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宅京记》卷九
昆山顾炎武撰
《洛阳二》
《水经注》曰：“洛阳，周公所营洛邑也。故《洛诰》曰：‘我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凑，方六百里，因西为千里。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晋合诸侯大夫戍成周之城，故亦曰成周也。迁自序云：‘太史公留滞周南。’挚仲治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阳。’汉汉高祖始欲都之，感娄敬之言，不日而驾行矣。属光武中兴，定居洛邑，迨于魏晋，咸两宅焉。故《魏略》曰：‘汉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佳，魏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
“又曰：伊水又东北，至洛阳县南，迳圜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建之。《汉书・郊祀志》曰：‘建武二年初置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为圜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其外坛上为五帝位，其外为壝，重营皆紫，以象紫宫。’”
又曰：谷水又迳河南王城东北，所谓成周矣。《公羊》曰：“成周者何？东周也。” 何休曰：“名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地理志》曰：“河南，河南县，故郏鄏地也。” 京相璠曰：“郏，山名；鄏，地邑也。卜年定鼎，为王之东都，谓之新邑，是为王城。其城东南名曰鼎门，盖九鼎所从入也，故谓是地为鼎中。楚子伐陆浑之戎，问鼎于此。”《述征记》曰：“谷、洛二水，本于王城东北合流，所谓谷洛斗也。今城之东南缺十步，世又谓之谷洛斗处，俱为非也。余案史传，周灵王之时，谷、洛二水斗，毁王宫，王将堨之，太子晋谏，王不听，遗堰三堤尚存。【《国语》：周灵王三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王卒壅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人城郏，穆叔如周贺。韦昭曰：“洛水在王城南，谷水在王城北，东入于瀍，至灵王时，谷水盛出于王城西，而南流合于洛，两水相格，有似于斗，而毁王城西南也。” 颖容著《春秋条例》【《隋书・经籍志》：汉公车征士颖容著《春秋释例》十卷。】言西城梁门枯水处，世谓之死谷，是也。始知缘生行中，造次入关，经究故事，与实违矣。考王封周桓公于是，为西周；及其孙惠公，封少子于巩，为东周，故有东西之名矣。秦灭周，以为三川郡；项羽封申阳为河南王；汉以为河南郡；王莽又名之曰保忠信乡；光武都洛阳，以为尹，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士伯立于干祭，而问于介众。【干祭，王城北门。】
谷水又东流，迳干祭门北，子朝之乱，晋所开也。东至千金堨。《河南十二县境簿》曰：“河南县城东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阳记》曰：“千金堨，旧堰谷水，魏时更修此堰，谓之千金堨，积石为堨，而开沟渠五，所谓五龙渠，渠上立堨，堨之东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八月庚戌，造筑此堨，更开沟渠，此水冲渠，止其水，助其坚也。’堨是都水使者陈协所造也。”《语林》曰：“陈协数进阮步兵酒，后晋文王欲修九龙堰，阮举协，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铜龙六枚，堰遂成。水历堨东注，谓之千金堨。逮于晋世，大水暴注，沟渎泄坏，又广功焉。石人东胁下又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并瀑出，常流上三丈，荡坏二堨，五龙泄水，南注隄下，加岁久漱啮，每涝即坏，历载捐弃大功，故为今堨，更于西开池，名曰代龙渠，地形平正，诚得泻泄至理，千金不与水势激争，无缘当坏，由其卑下，水得逾上，漱啮故也。今增高千金，于旧一丈四尺，五龙自然，必历世无患，若五龙岁久复坏，可转于西，更筑二堨，二渠，合用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毕，代龙渠即九龙渠也。’” 后张方入洛，破千金堨，遗基见存，朝廷太和中修复故堨，北引渠东合旧渎。又东晋惠帝造石渠于水上，案桥西门之南颊，又称晋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门，巷东西长七尺，南北龙尾广十二丈，巷渎口高三丈，谓之皋门桥。又潘岳《西征赋》曰：“秣马皋门。” 即此处也。
谷水又东，又结石梁跨水，制城西梁也。谷水又东，左会金谷水。水出太白原，东南流，历金谷，谓之金水，东南流，迳晋卫尉卿石崇之故居也。石季伦《金谷诗叙》曰：“余以元康七年，从太仆出为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界金谷涧中，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蔽翳，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魏文帝起层楼于东北隅，晋宫阁名曰金墉，有崇天堂，即此地也。上架木为榭，皇居创徙，宫极未就，止跸于此，构宵榭于故台南，曰干光门，夹建两观，观下列朱桁于堑，以为御路，东曰含春门，北有退门，城上西面列观，五十步一睥睨，屋台置一钟，以和漏鼓，函北连庑，墉北广榭，炎夏之日，常以避暑，为绿水池一所。”
谷水迳洛阳小城北，因阿旧城，凭结金墉，故向地也。【“向地” 疑作 “向北”。】永嘉乱，结以为垒，号曰洛阳垒。故《洛阳记》曰：“凌云台西有金市，金市北对洛阳垒者。” 又东，历大夏门下，故夏门也。陆机与弟书云：“门有三层，高百尺，魏明帝造。” 门内东侧祭城，有魏文帝所起景阳山遗基尚存。孙盛《魏春秋》曰：“黄初元年，文帝愈崇宫殿，雕饰观阁，取白石英及紫石英及五色大石，于太行、谷城之山，起景阳山于芳林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于是百役繁兴，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以下，莫不展力。山之东旧有九江，陆机《洛阳记》曰：‘九江直贯员水，水中作员坛，三破之，夹水得自径通。’赋曰：‘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崖。’今也，山则块阜独立，江无复仿佛矣。【《东京赋》注引《洛阳图经》云：“濯龙，池名；芳林，苑名；九谷八溪，养鱼池也。”】
渠水又东，枝分南入华林园，历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为之，以缁石为口，工作精密，犹不变古，璨焉如新。又瑶华宫南，历景阳山，北山在都亭堂上，结芳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莱山，曲池接筵，飞沼拂席，南面射侯，夹席武峙，背山堂上，则石路崎岖，岩嶂峻险，云台风观，缨峦带阜，其中引水飞皋，倾澜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竹柏荫于层石，绣薄丛于泉侧，微飙暂拂，则芳溢于六空，入为神居矣。其水东注天渊池，池中有魏文帝九龙殿。【《洛阳宫殿簿》有明光殿、式朝殿、九华殿、蔬圃殿，而《魏志》云：青龙二年，还洛阳宫，复崇华殿，改名九龙殿。】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令造钓台于其上，池南置魏文帝茅茨碑，是黄初中所立也。其水自天渊池东出华林园，迳听讼观南，故平望观也。魏明帝尝言：“狱，天下之命也。” 每断大狱，恒幸观听之，以太和三年更从今名。池水又东流于洛阳县之南，狄泉，郡故狄泉也，南北百一十步，东西七十步。皇甫谧曰：“悼王葬景王于翟泉，今洛阳太仓中大冢是也。”《春秋》定公元年，晋魏献子合诸侯之大夫于翟泉，始盟成周。班固、服虔、皇甫谧咸言翟泉在洛阳东北，周之墓地。今案周威烈王葬洛阳城内东北隅，景王冢在洛阳太仓中，翟泉在两冢之间，侧广莫门道东，建春门路北，路即东宫街也，于洛阳为东门北，后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五万户侯，大其城，并得景王冢矣，是其墓地也。及晋永嘉元年，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有二鹅出，苍色者飞翔冲天，白色者止焉。陈留孝廉董养曰：“步广，周之狄泉，盟会之地，今色苍，胡象矣，其可尽言乎？” 后五年，刘曜、王弥入洛，帝居平阳。陆机《洛阳记》：步广里在洛阳城内宫东，是狄泉所在，不得于太仓西南也。京相璠与裴司空彦季修修晋舆地图，作《春秋地名》，亦言今太仓西南地，水名狄泉。又曰：“旧说言狄泉本自在洛阳北苌宏城，东周乃绕之，杜预因其一证，必是狄泉，而其实非也。” 后遂为东宫池。《晋中州记》曰：“惠帝为太子，出闻蛤蟆声，问人是官蛤蟆，侍臣贾允对曰：‘在官地为官蛤蟆，在私地为私蛤蟆。’令曰：‘若官蛤蟆，可给廪。’昔晋朝收愍怀太子于后池，即是池也。”
其一水自大夏门东，迳宣武观，凭城结构，不更层墉，左右夹列步廊，参差翼趾，南望天渊池，北瞩宣武场。《竹林七贤论》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于宣武场上为栏苞虎阱，使力士袒裼，迭与之搏，纵百姓观之，戎年七岁，亦往观焉，虎乘间薄栏，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亭然不动，帝于门上见之，使问姓名，而异之。” 场西故贾充宅地。谷水入东，迳广莫门北，汉之谷门也，北对芒阜，连巅修垣，包总众山，始自洛口，西逾平阴，悉芒垅也。《魏志》曰：“明帝欲平北芒，令登台见孟津，侍中辛毗谏曰：‘若九河溢涌，洪水为害，丘陵皆夷，何以御之？’帝乃止。” 谷水又东屈，而迳建春门石桥下，即上东门也。阮嗣宗《咏怀诗》曰：“步出上东门” 者也。一曰上升门，晋曰建阳门。《百官志》曰：“洛阳十二门，每门候二人，六百石。”《东观汉记》曰：“郅恽为上东门侯，光武尝出夜还，诏开门欲入，恽不内，上令从门间识面，恽曰：‘火明辽远。’遂拒不开，由是上益重之，亦袁本初挂冠处也。” 桥首建两石柱，桥之右柱铭曰：“阳嘉四年乙卯壬申，诏书以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列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攒立重石，累高周距，桥工路博，流通万里，三月起作，八月毕成。” 其水依柱文，自乐里道屈而东出阳渠。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败此而返。水南即马市也，旧洛阳有三市，斯其一也。【陆机《洛阳记》曰：“洛阳旧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宫西大城内；二曰马市，在城东；三曰羊市，在城内。”】嵇叔夜为司马昭所害处也。北则白社故里也，昔孙子荆遇董威辇于白社，谓此矣。又东，迳马市石桥，桥南有二石柱，并无文刻也。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也，将引谷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后张纯堰洛而通漕，洛中公私怀瞻，是渠今引谷水，是纯之创也。案陆机《洛阳记》、刘澄之《永初记》言，城之西南有阳渠，周公制之也。昔周迁殷民于洛邑，城隍逼狭，卑陋之所耳，晋故城成周以居敬王，秦又广之，以封不韦，以是推之，非专周公可知矣，亦谓之九曲渎。故《河南十二县簿》云：“九曲河在河南巩县西，西至洛阳。” 又案傅畅《晋书》云：“都水使者陈良凿运渠，从洛口入江，九曲至东阳门。” 是以阮嗣宗《咏怀诗》所谓 “步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岑”，又言 “遥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 者也。
阳渠水南，暨阊阖门，汉之上西门者也。《汉宫记》云：“上西门所以不纯白者，汉家厄于成，故以丹镂之。” 太和迁都，徙门南侧。其水北乘高渠，枝分上下，历故石桥东入城，迳望先寺中，有碑。渠水又东，历故金市南，直千秋门，右宫门也。又枝流入石逗，伏流注灵芝、九龙池。魏太和中，皇都迁洛阳，经构宫极，修理街渠，发石视之，尝无毁坏，又石工细密，非今之所拟，遂因用之。其一水自千秋门南流，迳神虎门下，东对云龙门，二门衡栿之上，皆刻云龙风虎之状，以火齐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辉，霜文翠照，陆离眩目。又南，迳通门、掖门西，又南流，东转，迳阊阖门南。案《礼》，王有五门，谓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路门一曰毕门，亦曰虎门也。魏明帝上法太极，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改雉门为阊阖门。昔在汉世，洛阳宫殿门题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诸子所为，自董卓焚宫殿，魏太祖平荆州，汉吏部尚书安定梁孟皇善师宜官八分体，以赎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系帐中，爱玩之，以为胜宜官，北宫榜题，咸是鹄笔，南宫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韦诞以古篆书之。【《书势》云：“师宜官，南阳人，帝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受书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书知名。韦诞，字仲将，京兆人，诸书并善，题署尤精。”】皇都迁洛，始令中书舍人沈令馨以隶书书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节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诸桁榜题，皆是式书。《周官・太宰》以正月悬治法于象魏，《广雅》曰：“阙谓之象魏。”《风俗通》曰：“鲁昭公设两观于门，是谓之阙，从门，厥声。”《尔雅》曰：“观谓之阙。”《说文》曰：“阙，门观也。”《汉官典职》曰：“偃师去洛四十五里，望朱雀阙，其上郁然与天连，是明峻极矣。” 洛阳故宫名有朱雀阙、白虎阙、苍龙阙、北阙、南宫阙也。《东观汉记》曰：“更始发洛阳，李松奉引，车马奔触北阙铁柱门，三马皆死，即斯阙也。”《白虎通》曰：“门必有阙者何也？阙者，所以饰门外尊卑也。” 今阊阖门外夹建巨阙，以应天宿，虽不如礼，犹象魏之上而加复思，以易观矣。《广雅》曰：“复思谓之屏。”《释名》曰：“屏，自障屏也，罘思在门外，罘，复也，臣将入言事，于此复重思之也。” 颖容又曰：“阙者，上有所阙，下书之于阙，所以求论誉于人，故谓之阙矣。” 今阙前水南道右，置登闻鼓，以纳谏也。
昔黄帝立明堂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有立鼓之讯，汤有总街之诽，武王有灵台之复，皆所以广设过误之备也。
渠水又枝分，夹路南迳，出太尉、司徒两坊间，谓之铜驼街。旧魏明帝置铜驼诸兽于阊阖南街，陆机云：“驼高九尺。” 即出太尉坊者也。水西有永宁寺，熙平中始创也，作九层浮屠，浮屠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拌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级，而又高广之，虽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灵图，未有若斯之构。案释法显行传，西国有爵嵯浮图，其高与此相状，东都、西域俱为庄妙矣。其地是曹爽故宅，经始之日，于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地可丈许，地壁悉累方石砌之，石作细密，都无所毁，其石悉入法用。渠左是魏晋故庙地，今悉民居，无复遗墉也。
渠水又西，历庙社之间，南江南渠，庙社各以物色辨方。《周礼》，庙及路寝皆如明堂，而有燕寝焉，唯祧庙别无，后代通为一庙，列正室于下，无复燕寝之制。礼，天子建国，左庙右社，以石为主，祭则希冕，今多王公摄事，王者不亲拜焉。咸宁元年，洛阳大风，帝社树折，青气属天，元王东渡，晋社代昌矣。【王隐《晋书》曰：“武帝咸宁元年八月大风折大社树，有青气出焉，占者曰：‘东莞当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此晋室中兴之表也。”】
渠水自铜驼街东，迳司马门南，魏明帝始筑阙，崩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故无阙门。南屏中旧有置铜翁仲处，金狄既沦，故处亦褫，唯坏石存焉。自此南直宣阳门，经纬通达，皆列驰道，往来之禁，一同两汉。曹子建尝行御街，犯门禁，以此见薄。
渠水又东，迳杜元凯所谓狄泉北，今无水，坎方九丈六尺，深二丈余，似是人功，而不类于泉陂，是验非之一证也。又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王室定，遂徙居成都，小不受王都，故坏翟泉而广之，泉源既塞，明无故处。” 是验非之二证也。杜预言翟泉在太仓西南，于洛阳不得为东北，是验非之三证也。稽之地说，事几明矣，不得为翟泉也。
渠水历司空府前，迳太仓南，东出阳门石桥，下注阳渠。谷水迳阊阖而南，土山东，水西三里有坂，坂上有土山，汉大将军梁冀所成，筑土为山，植木成苑。张璠《汉记》曰：“山多峭坂，以象二崤，积金玉，采捕禽兽，以充其中，有人杀苑兔者，迭相寻逐，死者十三人。” 南出，迳西阳门，旧汉氏之西明门也，亦曰雍门矣。旧门在南，太和中，以故门卯出，故徙是门，东对东阳门。
谷水又东，迳白马寺东，是汉明帝梦见大人，色项佩白光，以问白马，为寺名，此榆欓【榆欓未详，考之袁宏《汉纪》及牟子俱不言其事，唯《吴越春秋》尝有甘密九欓、文笥七枚之文，解者以为欓与瓽通，而《齐民要术》云：“榆十五年后，中为车毂及葡萄□”，知以榆木为□，远致葡萄也，瓽、□、欓三字互通，则榆欓乃以榆木为经函耳】，后移在城内愍怀太子浮图中，近世复迁此寺。
谷水又南，迳平乐观东，李尤《平乐观赋》曰：“乃设平乐之显观，章秘伟之奇珍。” 华峤《汉书》曰：“灵帝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重五彩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奇兵骑士数万人，天子位大盖下，礼毕，天子躬擐甲，称无上将军，行阵三匝而还，设秘戏以示远人。” 故《东京赋》曰：“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 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古人以良金铸其形，明帝永平五年，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平乐观。” 今于上西门外无他基观，惟西明门外独有此台，巍然广秀，疑即平乐观也。又言皇女稚殇，埋于台侧，故复名曰皇女台。晋灼曰：“飞廉，鹿身，头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 董卓销为金用，铜马徙于建始殿东阶下，胡军丧乱，此象遂沦。
谷水又南，迳西明门，故广阳门也，门左枝渠东派入城，迳太社前，又东迳太庙南，又东，于青阳门右下注阳渠。谷水又南，东屈，迳津阳门南，昔洛水泛溢，漂害者众，津阳城门校将筑以遏水，谏议大夫陈宜止之曰：“王遵臣也，水绝其足，朝廷中兴，必不入矣。” 水乃造门而退。
谷水又东，迳宣阳门南，故苑门也，皇都迁洛，移置于此，对阊阖门，直洛水浮桁，故《东京赋》曰：“沂洛背河，左伊右瀍” 者也。门左即洛阳池处也，池东旧平城门所在矣，今塞，北对洛阳南宫，故蔡邕曰：“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谓之最尊者。” 洛阳诸宫名曰南宫，有謻台、临照台，《东京赋》曰：“其南则有謻门曲榭，依阻城洫。” 注云：“謻门，冰室门也，阻依洫城下池也，皆屈曲邪行，依城池为道。” 故《说文》曰：“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矣。” 謻门即宣阳门也，门内有宣阳冰室，《周礼》有冰人，日在北陆而藏之，西陆朝觌而出之，冰室旧在宣阳门内，故得是名，门既拥塞，冰室又罢。
谷水又迳灵台北，望云物也，汉光武所筑，高六丈，方二十步，世祖尝晏于此台，得鼮鼠于台上，亦谏议大夫第五子陵之所居，伦少子也。【《三辅决录》云：第五颉，字子陵。】洛阳无主人，乡里无田宅，寄止灵台，或十日不炊。
谷水又东，迳平昌门南，故平门也，又迳明堂北，汉光武中元元年立，寻其基构，上圆下方，九宫重隅，十二堂，蔡邕《月令章句》同之，故引水于其下，为璧雍也。
谷水又东，迳开阳门南，晋宫阁名曰故建阳门也。《汉官仪》曰：“开阳门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来在楼上，琅玡开阳县上言南城门一柱飞去，光武皇帝使来识视，良是，遂坚缚之，刻记年月日，以名焉。” 何汤、仲弓尝为门候，上微行夜还，汤闭门不内，朝廷嘉之。又东，迳国子太学石经北，《周礼》有国学，教成均之法，《学记》曰：“古者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亦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之东序、西序，殷人之左学、右学，周人之东胶、虞庠，王制云：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故有太学、小学，教国之子弟焉，谓之国子。” 汉魏以来，置太学于国子堂，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载五经，立于太学讲堂前，悉在东侧，蔡邕以嘉平四年，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笔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铭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魏初传古文出邯郸淳，石经古文转失淳法，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刻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广三十丈，魏文帝又刊《论典》六碑，附于其次，陆机言太学赞别一碑在讲堂西下，刻石龟碑，载蔡邕、韩说、高堂溪等名，太学弟子赞复一碑在外门中，今二碑并无，石经东有一碑，是汉顺帝阳嘉八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学，年积毁坏，永建六年九月诏书修太学，刻石记年，用工作徒十一万二千人，阳嘉九年八月作毕。” 碑南面刻颂，表里镂字，犹存不破，汉石经北有晋辟雍行礼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经沦缺，存毁几半，驾言永久，谅用怃焉，考古有三雍之文，今灵台、太学并无辟雍处，晋永嘉中，王弥、刘曜入洛，焚毁二学，尚仿佛前基矣。
谷水于城东南隅枝分，北注，迳清阳门东，故清明门也，亦曰税门也，亦曰芒门，又北，迳东阳门东，故中东门也，又北，迳故太仓西，《洛阳地记》曰：“大城东有太仓，仓下运船常有千计，即是处也。” 又北，入洛阳沟。
谷水又东，左迤为池，又东，右出为方湖，东西一百九十步，南北七十步，故水衡署之所在也。谷水又东南，传屈而东注，谓之阮曲，云阮嗣宗之故居也。谷水又东，注鸿池陂，《百官志》曰：“鸿池，池名也，在洛阳东二十里，丞一人，二百石，池东西十步，南北千一百步，四周有塘，池中又有东西横塘，水溜径通。” 故李尤《鸿池陂铭》曰：“鸿泽之陂，圣王所规，开水东注，出自城池也。” 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晋后略》曰：“成都王颖使吴人陆机为前锋都督伐京师，轻进，为治军所处，大败于鹿苑，人相登蹑，死于堑中，及七里涧，涧为之满，即是涧也。” 涧有石梁，即旅人桥也，昔孙登不欲久居洛阳，知杨氏荣不保终，思欲遁迹林乡，隐沦妄死，杨骏埋之于此桥之东，骏后寻亡矣，凡是数桥，皆累石为之，亦高壮矣，朱超石与兄书云：“桥去洛阳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员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题其上云：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日用七万五千人，至四月末止，此桥经破落，复更修补，今无复文字。”
《历代帝王宅京记》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