想同我谈谈她称之为我在舆论界的强大影响。确实!如果这种强大的影响确实存在，它只是建立在公众评价的基础上的；但是，在我改换旗帜之后，我将失去它。德·奥尔良公爵先生要是以为能得到支持，那为他效力的也只会是一个言词浮华的人，一个讲话没有人再听的变节的人，一个人人都有权在他脸上抹污泥、吐唾沫的背教者。如果他为路易·菲力普结结巴巴地说些模棱两可的话，那些人们就会拿他为那个已倒台的家族出版的全部著作来反对他。夫人，那部《波拿巴和波旁王朝》、以及一系列关于《路易十八来到贡比涅》的文章、还有《在根特枢密院里的报告》和《德·贝利公爵先生的一生》等这些著作，难道不是我写的吗?我不知道在这些书中，是不是会有一页，仅仅一页上，没有我过去的国王们的某件事的记述，或者没有我的爱、我的忠诚的保证洋溢其间，或者没有与夫人说我不信任国王一样引人注目的、带有我个人爱慕的个性的东西?一想到要背叛，我就脸红，说不定我明天还会跳进塞纳河呢。我恳求夫人原谅我的直率，我将会把这当作一个刻骨铭心的回忆的，但请您不要让我的名誉受到玷污，惩罚我吧!夫人，惩罚我吧!”
我站了起来，鞠了个躬，准备离开，德·奥尔良公爵夫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她也站了起来，走近我，对我说话说得这么简短，声调这么激动，我对此感到十分惊讶。
这就是我最后的政治上的愿望。根据圣伊莱尔①说的，我简直可以自认为我是个正人君子了，因为他认为：所有的人都会因为他们的圣洁而遭到魔鬼的诱惑：Victoriaeiestmagis，exactadesanctis(他的胜利是带给圣徒们最伟大的财富)。我的拒绝是一种欺骗：判断它们的公众在哪里?难道我不能置身于这群人——不顾一切为国家效命的大地母亲的勇敢的儿子们中间吗?不幸的是，我不是风派人物，而且我也并不想向命运屈服。在我和西塞隆②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之点；他的脆弱不能当他的挡箭牌，子孙后代没有原谅一个大人物为了另一个大人物③。一时间的软弱。是我贫穷的一生使我失去了他唯一的财富——对德·奥尔良·路易·菲力普的忠贞?
①圣伊莱尔(SaintHilaire)，四世纪普瓦提埃的主教。
②西塞隆(Cic&on公元前一○六—公元前四三)，政治家和演说家，典型的风派人物。
③指不能原谅西塞隆为了塞扎尔(即恺撒)的利益而一时的软弱(影射瞢罗·马塞罗)。
在王宫进行的最近一次谈话的那天晚上，我在雷卡米耶夫人家里遇见了德·圣奥莱尔先生④。我不想刺探他的秘密，但他却刺探起我的来了。他刚脱离他所经历的、现在还热着的人民运动。
④圣奥莱尔先生(Saint-Aulaire)一八二九年继承了他父亲的贵族爵位，后来他归顺路易·菲力普，井让他当了大使。
“呀啊!”他叫道，“见到您我多么高兴啊!真是天赐良机!我希望我们这些人能在卢森堡宫一起尽我们的职责。由贵族院议员来安排亨利五世的王位，真是怪事!我敢说，您不会让我一个人凉在一旁的。”
由于我的决心已下，我十分镇静；我的回答对德·圣奥莱尔先生的热情来说，像是一瓢冷水。他出去看他的朋友去了，却把我凉在一旁了：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共和党的末日
共和党在背叛了它的朋友的压力下，仍在拼命挣扎。八月六日，由巴黎十二个区的中央委员会指定的二十名成员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来到众议员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但蒂阿尔将军和迪律一迪费雷纳先生①回避了它。请愿书上这样写着：
①这两个人在复辟时期曾是自由党人。
作为宪法权力机关的国家，既不能承认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这个议会是在被它推翻的君主王权的影响下产生并存在的，也不能承认贵族议会，它的宗旨与让人们拿起武器战斗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作为革命的必然产物，巴黎十二个区的中央委员会只承认当前的、事实上的、但是是非常临时性的政权，它是属于当今的众议院的。考虑到采取一切紧急措施，它希望能实行自由选举并选出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它希望月前的所有议员能独自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不能这样，国家要惩罚那些无用并且企图妨碍国家行使权力的人。
这一切的动机都是很纯洁的，但是王国总兵早窥视着王位，而且，由于害怕与野心交织在一起，加速了他窃取王位的行动。这时的老百姓想再来一次革命，可不知道应如何着手。于是他们以雅各宾派为榜样，雅各宾派差点要把王宫里的人和两院里那些喋喋不休的人扔进海里。德·拉菲特先生近来意志消沉，值得庆幸的是他使国民卫队复活了，但他却像不懂事的孩子一样被菲力普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把菲力普当做奶妈，在这份幸福中他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这位老将军有的只是欺骗性的自由，就像一七九三年的革命，只是死亡的开始。
事实是一个没有支配权、被削弱—了的议会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控制王权：这就是特别联合国民公会：由上议院和新选出的下议院组成，它支配着第二代雅克政权。我们可以肯定，众议院的残余，那二百二十一个①在查理十世传统的世袭君主制度下的元老，对选举制的君主制度不会带来任何支配权，他们一开始工作就得停止，并会使这种支配权朝着半合理的原则倒退。那些为新王权铸剑的人们已坐到了一座活火山顶上，那火山迟早会爆发的。
①指一八三○年那些投票赞成以书面申明的形式对国王进行谏净的议员。
八月七日这一天——贵族议院会议——我的演说——我离开卢森堡宫是为了一去不复返——我的辞职
八月七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日子：正是那一天，我幸运地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涯，像当初开始时一样。这是今天足以让人高兴的少有的幸福。有人从众议院给贵族议院带来一则关于王位空缺的申明①。这时我正走去坐在我的位子上；我的座位在最高的那排，在会议主席座位的对面。贵族们给我的印象是即忙碌又沮丧。如果有人把他们最近的一次背叛当作骄傲，那么其他的人会把他们没有勇气去听取悔恨当作耻辱的。我一面观察这个悲惨的议会，一面感慨道：“什么!曾接受过查理十世恩惠的那些人，现在竟要在他处于不幸的时候背弃他!那些人的特殊使命就是保护世袭王权；他们和那些与国王朝夕相处的人真会出卖他吗?他们在圣克卢时，时时刻刻密切关心着他，在朗布伊埃时，他们支持着他，而且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国王还紧紧握着他们的手，那么，他们会举起曾在最后一次拥抱过国王时的那双手来反对他吗?十五年以来，在这个议院里听到都是他们信誓旦旦的誓言，难道今天会听到他的背叛的誓词吗?然而，正是为了他们，查理十世才会完蛋，正是他们，促使他发布了敕令；当敕令公布以后，在雷电交加、暴风骤雨来临前那一分一秒寂静无声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欢欣雀跃，乐不可支。
①它刚由众议院表决。
这些想法在我脑海里缠绵悱恻，不是滋味。贵族议院已成了旧的、君主制、共和政体和帝国的腐败、堕落的三合一聚集地。至于一七九三年的共和党人，他们已成了参议员，至于波拿巴的将军们，我只期望他们向来所做的事：他们废黜了他们一切要归功于他的那个特殊人物；他们正要废黜在财富和荣誉上使他们飞黄腾达的国王——他们的第一个主子。狂风怒吼吧，他们还将废黜这位篡权者，尽管他们当初准备把王冠扔给他。
我登上讲坛，下面一片死寂，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得很难堪，每个议员都在位子上侧过身去望着地上。除了几个像我一样决心隐退的议员以外，没有人敢抬头看着讲台。我把我的讲稿保存了下来，它不仅概括了我的一生，还因为它是我对未来的向往的第一章：
先生们：
给这次会议带来的那项申明对我来说，远没有比对那些与我持不同意见的先生们那样变得复杂化。在我看来，申明中的一件事支配着其他所有的事，或者不如说把其他的事都给毁灭了。如果我们处在正常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我会仔细推敲大家要在宪章中进行修改的条款的。这些要修改的条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提出来的。我感到惊奇的仅仅是，有人竟能在这次会议上谈关于由查理十世创建的贵族议院的反动措施。我不会因为这伙人而变得软弱的，你们知道，我还同他们的恫吓作过斗争；你们也知道，互相诋毁，为所欲为地把我们的议员从名单中勾掉，做得过火了，这无异于被流放。他们是不是想把贵族议院搞垮?可以这样说：与其任人宰割，不如一死了之。
我对事情的细节谈得不多，我已表示了自责；不管它有多么重要，它终归会大大方方消失的。法国没有方向，但我将去料理那只起锚的、被拔去了舵的航船，去增加或减少它的桅杆的!因此，我要从选出的议会的申明中删去那些次要的东西，而且我坚持要弄清王位是真正空缺还是所谓的空缺这个唯一的事实，我将径直朝着既定的目标一直走下去。
一个首要的问题应该解决；如果王位空缺，我们是不是能自由选择我们政府的形式。
在把王位给某人之前，有必要弄清楚我们把社会制度建立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上。是建立共和制还是建立新的君主制?
共和制或新的君主制，它能给法兰西以长期的、有力的和安宁的足够保障吗?
一个共和政体，或许首先反对它的，就是对共和制本身的回忆。那些回忆一点都没被抹去。人们没有忘记，在那个时期，在自由和平等之间，死亡就是依凭它们的臂膀游戏于人间的。当你倒在新的无政府状态下，你能在崖边唤醒唯一能战胜魔鬼的海格立斯吗?在许多年以后，你的子孙后代也许能看到另一个拿破仑，而你本人，就指望他了。
再说，在我们今天的道德状态下，在与我们周围各国政府的关系中，共和体制，除了它的不足之处，在我看来，现在是实行不了的。首要的困难是要引导法国人形成一致的决议，巴黎居民有什么权力能迫使马赛居民或其他城市的居民建立共和政体?是一个共和政体还是二十个、三十个共和政体?它们是联邦制的还是相互独立的?先撇开这些障碍不谈，就算只有一个共和政体吧，我们的民族有着亲善和洽的传统，但是，一个总统，尽管他多么严肃认真，尽管他多么受人爱戴，尽管多么能干，一旦他独揽大权，你设想一下，那时他会愿意自动退休离职吗?那时法律和舆论都约束不了他，而且他日日夜夜受到隐密的对手和捣乱分子的祸害、贬责和辱骂，他无心去搞贸易和房地产业，他既没有足够的尊严去和外国政府打交道，也没有足够的势力维持好内部的社会秩序。如果使用武力镇压吧，那末共和政体就会变得让人厌恶。那时动荡不安的欧洲会乘机破门而入，进行挑拨离间、武装干预，人民又会陷入可怕战争之中。议会制共和政体无疑会是世界未来的政府形式，但它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我们再看君主制。
由议会任命或由人民选举国王，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件新生事物。于是，我在想，人们需要自由，特别是新闻的自由；正是通过自由，也正是为了自由，人民刚刚取得了一个如此令人震惊的胜利。不过，请注意，一切新的君主政体，迟早会不得不压制这种自由的!拿破仑，是他本人同意这种自由存在的吗?我们不幸的宝贝、我们光荣的奴隶——新闻自由只有在一个政府深深地扎稳了根之后，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一个君主政体，是鲜血淋漓夜晚过后的产物，难道它对舆论独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吗?如果一些人能鼓吹出共和政体，而另一些人能鼓吹出另一种政体，难道你不担心会不得不立即求助于特别法，尽管它已取消了一八一四年的宪章中第八款增加的议会弹劾权①?
①这里指取消了“议会弹劾权不会被恢复”这一条款。
那么，得到了自由的朋友们，你们会从人们向你们提出的改变中得到什么呢?你们将会深深地陷入共和政体里面或合法的奴役之中。君主政体将会被民主法制的洪流淹没和卷走，或者是君主被乱党运动打垮。
人们被初步的胜利陶醉了，他们以为一切都易如反掌；他们希望能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一切情感和一切利益；他们以为每个人都会把个人的观点和虚荣搁置在一旁；以为知识的优势和政府的才智会克服数不清的困难，但是，几个月之后，事实推翻了这些设想。
先生们，对一个新的共和政体或一个新的君主政体，以及与它们相随而来的诸多不便，我只向你们介绍了这几点。如果它们两者都有其许多缺陷，那么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它很值得我们谈谈。
一些不得人心的大臣玷污了王位，而且他们支持谋杀犯罪；他们阴一套阳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诡计多端。
外国先生们，你们两次进到巴黎，没有受到阻拦，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成功的真正原因；你们是以合法政府的名义进来的。如果你们今天跑到这里来要挽救专制政权，想想吧，文明世界首都的大门是不是同样在你们面前也能轻易地为你们打开?法兰西民族在你们走后，在法制的保障下，已经变得强大了；我们十四岁的孩子已成了巨人；我们在阿尔及尔的新兵，我们在巴黎的中学生们刚刚向你们显示了他们战胜奥俄②、马朗戈③和伊埃纳④的勇气，而这些孩子在自由加光荣的战斗中变得更为强壮了。
②指一八○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与奥地利和俄罗斯之战。在这次战争中，拿破仑战胜了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两个皇帝，故又称“三个皇帝之战”。
③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波拿巴战胜梅拉斯的奥地利人的战争。梅拉斯在亚历山大(埃及)附近。
④指一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拿破仑战胜荷昂洛贝王子指挥的普鲁士士兵的战争。这次战争打开了通往柏林的道路。
没有比巴黎人民的自卫战更为正义、更为英勇壮烈的战斗了。人民奋起战斗并不为了反对法律；只要是牵涉到遵守社会公约时，人民便安分守己；他们忍受着辱骂、挑衅和威胁，不出怨言；他们用金钱和鲜血换来了宪章，他们对金钱也好，牺牲也好，从不吝惜。
但是，当他们忍受到最后一刻时，他们突然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当愚陋和虚伪的阴谋忽然暴露，当太监们策划宫廷恐怖以为能取代共和党的恐怖和帝国的枷锁时，人民于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武装自己；他们发现工场主们很容易制造出火药的烟雾来，而且认为只要几个士兵和一个头头便能使这种恐怖大为减少。一个世纪不能像三个最后的大阳一样，使一个民族的觉悟成熟起来；这三个大阳刚刚照耀在法国的上空。这时发生了一庄重大的罪案，并且对一条原则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难道就因为这庄罪案以及随之得到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胜利，我们就能颠倒事务本来的顺序吗?我们来看看吧：
查理十世和他的儿子已经下台，或者说已放弃王位，你们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但是，王位并不空缺：他们走后又来了一个孩子；难道我们能说他无知吗?
今天什么人大喊大叫反对他呢?你们敢说反对他的是他父亲吗?这个孤儿是在立宪政府的关怀下、在这个世纪的思想教育下，在学校里成长大的，他有可能成为一个能满足未来需要的国王。在他的监护人的监护下，可能会要让他发表继位宣言；你们将对这个宣言进行表决。获得多数票通过后，这位年轻的君主将重新宣誓。目前实际上的国王会是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他是摄政王，曾是生活在人民群众身边的王储，他明白如今的君主政体只能是个得到民众拥护的、明智的政体。这些因素自然地归结在一起，这在我看来，会是一种解决王位继承问题的最佳方式，也许能在平复国家因为那些剧烈的变更引起的动荡后拯救法国。
说那个孩子离开了他的老师，在长大成人之前一直都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说他在接受长时间的平民教育以后，在那把两个国王推向黑暗深渊的可怕教训之后，他会因为他的出身而自命不凡，这些是合乎情理的吗?
从亨利四世婴儿时期到年轻亨利的婴儿时期，这样一代又一代我都为其辩护，这既不是因为感情上的忠诚，也不是乳母般的怜悯，而且事情一旦成功，可能一切都会对我不利。我这样做，不是追求离奇，不是追求荣誉，也不是要自讨苦吃；我不相信王室的神权，但我相信革命的力量和事实。我甚至不引证宪章，我把我的思想看得更高；我这些思想是从我这一生为之奋斗的这个时代中的哲学范围里得出的：我就这么很简单地建议这位波尔多公爵作为王室的继承人，他比大家讨论的人选要强得多。
我明白大家在疏远这个孩子的同时，想制定人民王权的方针，因为旧学校的愚昧证明，在政治上，我们老一辈的民主人士没有做出王国老战士那么多的成绩。任何地方，绝对的王权是没有的；自由不会从政治权利中得到，就像我们从十八世纪的情况看出来的那样。自由来自自然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它存在所有形式的政府中，因此，一个君主政体也许是自由的，比共和政体要自由得多。但是，要讲一堂这方面的政治课，现在既不是时候，也不是这个地方。
我只想指出，当人民掌握了王权的时候，他们也拥有了他们的自由；我请你们注意，君主世袭制的原则一开始也让人觉得荒谬，但慢慢地也就被认可了，它比君主选举制更可取。其理由十分明显，我不需要在这里发挥了。你们今天选一个国王，谁明天会阻止选另一个呢?你们会说，是法律。法律?法律难道不是你们制定的吗?
还有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再要波旁王朝的长房掌权了。为什么你们不要他了呢?因为我们胜利了，我们在正义的、圣洁的事业中得胜了，我们要行使战胜者的双重权利。
很好：你们显示了王权的强大力量，很好地保存这股力量吧，因为，如果你们在这几个月内失去了它，那时会悔之晚矣。这就是人类的本性!最明智、最正直的人是不会居功自傲的。他们首要的，是运用手中的权利来反对暴力；他们用他们智慧的全部优势来维护这种权利；而且，在他们指出的事实是通过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被颠覆所证明的时候，那些战胜者们，会夺取他们手中的破烂武器的!那时候，那些危险的破铜烂铁，还没有使用就会伤着自己的手的。
我把战斗放到了我的对手的地盘上；我过去从来没在那面死人的旗子下角逐过：那面旗子并不是不光荣，但它吊在那旗杆上一动不动，死气沉沉。当我拨动那三十五个卡佩家族的遗骸时，我找不出任何哪怕只让人听一听的论据。对一个名字的狂热崇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君主制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这是那个时候优于其他形式的政治形式，因为它使得秩序更好地进入了自由的领域。
卡桑德尔真无用，我已很厌恶那些轻视我的警告的王室和贵族议员①了：我现在只是坐在我曾预言的灾难的残局上了。我在不幸中承认了各种势力，但使我违背誓言的势力除外。我也应该使我的生活保持一致：在我为波旁家族做过、说过、写过的一切之后，如果我在他们最终落得过流亡生活的时候，来否认他们，那我会是个最可怜的家伙。
①“贵族议员”(pairie)在原文为“祖国”(patrie)，一九四六年雅克·夏特莱先生在《夏多布里昂社会新闻简报》第四十六页中指出，这是个笔误，应为“贵族议员”，而不是“祖国”。
我把恐怖留给那些没有为王国作过一点贡献的高贵王室成员们，留给那些不久前把我当做叛徒、叛教者、革命者的教会和王室的捍卫者们。叛徒称你们为御用文人!那么，来吧，来为那个赋予了你们才能、但已被你们抛弃的可怜的主人说一句话吧，只说一句话!政变的策划者们，制宪政权的鼓吹者们，你们在哪里?你们躲在污泥浊水的底层，你们在那里伸出头来诽谤那些国王的忠实的仆人；你们今天的一言不发跟昨天洋洋万言如出一辙。那些显赫的勇士动刀兵把亨利四世的后代赶走，现在让他们蹲在三色旗下发抖吧，这是必然的。他们用高贵的色彩涂抹在自己的脸上，这或许能保护他们的个人，但掩饰不了他们的卑鄙行径。
另外，当我在这个讲台上直言谔谔时，我一点也不认为这是英雄主义的行为。我们今天不再是那种发表一种不同的见解就要搭上一条命的时代了，再说，即使是那样的时代，我也会大声地说上一百遍的!最好的掩蔽体是一个向敌人敞开的心胸。不，先生们，我既不用害怕其良知与他们的勇气相等的人民，也不用害怕我所钦佩的那英勇无畏的年轻一代；我同这些年轻人坦诚相见，相处得十分融洽协调，我祝愿他们，像我的祖国一样，荣耀、光荣和自由。
我远远没有去想要在法国散布分裂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我的讲话有一丝的激情的原因。我之所以从内心里主张让孩子在寒微贫贱而幸福的生活行列里成长，就是为了确保三千三百万人民的安宁。一切与时需相矛盾的言词，我都会看成是罪行；我没有这种秽行。如果我有权支配王权，我将会自愿地把它交给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但我在圣德尼只看到缺一座坟墓，而不是王位。
等待的王室摄政王先生的命运不管如何，只要他为我的祖国谋幸福，我永远不会是他的敌人。我只要求保持我心灵上的自由和去到我感到独立和宁静的任何地方去死的权利。
我反对草议声明。
我开始演讲时，心情相当平静，但后来我渐渐激动起来了。当我说到：“卡桑德尔真无用，我已很然厌恶那些轻视我的警告的王室和贵族议员了”时，我的声音哽咽起来，我不得不拿起手帕去擦掉我脸上揪心而苦涩的眼泪。愤怒的情绪使我接着说了下列这段话：“叛徒称你们为御用文人!那么，说一句话吧，只说一句话!”说到这里，我把目光投向了那几行我对着他们说话的人。
不少议员一副颓丧的样子：他们把自己深深地埋在扶手椅里，躲在他们那些同样一动不动的同事后面，以致我无法看到他们。这篇讲演引起了一些反响，在座的各政党成员都受到了刺激，但谁也没有吭声，因为我费了许多劲，摆了大量事实。我从讲台上走下来，离开大厅，去到了存衣处。我脱下了我的议员服，取下我的剑和我那顶有羽饰的帽子；我御下三色标志中的白色标志，并把它放在我穿着的黑色礼服胸前左边的小口袋里。我的仆人送走了我的议员服，我抖了抖鞋子上的灰尘，离开了这座背叛者们的宫殿，我再也不会回到那里去了。
八月十日和十二日，我结束了一切工作，并送去了下面这些辞呈信件：
贵族议院议长先生①：
①从八月四日以来，由帕基埃(Pasquier)先生任议长。
由于不愿为路易·菲力普·德·奥尔良效力，他俨如法国人的国王似的，我觉得自己已别无良策，不能继续参加世袭议院的会议了。承蒙路易十八国王的好意和王室的慷慨，给我留下的唯一标志：一万二千法郎的议员养老金还在。给我这笔钱，如果说不是荣誉的标志，至少也是解决我日常生活之需的标志，我当时被招了来担任了这个显职。如果我继续保留这项恩赐，而又不能继续履行我的职责，那是不合适的。因此，我荣幸地放弃这笔养老金，交由您去处理。
一八三○年八月十于巴黎
财政大臣先生②：
②从八月一日起，由路易任此职。
承蒙路易十八国王的好意和王室的慷慨，留给了我一笔一万二千法郎的养老金。这笔钱已改为终生年金，并登记在国家债权人的名册上，而且这笔钱只能由所持人的第一代直系亲属继承。我已不能为奥尔良公爵先生效命，他俨然成了法国人的国王似的，故此，如果我继续领取那笔我已不担任其职务的补贴，显然是很不公正的，我决定放弃这份补贴，交由你们处理。八月十日，我就此事已给贵族议院议长先生写了一封信，并告诉他，强求我宣誓效忠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已停止领取这份养老金了。
顺致崇高的敬意。
一八三○年八月十二于巴黎
尊敬的掌玺大臣先生①：
①赛蒙维尔(Sononville)继续留任此职。
我很荣幸地能给您送去我写的这两封信的抄件：一封是写给巴黎贵族议院的议长先生的，另一封是写给财政大臣先生的。您在这两封上可以看到我已放弃了贵族议员的养老金，因此我的代理人不能再去领取这笔津贴了。这笔钱，在八月十日，即我声明拒绝效命的那天起，已被冻结了。
顺致崇高的敬意。
一八三○年八月十二日于巴黎
尊敬的司法大臣先生②：
②指杜邦·德·厄尔(Dupontdel'Eure)。
我很荣幸向您呈上我辞去国务大臣的呈文。
司法大臣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致意。
您的卑微而恭顺的仆人
一八三○年八月十二于巴黎
我像一个小圣让一样，已一无所有了，但长期以来，我已习惯以野生蜂蜜为食③，而且我不用担心埃罗迪埃德的女儿会喜欢上我这个白头老翁①的。
③像当年圣让·巴蒂斯特(JeauBaptiste)在荒原上以野生蜂蜜为食一样。
①犹太王妃埃罗蒂埃德(Herodiade公元前七年—公元后三九年)，大埃罗德的孙女。她先后嫁给了两个年岁很大的埃罗德：埃罗德·菲力普和埃罗德·昂蒂帕。
我的装饰物：剑上的穗子、流苏、螺旋状的流苏和肩章，全卖给了一个犹太人，由他拿出熔化后，给我送来了七百法郎，这是我们有荣誉的产物。
查理十世动身去谢尔堡
查理十世此时怎样了?他由他的卫士陪伴，在三个警察押送下，走上了他的流亡道路。在穿过法国境内时，竟没有引起路旁正在耕种的农民的惊讶。在两三个小镇里，出现了一些敌对行动；在其它城镇里，一些有钱人和妇女对他则有怜悯的表示。要知道，波旁王朝再也不会有在从丰泰纳布洛到土伦途中所引起的那种轰动了；法国不再那么激动了；那么多战役的那个战胜者差点在奥里贡被暗杀。在这个疲惫的国家里，最重的事件也只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消遣的悲剧而已：幕布揭起时，它占据着观众的心，可幕布落下时，它留给观众的只是空洞洞的回忆。有时，查理十世和他的家人在那些蹩脚的驿站停下来，在一张肮脏的餐桌一角用餐；在他之前，往往是车夫们用餐的地方。亨利五世和他的姐姐则在餐馆的院子里逗鸡和鸽子玩。我曾早就说过，君主制完蛋的时候，人们会爬到窗子上去看它路过。
这时天上下起雨来，它是在诅咒那得胜的党和失败的党吧。当人们认为整个法国是被敕令激怒了的时候，菲力普国王收到了来自外省写给查理十世国王的许多信件，称赞他采的回忆的，他的回忆挂在斯图阿城堡的城墙上，由于时间的流逝，它已变成了古旧而发黄的雕刻了。
七月革命会是什么
我把在我面前流逝的这三天逐一进行了描绘。某种时代色彩在事件进行时显得绘声绘色，可是事件过后，就显得子虚乌有了；这种时代色彩展现在整个画面上。这场革命声势浩大，就是缩小到最小的比例，也要一分一秒地细细描述。事件是从事物的内部引发出来的，就像人是从娘胎里出来的一样，都有其天生的缺点。可怜和伟大是孪生姐妹，她们同时出生，随着差别逐渐扩大，可怜在某个时候会死去，只留下了伟大。为了公正地判断留下正确的东西，应该站在子孙后代的立场上，让子孙后代去判断好坏。
我已去掉了气质上和行动上我曾有过的那种狭隘的情感，我心里装着七月的那些日日夜夜。在贵族议院里我的发言中，我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民于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武装自己；他们发现工场主们很容易制造出火药的烟雾来，而且认为只要几个土兵和一个头头便能使这种恐怖大为减少。一个世纪不能像三个最后的太阳一样，使一个民族的觉悟成熟起来；这三个太阳刚刚照耀在法国的上空。”
事实上，切实地说，是人民在二十八日那一天里十分勇敢和大度。卫队死的死，伤的伤，损失了三百多人；它给了广大穷人阶层广泛的公道平允，正是这些穷人在这一天中独自作战，他们中虽然混进了一些不干不净的人，但并没有给他们丢脸。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二十八日那天出来得太晚没有赶上参加，但是二十九日那天，人民群众把他们放到了队伍的前面，他们的单纯和天真令人敬佩。
那些杰出的人物在人民坚持的这场斗争中不在场，只在二十九日，也就是说，当最危险的时刻过去之后，他们才来加入他们的队伍，其他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战胜者们，也只是在三十和三十一日，在取得胜利之后，才赶来加人人民的行列。
部队方面，也大体差不多，参加进去的士兵和军官为数可数；把波拿巴弃置在丰泰纳布洛的参谋部，站在圣克卢的高地上观战，以便看风使舵：当查理十世如日方升的时候，他们对他投其所好，如蝇逐臭；当他日薄西山的时候，他们乘人之危，溜之大吉。
平民的克制同他们的勇气一样，社会秩序顿然混乱起来。在公园门口守门的那些半裸的工人，我们大概都见过吧，他们根据上头的命令阻止其他衣衫褴楼的工人进去，为的是用这种义务的力量为自己形成一个概念，这种义务的力量控制着仍是主人的人们。他们能为自己付出血的代价，能经得住苦难的煎熬。像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一样，人们一点都没有看到逃亡中被杀害的那些瑞士人。所有的意见都得到尊重，除了个别的例外，人们从来不滥用已经取得的胜利。战胜者们抬着卫队的伤员穿过人群，他们大声叫道：“向勇士们致敬!”士兵一旦去世，他们就说：“安息吧!”在立宪制度下，复辟的十五年使得我们中间有了人道、平等和公正的精神，这在二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的精神下是没能培养出来的。进到我们习俗中的特权似乎已变成了普通的权利。
七月革命的影响将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这次革命宣布反对王权已告结束，如今国王们只能通过战争的暴力才能行使其统治了，而且那也只是权宜之策，是不能长久的：用暴力维持其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蒂西迪德和塔西特不会把这三天的事件很好地讲给我们听的；我们大概会要波舒哀为我们解释一番天意中的事件的；天神能看到一切，但超越不过它那明智和光辉的界限，就像在两个光极上滚动的、东方人称它为上帝的奴隶的太阳那样。
我们不要在我们身边寻找离我们很远的事件的动机：人的平庸、极度的恐惧、说不清的争执、仇恨、野心、一部分人的自负、另一部分人的成见、密谋、堂会①、采取的好的或坏的措施、勇气或缺乏勇气，所有这些都是一些偶然的事，而不是事件的原因。当人们说他们不再需要波旁王族、波旁王族已变得可憎可恨时，他们是说，他们认为波旁王族是外国安置在法国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①指秘密的社会集会。
严格地讲，七月革命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没完没了的社会变更。通过这一连串的变更，一八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的事件只不过是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事件的继续。我们第一次评议会的工作已经中止，但并未结束。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法国人已习惯于生活在别的首领的统治下，而不是在他们以前的君主统治下，像英国人生活在克诺伟伊的统治下一样。查理十世的倒台，是路易十六被斩首的产物，如同雅克二世被赶下王位是查理一世被暗杀的产物一样。革命的火焰在拿破仑的光荣和路易十八的自由中似乎已经熄灭，但是革命的胚芽没有被毁坏，它存在在我们的心底里；当复辟的谬误唤醒它时，它仍会发展壮大，它甚至很快就会爆发。
神灵的裁夺显现在正在进行的反君主政体的变化之中。智力浅薄者在革命中只看到了三天的殴斗，这再简单不过了；但有识之士却明白已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人民君主制的信条已取代了王室君主制的信条，世袭君主制已变成选举君主制。一月二十一日听说有人控制了国王，七月二十九日表明人们可以控制王权。然而，所有显现出来的好的或坏的事实，都掌握在人民群众的手里。一项变更，当它不再是以大逆不道的形式出现时，当它是出自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时，就不再是闻所未闻、显得格外特别了。法兰克人集体行使王权，然后他们把王权授与某些首领，这些首领然后又把王权授与某一个人，然后，这个唯一的首领为了他家族的利益，篡夺了王权。现在人们把世袭王权推向选举王权，从选举王权推向共和政体。这就是社会发展史，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从人民中来，又回到人民当中去。
因此，我们不要以为七月的事业是多此一举，不要以为通过长子的权利来继承王位恢复王位继承权，也不要对我们说，七月革命会夭折。毫无疑问，德·奥尔良家族支系的根不会扎牢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流了那么多的血、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费去了那么多的才智，并不会是这样的结果的!七月，结果它不是带来法兰西的最终毁灭和所有民主的消亡，那么，它必将结出自然的果实：那就是民主。这果实也许会是苦涩的、流血的，但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君主制，它决不会长在共和政体的茎上!
因此，不要把这个偶然产生的国王和这次革命混同在一起；这场革命，像我们看到它发生的那样，它是与他的那些原则背道而驰的。它不像是个能成活的婴儿，因为它受到王权的惩罚。不过，这场革命，它也只能维持几年的时间，因为将要来的和将要过去的东西都将改变有待我们认识的许多东西。上了年纪的人都将死去，或再也看不到他们看过的事情；青少年达到了懂事年龄；新的一代将对老一代进行更新；医院里洗伤口的脏水流到大江里，只会弄脏伴随这些脏水沿江而下的水流，而大江的上游和下游的水流却保持着或重新变得清澈。
原本自由的七月，产生了一个极不自由的君主，但是去掉他的王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将被迫接受已成为自然规律的变更；只有这样做，他才能生活在适应他的气质的环境里。
共和党的错误，正统派的幻想，一个个都是可悲的，而且它们都超越了民主和王权：共和党认为暴力是成功的唯一手段，而正统派则认为只有回复到过去才是唯一的安全港。殊不知，有一个支配社会的道德准则，有一个高于个别合法性的普遍合法性；这个伟大的准则，这个伟大的合法性，就是人们享有自然的权利，这是由义务所规定的，因为是义务创造权利，而不是权利创造义务；欲念和罪恶使你们降到了奴隶阶层。普遍的合法性不会有任何障碍要克服，按照同一原则，如果它保存了个别合法性的话。
另外，注意一下就足以让我们弄懂，我们古老王族的那不可思议而威严的力量：这个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老去重复它的，一切王权将随着法国王权的灭亡而灭亡。
事实上，在没有君主的时候，同时也就没有君主思想了；人们在自己的周围有的只是民主思想。我的年轻的国王将把世界上的君主制揽在他的怀里带走。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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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这一切关于一八三○年革命在未来的岁月里会是什么时，我很难抵御那种要我从相反的方面推断的本能。我有这种本能是因为一八三○年的混乱使我不快；我不相信我自己，也许，我的认理不认人，帮理不帮亲过火了一点，也许我夸大了这三天未来的作用吧。然而，查理十世的垮台已经过去了十年了，英雄的七月不是傲然屹立吗?现在已是一八四O年十月初了，法国衰落到了何种地步!如果我能在法国政府的耻辱中尝到一丝欢乐，在维罗纳的代表会议上重新念一念我给坎宁先生的信，我会感到某种自豪的：当然，不是刚才在众议院会议上公布的那封信①。错误出在哪里?出在被选出的王子身上吗?还是大臣们的无能?或者还是由于其才智与骨气似乎已经耗尽的民族本身?我们的思想是进步的，难道是我们的道德观念在支持着它?一个有着十四个世纪历史的民族，由于一场意想不到的爆炸而结束了它漫长的生涯，走到了它的尽头，这不会奇怪的。如果您把这本《回忆录》继续读下去，您将会发现我认为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社会的完蛋，而且您会公正地看待在我们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一切我认为美好的东西的。
①一八四○年，东部问题差点引发了一场欧洲战争。年底，梯也尔和吉佐在这次会议上公布了他们在这次危机中与英国政府交换的信件。
《杂记》，一八四○年十月三日于巴黎
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我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我的这部只概述我的宫廷经历的《回忆录》也该就此搁笔了。三次灾难标志着我过去生活中的三个部分：在我的旅人和士兵生涯中，我目睹了路易十六的驾崩；在我的文学创作生涯结束时，波拿巴消失了；查理十世的垮台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涯。
我在文学创作中确立了一个革命的年代，同样，在政治上，我提出了代议制政府的原则②；我的外交通信，我想，它抵得上我的文学作品。也许两者皆不足观；不过，两者可等量齐观，这是肯定的。
②见第二卷，第447页。
在法国，在贵族议院的讲坛上，在我的通信中，我施加了某种影响，使得德·瓦莱尔先生先是进了内阁，后来他成了我的政敌之后，又迫使他退出了内阁。这一切，您读了这部《回忆录》之后，就可以得到证实。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西班牙战争是个重大事件。这次战争对我来说，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恰如我在文学生涯中写《基督教真谛》。命运选择了我，让我承担了那次巨大的冒险；在复辟时代，它本可以调整世界迈向未来的步伐的。它让我摆脱了梦想，把我变成了事件的指挥者。在它的牌桌上，它让当时的两位首相，德·梅泰民亲王和坎宁先生成了我的对手，我战胜了他们。各国内阁中的严肃之士一致认为，他们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位政治家的风采。波拿巴在他们之前已经预见到了这点，尽管我的书他没看过。因此，我可以认为，在我身上，政治家和作家的能耐不相上下，这不是自我吹嘘。不过，我认为国务活动家的声誉一钱不值，正因为这样，我才指天画地，舌无留言。
半岛事件的时候，如果不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把我排斥在外，我们的命运就会改变，法国就会重新获得它的边界，欧洲的平衡就会重新建立，复辟就会大加增光，长久地存在下去，而我的外交工作也会在我国的历史上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我的两种生涯之间，不同的只是它们的结果。我的文学生涯是圆满的，产生了它应该产生的一切，因为它只取决于我自己。我的政治生涯是在其成功的途中突然中断的，因为它取决于别人。
尽管如此，我承认我的政治方针和才略只适用于复辟时期。如果原则方针、社会和人本身发生了变化，昨天还是好的东西，今天就会过时无用了。关于西班牙，王族之间的关系，因撒利克法典的废止而不复存在，因此重要的已不再是在比利牛斯山之外建立起不可穿透的边界了；必须接受有朝一日奥地利和英国有可能对我们重新开战的这一事实；必须持那种把他们已经到来了的观点；必须放弃一种坚定而理智的行动，尽管不无遗憾，尽管其肯定的利益的确是长远的。我坚信，我为正统派尽了我的努力，就像它本应该做的那样圆满完成了。我当时和此刻一样，对未来看得一清二楚；只是，我希望到达的路途不那么险峻，以便让有利于我们的宪政教育的正统派在其匆忙的奔跑中不至跌倒。现在我的计划实现不了了；俄国将转向他方。假如我现在去半岛，那里的精神早就产生了变化，那么我要同不同的思想的人打交道了；我将只关心人民的联合，无论这种联合多么令人怀疑，让人眼红，情绪激昂，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我不会再考虑同国王们的关系。我将对法国说：“你离开了既定的道路，走上了崎岖的小径；那好吧，你就去探索一条最好的然而充满危险的道路吧!改革、事业、创新，全由我们自己来干吧!来吧!如果需要，让武器来帮你们的忙吧。新事物在哪里?在东方吗?那么就到那里去吧。我们的勇气和才智应该去哪里施展?朝哪里跑去?让我们站在人类腾飞的前头；别让别人超过我们。在这一次十字军东征中，让法国的名字排在别国的前面吧，就像昔日里前往基督的坟墓时一样。是的，如果祖国采纳了我的建议，我将竭力在它所采取的危险原则中对它有用；现在去拉住它，无异于宣判它的死刑。我不会满足于讲演，我会把事业同信仰联系起来，我将训练士兵，准备几百万，我将建造船只，如同挪亚，以防洪水。倘若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会回答道：“因为这是法兰西的意愿。”我会用电报通知欧洲所有的内阁，没有我们的介入，谁也别想在世界上动一动；若要瓜分世界，最大的一份将是我们的。我们不会再去卑躬屈膝乞求我们的邻居让我们生存下去；法兰西的心脏将自由跳动，任何人都不敢用手去数它脉搏跳动的次数。而且，既然我们是在寻找新的太阳，我将迎着辉煌冲在前面，不再等候曙光自然升起。
上天保佑，让我们在其中寻求一种新的繁荣方式的工业效益不至骗人，让它们和旧社会从其中走出的那些道德利益同样富有成果，同样富于教化!时间会告诉我们，这些工业效益是否只是那些思想贫乏之徒无结果的梦想?他们设法走出物质世界。
尽管我的作用和正统派一起结束了，我仍对法兰西有着美好的祝愿，无论它的不可预料的任性让它服从的是什么政权。至于我，我毫无所求；我只想不要在脚下跨过太多的崩塌的废墟。然而，岁月犹如阿尔卑斯山：刚越过几座山峰，又有别的山峰耸起。咳!那些最高的、最后的山岳无人居住，荒芜不毛，白雪皑皑。
引言
三天的喧哗终于结束了。我非常惊讶自己能平心静气地打开这部作品的第四部分，看来我已渡过了难关，且在不知不觉之中溜进了一方和平安宁的地带。假如我在今年八月七日死了，那么，我在贵族议院的最后一篇演讲将成为我历史的终止线；长达十二个世纪的灾难性往事将填塞我的回忆，悲剧也将圆满地画上一个句号。
但是，我不会马上死去的，因为我并未被击败。皮埃尔·德·勒埃图瓦尔在亨利四世遇刺以后不久在报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这里，伴随着我的国王(亨利四世)生命的结束，我亦将结束第二本记载着忧郁、虚浮的消遣和好奇探索的手册。公众也好，个人也好，一个月以来，由于亨利四世的死，个个忧心殷殷，慑怛伤悴；我个人更是愁肠百结，日夜忧心如焚。这便是这本手册此时此刻的最后一段。
我想以此为标志，结束我的这本历年大事记。然而，由于出现了由这一重大事件引发的这么多的奇特的新的变故，我若在它取悦上帝之前就把它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就好了。我猜想这将为期不远了。
勒埃图瓦尔目睹了第一位波旁王室成员的死，我也刚刚见到了最后一个的垮台，我是否也该在这种时候结束我这本记载着忧郁、虚浮的消遣和好奇探索的手册呢?也许吧，然而由于出现了这么多的由这一重大事件引发的奇特的新的变故，我若在它取悦于上帝之前就把它传递给另一个人就好了。
如同勒埃图瓦尔那样，我对圣路易家族的厄运深表哀伤；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在我的痛苦之中夹杂着某种发自内心的欢愉；我为此曾自责过，可还是无法抗拒：这种欢愉就像奴隶挣脱了锁链时的那股高兴劲儿那样。当我告别了旅人和土兵生涯时，我尝到了忧郁的滋味。现在，作为一名解放了的宫廷苦役犯，我体验到了欢愉。我对自己的原则和誓言忠贞不渝，从未背叛过自由和国王；我既不带走财富也不带走荣誉，就像平时一样贫穷的离开。幸亏结束了那令我腻味的政治生涯，带着满腔的欢愉，我回到了自己的墓地。
啊，为我的同胞和可贵的独立祈祷祝福吧。那是我生命的灵魂!来吧，把您视为知己密友，当偶像崇拜和缪斯看待的《回忆录》带给我吧，休闲时光本来就是用来讲述故事的，我将继续向渔夫讲述我在海上遇难的经过。回到我原始的本性，我又变成了旅人，可以自由自在豪放不羁了。我是怎样地开始我的旅程，我将怎样地来结束它；已画上圆满句号的有生之年，又将我带到了新的起点线上。一路上，在那些我过去跑遍过的路途中，我是无忧无虑的新兵，但却像老练的养老兵那样缓慢前进：筒子状的军帽里插着休假专用的卷轴装饰①，臂膀上戴着人字形袖章，背上背着多年以前用过的军用背囊。谁知道呢?也许一个旅站一个旅站过后，我又会重新找到年轻时的梦想呢。像龙骑兵躲在废墟里一样，为了抵制这群所谓真理的化身、实为乌合之众，我将向众多的梦想求救；将生命的两头重新接上，把遥远的年代和今天相互掺合，让不同年龄阶段的幻觉彼此相融，这一切全在我了，而当年我从父亲的家里外出时遇到的王子②遭流放，今天在我走进坟墓时遇到的他又遭放逐。
①带着装饰物和普通印章的官方休假信件。
②即查理十世。
一八三○年十月于巴黎玛丽·泰雷兹诊疗所
大臣们的诉讼案——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总教区遭劫
去年十月，我飞快地写完了《回忆录》中关于本章节的小段引言；但我不能继续写下去了，因为手中有另一件事要办：这关系到我的《作品全集》③的结束工作。我的写作被打断了，先是大臣们诉讼一案④，后是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遭劫一事⑤。
③指《历史研究》的四卷、五卷、五卷乙和五卷丙，由拉德沃卡出版社出版。这四卷已于一八三一年出版发行。
④四个签署敕令的大臣被逮捕，人民群众声讨索要他们的脑袋。
⑤一八三一年四月十四日，保王党人为悼念贝里公爵遇难一周年，在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举行弥撒庆典仪式，人群冲进了该教堂。
大臣们的诉讼案和巴黎的忐忑不安对我个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大事。在路易十六一案和造反分子暴动一事之后，有关审判和起义方面的一切都退居到次要地位了。在宣布审判结果期间，大臣们从樊尚赶到卢森堡监狱，然后又回到樊尚。一路上辗转反复，取道地狱街缓步向前。我在隐居地就听到了他们车子的滚动声。世事沧桑，难料啊!大臣们的辩护人依然力不从心，无人能从足够高的高度去看事物：律师在辩论中占着太多的优势。我的朋友波利尼亚克王子若选了我做他的副手，我会睁大眼睛仔细审视那些在法官面前立下的伪誓的。我会对他们吼道：“什么!你们胆敢审问我的当事人!是你们自己玷污了自己的誓言，却敢拿他丢失了自己的主子来给他定罪，而你们还以为自己在为主子效劳!你们自己是煽动者，是你们煽动他颁布敕令的!与你们审判的对象换一个位置吧，让被告来审判你们吧!如果我们要受审，也不是由你们来审判；如果我们有罪，那是对人民有罪，而不是你们!人民在审判厅里等待着你们呢!我们扛着自己的脑袋去见他们吧。”
大臣诉讼案之后，随着来的是圣日耳曼一奥塞尔教堂里发生的丑闻。优秀得过分的保王党人有时很蠢，常常喜欢捉弄人，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行动的后果，总以为只要在领带上系上高级勋章的授带，钮扣眼中插上一朵花就表示重新拥有合法王位的继承权，其实他们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蹩脚的可悲闹剧。很明显，革命党人将有可能利用贝里公爵之死而滋事生非。然而，保王党人却无能阻止他们，甚至连一个用来维持秩序的机构，政府也没有建立一个。大祸临头了，教堂也遭到了洗劫。一个进步的伏尔泰派的药剂师①，胆大妄为，攻下了一三○○年前建成的教堂钟楼，而一座十字架是由九世纪末的野蛮人所推倒的①。
①指卡代——加西库尔(Cadet-Gassicourt一七六九—一八二一)，他在些文章中抨击过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
①圣日耳曼一奥塞尔教堂原址上建立起来的第一座教堂，九世纪末被诺曼底人所毁。
紧接着这位高明药剂师的突出事件是洗劫主教区、亵渎圣物以及在里昂出现过的辱没迎神仪式的队伍。就只缺刽子手和牺牲品了，但却不乏鸡胸驼背式的滑稽小丑、稀奇古怪的面具和狂欢节才有的花样百出的狂欢。十分荒唐的是，当塞纳河另一侧假装跑来营救的国民卫队在排队行进时，塞纳河这边亵渎圣物的游行队伍却畅行无阻。河对岸井然有序，河这边乱七八糟。后来有人说，当时一个很有见地的人在那里，看到塞纳河上漂浮着祭披和书本时觉得很奇怪，他说道：“遗憾啊!真该把主教扔进这河里去!”这话说得多深刻，因为，淹死主教的确是件逗人高兴的事儿，但含义深远，它道出了自由与光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而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们不得不对你们说，你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苍白和悲惨的仿制品。你们的革命天性未泯，然而力量却不够；你们只能在想象中成为罪犯；你们想干坏事，心里却缺乏勇气，臂膀也缺乏力量；你们耳闻目睹到杀戮，自己却无法下手。如果你们希望七月革命伟大，永远伟大，那么不能把卡代一加西库尔当做真正的英雄，马耶②才是理想的人物。
②漫画家们创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他属于巴黎小资产阶级，不信宗教，永不满足的爱国者。
一八三一年四月于巴黎
我的关于王朝复辟和选举君主制的小册子
七月过后，我原以为会进入一方和平安宁的地带，然而现实与我原来的估计相差甚远。三位君主的垮台使我不得不向贵族议院作出解释，说明原因。国王们被放逐不允许我再三缄其口、沉默不语了。一方面，菲力普的各家报纸问我为什么拒绝为那场革命效劳，而那场革命的宗旨正是我曾大力捍卫、广为传播的。为了澄清事实和解释我个人的行为，我不得不开口讲话了。这里有一本今后也许会被遗失的记事本(《记王朝复辟与选举君主制》)①，我将继续用它作为我讲演的题材和我这个时代历史资料：
①这里记载着夏多布里昂论战的精华。
去掉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在我坟墓之外的不确定的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我的回忆无声无息。我不应该在我曾致力参与、天天受到人们辱骂、最后又在我的眼皮底下被放逐的复辟王朝一言不发了。在中世纪那多灾多难的年代里，人们信奉宗教，为了拯救民族，僧侣把自己关在塔楼里靠面包和清水守斋禁食。我同十二世纪的僧侣差不多了。透过赎罪监狱的天窗，我向过往的行人布讲最后的福音。瞧，这就是讲道的大致概要。在贵族议院的讲台上，在我最后的讲演里，我大声讲道：七月王朝处在绝对的天福里，或者处在特别法的保护下。它靠人民养活，而人民把它杀害了。没有天福，它将被自由毁灭；如果它攻击自由，便会自取灭亡。我们不难发现，为了人民的自由，用内战驱逐三个君主，又为反对这种自由而重新来一场革命，其实是白费劲。然而，怎么办呢?难道为了遏制作家，加大法官、法律的作用就行了吗?一个新政府只不过是个只能用布带拉着蹒珊学步的婴儿，我们的国家又回到了婴儿时期。这个在母亲的怀抱里吸足了胜利的血液的可怕婴儿，难道它不会撕破包裹它的襁褓吗?只有在过去深深扎稳了根的树墩才不致被新闻自由的风景所刮倒。
听到这些夸张的日课经，爱丁堡①的流放者们似乎是人间最渺小的同伴了，而且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缺少。现在缺少的是过去，这不打紧!像以往各个世纪都不注重打好基础一样，愿新来的世纪能做得更好。我们的虚荣心无论怎样违背记忆，擦掉代表王室的百合花徽，取消贵族的头衔和符号，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个家族，半个世纪的继承者，它的隐退留下了一片广袤的空白，这一点我们到处都能感受得到。这些在我们眼里如此不堪一击的君主，他们的衰亡却震撼了整个欧洲。这些事件只要能稍微产生一些正常的效应和严峻的后果，查理十世便会在让位的同时使所有的哥特国王和加佩王朝的附属大国国王让位。
①查理十世首先逃到了爱丁堡，在奥利洛德城堡避难。
我们正在走向一场总体的革命。如果正在进行的改造顺坡而下不遭遇任何阻碍，如果人民大众的理智继续高涨，如果中产阶级的教育不中断，那么各民族将在自由的世界里会彼此平等。然而，倘若这项改造中途流产的话，那么各民族将生活在专制政权下。专制政权不会持续很久的，因为光明的曙光就在前面；但它会很严酷的，而且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社会解体。
考虑到我对这些思想持的赞同态度，大家便会明白为什么我个人必须坚贞不谕地继续担当起公众自由的最佳捍卫者，并且执意选择那些危险最小的通往彻底自由的道路。
我并不想有意做一名哭哭啼啼的、多愁善感的政治说教者，也不想做佩戴着白色羽毛饰的亨利四世式的饶舌者。用眼睛巡视一下耶稣教堂塔和爱丁堡城堡的中间地带，我发现，也许这里面有几个世纪以来堆积在贵族身上的重重厄运。尤其是那位悲痛欲绝的妇女①，她像最强壮的妇女一样肩负着最沉重的负荷，那些回忆使她心碎，她的遭遇如此深重，以致后来成了革命伟人之一。但是，并不见得非得让她当上国王。上天把它特殊的爱送给愿意接受的人；这种爱总是很短暂的，因为人生是短暂的；而且这种爱在人类整体的命运中从不吝啬。
①指昂古莱姆(Angouleme)公爵夫人。
然而，让把丧失了权力的家族永远地驱逐出法兰西领土的建议②是衰落家族的必然后果吧，必然结果这一套说服不了我，我会在与现实社会秩序紧密相连的不同阶层的人中徒劳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②指议员博德(Baude)提交给议会办公室的那项建议。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发不完的誓，继看不见的第一共和国、五人督政府、三人执政府、一人独裁的法兰西帝国、第一次复辟、帝国宪法附加条例、第二次复辟之后，仍有誓言向路易·菲力普可发。我可没有这样富有。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做罗马的牧羊人七月份在废墟③中玩配对游戏时一样，他们议论着，说只有那些傻瓜和笨蛋才不把政治作为个人利益的资本。我就是这种傻瓜和笨蛋。
③在“废墟”一词之后，在这本小册子里，夏多布里昂还有下面这段话：“这些人在这最后一场革命里看到的仅是表面的、纯属巧合的事件；但愿这场革命继续下去，以便他们获得一笔意外之财，不管发什么财!他们说……”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胆小如鼠，本不想再起誓的，但一看到他们的祖父母、孩子及所有的产业主屡屡被割喉杀死，便也颤颤巍巍地发起誓来。这一肉体惩罚我至今未得到证实，但我会等待这一惩罚的。如果要发生在身上，到时候再看吧。
还有一些人，他们同养老金密切相关、靠神圣纽带紧紧拴在一起的帝国大老爷们。不管他们落在谁的手里，在他们看来养老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的重要性同头衔、婚姻一样重要。所有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不能没有养老金；养老金由国库负担，他们也就由国库来负担了；我不习惯向财富伸手，我太老了，不要它了，我放弃了它，我怕它不离开我。
还有高贵的王权和教权的捍卫者男爵们，他们从来没有背叛过敕令；不过，也未必，为了把这些敕令付诸实现，运用的手段不得力使他们大为光火，他差点要迁怒于专制政府了①，他们已在设法改换门庭了。我可不能分担他们这种愤懑和恚恨了。
还有一些屈服于压力、为立伪誓而立伪誓的良知未泯的人；他们的权利并不因此而受到削弱；他们为可怜的查理十世哭泣过；他们对于查理十世，先是由于他们出的主意导致他的失败，后又由于他们的伪誓把他置于死地。但是，如果他或他的家族有朝一日复苏重新掌权，他们就会成为正统派的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我，我向来视死如归，像穷人家的狗一样，愿做一个旧君主制的驮畜。
①他们对查理十世镇压革命不力很不满。
最后，还有一些口袋里装着荣誉证书和伤残证明的皇家骑兵。而我是没有这样的证书的。
我是可以接受的王朝复辟派人物，有着各种自由的王朝复辟派人物。这种王朝复辟却把我当做敌人；它完蛋了，我也跟着要倒霉。在我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年月里，难道我也去像那些东游西逛、任人糟蹋自己的裙裤的妇女那样去赚一笔新的财富吗?作为年轻一代的领路人，我难免会让人说我靠不住；而落在他们的后面，那又不是我的位置。我所有的器官依然健壮，对此我感觉良好。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自己的世纪，也比任何人都更勇敢地探索它的未来。然而，命中注定的厄运开始了，体面地结束一生是从事社会活动者的必备条件。
一八三一年三月底于巴黎
《历史研究》
我的《历史研究》在不久前终于出版了。下面是这本书的《前言》：这是我的《回忆录》的真正的篇幅之一，因为它记录了此时此地我正在写着的我的历史：
前言
为了防止看不见世界历史之车起见，记住吧，当时(即罗马帝国灭亡之时)，一些市民像我一样在现在的废墟中翻寻着应新革命之声而记载着旧革命编年史的过往档案。他们像我一样，在一片摇摇欲坠的建筑物中，把砸在自己的脚边、极有可能打破脑袋的石头当作一览表。
《历史研究)(第五卷第175页)
在我一生余下的日子里，我不想过那刚刚度完的一年半的那种日子了①。别人大概永远不会像我一样有那种笃行不倦的思想了，我强制自己起早搭黑，一天十小时、十二小时、十五小时地对周围发生的事物舒怀命笔、仰屋著书。当人们费力地阅读报纸上连载小说的章节或片段时，谁还会去翻阅我的那厚厚的四大卷呢?我写古代史时，现代史来敲我的门了。我对它嚷道：“等一等吧，马上轮到你了。”可是没有用，现代史纵身投入了大炮的轰隆声中，卷走了三代国王。
①这个《前言》刊载在拉德沃卡版本里的第四卷卷首。
那么，让时间与《历史研究》的性质协调一致吧!有人推倒十字架，有人追捕神甫，而在我的讲述里每一页都有国王和神甫；有人把加佩王族驱逐出境，而我却出版了一部有关加佩王朝的历史书，其中加佩王族的统治达八个世纪。这是我一生中写得最长、也是我的最后一部书；写这部书，我花的研究、精力和时间最多，我花的心思和记叙的事实恐怕也是最多的；它问世后，其读者为数戋戋，就像我把它扔进井里，让它在随后扔下的大堆瓦砾的重压下沉下去一样。当一个社会形成又瓦解的时候，当每个人和大家都能在那里生存下去的时候，当人们连未来的一个小时都无法把握的时候，谁还会去在意、关心邻居的所做、所说、所想呢?当我们发现自己身陷现代社会的灾难当中的时候，还会去关心德·内隆、德·康斯坦丁、德·朱利安、基督使徒、殉教者、神父、哥特人、匈奴人、达尔人、法兰克人、克洛维王朝、查理曼大帝、胡格·加佩和亨利四世，以及旧世界的灾难吗?在这个时候去操心史学，难道不是本末倒置，不是精神上的一种软弱吗?话虽这么说，但这种本末倒置与我的大脑没有联系，它只是我个人倒霉不幸的产物。我如果不是为了国家的自由而如此卖命的话，我也不会被迫去鉴定那些在双重环境里对我来说充满了不幸的文约。任何一个作家都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感谢上帝，它总算快到分娩期了。我只需坐在废墟上，对我年轻时就一直不屑一顾的生活继续不屑下去。
在极不情愿地结束这通合乎情理的怨言之后，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自我安慰的念头。我通过写一部以诗与道德的关系去预测基督教的书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然后我又通过写一部以哲学与历史的关系去思考这个宗教的书来结束了我的文学生涯；我在复辟时期开始了我的政治生涯，又伴随着复辟的结束而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涯。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满意足，觉得自己一贯如此。
一八三一年五月于巴黎
我绝不放弃七月事件时设想的解决方案。我操心的是如何在外国的领土上艰难地生存下去，我已一无所有了。买下我所有作品的出版者也许要让我破产了①，而满身的债务也不会让我去找到愿意借钱给我的人。
①《作品全集》的出版者拉德沃卡已不得不靠普拉的接济了，很多次本该属于夏多布里昂的收人都被削减了。
无论如何，我都得带着卖掉我最后一本小册子(《论王朝复辟和选举君主制》)的钱前往日内瓦，留下我写这篇文章的房屋出卖代理权以便安排目前的日子。如果能找到买我这张床的商人，我在法国之外还可以找到另一张床的。在这种变化不定和颠沛流离之中，到我初步安顿下来，我都无法重新拾起《回忆录》中被中断的部分②继续写下去了。因此，我将只会继续写些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我会在路途中或各个落脚点用书信形式让世人了解这些东西；我将用一本记着信件日期的日记把这些情节串联起来。
②这与我后面要讲的我的文学生涯和政治生涯有关，这个空白现在已由我在一八三一—一八三九年这些年里刚刚补上了。(一八三九年巴黎手记)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和写给她的诗作
致雷卡米耶夫人①
①亚森特习惯抄写我发出和收到的信函，固执得差不多不顾我的反对了，因为他发现我经常被一些人攻击，而这些人正是写信给我、没完没了地吹捧我或求我帮助的人。他这种兴趣来了的时候，就在他一个人所熟悉的纸堆中翻来翻去，然后把辱骂我的文章和奉承我的信件作比较，井对我说道：“您看，先生，我干得不错吧!”但我却一点都不这么认为：对那些人的意见，我既不相信也不过于着重，它们是什么我就把它们当做什么，但我重视它们的价值。我永远也不会因为他们公开说我或私下里说我而考虑拒绝他们的信件，但亚森特很在乎这个。我给雷卡米耶夫人写信从不留底稿，她很乐意把我写给她的信借给我。(一八三六年巴黎手记)
我现在离您很远很远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忧郁地旅行过。宜人的气候，披上盛装的大自然，啭鸣啼叫的夜莺，繁星满天的夜晚，这一切都是为了谁?如果您不来救我，我一定会要回到您那儿去的。
一八三一年五月十八日于里昂
致雷卡米耶夫人
昨天，我一整天都在罗纳河边踱来踱去，东游西转，眼睛注视着您出生的那座城市以及您在那里曾被选为第一美女的那座耸立着修道院的小山丘：真希望您一点都没有说谎；您没回过这里了，好多年已过去，您还在摇篮时代就被放逐过，史塔尔夫人久辞人世，我亦离了法国!在这些过去的年代里，一位怪人出现在我的面前：因为出乎意料，又令人吃惊，我把他的一张便条寄给您。我从来没有同他谋过面的这个人在里昂的山上种了一些松树。离那里很远的地方，在费多街和售房街，各类角色在这块土地上的变化真大啊!
亚森特把报纸上的道歉和文章告诉了我，我觉得他们这样做一点都不值得。你知道我一天有二十三小时真诚地信任他，只有一小时用在虚荣心上，但这种虚荣心一闪即过。我在这里不想见任何人；但回到南方的梯也尔先生敲开了我的门。
五月二十日(星期五)于里昂
附：信中夹带的纸条：
我是您的一位邻居，您的同乡。我对您的杰出的才华和个性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没有别的意思。我希望能有幸拜谒您，向您呈上我的一片崇敬之意。旅馆里的这位邻居、这个同乡叫埃勒维庸①。
①埃勒维庸(Ellevion)是法国男高音歌唱家。他在费多剧院十分走红，尤其在达拉亚拉的售房街更是红得发紫。后来退出乐坛归隐，居住在里昂附近，那里有他自己的土地。
致雷卡米耶夫人
明天我们将去日内瓦，在那里我可以找寻到您的另外一些回忆。一旦越过边境线，我还能见到法兰西吗?当然是能够的，只要您愿意，也就是说，只要您一直呆在法国。我不希望出现一些提供让我回去的别种机会的事件。我真愿意不踏进那不幸的祖国一步。我会在24日(星期二)在日内瓦再给您写信的。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您那娟秀的字体，我年幼的小妹?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于里昂
昨天到达日内瓦后，我们到处找房子住，我们有可能安顿在湖边的一个小亭子里。我简直无法告诉您我们在寻找栖身之处时我是多么的忧伤。又是一个未来!当我以为一切已经完了的时候，又要重新开启新的生活的航船!我本打算稍微休息之后给您写封长信的，但我害怕这种休息，因为那样我又会想起那枯燥无味、没有轻松可言、成天一颗心绷得紧紧的黑暗年代的。
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于日内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