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日的早晨，我走过沈昆三先生的门口，他见了我，便说，“适之，昨晚上我同梦旦想来看你，我们想邀你逛庐山去。”我问何时去，昆三说，“明晚就行，船票都定好了，你去不去？”我问还有谁去，他说，“高梦旦，蒋竹庄，你和我。”
我想，要我自动地去逛庐山，那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我在北京九年，没有游过长城，我常常笑我自己。任叔永常说：“当趁我们脚力尚健时，多游几处山水。”我想起了叔永的话，便联想到前十天我因脚上有一块红肿，竟有六天不能下楼。这双脚从来没有享过这样清福，现在该让他们松动松动了。
所以我便问昆三道：“我可以带我的儿子去吗？”他说：“带他到船上再补票。明天晚上，太古码头，吴淞船上再见。”
（十七，四，七）
船到九江，已一点一刻。
先到商务印书馆，经理王少峰先生替我们招呼，雇人力车到汽车公司。九江表面情形同我两年前所见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几处青天白日旗之外，看不出什么革命影响。路上见两个剪了发的女子，这是两年前没有的。
汽车到莲花洞，即由汽车公司中人替我们雇藤轿上山，经过斗笠树，踏水河，月弓堑，小天池等处，到牯岭。踏水河以上，山路很陡峻，很不易行。小天池为新辟地，几年前志摩，歆海都说此地很好，将来可以发展。我们今天不曾去看此地，但望见其一角而已。
到牯岭住的是胡金芳旅馆。主人胡君给我们计划三天的游玩路程如下：
八日（上午）御碑亭，仙人洞，大天池。（下午）五老峰，三叠泉，海会寺。
九日由海会寺到白鹿洞，万杉寺，秀峰寺，青玉峡，归宗寺，温泉。
十日由归宗寺到观音桥，金井，玉渊，栖贤寺，含鄱口，黄龙寺。
梦旦带有吴炜的《庐山志》（淮南李滢，歙州闵麟嗣大概是实际编辑人，书成于康熙七年），共十五卷，我借来翻看。这也是临时抱佛脚的工作。此书篇幅太多，编辑又没有条理，——二百多年前的路径是不能用作今日的游览程序的，——故匆匆翻读，很难得益处。
（十七，四，八）
七点起程。因《山志》太繁，又借得陈云章陈夏常合编的《庐山指南》（商务出版，十四年增订四版）作帮助。
将起程时，见轿夫玩江西纸牌，引起我的注意，故买了一副来查考，果有历史价值。此牌与福建牌，徽州牌，同出于马吊，源流分明。一万至九万皆有水浒人物画像。一吊至九吊，一文至九文，则都没有画像了。此二十七种各有四张，共百零八张。另有千万四张，枝花（一枝花葵庆）四张，“全无”（轿夫说，湖北人叫做“空文”，则与马吊更合）四张，此则今之中发白三种之祖。空文即“零”，故今为“白版”以上共百二十张。另有福，禄，寿，喜，财五种，各一张，则“花”也。共一百二十五张。
徽州牌有“枝花”五张，“喜”五张，“千万”五张，“王英”（矮脚虎）五张。
到御碑亭。亭在白鹿升仙台上（此据《旧志》。今则另有一“白鹿升仙台”，其实是捏造古迹也）。地势高耸，可望见天池及西北诸山。亭内有碑，刻明太祖的《周颠仙人传》全文。此文见《庐山志》二，页三十六——四十一，叙周颠事最详，说他在元末天下未乱时，到处说“告太平”，后来“深入匡庐，无知所之”。末又记赤脚僧代周颠及天眼尊者送药治太祖的病事。此传真是那位“流氓皇帝”欺骗世人的最下流的大文章。王世贞《游东林天池记》（《庐山志》二，页二十八）论此碑云：
颠圣凡不足论，天意似欲为明主一表征应，以服众志耳。
这句话说尽明太祖的欺人心事。自明以来，上流社会则受朱熹的理学的支配，中下社会则受朱元璋的‘真命天子’的妖言的支配，二朱狼狈为奸，遂造成一个最不近人情的专制社会。
济颠和尚的传说似与周颠的神话有关。将来当考之。（小说《英烈传》说周颠故事甚详）
御碑亭下为佛手崖，更下为仙人洞，有道士住在此，奉的是吕祖，神龛俗气可厌。
由此往西，到天池寺。天池本在天池山顶，朱熹《山北纪行》所谓
天池寺在小峰绝顶，乃有小池，泉水不竭。（《志》二，页七）
是也。今之天池寺似非旧址，寺中亦有池水，寺极简陋，宋明诸人所游览咏叹的天池寺，今已不存片瓦。寺西有庐山老母亭，有乡间小土地庙那么大，时见乡下人来跪拜。遥望山岗上有新起塔基，人说是旧日的天池塔，《旧志》说是韩侂冑建的，毁于洪杨之乱，仅存五级；去年唐生智最得意时，毁去旧塔，出资重建新塔，仅成塔基，而唐已下野了。朱和尚假借周颠的鬼话，装点天池，遂使这一带成为鬼话中心。唐和尚（唐生智信佛教，在他势力所及的几省大倡佛教）也想装点天池，不幸鬼话未成立，而造塔的人已逃到海外。朱和尚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天池寺在明朝最受帝室礼敬，太祖在此建聚仙亭，祀周颠等，赐铜鼓象鼓；宣德时，恩礼犹未衰。王守仁于正德己卯擒宸濠，明年游天池，有诗三首，最有名。其中一首云：
天池之水近无主，木魅山妖竞偷取，
公然又盗岩头云，却向人间作风雨。
又《文殊台夜观佛灯》一首云：
老夫高卧文殊台，拄杖夜撞青天开，
撒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
此老此时颇有骄气，然他的气象颇可喜。今则天池已不成个东西，仅有赤脚乡下人来此跪拜庐山老母而已！
我们回到旅馆吃午饭，饭后起程往游山南。经过女儿城，大月山，恩德岭等处，山路极崎岖，山上新经野烧，无一草一木，使人厌倦。大月山以后，可望见五老峰之背，诸峰打成一片，形如大灵芝，又如大掌扇，耸向鄱阳湖的方面，远望去使人生一种被压迫而向前倾倒的感觉。平常图中所见五老峰皆其正面，气象较平易，远不如背景的雄浑逼人。
鄱阳湖也在望中，大孤山不很清楚，而鞋山一岛很分明，望远镜中可见岛上塔庙。湖水正浅，多淤地，气象殊不伟大。
梦旦带有测高器，测得山高度如下：
据此则大月山高五千零三十八英尺。陈氏《指南》说：
大月山计高四千六百尺，较汉阳峰仅低百六十尺。（页六十五）
不知是谁的错误。《指南》（页四十一）又说：
汉阳峰高出海面四千七百六十尺。
据牯岭测量原工程师John Berkin说，他不曾实测过汉阳峰，陈氏所据不知是何材料。
途中看三叠泉瀑布，源出大月山，在五老峰的背面。这时正当水少的时候，三叠泉并不见如何出色。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在对山高处远望，不能尽见此瀑布的好处，也许是因为我曾几次看过尼格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但我看了此泉后，读王世懋，方以智诸人惊叹此瀑布的文字（《庐山志》九，页十七，又十九），终觉得他们的记载有点不实在。梦旦先生也说，此瀑大不如雁宕的瀑泉。
庐山多瀑布，但唐宋人所称赞的瀑布大都是山南的一些瀑布，尤其是香炉峰，双剑峰一带的瀑布。他们都不曾见三叠泉。方以智说：
阅张世南《纪闻》载水帘三叠以绍熙辛亥始见。（《志》九，页二十）
《庐山志》又引范礽云：
新瀑之胜，其见知人间始终于绍熙辛亥（一一九一）年。至绍定癸巳（一二三三），汤制干仲能品题之，以为不让谷帘，有诗寄张宗端曰：……鸿渐但知唐代水，涪翁不到绍熙年。从兹康谷宜居二，试问真岩老咏仙。（九，页二十一）
朱熹《送碧崖甘叔怀游庐阜》三首之二云：“直上新泉得雄观，便将杰句写长杠。”自跋云：“新泉近出，最名殊胜，非三峡漱石所及，而余未之见，故诗中特言之。……”此可证三叠泉之发见在朱子离开南康以后。
过山入南康境，树木渐多，山花遍地，杜鹃尤盛开，景色绝异山北。将近海会寺时，万松青青，微风已作松涛。松山五老峰峥嵘高矗，气象浑穆伟大。一个下午的枯寂干热的心境，到此都扫尽了。
到海会寺过夜。海会寺不见于《旧志》，即古代的华严寺遗址，后（《指南》说，清康熙时）改为海会庵。光绪年间，有名僧至善住此，修葺增大，遂成此山五大丛林之一。（《指南》说，重建在癸卯。）
寺僧说寺中有高阁可望见鄱阳湖与五老峰，因天晚了，我们都没有上去。寺中藏有赵子昂写画的《法华经》，很有名，我们不很热心去看，寺僧也就不拿出来请我们看。我问他借看至善之徒普超用血写的《华严经》八十一卷全部。他拿出《普贤行愿品》来给我们看，并说普超还有血书《法华经》全部。《华严经》有康有为，梁启超两先生的题跋，梁跋很好。此外题跋者很多，有康白情的一首诗尚好，但后序中有俗气的话。
刺血写经是一种下流的求福心理。但我们试回想中古时代佛教信徒舍身焚身的疯狂心理，便知刺血写经已是中古宗教的末路了。庄严伟大的寺庙已仅存破屋草庵了，深山胜地的名刹已变作上海租界马路上的“下院”了，憨山莲池的中兴事业也只是空费了一番手足，终不能挽救已成的败局。佛教在中国只剩得一只饭碗，若干饭桶。中古宗教是过去的了。
寺中有康有为先生光绪己丑（一八八九）题赠至善诗的真迹，署名尚是“长素康祖诒”。书法比后来平易多了。至善临终遗命保存此诗卷，故康先生戊午（一九一八）重来游作诗很有感慨，有“旧墨笼纱只自哀”之语。后来他游温泉，买地十亩，交海会寺收管，以其租谷所入作为至善的香火灯油费。（温泉买地一节，是归宗寺僧告我的。）
（十七，四，九）
昨夜大雨，终夜听见松涛声与雨声，初不能分别，听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时的松涛与雨止时的松涛，声势皆很够震动人心，使我终夜睡眠甚少。
早起雨已止了，我们就出发，从海会寺到白鹿洞的路上，树木很多，雨后青翠可爱。满山满谷都是杜鹃花，有两种颜色，红的和轻紫的，后者更鲜艳可喜。去年过日本时，樱花已过，正值杜鹃花盛开，颜色种类很多，但多在公园及私人家宅中见之，不如今日满山满谷的气象更可爱。因作绝句记之：
长松鼓吹寻常事，最喜山花满眼开。
嫩紫鲜红都可爱，此行应为杜鹃来。
到白鹿洞。书院旧址前清时用作江西高等农业学校，添有校舍，建筑简陋潦草，真不成个样子。农校已迁去，现设习林事务所。附近大松树都钉有木片，写明保存古松第几号。此地建筑虽极不堪，然洞外风景尚好。有小溪，浅水急流，铮淙可听，溪名贯道溪，上有石桥，即贯道桥，皆朱子起的名字。桥上望见洞后诸松中一松有紫藤花直上到树杪，藤花正盛开，艳丽可喜。
白鹿洞本无洞，正德中，南康守王溱开后山作洞，知府何浚凿石鹿置洞中。这两人真是大笨伯！
白鹿洞在历史上占一个特殊地位，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一个书院。南唐升元中（九三七——九四二）建为庐山国学，置田聚徒，以李善道为洞主。宋初因置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三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为书院的四个祖宗。第二，因为朱子重建白鹿洞书院，明定学规，遂成后世几百年“讲学式”的书院的规模。宋末以至清初的书院皆属于这一种。到乾隆以后，朴学之风气已成，方才有一种新式的书院起来，阮元所创的诂经精舍，学海堂，可算是这种新式书院的代表。南宋的书院祀北宋周，邵，程诸先生，元明的书院祀程，朱，晚明的书院多祀阳明，王学衰后，书院多祀程朱。乾嘉以后的书院乃不祀理学家而改祀许慎，郑玄等。所祀的不同便是这两大派书院的根本不同。
朱子立白鹿洞书院在淳熙己亥（一一七九），他极看重此事，曾札上丞相说：
愿得比祠官例，为白鹿洞主，假之稍廪，使得终与诸生讲习其中，犹愈于崇奉异教香火，无事而食也。（《志》八，页二，引《洞志》）
他明明指斥宋代为道教宫观设祠官的制度，想从白鹿洞开一个儒门创例来抵制道教。他后来奏对孝宗，申说请赐书院额，并赐书的事，说：
今老佛之宫布满天下，大都逾百，小邑亦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势犹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邑仅置一区，附郭之县又不复有。盛衰多寡相悬如此！（同上，页三）
这都可见他当日的用心。他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从白鹿洞到万杉寺。古为庆云庵，为“律”居，宋景德中有大超和尚手种杉树万株，天圣中赐名万杉。后禅学盛行，遂成“禅寺”。南宋张孝祥有诗云：
老干参天一万株，庐山佳处着浮图。只因买断山中景，破费神龙百斛珠。（《志》五，页六十四，引桯史）
今所见杉树，粗仅如瘦腕，皆近年种的。有几株大樟树，其一为“五爪樟”，大概有三四百年的生命了，《指南》说“皆宋时物”，似无据。
从万杉寺西行约二三里到秀峰寺。吴氏《旧志》无秀峰寺，只有开先寺。毛德琦《庐山新志》（康熙五十九年成书。我在海会寺买得一部，有同治十年，宣统二年，民国四年补版。我的日记内注的卷页数，皆指此本）说：
康熙丁亥（一七〇七）寺僧超渊往淮迎驾，御书秀峰寺赐额，改今名。
开先寺起于南唐中主李景。李景年少好文学，读书于庐山，后来先主代杨氏而建国，李景为世子，遂嗣位。他想念庐山书堂，遂于其地立寺，因有开国之祥，故名为开先寺，以绍宗和尚主之。宋初赐名开先华藏，后有善暹，为禅门大师，有众数百人。至行瑛，有治事才，黄山谷称“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转石于千仞之溪，无不如意。”行瑛发愿重新此寺。
开先之屋无虑四百楹，成于瑛世者十之六，穷壮极丽，迄九年乃即功。（黄庭坚《开先禅院修造记》，《志》五，页十六至十八）
此是开先极盛时。康熙间改名时，皇帝赐额，赐御书《心经》，其时“世之人无不知有秀峰”（郎廷极《秀峰寺记》，《志》五，页六至七），其时也可称是盛世。到了今日，当时所谓“穷壮极丽”的规模只剩败屋十几间，其余只是颓垣废址了。读书台上有康熙帝临米芾书碑，尚完好，其下有石刻黄山谷书《七佛偈》，及王阳明正德庚辰（一五二〇）三月《纪功题名碑》，皆略有损坏。
寺中虽颓废令人感叹，然寺外风景则绝佳，为山南诸处的最好风景。寺址在鹤鸣峰下，其西为龟背峰，又西为黄石岩，又西为双剑峰，又西南为香炉峰，都嵚奇可喜。鹤鸣与龟背之间有马尾泉瀑布，双剑之左有瀑布水，两个瀑泉遥遥相对，平行齐下，下流入壑，汇合为一水，迸出山峡中，遂成最著名的青玉峡奇景。水流出峡，入于龙潭。昆三与祖望先到青玉峡，徘徊不肯去，叫人来催我们去看。我同梦旦到了那边，也徘徊不肯离去。峡上石刻甚多，有米芾书“第一山”大字，今钩摹作寺门题榜。
徐凝诗“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即是咏瀑布水的。李白《瀑布泉》诗也是指此瀑。《旧志》载瀑布水的诗甚多，但总没有能使人满意的。
由秀峰往西约十二里，到归宗寺。我们在此午餐，时已下午三点多钟，饿的不得了。归宗寺为庐山大寺，也很衰落了。我向寺中借得《归宗寺志》四卷，是民国甲寅先勤本坤重修的，用活字排印，错误不少，然可供我们参考。
我们吃了饭，往游温泉。温泉在柴桑桥附近，离归宗寺约五六里，在一田沟里，雨后沟水浑浊，微见有两处起水泡，即是温泉。我们下手去试探，一处颇热，一处稍减。向农家买得三个鸡蛋，放在两处，约七八分钟，因天下雨了，取出鸡蛋，内里已温而未熟。田陇间有新碑，我去看，乃是星子县的告示，署民国十五年，中说，接康南海先生函述在此买田十亩，立界碑为记的事。康先生去年死了。他若不死，也许能在此建立一所浴室。他买的地横跨温泉的两岸。今地为康氏私产，而业归海会寺管理，那班和尚未必有此见识作此事了。
此地离栗里不远，但雨已来了，我们要赶回归宗，不能去寻访陶渊明的故里了。道上见一石碑，有“柴桑桥”大字。《旧志》已说“渊明故居，今不知处”（四，页七）。桑乔疏说，去柴桑桥一里许有渊明的醉石（四，页六）。《旧志》又说，醉石谷中有五柳馆，归去来馆。归去来馆是朱子建的，即在醉石之侧。朱子为手书颜真卿《醉石诗》，并作长跋，皆刻石上，其年月为淳熙辛丑（一一八一）七月（四，页八）。此二馆今皆不存，醉石也不知去向了。庄百俞先生《庐山游记》说他曾访醉石，乡人皆不知，记之以告后来的游者。
今早轿上读《旧志》所载宋周必大《庐山后录》，其中说他访栗里，求醉石，土人直云，“此去有陶公祠，无栗里也”（十四，页十八）。南宋时已如此，我们在七百年后更不易寻此地了，不如阙疑为上。《后录》有云：
尝记前人题诗云：
五字高吟酒一瓢，庐山千古想风标。
至今门外青青柳，不为东风肯折腰。
惜乎不记其姓名。
我读此诗，忽起一感想：陶渊明不肯折腰，为什么却爱那最会折腰的柳树？今日从温泉回来，戏用此意作一首诗：
陶渊明同他的五柳
当年有个陶渊明，
不惜性命只贪酒。
骨硬不能深折腰，
弃官回来空两手。
瓮中无米琴无弦，
老妻娇儿赤脚走。
先生吟诗自嘲讽，
笑指篱边五株柳：
“看他风里尽低昂！
这样腰肢我无有。”
晚上在归宗寺过夜。
归宗寺最多无稽的传说，试考订其最荒谬的几点，以例其余：
（一）传说归宗寺是王羲之解浔阳郡守后，舍宅为西域僧佛驮耶舍造的（《志》四，页二十四，引桑疏）。此说之谬，《归宗志》已辨之。《归宗志》说：
考《晋史》，佛陀耶舍于安帝义熙十年甲寅（四一四）始至庐山，羲之守九江在成帝咸康初。归宗寺则咸康六年（三四〇）所造也。前后相去六十余年。当知所请为达磨多罗，而耶舍实金轮开山，继主归宗耳。（《庐山志》四，页二十五引）
《归宗志》能指出王羲之不曾为佛驮耶舍造寺，是很对的。但他又说，羲之所请为达磨多罗，那又是极荒谬的杜撰典故。达磨多罗的《禅经》是庐山道场译出的，但达磨多罗从不曾到过中国。此可见羲之造寺之说，全出捏造。咸康六年之说亦无据。
（二）归宗寺有王羲之洗墨池。羲之造寺之说大概因此而起。宋荦《商丘漫语》已辨之，他说：
临池而池水墨者，谓因墨之多也。羲之虽善书，安能变地脉，易水色，使之久而犹黑哉？（《志》四，页二十六引）
知道了墨池之不可信，便知因此而起之羲之造寺说也不可信。
（三）归宗寺背后山上有金轮峰，峰上有舍利塔，庄百俞《游记》说：
金轮峰顶有铁塔，佛驮耶舍负铁于峰顶成之，以藏如来舍利。
这是最有趣的传说，其说始见于释庆宜的《复生松记略》，《毛志》（四，页三十一），始引之。庆宜大概是康熙时人。二三百年来，此说已牢不可破了。今试考其来源，指其荒谬：
（1）《旧志》引《神僧传》中的《佛驮耶舍传》，从无说他负铁造塔藏舍利的话，也无王羲之为他造寺的话。
（2）周必大《庐山录》云：
石镜溪上直紫霄峰，铁塔在焉。……（志十四，页十五）
又他的《庐山后录》云：
三将军正庙……自归宗登山，才里余。又其上八里，则紫霄峰，峰顶有铁浮图九级，藏舍利。远望如枯木，而晋梵僧耶舍亦有坟在其上。（《志》十四，页十八）
这是我们所得的最早记载。可见南宋时已有铁塔，但不名耶舍塔，其峰名紫霄峰（《庐山录》下文另有一个金轮峰）。其时已捏造出一座耶舍坟，用意在于坐实王羲之为耶舍造寺的传说，却不在与塔发生关系。
（3）元延祐己卯（一三一五）李洞有《庐山游记》，中说：
从报国寺杏坛间遥望白云紫霄诸峰，森犹紫笋，矗其巅耶舍塔，冠簪玉如。（十四，页三十五）
其时人已不知耶舍墓，而此塔遂叫做耶舍塔了。但其峰仍名紫霄峰。
（4）明嘉靖中桑乔作《庐山纪事》（自序在嘉靖辛酉，一五六一），即《旧志》所称“桑疏”，为后来《庐山志》的根据。他说：
耶舍塔山在般若峰东。……明正统中（约一四四〇），〔塔〕为雷所击摧折，惟一级存。
此时去正统不很远，其言可信。那时人已不知紫霄峰之名了，但称耶舍塔山。《旧志》因袭此说，故云：
峰从山腰拔起，峭丽如簪玉笋。然无名，以塔得名。（《志》四，页二十）
（5）此塔正统间被雷毁去之后，至万历间，僧修慈重修（《据《归宗寺志》）。《旧山志》不记此事，毛氏《续志》也不记此事，但有施闰章诗云，
铁塔孤飞峰顶烟。（《志》四，页三十七）
又王养正（死于清初）诗云，
塔耸金轮舍利藏。
皆可证明末清初塔已修好了。王养正诗说“塔耸金轮”，又可证晚明以后的人都误认塔所在之峰为金轮峰。其实金轮峰在归宗寺后，山并不高，《旧志》明说他“形如轮”（四，页二十五），与那“峭丽如簪玉笋”的耶舍塔山显然是两处。《旧志》卷首有地图（图五），归宗之上为金轮，再上为观音岩，再上为耶舍塔山，可以为证。但后人皆不知细考，《归宗寺志》（民国三年活字本）卷二也遂认此塔所在之山为金轮峰。陈氏《指南》，庄百俞《游记》皆沿其误。于是宋人所谓紫霄峰，一变而为耶舍塔山，再变而为金轮峰了。寺后之金轮峰从此高升两级，张冠李戴，直到如今。
（6）元人误称此塔为耶舍塔，以后遂有耶舍负铁上山顶造塔的谬说出来。庆宜作《复生松记略》，便直说
耶舍躬负铁于金轮峰顶为浮屠以藏如来舍利。
其时考证之学风渐起，故《归宗旧志》（《庐山志》所引）竟能证明耶舍与王羲之的年代相差六十余年（引见上文）。但这班和尚总不肯使耶舍完全脱离关系，故一面否认耶舍为归宗开山之祖，一面又扩大耶舍造塔的神话，于是有“金轮开山，继主归宗”（引见上文）的调和论。毛德琦续志说的更荒谬了：
耶舍尊者定中三见轮峰，乃奉佛舍利至匡庐，建塔于顶。（四，页二十）
于是耶舍之来竟专为造塔来了！
（7）此塔既是神僧负铁所造，自然历久不坏！于是世人皆不信此塔年代之晚。此塔全毁于正统间（见桑乔《纪事》），重修于万历间，再修于乾隆十四年，后来又毁了，至光绪三十一年，海会寺至善之徒碧莲募款重修，得方□□（我偶忘记其名）之助，雇用宁波工匠，用新法铸补。以上均见《归宗志》。此塔孤立山顶，最易触电，故屡次被毁，所谓“新法”大概有避电的设备。此塔今日能孤立矗天，云遮不住，雷打不伤，原来都出宁波工匠用科学新法之赐。但有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都不肯研究历史，或仍认为耶舍负铁所造（如庄百俞《游记》），或称其“历久不圮”（《指南》页五十三）。此事是一个思想习惯的问题，故不可不辨正。
以上是我在船上记的，手头无书，仅据《旧志》所引材料，略加比较参证而已。我回上海后，参考各书，始知佛陀耶舍从不曾到过庐山，一切关于他的传说都可不攻而破了！
梁慧皎《高僧传》的《佛陀耶舍传》中说耶舍于秦弘始十二年（四一〇，即晋义熙六年），在长安译出《四分律》，《长阿含》等。至十五年（四一三）解座。
耶舍后辞还外国，至罽宾，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后不知所终。（金陵刻经处本，卷二，页十六）
这是很明白的记载。他是罽宾人，仍回到罽宾，走的是陆路，决没有绕道江南的必要。他既没有到过庐山，于是
（一）《归宗志》所谓“考《晋史》，佛陀耶舍于安帝熙十年甲寅始至庐山”，乃是妄说。晋书那有此事？《王羲之传》也不说他守江洲在何年。
（二）《神僧传》说他在“弘始元年译《四分律》并《长阿含》等经。……南至庐山，与释慧远会莲社”的话，也是妄说。弘始元年，鸠摩罗什还不曾到长安，何况耶舍？庐山结社的话全无根据。
（三）他既还外国，庐山那会有他的坟墓？
（四）他既不曾到庐山，那有王羲之为他造归宗寺之事？那有他“金轮开山，继主归宗”的事？那有负铁造舍利塔的事？
我于是更考佛陀耶舍到庐山之说起于何时。日本僧最澄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八〇四）入唐，明年回日本，携有经典多种，他著有《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中引《传法记》云：
达磨大师谓弟子佛陀耶舍云：“汝可往震旦国传法眼。”……耶舍奉师付嘱，便附舶来此土。……耶舍向庐山东林寺，其时远大师见耶舍来，遂请问……。后时耶舍无常。达磨大师知弟子无常，遂自泛船渡来此土。……（《传教大师全集》，卷二，页五一七）
敦煌本《历代法宝记》（伦敦巴黎皆有唐写本，我有影印本）所记与此略同，但把“佛陀”“耶舍”误截作两个人！此种荒诞的传说起于当日禅宗和尚争法统的时期，其时捏造的统史不计其数，多没有历史的根据。如上引传法记的话，谬处显然，不待辩论。
此为耶舍到庐山之说之最早记载，其起原当在八世纪。后来的《东林十八高贤传》（北宋时始出现，称陈舜俞刊正，沙门怀悟详补）与《神僧传》都更是晚书，皆是删改《高僧传》，而加入到庐山入社一句。李龙眠画《莲社十八贤图》，李元中作记，晁补之续作图，又自作记，皆依此说，此说遂成真史迹了。
但后来这个传说又经过不少变迁，可以作故事演变的一个好例。起初耶舍与庐山的关系只在北山东林寺一带。故《庐山志》（十二上，页二）说：
分水岭之西，〔东林寺之北〕有耶舍塔。
桑乔《纪事》云：
耶舍塔，并塔院，西域僧佛驮耶舍建。并废。
后来山南佛寺大兴，也要拉几位神僧来撑场面，于是把耶舍的传说移到山南。于是有王羲之为耶舍造归宗寺的谬说，有耶舍坟的捏造，有耶舍定中三见金轮峰，遂奉舍利来造塔的传说，以至于耶舍负铁至山顶起塔的神话。久而久之，北山的耶舍塔毁，耶舍的传说也冷淡了，而南山的耶舍塔却屡毁屡造，耶舍的神话也遂至今不绝！
让我再进一步，研究耶舍神话的来历。佛驮耶舍的传说全是抄袭佛驮跋陀罗的故事的。庐山当日确有印度名僧佛驮跋陀罗，《高僧传》（卷二，页十七至二十一）道他在长安时，
语弟子云：“我昨见本乡有五舶俱发。”既而弟子传告外人，关中旧僧咸以为显异惑众。……大被谤黩。……于是率侣宵征，南指庐岳。沙门释慧远久服风名，闻至欣喜。……乃遣弟子昙邕致书姚主及关中众僧，解其摈事。远乃请出禅数诸经。贤（佛驮跋陀罗，译言觉贤）志在游化，居无求安，停山岁余，复西适江陵。
他在庐山住了一年多，便到江陵，再移建业道场寺，译出《华严经》等。他死在元嘉六年（四二九），年七十一。
佛驮跋陀罗为《华严》译主，又曾译《禅经》，名誉极大，故神话最多。他和庐山不过一年的因缘，庐山却一定要借重他，故《十八高贤传》说他于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于庐山北岭。”《庐山志》（十二上，页二）说：
东林寺之北为上方塔院，有舍利塔。
桑乔说：
舍利塔即上方塔，在平冈之巅。初西域佛驮跋陀罗尊者自其国持佛舍利五粒来 于此山。在东林之上，故曰上方。
南唐保大丙辰（周世宗显德三年，九五六）彭滨奉敕作《舍利塔记》（《志》十二，页二至四），中叙佛驮跋陀罗在长安时，……忽尔西望白众曰：“适见东国五舶俱来。”众皆责其虚诞，遂出之庐山。未久，五舶俱至，共服其灵通。即持佛舍利五粒，建塔于寺北上方。其后……以元嘉十七年乙亥（此与《高僧传》不合。乙亥为元嘉十二年，亦误）终于京师。……其舍利塔至开元十七年（七二九）……重建，又感舍利十四粒。……保大甲寅岁（九五四），奏上重修。……
元明之际，王祎有《庐山游记》云：
佛驮耶舍入庐山，常举铁如意示慧远，不悟，即拂衣去。（十二上，页十七）
明末但宗皋论此事云：
予考诸《灯录》，止载跋陀禅师拈起如意问生公，……恐误以跋陀为耶舍耳。（十二上，页四十二）
其实何止此一事？到庐山的是佛驮跋陀罗，而传说偏要硬拉佛驮耶舍。耶舍“定中三见轮峰”，即是抄跋陀的定中见印度五舶俱发。耶舍造塔藏舍利，即是抄跋陀造塔瘞舍利。故东林之耶舍塔即是抄东林之跋陀舍利塔，而归宗之耶舍舍利塔却又是抄东林之耶舍塔，其实都是后起的谬说，都没有历史的根据。
（十七，四，十四，补记。）
今夜又见游国恩君的莲社年月考（《国学月报汇刊》第一集，页二六五——二六八），游君责备梁任公先生“并《莲社传》亦未寓目。”其实《莲社传》（即《十八高贤传》乃是晚出的伪书，不足依据。
又记。
（十七，四，十）
从归宗寺出发，往东行，再过香炉双剑诸峰与马尾瀑水诸瀑。天气清明，与昨日阴雨中所见稍不同。
到观音桥。此桥本名三峡桥，即栖贤桥，观音桥是俗名。桥建于宋祥符时。桥长约八十尺，跨高岩，临深渊，建筑甚坚壮。桥下即宋人所谓“金井”，在桥下仰看桥身，始知其建筑工程深合建筑原理。桥石分七行，每行约二十余石，每石两头刻作榫头，互相衔接，渐湾作穹门，历九百年不坏。昆三是学工程的，见此也很赞叹。他说：“古时人已知道这样建筑可以经久，可惜他们不研究何以能经久之理。”桥下中行石上刻“维皇宋祥符七年岁次甲寅（一〇一四）二月丁巳朔，建桥，上愿皇帝万岁，法轮常转，雨顺风调，天下民安。谨题。”（字已有不清楚的，此据《旧志》。）又刻“福州僧智朗勾当造桥，建州僧文秀教化造桥，江州匠陈智福，弟智汪，智洪。”这是当日的工程师，其姓名幸得保存，不可不记。（也据《旧志》六，页三十三）
金井是一深潭，上有急湍，至此穿石而下，成此深潭，形势绝壮丽。苏东坡《三峡桥诗》写此处风景颇好，故抄其一部分：
吾闻泰山石，积日穿线溜。况此百雷霆，万世与石斗！深行九地底，险出三峡石。长输不尽溪，欲满无底窦。……空濛烟雨间，澒洞金石奏。弯弯飞桥出，潋潋半月彀。……垂瓶得清甘，可咽不可漱。
我们又寻得小径，走到上流，在石上久坐，方才离去。
由此更东北行，约二里，近栖贤寺，有“玉渊”，山势较开朗，而奔湍穿石，怒涛飞沫，气象不下乎“金井”。石上有南宋诗人张孝祥石刻“玉渊”二大字。英国人Berkin对我说，十几年前，有一队英国游人过此地，步行过涧石上，其一人临流洗脚，余人偶回顾，忽不见此人，遍寻不得。大家猜为失脚卷入潭中，有一人会泅水，下潭试探，也不复出来了。余人走回牯岭，取得捞尸绳具，复至此地，至次日两尸始捞得。此处急流直下，入潭成旋涡，故最善泅水的也无能为力。现在潭上筑有很长的石栏，即是防此种意外的事的。
金井与玉渊皆是山南的奇景，气象不下于青玉峡。由玉渊稍往西，便是栖贤寺，也很衰落了。但寺僧招呼很敏捷，山南诸寺，招待以此处为最好。我们在此午饭。
饭后启行回牯岭。过含鄱岭，很陡峻，我同祖望都下轿步行。岭上有石级，颇似徽州各岭。庄百俞《游记》说这些是民国七年柯凤巢，关鹤舫等集款修筑的，共长八千四百七十英尺。陈氏《指南》说有三千五百余级，长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一尺。我们不曾考订两说的得失。
岭上有息肩亭，再上为欢喜亭，石上刻有“欢喜亭”三字，又小字“顾贞观书”，大概是清初常州词人顾贞观。由此更上，到含鄱口，为此岭最高点，即南北山分水之岭。此地有张伯烈建的屋。含鄱岭上可望汉阳峰。鄱阳湖则全被白云遮了。
梦旦测得高度如下表：
归宗寺 五〇公尺
三峡桥 三九〇
栖贤寺 一六〇
（梦旦疑心此二处的高度有误。）
欢喜亭 七八〇
含鄱口 一二〇〇
《指南》说含鄱岭高三千六百尺，与此数相符。
过含鄱口下山，经俄租界，到黄龙寺。黄龙寺也是破庙，我们不愿在庙里坐，出门看寺外的三株大树，其一为金果树，叶似白果树，据Berkin说，果较白果小的多，不可食。其二为柳杉，相传为西域来的“宝树”，真是山村和尚眼里的宝呵！我们试量其一株，周围共十八英尺。过大树为黄龙潭，是一处阴凉的溪濑。我坐石上洗脚，水寒冷使人战栗。
从此回牯岭，仍住胡金芳旅社。三日之游遂完了。牯岭此时还不到时候，故我们此时不去游览，只好留待将来。我们本想明天下山时绕道去游慧远的东林寺，但因怕船到在上午，故决计直下山到九江，东西二林留待将来了。
我作《庐山游记》，不觉写了许多考据。归宗寺后的一个塔竟费了我几千字的考据！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难遏止。庐山有许多古迹都很可疑，我们有历史考据癖的人到了这些地方，看见了许多捏造的古迹，心里实在忍不住。陈氏《庐山指南》云：
查庐山即古之敷浅原。……今在紫霄岭上（山之北部）尚有石刻“敷浅原”三字，足以证此。（页一一二）
这里寥寥四十个字，便有许多错误。紫霄峰即是归宗寺后的高峰，即今日所谓金轮峰，考证见上文，并不在“山之北部”。康熙时李滢作《敷浅原辩》，引南康《旧志》说，
山南紫霄峰有“敷浅原”三大字，未详何时劖石。
这句话还有点存疑的态度。陈氏不知紫霄峰在何处，自然不曾见此三字。即使他见了这三字，也不能说这三字“足以证此”。一座山上刻着“飞来峰”三个大字，难道我们就相信此三字“足以证”此山真是飞来的了？又如御碑亭上，明太祖刻了近二千字的《周颠仙人传》，一个皇帝自己说的话，不但笔之于书，并且刻之于石：难道这二千字石刻就“足以证”仙人真有而“帝王自有真”了吗？
一千八百多年前，王充说的真好：
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论衡》，《对作篇》）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细碎的考据呢？也不过“心濆涌，笔手扰”，忍耐不住而已。古人诗云：
无端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
黄梨洲《题东湖樵者祠》诗云：
姓氏官名当世艳，一无凭据足千年。
这样无限的信心便是不可救药的懒病，便是思想的大仇敌。要医这个根本病，只有提倡一点怀疑的精神，一点“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习惯。
昨天（四月十九日）《民国日报》的《觉悟》里，有常乃惪先生的一篇文章，内中很有责备我的话。常先生说：
将一部《红楼梦》考证清楚，不过证明《红楼梦》是记述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知道了《红楼梦》是曹氏的家乘，试问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有何大用处？……试问他（胡适之）的做《红楼梦》考证是“为什么？”
他又说：
《红楼梦》考证之类的作品是一种“玩物丧志”的小把戏；唱小丑打边鼓的人可以做这一类的工作，而像胡先生这样应该唱压轴戏的人，偏来做这种工作，就未免太不应该了。
常先生对于我的《红楼梦考证》这样大生气，他若读了我这篇《庐山游记》，见了我考据一个塔的几千字，他一定要气的胡子发抖了。（且慢，相别多年，常先生不知留了胡子没有，此句待下回见面时考证。）
但我要答复常先生的质问。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
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
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贤经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十七，四，二十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