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个躺在草地上的长长的身体站起来了。
我惊惶地认出了镶着黑边的蓝色长裤，有银扣的深色上装，军用皮带和宪兵的黄色肩带，我那倒霉的一枪刚刚把这个宪兵惊醒。
“您现在朝宪兵的帽子开枪了？”他对我说，那种语气带着教训。
“宪兵，我向您保证……”我结结巴巴地说。
“而且您甚至正好打中了他的帽徽！”
“宪兵……我以为……那是头野兔！……一个幻觉！……再说，我建议付钱……”
“真的！……这很贵呀，一顶宪兵帽……尤其是开枪打它没得到允许！”
我脸色苍白了。全身的血液回流到了心脏。这是最棘手的地方。
“您有一份许可证吗？”宪兵问我。
“一份许可证？……”
“是的，一份许可证！您很清楚什么是一份许可证？”
好吧，没有！我没有许可证！为了打一天猎，我以为可以不要拿许可证。然而我同样以为应该表明，如人们在同样的情况下总是那样表明的：因为我忘了我的许可证。
这位法律的代表的脸上开始露出高傲和明显的怀疑的微笑。
“我不得不作笔录！”他对我说，以那种当一个人隐约看见了一笔奖金时变得缓和的语气。
“为什么？我明天就给您寄去，那份许可证，我善良的宪兵，而且……”
“是的！我知道，”宪兵回答说，“然而我不得不作笔录！”
“好吧，作笔录吧，既然您对一个新手的请求无动于衷！”
一个变得有同情心的宪兵将不再是个宪兵。
后者从他口袋里掏出一个包着一张发黄的羊皮纸的笔记本。
“您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哟！我并非不知道，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按照惯例给当局一个朋友的名字。甚至，在那个年代，我有幸是亚眠学士院的成员，或许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我的同事之一的名字。然而，我只是给了我在巴黎的老朋友之一，一位富有才华的钢琴家的名字。那个善良的小伙子，在那一刻，肯定正在全身心地练习第4根手指，不可能料到有人正在笔录指控他的一次非法狩猎！
宪兵仔细地记录下了那个无辜者的名字，他的职业，他的年龄，他的地址。接着，他礼貌地请我把我的猎枪给他，——我赶紧照办了。这减轻了负担。我甚至要求他把小猎袋，铅弹包和火药壶也一起充公；但使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大公无私地拒绝了。
还有帽子问题。它立即被以一个金币的代价解决，使缔约双方都感到满意。
“这令人遗憾，”我说，“这顶帽子保养得很好！”
“一顶几乎新的帽子！”宪兵答道，“我是六年前把它从一个退休的班长那儿买下来的！”
于是，以一个合乎规定的姿势重新把它戴到头上后，那位威严的宪兵摇摆着髋部朝他的方向走去，我则朝我的方向走。
一小时后，我到了旅馆，尽力隐瞒我那支被充公的猎枪，对我的不幸遭遇只字未提。
应该承认我的伙伴们从他们的出征中七个人带回了一只鹌鹑和两只小山鹑。至于蓬克鲁埃和玛蒂法，自那次争论后便结下了死仇，而且马克西蒙和杜伏歇尔为一只仍在跑着的野兔动了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