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同先生：
前旬接到来书，读悉一切。
先生说我的《诗说》好，使我很惭愧。我极希望对于《诗经》用力研究一番，无如找不到这个机会。到上海后，振铎要我作一篇关于《诗经》的论文，我就拟定了《诗经的厄运与幸运》的题目，预备把《诗经》的经历详细一说。
所谓厄运，是：
（一）战国时诗失其乐，大家没有历史的知识，而强要把《诗经》乱讲到历史上去，使得《诗经》的外部蒙着一部不自然的历史。
（二）删《诗》之说起，使《诗经》与孔子发生了关系，成了圣道王化的偶像。
（三）汉人把三百五篇当谏书，看得《诗经》完全为美刺而作。
（四）宋人谓淫诗宜删，许多好诗险些儿失传；此说若在汉代起了，一定发生效力。
所谓幸运，是：
（一）诗篇有了一个结集，不致随许多诗一齐亡了。
（二）汉人不当它寻常的诗歌看，所以《汉书·艺文志》中许多歌诗完全亡失，而此巍然仅存。
（三）宋代欧、郑、朱、王辈肯求它的真相，不为传统的解释所拘；虽然蒙蔽之处还是很多，倒底漏了一线曙光。
（四）到现在，可以一点没有拘束，赤裸裸地把它的真像表显出来了。
我起初想这些意思可以一次说完，不料做了半个月，只说得第一项的厄运。这篇计分五节：
（一）《传说中的诗人与诗本事》：把《尚书》、《左传》、《国语》中所记的诗人与诗本事集了起来，分别它们的可信不可信；并指出它们互相牴牾之处，证明诗人与诗本事在汉以前已不能明瞭，何况汉儒作序。
（二）《周代人的用诗》：说明《诗经》中一部分诗是贵族为应用而做的，又一部分诗是平民的歌谣，给乐工采取入乐的。当时的用诗有四种：一是典礼，二是讽谏，三是赋诗，四是言语。典礼与讽谏是它本身固有的应用，赋诗与言语是引伸出来的应用。凡是引伸出来的应用，只要表达出用诗的人的意思，并不希望印合于作诗的人的意思，所以可以随便乱用。他们虽是乱用，却不预备在诗上推考古人的历史，又不希望推考作诗的人的事实，所以不会伤损《诗经》的真相。这一义很关重要，从前说《诗》的人把用诗的人的意思就算做作诗的人的意思，所以引起了无数纠纷。
他们全不理会“断章取义”，以为古人既这么用，就不会错。《野有蔓草》与《褰裳》原来都是情诗，但因给赵孟、韩宣子称赞了，就决不算是情诗了。
（三）《孔子对于诗乐的态度》：孔子对于《诗》上完全是传统思想，要劝人去用。在乐上，因为他遭值的时势，正是新旧绝续之交，他是酷好雅乐的人，所以对于时势痛下针砭。那时的音乐潮流，在《论语》上可以看出有三个趋句：一是僭越，二是新声的流行，三是雅乐的败坏。雅乐到了孔子时，决不能维持原来的地位了。所以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毫无关系。
（四）《战国时的诗乐》：战国时，诗的形式变了，有长篇的骚，有不歌而诵的赋，有《佹诗》之类不规则的诗。乐也不同了，春秋时乐调简单，乐与歌诗合一；战国时乐调复杂了，离得开歌诗了。所以那时器乐重于歌乐，甚至齐宣王有三百人吹竽，而不必有歌诗。《诗经》到这时候，几乎与社会上断绝关系了。几个服膺孔子之道的人，拼命鼓吹礼乐，但自己何尝懂得古乐诗。既然不懂，而又要硬去讲它，于是只得在历史上胡乱揣测了。
（五）《孟子说诗》：孟子会说“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但他自己是最不会“论世”和“逆志”的。一部《诗经》，大部是东周的诗，他却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明明是颂僖公的诗，他却说成周公的事。倘使他自己标明和春秋时人一例的用诗，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原也没有什么妨碍。现在他已经标明了“论世”和“逆志”，是已有了历史的态度了。有了历史的态度，还是这般乱讲，流毒所至，遂开汉人信口开河与割裂时代的先声。这是决不可对他轻易谅恕的。
这些意思，请先生批评。我自恨空有求学之志，而无求学之力。胸中的问题愈聚愈多，总没有法子找到闲暇去解决它们。这一篇文字，自谓解决了几个问题，但匆忙的集材，恐怕是免不了错误的。（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