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戏曲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人（今浙江绍兴），南宋著名诗人，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等著作。他的词也很有名，前人称其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超爽处似辛弃疾。本书辑录陆游现存全部词作，编年笺注，后附各本题跋、传记及年谱简编。笺注者夏承焘、吴熊和师徒二人都是著名词学家。

钱锺书著。此书初版收录宋代81位诗人的295首作品。书前有序，全面评价了宋诗的得失，说明了选诗的标准，即“六不选”原则：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地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该原则体现了他对宋诗的独特审美眼光。每位诗人前有小传，介绍诗人的生平、著述，评价其作品，并论及宋诗的变化和流派。80篇诗人短论，仿佛一部宋诗小史。注释更是旁征博引，有翔实的考证，也有对前人讹误的订正。全书突破了传统选本着重词语、名物、典实的训诂笺注方法，加强了对宋诗语言、句式、修辞、意象、境界、风格的分析，沿波讨源，触类旁通，是注释和鉴赏、评判的结合。是书版本多，发行量极大，被认为是“宋诗最有价值的注本，宋诗的一种权威性的参考文献”（王水照、内山精也《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1963年重印，由81家减为80家，删去左纬一家，诗删去13首。此后多次重版、重印，书前总序、诗人小传及注释均曾反复修改。

南朝梁诗人刘峻所作的一篇骈文。文章以客主问答提起，由客历举古代众多友朋情谊相得之事，以示对朱穆倡议绝交的困惑，然后以主人身份展开议论。文中揭露当时世态人情的冷暖，实为对浇薄世风的有力鞭挞，词藻富赡，感情充沛。 汉代朱穆感世俗浇薄，写下《绝交论》，以矫时弊。刘峻感于朋友任昉死后家里贫困，子侄流离，生平旧交莫有赡恤，激于义愤，推广《绝交论》的观点写成《广绝交论》。《广绝交论》认为世上的交谊共有5种：“势交”（依附有权势的人）、“贿交”（趋奉有钱人）、“谈交”（结交有名的人希求称誉）、“穷交”（彼此不得志，互相利用，一旦得志便忘了交情）、“量交”（考虑和对方结交，可以得到好处）。文章认为这5种结交都是从私利出发。这种对当时世态的揭露，已经不纯粹局限于任昉生前的某些友人，而是涉及了整个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心理状态和道德面貌。《广绝交论》重在议论说理，却经常采用排比铺张的写法，增强文学色彩。文章慷慨激昂，揭露时弊，入木三分，是南朝骈文中的杰作。《文选》收录此篇。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刘峻集》，《广绝交论》收入其中。《南史·任昉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也可见。 有关《广绝交论》的写作时间，学术界主要有天监七年（508）、天监九年（510）两种观点。卫云亮在《 <广绝交论> 写作时间的考订及其意义》中，指出天监十一年（512）是刘峻生平思想变化的重要转折点，该文即作于此年。

本书以沈刻王校南词本（《晨风阁丛书》本）为底本，以影写吕刻本、侯刻本、粟香室覆侯本、《全唐诗》本，以及有关二主词的各专集、各选本、词话、笔记互相比勘。注释方面，歧义处加以别择，疑难处加以疏解。就全词的创作意图、艺术手法，进行精到的说明。不少词作并附录相关的背景材料，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作品。

汤炳正著。此书以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为底本重新作注，特点在于注释简明扼要，疏解融会贯通。它不仅使二千年前屈宋鸿裁及两汉遗篇，能以清晰的面貌再现于今，为阅读、欣赏和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而且注释出入古今，既取旧说之长，又采新说之精，颇能反映学术界楚辞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另外全书无论是注释字词还是疏解篇意，都以著名楚辞学专家汤炳正先生长年形成的理论体系为主导，在已出的同类书中自具“求真”务实的本色。

《旗》，共收入诗作二十四首，1948年2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9集之一种。诗集中《赞美》、《控诉》、《诗八首》、《出发》、《诗》、《裂纹》、《线上》、《被围者》、《退伍》、《给战士》、《旗》、《野外演习》、《农民兵》、《七七》、《反攻基地》、《打出去》、《通货膨胀》、《奉献》、《先导》、《甘地》、《森林之魅》已收入《穆旦诗集（1939—1945）》，不重复收录。

唐代敦煌变文作品。原卷残损严重。《敦煌掇琐》、《敦煌变文汇录》、《敦煌变文集》所辑录，均非全文。此篇变文叙述张义潮收复河湟一带的业绩，是变文中直接以唐代史事为题材的作品。安史之乱以后，西北河湟广大地区被吐蕃族统治者占据，长期不能收复。大中年间，沙州（治今甘肃敦煌）人张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新唐书·吐蕃传》）。于是唐朝在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变文反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残卷初记吐蕃纠集回鹘犯沙州，张义潮率师进击，虏获甚众；次写回鹘、吐浑抄掠伊州，义潮亲讨之，大胜而还；后写回鹘劫夺国信，又扰伊州。其中热情讴歌了张义潮及归义军将士为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立下的战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国思想,描写战斗场面也很生动。张义潮的事迹,史书记载简略，这篇变文可补其不足。

诗话，2卷。近代陈曾寿著。陈曾寿（1878～1949）晚清官员、诗人。字仁先，号耐寂、复志、焦庵，家藏元代吴镇所画《苍虬图》，因以名阁，自称苍虬居士，湖北蕲水县（今浠水县）巴河陈家大岭人，状元陈沆曾孙。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官至都察院广东监察御史，入民国，筑室杭州小南湖，以遗老自居，后曾参与张勋复辟、伪满组织等。书学苏东坡，画学宋元人。其诗工写景，能自造境界，是近代宋派诗的后起名家，与陈三立、陈衍齐名，时称海内三陈。

《三唐诗品》三卷，其体例摹仿钟嵘《诗品》，论唐代诸公诗，往往溯其渊源所自。如谓张九龄，“其源出于鲍明远、江文通”；王绩，“其源出于程晓、应璩”；卢照邻，“其源出于江记室”，等等。 凡初唐十五家，盛唐二十八家，附十三家，晚唐十二家。三品以时代相次，无高低升降之意；但每品之中，则以高下为先后，不以寸代为序，此又与钟嵘相异。 其诗学宗旨乃承王闾运《湘绮楼说诗》及《王志》诸篇而来，故论唐诗每探源于魏晋。行文清微淡远，尤有魏晋古调。其“三唐”之论，则上承高栋之“四唐”说而变易之，盖以盛唐诗人之中，“高者起列盛唐，其次统归晚代”，故略去中唐。

楚辞研究论著。作者近代人胡适,发表于《努力周刊》增刊《读书杂志》第1期,后收入《胡适文存》第2集。胡氏论曰:“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胡适尚未否定屈原的存在,亦未否定屈原的全部作品,对于部分屈原作品的否定,仅作推测之辞,未作充分论证。

变文。共四卷,甲卷存故事开端处,乙卷只存十二行,有六行断行,丙卷存故事主要内容,丁卷仅存两节,俱在丙卷所存部分中,文句稍有异同。王重民校录。变文讲唱春秋时伍子胥为父兄报仇的故事。楚国平王在位,天下大治。上相伍奢,勤恤国事,忠贞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平王听从大夫魏陵意见,为太子娶秦穆公之女。秦女至,平王见其貌美,自纳为妃。伍奢闻之,谏责平王,获罪下狱。伍奢有二子,长子子尚在郑国为官,次子子胥在魏国为官。平王用魏陵计,诈伍奢之名,投书郑、魏,召子尚、子胥。结果子尚入楚,与父俱被处死。子胥独自逃难,辗转流离,备尝苦辛。最后入吴,为吴王所用,拜为宰辅大臣。子胥治吴五年,吴国大治,遂兴兵伐楚。时楚平王已死,子昭王在位。吴楚交战,楚兵大败,子胥执昭王,兵入楚都,掘平王墓,以剑击尸,并杀昭王、魏陵,终报父兄之仇。子胥为吴国大相,后越王勾践兴兵伐吴,子胥领兵击败之。吴王死,子夫差立。子胥为吴差解梦,直言凶兆,触怒夫差,以剑剔死。后五年,勾践兴兵伐吴,吴军无力应战。变文以下缺失。变文着重刻画伍子胥立志为父报仇的决心和恩怨分明的性格。全文重点描绘了伍子胥逃难途中的经历,他与浣纱女、外甥、妻子、鱼人的遭遇及恩怨,情节生动,有自然景色的铺叙,气氛的渲染,人物的对话及心理刻画,浓郁的抒情(子胥的仗剑悲歌),是文中最精彩的部分。后来子胥功成名就,对昔日逃难途中遭遇的人物,一一将恩报恩,以怨报怨。

敦煌遗书中的变文作品。作者佚名,今存敦煌写本S133,原卷首尾俱残,尚存3000余字。《敦煌变文汇录》拟题为《秋胡变文》,或拟题为《秋胡小说》。全篇除1首五言6句诗外,别无唱词,全以讲说为主,故事叙述,人物对答,也留有说话的痕迹,故体近话本,或拟名为《秋胡》。秋胡的故事原出汉刘向《列女传》卷5《秋胡洁妇》(《艺文类聚》“人部”2,《太平御览》“人事部”82曾引及,但文字稍异),旧题刘歆《西京杂记》卷6亦有简略记述。本篇则以秋胡桑间戏妻为题材,铺叙成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首叙鲁国儒生秋胡羡慕“在朝富贵”,决心出外游学,后任魏国宰相,政绩卓著,离家9年,忽然“忆母泣泪含悲”,魏王准他衣锦还乡,“奉谢尊堂”。当秋胡便服行至本国,遇见桑间采叶女子(即其妻),乘机调戏,该女以“守贫取死”,拒之,回到家里,两人相见,方知作官回家的丈夫,竟是无理调戏自己的“桑间赠金”者,顿时“泣泪交流”,怒斥秋胡“于家不孝,于国不忠”,可惜以下残佚。作品通过两个对立的人物形象,表达出人民的爱憎感情和伦理观念,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整理本见《敦煌变文汇录》(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又称《明妃传》。唐代变文。佚名撰。敦煌写本残二卷。原题残失,此题系今人启功整理校录,据故事内容拟补。上卷开头已缺,两卷共存六千余字。其昭君出塞事迹,至唐已逾八百多年,距史差异甚大,说法各异。是篇着力写昭君入胡,郁郁寡欢,塞外景色尤动怀乡悲怨之情,单于恩爱慰藉,无济于事,终于病倒,悄然而逝。汉哀帝遣使吊祭青冢,以祭文作结。卷中叙及“八百余年,坟今上(尚)在”,断为唐人作品,约成书于代宗大历至宣宗大中年间。另有诗人吉师老《看蜀女转王昭君变》诗,说明此篇在肃宗时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将昭君出塞,归罪画匠“捉妄陵持”。文字多有不甚可解之处,讹错字多,恰是俗文学本色。杂用五七言韵文和散文写成,创唐代说唱文学之先例。从“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字样看,原变文配有图画,“立铺”即指图画,文图相应,讲者便于说唱,观者易于明了。为研究昭君故事流传和俗文学提供极有考证价值的文献资料。对后世小说戏剧创作影响颇大。收入《敦煌变文集》,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容肇祖《唐写本<明妃传>残卷跋》(《敦煌变文论文录》)可资研究参考。

二卷。词别集。宋赵以夫著。以夫号虚斋,因以名集。陶湘《涉园续刻宋金元明本词》有黄丕烈士礼居旧藏《虚斋乐府》上下两卷,词六十七首。前有淳祐九年(1249)赵以夫自序。序谓:“唐以诗鸣者千馀家,词自《花间集》外不多见,而慢词尤不多。我朝太平盛时,柳耆卿、周美成羡为新谱,诸家又增益之,腔调备矣。后之倚其声者,语工则音未必谐,音谐则语未必工,斯其难也。余平时不敢强辑,友朋间相勉属和,随辄弃去。奚子偶于故书中得断稿,又于黄玉泉处传录数十阕,共为一编。余笑曰:文章小技耳,况长短句哉,今老矣,不能为也。”此本末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解元书籍铺刊行”一行,并有顾广圻跋及黄丕烈二跋。陶湘叙录谓:“南宋行都书籍铺,如二陈、尹氏之属,刻唐宋诗及小种说部为多。一时文士虽孙花翁辈改业为词,而未闻雕版。伯宛所刻石屏、梅屋二家外,独此种耳。”另有紫芝漫钞《宋元名家词》本,侯文灿《名家词集十种》本,江标《宋元名家词》本。丁氏善本书室藏鲍以文点勘明钞本。《全宋词》据陶氏涉园景宋本入录。

一作《琴趣外篇》。词别集。6卷。欧阳修著。欧词收入其合集《欧阳文忠公集》者有《近体乐府》3卷,共194首,其中颇杂有他人之作。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有宋刊上下卷本。又有南宋闽刻6卷本,南京图书馆藏后三卷残本,另有清初影宋钞本,近人吴昌绶即据以刊入《景印宋金元明词四十种》,较为常见,较《近体乐府》多出66首,然也间杂冯延巳、晏殊、张先诸人词作。据南宋《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欧词在宋代又结集为《六一词》1卷,国家图书馆藏有南宋4卷本。明代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收《六一词》4卷,附《乐语》1卷;毛晋汲古阁刊《宋六十名家词》则并作1卷,为《六一词》常见善本,《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皆据以翻刻刊印。唐圭璋《全宋词》本,共收词240首。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黄畲的《欧阳修词笺》、中国书店2001年出版丘少华的《欧阳修词新释辑评》,对欧词作了笺释评注。

越南阮朝第12任皇帝（倒数第二任皇帝），启定帝阮福晙撰，启定三年（1918年），启定帝巡幸北圻之诗集，总计44首。《南风》第12期汉文版第336-340页收录全文。

组诗。南朝梁江淹作。关于这组诗的写作动机,诗前序中说:“五言之兴,谅非复古。但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沉浮之殊,仆以为亦合其美并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诗,斅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关于对这组诗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钟嵘《诗品》说:“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江醴陵集题辞》说:“文通《杂体三十首》,体貌前哲,欲兼关西、邺下、河外、江南,总制众善,兴会高远,而深厚不如,非其才绌,世限之也。”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四说:“文通拟古诸篇,刻意描摹,分途异轨,六季文家,似斯兼擅者诚不易得。但规仿百氏,仅得皮肤,至其神旨攸归,曾未细心体味,譬之刍灵象人,略得其貌而已,不足与言优孟衣冠也。”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九说:“吾取江诗,反复细读,如《拟左记室诗》,只是数史中典故,《拟郭弘农诗》,只是砌道书景物,《拟谢临川诗》,只是状山水奇奥,此为神似,吾亦能之,何必五色笔也?若《拟陶征君诗》,气味去之亦远,惟刺取陶集‘东皋舒啸’、‘稚子候门’、‘或命巾车’、‘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浊酒聊自持’、‘但道桑麻长’、‘闻多素心人’诸字句,能为貌似而已,岂独不似李都尉哉?文通一世隽才,何不自抒怀抱,乃为赝古之作,以供后人嗤点。沧浪回护,仍是为古人大名所压。”此组诗模拟自汉代至刘宋时期三十家诗人的名作,颇能显示各家的艺术风格,显示了诗人“善观古作,曲尽心手之妙”(元陈绎曾《诗谱》)的艺术才华,同时也表现了他企图包容众家之长、通达古今之变的艺术追求。

《一曲难忘》为张爱玲电影文学剧本的结集，包括《南北一家亲》《一曲难忘》《南北喜相逢》《魂归离恨天》和《伊凡生命中的一天》五个剧本。剧情悲喜交加，情节曲折引人，充分体现了张爱玲作品多元化的特点，展现了与张爱玲小说和散文截然不同的文学风貌和艺术特色，令人大开眼界。正如张爱玲研究者止庵先生所说：“张爱玲的剧作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小奸小坏’的众生相，这里有他们的笑，他们的爱，他们的烦恼，他们的幸福。”

《六月新娘》为张爱玲电影文学剧本的结集，包括《人财两得》《情场如战场》《桃花运》《六月新娘》和《小儿女》五个剧本。这五个剧本以爱情纠葛为主题和线索，演绎了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家庭背景的男男女女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细腻丰满的人物形象， 既富有戏剧性，又贴近生活，时而令人捧腹，时而教人思索，时而温馨感人，时而扣人心弦，展现了与张爱玲小说和散文截然不同的文学风貌和艺术特色。

传奇剧本。明梅鼎祚作。二卷三十出。《祁氏读书楼目录》著录。本事见宋王明清《摭青杂说》之《夫妻复旧约》。写北宋末汴梁人单符郎自幼与表妹邢春娘订婚。金兵南侵,汴京失守。邢春娘在逃乱途中与母亲失散,流落全州,沦为妓女。单符郎随父渡江,投虞允文幕下,采石之战,大败金兵,因军功授全州司户。由于观音菩萨指引,符郎春娘相会,夫妻完婚。在此剧完成之前,梅氏曾作《玉导记》,因沈璟已作《双鱼记》而中止。此为晚年所作,风格与早期之《玉合记》不同,梅氏自谓“调归宫矣”,“韵谐音矣”,“兼参雅俗,遂一洗浓盐赤酱厚肉肥皮之近累”。同题材剧作,除《双鱼记》外,尚有清崔应阶《烟花债》杂剧等。《长命缕》今存明崇祯年间刊本,《山水邻传奇十种》刊本,清初玉夏斋刊本。崇祯刊本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

新诗集。穆旦著。本辑共收入作者创作于1934年至1976年间的诗作八十五首，其中若干组诗如《时感四首》、《诗四首》、《饥饿的中国》等，均以一首计。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出版。今人陆侃如、高亨、黄孝纾选注。此书是供“一般的阅读”的普及选注本。全书“选了较早的《九歌》十一篇,屈原的《离骚》一篇,《九章》九篇与《天问》的一部分,宋玉的《九辩》的一部分及《招魂》的全篇”(《前言》)。入选诸篇皆有较为通俗细密的注释,或解字词,或释诗意,“尽量采用各家的长处。有些争论没有结论的,暂时不去作烦琐的考据。为了阅读的便利,注解前后不避重复”(《前言》)。这些特点,便于初学。入选诸篇之前皆有题解,以介绍题意、写作背景以及分析该篇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选注者将《九歌》视为“楚国民间祭歌”,认为“屈原可能加过工,但成就应主要归功于民间的无名诗人”(《前言》),可是从祭祀环境富丽堂皇,遣词造句的典雅华丽,感情变迁的迅捷与细腻看,只能是活跃于宫廷的文人作品。

辞赋名篇。西晋鲁褒作。《晋书》、《艺文类聚》见载,各有删节,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拼合收录。晋惠帝以后,纲纪大坏,以贫素自立的鲁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赋文假设主客对答,年轻富有的司空公子见年老贫穷的綦母先生欲以《诗》《书》求富贵,拍腿大笑,便以钱的无比神通教训綦母先生“何必读书然后富贵”。公子之议论构成本文的主体部分,大肆宣扬钱的作用:它能决定贫富穷达,“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它能主宰生死安危,“钱之所在”,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可使安,死可使活;它能改变世俗人情,钱多处前为君长,钱少居后为臣仆;甚而“达穷开塞,振贫济乏,天不如钱”。赋文尽列金钱通神使鬼的万能作用,对当时社会拜金的腐败现实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作者以高度的概括力、深邃的洞察力以及生动幽默的笔触,产生了讽刺辛辣有力的艺术效果,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愤世疾俗之情。本文影响巨大而深远,不仅“疾世者共传其文”(《晋书·鲁褒传》),引起时人共鸣,而且后世传诵仿效不绝,南朝梁代萧综作有《钱愚论》、清戴名世作有《钱神问对》等。袁宏道《读〈钱神论〉》曰:“闲来偶读《钱神论》,始识人情今益古。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即在1700年后的今天,仍不失讽刺价值。本文语言谐谑,风格滑稽,颇似《庄子》笔法,可谓千古奇文。

李辰冬著，写于1971年，本书以全新角度解读《诗经》，打破两千年来《诗经》是诗歌总集的定论，力主《诗经》是尹吉甫一人之作。并跳出风、雅、颂的既定框架，以尹吉甫一生经历重新安排诗篇次第。结论惊世骇俗，却是一字一句读通之后，自然而然得出的结果。作者将《诗经》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立足《诗经》本身寻求内部规律，归纳出数条研究法则。然后运用这些法则，对每一篇诗进行逐字逐句的解读，广泛利用文献追究诗中出现的地名、时间、人名、事件、名物、制度、风俗，并观察彼此之间的联系，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发现。最后，种种发现连缀成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不仅包含着一部周宣王复兴史与周幽王亡国史，同时也是尹吉甫的自传。

现代诗论集。朱自清著。作家书屋1947年12月印行。本书除《序》及附录的译文《诗与公众世界》之外,共收谈诗的论文15篇:《新诗的进步》、《解诗》、《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爱国诗》、《北平诗——〈北望集〉序》、《诗的趋势》、《译诗》、《真诗》、《朗读与诗》、《诗的形式》、《诗韵》。这些文章写于1936年至1944年,它们“讨论到诗的动向,爱国诗,诗素种种,歌谣同译诗,诗声律等,范围也相当宽”。作者“相信意义的分析是欣赏的基础”,而准确地把握一首诗的意义又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得一层层挨着剥起去,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甚至于驴头不对马嘴”,所以“十五篇中多半在‘解诗’”(《序》)。朱自清是位诗人,他又长期研究诗歌,他“辛辛苦苦写出的这些随笔”,对新诗的内容和形式作了精辟的分析,对读者颇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