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宅京记》卷八
昆山顾炎武撰
《雒阳一》
周
《汉书・地理志》曰：“周地，柳、七星、张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阳、城、平阴、偃师、巩、缑氏是其分也。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师古曰：言雒阳四面皆有诸侯为蕃屏。）四方，故立京师。至幽王淫褒姒以灭宗周。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韦昭曰：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师古曰：宗周，镐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为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为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故诗云邦畿千里。）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至襄王以河内赐晋文公，又为诸侯所侵，故其分坠小。（师古曰：坠，古地字。）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自柳三度以至张十二度，谓之鹑火之次，周之分也。
《汲冢周书・作雒解》曰：“周公俘殷献民，迁于九毕。（贤民士大夫也，九毕，成周之地，近王化也。）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王，成也，于天下为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疑当作七十。）南系于雒水，地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凑，会也。）制郊甸方六百里，国西土为方千里。（西土岐周通为畿内。）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大县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乃设丘兆于南郊，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先王后稷，谓郊畤壝。）建大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舋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故曰受茅土于周室。乃位五宫，太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五宫，宫府寺，太庙，后稷二宫祖考庙也，路寝，王所居也。）咸有以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棁，设移旅楹，惷常画。（咸，皆也。庙四下曰阿反坫，即尚室也。重亢，累栋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复格，累之櫺也；藻棁，画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别也；惷谓藻井之饰也。言皆画列柱为之也。）内阶、元阶，堤唐、山廧。（以黒石为阃，唐，中庭道，堤谓为高之也，山廧谓画山云。）应门、库台，元阃。（门者皆有台，于库门见之，后可知也，又以黒石为门阶也。）”
《后汉郡国志》曰：“河南，（《帝王世纪》曰：城西有郏鄏陌。）周公时所城雒邑也。春秋时谓之王城。（郑元诗谱曰：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谓之王城。《博物记》曰：王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郏山。《地道记》曰：去雒城四十里。《左传》定八年，单子伐谷城，杜预曰：在县西。）东城门名鼎门。（《帝王世纪》曰：东南门，九鼎所从入。又曰：武王定鼎，今雒阳西南雒水之北有鼎中观是也。）北城门名干蔡。（《左传》昭二十四年，士伯立于干蔡。《皇览》曰：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周灵王冡，民祀之不绝。）又有甘城。（杜预曰：县西南有甘泉宫。）有蒯乡。（《左传》昭二十三年，尹辛攻蒯。《晋地道记》曰：县西南有蒯亭。）雒阳，（挚虞曰：古之周南，今之雒阳。《魏氏春秋》曰：有委栗山在阴乡，魏时营为阛丘。《皇览》曰：县东北山苌宏冢，县北芒山道西吕不韦冢。）周时号成周。（《公羊传》曰：成周者，河东周也。何休曰：周道始成王之所都也。《帝王世纪》曰：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晋元康《地道记》曰：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三十六步。城东北隅有周威烈王冡。）有狄泉在城中。（《左传》僖二十九年，盟于狄泉，杜预曰：城内太仓西南城水，或曰本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绕之。案此水晋时在东宫西北。《帝王世纪》曰：狄泉本殷之墓地，在成周东北，今城中有殷王冡是也。又太仓中大冡即周时景王冡也。）有唐聚。（《左传》昭二十三年，尹辛败刘师于唐。）有上程聚。（古程国，《史记》曰：重黎之后，伯休甫之国也，关中更有程地。《帝王世纪》曰：文王居程，徙都丰，故此加为上程。）有士乡聚。（冯异斩武勃地。）有褚氏聚。（《左传》昭二十六年，王宿褚氏，杜预曰：县南有褚氏亭。）有荣锜涧。（《左传》周景王崩于荣锜氏，杜预曰：巩县西。）有泉亭。（杜预曰：县西南有泉亭，即泉戎也。）有圉乡。（《左传》昭二十二年，单子伐东圉，杜预曰：县东南有圉乡，又西南有戎城，即伊雒之戎。）有大解城。（《左传》昭二十三年，晋师次于解，杜预曰：县西南有大解、小解。）”
汉
《汉书・高祖本纪》曰：“五年，帝乃都雒阳，夏五月，置酒雒阳南宫。（《括地志》：南宫在雒州雒阳县东北二十六里雒阳故城中。 《大事记》注《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更始自雒阳而西，马奔触北宫铁柱门，光武幸南宫却非殿，则自高祖迄于王莽，雒阳南北宫、武库皆未尝废，盖秦虽都关中，犹仿周东都之制，建宫阙于雒阳。 车千秋子为雒阳武库令，赵涉劝周亚夫抵雒阳，直入武库。）”
“六年冬十二月，至雒阳，居南宫。”（《张良传》同。）
后汉
《后汉书・光武本纪》曰：“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丑，车驾入雒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蔡质《汉典职仪》曰：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卫，两宫相去七里。又雒阳宫阁名有却非殿。）”
“二年春正月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雒阳，立郊兆于城南。（《续汉志》曰：立社稷于雒阳，在宗庙之右，皆方坛，四面及中各依方色，无屋，有墙门而已。《续汉书》曰：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为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皆在坛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癸巳，黄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为壝，重营皆紫，以象紫宫，营有通道以为门，日月在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外营中营凡千五百一十四神，高皇帝配食焉。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方坛四陛，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皆在坛上，地理、群后从食皆在坛下，中岳在未，四岳各依其方，淮海俱在东，河在西，济在北，江在南，余山川各如其方。）”
“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宫前殿。”
“中元元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汉官仪》曰：明堂四面起土作堑，中无水，明堂去平城门二里所，天子出从平城门，先历明堂，乃至郊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车驾临辟雍从北门入，三月、九月皆于中举行乡射礼，辟雍以水周其外，以节观者。《汉宫阁疏》曰：灵台高三丈，十二门。《汉官仪》：北郊坛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所谓方坛四陛，但在坛祠舍而已，其鼓吹乐及舞人御帐皆从南郊之具。）”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明帝本纪》曰：“永平三年，起北宫及诸官府。”
“永平五年，自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
《晋书・食货志》曰：“永平五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粟斛直钱二十。”
《本纪》又曰：“八年冬十月，北宫成。”
《和帝本纪》曰：“永元五年春二月戊戌，诏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圃（广成苑在汝州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
《顺帝本纪》曰：“阳嘉元年，起西苑，修饰宫殿。”
《汉安元年》秋七月，始置承华厩。（《东观记》曰：时以远近献马众多，园厩充满，始置承华厩。）
《桓帝本纪》曰：“延熹二年秋七月，初造显阳苑。”
蔡邕《述行赋》曰：“徐璜、左悺五侯擅贵于其所处，又起显明苑于城西。”
桓帝本纪
论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薛综注《东京赋》云：“濯龙，殿名，芳林谓两旁树木兰也，考，成也，既成而祭之，春秋考仲子之宫是也。”】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浮图，今佛也。《续汉志》曰：“祀老子于濯龙宫，文罽为坛，饰淳金银器，设华盖之座，用郊天之乐。”】”
灵帝本纪
曰：“光和三年，作罼圭、灵昆苑。【罼圭苑有二，东罼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鱼梁台；西罼圭苑周三千三百步，并在雒阳宣平门外也。】”
“五年秋八月，起四百尺观于阿亭道。”
“中平二年，造黄金堂于西园。”
“三年春，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一。【其音中黄钟也，子为黄钟。】及天禄、虾蟆。【天禄，兽名，西京有天禄阁。】”
《宦者传》曰：“帝造黄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仞，满也。】明年，使钩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苍龙、玄武阙。【苍龙，东阙；玄武，北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又铸天禄、虾蟆，吐水入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
献帝本纪
曰：“初平元年春二月丁亥，迁都长安，董卓驱徙京师百姓悉西入关，自留屯罼圭苑。三月己酉，董卓焚雒阳宫庙及人家。”
《董卓传》曰：“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盈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曰牢，漉也，二字皆从去声，今俗亦有此言。】及何后葬，开文陵。【灵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雒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钟虡以铜为之，故贾生上书云悬石铸钟虡，前书音义曰：虡，鹿头龙身神兽也，设文钟鼓之跗，以猛兽为饰也。明帝永平五年，长安迎取飞廉及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铜马则东门京所作，致于金马门外者也。张璠纪曰：太史灵台及永安侯铜兰楯，卓亦取之。】”
百官志
曰：“雒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汉官秩》曰：平城门为宫门，不置候，置屯司马，秩二千石。李尤铭曰：平城司午，厥位处中。《古今注》曰：建武十四年九月，开平城门。】北宫门属卫尉，其余上西门【应劭《汉官仪》曰：上西所以不纯白者，汉家初成，故丹镂之。李尤铭曰：上西在季，位月维戍。】、雍门【铭曰：雍门处中，位月在酉。】、广阳门【铭曰：广阳位孟□，月在申。】、津门【铭曰：津门自定，位季月未。】、小苑门、开阳门【应劭《汉官仪》曰：开阳门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来在楼上，琅琊开阳县上言县南城门一柱飞去，光武皇帝使来识视，怅然，遂坚缚之，刻记其年月，因以名焉。铭曰：开阳在孟，位月惟已。】、耗门【铭曰：耗门值季，月位在辰。】、中东门【铭曰：中东处仲，月位在卯。】、上东门【铭曰：上东少阳，厥位在寅。】、谷门【铭曰：谷门北中，位光于子。】、夏门【铭曰：夏门值孟，月在亥。】凡十二门。【蔡质《汉官仪》曰：雒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又曰：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北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案洛阳宫门名为苍龙阙门。】，玄武司马主玄武门，北屯司马主北宫，朱雀司马主南掖门【《古今注》曰：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宫南朱雀司马门。】，东明司马主东门，朔平司马主北门，凡七门。”
潘岳《怀旧赋》云：“启开阳而朝迈，济清洛以径渡。”
魏
《魏志・文帝本纪》曰：“黄初元年冬十二月，初营洛阳宫。【臣松之案诸书记，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门曰承明，陈思王植诗曰：谒帝承明庐是也。至明帝时，始于汉南宫崇德处起太极、昭阳诸殿。 《魏略》曰：诏以汉火德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变雒而洛。】”
“二年，筑凌云台。”
《世说》曰：“凌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尝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
《洛阳宫殿簿》曰：“凌云台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疑当作丈。】楼方四丈，高五丈，栋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三年，穿灵芝池。”
“五年，穿天渊池。”
“七年春三月，筑九华台。”
《明帝本纪》曰：“太和元年夏四月甲申，初营宗庙。”
“三年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
“初，洛阳宗庙未成，神主在邺庙，十一月庙成，遣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庙。”
“青龙三年，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
《魏略》曰：“是年起太极诸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通引谷水过九龙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使博士马均作司南车，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筑阊阖诸门阙，外罘罳。”
“秋七月，洛阳崇华殿灾，八月，命有司复筑崇华殿，改名九龙殿。【时郡国有九龙见，故以为名。】”
《高堂隆传》曰：“青龙中，大治殿舍，西取长安大钟。”
“帝愈增崇宫殿，雕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凰奇伟之兽，饰金墉、凌云台、凌霄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士，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
《魏略》曰：“景初元年，徙长安诸钟虡、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凰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兽置其中。”
《汉魏春秋》曰：“帝徙盘，盘折声闻数十里，金人或泣，因留于霸城。”
《本纪》曰：“景初元年冬一月乙卯，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魏书》李业兴传：梁散骑常侍朱异问业兴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耶？” 业兴曰：“委粟是圜丘，非南郊。” 异曰：“比闻郊丘异所，是用郑义，我此中用王义。” 业兴曰：“然，洛京郊丘之处，专用郑解。”
《高堂隆传》曰：“凌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隆，对曰：‘诗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今兴起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虑。’于是帝改容动色。”
《宋书・礼志》曰：“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燕群臣。”
《礼志》曰：“太康六年，蚕于西郊，与籍田对其方也。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皇后采桑坛东南，帷宫外门之外，而东南去帷宫十丈，在蚕室西南，桑林在其东。”
《礼志》曰：“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恒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晋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侧，赵王伦篡位，三日会天泉池，诛张林，怀帝亦会天泉池赋诗，陆机云：天泉池南石沟引御沟水，池西积石为禊堂，本水流杯饮酒，亦不言曲水。【《南齐书・礼志》本作天渊池。】”
晋
《晋书・武帝本纪》曰：“泰始二年秋七月，卒巳，营太庙，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
“十年冬十一月，立城东七里涧石桥。”
“咸宁二年秋九月丁未，起太仓于城东，常平仓于东西市。”
“太康十年冬十一月，含章殿鞠室火。”
《五行志》曰：“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庙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庙殿又陷，改作庙，筑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陈勰为匠作者六万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乱。”
《宋书・礼志》曰：“改筑太庙于宣阳门内，穷极壮丽。”
《晋书・惠帝本纪》曰：“永兴元年夏六月，新作三城门。”
《地理志》曰：“河南郡，汉置，统县十二，户一十一万四千四百，置尹。洛阳置尉五部，三市，东西七里，南北九里，东有建春、东阳、清明三门，南有开阳、平昌、宣阳、建阳四门，西有广阳、西明、阊阖三门，北有大夏、广莫二门，司隶校尉、河南尹及百官列城内也。”
《宋书・礼志》曰：“咸宁二年起国子学，太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灵台。”
后魏
《魏书・高祖本纪》曰：“太和十七年秋九月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帝顾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
“十九年秋八月，金墉宫成，冬十一月，行幸委粟山，议定圜丘，甲申，有事于圜丘。”
“二十年夏五月丙戌，初营方泽于河阴，丁亥，有事于方泽。”
“秋九月丁亥，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
《任城王澄传》曰：“车驾还洛，引见王公侍臣于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来，未与王公行宴乐之礼，后东阁庑堂粗复始就，故今与诸贤欲无高而不升，无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必有其义，取乾道曲成，万物无滞。’次之洗烦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鱼。’澄曰：‘此所谓 “鱼在在藻，有颁其首”。’高祖曰：‘且取 “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次之观德殿，高祖曰：‘射以观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闲堂，高祖曰：‘此取夫子闲居之义，不可纵奢以忘俭，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后作茅茨堂。’谓李冲曰：‘此东曰步元庑，西曰游凯庑，此堂虽无唐尧之君，卿等当无愧于元凯。’冲对曰：‘臣既遭唐尧之君，不敢辞元凯之誉。’”
《郭祚传》曰：“高祖幸华林园，因观故景阳山，祚曰：‘山以仁静，水以智流，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于前，朕何为袭之于后？’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非景行之谓？’”
《李冲传》曰：“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圜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宫寝，皆资于冲。”
《世宗本纪》曰：“景明二年秋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
《广阳王嘉传》曰：“嘉为司州牧，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册府元龟注：三正谓京邑每坊置里正三人也。】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
《本纪》又曰：“冬十一月壬寅，改筑圜丘于伊水之阳。三年冬十一月己卯，诏曰：‘京洛兵芜，岁逾十纪，先皇定鼎旧都，维新魏历，翦扫榛荒，创兹云构，鸿功茂绩，规模长远。今庙社乃建，宫极斯崇，便当以来月中旬，蠲吉徙御，仰寻遗意，感庆交衷，既礼盛周宣《斯干》之制，事高汉祖壮丽之仪，可依典故，备兹考吉，以称遐迩人臣之望。’正始元年冬十一月戊午，诏曰：‘古之哲王，创业垂统，安民立化，莫不崇建胶序，开训国胄，昭宣三礼，崇明四术，使道畅群邦，风流万宇。自皇基徙构，光宅中区，军国务殷，未遑经建，靖言思之，有惭古烈，可敕有司，依汉魏旧章，营缮国学。’”
“四年夏六月己丑朔，诏曰：‘高祖德格两仪，明并日月，播文教以怀远人，调礼学以旌俊造，徙县中区，光宅天邑，总霜露之所均，一姬卜于洛涘，戎缮兼兴，未遑儒教。朕纂承鸿绪，君临宝历，思模圣规，述遵先志，今天平地宁，方隅无事，可敕有司，准访前武，置国子，立太学，树小学于四门。’”
“闰九月甲午，禁大司马门不得车马出入。”
“永平二年秋九月壬午，诏定诸门闼名。”
“四年夏五月己亥，迁代京铜龙置天渊池。”
《茹皓传》曰：“皓性微工巧，多所兴立，为山于天渊池西，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颍，罗莳其间，经构楼观，列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世宗心悦，以时临幸。”
《延昌元年夏四月丁卯，诏曰：“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缺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胄，叹司子衿，静言思之，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
“三年冬十二月庚寅，诏立明堂。”
《礼志》曰：“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频属年饥，遂寝。熙平中，复议之，诏从五室，及元乂执政，遂改营九室，值世乱不成，宗配之礼，迄无所设。”
《任城王澄传》曰：“灵太后锐于缮兴，在京师则起永宁、太上公等佛寺，外州各造五级浮图。”
《源子恭传》曰：“正光初，为起部郎，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书曰：‘臣闻辟台望气，轨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范世之道斯远，是以书契之重，理冠于造化，推尊之美，事绝于生民。至如郊天飨帝，盖以对越上灵，宗祀配天，是用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严父以兹为大，乃皇王之休业，有国之盛典。窃惟皇魏居震统极，总宙驭宇，革制土中，垂式无外，自北徂南，同卜维于洛食，定鼎迁民，均气候于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于是恢构。案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乃访遗文，修废典，建明堂，立学校，兴一代之茂矩，标千载之英规。永平之中，始创雉构，基址草昧，迄无成功，故尚书令任城王臣澄，案故司空臣冲所图明堂様，并连表诏答，两京模式，奏求营起，缘期发敕，即加葺缮，侍中领军臣又物，动作官宣赞授令，自兹厥后，方配兵人，或给一千，或与数百，进退节缩，曾无定准，欲望速了，理在难克，若专役此功，长得营造，委成责办，容有就期，但所给之夫，本自寡少，诸处竞借，动即千计，虽有缮作之名，终无就功之实，爽垲荒茫，淹积年载，结架崇构，指就无兆，仍令肄胄之礼，掩抑而不进，养老之仪，寂寥而不返，构厦止于尺土，为山顿于一篑，良可惜欤。愚谓召民经始，必有子来之歌，兴造勿亟，将致不日之美，况本兵不多，兼之牵役，废此兴彼，循环无极，便是辍创礼之重资，不急之费，废经国之功，供寺馆之役，求之远图，不亦阙矣。今诸寺大作，稍以粗举，并可彻减，专事经综，严勒工匠，务令克成，使祖宗有荐配之期，苍生睹礼乐之富。’书奏，从之。”
《刘芳传》曰：“芳表曰：‘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敩为先，诚复政有质文，兹范不易，良由万端资始，众务禀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虎门。《周礼・大司乐》云：“师氏掌以媺诏王，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之事，以教国子弟。” 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虎门左，敷陈六艺，以教国子。” 今之祭酒，即周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大学在开阳门外。案《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民，教学为先。” 郑氏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 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案如《洛阳记》，犹有仿像，臣愚谓今既徙县嵩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故址，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旧营构。又云：“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 臣案自周以上，学惟以二，或尚西，或尚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郊。《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在国之西郊。” 礼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 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 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 周之五学，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 此其证也。汉魏以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敕，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王都五十里。” 考之郑氏，不云远近，今太学故坊，基址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大学坊并作四门，犹为太广，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名儒礼官，议其定所从之。’”
《隋书・经籍志》曰：“迁洛以后，置道场于南郊之旁，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有道士歌人百六人，拜而祠焉。”
《历代帝王宅京记》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