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诗酝酿深厚，一以雅驯为主。至六朝而体格一变，至唐之天宝而又一变，元和体老妪都解，则日趋卑弱矣。昌谷出而救之，以古茂出入《骚》、《雅》，自是健才。如“黑云压城城欲催”、“欲剪湘中一尺天”、“杨花扑帐春云热”等句，才思横逸，不可一世。极意经营，好作不经人道语，少陵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也。古人琢句之不轻易如此。
凡诗文以“陈言务去”为佳，然须读书多，积理富，出以蕴藉深厚之笔，则去纯茂不远矣。宋元诗非无佳者，但比亻疑三唐，则浅露自见。
少陵七古，奇拔沈雄，自是绝唱，然终不若近体之多。故后世谈近体者，以杜律为宗。王世贞曰：“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自是确论。
少陵五律云：“月生初学扇，云细不成衣”。似齐梁句法。“学”字从“生”字看出，“不成”字从“细”字看出，可谓才大心细。
少陵诗无美不备，亦瘦亦腴，亦浓亦淡，合诸家之长而兼之。五言云：“花娇迎杂树，龙喜出平池。”已开义山诗派。义山固善学杜者也。近世作者专以摹拟瘦硬为工，非杜之至者也。然如“沙上草阁柳新暗，城边野池莲欲红”，自是佳句。
初唐诗往往极写当日繁盛，而欷歔感喟之意，自在言外。少陵亦然。如五言诗云：“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舞阶衔寿酒，走索背秋毫”等句，铺写当日穷奢极欲之状。惟结句云：“桂江流向北，满眼送波涛。”略示伤悼意。以含蓄之辞，寓悲慨之旨，是唐人诗境高处。
周衰乐坏，遭秦绝学，古乐沦亡。汉河间献王作《乐记》，刘向所校廿三篇《别录》，亦未全录其文。余十二篇，仅存其名而已。《尔雅》释乐纪乐器甚详，虽非古乐之完书，然亦可补乐亡之阙矣。
古时歌、谣并称，《说文》从言从肉，与《释名》人声之义合。《诗园有桃》章“我歌且谣”，《传》曰：“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歌有章曲，谣无章曲；歌可以合诸乐章，谣则随意独歌之，故《正义》引孙炎消摇之义。汉时立乐府，而歌谣之名大著。唐以后，诗人恒以名篇，然能合乐者实鲜，则名存而实非矣。然《论语》“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则古亦有徒歌者。引伸而为童谣、怪谣之义，后世遂有“谣诼”之称，则去古益远矣。
作诗贵审题。古人得一绝好题目，不肯轻易放过。如工部之《北征》，退之之《南山》，乐天之《长恨歌》，梅村之《永和宫词圆圆曲》等篇。于当日时势，极有关系，不惜匠心独运以成之，故后世有“诗史”之称。当其下笔时，已知其必传矣。
古诗尤贵章法，开合提顿，排摇曳，缺一不可，叙事之作尤要。香山之《长恨歌》，脍炙人口，千古传诵，其实不及《琵琶行》之结构有法。最妙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二句，束上起下，掷笔空中，是全诗之筋脉，通篇之关键。《长恨歌》平铺直叙，从选妃起至寄钗止，无提振关束之笔，似嫌平衍。惟其遣词秀丽，情韵双绝，为一时传诵。所谓入时之眉样，非诗律之极轨也。此诗阅者往往滑口读过，特表而出之，敢以质诸博雅君子之论定焉。
唐人诗以自然浑成为上，如“杨柳青青渡水人”，“晴川历历汉阳树”等句，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味在咸酸以外”也。然自然之旨，须从读书得来。若滑调浮声，藉口“羚羊挂角”之论调，以文其浅俗，则亻真矣。王西庄先生“水中盐味”之讥，不可深长思乎？
艳体不宜多作，以其亵也。然无题、香奁，强半寄托之词，不必刻舟求剑也。予谓诗不嫌艳，丽万不可俗。西昆雕丽，虽有浮艳之讥，然诗之声固尚存也。若流入俚俗，则不可以言诗矣。昔人谓孔子删诗《三百篇》，而存郑卫。有氵㸒词无俚语，旨哉言乎！
辋川诗以淡远胜，如“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曰“鸟边”，曰“人外”，曰“闲”，写暮色入画。又如孟襄阳之“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妙在“连”“足”两字。雨后夕阳，情境绝佳。若有夕阳而无雨，亦不足奇矣。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昔人谓襄阳之不见用，正坐此二语。不诵《洞庭》诗而诵《南山》诗，命也。吾谓明皇之英明，何至因此介介，殆亦传记家之附会其说耳。冯唐之对汉文曰：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意与此略同，而词更戆直。文帝拜唐为车骑都尉，岂玄宗不若汉文耶？抑亦有幸有不幸耶？
咏古之作近体与古体异。长古可著议论，律诗则以舍蓄为上。如义山之《南朝》、《陈后宫》二律，高情远识，可于言外得之。若少陵《九成宫》，于荒氵㸒亡国之由，慨乎言之；《玉华官》则但作物在人非之感。盖九成作于隋时，玉华作于贞观。一则斥言胜国，一则为尊者讳。风人之旨，而寓《春秋》之义焉。（编者按：以上原载第二、四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