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
《歷代帝王宅京记》卷二
昆山顾炎武撰
总序下
天兴元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
六年秋九月，行幸南平城，规度灅水南面夏屋山，背黄瓜堆，将建新邑。
太宗泰常七年秋九月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
高祖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雒京。
十八年春正月乙亥，幸洛阳西宫。闰二月壬申，帝还至平城。癸酉，临朝堂，部分迁留。冬十一月己丑，车驾至洛阳。
十九年秋八月，金墉宫成。九月，车驾幸金墉宫。庚午，六宫及文武迁于雒阳。
《魏书・任城王澄传》曰：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 群臣莫敢言。澄进曰：“《易》言革者，更也。将欲顺天应人，革君臣之命，汤武得之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叶，今日卜征，乃是伐叛，不得云革命，未可全为吉也。” 高祖厉声曰：“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 澄曰：“陛下龙兴既久，岂可方同虎变？” 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众耶？” 澄曰：“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豫参顾问，敢尽愚衷。” 高祖既锐意欲行，恶澄此对，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复何伤。” 车驾还宫，便召澄，未及升阶，遥谓曰：“向者革卦，今更欲论之。明堂之忿，惧众人竞言沮我大计，故厉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 乃独谓澄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实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 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 高祖曰：“北人恋本，忽闻将移，能不惊扰？” 澄曰：“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 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 及驾幸洛阳，定迁都之策，诏曰：“迁移之策，必须访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 既至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伏。澄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高祖大说曰：“若非任城，朕事不得就也。”
《李冲传》曰：车驾南伐，加冲辅国大将军，统众翼从，自发都至于雒阳，霖雨不霁，仍诏六军发轸。高祖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皆稽颡固谏。高祖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朕仰惟远祖，世居幽漠，违众南迁，以享无穷之美。今若不南迁，即当移都于此，光宅土中，王公等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者右。” 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桢进曰：“夫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行至德者不议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非常之人乃能行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业，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启之于前，陛下行之于后，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请上安圣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辍彼南伐，此臣等愿言，苍生幸甚。” 群臣咸唱万寿。高祖即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众情，外为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雒阳。
《东阳王丕传》曰：高祖欲迁都，临太极殿，引见留守之官，大议乃诏丕等各陈其志。燕州刺史穆罴进曰：“移都大事，如臣愚见，谓为未可。” 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理。” 罴曰：“北有猃狁之寇，南有荆扬未宾，西有吐谷浑之阻，东有高句丽之难，九区未定，以此推之，谓为不可。征伐之举，要须戎马，如其无马，事不可克。” 高祖言曰：“卿言无马，此理粗可，马出北方，厩在此置，卿何虑无马？今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 罴曰：“臣闻黄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者圣王不必悉居中原。” 高祖曰：“黄帝以天下未定，都于涿鹿，既定之后，迁于河南。” 尚书于杲曰：“臣诚不识古事，如闻百姓之言，先王建都于此，无何欲移，以为不可。中原数有篡夺，自建邑平城以来，与天地并固，日月齐明，臣虽管见肤浅，终不以恒代之地而拟伊洛之美，但安土重迁，物之常性，一旦南移，惧不乐也。” 丕曰：“陛下去岁亲御六军，讨萧氏至洛，遣任城王澄宣敕，臣等议都洛，初奉恩敕，心情惶越，凡欲迁，当讯之卜筮，审吉否，然后可。” 高祖曰：“往在邺中，司徒公诞、咸阳王禧、尚书李冲等皆欲请龟卜吉凶，朕谓诞等曰：‘昔周召卜宅伊洛，乃识至兆，今无若斯之人，卜亦无益。然卜者所以决疑，不疑何须卜也？昔轩辕卜兆，龟焦，卜者请访诸贤哲，轩辕乃问天老，天老谓为善，遂随其言，终致昌吉，然则至人之量，未然审于龟矣。朕既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迟速无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积仓储，不令其窘乏。” 丕曰：“臣仰奉慈诏，不胜喜舞。” 高祖诏群官曰：“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营居盛乐，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迁居平城，朕虽虚寡，幸属胜残之运，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当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规。” 前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仍守愚因，帝皆辞而答之，辞屈而退。
孝武帝永熙三年秋七月丁未，出奔长安。己酉，高欢入洛。冬十月丙寅，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丙子，兆迁于邺。
《魏书・孝静本纪》曰：是月壬申，诏曰：“安安能迁，自古之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规。是以殷迁八城，周卜三地，吉凶有数，隆替无恒，事由于变通，理出于不得已，故也。高祖孝文皇帝式观乾象，俯协人谋，发自武州，来幸嵩县，魏虽旧国，其命维新。及正光之际，国步孔棘，丧乱不已，寇贼交侵，俾吾生民无所措手。今远遵古式，深验时事，考龟袭吉，迁宅漳滏，庶克隆洪基，再昌宝历。主者明为条格，及时发迈。”
自是分为东西魏。
东魏禅于齐，都邺。
西魏禅于周，都长安。
及周武帝灭齐，宣帝大象元年，以洛阳为东京。
周禅于隋。
隋文帝开皇二年夏六月丙申，作新都于龙首山【在汉故城东南十三里，即今陕西西安府】。
《隋书・高祖本纪》曰：“朕奉上元，君临万国，属生人之敝，处前代之宫，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改创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陈谋献策，咸云：‘羲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往圣之宏义。此城从汉雕残日久，屡为战塲，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论变通之数，稽幽显之符，同心固请，辞情深切。然则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向，非朕一人之所独有，苟利于物，其可违乎？且殷之五迁，恐人尽死【《盘庚篇》曰：重我民，无尽刘】，是则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虽则劬劳，其究安宅。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源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 乃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钜鹿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义等创造新都。
《庾季才传》曰：高祖将迁都，夜与高颎、苏威二人定谋，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必有迁都之事，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 高祖愕然，谓颎等曰：“是何神也！” 遂发诏施行。
《李穆传》曰：上素嫌台城制度狭小，又宫内多鬼妖，苏威尝劝迁都，未决，适太史奏状，及穆上表请改都邑，上曰：“天道聪明，已有徵应，太师民望，复抗此请，是则可矣。” 遂从之。
冬十二月丙子，名新都曰大兴城。
三年春三月丙辰，迁于新都。
炀帝大业元年春三月丁未，营洛阳为东京。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东京为东都。
九年春三月丁丑，发丁男十万城大兴。
唐高祖受隋禅，都长安。
《新唐书・突厥传》曰：突厥既岁盗边，或说帝曰：“虏数内寇者，以府库子女所在，我能去长安，则戎心止矣。” 帝使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按行樊邓，将徙都焉，群臣赞迁，秦王独曰：“夷狄自古为中国患，未闻周汉为迁也，愿假数年，请取可汗以报。” 帝乃止。
高宗永徽五年冬十月，和雇雍州四万一千人筑长安外郭，三旬而毕。
显庆二年冬十二月丁卯，以洛阳宫为东都。
武后光宅元年秋九月甲寅，改东都为神都。
《资治通鉴》曰：初，隋炀帝作东都，无外城，仅有短垣而已，武后长寿元年，凤阁侍郎李昭德始筑之。
长寿元年秋九月癸卯，以并州为北都。
《通典》曰：武太后长寿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为北都。
中宗神龙元年春二月甲寅，复以神都为东都，北都为并州。
玄宗开元九年春正月丙辰，以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夏六月己卯，罢中都【旧唐书作秋七月戊申】。
《通典》：时扬州功曹参军、丽正殿学士韩覃上疏曰：“臣闻《礼记・月令》曰：‘孟夏之月，无起土功，无聚大众。’昔鲁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戒。今建国都，乃长久之大业也，犯天地之大禁，袭《春秋》之所书，夺人盛农之时，愚臣窃以为甚不可也。至若两都旧制，分官众多，费耗用度尚以为损，岂可更建中都乎？夫河东，国之股肱郡也，劲锐强兵尽出于是，其地隘狭，今又置都，使十万之户将安投乎？且陋东都而幸西都，自西都而造中都，取乐一君之欲，以遗万人之患，务在国都之多，不恤危亡之变，悦在游幸之丽，不顾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不拔之长策矣。昔汉帝感钟离之言，息事阳德之殿；赵主采续咸之谏，止造邺都之宫。臣愚诚愿陛下明诏罢中都，则获福无疆，天下幸甚。” 六月三日，诏停。
十一年春正月辛卯，以并州为太原府，置北都。
《六典》曰：京兆、河南、太原为三都。
十八年夏四月乙卯，筑西京外郭，凡十月而功毕。
肃宗至德二载冬十二月戊午朔，以蜀郡为南京，凤翔郡为西京，西京为中京。
上元元年秋九月甲午，以荆州为江陵府，置南都，复以南京为蜀郡。
二年秋九月壬寅，罢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号。
元年【去年号称元年，其年四月改元宝应】建卯月辛亥朔，复以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凤翔府为西都，江陵府为南都，太原府为北都。
《新唐书・吕諲传》曰：为荆州刺史，澧朗峡忠等五州节度使，建请荆州置南都，诏可。如是更号江陵府，以諲为尹，置永平军万人，遏吴蜀之冲，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连黔中之涪凡七州隶其道。
广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畿，上幸陕州。
《旧唐书・郭子仪传》曰：自西蕃入寇，车驾东幸【广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畿，上幸陕州】，程元振劝帝且都洛阳，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诏有曰：“子仪闻之，附章论奏曰：‘臣闻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兵强士勇，雄视八方，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则用武之国，非诸夏所同，秦汉因之，卒成帝业，其后或处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书，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炀帝南迁，河洛丘墟，兵戈乱起，高祖倡义，亦先入关，唯能翦灭奸雄，底定区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鲜居东洛，间者羯胡构乱，九服分离，河北、河南尽从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众，庆绪奔亡，陛下借西土之师，朝义就戮，岂惟天道助顺，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之饰说。近因吐蕃陵逼，銮驾东巡，盖以六军之兵，素非精练，皆市肆屠沽之人，务挂虚名，苟避征赋，及驱以就战，百无一堪，亦有潜输货财，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荡不安，退居陕服，斯盖关于委任失所，岂可谓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咸谓陛下已有成命，将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见其利。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比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渐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狭阨，才数百里间，东有成皋，南有二室，险不足恃，适为战塲，陛下奈何弃久安之势，从至危之防，忽社稷之生，计天下之心，臣虽至愚，窃为陛下不取，且圣虑所虑，岂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虚，恐稍食不充，国用有阙，以臣所见，深谓不然。昔卫文公，小国之君，诸侯之主耳，遭懿公为狄所灭，始庐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复旧业，享无疆之休，况明明天子，恭俭节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防刁易牙之权，任蘧瑗、史鱼之直，薄政弛力，防隐迨鳏，委诸相以简贤任能，付老臣以练兵御侮，则黎元自理，寇盗自平，中兴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期，永永无极矣。愿时迈顺动，回銮上都，再造邦家，维新庶政，奉宗庙以修荐享，谒陵寝以崇孝思，臣虽陨越，死无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谓左右曰：‘子仪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还京师。’十一月，车驾自陕还宫。”
《元载传》曰：扈驾自陕还，上表请以河中府为东都，秋杪行幸，春首还京，以避蕃戎侵轶之祸。帝初纳之，遣条奏以闻，载遂抗表请建中都，以关辅、河东等十州户税入奉京师，创置精兵五万，管在中都，以威四方。疏入不报。
杜佑《通典》议曰：关中畿内西偏，天下劳于转输。洛阳宫室正在土中，周汉以还，多为帝宅，皇舆巡幸之处，则是国都，何必重难迁移，密迩勍寇，择材留镇，以息人力，自然无虑。
答曰：古今既异，形势亦殊。当周之兴也，既定鼎郏鄏，而王在镐京，幽王之乱，平王东徙，始则晋郑夹辅，终乃齐晋主盟，咸率诸侯共尊王室，犹有请隧之僭，中肩之师。东汉再兴，巨憝皆殄，魏晋以下，理少乱多。今咸秦陵庙在焉，胜兵计数十万，海内财力云奔风趋。倘议迁都，得非蹙国，斯乃示弱天下，何以统临四方？洛阳地瘠凋敝尤甚，万乘所止，千官毕臻，樵牧难资，藁秸难赡，又无百二之固，虑启奸凶之心，岂得舍安而就危，弃大而从小也？汉高初平项羽，将宅洛师，娄敬请居关中，张良赞成其计，田肯称贺，方策备存。武德中，突厥牙帐在于河曲，数十万骑将过原州，时以伤夷未平，财力且乏，百辟震恐，皆请迁都山南。太宗献计固争，方止，永安宗社，实赖圣谟。
议者又曰：洛阳四战之地，既为不可，蒲坂虞舜旧国，表里山河，江陵亦尝设都，控压吴蜀，宁不堪居？
答曰：蒲坂土瘠，人贫困竭甚于洛邑。江陵本非要害，梁主数岁国亡。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未可轻议。
僖昭之时，乘舆屡出。
《旧唐书・僖宗纪》曰：光启元年十二月，沙陀逼京师，田令孜奉帝出幸凤翔。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宫室宛然，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贼平之后，令京兆尹王徽补葺，至是乱兵复焚宫阙，萧条鞠为茂草矣。
《新唐书・朱朴传》曰：昭宗时，朴为国子博士，上书议迁都。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明巨盗，颠覆宫阙，局署帑藏，里闬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舆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自古中兴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阳，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臣视山河壮丽处多，故都已盛而衰，难可兴已。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狼戾，不可以都。唯襄邓实居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无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不报。
《赵匡凝传》曰：匡凝，山南东道节度使，天祐元年封楚王。时诸道不上供，唯匡凝岁贡赋天子。又曰：昭宗尝有意都襄阳，依匡凝以自全。
**《昭宗天祐元年》春正月壬戌，朱全忠逼帝幸东都。夏闰四月甲辰，车驾至东都。
《旧唐书・昭宗纪》曰：干宁四年七月丙申，上幸华州。九月己卯朔，汴州朱全忠、河南尹张全义及诸关东诸侯俱上言秦中有灾，请车驾还都洛阳。全忠、全义言：“臣已表率诸藩，缮治洛阳宫室。” 优诏答之。天祐元年正月己酉，全忠帅师屯河中，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秦人大骂于路曰：“国贼崔允，召朱温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 丁巳，车驾发京师。癸亥，次陕州。闰四月丁酉，车驾发陕州。甲辰，至东都，由徽安门入。是日，大风雨，跬步不辨物色，日暝少止。上谒太庙，礼毕还宫，御正殿，宣劳从官、卫士，受贺。乙巳，上御光政门大赦，制曰：“乃眷中州，便侯伯防朝之路，运逢百六，顺古今禳避之宜。况建旧京，我家二宅，轘辕通其左，郏鄏引其前，周平王之东迁，更延姬祚，汉光武之定业，克茂刘宗，肇葺新都，祈天永命，皆因否运，复启昌期。或西避于戎狄，或载殱于妖孽，朕遭家不造，布德不明，十载以来，三罹播越，亦属灾缠秦雍，叛起邠岐，始幸石门以避卫兵之乱，载迁华岳，仍惊畿邑之侵忧，危则矢及车舆，陵胁则火延宫庙，迨至逆连宫闱，构结奸凶，致刘季述幽朕于下宫，韩全诲劫予于右辅，莫非兵围内殿，焰更九重，皆思假武以容身，唯效指鹿而威众，矫宣天宪，欺灭外藩，行书诏以任情欲，忠良之获罪，虽群方岳牧协力匡扶，拘戎律于阻修，报朝恩而隔越。副元帅梁王全忠，以兼镇近辅，总兵四藩，远赴岐阳，躬迎大驾，辛勤百战，尽剿凶渠，营野三年，竟回銮辂，咸镐载新其宫阙，让珪绝类于阉徒，方崇再造之功，以正中兴之运。又邠岐结衅，巴蜀连兵，上负国恩，下隳邻好，焚宫烈火，更延爇于亲邻，却驾凶锋，复延侵于禁苑，抑又太乙游处，并集六宫，罚星荧惑，久躔东井，元象荐灾于秦分，地形无过于洛阳，爰有一二荩臣，洎四方同志，端心王室，共誓嘉谋，魏、定、燕航大河而毕至，陈、徐、潞、蔡辇巨轴以皆来，披荆棘而立朝廷，刬灰烬而化轮奂，左郊祧而右社稷，肃尔崇严，前广殿而后重廊，蔼然华饰。公卿佥议，龟筮协从。甲子，今年孟夏初吉，备法驾而离分陕，列百官而入洛郊，观此殷繁，良多嘉慰。谢罪太庙，忧惕惊怀，登御端门，轸恻兴感。盖以一人寡佑，致万姓靡宁，工役艰疲，忠良尽瘁，克建再迁之事业，冀延八百之基础，宜覃涣汗之恩，俟此雍熙之庆，涤瑕荡垢，咸与维新，可大赦天下，改天复四年为天祐元年。于戏！肆眚阊阖，即安宫闱，虽九庙几筵，已閟于新室，而诸陵松柏，遥隔于旧都，将务乂宁，难申绻慕，文武百辟，执事具僚，从我千里而来，端尔一心莅政，恩覃既往，效责从新，方当开国之初，必举慢官之罚。”
《五代史・寇彦卿传》曰：初，太祖【朱全忠伪号梁太祖】与崔胤谋欲迁都洛阳，而昭宗不许。其后昭宗奔于凤翔，太祖以兵围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彦卿奉表迫请迁都。彦卿因悉驱徙长安居人以东，人皆拆屋为筏，浮渭而下，道路号哭，仰天大骂曰：“国贼崔胤、朱温使我至此！” 昭宗亦顾瞻陵庙，彷徨不忍去，谓其左右为俚语云：“纥干山头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 相与泣下沾襟。
《资治通鉴》曰：正月丁巳，上御延喜楼，朱全忠遣牙将寇彦卿奉表称邠岐兵逼畿甸，请上迁都洛阳。及下楼，裴枢已得全忠移书，促百官东行。戊午，驱徙士民，号哭满路，老幼襁属，月余不绝。壬戌，车驾发长安，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梁太祖开平元年，夏四月戊辰，以汴州为开封府，建东都，以唐东都为西都，废西京为雍州佑国军。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夏四月己巳，以兴唐府建东京，太原府建西京，以镇州为真定府，建北都。冬十一月乙巳，罢北都为镇州成德军，以太原为北都。丙辰，复汴州为宣武军。辛酉，复西京京兆府。
三年，春三月辛酉，改东京为邺都，以洛京为东都。明宗天成四年夏六月戊申，罢邺都。
晋高祖天福三年，冬十月庚辰，复以汴州为东京，洛阳为西京，以西京为雍州晋昌军。十一月辛亥，复邺都。周高祖显德元年春正月戊寅，罢邺都。
世宗显德三年，春正月戊戌，发开封府、曹滑、郑州民十余万筑大兴外城。
宋太祖受周禅，都东京。
开宝元年，春正月甲午，增治京城。
《王应麟地理通释》曰：太祖生于洛阳，有迁都之意，晋王言非便，太祖曰：“朕将西迁者，欲据山河之固，而去冗兵。” 王又言：“在德不在险。” 太祖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真宗景德三年，春二月甲申，以宋州为应天府。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建应天府为南京。
仁宗庆历二年，夏五月，建大名府为北京。
《宋史・范仲淹传》曰：时吕夷简执政，他日论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 帝问夷简，夷简曰：“此仲淹迂阔之论也。” 仲淹乃为四论以献。
《吕夷简传》曰：契丹聚兵幽蓟，声言将入寇，议者请城洛阳，夷简谓契丹畏壮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或曰：“此虚声耳，不若修洛阳。” 夷简曰：“这是子囊城郢计也，使契丹复渡河，虽高城深池，何足恃耶？” 乃建北都。
神宗熙宁八年，秋八月庚戌，发河北京东兵及监牧卒修都城。
徽宗政和六年，春二月庚寅，广京城。
高宗建炎元年，夏五月庚寅朔，即位于南京应天府。绍兴元年冬十一月戊戌，诏驻跸临安。
二年春正月己未，修临安城。
《宋史・陈亮传》曰：淳熙五年，亮诣阙上书曰：“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彰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蹙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齐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襄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襄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侯，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 泄者，况其东通吴会，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以形势消长之常数也。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沉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
辽
初，国号曰契丹，居潢水之上，名曰西楼。
太祖神册三年春二月癸亥，城皇都。
四年春二月丙辰，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
太宗天显三年冬十二月，升东平郡为南京。
会同元年冬十一月，晋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于是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
圣宗统和二十五年春正月，建中都。
兴宗重熙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改云州为西京。
金
金之先在混同江、长白山，至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额讷格尔。额讷格尔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于按出虎水之侧。太祖建国，称京师。
熙宗天眷元年秋八月，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
海陵天德三年春三月壬辰，诏广燕城，建宫室。夏四月丙午，诏迁都燕京。
贞元元年春三月辛亥，至燕京。乙卯，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为北京。
正隆二年秋八月甲寅，罢上京留守司。冬十月壬寅，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
《金史・海陵本纪》曰：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
三年冬十一月，诏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徽营建南京宫室。
六年夏六月癸亥，至南京。
世宗大定十三年秋七月庚子，复以会宁府为上京。
宣宗贞祐二年秋七月，迁都南京。
《金史・完颜额尔克传》曰：初，宣宗议迁都，朝臣谓可迁河中，河中背负关陕五路，士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台以为右翼，前有绛阳、平阳、太原三大镇，敌兵不敢轻入，应三镇近县之民，皆聚之山寨，敌至则为昼攻夜劫之计，屯重兵中条，则行在有万全之固矣。主议者以河中在河朔，又无宫室，不及汴梁，议遂寝。
《金史・撒合辇传》曰：宣宗改河南府为金昌府，号中京，又拟少室山顶为御营，命伊喇聂赫筑之。
元初国号曰蒙古，太祖始即位于斡难河之源，十五年建都和林。
《元史・地理志》曰：和宁路，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诸郡，建都于此，前后五朝都焉。
世祖以宪宗六年春三月，命僧子聪【后名刘秉忠】卜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经营宫室。
中统四年五月戊子，升开平府为上都。
至元元年八月乙卯，改燕京为中都。
四年春正月，城中都，始建宗庙宫室。
九年春二月壬辰，改中都为大都。
《元史・刘秉忠传》曰：初，帝命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于龙冈，三年而毕，名曰开平，继升为上都，而以燕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
二十年夏六月，发军完大都城。
——《历代帝王宅京记》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