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戏曲

以七言绝句形式描述景德镇制瓷的记事诗。龚鉽作, 成书于清代道光四年(1824)。原有100首,刊出时为60首。对制瓷过程中的各种工艺、技法、艰辛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等,作了形象的描述,是了解清代景德镇瓷业概貌的参考资料。

清代词话著作。1卷。王士禛撰。此书专门品评《花间集》与《草堂诗余》两部词集所收录的作品。王士禛论诗提倡“神韵”，论词也持同样的主张，认为《花间集》与《草堂诗余》的妙处在于蹙金结绣而无痕迹。词须雕组而不失天然，要能够“写照象外”，极妍尽态，以此达到追魂摄魄的目的。本此出发，他高度评价李煜、苏轼、李清照的作品，说李煜入汴以后诸词，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同是千古情种”。对鲖阳居士屈解苏轼〔卜算子〕咏鸿词的行径深为不满，斥为“村夫子强作解事”。称苏词“直是轶伦绝群”，其“枝上柳绵”一首，恐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又引苏轼与黄庭坚的话概括苏词的特点，如醉后作草书，酒气拂拂，从十指间流出，又如其书挟海上风涛之气。凡此评论，都十分中肯。谈及诗、词、曲的分界，他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也。”话虽然简略，但可令后人解悟三体的不同的抒情风格。本书有《昭代丛书》本，唐圭璋据以编入《词话丛编》。

一名《吕祖度何仙姑因果宝卷》。清佚名撰。二卷。三万余字。宣讲吕洞宾成仙得道后，赴王母蟠桃圣会，见八仙尚少一女仙，故下凡超度何仙姑。何父逼女儿招夫生子，阻其参禅悟道。历经曲折，何女以其意坚终为吕祖度为神仙。成仙后亦下凡再度其父母，在天堂合家团聚。是书宣神仙道祖事，旨在阐“十磨十难成仙子，不磨不难不成神”，劝诫世人诵经向善，脱尘世苦海，故其现实意义并不大。吕祖、何仙姑“对药”一段，以药喻世警时，精彩独到，耐人寻味，语言精巧。为研究八仙传说提供宝贵资料。有光绪十六年(1890)常州乐善堂刊本，宣统三年(1911)刊本。

一名《宋元戏曲考》。戏曲史。清末王国维撰。十六章。国维有《王国维遗书》已著录。作者认为中国戏曲至宋元大盛，却囿于传统，横遭鄙弃，无人整理论述，便从中年开始研究。先后完成《曲录》、《戏曲考原》、《宋大曲考》、《优语录》、《古剧脚色考》、《曲调源流考》、《录鬼簿校注》、《录曲余谈》等著作，在此基础上，于一九一二年旅居日本时撰成此书。分上古至五代、宋之滑稽戏、金院本、元杂剧、南戏等五个历史阶段，论述戏曲的发生发展。“余论”带有总结性质，“附录”载元戏曲家小传凡四十余人。资料丰富，搜罗浩繁，为中国第一部戏曲发展史，实开近代戏曲研究之先河。特别是从古代歌舞降神的巫觋活动和宫廷俳优作戏，探索古剧起源，指出“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多有独到之处。依次论述从原始歌舞调戏，由汉至唐，乃演进为略具情节的歌舞戏、参军戏。至宋综合为滑稽戏、小说、乐曲，产生杂剧。至金又有“院本”，已能搬演完整故事，形成戏剧。但演唱形式是一人独唱还是按角色扮演，已不可考。故作者谓“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立论严谨，符合历史实际。其对元曲艺术价值亦有精辟论述：“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实发前人所未发，在文学史上第一次给元曲以公正的评价，影响深远。有《王国维遗书》本，《国学小丛书本》今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编《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一名《词旨畅》。词论。元陆辅之撰，2卷。陆辅之曾从张炎受词学，《词旨》论词，专门阐明乃师的宗旨。全书计有论词7则，属对38则，乐笑翁奇对23则，警句92则，乐笑翁警句13则，词眼26则，炼字之法集虚字33则。总的来看，他强调的问题和张炎一样，认为词应雅正、清空。他明标作词秘诀是取“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显然，陆辅之是拘于形式之小道，无视内容之大体。从他论词所举的例子看来，于传统的风花雪月的题材内容，婉媚的风格意趣，特别称颂，而尤为推崇张炎。可见陆《词旨》一书，不过是张炎《词源》的具体化而已，是用例词来说明乃师主张的。前人称《词旨》为作词之“规矩”，未免过当，但此书确为宋元间词论中有代表性的作品，从中可以窥知这一派词家的理论主张，明瞭词论源流。《词旨》一书，主要传述南宋张炎论词主张，举词亦以张炎词为多，是一本指导创作的入门书。清光绪时吴元仪有《词旨畅》一书加以笺释。今有《百尺楼丛书》本、《词话丛编》本。

十二卷。清徐釚（1636—1708）撰。徐釚，字电发，号虹亭、拙存，晚号枫江渔父，吴江 (今属江苏) 人。徐釚为“慎交社”成员，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后乞归故里，著书为事。有《菊庄乐府》、《南洲草堂集》、《词苑丛读》、《本事诗》。本书专辑词家故实，分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辨正、谐谑、外编七门。采摭繁富，援据详明，足为论词总汇。《江南通志》称，“釚少刻菊庄乐府，朝鲜贡使仇元吉见之，以饼金购去。贻诗曰，‘中朝携得菊庄词，读罢烟霞照海湄，北宋风流何处是，一声铁笛起相思。’”则徐釚于倚声一道，自早年即已擅长。故于论词亦具有鉴裁，并非苟作。惟其间征引旧文，未尽注其所出，同时朱彝尊、陈维崧等尝议之。徐釚亦自欲补缀而未尽。至纪事一门，半取近事。其间点缀已成佳句，标榜以借虚声，在所不免。考《世说新语注》载裴启作《语林》，记谢安黄公酒垆事，安以为所说不实。则序录同时之事，自古已然。唐宋人诗话、说部，此类尤多，则亦非徐釚所创例。有海山仙馆丛书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江顺诒辑。八卷。卷首有铁岭宗山序和自撰“凡例”九则。序称此辑“寻源竟委，审律考音，取诸说之异同得失，旁通曲证，折衷一是。所以存前人之正轨，示后进之准则”。是书经宗山参订，条分缕析，分列子目，卷一曰源、卷二曰体、卷三曰音、卷四曰韵、卷五曰派、卷六曰法、卷七曰境、卷八曰品。末有附录四则。书中引录前人词论，倘需全编登载始能得其旨趣者，皆全编过录。如卷八采录郭频伽《词品》十二则、杨伯夔《续词品》十二则以及江顺诒《续词品》二十则。对各家词序，则择要摘录，以见各序之长。如卷一徐鼒《水云楼词序》、卷六吴谷人《露蝉词序》和诸迟菊《词综续编序》等。该书所辑，间有己论，并用案语标出，以示区别。如卷一录张惠言《词选·序论》。诒案：“此论高出流辈，发前人所未发。”又如卷二录杜文澜《词律校勘记序》。诒案：“万氏有功于词学，杜氏又为万氏之功臣。虽其书知声而不知音，然舍此别无可遵之谱，则校勘之不可少也明矣。”所案也能自成一则。是书有光绪七年(1881)刊本，唐圭璋《词话丛编》据以收录。

清陈廷焯撰。陈氏曾编选历代词作为《云韶集》，计二十五卷，三千四百三十四首，一千一百馀家。在此基础上，写成《词坛丛话》，计一百零一则，综评历代名家词作，并述《云韶集》编选大旨。其论词之发展，认为汉乐府“长短句不一，是词之祖也”。六朝“《江南》、《采莲》诸曲，去倚声不远”，经唐五代，至南宋形成高峰，以后由衰而亡，复盛于清初。他提出词中“五圣”(北宋贺铸、周邦彦，南宋姜夔，清代朱彝尊、陈维崧)，称“方回词，笔墨之妙，真乃一片化工”，“美成乐府，开阖动荡，独有千古”，“白石词中之仙也”。对清代词人，又以唐诗拟之，朱彝尊为李白，陈维崧为杜甫，厉鹗为韩愈。称“朱竹垞词，艳而不浮，疏而不流，工丽芊绵中而笔墨飞舞”;“陈其年词，纵横博大，海走山飞”;“樊榭词之妙，窈曲幽深，脱尽凡俗”。此书代表陈氏早年词学观点，推尊浙西词派，论词以雅正为宗，讲求格律，以朱氏《词综》为“千古词坛之圭臬”。这与《白雨斋词话》中推尊常州词派，论词主沉郁、重比兴、以张惠言《词选》为指归的见解异趣。《词坛丛话》置于《云韶集》前。此书为未刊稿本，1930年前后陈氏长子兆瑜捐赠南京国学图书馆，今存南京图书馆。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将此书辑入。

蒋兆兰撰。一卷。兆兰曾于苏州任教职，精研词学，引朱孝臧、况周颐为同道。《自序》云，乃应诸生“从问词法，兼求词话”而作此书，其宗旨为：“推本屈、宋、徐、庾之旨，甄别家数选本之精，阐述前贤时彦相承之统绪”，“要使本末兼修，古今同化”。全书三十二则。首倡“学有本原”之说，“初学作词，当从诗入手”。因为“诗词实同源异派，皆风雅之流别”。“词以沉着浑厚为贵，非积学不能至”，学词者应“上探骚辨，下究徐庾，精思熟虑，一以贯之”。本风骚，重学养，贵沉着浑厚，与陈廷焯、况周颐主张相同。他反对诗馀之名，认为词也是立言之道，本于兴观群怨之旨，不能“以词为秽墟，寄其馀兴”，谓之“诗馀”。提倡婉约为词家正轨，以周清真、姜白石为宗，盛赞清真为“词中之圣”，白石为“别树一帜”。至于选本，则谓张惠言《词选》“导源风雅，屏去杂流，途轨最正”;周济《宋四家词选》“议论透辟，步骤井然，洵乎暗室之明灯，迷津之宝筏也”。宋人选本则以周密《绝妙好词》最为精粹。填词之法，首重炼意，次曰布局，三曰炼句，四曰炼字。此书所论，言皆入理，义多精当。有甲戌丛编本，民国十五年铅印本，收入《词话丛编》。

一卷。清郭麐撰。本编探索词之体貌，分十二品：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韵、感慨、奇丽、含蓄、逋峭、秾艳、名隽，各系以韵语十二句，全仿司空图《诗品》之体例。论文名品，始于钟嵘，原以定其主旨，品其先贤。图之所为，则就诗之品格而言。本书效法钟嵘《诗品》，其间有全袭旧名者，如委曲、含蓄之类;有字异而实同者，如易纤秾为秾艳，悲慨为感慨之类;亦有并为一品，如雄浑豪放，合为雄放。故有无此书，不足为轻重。但在当时却颇受重视。此书虽把各种艺术风格相提并论，但是偏重幽秀委曲，秾艳的感情色彩相当浓厚，此正体现了浙派论词崇尚雅正清空的基本观点。《词品》寥寥数语，附载于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三之中。江顺治《词学集成》卷八也录入本文。

明杨慎著。6卷。杨慎字用修， 号升庵， 新都(今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三年，召为翰林学士。以“大礼”之议触犯朝廷，遣戍云南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卒于云南，年72。《明史》有传;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后人辑其诗文为《升庵集》。《词品》论说填词，穷本溯源，直至梁陈隋六朝，为前人所未及。他在《词品》的序文中说：“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 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辞之体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辞《瑞鹧鸪》也。七言律之仄韵，即填辞之《玉楼春》也。若韦应物之《三台曲》、《调笑令》，刘禹锡之《竹枝辞》、《浪淘沙》，新声迭出。孟蜀之《花间》、南唐之《兰畹》，则其体大备矣。岂非共源同工乎!”该书对两宋词人及其作品介绍论述较多，金、元、明人亦及之。对诗词文体关系，亦时有评论，如在说到梁简文帝《春情曲》时说：“此诗似七言律……唐律之祖。而唐词《瑞鹧鸪》格韵似之。”如在评论王筠《楚妃吟》时说：“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予论填词必溯六朝，亦昔人穷探黄河源之意也。”

词论。 清杜文澜(1815—1881)撰。二卷。文澜有《古谣谚》已著录。此编为校勘万树《词律》一书而作。杜氏极重视万氏《词律》，“研究之际，旁及他书，偶有发明，笔之简首，岁月既久，所记遂多”，而成是编。杜氏所校，广涉词牌、作者、文字，发明较多，足补万氏原作之不足。为读《词律》必须参考之书。有咸丰十一年(1861)曼陀罗华阁刻本。

词论。清人万树撰。二十卷。树字花农，一字红友，别号山翁，江苏宜兴人。国子监生。康熙间在广东作两广总督幕友。多才多艺，怀才不遇，死于归途。著有杂剧、传奇二十余种。此编成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内容为取宋元名作排比求倚声度曲之律。唐宋以来，倚声度曲之法久已失传，此书据名作一字一句求之，得其八九。自《草堂诗余》以小令、中调、长调分别列目，旧谱因之以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然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及六十字两体，分别列入小令与中调，显然不宜。收唐、宋、元词六百六十调，一千一百八十余体，纠正《啸余谱》及《填词图谱》之误，以及诸家词集之舛异。“作于宫谱失传之后，振兴词学，独辟康庄，嘉惠后者甚厚。”(杜文澜《词律续说》)唯编者疏于考证，书中脱漏错误诚所不免。自序及《发凡》中言之甚详，后人亦有所校订。此编在清代词坛影响甚大，词家多奉为圭臬。研究与校勘、补续者亦大有人在。有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四库全书》本 光绪二年(1876)刻本，中华书局铅印本。一九八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光绪本影印。

清代词话著作。1卷。张祥龄撰。10则。张祥龄论词强调文章气运，认为诗至唐末已经作尽，所以文人才变化诗体以求发展，才有词的产生。而词体本身的发展又如春、夏、秋、冬一样，经过萌芽、发展、繁盛阶段，然后萧条冷落，最终又以元曲继之。这是从一种文体的兴衰废替立论的见解。他又重视作家天然才质的区别，“能疏宕者不能密丽，能密丽者不能疏宕”，是丹非朱，并非确论。他提倡讽世寓托，认为“词主谲谏，与诗同流”，但是又反对张惠言的胶柱鼓瑟，穿凿附会的作法。此外，他还提倡气骨，而并不摒弃绮语;反对雕凿，而又指斥鄙俚，这些意见都比较圆通，体现了他论词“不问人论何如，自叩用工甘苦”的基本立场。本书有唐圭璋辑《词话丛编》本。

三卷。清戈载编。明清之际，词韵分合之争，与词韵之作，一时俱盛。戈氏谓“古无词韵，古人之词，即词韵也”。是书即取唐宋人词，博考互证，又广稽韵书，裁酌繁简而成。其撰述目的，“非敢正古人之讹，实欲正今人之谬”，对于以前各种词韵之误，多所纠弹。分为十九韵部，前十四部为舒声韵。因词之押韵允许平上去三声通押，故是书将平上去三声合并于一部，每部中又分为平仄两声，仄声中再分上、去声；凡入声作平声或上、去声者，则附载于某部。入声因在词中不与舒声相混，故另列五部入声韵。十九韵部无韵目，但在每一部中均标明该部所包《广韵》之韵部，如第一部包括“平声东冬钟、上声董肿、去声送宋用”。韵部及每部内的小韵(即同音字组)的排列，基本与《广韵》一系韵书的排列同。每一小韵之首字，用〔 〕标出，并注明反切。反切多依《集韵》，韵字下无注释。书前有“发凡”一卷，简述编是书之目的、经过，该书之简况，词韵与诗韵、曲韵之差别等，举例甚详。王鹏运跋谓：“《文会堂》、《学宋斋》诸家强作解事，未足依据。戈氏书最晚出，而最精核，可谓前无古人矣。”但王氏对是书亦有所批评，云：“宝士著书，动谓宋词失韵，余谓执韵以绳今人之不知宫调者则可，若以绳宋人，似尚隔一尘也。”本书初刻于道光元年(1821)，全书收韵字一万二千九百九十九字。清人词韵之学，至戈氏而总其成。但尚有偏颇失当之处，罗常培曾拟为之重订。

词论。清人先著、程洪撰。六卷。著字迁夫，泸州(今属四川)人。徙居江宁。有《之溪老生集》八卷、《劝影堂词》三卷。洪字丹问，曾与吴绮合编《纪红集》。二人生卒年俱末详，约生活于清初。原名《词洁》，流传不广。北京图书馆典藏三部：吴瞿安旧藏、西谛旧藏及无题识一部，俱康熙时刻，同一版本。今人胡念贻据以辑录成帙，题今名。选录词作，时出评语。所选以宋词为主，“洁”者录之。评语多述词之源流、体制，间有品藻之语。于词学研究及词之品评、鉴赏，均有参考价值。唐圭璋辑入《词话丛编》，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出版。

词话著作，清陈廷焯撰。陈廷焯(1853～1892)，字亦峰，江苏丹徒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作者论词大旨，宗常州词派张惠言。常州词派的词学观点为反对浙派尖新小巧、轻佻浮滑而无所寄托的词风，主张“温柔敦厚”。陈氏论词的主要精神也是如此。他在书中卷1特别突出地提出了“沉郁”二字作为词论核心。所谓“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其含义有二，一为要求比兴寄托、微言大义。“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二为要求词的风格含蓄、沉稳。陈氏还提出了“顿挫”一词与“沉郁”互补。谓二者统一则“词中三昧尽矣”。并以此衡文，品评周邦彦、冯延已、王沂孙诸家。并多次强调“温厚”，如卷8云：“温厚和平，诗词一本也。”作者的词论既有以诗教评词，提高词的地位与格调的意义，又有限制词的风格多样化的弊病。《白雨斋词话》原为10卷，今本只存8卷。由其门人许正诗整理刊刻。许正诗原刻本成于光绪二十年(1894)，后附《白雨斋词存》、《白雨斋诗钞》各1卷。此后又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唐圭璋辑《词话丛编本》、民国三十五年(1946)上海开明书店本及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杜维沫校点本。

《楚辞》研究著作。6卷。清代蒋骥撰。此书卷首有屈原传记及楚辞地图，另附《楚辞余论》2卷、《楚辞说韵》1卷。正文6卷为屈原作品，对《楚辞章句》自《九辩》以下概删。以“二招”为屈原作品，认为“二司命”和“二湘”是同类神，故将《大司命》、《少司命》合为一篇，《湘君》、《湘夫人》合为一篇，以《九歌》为9篇，加其它各篇，以就《汉书·艺文志》谓屈赋25篇之数。此点不可取，书中亦不无穿凿附会，但其“征实之谈，终胜悬断”(《四库全书总目》)。《楚辞余论》2卷，上卷除通论《楚辞》外，尚论及《离骚》、《九歌》、《天问》;下卷论《九章》以下6篇，其驳正旧注之失、考征典故异闻，时有精深之见。《楚辞说韵》1卷，论楚声音韵。版本方面有清康熙年间武进蒋氏山带阁刻本和雍正刻本，通行本有50年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楚辞音义。宋吴仁杰撰。四卷。仁杰，字斗南，一字南英，昆山(今属江苏)人，生卒年不详。淳熙进士。历任罗田令、国子学录。一生致力经籍，著述甚丰。有《洪范图》、《乐舞新书《古周易论》、《两汉刊误补遗》等。是书成于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四库提要》曰：“是编大旨谓《离骚》之文，多本《山海经》，故书中引用，每以《山海经》为断。若辨‘夕揽洲之宿莽’句，引朝歌之山有莽草焉为据，驳王逸旧注之非，其说甚辨。以其征引宏富，考辨典核，实能补王逸训诂所未及，以视陆玑之疏《毛诗》，罗愿之翼《尔雅》，可以方轨并驾，争骛后先，故博物者恒资焉。迹其赅洽，固亦考证之林也。”论之甚详。全书共四卷，释《楚辞》中草木五十五种，故名。每种皆先引原文，次引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之说。后以“仁杰按”以明己见，说中杂引《尔雅》、《神农》以详释之。多结合文意而推及草木性情，以发明屈赋借喻之微言大义。然文中也有穿凿附会处。此书版本颇多，重要者有：宋庆元六年(1195)罗田方式原刊本，明人影宋钞本，《四库全书》本，同治中仪征张炳炎辑《榕园丛书》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楚辞研究专著。宋代朱熹著。16卷。其中《集注》8卷，《辩证》2卷，《后语》6卷。此书以王逸《章句》为底本，剔去无病呻吟的《七谏》以下4篇汉人拟骚之作，增益贾谊《吊屈》、《鵩赋》2篇。自卷一至卷五为屈赋25篇，统称“离骚”，卷六至卷八(即《九辩》以下16篇)，统称为“续离骚”。此书注释依《诗集传》之例，以四句为一章，始注字义，后通释章旨。每章各系以“赋”、“比”、“兴”字样。其特点有四：一是于训诂之外阐发义理，大抵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准绳，于屈原毁誉参半，而着重其“忠君爱国”。二是注文简洁明快，无诘诎奇碎之病。三是托寓时政，籍注《楚辞》隐刺权贵，非纯学术之作。四是治学态度谨严，实事求是，于其所不知，宁付阙如。《辩证》2卷是对《楚辞》中若干疑难问题的详尽考证。盖合于《集注》中，“虑文字之太繁，览者或没溺而失其旨也，故记于后，以备参考”。(《自序》)其所考证多有创发，皆极精卓，如谓“灵修”为妇人悦夫之称，为后人《楚辞》女性中心说所依据。《后语》是在晁补之《续楚辞》基础上加以删增而成，收录荀子至吕大临辞赋52篇，每篇皆自为小序。唯此书处处以“三纲五典”强注之，不免迂阔难通，又以“叶音”法注音，亦多失其真。此书版本极多，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据宋端平刻本影印本。

楚辞研究专著。宋代谢翱著。1卷。此书即因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分类方式,将《楚辞》中芳草,按其特征、品格谱分为23品,每品列为一条。其考释极为简质,大抵以其时通名以考订之,偶引故说,但极少,至《楚辞》本文,亦少见引,又有只申其用为喻义而一无辩说者。版本有明刊《说郛》

五云晴护蓬莱岛，七彩缤纷动瑶草，凭高一览六合开，万象呈明春意好。

诗话著作。清赵执信撰。此书分前、后、续谱，故亦称《声调三谱》。有合为一卷者，或分为三卷者，亦有以前后谱为一卷、续谱为一卷者，但于内容均无大出入。唐代律体盛行之后，古诗写作便产生一个避免律调的问题。对古诗声调的注意，始于明人。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说》云：“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后谢榛《四溟诗话》、胡应麟《诗薮》等亦有议及者。清初钱谦益、冯班、吴伟业、王士禛等人，继续探讨这一问题。据说赵执信曾向王士禛讨教古诗声调问题，不得其详，于是独自钻研，从唐代大家名作入手，“发愤三、四月”(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终于悟出古诗与律诗在声调上的区别，著成此书。赵谱一出，又推动王士禛门生整理出《王文简古诗声调谱》(文简为王士禛谥号)、《律诗定体》等作，从此开了论诗谈声调的风气：“自渔洋、秋谷之书行，此说几于家喻户晓矣。”(梁章钜《退庵随笔》)赵谱所论，大抵以三平为正格，又多采冯班之说。后翁方纲、翟翚、许印芳、吴绍灿、董文焕等对此书所论又有所驳正，使这一项研究更趋精密。有《清诗话》本。

四卷。宋吴子良 (1197—约1257)撰。吴子良，号荆溪，临海 (今属浙江省)人。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进士，官至湖南运使太府少卿。著有《荆溪集》。此书凡四卷，所言均为论诗文之语。记事、议论、考辨相杂，每则之前皆有标题概括其主要内容。后人曾辑录其中作品评论和诗歌部分题为《吴氏诗话》，单独刊行。书中论文，主张“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强调应“行于自然”，反对“蹈袭前人”，主张“文虽奇，不可损正气，文虽工，不可掩素质”。论诗，主张既要讲究“如在目前”，又要讲究“语不多而味甚长”，并引入了 “境界”、“襟度”、“想象”等概念。今观此集，吴子良所论多属散谈，然却也涉及了为诗、为文的一些关键问题，有时确有精辟之见，对后人的研究和诗歌创作均有指导和借鉴的意义。此书有《四库全书》本、《唐宋丛书》本、《祕笈》本，并被收入 《丛书集成初编》。

宋代诗论著作。1卷(原为2卷)。苏轼著;辑者佚名。本书为汇编苏轼零散的论诗之语而成，成书较早，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已有著录。今传本见于明代陶宗仪所编纂的《说郛》(宛委山堂本)，仅32则，虽不是全本，但从中仍可窥见苏轼的一些重要的诗论见解。书中强调“诗须要有为而作”，称“子美诗外，别有事在”;同时十分重视丰富生活阅历对诗歌创作和诗歌欣赏的重要意义，认为陶渊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诗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而杜甫“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的诗句，“非亲到其处不知此诗之工”。此外，书中对诗歌的艺术规律也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如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多索然矣”及“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等议论，常为后世论诗者所称行。另有《东坡诗话补遗》1卷，为日本人近藤元粹所辑，见《萤雪轩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