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戏曲

王勃撰，《九成宫颂》辞藻瑰丽,文字雄美,极力颂扬唐高宗继武德、贞观所建树的文治武功和九成宫的雄伟瑰丽,然而其中心思想却如魏徵《九成宫醴泉铭》,重在劝诫唐高宗,建造华丽的宫殿容易,治理好社会就相当困难,如不能使天下大治,建造宫室不但劳民伤财,而且会滋生贪图享乐进而腐败的恶习,最后导致政毁人亡。他举例说:“候离宫而从宴,尚惕三危,清近县而移銮,犹详再驾。以为三十六所,帝刘非舜禹之心;四十二宫,全赵异成康之历。”其意十分明确:建造华丽的离宫,享受美味盛宴,应该警惕蛮夷可能入侵;清除道路,移驾外游,应该详思是否还能再来;西汉建离宫三十六所,末世皇帝却没有了舜禹之德;前赵每四十里建一宫殿,石勒死后石虎当政,却已不是成康之治。所以,他指出唐高宗应屈己从人,朝乾夕惕,如此才能长治久安。《九成宫颂》写成后,高宗是否能接受他的规劝,成了王勃忧患的问题,因此他又特别写了《上九成宫颂表》一同上呈,表中表白他“虽望卑平叔,空勒景福之词;而文谢子云,愿竭甘泉之思”,像何宴、扬雄那样敢赞敢讽。

新诗集。穆旦著。1945年5月自费出版。收1939年至1945年所作诗54首,附录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一文。均为抒情诗。多抒写社会的重大事件,也有对爱情的吟唱。王佐良说:作者“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他的奇幻都是新式的。那些不灵活的中国字在他的手里给揉着,操纵着,……他有许多人家所想不到的排列与组合”。采用自由体。

现代新诗集。穆旦著。文聚社1945年1月初版,昆明崇文印书馆发行。为“文聚丛书”之一。收新诗24首。诗集收入1937年至1941年间的创作。是在全民抗战中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时代、对社会、对命运的感受。《野兽》、《从空虚到充实》、《还原作用》、《五月》、《智慧的来临》、《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鼠穴》等写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命运和个人感受,反映了诗人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它们或者回响着民族抗战的有力呼唤,或者写现实生活中无尽的阴谋,社会不过是一座古老的监狱,“一个封建社会搁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里”(《五月》),或者同情民众的苦难,赞扬生命的充实。《园》、《童年》、《玫瑰之歌》、《在旷野上》、《夜晚的告别》等写灵与肉的冲突。诗人惋惜“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园》),憧憬于色彩缤纷样的希望;对诱惑的追捕使他感到疲倦,渴求灵魂的平静。他的诗忠于现实,但又不是平淡的反映,有着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是一种情绪的表现。

春秋时期秦国的刻石文字。因刻于十件顶圆底平形近鼓的石头而得名。唐初发现于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南三畤原,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每鼓刻四言诗一首,十首一组,记述秦国君的游猎情况,故也称“猎碣”。石鼓上原有六百馀字,因几经搬迁磨损和风化,现一鼓上字已磨灭,其馀九鼓也有残缺,合重文及合文计算,不过三百二十一字,而现存的宋拓本上全字也仅四百六十五字。字体属大篆,有的结构繁复,像《说文解字》中的籀文,有的结构简单,接近小篆,为从籀文演变到小篆的过渡形态。石鼓近人始考证为秦物,但其确切年代,从唐至今一直没有定论。有秦文公、秦穆公、秦襄公、秦献公等不同说法。

戏曲论著。王国维著。成书于1911年。全文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对唐宋以来戏剧脚色的渊源及其特性加以考述。如宋金杂剧中的净、末尼、引戏、旦等四种脚色的起源和演变,元杂剧中由末、旦两种脚色派生出来的一些次要脚色的起源和性质。后一部分是论,即《馀说》,共四节。《馀说一》论述自唐宋至明清脚色之性质经历了自地位而品性、自品性而气质的三大变化。在唐代,脚色仅表其人社会地位而已,宋代脚色亦表所演之人之地位、职业者为多。元明始以品性定脚色,脚色之分,有表示善恶之意;如一剧之主角末、旦或生、旦多美鲜恶,下流之归,悉在净丑。至清代又有以气质定脚色,如孔尚任《桃花扇》以气质之阴阳刚柔定脚色,而这一变化更有利于刻画人物。《馀说二》和《馀说三》分别指出戏曲面具、涂面与唐宋以前的民间伎艺的渊源关系。《馀说四》是对男女合演问题的考述,隋唐前歌舞表演男女合演;至隋唐歌舞渐变为戏剧后,男女不相杂;元杂剧中男可装旦、女可为末,也不容合演。该书收入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中国诗词韵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编辑,1965年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出版。编者为适应当代戏曲、诗词作者的需要,以普通话字音为标准,参照《中华新韵》、《汉语诗韵》等现代韵书,分为:麻、波、歌、皆、支、儿、齐、微、开、模、鱼、侯、豪、寒、痕、唐、庚、东,共18部韵目。分部韵目及韵部次序,依照《中华新韵》排列;凡属同一韵部的,用一个韵目字统贯到底。每一部中先分平仄两大类:平声类阴平、阳平分列;仄声类上声、去声及旧读入声字分列。旧读入声字,分为8部,分别排列在应属的韵部后面,并按照普通话的四声各自分列。在这8个韵部中,其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各小类之末,分别注明还有旧读入声各字见“仄声、入声”,以便全面检用各声调韵字。对一般单字,略举可作韵脚用的词语,间或略加解释,以助理解。

发表于1941年的《屈原》是梁宗岱最重要的诗歌评论作品。1921年，中学生梁宗岱将《楚辞》和《神曲》进行对照阅读，略有所得，之后他游学欧洲进入象征主义诗学的堂奥，并借由西方诗歌传统反观中国诗歌传统，最终在《屈原》中完成了对《楚辞》现代的、整体性评述，确立了屈原世界性大诗人的地位。

戏剧论著。清王国维(1877—1927)撰。二卷。国维有《王国维遗书》已著录。王氏曾据《录鬼簿》参照他书而成宋元戏曲史及曲录等有关著述。后又将明朱权《太和正音谱》、清钱曾《也是园藏书目》等所录可与此书互证的资料摘出,校勘其他元代戏剧、杂曲流行版本所获资料,笺注其间。从而发现钟氏原本同曹寅等校辑本差异甚大,如曹本全删原本条目下之正名、作者生平后之小令(评语)和贾仲明序。惜王氏未见孟称舜校刻本和天一阁藏明正德间抄本,故校注多有失误。有《王国维公遗书》本(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印行)。

诗集。冯至著。1929年8月沉钟社出版。共分3辑: 第一辑“无花果”,第二辑是长诗“北游”,第三辑“暮春的花园”。这是诗人的第二本新诗集,长诗《北游》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北游》表现了广泛而具体的社会。诗人写道:“苏俄,白俄,乌克兰,/犹太的银行,/都聚在这不东不西的地方,/吐露出十二分的心足意满!”“这里有人在计算他底妻子,/这里有人在欺骗他的爱人,/这里的人,眼前只有金银,/这里的人,身上只有毒菌,/在这里,女儿诅咒他的慈母,/老人在陷害他的儿孙……”面对地狱般的现实,面对众生的麻木和堕落,诗人感到无比悲愤,却无力改变现实,只有“阴沉,阴沉!”但同时,诗人认识现实的角度和深度又有了新的发展。他对北方苏联人民的事业表现出崇敬之情,同时扪心自问: “可曾有一刻把人生认定,/认定了一个方针?……/可曾真正地认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长诗《北游》饱含着激愤沉重的情调。每一节的最后都是“阴沉,阴沉……”做结,回环往复,如乐曲之主旋律,渲染着诗人迷惘愤懑的心绪。同时,也用这种氛围将读者紧紧裹住,使读者深受感动。除《北游》以外,此集中的爱情诗在艺术上也臻于纯熟。《饥兽》、《园中》、《遇》、《迟迟》等诗篇各具特色,却都令人回味无穷。另一些抒情短诗,表现出诗人对于人生的思索。《黄昏》表现出沉重的迷惘,《思量》(一)表现出诗人在冷静地思索,人生的路究竟该怎样走。《北游及其它》在表现内容上比《昨夜之歌》更深入更广泛,而情感上沉郁悲伤的色彩也更加浓重,诗人坚韧的人生态度也更见锋芒。

诗集。冯至著。1942年5月桂林明日社出版。初版本中没有序跋,有27首十四行诗和附录杂诗5首。1949年1月《十四行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印,删去了附录杂诗,增加了一个自序。集子中的诗都写于1941年。其时冯至任教于西南联大。十四行诗又译作“商籁体”,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后又传入美、法等国,产生了几种大同小异的变体。意大利十四行诗多由2个4行组与2个3行组或2个4行组与一个6行组构成。冯至的14行诗形式上接近意大利式。但这位曾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作者,善于把自己的诗情和才思与诗歌的形式和谐地统一起来,因此,他的诗未被形式所累,而是运用这种特殊的诗歌形式表达了自己特殊的诗的沉思和感悟。正如作者在《十四行集·序》中所说:“我采用十四行体,并没有把这个形式移植到中国来的用意,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我用这个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十四行诗形式的特点是既错综又整齐、层次多而疏密有致,韵法精致委婉,极适合表述深遂曲折的感悟与柔密婉转的情思。冯至在他的十四行诗中,十分注意表达的流畅自然,不为十四行诗这种形式所拘束,用韵多用变式,力求符合朴实自然的白话,因此,他的《十四行集》比之运用这种形式的其它中国诗人的作品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十四行集》中的诗作,大都是起兴于身边琐事、飞虫小草、个人经历、历史感悟,由此升发开去,达到对人生底蕴、存在真谛的把握和领悟。因此,可以说,《十四行集》的基本风格是“沉思”的,它通过严整的格律、流畅的韵律,以诗思作为动力,构成了一首首发人深思的隽永小诗。

古近代戏曲论著。6卷。王国维著。宣统元年(1909)晨风阁丛书本。后辑入1927年刊《王忠悫公遗书》、1934年石印本《王忠悫公遗著十五种》及1936年石印本《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卷首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作者《自序》及宣统元年夏五月《自序》。成稿于光绪三十四年。作者在宣统元年《自序》中云:“国维雅好声律,粗暗流别,痛往籍之日丧,惧来日之无征,是用博稽故简,撰为总目。存佚未见,未敢颂言;时代姓名,粗具条理。为书六卷,为目三千有奇。非徒为考镜之资,亦欲作搜讨之助。”该书系参考焦循《曲考》、黄文旸《曲目》、无名氏《传奇汇考》等各家曲目、各种曲谱及藏书家目录辑成。主要著录宋金杂剧院本及元、明、清杂剧、传奇曲本和总集、散曲集并曲谱、曲韵等书目。当时姚燮《今乐考证》尚未被发现,该书即为收集较为详备的一部古典戏曲书目。

本书收集陈独秀的诗、联等。从中既能了解到陈独秀斐然的诗意才情，又能感受到陈独秀傲然不屈的品格魅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事世事。诗如其人，读诗足以看出陈独秀的文化精神、政治思想、品格情操之全貌。他的诗风格既有诗经之淳朴、自然，也有乐府之古风、遗韵，更有魏晋之恢弘、恣肆；既有李白之奔放、豪迈，亦有杜甫之深沉、练达，更有韩柳之犀利、峻峭；他的诗往往以政治、哲理入诗，眼界广阔，思想深刻，词锋锐利。

组诗。西晋左思作。关于这组诗的思想艺术成就,历来评价甚高。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钟嵘《诗品》上说:“晋记室左思,其源出于公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说: “《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母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七说:“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后惟明远、太白能之。”张玉榖《古诗赏析》卷十一说:“太冲《咏史》,初非呆衍史事,特借史事以咏己之怀抱也。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默寓。”《咏史八首》是左思的代表作。这组诗或借古咏怀,或陈古刺今,深刻揭示了当时寒门知识分子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尖锐矛盾,批判了门阀制度的黑暗和腐朽,抒发了诗人虽志大才高却身受压抑的愤懑和反抗情绪。作品意义深刻,感情充沛,语言纯朴,笔调劲健,代表了西晋诗歌的最高成就,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辞赋名篇。东汉张衡作。《后汉书》见载。《后汉书·张衡列传》曰:“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乃设客问,作《应间》以见其志。”文章设为客言:前哲首务为下学上达,佐国理民,“人生在勤,不索何获”?主者何不卑体屈己,美言相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衡则应之曰:“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多,而耻智之不博”,“得之在命,求之无益”,借鉴前训,我只有“韫椟以待价,踵颜氏以行止”。一句话时机有投合和不投合,天生性命是难以强求改变的。是赋旨在言志,而流于自慰。文章气势苍劲,言词精腴,恣态横溢,刘勰称其“密而兼雅”(《文心雕龙·杂文》)。虽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而作,却不似二者恢谐,更具正色。

《气出唱》是汉末曹操创作的三首游仙诗。第一首诗通过描写诗人想象自己能自由翱翔四海八荒，得到长生不老的保养方法与灵丹妙药，透露出诗人期望自己能够长寿，实现心中宏愿。第二首诗通过描写与仙人同饮共舞、鼓瑟和鸣的和乐融洽情景，表现出作者渴望长生、冀求升仙的企盼。第三首诗通过写君山的奇山异石，西王母瑶台的光辉灿烂与高朋满座，表达诗人对仙界的无限向往和祈愿能够成仙的殷切之情。

散曲别集。明周履靖著。四卷。卷一“霞外清音”,皆为道词;卷二“闲云逸调”,写幽栖穴隐,闲云野鹤的生活;卷三“鸳湖渔唱”,写渔家水上生活之乐;卷四“梅里樵唱”,写采樵山木之趣,寄托了作者的生活理想,未必皆写实。又每卷十套,多为南曲,间有南北合套者。每套曲后各缀七绝一首。吕天成《曲品》评周履靖:“著述俱侈,吟咏颇饶。放乎葛天、无怀,解乎《南华》、《道德》,”指的当主要是其散曲。此集初收入周履靖编《夷门广牍》丛书,万历间刊本。卢前《饮虹簃所刻曲》收入此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散曲聚珍》亦收。

《千片雪》是元代冯子振、明代周履靖撰，咏梅唱和诗集，二卷。是集编次为：冯咏在前，周和列后，依题而和，唱和相随。周自记云：“甲午泛舟吴淞，访太冲袁君，既而登书楼，得观冯海粟《梅花百咏》，依题和之。”上卷，冯咏四十九首，周和同此数。下卷，冯咏五十五首，周数亦与之同。梅花之色白，一望如千片雪，香气馨人。故名。

顾学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版。这是一本有关杂剧的普及性读物。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一。全书分为14节,第一至第十节论元杂剧,第十一至第十三节论明杂剧,第十四节为“现存元明杂剧剧目”。第一节论述元杂剧的名称和渊源。第二节论述元杂剧产生的背景,以及元杂剧里所反映的元代社会。认为民族的压迫、阶级的压迫、都市畸形发展等都是元杂剧产生的客观条件,元杂剧深刻反映了元代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第三至第七节主要介绍元杂剧的体制,诸如折、楔子、宾白、曲调、题目正名等;元杂剧的脚角、化装,诸如末、旦、净、杂及面部化装、服饰等;元杂剧的排场,诸如舞台、场面、砌末、乐队等;元杂剧的演出和宫调等。第八节论元杂剧作家,主要对元杂剧作家的分期及每一时期的作品进行了论述。在分期上同意王国维的“三期说”,认为第一期为蒙古时代,第二期为一统时代,第三期为至正时代。第九节介绍元杂剧作品的总况、分科及取材特点。第十节重点分析欣赏了《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陈州粜米》等杂剧作品。全书内容较为充实,观点正确,深入浅出,对读者很有帮助。此书是在196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元代杂剧》的基础上,加以修订、补充而成。

味雪诗存，清朝陈钟秀（临谭东路梨园村人，生于1800左右，1876年卒）所作之诗集，原四卷，现仅存第三卷 。又有部分佚文出现于《洮州厅志•卷十五•艺文下•诗》与《临潭县志稿•第五册•艺文志》，共244首。

诗总集。 题宋谢枋得、明王相编。四卷。 录唐宋人五七言近体诗二百余首,分体编排,计七绝九十余首、七律四十余首、五绝三十余首、五律四十余首。系据宋刘克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重加删选(亦有少量增补)而成,故收诗人虽有限,仍以“千家”为名。其中七言二卷旧题谢枋得编,但杂有明人诗作,恐系伪托;五言二卷乃王相续编。所选多浅显易懂、琅琅上口之篇什,旧时用以为儿童启蒙读物,流传极广。有简明注解,颇肤浅。现存数种明清刻本,1957年东海文艺出版社据莆阳郑濯之刻本断句校印,198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亦加印行。另有清黎恂《千家诗注》二卷、悔斋学人《续千家诗》二卷、今人王启兴等《千家诗新注》、汤霖、姚枫《千家诗注析》、李觉《千家诗今译》等相继行世。

二十首，唐杜甫的五律组诗。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秋天,杜甫辞弃华州司功参军之职,携眷西行,流寓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客居期间,先后以五言律诗形式写成20首歌咏当地山川风物,抒写伤时感乱之情和个人身世遭遇之悲的诗篇,统题为《秦州杂诗》。举凡鼓角、天马、戍卒、使臣、驿亭、隗嚣宫、南郭寺、东柯谷、仇池穴等等,或游览,或感怀,或即事,无所不咏。清张溍谓“随意所及,为诗不拘一时,不拘一境,不拘一事,故曰杂诗” (《杜诗镜铨》卷6引)。

《诗》学著作。高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该书对《诗经》全部作品作了解题和注释。其指导思想是:“不迷信古人,不盲从旧说”,“依循它的本文,探求它的原意”,“创立新义,力求出言有据,避免游谈无根”。解题文字简洁扼要,观点明确,多用阶级分析方法理解诗歌,贵有个人新意,自成一家之言。注释文字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注”,对诗句中有关字词加以解释;二是“附录”,对某些注文及解题再进一步作较为详细的说明,指出其所得结论的依据。其中亦不乏创新之处。书前还有一篇《诗经简述》,介绍“三百篇”的来历、分类、地域和时代。要之,《诗经今注》确乎以“今”见长,作者不囿旧说,在有一定依据的基础上,进行推论,敢于大胆畅谈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观点和方法也还存在可商榷甚或牵强附会之处,在学术界曾引起过一定争论。

宋诗别集选注本。今人潘伯鹰选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初版。注者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宁陈三立覆刻日本宽永六年(1629)大和田意闲翻宋绍定五年(1232)闽中刊本《山谷诗集注》和朝鲜活字本《山谷外集诗注》为依据,精选一百五十首诗作,详加注释,为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黄庭坚诗歌选注本。注者在任渊、史容注释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史传及宋人笔记中与黄诗有关的材料,并参照钱钟书《谈艺录》中的有关见解,对所选作品在用典、句法、诗旨等方面的特点作了颇为详赡的注解。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注者常常联系对具体作品的阐释将这类诗作的句法特点作简要交待,如《内集·次韵公择舅》注云:“这是一种六言四句的诗,宋朝人多喜欢作,山谷尤精于此体”,“这其中要诀,须将句法炼得坚挺,把不相干的转折字、虚字删得干净。这样才能将意思的转折藏在里面,因而耐人寻味”。凡此种种,对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艺术特色,进而探讨宋诗的独特面貌,颇富启发意义。卷首导言对黄庭坚的生平、政治见解、思想渊源及其诗作在章法、写景、句法方面的特点作了细致的阐述,对理解所选诗作甚有裨益。

散曲，是我国最后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古典诗体。此前散曲选本多录元曲，而极少涉及明、清。本书则是一部全面展示元、明、清三代散曲风貌的选本，选录思想与艺术并重，题材、体裁、各种风格流派兼顾，还选录了少数与散曲极为相近的民间小典，充分显示了散曲绚烂多姿的面目。主编是一代曲学大师王季思（王起），除了详实的注释，每篇还有独到精妙的解读，无论对赏读者、初学者还是研究者，都不啻为良师益友，是可供读者长久赏读的佳作。

《元曲三百首》收选了300首元曲作品，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元曲的风貌。元曲风格多样，主要可以分豪放、清丽两派。元曲语言通俗优美、题材广泛、风格独特，有苍凉感慨的怀古之情，有激越悲壮的边塞之风，有哀婉典雅的闺怨情怀……常与唐诗、宋词并称，从而形成了我国几千年文学史上的三个极为光辉灿烂的时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