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通史》既刊之后，乃集古今之诗，刺其有系台湾者编而次之，名曰《诗乘》。子舆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则史也，史则诗也。余撰此编，亦本斯意。
夫台湾固无史也，又无诗也。台为海上荒土，我先民入而拓之，以长育子姓，艰难缔造之功多，而优游歌舞之事少；我台湾之无诗者，时也，亦势也。明社既屋，汉族流离，瞻顾神州，黯然无色，而我延平郡王以一成一旅，志切中兴，我先民之奔走疏附者渐忠励义，共麾天戈，同仇敌忾之心坚，而扢雅扬风之意薄；我台湾之无诗者，时也，亦势也。清人奄有，文事渐兴，士趣科名，家传制艺，二三俊秀始以诗鸣，游宦寓公亦多吟咏，重以舆图易色，民气飘摇，侘傺不平，悲歌慷慨，发扬蹈厉，凌轹前人；台湾之诗今日之盛者，时也，亦势也。
然而余之所戚者则无史。无史之痛，余已言之。十稔以来，孜孜矻矻，以事《通史》；又以余暇而成《诗乘》。则余亦可稍慰矣。然而经营惨淡之中，尚有璀璨陆离之望。是诗是史，可兴可群。读此编者，其亦有感于变风、变雅之会也欤！
辛酉花朝，台南连横序于台北大遯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