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民国）二十三年（1934）初夏，我独自从雅典到提洛岛去寻访古迹。在船上有人问我全希腊有多少中国侨民，我当时很高傲地说，就只有我一个人，中国大使是我，随员也是我。旁边有一位希腊小姐却说，还有一个中国人住在雅典的码头上，比起我资格老，声名也响亮得多。我起初不肯相信，但经我一打听，才知道那小姐是希腊移民局的秘书，她的话自然可靠。她还告诉我，那人叫“周大”，日子过得十分可怜，每天都在那海岸徘徊，要不了三分钟准保找到他。
回到雅典，我就同那位小姐到码头上去找他。我们起初在面包房里打听，说是刚过去，我们追过去时，一大群孩子便向我们嚷道，那不是“周大”！他原是一个人坐在沙滩上遥望那远处的船只。他回头看见我时，十分惊异，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向他讲了几句中国话，他好像不很懂得。后来他流泪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大汉子竟当着一大群人流泪，惹得那些看热闹的人也同声叹息，甚至还有为他流泪的。他们安慰“周大”说：“现在好了，不要哭，有人来接你回去了。”这流泪的人是一个清瘦的高个子，头发蓄得很长，样子并不顶脏。他的态度很端庄宁静，一望就知道他是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我再三问他，他才说他是大沽口人，在希腊住了八年，不，他又改口说，住了十八年。我当时交了一百希腊币给他，叫他去剃头洗澡，说好第二天再接他进城去。临走时，那满街的人再三要求我把他带回国去，一个人不应该受更多的罪。那海关上的警察也跑来说他的确是好人，他们时常叫他去换钱，他换来半文不少。他们实在不忍把他驱逐出境。
我回到城里，先去为他找衣服鞋袜。我自己的太短小，才特别去找一个同学要一点破衣衫。那绅士对这故事十分感兴趣，向我打听了好半天。后来检点东西时，他觉得这件还可穿两天，那套还可着一月，样样都舍不得割爱，结果只送了那可怜的人一双破胶鞋。
第二天我只好夹着一套我自己的衣服和那双破胶鞋到码头上去。可是我找了半天竟找不到人。一大群孩子也在帮着我找，后来还是警察出力，从那古旧的空屋子内把他拖了出来，他那时醉醺醺的，头发没有剃，澡也没有洗，问他钱哪去了。他说喝酒用了，还有一半借给了一个朋友，可是他连那个朋友的名字都弄不清楚（说也奇怪，他虽然在希腊住了那么久，他的希腊话并不比我的高明）。他说，十几年前他在一只荷兰船上当水手，因为喝醉了酒，在君士坦丁堡赶掉了船，才溜到希腊来，别的国土他都上不去。他如今感激我不尽，又想喝酒。我当时有些动怒，那一大群人却替他解释，说他是好人，从没有这样喝过酒，劝我不要改变心肠，不肯送他回去。我后来转念一想，假如我自己处在那种情境里，恐怕也想喝酒啊！
我因此把他带到旅馆去休息一会，让他打整干净。旅馆的老板知道了，忙跑来见我，说他是码头上的穷光蛋，怕盗了他什么东西。我当时无心向他解释，只道一切由我承担。然后我带他到移民局去，那里面早有他的底细，说他在希腊偷住了十多年，无法遣送他出境。我问他会不会写字，他说只会写自己的姓名，写出来一看是“焦大”，“隹”字脚下画着四个小圆圈。这可怜人在希腊连姓氏都被人家改换了。那荷兰船的名字他倒记得很清楚（我曾写信到那只船去问过，他们回信说，记不起这样一个人，但愿意用荷兰船白送他回国）。
我再把他送到警察局去，那里面有许多人认识他，同他打招呼。他们立刻就发了一个通行证给他，并且答应他白坐希腊船去埃及的塞得港，再换赴中国的邮船。
我想护照还是必需的，因此为他在街上几分钟内就照得了一张相片，寄到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去办护照。我特别写信给朱英先生，把详情告诉他，请他帮忙（不几天护照就来了，交给移民局替他保存）。
于是我带着他去参观雅典城，问他这是什么地方，他说不知道；问他这是些什么人，他也说不清楚。我更把他带到卫城上去看看古迹，告诉他这就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山城，使他见识见识，也不枉到过这古国。他说他老是在那水边过日子，从没有进过城。他每天替人家做点小差事，谁都送他几个小钱，送他一块面包。希腊人虽是不宽裕，但自古厚待客人，十分慷慨。如果这流浪人落在什么别的地方，恐怕早已饿死了。游览过后，我还是把他送到码头上去，没有给他多少钱，叫他照旧过日子。
过了几天，我在美国旅行社内遇见一位英国老太太，她是个社会活动家，时常到近东一带搜集资料（可惜我连她的姓名都记不起了，她同我写过许多信，全都保存在北平）。她直接来找我聊天，谈起中国近年来的社会情形，谈起她怎样结识我们的革命元勋，并且说她很喜欢中国，希望能到那儿去度余生，我因此把有关焦大的事情告诉她，看她能否帮一点忙。她说她很表同情，就可惜手边没有钱，无法帮忙，我却说精神上的同情也是可贵的。这老太太离开旅行社后，我发现她遗忘了一个皮袋，我赶忙追上去，把东西交给她，她非常感动地谢谢我，想说什么又没有说。
第二天早上我得到一封信，信里说起焦大的故事很使她感动，说起她愿意负责照料这人。她附了一英镑钱在信里，托我交给他，还说她当天就要回英国去，答应在码头上去找焦大，再当面交给他一点钱。我觉得这件事有些奇怪，立刻就到她所乘的船上去见她，可惜没有遇着，问焦大，他说那老太太人真好，送了他一百希腊币，我因为回国在即，便写信给那老太太，把焦大的一切都托付她。
再过几天，我就要到意大利去，上船时，焦大跑来送行，一句话不说又跑了。后来听说他在那空屋子里哭，我特别去安慰他，说我一定设法使他回国，叫他耐心等着。那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却变作了我的送行者，临到开船时还叮咛我务必送他回去。我不觉也下泪了。
我去到罗马，特别到大使馆去见刘大使，总见不着。朱英先生慷慨捐了一百意大利币，还告诉我不必再找其余的人，我非常感激这位忠厚长者。
在意大利募捐很困难。我那时募得的款子连同那英国老太太后来答应捐助的十镑，还买不到半张回国的船票。那时听说我国政府在伦敦买得四条大商船，正找水手驶回去，我曾写信到伦敦去打听，可是没有消息。
到了七月中，我失望地坐着意大利邮船Conte Verde号回国。在船上许多中国乘客曾联名请求意大利轮船公司送焦大一张免票。船长答应把这事交到总公司去，说不见得没有希望。我在船上募捐，许多人都很热心；只有几个同船的说我这人靠不住，天下哪有这种事情？但经过十几天的努力，我公然募到十六七镑。船到科伦坡时，由我凑足二十镑，上岸去汇给希腊移民局。邮局收条曾经在船上传观过。那海船忽然提前开行，我回船稍迟，多亏船长特为我等了七分钟；要不然，我就会变成“周大”第二。
回国那年冬天我到天津南开大学去演讲，顺便买好车票到大沽口去访问焦姓的族人，哪知等了一点多钟，听说火车不开了，也就没有去成。
那些时候，我时常接到那位英国老太太的信，说她愿意资助焦大回国，并且愿意亲自送他到塞得港。第二年春天，我在西安忽然接到她的电报，说事事都准备好了，只差护照，叫我立刻回电，回电的用费是由她预付了的，我当时不明白她的意思，只回电说，护照存移民局。后来得到她的信，才明白她同移民局争着要送焦大回国，叫我勉强移民局把护照交给她。我同时又接到移民局的信，说他们已经把焦大送去塞得港，等换好船再通知我。
我那时在陕西斗鸡台考古，忙写信到上海中国旅行社，把详情告诉他们，托他们去迎接焦大，还说定汇款去请他们代买船票，把这客人送回大沽口。旅行社对这事很热心，答应白帮忙。
我日夜焦急地等待着。隔了许久才由上海柳亚子先生转来希腊移民局寄来的航空信，信到得似乎太迟了，我急忙电告旅行社。
后来旅行社回信说，他们接到电信就到船上去迎接，可惜已经太晚了。船上的人说，倒是有焦大这人，可惜已经下船走了。我也曾写信到意大利轮船公司去询问，回信说那次的客人当中确有“周大”这名字。这些信都保存在北平。
悲剧是不许团圆的，这幕悲剧就这样收场了。凡帮助过焦大的人，我都代他致谢，特别要感谢那位英国老太太、希腊移民局和上海中国旅行社。至于你，焦大，希望你回到大沽口做一个渔夫，永远度着那漂泊的生涯，要不然，就留在上海做一个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