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从早晨就在这山城上飘散着,没有一点停歇的意思。冒着雨,我到公园的操场去参加大会。开会时间是“上午九点”,时间已经到了,宽大的操场还是空落落的,细细的雨滴洒在地上,使白色的场子变得湿润,微带灰色,主席台上的白桌布在风中微微飘扬,仿佛无力地向什么人招手。

十点钟,我重又走回操场,这回是有人了,但七零八落,一点也不踊跃。先来的是军人,其次是学生,再其次——也就是最后的了,是“官吏”(官吏,这是广义的说法,凡拿国家的薪俸,应当为国家努力做事的都算在内,且不问他是否努力做事)。还该有什么人来吧?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会,决不该这样冷落,然而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没有什么人再来参加,等最后一个又高大又肥胖的“官吏”到场后,行礼如仪,大会便马上开始了。

当那位肥大的“官吏”刚刚到场时,小学生们便窃窃私语道:“主席来了,一定是他做主席。不信吗?咱们打赌?”为什么这样自信?仿佛就只因为那个人最胖大就应该做大会主席似的,孩子们这样传递着眼色。果然,主席登台了,台下的行列稍稍活动了一下,但重又散乱了起来,随着主席讲话的进行,秩序也渐渐坏下去。不但场子里边,连场子外面也有了说话的营营声。场子外面说话的声音,是从许多穿着破烂衣裤打着赤脚的人们发出的,他们远远地站在圈外,有的两手剪在背后,有的两臂抱在胸前,有的还挑着粪篮,有的正扶着菜担,在他们黧黑而肮脏的面孔上,表示出复杂的神情:奇怪,纳闷,推测,多少还有点儿恐怖,仿佛是站在一个玩把戏的场子外面,虽然想进去又不好意思,就是只在圈子外面偷看两眼也惟恐人家向他讨票钱似的,在那儿逡巡着。有的站站就去了,而大多数还在那里呆着,复杂的情绪使他们发出复杂的声音,这就帮助了会场的紊乱。我想:你们还是直接地进来听听吧,你们是“民众”呵,然而他们不敢,他们反被驱逐了。说是驱逐,是颇严重的字眼,实际上是警察用指挥棒把他们挥退了。他们散开,但不即散去,他们有少数人还站在较远的地方瞭望。

雨继续下着,东南风送来花的香气,绿叶的气味和湿土的气味。公园里的桃花、山茶,尤其是楠树的花,开得正好。小学生在想着什么事呢?他们也许想到散会之后去折一枝桃花,并想起他的一个可以插花的小瓶,也许在埋怨着为什么把开会的日子定在星期天,假如定在明天开会(当然要放假的)不是可以连玩两天吗?于是,他们谈着,计算着,想起明天的晨课,想到尚未做完的算术题,也许轻轻地皱一皱眉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小女孩从衣袋里取出一把花生米,说着什么,递给了她的同学,而那一个则替她拍落头发上的雨珠。在我身旁的一位先生——大概是小学教员吧?——却正在同他的太太谈起了米的价钱,说是“涨了,不好买!”总之,他们都不大注意那位胖主席讲的是什么。我呢,我也不曾注意听他,因为我在想,在我思想的隙缝里,偶尔听到他一半句愤慨的话:“前方……流血……后方……我们……唤醒民众……当兵……打退敌人……太平日子……”而我的思想把我拉到两千五百里的远方。在三个月前,我曾经住在那城市里,那是一个行政专员所在的地方,那地方距炮火的前线较近些。那个专员很聪明,每星期一,他能把城郊的“民众代表”——保甲长等——集合在操场里,行升旗礼,并向他们讲话,每遇其他集会也是一样。然而他却是借用了警察的棍子把他们——“民众代表”——赶了来的,而且赶入圈内之后不准早退,假如迟到或早退就要受罚。我的思想很混乱,特别是当我听到那位胖主席讲到“唤醒民众”的时候,我想:用棍子把民众赶入圈内,比较用棍子赶出圈外,是不是好一些呢?我正在为这问题困惑着,忽然听到主席提高了嗓子,仿佛非把自己的声带撕裂就不能表示出情绪激烈似的,大声喊道:“……诸位,我们有十二万分的把握,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完结!”主席用叠得方方正正的白手绢抹着额上的汗水,走下了讲台。听讲的人们都舒了一口气。但一口气尚未舒好,另一位红脸的先生又上台了。从台下人的私语,知道他是什么委员。他才说了几句话,站在最前排的小学生已经厌烦得不能忍耐了,有的看天,有的顿去脚上的土,谈着,急待讲完之后好散队回家。红脸先生的话还更简单,仿佛只把主席的话作了摘要,最后结束道:“今天时候不早了,大家被雨淋着尚且热烈的来参加大会,这种精神,就可以把敌人打倒。完结!”最后呼口号,虽然听不清是喊些什么,也随着一齐乱喊,尤其是小学生们,“万岁,万岁”的喊得特别起劲。

散会了,大家立刻散去。我慢慢地走回来,我的脚步非常沉重,仿佛被雨中的泥泞胶住了鞋底一样。我的胸中感到空虚,而眼前则一片茫然。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