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戏曲

楚辞研究论著。作者近代人胡适,发表于《努力周刊》增刊《读书杂志》第1期,后收入《胡适文存》第2集。胡氏论曰:“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胡适尚未否定屈原的存在,亦未否定屈原的全部作品,对于部分屈原作品的否定,仅作推测之辞,未作充分论证。

变文。共四卷,甲卷存故事开端处,乙卷只存十二行,有六行断行,丙卷存故事主要内容,丁卷仅存两节,俱在丙卷所存部分中,文句稍有异同。王重民校录。变文讲唱春秋时伍子胥为父兄报仇的故事。楚国平王在位,天下大治。上相伍奢,勤恤国事,忠贞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平王听从大夫魏陵意见,为太子娶秦穆公之女。秦女至,平王见其貌美,自纳为妃。伍奢闻之,谏责平王,获罪下狱。伍奢有二子,长子子尚在郑国为官,次子子胥在魏国为官。平王用魏陵计,诈伍奢之名,投书郑、魏,召子尚、子胥。结果子尚入楚,与父俱被处死。子胥独自逃难,辗转流离,备尝苦辛。最后入吴,为吴王所用,拜为宰辅大臣。子胥治吴五年,吴国大治,遂兴兵伐楚。时楚平王已死,子昭王在位。吴楚交战,楚兵大败,子胥执昭王,兵入楚都,掘平王墓,以剑击尸,并杀昭王、魏陵,终报父兄之仇。子胥为吴国大相,后越王勾践兴兵伐吴,子胥领兵击败之。吴王死,子夫差立。子胥为吴差解梦,直言凶兆,触怒夫差,以剑剔死。后五年,勾践兴兵伐吴,吴军无力应战。变文以下缺失。变文着重刻画伍子胥立志为父报仇的决心和恩怨分明的性格。全文重点描绘了伍子胥逃难途中的经历,他与浣纱女、外甥、妻子、鱼人的遭遇及恩怨,情节生动,有自然景色的铺叙,气氛的渲染,人物的对话及心理刻画,浓郁的抒情(子胥的仗剑悲歌),是文中最精彩的部分。后来子胥功成名就,对昔日逃难途中遭遇的人物,一一将恩报恩,以怨报怨。

敦煌遗书中的变文作品。作者佚名,今存敦煌写本S133,原卷首尾俱残,尚存3000余字。《敦煌变文汇录》拟题为《秋胡变文》,或拟题为《秋胡小说》。全篇除1首五言6句诗外,别无唱词,全以讲说为主,故事叙述,人物对答,也留有说话的痕迹,故体近话本,或拟名为《秋胡》。秋胡的故事原出汉刘向《列女传》卷5《秋胡洁妇》(《艺文类聚》“人部”2,《太平御览》“人事部”82曾引及,但文字稍异),旧题刘歆《西京杂记》卷6亦有简略记述。本篇则以秋胡桑间戏妻为题材,铺叙成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首叙鲁国儒生秋胡羡慕“在朝富贵”,决心出外游学,后任魏国宰相,政绩卓著,离家9年,忽然“忆母泣泪含悲”,魏王准他衣锦还乡,“奉谢尊堂”。当秋胡便服行至本国,遇见桑间采叶女子(即其妻),乘机调戏,该女以“守贫取死”,拒之,回到家里,两人相见,方知作官回家的丈夫,竟是无理调戏自己的“桑间赠金”者,顿时“泣泪交流”,怒斥秋胡“于家不孝,于国不忠”,可惜以下残佚。作品通过两个对立的人物形象,表达出人民的爱憎感情和伦理观念,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整理本见《敦煌变文汇录》(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又称《明妃传》。唐代变文。佚名撰。敦煌写本残二卷。原题残失,此题系今人启功整理校录,据故事内容拟补。上卷开头已缺,两卷共存六千余字。其昭君出塞事迹,至唐已逾八百多年,距史差异甚大,说法各异。是篇着力写昭君入胡,郁郁寡欢,塞外景色尤动怀乡悲怨之情,单于恩爱慰藉,无济于事,终于病倒,悄然而逝。汉哀帝遣使吊祭青冢,以祭文作结。卷中叙及“八百余年,坟今上(尚)在”,断为唐人作品,约成书于代宗大历至宣宗大中年间。另有诗人吉师老《看蜀女转王昭君变》诗,说明此篇在肃宗时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将昭君出塞,归罪画匠“捉妄陵持”。文字多有不甚可解之处,讹错字多,恰是俗文学本色。杂用五七言韵文和散文写成,创唐代说唱文学之先例。从“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字样看,原变文配有图画,“立铺”即指图画,文图相应,讲者便于说唱,观者易于明了。为研究昭君故事流传和俗文学提供极有考证价值的文献资料。对后世小说戏剧创作影响颇大。收入《敦煌变文集》,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容肇祖《唐写本<明妃传>残卷跋》(《敦煌变文论文录》)可资研究参考。

二卷。词别集。宋赵以夫著。以夫号虚斋,因以名集。陶湘《涉园续刻宋金元明本词》有黄丕烈士礼居旧藏《虚斋乐府》上下两卷,词六十七首。前有淳祐九年(1249)赵以夫自序。序谓:“唐以诗鸣者千馀家,词自《花间集》外不多见,而慢词尤不多。我朝太平盛时,柳耆卿、周美成羡为新谱,诸家又增益之,腔调备矣。后之倚其声者,语工则音未必谐,音谐则语未必工,斯其难也。余平时不敢强辑,友朋间相勉属和,随辄弃去。奚子偶于故书中得断稿,又于黄玉泉处传录数十阕,共为一编。余笑曰:文章小技耳,况长短句哉,今老矣,不能为也。”此本末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解元书籍铺刊行”一行,并有顾广圻跋及黄丕烈二跋。陶湘叙录谓:“南宋行都书籍铺,如二陈、尹氏之属,刻唐宋诗及小种说部为多。一时文士虽孙花翁辈改业为词,而未闻雕版。伯宛所刻石屏、梅屋二家外,独此种耳。”另有紫芝漫钞《宋元名家词》本,侯文灿《名家词集十种》本,江标《宋元名家词》本。丁氏善本书室藏鲍以文点勘明钞本。《全宋词》据陶氏涉园景宋本入录。

一作《琴趣外篇》。词别集。6卷。欧阳修著。欧词收入其合集《欧阳文忠公集》者有《近体乐府》3卷,共194首,其中颇杂有他人之作。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有宋刊上下卷本。又有南宋闽刻6卷本,南京图书馆藏后三卷残本,另有清初影宋钞本,近人吴昌绶即据以刊入《景印宋金元明词四十种》,较为常见,较《近体乐府》多出66首,然也间杂冯延巳、晏殊、张先诸人词作。据南宋《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欧词在宋代又结集为《六一词》1卷,国家图书馆藏有南宋4卷本。明代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收《六一词》4卷,附《乐语》1卷;毛晋汲古阁刊《宋六十名家词》则并作1卷,为《六一词》常见善本,《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皆据以翻刻刊印。唐圭璋《全宋词》本,共收词240首。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黄畲的《欧阳修词笺》、中国书店2001年出版丘少华的《欧阳修词新释辑评》,对欧词作了笺释评注。

越南阮朝第12任皇帝（倒数第二任皇帝），启定帝阮福晙撰，启定三年（1918年），启定帝巡幸北圻之诗集，总计44首。《南风》第12期汉文版第336-340页收录全文。

组诗。南朝梁江淹作。关于这组诗的写作动机,诗前序中说:“五言之兴,谅非复古。但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沉浮之殊,仆以为亦合其美并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诗,斅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关于对这组诗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钟嵘《诗品》说:“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江醴陵集题辞》说:“文通《杂体三十首》,体貌前哲,欲兼关西、邺下、河外、江南,总制众善,兴会高远,而深厚不如,非其才绌,世限之也。”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四说:“文通拟古诸篇,刻意描摹,分途异轨,六季文家,似斯兼擅者诚不易得。但规仿百氏,仅得皮肤,至其神旨攸归,曾未细心体味,譬之刍灵象人,略得其貌而已,不足与言优孟衣冠也。”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九说:“吾取江诗,反复细读,如《拟左记室诗》,只是数史中典故,《拟郭弘农诗》,只是砌道书景物,《拟谢临川诗》,只是状山水奇奥,此为神似,吾亦能之,何必五色笔也?若《拟陶征君诗》,气味去之亦远,惟刺取陶集‘东皋舒啸’、‘稚子候门’、‘或命巾车’、‘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浊酒聊自持’、‘但道桑麻长’、‘闻多素心人’诸字句,能为貌似而已,岂独不似李都尉哉?文通一世隽才,何不自抒怀抱,乃为赝古之作,以供后人嗤点。沧浪回护,仍是为古人大名所压。”此组诗模拟自汉代至刘宋时期三十家诗人的名作,颇能显示各家的艺术风格,显示了诗人“善观古作,曲尽心手之妙”(元陈绎曾《诗谱》)的艺术才华,同时也表现了他企图包容众家之长、通达古今之变的艺术追求。

《一曲难忘》为张爱玲电影文学剧本的结集，包括《南北一家亲》《一曲难忘》《南北喜相逢》《魂归离恨天》和《伊凡生命中的一天》五个剧本。剧情悲喜交加，情节曲折引人，充分体现了张爱玲作品多元化的特点，展现了与张爱玲小说和散文截然不同的文学风貌和艺术特色，令人大开眼界。正如张爱玲研究者止庵先生所说：“张爱玲的剧作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小奸小坏’的众生相，这里有他们的笑，他们的爱，他们的烦恼，他们的幸福。”

《六月新娘》为张爱玲电影文学剧本的结集，包括《人财两得》《情场如战场》《桃花运》《六月新娘》和《小儿女》五个剧本。这五个剧本以爱情纠葛为主题和线索，演绎了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家庭背景的男男女女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细腻丰满的人物形象， 既富有戏剧性，又贴近生活，时而令人捧腹，时而教人思索，时而温馨感人，时而扣人心弦，展现了与张爱玲小说和散文截然不同的文学风貌和艺术特色。

传奇剧本。明梅鼎祚作。二卷三十出。《祁氏读书楼目录》著录。本事见宋王明清《摭青杂说》之《夫妻复旧约》。写北宋末汴梁人单符郎自幼与表妹邢春娘订婚。金兵南侵,汴京失守。邢春娘在逃乱途中与母亲失散,流落全州,沦为妓女。单符郎随父渡江,投虞允文幕下,采石之战,大败金兵,因军功授全州司户。由于观音菩萨指引,符郎春娘相会,夫妻完婚。在此剧完成之前,梅氏曾作《玉导记》,因沈璟已作《双鱼记》而中止。此为晚年所作,风格与早期之《玉合记》不同,梅氏自谓“调归宫矣”,“韵谐音矣”,“兼参雅俗,遂一洗浓盐赤酱厚肉肥皮之近累”。同题材剧作,除《双鱼记》外,尚有清崔应阶《烟花债》杂剧等。《长命缕》今存明崇祯年间刊本,《山水邻传奇十种》刊本,清初玉夏斋刊本。崇祯刊本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

新诗集。穆旦著。本辑共收入作者创作于1934年至1976年间的诗作八十五首，其中若干组诗如《时感四首》、《诗四首》、《饥饿的中国》等，均以一首计。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出版。今人陆侃如、高亨、黄孝纾选注。此书是供“一般的阅读”的普及选注本。全书“选了较早的《九歌》十一篇,屈原的《离骚》一篇,《九章》九篇与《天问》的一部分,宋玉的《九辩》的一部分及《招魂》的全篇”(《前言》)。入选诸篇皆有较为通俗细密的注释,或解字词,或释诗意,“尽量采用各家的长处。有些争论没有结论的,暂时不去作烦琐的考据。为了阅读的便利,注解前后不避重复”(《前言》)。这些特点,便于初学。入选诸篇之前皆有题解,以介绍题意、写作背景以及分析该篇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选注者将《九歌》视为“楚国民间祭歌”,认为“屈原可能加过工,但成就应主要归功于民间的无名诗人”(《前言》),可是从祭祀环境富丽堂皇,遣词造句的典雅华丽,感情变迁的迅捷与细腻看,只能是活跃于宫廷的文人作品。

辞赋名篇。西晋鲁褒作。《晋书》、《艺文类聚》见载,各有删节,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拼合收录。晋惠帝以后,纲纪大坏,以贫素自立的鲁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赋文假设主客对答,年轻富有的司空公子见年老贫穷的綦母先生欲以《诗》《书》求富贵,拍腿大笑,便以钱的无比神通教训綦母先生“何必读书然后富贵”。公子之议论构成本文的主体部分,大肆宣扬钱的作用:它能决定贫富穷达,“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它能主宰生死安危,“钱之所在”,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可使安,死可使活;它能改变世俗人情,钱多处前为君长,钱少居后为臣仆;甚而“达穷开塞,振贫济乏,天不如钱”。赋文尽列金钱通神使鬼的万能作用,对当时社会拜金的腐败现实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作者以高度的概括力、深邃的洞察力以及生动幽默的笔触,产生了讽刺辛辣有力的艺术效果,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愤世疾俗之情。本文影响巨大而深远,不仅“疾世者共传其文”(《晋书·鲁褒传》),引起时人共鸣,而且后世传诵仿效不绝,南朝梁代萧综作有《钱愚论》、清戴名世作有《钱神问对》等。袁宏道《读〈钱神论〉》曰:“闲来偶读《钱神论》,始识人情今益古。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即在1700年后的今天,仍不失讽刺价值。本文语言谐谑,风格滑稽,颇似《庄子》笔法,可谓千古奇文。

李辰冬著，写于1971年，本书以全新角度解读《诗经》，打破两千年来《诗经》是诗歌总集的定论，力主《诗经》是尹吉甫一人之作。并跳出风、雅、颂的既定框架，以尹吉甫一生经历重新安排诗篇次第。结论惊世骇俗，却是一字一句读通之后，自然而然得出的结果。作者将《诗经》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立足《诗经》本身寻求内部规律，归纳出数条研究法则。然后运用这些法则，对每一篇诗进行逐字逐句的解读，广泛利用文献追究诗中出现的地名、时间、人名、事件、名物、制度、风俗，并观察彼此之间的联系，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发现。最后，种种发现连缀成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不仅包含着一部周宣王复兴史与周幽王亡国史，同时也是尹吉甫的自传。

现代诗论集。朱自清著。作家书屋1947年12月印行。本书除《序》及附录的译文《诗与公众世界》之外,共收谈诗的论文15篇:《新诗的进步》、《解诗》、《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爱国诗》、《北平诗——〈北望集〉序》、《诗的趋势》、《译诗》、《真诗》、《朗读与诗》、《诗的形式》、《诗韵》。这些文章写于1936年至1944年,它们“讨论到诗的动向,爱国诗,诗素种种,歌谣同译诗,诗声律等,范围也相当宽”。作者“相信意义的分析是欣赏的基础”,而准确地把握一首诗的意义又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得一层层挨着剥起去,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甚至于驴头不对马嘴”,所以“十五篇中多半在‘解诗’”(《序》)。朱自清是位诗人,他又长期研究诗歌,他“辛辛苦苦写出的这些随笔”,对新诗的内容和形式作了精辟的分析,对读者颇有启迪作用。

王勃撰，《九成宫颂》辞藻瑰丽,文字雄美,极力颂扬唐高宗继武德、贞观所建树的文治武功和九成宫的雄伟瑰丽,然而其中心思想却如魏徵《九成宫醴泉铭》,重在劝诫唐高宗,建造华丽的宫殿容易,治理好社会就相当困难,如不能使天下大治,建造宫室不但劳民伤财,而且会滋生贪图享乐进而腐败的恶习,最后导致政毁人亡。他举例说:“候离宫而从宴,尚惕三危,清近县而移銮,犹详再驾。以为三十六所,帝刘非舜禹之心;四十二宫,全赵异成康之历。”其意十分明确:建造华丽的离宫,享受美味盛宴,应该警惕蛮夷可能入侵;清除道路,移驾外游,应该详思是否还能再来;西汉建离宫三十六所,末世皇帝却没有了舜禹之德;前赵每四十里建一宫殿,石勒死后石虎当政,却已不是成康之治。所以,他指出唐高宗应屈己从人,朝乾夕惕,如此才能长治久安。《九成宫颂》写成后,高宗是否能接受他的规劝,成了王勃忧患的问题,因此他又特别写了《上九成宫颂表》一同上呈,表中表白他“虽望卑平叔,空勒景福之词;而文谢子云,愿竭甘泉之思”,像何宴、扬雄那样敢赞敢讽。

新诗集。穆旦著。1945年5月自费出版。收1939年至1945年所作诗54首,附录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一文。均为抒情诗。多抒写社会的重大事件,也有对爱情的吟唱。王佐良说:作者“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他的奇幻都是新式的。那些不灵活的中国字在他的手里给揉着,操纵着,……他有许多人家所想不到的排列与组合”。采用自由体。

现代新诗集。穆旦著。文聚社1945年1月初版,昆明崇文印书馆发行。为“文聚丛书”之一。收新诗24首。诗集收入1937年至1941年间的创作。是在全民抗战中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时代、对社会、对命运的感受。《野兽》、《从空虚到充实》、《还原作用》、《五月》、《智慧的来临》、《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鼠穴》等写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命运和个人感受,反映了诗人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它们或者回响着民族抗战的有力呼唤,或者写现实生活中无尽的阴谋,社会不过是一座古老的监狱,“一个封建社会搁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里”(《五月》),或者同情民众的苦难,赞扬生命的充实。《园》、《童年》、《玫瑰之歌》、《在旷野上》、《夜晚的告别》等写灵与肉的冲突。诗人惋惜“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园》),憧憬于色彩缤纷样的希望;对诱惑的追捕使他感到疲倦,渴求灵魂的平静。他的诗忠于现实,但又不是平淡的反映,有着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是一种情绪的表现。

春秋时期秦国的刻石文字。因刻于十件顶圆底平形近鼓的石头而得名。唐初发现于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南三畤原,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每鼓刻四言诗一首,十首一组,记述秦国君的游猎情况,故也称“猎碣”。石鼓上原有六百馀字,因几经搬迁磨损和风化,现一鼓上字已磨灭,其馀九鼓也有残缺,合重文及合文计算,不过三百二十一字,而现存的宋拓本上全字也仅四百六十五字。字体属大篆,有的结构繁复,像《说文解字》中的籀文,有的结构简单,接近小篆,为从籀文演变到小篆的过渡形态。石鼓近人始考证为秦物,但其确切年代,从唐至今一直没有定论。有秦文公、秦穆公、秦襄公、秦献公等不同说法。

戏曲论著。王国维著。成书于1911年。全文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对唐宋以来戏剧脚色的渊源及其特性加以考述。如宋金杂剧中的净、末尼、引戏、旦等四种脚色的起源和演变,元杂剧中由末、旦两种脚色派生出来的一些次要脚色的起源和性质。后一部分是论,即《馀说》,共四节。《馀说一》论述自唐宋至明清脚色之性质经历了自地位而品性、自品性而气质的三大变化。在唐代,脚色仅表其人社会地位而已,宋代脚色亦表所演之人之地位、职业者为多。元明始以品性定脚色,脚色之分,有表示善恶之意;如一剧之主角末、旦或生、旦多美鲜恶,下流之归,悉在净丑。至清代又有以气质定脚色,如孔尚任《桃花扇》以气质之阴阳刚柔定脚色,而这一变化更有利于刻画人物。《馀说二》和《馀说三》分别指出戏曲面具、涂面与唐宋以前的民间伎艺的渊源关系。《馀说四》是对男女合演问题的考述,隋唐前歌舞表演男女合演;至隋唐歌舞渐变为戏剧后,男女不相杂;元杂剧中男可装旦、女可为末,也不容合演。该书收入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中国诗词韵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编辑,1965年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出版。编者为适应当代戏曲、诗词作者的需要,以普通话字音为标准,参照《中华新韵》、《汉语诗韵》等现代韵书,分为:麻、波、歌、皆、支、儿、齐、微、开、模、鱼、侯、豪、寒、痕、唐、庚、东,共18部韵目。分部韵目及韵部次序,依照《中华新韵》排列;凡属同一韵部的,用一个韵目字统贯到底。每一部中先分平仄两大类:平声类阴平、阳平分列;仄声类上声、去声及旧读入声字分列。旧读入声字,分为8部,分别排列在应属的韵部后面,并按照普通话的四声各自分列。在这8个韵部中,其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各小类之末,分别注明还有旧读入声各字见“仄声、入声”,以便全面检用各声调韵字。对一般单字,略举可作韵脚用的词语,间或略加解释,以助理解。

发表于1941年的《屈原》是梁宗岱最重要的诗歌评论作品。1921年，中学生梁宗岱将《楚辞》和《神曲》进行对照阅读，略有所得，之后他游学欧洲进入象征主义诗学的堂奥，并借由西方诗歌传统反观中国诗歌传统，最终在《屈原》中完成了对《楚辞》现代的、整体性评述，确立了屈原世界性大诗人的地位。

戏剧论著。清王国维(1877—1927)撰。二卷。国维有《王国维遗书》已著录。王氏曾据《录鬼簿》参照他书而成宋元戏曲史及曲录等有关著述。后又将明朱权《太和正音谱》、清钱曾《也是园藏书目》等所录可与此书互证的资料摘出,校勘其他元代戏剧、杂曲流行版本所获资料,笺注其间。从而发现钟氏原本同曹寅等校辑本差异甚大,如曹本全删原本条目下之正名、作者生平后之小令(评语)和贾仲明序。惜王氏未见孟称舜校刻本和天一阁藏明正德间抄本,故校注多有失误。有《王国维公遗书》本(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印行)。

诗集。冯至著。1929年8月沉钟社出版。共分3辑: 第一辑“无花果”,第二辑是长诗“北游”,第三辑“暮春的花园”。这是诗人的第二本新诗集,长诗《北游》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北游》表现了广泛而具体的社会。诗人写道:“苏俄,白俄,乌克兰,/犹太的银行,/都聚在这不东不西的地方,/吐露出十二分的心足意满!”“这里有人在计算他底妻子,/这里有人在欺骗他的爱人,/这里的人,眼前只有金银,/这里的人,身上只有毒菌,/在这里,女儿诅咒他的慈母,/老人在陷害他的儿孙……”面对地狱般的现实,面对众生的麻木和堕落,诗人感到无比悲愤,却无力改变现实,只有“阴沉,阴沉!”但同时,诗人认识现实的角度和深度又有了新的发展。他对北方苏联人民的事业表现出崇敬之情,同时扪心自问: “可曾有一刻把人生认定,/认定了一个方针?……/可曾真正地认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长诗《北游》饱含着激愤沉重的情调。每一节的最后都是“阴沉,阴沉……”做结,回环往复,如乐曲之主旋律,渲染着诗人迷惘愤懑的心绪。同时,也用这种氛围将读者紧紧裹住,使读者深受感动。除《北游》以外,此集中的爱情诗在艺术上也臻于纯熟。《饥兽》、《园中》、《遇》、《迟迟》等诗篇各具特色,却都令人回味无穷。另一些抒情短诗,表现出诗人对于人生的思索。《黄昏》表现出沉重的迷惘,《思量》(一)表现出诗人在冷静地思索,人生的路究竟该怎样走。《北游及其它》在表现内容上比《昨夜之歌》更深入更广泛,而情感上沉郁悲伤的色彩也更加浓重,诗人坚韧的人生态度也更见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