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杜牧，字牧之，唐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京兆杜氏是魏晋以来数百年的高门世族，杜牧的祖父杜佑在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做宰相，煊赫一时。
杜牧虽家世显贵，但是一生仕宦并不很得意。文宗大和 二年（828年），杜牧进士及第，制策登科，为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不久即出为江西、宣歙、淮南诸使府幕僚，一度内擢监察御史，旋即移疾，分司东都，后又供职宣歙使府，所谓“十年为幕府吏，每促束于簿书宴游间”（《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刑部崔尚书状》）。开成三年（838年），内擢为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比部员外郎。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又外放为黄州刺史。据杜牧《祭周相公文》（《樊川文集》卷十四）所说：“会昌之政 ，柄者为谁？忿忍阴污 ，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黄岗大泽，葭苇之场。”可见，这次外放是受当时宰相李德裕的排挤。其后又转池州、睦州，“三守僻左，七换星霜，拘挛莫伸，抑郁谁诉”（《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吏部高尚书状》）。宣宗大中初，李德裕失势，杜牧官位稍升，曾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出为湖州刺史，又内擢考功郎中，知制诰，转中书舍人，不久即死去。杜牧性情耿介，不屑于逢迎权贵。《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杜牧传》说：“牧刚直有奇节。”又说：“牧亦以疏直，时无右援者。从兄悰更历将相，而牧回踬不自振，颇怏怏不平。”杜牧与牛僧孺私交虽好，而与牛党并无多少牵涉；李德裕之父李吉甫曾做过杜佑的僚属（《樊川文集》卷八《唐故岐阳公主墓志铭》），杜李两家是世交，但是杜牧不肯敷衍李德裕，因此为李德裕所不喜。当牛李两党更迭执政之时，杜牧都不能得志。
杜牧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卒于宣宗大中六年，年五十（803—852年） 。他所生的时代，正是晚唐多事之秋。当时庄田制发展，土地大量集中，两税法日久弊生，征敛加繁，民生益窘，而藩镇跋扈，宦官擅权，朋党倾轧，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也都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西、北两方的边境上又常受到吐蕃奴隶主与南诏、回鹘可汗的侵扰，甚至于威胁长安，当时的唐朝，正是处在内忧外患之中。
杜牧少读经史，接受了儒家学说中的积极部分，又承继了他祖父杜佑作《通典》的经世致用之学，很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樊川文集》卷十二《上李中丞书》）。有忧国忧民的热情、济世经邦的抱负，最喜论政论兵。以杜牧的眼光看来，当时国计民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就是藩镇跋扈与外族侵陵。他主张削平藩镇，加强统一，收复河陇，巩固边防，然后可以发展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他反对代宗、德宗以来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尤其痛心的是，当宪宗一度振作，削平抗命的藩镇之后，而穆宗时君相措置乖方，再失河朔。于是作《罪言》，发抒自己的意见，认为国内不断的战争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所以说“若欲悉使生人无事，其要在于去兵”，然而“不得山东 兵不可去”，因此主张讨平藩镇，消弭兵端，而不当姑息，听其割据。藩镇跋扈固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但是就人民利益来说，统一总比割据好，就唐朝具体历史情况来看，藩镇割据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因为藩镇割据，中央政府辖区缩小，譬如宪宗初李吉甫所上《元和国计簿》，当时供赋税者只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当天宝时四分之一（《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三》，《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人民负担自然加重；加以朝廷讨伐藩镇，藩镇抵抗朝廷，藩镇与藩镇之间又互相攻击，兵连祸结，荼毒生灵；而在藩镇辖区内的人民，由于征兵重敛，以及种种防禁，尤其痛苦。譬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重加税率，修缮兵甲”，数年之中，有兵十万（《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田承嗣传》）；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籍户丁男，三选其一”（《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二《李抱真传》）；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日具三百人膳，以饷牙兵”，而他的节度使私厨月费六千石、羊千首、酒数十斛，“潞人甚困”（《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三《郗士美传》）；更厉害的是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吴元济父子统治下的蔡州，“途无偶语，夜不燃烛，人或以酒食相过从者，以军法论”，裴度平淮西后，取消这些苛禁，于是“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旧唐书》卷一百七十《裴度传》）。所以唐代藩镇割据，加重人民的痛苦，阻碍其辖区内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杜牧反对姑息政策，主张削平藩镇，加强统一，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的。并且杜牧认为朝廷对付藩镇，并不能只靠用兵，而最要紧的还是修明政治。他在《罪言》中说：朝廷对付藩镇，“上策莫如自治”，中策才是取魏，下策是浪战；朝廷必须自己检查，“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贤才奸恶，搜选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镇守，干戈车马，果自治乎？井闾阡陌，仓廪财赋，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虏为虏”。朝廷如果不能自己修明政治，是助藩镇为虐。
关于边防，杜牧首先注意收复河西陇右。自肃宗以后，河西陇右逐渐为吐蕃统治者所侵占，边防前线西止于邠州（陕西邠县）、陇州（陕西陇县），距京都长安仅数百里，代宗时，吐蕃就曾一度侵入长安，这对于唐政府是很大的威胁，而陇右河西一带人民受吐蕃统治者的压迫奴役，也无日不盼望收复失地，重归唐朝。沈亚之到过西方边界，耳闻目击，他说：这一带汉人“为戎奴婢，田牧种作……及霜露既降，以为岁时，必东望啼嘘，其感故国之思如此”（《沈下贤文集》卷十《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杜牧为巩固边防，拯救沦陷区的人民，所以很关心河西陇右的收复，武宗会昌初，又有回鹘乌介可汗侵扰北边，虽然被唐朝打败，但是馀部散居漠南，仍能为患。杜牧上书宰相李德裕，建议乘仲夏回鹘无备，发兵攻击，可得胜利而绝后患。（《樊川文集》卷十六《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杜牧喜论兵，曾作《守论》《战论》《原十六卫》，又注《孙子》，但并非纸上空谈，而是行之有效。除了此次对回鹘用兵的建议以外，当会昌中讨伐抗命的藩镇泽潞刘稹时，杜牧也曾上书李德裕，陈述用兵策略，李德裕采纳他的意见，获得胜利。（《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新唐书·杜牧传》）
一个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必然要反对统治者的荒淫而想减轻人民的疾苦，杜牧也是这样。唐敬宗沉溺声色，大治宫室，杜牧作《阿房宫赋》，假借秦朝，讽刺当世。（《樊川文集》卷十六《上知己文章启》：“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他说：“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结果“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于是“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秦朝灭亡是咎由自取，“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杜牧因为阶级性的局限，当然要维持封建统治，不会主张农民起义，但是当统治者荒淫贪暴、民不聊生之时，他认为“戍卒叫，函谷举”是应该的，秦朝灭亡也是自取的，严厉地谴责封建统治者。会昌初，杜牧为黄州刺史，是他第一次做地方官。他在到任以后的十六个月中，做了下列诸事：
伏腊节序，牲醪杂须，吏仅 百辈，公取于民，里胥因缘，侵窃十倍，简料民费，半于公租，刺史知之，悉皆除去。乡正村长，强为之名，豪者尸之，得纵强取，三万户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茧丝之租，两耗其二铢，税谷之赋，斗耗其一升 ，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顽者笞而出之，吏良者勉而进之。民物吏钱，交手为市，小大之狱，面尽其词。
（《樊川文集》卷十四《祭城隍神祈雨第二文》）
杜牧经常在汴河中乘船，他看到“汴州境内，最弊最苦，是牵船夫。大寒虐暑，穷人奔走，毙踣不少”。他记得有一次路过襄邑（河南睢县）看到县令李式“条疏牵夫，甚有道理”。李式的办法是先做好簿籍，由县令自己掌握，按籍点派，富豪者不能逃避，黠吏也不能作弊。杜牧做刺史时，对于差遣役夫，也仿此法，并且将此办法写信告知汴州从事，请他采用。（《樊川文集》卷十三《与汴州从事书》）以上的事例，都可说明杜牧关心人民的疾苦，并且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加以解除。
杜牧进步思想的另一表现，在于他对佛教的意见。自东晋南北朝以来，统治阶级利用佛教麻醉人民，同时也欺骗自己。统治者剥削者做了许多损害人民的事情，抚心自问，不免内愧，于是信奉佛教，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去罪恶，求得福祐，因此他们更“心安理得”地加强作恶，这也就是唐代许多社会上层的人都喜欢信佛的缘故。杜牧对于这种隐微而卑鄙的心理加以深刻而尖锐的揭发，指出他们舍财信佛是要“买福卖罪”。同时，因为佛教盛行，为僧者多在社会上寄生，增加劳动人民的负担，所以杜牧赞成武宗禁止佛教，使僧尼还俗，寺庙奴婢与还俗僧尼都编入农籍，充两税户，寺院所占土地也收归国有，这样就增加农业生产，减轻每个农民平均的担负。（《樊川文集》卷十《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在唐代士大夫好佛的风气中，杜牧此种见解，是难能而可贵的。
杜牧性情刚直，自称“褊狷”（《长安送友人游湖南》诗），他有抱负，有主张，对事对人，有自己的看法，不肯随时俯仰，苟合取容。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李甘、李中敏等，也都是能反抗权奸、不畏强御的。杜牧自己说：“邪柔利己，偷苟谗谄，可以进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复见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之交语。”（《樊川文集》卷十三《上池州李使君书》）当时正是牛李党争剧烈的时候，杜牧虽受牛僧孺知遇之恩，而并不同意牛僧孺姑息藩镇的政策，他虽然受到李德裕的排挤，而当李德裕在会昌中做宰相时，讨伐泽潞，抵抗回鹘，是杜牧所赞同的，于是他上书李德裕陈述作战策略，李德裕采纳他的意见，得到胜利。这些都说明杜牧不以私废公，是比较光明磊落的。
在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制度之下，尤其是在像晚唐那样浊乱的政治之中，一个有气节有抱负的人，自然是常会受到挫折，不能得志，所以杜牧思想中也有矛盾与苦闷。他本是性情刚直的，但是多年周旋于当时腐败的官场中，自己也慨叹有些变了，他说：“平生自许少尘埃，为吏尘中势自回。”（《书怀寄中朝往还》）他看到自己的好友李甘、李中敏都曾因为反抗权奸与宦官，遭受贬谪，而自己也受到排挤，由京官外放为黄州刺史，于是作《自遣诗》说：“闻流宁叹咤，待俗不亲疏。遇事知裁剪，操心识卷舒。”表示灰心消极，想要敷衍世俗，当然这里还是寓有愤懑不平之意。后来“三守僻左，七换星霜”，虽然更牢骚不得志，而因为家庭经济负担，又不得不做官以取得俸禄，到四十六岁由睦州刺史内擢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时，作《除官归京睦州雨霁》诗又说：“姹女真虚语，饥儿欲一行。浅深须揭厉，休更学张纲。”这些都是杜牧思想中的苦闷，也就是封建社会中有正义感的士大夫的苦闷，容易使他们晚年趋向于消极。还有，杜牧是贵公子出身，生活豪华，加以政治上的失意，抑郁之怀无所发泄，于是纵情声色，还流传一些所谓“风流韵事”，这也是应当批判的。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中有这样一种类型，他们接受古代儒家或道家思想中的进步成分，他们有正义感，有比较开明的思想，主观上虽是要维持当时的封建统治，保护本阶级的利益，但是他们反对恶浊的政治，同情人民的疾苦，爱护国家民族，要巩固边防，抵抗外侮，对于当时的政治，常提出许多改善的意见。自战国时屈原以及西汉贾谊、晁错以来，各时代都有这样的人，当然数目是并不多的。杜牧也应当是属于这一类型，所以杜牧在二十五岁时作《感怀诗一首》，陈述自己的抱负之后，结句说：“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可见他是以贾生作为千古知己，也就是说，以贾生自比。 这是杜牧思想中进步的方面，也就是他的诗歌所以能反映现实而具有人民性的根据。
二
杜牧有抱负，有气节，忧国忧民，同时他在文学方面又有高超的天才与深厚的修养，他的与人民相通的思想感情，用高度艺术形式的诗歌表现出来，遂使他成为晚唐杰出的诗人。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杜牧对于时事中最注意的问题，就是藩镇跋扈与外族侵陵，他认为此二事密切关系国家人民的利害，必须除此二患，国家才能安宁，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他的许多诗篇中都表示过这种政治抱负与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在《郡斋独酌》诗中说：“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孤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这几句诗很明显地表白自己的志愿，想辅佐君主，施展才能，削平燕赵藩镇，收复河湟失地，使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热情宏愿相似。当文宗大和初，朝廷讨沧州抗命的藩镇李同捷，杜牧作《感怀诗一首》，慨叹安史乱后数十年中藩镇跋扈之祸，使得国衰民困，“夷狄日开张，黎元愈憔悴”。武宗会昌二年，回鹘南侵，朝廷征调大兵防边，杜牧作《雪中书怀》诗，关心边防，说“北虏坏亭障，闻屯千里师”，顾虑到“牵连久不解，他盗恐旁窥”。并且在这两首诗中杜牧表示自己有策略，有办法，只是慨叹朝廷不能用自己，他说：“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请数系虏事，谁其为我听？”又说：“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对于吐蕃侵占河西陇右之事，杜牧一直是极关心的。他作《河湟》诗，关怀河西陇右沦陷区的人民，“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又想到河湟沦陷数十年，但是朝廷并不积极图谋收复，慨叹“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武宗会昌四年（844年），议复河湟，命刘濛为筹边使（《通鉴·唐纪六十三》），杜牧很高兴，于是作《皇风》诗，歌颂武宗，希望“何当提笔待巡狩，前驱白旆吊河湟”！后来到宣宗时，陇右三州七关人民乘吐蕃衰乱，驱逐吐蕃统治者，复归唐朝，大中三年（849年），河陇老幼千馀人来到长安，宣宗在延喜门楼上接见他们，他们脱去胡服，换上汉服，欢呼舞跃，观者皆呼万岁。（《通鉴·唐纪六十四》）杜牧此时正在京都为司勋员外郎，亲见此种盛况，所以作诗赞叹，有“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之句。（《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杜牧这些伤时感事之作，都是直抒胸臆，忧深而志壮，其中《感怀诗一首》与《郡斋独酌》两篇五言古诗，长达五百字左右，尤为沉郁顿挫，笔势健举。此外，杜牧也用比兴之法，如《早雁》诗：“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借咏雁以怀念北方边塞人民受回鹘侵扰之苦，能以高妙的艺术表达深厚的同情，尤其耐人寻味。
对于本朝昏聩荒淫的君主，如晚年的唐玄宗，杜牧加以讽刺，如《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又如《华清宫三十韵》：“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玩兵师汉武，回手倒干将。”唐玄宗晚年昏聩荒淫，宠幸杨妃，任用奸佞，穷奢极欲，虐用民力，纵容禄山，养虎遗患，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关键，也为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所以杜牧对唐玄宗一再加以讽刺。同时，对于较好的君主如唐太宗，杜牧则加以怀念，如《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诗：“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昭陵是唐太宗的坟墓）当晚唐政衰民困之时，而怀念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也就是对于当时政治的不满。 杜牧所以常用绝句体作讽刺诗，是因为在当时封建社会君主专制政体之下，这种不满意本朝君主与当时政治的情绪，不便明言，也不便多言，故用绝句体，以含蓄的笔法，寓深刻的讽刺，取得艺术上的高度成就。杜牧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如《村行》诗：“蓑唱牧牛儿，篱窥蒨裙女。半湿解征衫，主人馈鸡黍。”写出劳动人民的和蔼朴厚。又如《题村舍》诗：“三树稚桑春未到，扶床乳女午啼饥。潜销暗铄归何处？万指侯家自不知。”写出农民生活的困苦，而又说到这种困苦绝不是王侯富贵人家所能了解，为封建社会地主与农民两个对立阶级的经济生活作明显的写照，而同情自然是在农民方面。
杜牧是一个心地善良而富于感情的人，从大处说，他对于国家人民极为关怀，从小处说，他对于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真挚的友谊，而又常同情社会上地位低下、遭遇不幸的人。李甘、李中敏都是杜牧的好友，《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一《李中敏传》说：中敏“性刚褊敢言，与进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类”。李甘因为反对郑注做宰相，被贬为封州司马，卒于贬所；李中敏也因为上疏请斩郑注，后来又反对宦官仇士良，两次遭到贬谪。杜牧作《李甘诗》《李给事二首》《哭李给事中敏》等诗，赞扬李甘、李中敏刚直的气节，也表示深厚的友谊。杜牧作《杜秋娘诗》，对于一个受封建统治者玩弄的民家女子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所受到的升沉波折及晚年穷困景况表示悯惜；又作《张好好诗》，对于一个妓女哀乐由人、不能自主的生活寄予同情。在《杜秋娘诗》中，因杜秋的遭遇而慨叹到历史上一切女子或男子一生命运升沉变化的不定，归结到“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这也充分说明了在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制度之下，一个人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杜牧固然不能了解到这种现象的社会本质，但是他已经注意并点明这一现象而提出疑问。
言情写景的小诗也是杜牧所擅长的。他经常喜欢用四句一首的绝句体，描写景物，发抒情感，能够含蓄精练，情景交融，往往在短短的两句或四句中，写出一个完整而优美的景象，宛如一幅画图，或者表达深曲而蕴藉的情思，使人玩味无尽。正如乔治·汤姆逊（George Thomson）在他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诗歌》（Marxism and Poetry）一书中论诗人灵感时所说的：“他具有高度的发现事物本质的能力，以及把他所见到的用形象表现出来的能力。这些形象受到人们的热烈的欢迎，因为它们表达了同伴们的感受。这些感受原为他们所共有，只是他们自己不能表达罢了。” 所以前人论到唐代擅长绝句的诗人，总有杜牧在内，而后人选本中选杜牧的诗，也往往以绝句为多。现在举例如下：
两竿落日溪桥上，
半缕轻烟柳影中。
多少绿荷相倚恨，
一时回首背西风！
（《齐安郡中偶题二首》其一）
菱透浮萍绿锦池，
夏莺千啭弄蔷薇。
尽日无人看微雨，
鸳鸯相对浴红衣。
（《齐安郡后池绝句》）
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泊秦淮》）
青山隐隐水遥遥，
秋尽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教吹箫？
（《寄扬州韩绰判官》）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江南春绝句》）
杜牧在诗中发抒自己的感情，除去上面所举出的那种忧国忧民激昂悲愤之作以外，其馀的诗，有时豪放旷达，如：“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九日齐山登高》）但是有时也表现忧伤凄惋，如：“淮阳多病偶求欢，客袖侵霜与烛盘。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干？”（《初冬夜饮》）这两种情感也可以说是一种情感的两方面，因为杜牧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与经邦济世的抱负，但是当时党争剧烈，政治混浊，自己不但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而且还受到排挤，经常是“愤悱欲谁语，忧愠不能持”（《雪中书怀》）。在京都做官时，甚至于是“每虑号无告，长忧骇不存。随行唯局蹐，出语但寒暄”（《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所以有时表现为忧伤，而有时反过来，看破一切，又表现为旷达。凡是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不合理的制度下有正义感有才干而受到抑制不得发舒的人，读到这类的诗，都会引起同情，这也自然与当时人民的思想感情有相通之处。
杜牧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生于晚唐时，唐代是诗的盛世，在他以前的二百年中，已经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姹紫嫣红，百花齐放，创造了不同的风格，但是杜牧仍然能于前贤之外，独树一帜。晚唐诗人，杜牧与李商隐齐名，但两人诗的风格不同。刘熙载说：“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艺概》卷二）这个评语简明扼要。风格是“贯穿于作家的所有作品中的思想和艺术的基本特征的统一性” ，杜牧诗风格的特点所以能成为“雄姿英发”，就是因为他有忧国忧民之心，有抱负，有策略，积极有为，虽然有时忧伤抑郁，但是又能以豪放旷达出之，所以我们读杜牧的诗，感觉到一种爽朗、峭拔、俊伟。他的长篇五古如《感怀诗一首》《郡斋独酌》等，固然是慷慨豪健，而他的七言律诗与绝句，也是在“拗峭”之中而有“远韵远神”（沈德潜评语，见所著《唐诗别裁》）。
杜牧诗集中也有一些无聊的酬应之作，如《送容州中丞赴镇》《奉和门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十八韵》之类。也偶尔表现庸俗思想，如《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勉励他的侄子阿宜：“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但是这些白璧微瑕，并不妨害杜牧诗的高度成就。
杜牧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的是诗歌。此外，他评论文学也很有见解。他对于唐代作家，最推尊李、杜、韩、柳，他说：“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他论文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樊川文集》卷十三《答庄充书》）他自述作诗的态度是，“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樊川文集》卷十六《献诗启》），就是不模仿古人，不追求时尚，不重辞句的华丽，而以思想内容为主。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杜牧作文章用古文体裁。唐代承魏晋南北朝之后，公私文函，多用骈体。中唐时，韩愈等反对骈文，创为“古文”。所谓“古文”，也就是一种朴素清畅接近人民语言的新散文，是比较进步的。但是中晚唐一般文人作文，仍是保守旧习，多用骈体，而杜牧则采用这种有进步性的新文体。唐代燕乐盛行，有一种配合燕乐的歌词，最初在民间歌唱 ，中晚唐时，文人仿作。这种新体裁，当时人称之为“曲子词”（《花间集序》），后人简称为“词”。与杜牧同时的温庭筠就是文人中第一个专力作词的人。唐代民间词有许多调子，其中有短调，一首数十字，这一类很多，但也有长调，一首百字左右，如《云谣集杂曲子》中的《倾杯乐》《内家娇》《拜新月》《凤归云》等。唐代文人作词多是用短调，即所谓小令，一直到北宋仁宗时，柳永才大量采用长调作词，即所谓慢词。一般的说法，都认为柳永是第一个作慢词的人，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采用民间曲子词中长调的人，但是实际上，晚唐时杜牧已作《八六子》词，全首九十字，所以杜牧应当是第一个采用民间曲子词中长调作词的人。就杜牧的作古文与作《八六子》词，都可以看出，他在文学创作上，是能够不拘守传统而接受新东西与民间东西的。
总之，杜牧诗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有独到之处。他的诗歌中经常表现对于国计民生的关怀，如削平藩镇、收复河湟、抵御回鹘等，而最终的目的是希望“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他的诗中对于唐玄宗晚年的荒淫昏聩一再讽刺，对于晚唐时政也表示不满，而对于劳动人民生活的困苦则寄与同情。这些诗都反映唐代历史现实，也符合当时人民的要求与愿望。他的诗中对于能反抗权奸而遭受贬谪的朋友表示赞扬与真挚的友谊，对于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寄与同情。他又善于用七言绝句体作抒情写景的小诗，这些诗虽未接触较大的社会问题，但是写景真切而言情深婉，能丰富读者的内心世界，所以也为千古所传诵。他的忧愤的情怀、宏伟的抱负与英发的天才，使他的诗歌表现出俊爽峭健的风格，而又有流美的韵致。所有这一切，都是杜牧诗的优点，而所欠缺的则是他并未多作陈诉民生疾苦的诗，如杜甫的“三吏”“三别”与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之类。但是我们评价古典文学时，如果“只把人民性看做人民生活的描写是不够的，有缺陷的” 。描写民生疾苦之作固然有明显的人民性，但是所谓人民性，是有丰富内容的，不能只限于此，而杜甫、白居易之所以伟大，也不专在于他们曾作过“三吏”“三别”《秦中吟》《新乐府》等诗篇。杜牧尽管没有作过这一类的诗，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他的诗是有人民性的，他不愧为晚唐一位杰出的诗人。所以，将杜牧诗歌中的佳作选出来，加以简明的注释，介绍给一般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读者，也还是有必要的。
三
下边要谈一谈这本《杜牧诗选》选录的标准与注释的体例。
今所传杜牧《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最早者有宋刊本。其中《樊川文集》二十卷，是杜牧外甥裴延翰所编次的。据裴延翰的序中说，杜牧于大中六年冬得病时，“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而裴延翰平日保存了杜牧许多手稿，“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因此编为二十卷，诗文合为四百五十首。这些作品当然是可靠的。至于《外集》《别集》，都是宋人所编 ，因为别择不严，所以不尽可靠。据《全唐诗》与冯集梧樊川诗注所指出的，《别集》中《蛮中醉》是张籍诗，《子规》又见李白集，《外集》中《归家》是赵嘏诗，《怀吴中冯秀才》是张祜作，《秋夕》亦见王建集，《龙邱途中二首》《隋苑》亦见李商隐集，《走笔送杜十三归京》是旁人送杜牧的诗。此外，《别集》中如《边上晚秋》《青冢》《边上闻胡笳三首》《并州道中》诸诗，也都可疑。我以前作《杜牧之年谱》，考订杜牧生平事迹，每年行踪，历历可考，他未尝到过并州与边塞，这些诗可能也是他人作品混入者。因此，这个选本多是从《樊川文集》中选取，至于《外集》《别集》，则选录较少，以昭慎重。
杜牧《樊川文集》以及《外集》《别集》，共存诗四百馀首，这里选录了一百一十三首。选择的标准，根据杜牧诗歌思想性艺术性的种种特点而选其代表作，同时也相当照顾到杜牧传记的史料价值，希望通过这一百多首诗，可以大略欣赏杜牧诗的特长，并了解他的为人。编次方法，最好是全用编年，不但对于每一首诗，因为知道它是作者在哪时哪地作的，了解可以更深刻，并且总起来看，也可以寻绎作者情思的变化与艺术的发展。我以前作《杜牧之年谱》时，曾将《樊川文集》以及《外集》《别集》中许多作品都考明它们的撰作年月或时期，但是仍有些是无法考定的。所以这本诗选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编年的，而不能编年的则归入第二部分。
这本诗选的字句，依据杨氏景苏园影印日本枫山官库藏宋刊本《樊川文集》，也参考了《四部丛刊》影明刊本《樊川文集》 ，以及《全唐诗》、冯集梧《樊川诗集注》等。宋刊本中偶有显然的错字，都加以改正；此外，校勘上有问题者，亦在注中说明。另外，有少数几首诗，如《及第后寄长安故人》《赠终南兰若僧》《兵部尚书席上作》《叹花》等，都不见于裴延翰所编的《樊川文集》，仅见于宋人所编的《外集》《别集》中，而最早则见于晚唐或五代人所著的《唐摭言》《本事诗》《唐阙史》诸书，所以选录这几首诗时，字句都依据最早见的书。
樊川诗有清人冯集梧注，仅注《樊川文集》中诸诗，《外集》《别集》未注。本书注释，即以冯注为根据，而加以补充与修正。本书的编写是供给一般爱好中国古典文学者阅读，非专门研究之作，所以注释均求简明扼要。一般说来，不引古书原文，不注出处，不作考证，但是在必要时也偶有例外。古人注诗集有各种办法，如注释典故辞句、阐明诗意、史事疏证、有关资料的笺证等等。本书注释即拟适当地斟酌采用这一些办法，除去解释难解词句、注明典故、申述诗意以外，对于每一首诗涉及当时史事或杜牧行迹者，也都注明，如有问题，则加考证。晚唐、五代、两宋人所著的杂史、笔记、诗话中谈及杜牧诗者，或关于本事，或有所评论，也择要引用或提到，希望能帮助读者增加古典文学的常识而培养阅读的兴趣。
另外，附有《杜牧行年简谱》，以供参考。
编者学识浅薄，这本《杜牧诗选》中的选目、注释、前言以及杜牧行年简谱，有错误疏漏之处，极望读者指正。
缪鉞写于成都四川大学 195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