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号白石道人，鄱阳人。父噩，任湖北汉阳县知县，白石幼年随宦，往来汉阳二十来年。在湖南遇见福建老诗人萧德藻（号千岩），德藻赏识他的诗，把侄女嫁给他，带他寓居浙江湖州。因此，白石三四十岁以后便长住杭州。宋宁宗庆元三年（一一九七），他作《大乐议》及《琴瑟考古图》上政府，五年，又上《圣宋铙歌》十二章，得到“免解”的待遇，与试进士，但仍不及第。宁宗嘉定年间（一二二○左右）卒于杭州，年六十馀岁。在南宋作家里，他比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少三十来岁，比辛弃疾少十来岁，与叶适、刘过诸人同年辈。
白石一生不曾仕宦，除了卖字之外，大都是依靠他人的周济过活的。他的友人陈造有诗赠他说：“姜郎未仕不求田，依赖生涯九万笺；稇载珠玑肯分我？北关当有合肥船。”又说：“念君聚百指，一饱仰台馈。”他所依靠的人：在湖南、湖州是萧德藻；来往苏州时，是名诗人范成大；相依最久的是寓居杭州时的张鉴。 平甫 张鉴是南宋大将张俊的后裔，有庄园在无锡，曾经要割赠良田供养白石，这是白石四五十岁时候的事情。
南宋中叶是江湖游士很盛的时代。他们拿文字作干谒的工具，如宋谦父一见贾似道，得楮币二十万，造起阔房子（见方回《瀛奎律髓》）。因此有许多落魄文人依靠做游士过活，白石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并不是像宋谦父那样一流人。
白石一生经历南宋高、孝、光、宁四个朝代，在他二十至五十岁那一阶段，正是宋金讲和的时候，偏安小朝廷在这三十年“承平”日子里，朝野荒嬉，置恢复大业于度外。白石二三十岁时数度客游扬州、合肥等处，江、淮之间在那时已是边区，符离战役之后，这一带地方生产凋敝，风物荒凉，曾经引起这位少年诗人“徘徊望神州，沉叹英雄寡”（《昔游诗》）的感慨，《扬州慢》、《凄凉犯》一类词也颇有“禾黍之悲”（《扬州慢》词序）。但三四十岁南归之后，他的行迹便不出太湖流域附近了。他所经常往来的苏、杭范成大、张鉴两家，都有园林之胜、声妓之娱。绍熙二年（一一九一）他从合肥归访成大，在他家里赏雪看梅，制成《暗香》、《疏影》两首自度曲，成大赠他一个歌妓；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张鉴带一队穿柳黄色的家妓同他观梅于西湖孤山，他作一首《莺声绕红楼》词，和国工吹笛。在这种生活环境里，他长久地脱离现实，从而决定了他的作品不可能有丰富的现实意义，只会走上研辞练句、选声揣色的道路，这便是北宋末年周邦彦的道路。
白石存词共有八十多首，依它的内容来分：感慨时事、抒写身世之感的像《扬州慢》、《玲珑四犯》等有十四五首；山水纪游、节序咏怀的像《点绛唇》、《鹧鸪天》等；交游酬赠的像《石湖仙》、《蓦山溪》等各有十三四首；怀念合肥妓女的却有十八九首（白石二十多岁在合肥恋一琵琶妓，别后二十多年，仍是怀念不忘。详见拙作《白石行实考》）；其馀二三十首都是咏物之作（其中咏梅花的有十七首），算是他作品中分量最多的一类。比白石年辈稍后的如高观国、史达祖和后来的周密诸人，各爱好姜词，也各以咏物擅场。又白石咏梅有“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之句，咏蟋蟀有“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之句，宋末遗民也便多用咏物词寄托故国沧桑之感（不满民族压迫，而又不敢正视现实，这是他们的阶级意识）。白石这派词也就因此而广泛地被传诵仿效起来，它的影响一直下逮六七百年的清代浙派词。朱彝尊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朱氏《词综发凡》），又说“词莫善于姜夔”（《黑蝶斋诗馀序》），于是造成清代初年“家白石而户玉田 张炎 ”的风气。我们看清代几百年之中，白石词集的刻本写本多至三四十种，算是唐宋人词集版本最多的一家，这可见当时学习姜词的盛况。白石词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各个时期里和他同类型的封建文人特别多。他们都依据自己的思想感情有选择地来学习、摹仿姜词。其次，由于姜词在艺术技巧上有其独特的成就，可以为后来者借鉴以抒写和他同类型的思想感情。所以我们论词史，不能忽视他对后来的消极影响，在分析他的思想感情之外，还须对他的艺术造就作较全面的研究。
白石作品，在文学史上的评价是词比诗高。我现在论他的词，可先从他的诗说起。我以为若了解他的诗风转变的经过，是会更容易了解他的词的造就的。
白石少年就有诗名，二十多岁时，萧德藻介绍他去见诗坛老宿杨万里。万里期望他作“尤 袤 萧 德藻 范 成大 陆 游 四诗翁”的后起。白石是江西人，对当时盛行的江西派诗，曾下过一番工夫，但后来对江西派的看法有了转变。四十多岁时，过无锡访老诗人尤袤，尤袤问他作诗学哪一家，他答：“三熏三沐师黄太史氏 黄庭坚 ；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诗集自叙》）晚年写定诗集时，自叙心得说：“作诗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同上）也是指学黄诗而言的。
白石早年从黄诗入手，中年要摆脱黄诗，自求独造，提出苏轼所说“不能不为”一句话作为写诗的最高境地。这个转变固然由于他多年创作的体验，也和那时文坛的整个趋势有关。在北宋末叶风靡一时的江西派诗，到了白石那时，已经流弊丛生，招致了很多人的不满。尤袤对白石评论萧、杨、范、陆四家诗说：“是皆自出机轴，亶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同上）杨万里也时常有类似的话（见他的《荆溪集自序》等文）；叶适攻击江西更甚于其他诸人（见其所作《徐斯远文集序》）；三家都是白石的长辈交游，自然会影响他对黄诗的看法。
南宋诗人要修改江西派的，大都主张上窥唐诗。杨万里自序《荆溪集》和他所作《双桂老人诗集后序》，都有此主张。白石作《自述》，说“内翰梁公爱其诗似唐人”，今观白石的近体诗，尤其是绝句，很明显是从江西派里出来走向唐人的。白石诗里时常提起晚唐诗人自号天随子的陆龟蒙：
诗集下《除夜自石湖归苕溪》：“三生定是陆天随，又向吴松作客归。”
又《三高祠》：“沉思只羡天随子，蓑笠寒江过一生。”
词集三《点绛唇·丁未过吴松作》：“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
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白石以萧德藻的介绍，见万里于杭州，那时他约三十三四岁。后来作《自述》，记万里称赞他：“文无所不工，甚似陆天随。”大概就在这个时候。
陆龟蒙的诗在从前不大有人表章过，第一个激赏他的是杨万里。我们看万里读《笠泽丛书》（龟蒙诗文集）三绝句：
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
松江县尹送图经，中有唐诗喜不胜。看到灯青仍火冷，双眸如割脚如冰。
拈着唐诗废晚餐，旁人笑我病如癫。世间尤物言西子，西子何曾直一钱。
这真可说是“赞不容口”了。这三首诗是万里淳熙年间在杭州写的（编在《朝天续集》第二十九卷），正是他初识白石的时候。我们因此知道：万里所以拿龟蒙比白石，由于他自己那时正激赏龟蒙诗，这和他要以唐诗修正江西派这个主张是有关系的。白石此后有一些作品，好像是有意学龟蒙的。绍熙二年（一一九一）——识万里后的第四年——作《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首寄万里，万里回信称赞它说：“十诗有裁云缝雾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声。”那就是很像龟蒙的绝句诗。他如《湖上寓居杂咏》十四首，颇近龟蒙的《自遣》诗三十绝；《昔游》诗里写洞庭湖的五古，也像龟蒙和皮日休的三十首《太湖》诗。
白石四十多岁还考不上进士，一生飘泊江湖。龟蒙也终老布衣，自号“江湖散人”。二人身世遭际颇相似，其脱离现实的生活也很相似。龟蒙所隐居的吴江，又是白石来往苏、杭屡经之地。有此生活因素，加之杨万里对他的嘉奖，和当时由江西派上窥唐诗的文学趋势，于是形成了白石的诗风：饶有缥渺风神而缺少现实内容。
我在这里详述白石的诗风，目的是为便于下文说他的词风。词是他全部创作里主要的部分，我们要更仔细地来分析它。
我们说，白石的诗风是从江西派走向晚唐的，他的词正复相似，也是出入于江西和晚唐的，是要用江西派诗来匡救晚唐温 庭筠 韦 庄 以及北宋柳 永 周 邦彦 的词风的。
白石词和周邦彦并称“周姜”。邦彦词上承温、韦、柳、秦，这派词到了白石那时，大都软媚无力，恰好和那槎枒干枯的江西末流诗作对照。指出江西派的流弊，拿晚唐诗来修改它的是杨万里；拿江西诗风入词的是姜白石。
当时人不满江西派诗，并不是否定了黄 庭坚 陈 师道、与义 诸作家，只是不满学错了黄、陈诗的人们，不满他们只会摹拟黄、陈的外表。当时江西作家吕本中与曾茶山论诗书也说：江西学者“失山谷之旨”。杨万里对学者说学江西之法，以调味为比：“酸咸异和，山海异珍，而调胹之妙出乎一手也；似与不似，求之可也，遗之亦可也。”（《江西宗派诗序》）又以饮茶为比：“至于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味未既而不胜其甘，……《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刘良佐诗稿序》）他要体味江西和晚唐的嘘息相通的消息，调胹晚唐诸子和黄、陈诸家为一体。杨万里所希望在诗里达到的境地，姜白石却在他的词里达到了。试举一端作例：
晚唐以来温、韦一派词，内容十之八九是宫体和恋情，它的色泽格调是绮丽婉弱的，不如此便被视为“别调”。这风气牢笼几百年，两宋名家，只有少数例外。白石写了不少合肥恋情词，却运用比较清刚的笔调，像：
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踏莎行》）
金陵路，莺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满汀芳草不成归，日暮，更移舟向甚处？（《杏花天影》）
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长亭怨慢》）
旧游在否，想如今翠凋红落。漫写羊裙，等新雁来时系着。怕匆匆不肯寄与，误后约。（《凄凉犯》）
这些词用健笔写柔情，正是合江西派的黄、陈诗和温、韦词为一体。沈义父作《乐府指迷》，评白石“清劲知音，亦未免有生硬处”，以“生硬”不满白石，就由于他以温、韦、柳、周的尺度衡量白石，并且不了解白石词与江西诗的关系。
又，五代北宋人多以中晚唐诗的辞汇入词，贺铸所谓“笔端驱使李贺李商隐”。北宋末年周邦彦多用六朝小赋和盛唐诗，渐有变化，但还是因多创少。只有白石用辞多是自创自铸，如“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冷香飞上诗句”等，意境格局和北宋词人不同，分明也出于江西诗法。白石一方面用晚唐诗修改江西派，另一方面又用江西诗修改晚唐北宋词。以修辞一端来说：他从用唐诗成语辞汇走向用宋诗的造句铸辞，也是他的词风特征之一。
关于白石的词风，南宋末年张炎著《词源》，拈出“清空”两字作为它的总评，并且为它下一个比喻：“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这对后来评判白石词影响很大。我在这里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张炎说：
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扬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
张炎拿“质实”和“清空”作对比，并用“古雅峭拔”四个字来解释“清空”，其实这只是张炎自己作词的标准，是他自己“一生受用”的话头，（张炎的学生陆辅之著《词旨》，述张炎的话：“‘清空’二字，亦一生受用不尽。”）是不能概括白石词风的。白石没有留下论词的著作，但是他所著的《诗说》却也可作他的词论读（清代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已有此说法）。《诗说》里主张：诗要“有气象、韵度”，要“沉着痛快”，要“深远清苦”，我们若拿这些标准来读白石词，都有可以相通之处。又我们读他的《庆宫春》“双桨莼波，一蓑松雨”，《满江红》“仙姥来时，正一望千顷翠澜”，《念奴娇》“闹红一舸，记来时尝与鸳鸯为侣”，《琵琶仙》“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桃根桃叶”诸首，知道它既不是温、韦一派，而又与苏、辛不同，也明显地可以看出，它原不像沈义父所说的“生硬”，也决不是张炎的“清空”说所能包括。
五代北宋的婉约一派词，到了南宋的吴文英，渐由密丽而流为晦涩。张炎由于不满文英而服膺白石，所以拈出“清空”二字作为作词的最高标准，这本来是他补偏救弊的说法。但是如果以为这二字可概括白石词风，那就偏而不全了。
清代从朱彝尊以后，有人甚至推尊白石词是“《三百篇》之苗裔”（王昶《春融堂集》），“犹诗家之有杜少陵”（宋翔凤《乐府馀论》），那是完全不符实际的过誉。我们看北宋末年爆发了尖锐的民族矛盾，词坛上陆续出现了许多进步作家和许多反映这个动乱时代现实的作品。苏、辛一派词，于是声光大耀。作家的生活遭遇各不相同，我们原不应对他们作一致的要求。但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程度的深浅广狭，是估定这作家成就高下的主要标准。若以这点意义论，白石词无疑是远逊辛弃疾的。这由于他对生活、对政治的态度和辛弃疾一班人有很大的距离，他一生从来没有要求自己施展其才力以改变当时的现实。他的《扬州慢》、《凄凉犯》各词，虽然对现实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所反映的不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主流；它的绝大部分只是用洗炼的语言、低沉的声调来写他冷僻幽独的个人心情：
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惜红衣》）
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齐天乐》）
这是他被传诵的名句，也就是代表他的作品风格和生活心情的名句。
宋室南渡的时候，北方贵族官僚避乱到江南的，大都没有劳动谋生的能力，在仕途上没出路的，便以“道人”“雅士”的态度寄生游食；他们的遭遇和生活很近似于南北朝时代的南渡士流；颜之推《家训》所斥责的不事生产、不懂吏治的游惰文人，正是南宋江湖游士的前身。白石《自述》：范成大称赞他“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恰可说明这点。在他们队伍里虽然也偶有些人敢于揭发现实的丑恶，使权贵们视为“口吻可畏”，但“道人”“雅士”的姜白石却不属于这一流。这种逃避现实的态度表现在文学上，自然只会写“晋宋雅士”那套放怀山水、怡情歌酒的作品。宋词在从苏轼到辛弃疾这一阶段中，出现了许多正视现实的作家，把词从温、韦的末流颓风里，从脂粉气和笙箫细响中，提向有阳光有鞺鞳笳鼓声的境界。但是到了白石，又逐渐走向下坡，变成为西风残蝉、暗雨冷蛩的气息。由于这个文学倾向的发展，也由于南宋末年士气的颓落，到了王沂孙、张炎诸人的作品里，便只有像萤火、孤雁那样的光焰和声调，白石这一派词也就自然走向没落之途了（王有咏萤词，张有孤雁词）。
末了，谈谈白石词的乐律：
白石不但是诗家、词家、书法家，又是南宋著名的音乐家。我们研究他的词，不可不注意它的音乐性。因为在南宋词里，音乐性是他的词的特征之一。
白石集里今存有十七首自注工尺旁谱的词，这是七八百年前流传下来的唯一的宋代词乐文献，它在我国音乐史上有重大的价值。我们要研究他的词乐，须先了解他选调制腔的几种方法：
一种是截取唐代法曲、大曲的一部分而成的，像他的《霓裳中序第一》，就是截取法曲商调《霓裳》的中序第一段；
一种是取各宫调之律，合成一只宫商相犯的曲子，叫做“犯调”，像《凄凉犯》；
一种是从当时乐工演奏的曲子里译出谱来，像《醉吟商小品》，是他从金陵琵琶工求得品弦法译成的；
一种是改变旧谱的声韵来制新腔，像平韵《满江红》，是因为旧调押仄韵不协律，故改作平韵。《征招》是因为北宋大晟府的旧曲音节驳杂，故用正宫《齐天乐》足成新曲；
一种是他人作谱他来填词的，像《玉梅令》本范成大家所制。
以上五种方法，都是先有谱而后有词的；其另一种则是白石自己创制新谱，是先成文辞而后制谱的，就是他词集里的“自度曲”、“自制曲”。他在自制曲《长亭怨慢》小序里说：
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
他的“自制曲”、“自度曲”二卷，共有《扬州慢》、《长亭怨慢》、《淡黄柳》、《石湖仙》等十二首，都是他自制的新腔。他说“初率意为长短句”、“前后阕多不同”，可见他这些词是以内容情感为主，和其他词人依调死填，因乐造文，因文造情者不同。所以我们读他的词，大都舒卷自如，如所欲言，没有受音乐牵制的痕迹；像前文引过的《长亭怨慢》上片：
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
同词过变：
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
在这短短的几行里，就用了许多虚字和领头短句，像“矣”、“若”、“也”和“只见”、“谁得似”、“不会得”、“怎忘得”、“第一是”等，这也是他和按谱填词者不同之处，所以能做到婉转相生的地步。
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白石这类先“率意为长短句”的词，是否也严辨文字的四声和阴阳上去？换句话说，就是他的词的音乐声调和文字声调的契合程度究竟怎样？我们知道，从温庭筠到柳永、周邦彦诸人填词，已逐渐严分字声。白石是精于乐律的作家，他究竟怎样对待词里字声的问题呢？
我们看他的《满江红》小序：
《满江红》旧调用仄韵，多不协律，如末句云“无心扑”三字，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予欲以平韵为之，久不能成。……
后来他把它改押平韵，“末句云‘闻佩环’，则协律矣”。为了一个字的平声去声之异，改动全首的韵脚，他无疑是十分重视字声的。但是我们细检他的自度各曲，又不完全如此，举《秋宵吟》、《疏影》、《翠楼吟》三首为例：
《秋宵吟》是“双拽头”体，全词三段，前面两小段的字句完全相对（现存的白石歌曲各刻本，都误合前面两小段为一段），旁谱工尺也完全相对；但按其四声，除两结“箭壶催晓”、“暮帆烟草”二句外，其馀不尽相同。
《疏影》和《翠楼吟》，在自度曲中是上下片相对句子最多的两首（《疏影》一首，上片“枝上”以下，和下片“飞近”以下，字句全同；《翠楼吟》一首，上片“汉酺”以下，和下片“与君”以下，也完全相同），而四声相同的只有少数字句。《疏影》上片“无言自倚”是平平仄仄，对下片“早与安排”，是仄仄平平，平仄且不相同。
由此可见白石词的字声，有守有不守，因为他深明乐律，所以能辨识其必须守的和可守可不守的地方（元人说曲里的“务头”，一支曲里须严守阴阳四声的，只有少数的字句；宋词音律大抵也是如此）。有人也许认为他是词乐专家，必定很重视格律声调，因之把他和一般盲填死腔的作家等量齐观，而忽略他一部分词以情感为主“先率意为长短句”的做法。所以我在这里特为举例指出。
总之，姜白石是一个没落官僚地主阶级的文人，他大半生生活在南宋小朝廷向敌人委曲求全的时代，他依人过活的身世，使他不敢表示鲜明的爱憎。狭小的生活圈子，又使他不可能深透地认识社会现实，于是“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白石《翠楼吟》句），就成为他排遣精神苦闷的唯一方法。表现在文学上的努力，也只会有艺术技巧的追求。江西派已不能满足于时代要求，但他对它却是积习难忘。陆龟蒙的生活态度又恰和他的心情相契合，于是江西和晚唐的诗风便间杂出现在他的作品里。
由于阶级意识和实际生活的局限，他的文学在当时不可能属于代表社会反抗势力的一面。南宋末年，民族矛盾更趋激烈，宋词在那时放射了它最后一次的光芒。那时的作家像文天祥、刘辰翁、刘将孙诸人是属于辛弃疾一派的，王沂孙、张炎诸人是属于白石一派的。就它的思想内容论，足以代表那个时期进步倾向的宋词，无可怀疑是属于辛派而不是姜派的了。
不过，在南宋词坛上，白石词的影响，还是不应忽视的。白石在婉约和豪放两派之外，另树“清刚”一帜，以江西诗瘦硬之笔，救温庭筠、韦庄、周邦彦一派的软媚；又以晚唐诗绵邈风神救苏辛派粗犷的流弊，这样就吸引了一部分作家。我们看宋末柴望自序《凉州鼓吹》（即《秋堂诗馀》）有云：“……词起于唐而盛于宋，宋作尤莫盛于宣、靖间，美成、伯可各自堂奥，俱号称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当别家数也。大抵词以隽永委婉为尚，组织涂泽次之，呼嗥叫啸抑末也。惟白石词登高眺远，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托物寄兴之思，殆与古《西河》、《桂枝香》同风致，视青楼歌《红窗曲》万万矣。故余不敢望靖康家数，白石衣钵或仿佛焉。故以鼓吹名，亦以自况云尔。……”柴氏于“组织涂泽”、“呼嗥叫啸”之外，特别拈出白石的“隽永委婉”，虽然以“隽永委婉”四字概括白石词风，未尽确切，但可见宋季词坛确有此一派。后来朱彝尊作《黑蝶斋诗馀序》说：“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并可见这派声气不小（吴文英不应属姜派，由朱氏误以吴词中之姜石帚当白石，故有此说）。所以我说白石在苏、辛与周、吴两派之外，是自成一宗的。
宋末词家承周与承姜，各有分属。如吴文英是周的嫡派，张炎属于白石，而周密则在白石、吴文英之间（他选《绝妙好词》，录白石、文英两家作品都多至十馀首可见）。我们论周、姜两家的影响利弊，也不能混同。注重研辞练句，过分讲究技巧，是两家共同的倾向。但因重视音律而牺牲内容，因涂饰辞藻而隐晦了作品的意义，则周派的流弊大于姜派。南宋黄昇作《花庵词选》说“白石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这评论是对的。至于白石在音乐史、书艺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以及他的乐学书艺等等与其词风之影响，都还需要有专著研究，本文戋戋，不复旁涉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初稿，一九六○年一月重改于杭州西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