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思无邪”，诗之能事毕矣。人人知之而不肯述之者，惧人笑其迂而不便於己之私也。虽然，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诗，物之不齐也。“言志”、“无邪”之旨，权度也。权度立，而物之轻重长短不得遁矣；“言志”、“无邪”之旨立，而诗之美恶不得遁矣。不肯述者私心，不得遁者定理，夫诗亦简而易明者矣。
言志者必自得，无邪者不为人。是故古人之诗，本之於性天，养之以经藉，内无怵迫苟且之心，外无夸张浅露之状；天地之间，风日月，人情物态，无往非吾诗之所自出，与之贯输於无穷。此即深造自得，居安资深，左右逢原之说也，不为人故也。後世之士，若不为人，则不复学诗；搦管之先，求胜人，多作之後，遂思传世，虽久而成集，阅之几无一言之可存。何也？彼原未尝学诗也。分曹咏物之作，酬和叠韵之体，谀颂悦人之篇，考古之制，穷工极巧，イ漫浩汗，何益於身心，何裨於政教？作者诩能手，诵者称国工，名家不能扫除，馀子倚为活计，纷纷籍籍，皆孔子所谓为人者也。此乌得有自得之一时，使人一唱三叹讽寻不置哉！难者曰：“为己自得，圣学也，学诗必要诸圣，不迂则僭。”曰：“子知诗宜辨雅俗乎？”曰：“知之。”曰：“知之则无疑予言之迂且僭也。夫所谓雅者，非第词之雅驯而已；其作此诗之由，必脱弃势利，而後谓之雅也。今种种斗靡骋妍之诗，皆趋势弋利之心所流露也。词纵雅而心不雅矣，心不雅则词亦不能掩矣。不雅由於为人而不自得，然则子欲画雅俗之界，舍为己自得之说，又何从辨之？《三百篇》、汉人之诗，委巷妇孺，亦厕其中，彼岂尝探讨圣学者，特其诗不为人而自得，故足传诵耳。子於此求之，则知予非好作头巾语矣。不审乎此，而震惊时俗之同然，依傍他人之门户，无志无识，终於苟焉耳。何诗之可言！”
仕而不知为人，学而不知为己，本是通病，何责於诗？即以诗论，此病亦不起於一时。西晋以降，陆机、谢灵运、颜延年辈为已斗靡骋妍，求悦人而无真气。一千五百年来，相沿相袭，虽有超世复古之士，不能尽涤悦人之念，则亦不能尽洗斗靡骋妍之诗，而又何慨焉！虽然，传之愈久，则正之愈难，正之愈难，则挽回之心愈不可已。此吾所以不量其力，发愤抒词，甘受人之笑骂而不顾也。
阿谀诽谤，戏谑氵㸒荡，夸诈邪诞之诗作而诗教熄，故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禅宗之馀唾，非风雅之正传。
《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竟境者何？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不学《三百篇》，则虽赫然成家，要之纤琐摹拟，浅尽而已。今人之所喜，古人之所笑也。汉、唐人不尽学《三百篇》，然其至高之作，必与《三百篇》之神理意境ウ合，而後可以感人而传诵至今。夫才高者，尚可ウ合，而何不可学之有哉！东坡先生教人作诗曰：“熟读《毛诗国风》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王伯厚曰：“《新安吏》：‘仆射如父兄。’‘虽则如毁，父母孔迩’，此诗近之。山谷所谓‘论诗未觉《国风》远’也。”王济之曰：“读《诗》至《绿衣》、《燕燕》、《硕人》、《黍离》等篇，有言外无穷之感。唐人诗尚有此意，如‘君向萧湘我向秦’，不言怅别而怅别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莫回’，不言兴亡而兴亡之感溢於言外，最得风人之旨。”愚谓此类甚多，皆《三百篇》可学之证也。
後世诗学之卑，或由见诗太少，或由见诗太多。少见不足论，多见亦是病痛者，盖宋、元以後，流布之集，插架累累，半属浮花浪蕊，而士之学诗以争名者，尤必多取时世能手之诗，勤勤观法，故诗名愈速而诗格乃愈卑。宋人诗曰：“男儿无英标，焉用读书博！”书之博，无救於品之庸，况博读时人之诗哉！亦相率为庸而已矣。
人与诗有宜分别观者，人品小小缪戾，诗固不妨节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恶，则并其诗不得而恕之。故以诗而论，则阮籍之《咏怀》，未离於古；陈子昂之《感遇》，且居然能复古也。以人而论，则籍之党司马昭而作《劝晋王笺》，子昂之谄武而上书请立武氏九庙，皆小人也。既为小人之诗，则皆宜斥之为不足道，而後世犹赞之诵之者，不以人废言也。夫不以人废言者，谓操治世之权，广听言之路，非谓学其言语也。籍与子昂诚工於言语者，学之则亦过矣！况吾尝取籍《咏怀八十二首》、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反覆求之，终归於黄、老无为而已。其言廓而无稽，其意奥而不明，盖本非中正之旨，故不能自达也。论其诗之体，则高拔於俗流，论其诗之义，则浸氵㸒於隐怪，听其存亡於天地之间可矣。赞之诵之，毋乃崇奉忄佥人而奖饰讠皮辞乎！宋人论诗，每以陶、阮并称。不知陶之天机自运，其言平易而昭明，君子之诗也；阮之荒唐隐谲，纯为避祸起见，小人之诗也。尚不逮嵇中散之朴直，何论陶彭泽哉！元人云“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者，亦误也。唐之复古者，始於张曲江，大於李太白，子昂与曲江先後不远。子昂《感遇》之诗，按之无实理，曲江《感遇》之诗，皆性情之中也。安得以复古之功归子昂哉！或谓昌黎称唐之文章，子昂、李、杜并列，而杜公於子昂尤三致意。《送梓州李使君》云：“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冬到金华山观》云：“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陈拾遗故宅》云：“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後，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杜公尊子昂诗，至以《骚》、《雅》忠义目之，子乌得异议？曰：子昂之忠义，中义於武氏者也，其为唐之小人无疑也。其诗虽能扫江左之遗习，而讽谏施诸纂逆，乌得与曲江例观之？杜、韩之推许，许其才耳。吾不谓其才之劣也。若为千秋诗教定衡，吾不妨与杜、韩异。王元美云：“孔雀虽有毒，不掩其文章。”谓严嵩也。究竟今人谁肯读严嵩诗者？於严嵩则严之，而宽党逆之阮籍、陈子昂，此人之颠也。不明辨，则诗教在圣教之外，而才士一门，遂为小人之逋逃薮，害岂小哉！
余因论阮籍、陈子昂而有触於宋之王安石，安石诗亦北宋名家也。然安石有六大罪，而崇信释氏犹不与焉。欺君，一也；蠹国，二也；病民，三也；用小人，四也；逐君子，五也；侮圣经，六也。盖合唐、虞之共、，春秋时之少正卯而一之，此舜、孔之所必诛，而宋人以之配享孔子，不独欺当时，并能欺後世，信乎小人之杰魁，百代所罕见也。爱其文词而学之，则不恶不仁者矣，亦人之颠也。
“诗无工拙”，朱子言之矣。盖有工拙，乃诗之衰也。三代两汉之世，人唯无作，作则未有不工者，性情学问，陶冶深矣。故善读书者无不能，而能者亦不必作，作亦不以之自喜。自有工拙，而作者愈盛，诗亦愈衰。呜呼！人才之不逮古，悉由於此，岂独诗之衰也！
李、杜不选诗，至殷、姚合等乃为之。唐人不著诗话，至宋人乃盛为之。此可以悟诗之升降。陆务观《示子》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至哉言乎！可以扫尽一切诗话矣。
严羽《沧浪诗话》，能於苏、黄大名之馀，破除宋诗局面，亦一时杰出之士。思挽回风气者。第溯入门工夫，不自《三百篇》始，而始於《离骚》，恐尚非顶<宁页>上作来也。然訾沧浪者，谓其专以妙悟言诗，非温柔敦厚之本。是又不知宋人率以议论为诗，故沧浪拈此救之，非得已也。且沧浪谓汉、魏不假妙悟，夫不假妙悟，性情之中声也。汉、魏尚不假妙悟，况《三百篇》乎？知诗之本者，非沧浪其谁？虽然，以妙悟言诗，犹之可也，以禅言诗则不可。诗乃人生日用中事，禅何为者？此则文士好佛之结习，非言诗之弊也。晚宋诗人遂以“学诗浑似学参禅”为七绝首句，互相赓和，累累不休，明人亦复效颦。噫！异矣！
新城尚书不处沧浪之时，亦拈“妙悟”二字，倡率天下，似乎误会沧浪之旨。又以《沧浪诗话》与锺嵘、司空图《诗品》、徐祯卿《谈艺录》一例服膺，皆不甚当。嵘之品评颠倒，前人多已论及。表圣《廿四诗品》，今古脍炙，然文词致佳而名目琐碎，“高古”、“疏野”、“旷达”、“清奇”、“超诣”亦大概相似耳。《谈艺录》推本性情，颇敦古谊。然谓乐府与诗殊涂，是不知三代以上诗乐表里之旨；谓子建不堪整栗，是不识子建也。此处转让锺嵘见地。嵘谓“孔门用诗，陈思入室”，虽推挹微过，然子建真《风》、《雅》之苗裔，非陶公、李、杜，则无媲美之人矣。
近人诗话之有名者，如愚山、渔洋、秋谷、竹、确士所著，不尽是发明第一义，然尚不至滋後学之惑。滋惑者，其随园乎？人纷纷訾之，吾可无论矣。独《石洲诗话》一书，引证该博，又无随园佻纤之失，信从者多。予窃有惑焉，不敢不商榷，以质後之君子。其书亦推张曲江为复古，李、杜为冠冕，杜可直接《六经》。而酷好苏诗，以之导引後进，谓学诗此一途，虽根本忠爱之杜诗，必不可学，“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咙，以为我辈亦可如此，所以棼如乱丝”。夫苏诗非不雄视百世，而杜诗者，尤人人心中自有之诗也。今望而生怖，谓不如苏之蹊径易寻，则是避难就易之私心，犹书家之有侧锋，仕途之有捷径，自为之可耳，岂所以示天下耶！又谓“五言诗自苏、黄後，放翁已不能脚踏实地。居此後者，欲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谁信之”。夫苏、黄之诗，标新领异，旁见侧出，原令人目眩心摇。然久於其中，竟谓举世之人，舍此断无出路，何其轻量人才之甚也！且必不以平正自然为诗，则诗之为物，累人心术亦甚矣！尤可异者，偏爱苏诗，并以遗山《论诗绝句》中攻苏之作，亦傅会为爱苏之论也。如：“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此首明以“沧海横流”责苏，而石洲以为遗山自慨身世。“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此首明言苏门无忠直之言，故致坡诗竞出新态，而石洲以为“收足认苏之旨，即苏诗‘始知真放本精微’意”。“百年才觉古风回，元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此首明言欧、梅甫能复古，而元苏、黄诸人次第变古，学元者，废金陵犹可，废欧、梅则必不可。而石洲以为“‘回’字乃坡公‘平格力未全回’之‘回’，何尝有人讳学金陵，何尝有人欲废欧、梅？此可得文章风会气脉”。凡石洲所解，皆与遗山本诗义理迥不入，脉络绝不贯，不知何以下笔？盖既为偏好苏诗所蔽，而又不敢贬遗山，故於无可解说处，亦强为傅会，遂使人览之茫然耳。且遗山贬苏如此，而石洲犹以为“程学盛於南，苏学盛於北”，屡屡举此语以教人，古人有知，岂不为遗山所笑！且石洲於苏诗，亦未得其奥也。苏之名作甚多，而石洲举“河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二语，谓足尽全集之妙。此非论诗，直表章禅学矣。又举“始知真放本精微”一语，谓可作全集总评，亦禅机而已矣。“浮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前辈多赏之。石洲恐落窠臼，独赏其结句“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为言外有神，殆故作奇论，自建一帜耳。昔渔洋谓东坡七律不可学，石洲斥其非通论，是言各体均宜学也。此一家之言，果可示後生耶！其他泛论群家，亦多可拟。如谓太白七律不工，是不识太白。谓白乐天为似陶，沿遗山“陶为唐之白乐天”语，不知陶乃达人天机，白乃家人琐语，高简平铺，绝不相侔也。又谓《长恨歌》“独出冠时，所以为豪杰。後来欲复古者，实强作解事。”夫以《长恨歌》之冶荡纤弱，合与歌伎读者，而目为“豪杰”，自流滥於此，遂可以人之复古为多事耶？又谓“小杜‘自说江湖不归去，阻风中酒过年年’，‘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落花风’，开、宝後百馀年无人道得，五代、南北宋以後，更不能矣”。小杜二诗，洵晚唐佳语，何推尊至此！又谓长吉乃天地奇彩，直接《骚赋》，下视东野，如蚓窍苍蝇。弥颠倒不惬人意。又谓茶山诗优於放翁，後山诗无可味处。盖茶山清转处，约略似苏；喜苏之快辩，自不知陈之郁啬也。总之矫七子学唐太似之病，必然师法苏、黄。此论竹已及之，石洲亦引之而故蹈之，为偏好所蔽耳。虽诗教广大，各明一义，亦无不可，然心目之间，必能洞澈源流，乃可抑扬前哲。若自甘偏霸，遂斥中声，震其大名，从之而靡，不能不为所累也。夫以苏之豪於诗，而倡言学之者犹足累人，况降於此者哉！论诗者诚不可不慎於言矣。
苏颍滨谓坡“律诗最戒属对偏枯，不容一句不善；古诗用韵，必须偶数”。此皆坡诗极琐处，何必举以示人？又谓“鲁直诗胜圣俞”，亦不然。梅诗已造平澹，论其品实出黄上。又谓“读书当学为文，馀事作诗人耳。”夫文、诗皆末也，何有轩轾？且语本退之，亦非退之意。然言“凡为诗文不必多，古人无许多也”，“张十二《病後诗》一卷，颇得陶元亮体。但余观古人为文，各自用其才耳，专模仿一人，舍己徇人，未必贵也”。此二则实有心得，可以垂训後来。
刘梦得“西春水纹生”句，晏同叔谓作生熟之“生”解乃健。予思之不得其义，殆宋人炼字之法，力求峭健，多拗曲而不明，并以此忖度唐贤欤？赵昌父谓“古人以学为诗，今人以诗为学”。炼字之法传，即“以诗为学”之一端也。
葛稚川曰：“古诗刺过矢，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剀切之论也。顾使後代为诗必刺过失，则大将干诽谤之咎，小亦招轻薄之讥，非忠厚明哲之士所肯为也。然葛氏所谓“纯虚誉”者，独不可耻乎？使葛氏见唐人纷纷祈请之作，更不知若何太息矣！
学诗当先求六义，唐以前比兴多，宋以来赋多，故韵味迥殊。
杨诚斋爱讲翻案法，称东坡“与君盖亦不须倾”，“有鞭不使安用蒲”，“何须更待秋井塌，见人白骨方衔杯”诸句，以为诗法。不知此只小巧本事，坡诗生气喷涌，可重雅不在此。然诚斋尝言“古人之诗，天也，今人之诗，人焉而已”。此二语包孕千古，不似讲翻案法者。
苏、黄并称，其实相反。苏豪宕纵横而伤於率易，黄劲直沈著而苦於生疏。朱子云“黄诗费安排”，良然。然黄之深入处，苏亦不能到也。
《学斋占毕》云：“鲁直次东坡韵曰：‘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谓至矣，而实不然。其深意乃自负，而讽坡诗之不入律也。曹、郐虽小，尚有四篇诗入《国风》；楚虽大国，而《三百篇》绝无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骚》称，为变风矣。鲁直又尝谓坡‘以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信斯证也。”予谓此说鲁直不甚服坡诗可也，谓其曹、郐、楚之喻，暗含讥刺，殊失朋友忠直之道，似与鲁直为人不类。盖曹、郐、楚云云，自就诗之气象言耳。谓以此自负而刺坡，则《楚骚》亦不易到，而鲁直平时之诗，岂真能与《国风》抗衡，而敢以之自负哉！以晚近文人相轻之心，测度古贤，予不以为然。
郊、岛并称，岛非郊匹。人谓寒瘦，郊并不寒也。如“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论诗至此，胚胎造化矣，寒乎哉？东坡云：“要当斗僧清，未足当豪。”不足令东野心服。遗山云：“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抑又甚矣！
每读东野诗，至“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山中人自正，路险心亦平”。“短松鹤木巢，高石始栖。君今潇湘去，意与鹤齐”。“江与湖相通，二水洗高空。定知一日帆，使得千里风”。“天台山最高，动蹑赤城霞。何以静双目？扫山除妄花。灵境物皆直，万松无一斜”诸句，顿觉心境空阔，万缘退听，岂可以寒俭目之！惟《秋怀》诸作，如“老泣无涕Д，秋露为滴沥”，“秋深月清苦，老声粗疏”，真有寒意，然不可以概全集也。其《送别崔寅亮》云：“天地惟一气，用之自偏颇。忧人成苦吟，达士为高歌。”词意圆到，岂专於愁苦者哉！
东野《闻角》诗：“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东坡云：“今夜闻崔诚老弹《晓角》，始知此诗之妙。”东坡不喜东野诗，而独喜此二句，异矣！此二句乃幽僻而不中理者，东野集中最下之句也。
近人好看白诗，乃学其率易之至者。试随意举其五律，如“寻泉上山远，看┺出林迟”，“松湾随棹月，桃浦落船花”，“雨埋钓舟小，风酒旗斜”，“早梅迎夏结，残絮送春飞”，“佛寺乘船入，人家枕水居”，“江暗管弦急，楼明灯火高”，“近海江弥阔，迎秋夜更长”，“搴帘待月出，把火看潮来”，“暝色投烟鸟，秋声带雨荷”，“山明虹半出，松暗鹤双归”。此例一二十句，皆灵机内运，锻炼自然，何等慎重落笔！专以率易为白之流派者，试参之。
诗有一字诀，曰厚。偶咏唐人“梦里分明见关塞，不知何路向金微”，“欲寄征鸿问消息，居延城外又移军”，便觉其深曲有味。今人只说到梦见关塞，征鸿问消息便了，所以为公共之言，而寡薄不成文也。
乐天称梦得为诗豪，又谓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予读其集，唯律绝过人，古诗三卷，风格平弱，雅不足称作者。尤诧其《读张曲江集诗序》，讥“放臣不与善地，以致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诋诃亦至矣。盖梦得身为逐臣，心兼时宰，故以曲江为词，实借昔刺今也。然意取讽时，而遂横虐先臣，加之丑诋，非敦厚君子所宜出矣。其《游桃源一百韵》，略从陶公诗记引来，中间瞿氏子一段，乃别有称述。後半自言仕进谪之事，皆不甚附题，不过求退居、学长生而已。其诗铺写宏富，词意华美，略与元、白长律相似。吾不知乐天喜梦得诗而极称之者，此等诗耶？抑第美其律绝耶？
吾於宋人诗话，严羽之外，服张戒《岁寒堂诗话》为中的。其论“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後，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又云：“诗含不尽之意，用事押韵何足道！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伟哉论乎！前此所未有也。然其言亦时有小疵，如谓“韵有不可及者，子建是也”。此已不甚确。又谓“刘梦得有高韵”，吾更不解所云。然则诗话不易为也。
朱子论诗，谓“虞、夏以来，下及汉、魏，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後，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欲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於《三百篇》、《楚词》之後，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於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诗不期於高远而自高远矣。”愚按诗之源流得失，实尽此数十言之中。学者诚知诗无可学，而日治其性情学问，则诗不学而亦能之。必不得已，遵朱子此论，而采摘精审，专一沈潜，庶乎其不忄孛於圣人之诗教，而足为能诗之士矣。
沧浪论诗，先去五俗。朱子亦曰：“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乡背，此入门第一义。白不尽俗。白如尽俗，何以不朽？俗盖必朽者也。”
杜诗亦多应酬之作，如《赠翰林张学士》、《故武卫将军挽词》、《奉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等诗是也。既无精义，而健羡荣华，悲嗟穷老，篇篇一律，有何特殊！挽武夫而不著姓名，尤无关系，殆不得已而为之者。学者一概奉为准绳，则识卑而气短，不足成章矣。“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此小家之尤劣者，能谓杜诗一概佳耶？
杜诗一首之中，好丑杂陈，至天地悬隔者，莫如“四更山吐月”一首。此二起句，高深清浑，笔有化工。第三句则曰：“尘匣元开镜。”直儿童语矣。第四语“风帘自上钩”，则又隽拔自如，即目得景，不可思议也。五六“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又系卑格。收云：“斟酌娥寡，天寒奈九秋。”夫娥之寡不奈寒，何斟酌之有？“斟酌”二字，下得痴重可笑。岂非好丑相悬不可以道里计耶！然杜之拙处在此，其高出千古处亦在此。非丑拙之不可及，盖题无巨细，句无妍媸，一派滚出，所以为江河力量也。若著意修饰，使之可人，则近人之作耳。
《古柏行》：“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仇沧柱本置在“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上，谓当以赞语接住。不知“君臣”、“树木”二语，紧接“黛色”句来，方有指点神理；“来”、“月出”下，忽接“际会”、“爱惜”，意转不相贯矣。且“巫峡”、“雪山”云云，非藉蜀地渲染，特随意兴到唱叹耳。“忆昨路绕锦亭东”一接，正从蜀地游历生出，与“巫峡”、“雪山”若断若续，弥见蛛丝马迹之妙，那可倒之颠之耶！大抵古人之诗，接续处正不可不留意，知仇本之误，乃悟古人佳处，是在善读者。
《古柏行》名语络绎，人多爱“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诸句，感慨激昂，独有千古。独刘须溪服膺“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两语，以为诗之元气，良然。然予谓此二语之佳，亦由上二句生出耳。上二句云：“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正是“扶持”二语楔子。言孤高则多厄於烈风，所谓“险途难尽，皎皎易”也。以“扶持”二语，陡然拍合，觉议论既有开合，而理足气壮，点醒迷人不少，若不根原“落落”二句，徒赞叹“扶持”、“正直”等字，直痴儒好作大话耳，岂诗人之长於讽谕哉！
六朝两名士，一陆机，一谢灵运。其诗皆吾之所不喜，盖真性为词气所没，不待观其人而知其品之舛矣。
唐子西曰：“三谢诗，至玄晖语益工。”赵师秀诗“玄晖诗变有唐风”。皆谓玄晖薄於康乐，不知康乐之厚以排垛耳。锺嵘知其为芜词累而登诸上品，何也？宁取玄晖，不取康乐，玄晖之隽骨，与鲍明远之逸气，可称六朝健者。
锺伯敬云：“孟襄阳诗易为浅薄者藏拙。”此语令人忄双然。其实浅薄者，万万不能为孟襄阳诗也。为人所欺，仍观者之浅薄耳。东坡谓襄阳诗“韵高而才短，非东坡不敢开此口。然东坡诗病，亦只一句，盖才高而韵短，与襄阳恰相反也。
《唐人万首绝句》，其原本不为不富，渔洋选之，每遗佳作。“随意简出，如右丞相送临高台”、“吹箫凌极浦”，太白“天下伤心处”、“划却君山好”、“渌水明秋月”，少陵“万国尚防寇”、“东来万里客”，襄阳“移舟泊烟渚”，苏州“独鸟下高树”，随州“日暮苍山远”，刘方平“梦里君王近”，耿“返照入闾巷”，金昌绪“打起黄莺儿”，柳州“九扈鸣已晚”，香山“珠箔笼寒月”，义山“向晚意不”，致尧“罗幕生春寒”，以及刘采春《曲》等，皆天上之奇作，而悉屏而不登，何也？至七绝中遗漏尤多，如贺监之“少小离家”，太白之“旧苑荒台”、“李白乘舟”、“杨花落尽”，龙标《采莲曲》，少陵《赠花卿》等，指不胜屈。且既讥唐人绝句“人主人臣是亲家”、“今朝有酒今朝醉”等，当日如何下笔，後人如何竟传，而又选“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後生”，“三十年前此院游”，“妃子偷寻阿保汤”等作何也？《清平调》原非太白佳处，然神气飘逸自如，迥非中晚人所能摹袭。渔洋选中晚宫词，累累盈幅，而削此三章，舍天姿而取脂粉，又何也？王建《宫词百首》，雅正而有馀地者甚希，选至廿四首，犹嫌其滥。然建之《宫词》，意境不高，尚非苟作。至罗虬《比红儿诗》，王涣《惆怅词》，复意砌词，冗沓甚矣，重叠载入，又何也？
刘须溪、锺伯敬论诗，各有独造，各有偏见，皆非大著眼孔者。刘病迂酸，锺病幽异。刘头巾气，锺鬼怪气。
《辋川唱和》，须溪论王优於裴，渔洋论裴、王劲敌。吾以须溪之言为允。
渔洋谓“左司五绝，源出右丞，加以古澹”。愚按左司古澹清丽，诗源自出魏、晋，非出右丞，某年代不甚在右丞後。诗之古澹，本与右丞相似，非“加以古澹”也。古澹由气骨，岂由加增而得者耶！
王、孟、储、韦、柳五家相似。予尝抄陶诗，而以五家五言古诗附之，类聚之义也。然五家亦自有高下，盖王实体兼众妙，孟、韦七古歌行，似未留意耳。若孟、韦并衡，断虽轩轾。储诗朴而未厚，柳诗淡而未腴，当出孟、韦下。
盛唐中，常徵君、王龙标、刘虚五言古诗，亦有一段清趣古音，盖陶之支派出。陶之衣被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