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暮年，重读这些小品文，依然似青年时血气旺盛。我曾负笈海外，学习一种“死”文字、“死”文学。1934年归来，四年间为职业奔波，很是狼狈。1937年回到故乡，在一个学园里觅得两点钟书教，计件工资只有三十二元。后来被雇为专任教师，发薪后不立即把“法币”“金圆券”换成七钱二分重的“龙洋”“袁大头”，就得喝西北风。贫病交加，只靠写些小文章以救燃眉之急。这种劳什子在当日乃是“无价”之物，有时候还要倒赔。1936年我和朱光潜、谢文炳、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各出资十元，在成都创办《工作》半月刊，由之琳编辑。这个集子中讲述古希腊人抗击波斯军的史话等篇，便是在这个刊物上做补白之用的。当时戴望舒在香港编《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我便一稿两投，获得救济。
当然，我在重读的时候，同时也感到喜悦，那古代的光华、那明丽的风光、希腊人的好客情谊，时萦脑际。据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说，甚至痛苦的回忆也往往是甜蜜的。
这本小书曾于1943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重庆分社编入《青年文库》丛书，印数不多。当时的出版界和我的境况差不多，能把书印出来已是幸事，不能对它抱有奢望。此后数年，个人的命运依然如故。直到解放后，我的生活才安定下来，真是感激涕零。“文穷而后工”，是诡辩派的逻辑，全然不可信。鼓励我写这种小文章的，是20年代诗人朱湘，他的遭遇是：文穷而后拙，而后腹内空空，而后望月投江。
《希腊精神》原是一篇见面礼演讲，我曾在四川乐山一个学园里信口开河，出语诙谐，赢得满堂欢笑。后来写成文字，平淡无奇，只有“他们夜夜有月光”一语，依然滑稽可笑。
《焦大》一文起过两次稿。第一次是申辩辞，剖白本人并非侵吞英镑肥己的人，全文作废。这次重读此文，泪下涟涟，恨当日信息不灵，使我无缘和这位落难的同胞再见一面。听说这个故事曾吸引不少读者。
欧里庇得斯悲剧《特洛亚妇女·引言》，是这次收入的。此文曾有人谬奖，认为读起来有味。至于观点，则不大正确。请参看《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包括《美狄亚》和《特洛亚妇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的“译本序”。当年出版这部悲剧，是想借古希腊诗人对国破家亡的特洛亚人寄予的同情来激励我们的抗战精神。贵阳吃紧时，这一两千本书在两个月内即已售完。我手中的孤本于动乱年代中上交“审查”后遗失，感谢商务印书馆为我复制这篇引言。
萧乾同志曾在他的《海外行踪》第290页上写道：“中国报纸有两个特色是外国报纸所没有的。……第二点就是特写。我没有考据过中国报纸登特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用文艺的手笔，集中的写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特写在外国不是一种文体，而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很重要的文体。”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考证过，但我知道一点情况。1927年，我写过一篇小品文，题目为《芙蓉城》，是青年时期的习作，投北平《雨丝》杂志，未蒙采用，同年在清华校刊上发表。1934年，我托孙大雨介绍给林语堂，这位主编回信说，文字“秀气”，也许是称赞抄稿人写得一手好字吧。他为这篇随笔取名为“特写”，把它登在他主编的杂志《人间世》1934年11月20日第十六期上。后来这篇小品文多次被转载，一些报刊也大写其“特写”。有一家出版社还出过一本“特写集”，其中第一篇便是拙文。抗战后期，我在重庆西南图书供应社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取名《芙蓉城》，也收入了此文。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有《中国现代散文选：1918—1949》，其中第五卷（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有《芙蓉城》一文。我只有两篇小品文勉强算得上“特写”，其他一篇便是《雅典之夜》。
只说到这里，其他一切尽在不言中，免得牢骚太甚。
罗念生
1983年4月，北京
附记：《重游希腊》一文是1986年写的，作为对比附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