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思
李益
腰垂锦带佩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
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
这是诗人的一幅自画像。他在抄录自己的从军诗送给友人卢景亮时写道：“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为文多军旅之思，或因军中酒酣，或时塞上兵寝，投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乎慷慨意气。”《唐才子传》也说他从军十年，“往往鞍马间为文，横槊赋诗，故多抑扬激厉悲离之作”，与高适、岑参相近。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评述是很切合实际的。
首句写装束，垂锦带以见华贵，佩吴钩（吴钩，宝刀名）以示英武飒爽的风姿。次句写行动，走马边塞，防秋玉门（玉塞，即玉门关。汉时，匈奴每当秋高马肥，就入塞侵扰，所以秋季就要加强防卫，称为防秋），是豪迈的气概。他虽然身佩宝刀，参加战斗，是个战士，但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在军中仍然不废吟咏，因此后两句便说：别笑我这个关西将门之后（《后汉书·虞翻传》：“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关，指位于今河南省灵宝县南的函谷关。李益是姑臧即今甘肃省武威县人，在函谷关以西，所以自称“关西将家子”），只把诗情带到了凉州，而别的却什么也没有吧。寥寥几笔，便突出了一位从军诗人精神风貌的特征。在部队生活中，作战是普遍的，而吟诗，则特殊的，要画出一幅从军诗人的肖像，就必须将个别与一般统一起来，体现普遍中的特殊，此诗正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南宋陆游也给自己画过一幅像，可以和李益的自画像合看。其《剑门道中遇微雨》云：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这首诗是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作者从汉中（今陕西省汉中市）调到成都任职时，途中经过剑门山所写的。他在当时是宋、金两国对峙的前线汉中住了一个时期，由于自己积极反抗侵略，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未被采纳，心情很是抑郁。诗中所写旅途情景，凄凉意味，可能与此有关。
首句写长年久客，生活潦倒，衣上既有旅途中蒙上的尘土，又有喝酒时沾上的痕迹，可是懒得换洗。次句承上，点明远游。陆游是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来到陕西、四川做官，可算得远了，而且又多次调动工作，就更使人感到消魂了（消魂这个词，在古代汉语中，含义很复杂丰富，难以准确地译成现代汉语，大体上是精神上非常激动或感触很深的意思）。这两句是泛写近年生活。后两句接写当前情景。现在，又在细雨中骑着一匹驴子经过剑门山进入四川了，那么我该不该算是一个诗人呢？这一问，显示了诗人复杂迷罔的心情。在唐、宋时代，诗人多半骑驴寻诗，所以骑驴已成为诗人的一种标志。他本来是一位已经很有名的诗人，又正细雨骑驴，那不是多此一问吗？但我们如果注意到他曾经多次表示过，他毕生最大的志愿还是要做一位为国家报仇雪耻的战士，而不是一位诗人，那就可以体会这一问乃是一种深感遗憾的表现了。
许多读者，对于此诗，往往只注意到其词意的潇洒，却忽略了这个问题提得突兀，对于诗中微旨，便难以领会了。在我们看来，这首诗画的并不是一位虽然跋涉长途，仍悠然自得的诗人的形象，而是一位心情抑郁的、并不甘心只做个诗人的战士的形象。
这两幅像都画得好，因为它们画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上汝州郡楼
李益
黄昏鼓角似边州，三十年前上此楼。
今日山川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
李益生于玄宗天宝七载（748），约死于文宗大和三年（829）。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战祸频繁，社会动乱的局势中度过的。这首诗写下了他登临一个旧游之地的深刻感慨。
汝州即今河南临汝县。在安史叛乱中，以洛阳为重点的河南地区，乃是官军与叛军反复较量的地方。汝州也是战场，而且还遭受过由唐朝借来帮助收复洛阳的回纥部队的洗劫。在安史之乱平定以后，河南的部分地区又被藩镇割据，其中势力强大的淮西镇（即彰义镇）辖区，全在河南境内，而魏博、宣武两镇辖区则有一部分在河南境内。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宣武镇发生内讧，朝廷趁机收回了权力。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平定了淮西吴元济。十四年（819），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也将权力交还朝廷。河南才不再存在军事对抗的局面。
这首诗的写作年代虽然无可稽考，但必然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以后，因为在这年，诗人才七岁，而且汝州“鼓角似边州”的情况还没有发生；也必然作于元和十四年（819）以前，因为在这年之后，汝州“鼓角似边州”的情况又已基本消失了。
弄清楚这些史实，对于理解此诗是必要的。这些史实告诉读者，这首诗和一般的用对比手法写今昔盛衰之感的作品不同，它不是描写今与昔异，以昔日之盛与今日之衰对比，如我们在前述《江南逢李龟年》、《听旧宫人穆氏唱歌》、《赠弹筝人》诸篇中所看到的，而是描写今与昔同，昔日已是如此，今日仍然如此，以见局势之可悲。
首句写今，登楼时所闻所感。黄昏时候，军中的鼓角之声不断地传到高高的城楼上来，可见局势紧张，戒备森严。这哪里像一座腹地的城市呢？简直和随时都有被敌人侵扰的可能的边州一样。次句由今思昔。回想起来，三十年前也登过这座楼，也听过这种鼓角之声，谁会料到隔了这么久，情形却毫无改变？后两句写今日所感。山川固相同，鼓角也无异，所以更其使人伤心，而不禁对之垂泪了。结写伤心的原因，但不从正面而从反面提出，只说不是吐露一番个人生活中伤春悲秋一类的感情，而其着意在于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苦乐自然可知。
以今昔对比的手法来写的作品不少，但都是为了要显示今与昔异，这首诗却别具匠心，为了要显出今与昔同，这是它值得重视之处。
观祈雨
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
朱门几处耽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
这是作者在发生旱灾时看到不同阶级对于同一气候的不同希冀，发生感慨，而写下的一首诗。起句写久旱。桑树已经没有叶子，只剩空条，这一年蚕丝的收成当然要落空了。地面尘土飞扬，无法播种，这一年谷物的收成当然也要落空了。只这七个字，就将广大农民的生活已经濒临绝境的严酷现实极其深刻地写了出来。
在古代，人们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很有限，他们有时不得不乞灵于自己所幻想和臆造出来的神祇，来拯救自己。因此，如次句所写，就用隆重的仪式到水庙（即龙王庙）去迎接这位据说是具有兴云布雨的神通的龙王爷，抬着他出来游行，以期他大发慈悲了。可以想象得到，这箫管之声，是多么热闹，同时，又是多么辛酸。这一句写出了千千万万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民，是如何迫切地希望得到雨水，让桑树长出叶子，田中插上秧苗。
但是，这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那些富贵人家，住在红色大门里的高楼大厦之中，不愁吃，不愁穿，还照旧地听歌看舞。他们也关心气候的变化，不过，并不是希望下雨，而是恰恰反过来，生怕天气转阴，空气中的湿度增加。因为这样，无论是管乐器还是弦乐器，发音都不响亮了。在久旱的情况之下，人民不但希望下雨，而且希望下得大些、多些；而朱门中人，却仅仅因为贪图享乐，惟恐下雨，不但不希望下雨，连阴天都不愿意。一面渴望下雨，一面却惟恐天阴，这就更其深刻地、尖锐地揭示了农民和地主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农民们的勤劳淳朴，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也对照得非常鲜明。这也正如杜甫在《北征》中所写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着墨不多，爱憎分明。
这种诗，在唐人七绝中比较少见，因而是非常可贵的。但少见并非仅见，下面，我们可以再读几首。
杜荀鹤《蚕妇》：
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世有荣华？
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
在元代以前，棉花的种植还没有从南方普及全国，衣服主要是以丝和麻作原料。在唐代，国家向农民征收实物地租，丝织物及丝棉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因丝贵麻贱，所以养蚕织绸的农村妇女，到头来反而穿不上丝绸。在这首诗里，诗人指控了这一事实。
前两句写这位蚕妇的处境。妇女是爱美的，有时总要搽点胭脂花粉，农村妇女何尝例外？但她脸上全无粉色，那就是说，贫穷和忙碌，将她的生活兴趣完全剥夺掉了。她不但面无粉痕，呈现出来的却是由于饥饿而日益增加的憔悴，以“粉色”和“饥色”对举，“无”和“加”对举，更其尖锐地说明了问题。像她这样，终日无休无止地劳动，还要忍饥挨饿，哪里还知道人世间有富贵荣华呢？都是人，相差得多么远啊！
后两句用这位蚕妇的口气写，代她打抱不平。我年年养蚕，人人都说我很辛苦（诗中“蚕辛苦”，蚕字作动词用），为什么我浑身上下却不见一寸丝绸呢？劳动人民享受不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自己辛辛苦苦，却无衣无食，统治阶级不劳而获，却安享荣华，这多么不合理啊！然而又被统治者及其辩护士们说成是天经地义，作者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敢于指出这一普遍存在的丑恶现实，就很值得赞赏了。宋张俞同题的五言绝句云：“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正好作为这首诗的补充，说明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来鹄《蚕妇》：
晓夕采桑多苦辛，好花时节不闲身。
若教解爱繁华事，冻煞黄金屋里人。
这首诗也是咏养蚕妇女的辛苦，为她们用劳动成果供养了统治阶级鸣不平。首句写她们工作的劳累，次句说她们有劳无逸，爱美心情，游赏机会，全被剥夺了，与上一首“粉色全无”用意相同。后两句明确地回答了在封建社会中，究竟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蚕妇若是和住在金屋中的人一样爱玩，那些寄生虫就只有被冻死了。此诗在不平之中含有对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的轻蔑和嘲笑。愤慨而以笑骂出之，与上一首一样内容，两般手法。
刘禹锡《浪淘沙词》：
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
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这首诗前两句叙述，后两句议论。江隈，江水弯曲的地方。江中金沙，夹杂在泥沙之中，在水曲流缓之处，容易沉积，所以在朝雾初开，阳光照射在清澈的洲渚之上的时候，淘金的妇女便挤满在那些地方了。沙里淘金，是一项很繁重、很艰苦的工作，有时甚至劳动一天，毫无所得。这两句只作客观叙述，而广大农村妇女依靠耕桑已不足以养活自己，只好勉强干着本来是应当由男人来干的事的情况，都反映出来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经过极其困难而采集来的黄金，却做了美人头上的钗环和侯王腰间的印玺。但他们又有谁理会他们所享用的、所用来表示自己的富艳和权势的物件，是来自沙中浪底呢？不着议论而议论自见。
自来写民生疾苦的诗篇，写农民的多，写工人的少，写男子的多，写妇女的少。这篇诗写女工的困苦生活，在题材上是罕见的。
孟宾于《公子行》：
锦衣红夺彩霞明，侵晓春游向野庭。
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踏烂麦青青。
一个骄纵不法的贵公子，在作者笔下活了起来。他穿着一件比天边的彩霞还要鲜明的红锦袍，天一亮就到郊野去春游。这种公子哥儿，只顾纵马而行，哪里还管地里种的麦子。结果，农民辛勤的劳动就付之东流了。聂夷中的《公子家》写道：“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所写贵公子的骄横无知，与此诗略同。它们都是借生活中常见的事，揭露阶级矛盾，讽刺之意显然。
白居易《代卖薪女赠诸妓》：
乱蓬为鬓布为巾，晚踏寒山自负薪。
一种钱塘江上女，着红骑马是何人？
穆宗长庆二年至四年（822—824），诗人任杭州刺史，这首诗当作于此时。他在钱塘江边，看到了两类妇女，一是很贫困的卖柴人，一是很优裕的妓女，对于她们生活上的悬殊，很觉不平，因此，用卖薪女的口吻写下了这首诗。
首句写卖柴女人自诉贫穷，头发像一团茅草，胡乱地扎上用布做的头巾。次句写她自诉辛苦，直到晚上，才打完柴，从荒冷的山上背了回来。后两句写卖薪女的发问。一种，犹如“同样”，是当时的口语。既然同样都是钱塘江上的妇女，你们这些穿着红衣骑在马上又是些什么人呢？意思是说：既然都是同样的人，为什么我该这么贫穷辛苦，你该过得那么优裕逸乐呢？
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官僚，能够同情卖柴的妇女，代她发出不平之鸣，自然还是可贵的。但由于诗人的阶级出身和当时的社会风气等原因，却使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带有表面性和片面性。他只看到这两类妇女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别，却看不到，就问题的本质来说，她们同样是被压迫、被损害的人。
和上面几首一样，这首诗也企图用对比的手法表现出两类社会地位不同的人在生活上的差异，从而指控其不合理。它尤其和杜荀鹤的《蚕妇》相似，而且还更富于形象性，更有情致。但以上各诗，都是从对照中揭示了两个对立的阶级的矛盾，作者同情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斥责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对照是鲜明的，爱憎是分明的。而白居易此诗，却由于认识停滞在表面现象上，将两类同是受压迫的妇女对立起来，从而冲淡了甚至于模糊了真正的阶级矛盾。因此，这首诗尽管有其同情劳动妇女的一面，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相当成功，但由于存在着这种认识上的错误，也就不能给读者以完全正确的观念，从而降低了它的思想价值。
宫词（一百首录四）
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
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
在本书的《引言》中，我们曾经简略地介绍了王建《宫词》的内容和它在艺术形式上的积极意义，以及在它的影响之下产生的另一些用七绝写成的大型组诗。现在，试将这些作品各举数例，以见一斑。
王建在大历十年（775）进士及第以后，任渭南（今陕西省渭南县）尉，和当时权势很大的宦官王守澄认了本家，来往很密。从王守澄口中，他听到了许多外面所不知道的宫廷生活情况，以此为原料，写了一百首《宫词》。由于他掌握了接近第一手的材料，而又具有正义感，所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看出宫廷生活的黑暗面。当然，他写了，甚至于用赞赏的口吻写了宫中庄严、富贵、繁华的生活，但又情不自禁地写出了庄严后面的淫佚，富贵后面的苦恼，繁华后面的凄凉。这种矛盾现象，说明了这组作品的复杂性，需要一分为二，具体分析。有人认为：《宫词》“乃是一时游戏的文章，虽然描绘生动，表现了诗人熟练的技巧，但它是没有任何重大意义可言的。”这种片面的看法，恐怕难以被多数读者所接受。
这一首诗写宫女出猎之前的情况。她们知道要伴随皇帝出宫去射生，头天晚上就打扮得漂亮整齐（射生，用箭射动物，即打猎。宿，这里指昨夜）。发给新的弓箭以后，又将弓拉开，试试它的硬度。上马以前，接受了赏赐的酒，当然要拜谢。可是，她们跪拜时，却没有采用女儿的方式，而改用男儿的方式了。
这幅画的确很生动。这些天真活泼的少女，在入宫以前，即使生在富贵人家，也多少还是有其自由生活的。一旦被送进了如《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那见不得人的去处”，就好比鸟儿关进笼中，虽然物质享受可能还不坏，但人身自由就完全被剥夺了。《宫词》中另外几首就曾写道：“闷来无处可思量，旋下金阶旋意床。”“御厨不食索时新，每见花开即苦春。”“宫人早起笑相呼，不识阶前扫地夫，乞与金钱争借问，外头还似此间无？”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和心绪。那么，一旦听到要出宫打猎，可以到外面的广天阔地之中游玩一下，即使是非常匆忙而短促的，又怎么能不高兴呢？女孩儿们并不一定喜欢打猎，她们渴望的是自由。通过打猎而能获得这短暂的自由，当然是值得珍视的。诗人把握了她们这种内心活动，从而塑造出她们活跃的形象，事实上，也就控诉了将这些少女送进“那见不得人的去处”的罪恶制度。
欲迎天子看花去，下得金阶却悔行。
恐见失恩人旧院，回来忆着五弦声。
这首诗写某一位妃子为了保持恩宠，费尽心机。她想讨好皇帝，特地上殿，奏请赏花。可是，当她办完这事，走下金殿的台阶，却后悔多此一举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去看花，就必须经过另外一位妃子从前住过的地方。那位妃子，曾以善弹五弦琴而博得过皇帝的恩爱，现在虽然已失宠了，但如果皇帝走过她的旧院，回来以后，想起她弹奏五弦琴的声音，那可怎么好呢？对于那些宫妃彼此之间由于争妍取怜而勾心斗角、防微杜渐的心理，真是刻画入微。而她们，无论是失恩人还是受宠人，都不过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不但肉体供人蹂躏，而且精神也被人长期压抑，变成了畸形的种种可悲的情况，都在诗中微妙地透露出来了。
私缝黄帔舍钗梳，欲得金仙观内居。
近被君王知识字，收来案上检文书。
这首诗写一位宫女企图出家去作女道士，可是没有去成。黄帔是黄色披肩，女道士的服装。金仙观，是睿宗特为他的女儿西宁公主出家当女道士而建造的一座道观。唐代自认是老子之后，而老子又被认为是道教的创始人，所以道教很流行。许多宫廷及贵族妇女有去当女道士的。这位宫人私下缝好黄帔，舍弃钗梳，准备要求出家了。可是近来又被皇帝发现她有些文化知识，派她收检书案上的文件，所以没有去成。她为什么要出家，诗中没有交代，大概是从未得宠，无可奈何地将当女道士这种并不能算是前途的事硬当作一种前途吧。她认为道观生活胜过宫廷，也就暗示了宫廷生活的牢狱性质。
未承恩泽一家愁，乍到宫中忆外头。
新学管弦声尚涩，侧商调里唱《伊州》。
这首诗写一位初入宫廷的少女的心情和生活。为了向上爬，一家子都希望她能选入宫中。在没有得到确信的时候，全都发愁。好不容易将她送进了“那见不得人的去处”，一家人不免欢天喜地，可是她自己却从此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温暖的家庭，失去了一切，怎么能不回忆外头的旧生活呢？她被派学习管乐、弦乐、声乐，但都非常生疏。吹弹的声音，滞涩而不和谐，只能用侧商调唱《伊州》歌曲。她将来能不能如家里所希望的，真正“承恩泽”呢？或者是在这个大囚牢里默默地关一辈子，最后又默默地死去呢？这就不知道了。
从上面这四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建的《宫词》有一部分是以严肃的态度创作出来的，其中发射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他同情那些女奴隶，确切地表达了她们的生活和心情。这，决不是什么“一时游戏的文章”，也不能说它们“没有任何重大意义”。当然，《宫词》中另外许多以歌颂的口吻去描写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的篇章，是应当批判的。但我们既不能将精华和糟粕并为一谈，也不能以这一面掩盖那一面，因为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与王建同时的王涯，也写过三十首《宫词》，虽然涉及范围没有王建的作品那么宽广，但其中也有一些写得很成功。今举两首如下：
内人宜着紫衣裳，冠子梳头双眼长。
新睡起来思旧梦，见人忘却道胜常。
这首诗写的是一位内人（宫女）睡醒以后一个短暂时间内的精神活动。她起床以后，穿上可体的紫色衣裳，梳好头发，戴上冠子。一双长长的眼睛，显得十分俊气。但这位打扮得很齐整的姑娘，却有些精神恍忽，遇到人的时候，连向人问好这种日常的礼节都忘记了（胜常，唐人见面时问好的话，犹如现在说您好）。因为她的思维活动，还沉溺在方才的梦境之中。她梦见了什么呢？诗人没有说，也无须说，反正是她现实生活中所缺少而又极其值得回忆和留恋的情事吧。只轻轻一点，就将深宫怨女的苦闷心情、凄凉岁月揭示了出来。手法极简练，内容极丰富。
永巷重门渐半开，宫官着锁隔门回。
谁知曾笑他人处，今日将身自入来。
这首诗写一位失宠宫女被打入冷宫的情况（永巷是汉代禁闭有罪宫女的地方，也就是冷宫）。前两句写宫官领着这位倒运的姑娘来到永巷，将门打开一半，把她推了进去，再锁上门，就转回去了。后两句是她自己的话：从前笑别人关进这里，现在却轮到自己来受罪了。只作她本人的悔恨之词，而皇帝之喜新厌旧，宫女之荣辱无常，就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大凡宫词中揭露帝王私生活阴暗面的篇章，都采用了“直陈其事，而得失自见”的客观描写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皇帝是天然尊长，诗人在其世界观和伦理观的制约之下，总不免“为尊者讳”，而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样写，艺术效果更强。另外，还应当指出，宫词中的这一部分，在实质上，也就是宫怨诗。诗人们在所写宫词中包括这一部分，就使得其所反映的宫廷生活更为全面。一位现实主义的诗人，当他以宫廷生活为题材而进行创作的时候，宫怨不可能被排斥在他的视野之外。
晚唐时代的曹唐《小游仙诗》、罗虬《比红儿诗》和胡曾《咏史诗》也是以七绝写成的大型组诗。它们显然是在王建《宫词》的影响之下产生的。
曹唐曾作过道士，他用七言律诗写了《大游仙诗》，又用七言绝句写了《小游仙诗》。这些诗，就其实质来说，都是道教的宣传品。道教体现了统治阶级贪婪的生活欲望。封建统治者不但希望有非常丰富美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希望这种生活可以永存。道教则捏造出一个神仙世界，并且认为通过某种特殊的饮食男女的享乐手段就可以成仙，而成仙之后，又可以永远保有包括饮食男女在内的一切享乐，成为所谓快活神仙。《小游仙诗》中所描写的，就是这些虚构的快活神仙的日常生活。它事实上是人间生活的翻版，而敷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例如：
玉诏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镇东方。
不知今夕游何处，侍从皆骑白凤凰。
玉诏是皇帝诏书的美称。除是任命。根据古代五行学说，青色代表东方，赤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黑色代表北方，黄色代表中央。天子用五色土筑社坛，分封诸侯时，看他的国土在哪方，就在社坛上取那种颜色的土，放在白茅上赐给他。通过这种仪式，诸侯就拥有所分封的国家的权力。诗的前两句写这位姓沈的仙官，新除侍郎，即分茅土，可见玉皇之宠信。后两句写其夜游侍从之盛，说“不知今夕游何处”，可见夜夜出游，人所共知，但今晚到什么地方则不能确定而已。又如：
昨夜相邀宴杏坛，等闲乘醉走青鸾。
红云塞路东风紧，吹破芙蓉碧玉冠。
这首诗写夜饮醉归，路遇大风，与前诗之高官得宠，连夜出游，都是人间生活中所固有，但所骑的是白凤、青鸾，并且想象到高空之中，红云塞路，大风破冠，就将人间生活带到仙境中去了。这种幻景奇情，也就引起读者一种新异之感。
《比红儿诗》自序云：“《比红》者，为雕阴（故城在今陕西省富县北）官妓杜红儿作也。美貌年少，机智慧悟，不与群辈妓女等。余知红者，乃择古之美色灼然于史传三数十辈，优劣于章句间。遂题《比红诗》。”据说，红儿是在罗虬一怒之下被他杀了的。他后来深为悔恨，因此写了这一百篇为她传名。如诗序所说，这些诗中的多数都是以前代某一美女来和红儿对比的方法来写的。如云：
薄罗轻剪越溪纹，鸦翅低从两鬓分。
料得相如偷见面，不应琴里挑文君。
又云：
金栗妆成扼臂环，舞腰轻转瑞云间。
红儿生在开元末，羞杀新丰谢阿蛮。
前一首起句赞红儿的服装，次句赞红儿的头发。后两句以汉代著名的美人卓文君为比，说如果司马相如偷看了她一面，就不会费心去弹琴挑逗卓文君了（挑字在这里念上声）。后一首起句赞红儿臂环之华贵，次句赞红儿舞技之高超。后两句以杨贵妃宠爱的舞女谢阿蛮作比，说如果她俩生在同时，阿蛮可要羞死了。由于写法多数相同，不免给人以叠床架屋的感觉，但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很有情致。王士禛在《唐人万首绝句选》的例言中，表示很看不起孙元晏的《六朝咏史》、胡曾的《咏史诗》和曹唐的《小游仙诗》，但却选了《比红儿诗》十二首，可见在这位长于绝句的诗人看来，在晚唐大型的七绝组诗中，罗虬的作品还是比较可取的。
古人咏史，大多是借对史事的咏叹以抒发自己的怀抱，胡曾的《咏史》则更近于游览怀古之作，在每首下面，都标出一个地名，所咏即该地所曾经发生过的著名史事。如《姑苏台》云：
吴王恃霸弃雄才，贪向姑苏醉绿醅。
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来。
《灞岸》云：
长安城外白云秋，萧索西风渭水流。
因想汉朝离乱日，仲宣从此向荆州。
前一首写吴王夫差在公元前四九四年打败越王勾践以后，自恃强盛，不听伍子胥的话，反而逼他自杀，从而放松警惕，贪图享乐，没想到二十年后，越王勾践前来复仇，就把吴国灭掉了。后一首写汉末著名诗人王粲（字仲宣）离开长安到荆州去依靠刘表的事。献帝初平三年（192），李、郭汜等人，在长安作乱，王粲即于次年离开长安前往荆州，他曾写《七哀诗》三首，第一首写离开长安时所见乱中景象，有“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的句子，为后世所传诵。诗题为灞岸，即由于此。
总的说来，晚唐出现的这些大型组诗，无论就思想性或艺术性来说，成就都是不高的，但作为唐代七言绝句在王建《宫词》的影响之下所产生的一种延续现象来看，却应当予以注意。这些作品的出现，说明古代诗人已经尝试以短诗的形式，发挥长诗的作用。这些绝句，每首可以各自独立存在，而若干首合起来，仍然是一个整体，这就大大地扩大了它的容量，可以用来更广阔更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如龚自珍在清宣宗道光十九年（1839），即鸦片战争前一年所写的《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就不仅多方面描绘了他个人的形象，而且这个濒于风雨飘摇的封建帝国的政治社会面貌，都在这位敏感的诗人笔下透漏了出来。这位诗人将那么丰富复杂的内容写以七绝，编在一起，不可否认，是受了唐人的大型七绝组诗的影响。
秋思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这首诗写的是一位他乡作客的人，也就是诗人自己的一个生活片段——托人带一封家信回乡。在二十八个字中，他极自然而又生动地描绘了事情的经过以及自己内心活动的全部过程。
首句写作客洛阳，见到秋风已起，一年又快完了。后三句写因此就行人的方便，托带一封家书。可是在写信时，却觉得乡思亲情，万重千种，写不尽，说不完。虽然尽量地写了，封了，交给了那位行人，而在行人要出发的时候，忽然又想到，还有很多没有写的，应当添加进去，于是，将信又取回打开信封，再添写一些。
这首诗首句点明地点和时间，以下三句纯属心理描写，一气贯下，明白如话，极朴素，极真实。它将生活于通讯设备很简陋、消息传达很困难的封建社会中而在异地长期作客的人的思想感情曲曲传出。由于这种事件和心情，在当时是一般客游者所经常遇到的，所以人们读到这首诗，就感到非常亲切有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唐诗别裁》认为此诗“亦复人人胸臆语，与‘马上相逢无纸笔’一首同妙”。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则更加推崇，甚至认为它是“七绝之绝境，盛唐巨手到此者亦罕”。由此可看出这篇诗的价值。
这类语浅情深的小诗，在中唐时代，元稹和白居易也很擅长，我们在后面还会读到他们这样的一些作品。在这里，可以先举白居易《禁中夜作书与元九》为例。
心绪万端书两纸，欲封重读意迟迟。
五声宫漏初明夜，一点残灯欲灭时。
白居易和元稹这两位杰出诗人的深挚友谊，是祖国文学史上的佳话。他们的友谊植根于早年共同的政治立场和文学观点。在相聚的时候，常常同游，相别的时候，常常相念，这类的诗篇，在两人集中都不少。
这首诗是白居易在元和五年（810）任翰林学士，在宫禁中值夜时写的。诗的前两句写给元稹写信时的心情。写的时候，心事很多，写好要封，临封又读，迟迟地不立刻封好，生怕还有什么要加上去，用意层层深入。事实上，就是上一诗二至四句之意，但只用两句写尽，而挪出后两句来描写写信时的景色，以作陪衬。这时候，宫漏已报五更，天刚发白，而窗下的灯也正因油已用完，快要灭了。这两句只写景，不写情，而人之由于“心绪万端”，以至通夜未睡，自然可见。前两句展示了心理活动；而后两句则展示了当时环境。这两句不独描写了他对于好友在正义斗争中连遭打击的惋惜以致失眠（元和四年春，元稹奉命到东川按狱，因弹劾节度使违法加税，又平反冤案多起，被当权派所忌，召还，分司东都。他在洛阳，仍旧不避贵要，劾奏他们的违法行为，终于在五年春贬官江陵府士曹参军），而且也同时描写了他本人与好友分离之后的凄黯心情。以景结情，而情自在景内。
这首诗写得词浅意深，是诗人的一贯风格，但与张籍前诗相比，还不及其自然，所以不及张诗更为人们所喜爱和传诵。
我们再来读《唐诗别裁》举出来与《秋思》并论的岑参《逢入京使》：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锺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天宝八载（749），诗人充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的书记。安西都护府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西。此诗当作于赴安西途中。
前两句写西征思家之情。愈往西走，则离东面的故园愈远了，所以说“东望路漫漫”。龙锺，在这里指眼泪乱流的样子。思家而流泪，泪流而袖湿，极形容离情，为后两句作势。自己正是满腹离情，由东而西，恰好遇到一位去长安的使者，由西而东，这岂不是一个绝好的带信的机会吗？可是，马上相逢，并无纸笔。信写不成，机会又不可放弃，结果就只有托那位使者带个平安口信了。这的确也是“人人胸臆语”，朴素自然，不假雕琢，极平凡而极亲切感人。这种语言风格，用传统的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叫做本色。本色是创作中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
王昭君
白居易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
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和亲，即将贵族女子嫁给少数民族的君长，利用婚姻作为纽带，以加强民族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乃是汉、唐时代汉族统治阶级常用的手段。派去和亲的，绝大多数是皇室成员，这是当然的。因为这些所谓“金枝玉叶”，更容易引起对方的重视。西汉元帝时，王昭君以“后宫良家子”即一位普通宫女的身份嫁给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可算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但这位普通宫女的命运，却激动了两千年来许多人的心。昭君出塞是我国最流行的民间故事之一，被以各种文艺样式描写着，传播着。从晋代到清代，这个人物不仅多次出现在诗歌、讲唱文学和戏曲里，也广泛出现在音乐，绘画、雕塑里。经过人民和历代文学艺术家的发挥创造，王昭君逐渐成为一个丰富复杂的艺术形象。
昭君出塞是真人真事，最早见于《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来朝，愿意当汉朝的女婿，元帝就把王昭君嫁给了他。单于立她为阏氏（皇后），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呼韩邪死了，昭君上书成帝，请求归国。成帝命令她按照匈奴的风俗，再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的儿子复株累若鞮单于，又生了两个女儿。如此而已。但到后来，“踵事增华”的结果，故事逐渐完整起来，而且愈来愈具有悲剧性质。综合后来的传说，这个昭君出塞的故事大体如下：
王嫱，字昭君（晋朝为了避司马昭的讳，改称她明君，唐人因为她嫁给了单于，算是妃子，又称明妃），归州（今湖北省兴山县南）人，长得极美，被选入宫。当时，元帝因为宫女太多，就要画工毛延寿画像进呈，选择美貌的召幸。许多宫女都贿赂毛延寿，希图得宠，只有昭君不肯。毛延寿就陷害她，将她画得极丑，所以一直没有接近皇帝的机会。后来呼韩邪求婚，昭君就自己请求去和亲，元帝也答应了，等到辞行的时候，才发现她是后宫中第一美人，大为后悔，但已答应匈奴，无法改口，只好让她去了，后来查究原因，将毛延寿处死。昭君到了匈奴以后，怀念祖国，非常忧伤，经常弹奏琵琶，抒发哀怨。呼韩邪死了，他的儿子又要娶她，她就自杀了。胡地都长白草，而她的坟墓（位于今呼和浩特市南）上独长青草，因此称为青冢，被后人长期凭吊。
从这个故事看来，在人们的心目中，王昭君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是一个由于具有正直的品德而被陷害的人，是一个具有反抗性格的人，是一个热爱祖国又为她作出了贡献的人，是一个为广大人民所同情和怀念的人。
和亲，如果不是在被威胁和压迫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对于促进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内各民族的友好，加强彼此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与连系，肯定是一件好事。唐代文成公主嫁给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对汉、藏两族的团结友好，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人们所熟知。对于昭君出塞一事，古代作家由于认识水平所限，并没有能正确地加以描述，有些作品甚至宣扬了封建奴才道德和大汉族主义思想。当然，大多数作品是同情昭君远嫁异乡，惓恋祖国的，或斥责统治阶级昏聩糊涂或腐朽无能的。对此应当加以具体分析，适当肯定，不能一概抹杀。
白居易这首诗是以王昭君为题材的有名篇章之一。它突出地然而委婉地写出了王昭君对于祖国的殷切依恋，渴望回到祖国怀抱的心情；并且从侧面揭露了统治者的无情和好色。
首句从昭君遇到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写起。汉朝派有使者到匈奴来，办完公事，要回去了。试想：她这样一个弱女子，远嫁匈奴，生活在语言、风俗、习惯都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一旦看到来自祖国的人，该是感到多么亲切、欣慰呢！而在极不容易和祖国通消息的情况下，当使者就要启程回国的时候，怎么能不利用这个机会，郑重地托他带个口信，表示自己迫切的希望呢！
次句写口信的内容，也是她惟一的希望。她虽已长期远嫁，但还是希望朝廷能够用黄金将她赎买回去。这在当时，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如在东汉末年，曹操就曾经将友人蔡邕的女儿、著名诗人蔡文姬从南匈奴赎回）。她存着这个心愿已经很久了，并且渴望这一天的到来。“何日”两字，正非常精确地写出了她迫切的愿望，传达出她每一天、每一年都祈求回到祖国的心情。
王昭君是位民间姑娘，又在汉宫里住过一个时期，凭着阶级本能和生活经验，她深切地理解统治者的心思。她知道，如果她能被赎回，那决不会是由于皇帝的慈悲，而是由于自己的美色还可以供他玩乐。因此，诗的后两句就写她在托这位使者带口信的时候，不得不叮嘱他：倘使皇帝问起自己的容貌，可千万不要说已远不如当年在宫里那么动人了。皇帝如果知道她颜色已衰，怎么还会费钱费事赎她回去呢？这两句表现出她对这件事情有清楚的认识和细心的考虑，写出了她的沉痛心情，也写出了她的悲惨命运。
当然，这是诗人的虚构，然而这种虚构不正显示了诗人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开掘得多么深，理解得多么透吗？
王昭君在匈奴是怎么过日子的，诗人们也作过许多描写。我们在这里选读几首。杨凌《明妃怨》云：
汉国明妃去不还，马驮弦管向阴山。
匣中纵有菱花镜，羞向单于照旧颜。
储光羲《明妃曲》云：
日暮惊沙乱雪飞，傍人相劝易罗衣。
强来前帐看歌舞，共待单于夜猎归。
这两首都是通过描写昭君在匈奴的生活，来显示她永离祖国的哀怨的。第一首写孤身远嫁，一去不还，纵有美丽的容颜，珍贵的镜奁，也羞于为异族的君王而梳妆打扮了。第二首写其不习惯于北方的气候，游猎的生活，却又不能不强颜为欢，勉强适应。这都是写其无可奈何的处境，孤寂不堪的心情，只举梳头、换衣、听歌、看舞以及等候单于这样一些琐事，而多少难言的悲哀痛苦都在其内。
再如王涣的《惆怅诗》：
梦里分明入汉宫，觉来灯背锦屏空。
紫台月落关山晓，肠断君恩信画工。
则又是一种写法，它通过对于昭君做梦的描写表达了她的故国之思。梦入汉宫，室有锦屏，一觉醒来，仍在毡帐。紫台月落，关山天晓，时间虽同，地域全异，相隔万里，无计重归，这岂不是由于皇帝完全相信画师的图像而赐与的结果吗？想到这里，真不能不使人肠断了。诗中并没有指斥皇帝，而皇帝的昏庸自见（紫台，即紫宫，指汉宫。江淹《别赋》：“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诗即用赋语）。
以上是一些以咏叹为主的作品。此外，也还有人以议论为主，写了许多关于王昭君的诗。如清人赵翼《古来咏明妃、杨妃者多失其平，戏作二绝》之一云：
远嫁呼韩岂素期，请行似怨不逢时。
出宫始觉君恩重，临去犹为斩画师。
这首诗和他另外一首咏杨贵妃的，都是翻案文章。他认为昭君的远嫁，虽系主动请求，其实并非自愿，不过是因为以绝色而不见宠幸，有所怨恨，认为生不逢时而已，所以等到她出宫之后，才发觉君恩之重，否则，为什么当她临走的时候，元帝还把陷她于不幸的画师毛延寿斩了呢？
翻案文章不是不可以做，但必须是旧日的案定错了，才能够翻，才应当翻。前人的诗，多半斥责元帝的昏庸，哀怜昭君的不幸，是符合于民间传说中所塑造的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而此诗一方面否定了昭君的反抗性格，另一方面，又为元帝斩画师的行为开脱，认为他不是出于好色而后悔，反把这一行为解释为是对昭君施恩，这就恰好暴露了作者自己奴才式的封建道德观念。
同样是属于议论的作品，清初刘献庭的《王昭君》两首，就比较能够正确地评价这一传说。其一是托为王昭君的口吻写的，诗云：
六奇已出陈平计，五饵曾闻贾谊言。
敢惜妾身归异国，汉家长策在和番。
这首诗写汉朝的君臣没有正当的方法和足够的力量去对付敌人，而只知道用美人计。在西汉高祖时代，陈平曾六出奇计，使汉朝转危为安。其中之一是高祖在平城被匈奴围困，陈平派人去游说阏氏，得以解围。据桓谭《新论》的揣测，陈平可能是说汉朝准备向单于进献美女，阏氏恐怕美女来后，夺了她的宠爱，就立即请求单于撤兵。又文帝时代，贾谊曾经建议，要用五种诱饵来控制单于，其中第三饵就是“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由此可见，以美人计来缓和外侮，乃是汉家朝廷的祖传秘方、好计策，那么，我岂敢爱惜我自己一身之远嫁异国呢？
这首诗征引古事，连系自身，委婉但又辛辣地嘲笑了统治阶级的无能。戎昱《咏史》云：“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因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两诗一反说，一正说，正可互相证释。
其二云：
汉主曾闻杀画师，画师何足定妍媸。
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
这一首就画师立论。历来歌咏此事，往往是恨画师的贪贿作弊，颠倒黑白，欺蒙皇帝，陷害昭君；也怪皇帝不明，信任宵小，以致绝代佳人，冤死异域。这也就是将对昭君的怜悯和惋惜变为对汉元帝与毛延寿的责备。另外，也有因为不便指斥皇帝，就将罪恶集中到画师身上，而仅慨叹皇帝之误信的，如王涣之作。甚至还有利用杀画师一事来为皇帝遮掩过失，认为这也算是对昭君的恩典，因为给她报了仇的，如赵翼之作。但此诗却开门见山，认为画师不足深论，主要是皇帝昏聩糊涂，指出这并非偶然的失察，也非昭君一人的遭遇。后宫有多少花朵样的美人啊，但由于并没远嫁匈奴，皇帝就根本不知道罢了。
咏王昭君的诗，撇开她远适异国，思念故土的悲哀，而集中火力来批判和讽刺最高统治者，是少见的。尽管历史上的昭君和亲也算是件好事，但在另外一些朝代，确实也存在过利用和亲乃至于用美人计以求免于强敌的侵扰这种事实。而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缺陷，怀才不遇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古典文学中，男子之怀才不见用，以女子之有色不见宠为比，又是一种传统的表现方法。因而王昭君在某种意义上，就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形象。这后一首讽刺统治者之昏聩，无妨认为是包含有这种感情在内的。
对于一个历史题材，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写，这不但表现了作家们多种多样的艺术技巧，也反映了其不同的立场、观点。以上各诗大体上可以证明。
在以王昭君为题材的古典作品中，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的第三首、王安石的《明妃曲》两首、欧阳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两首以及元马致远的《汉宫秋》杂剧，都是杰出的，可以参读。
燕子楼（三首）
张仲素
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
我们在这里选读的是张仲素和白居易两位诗人唱和的两组诗（和字念去声），各三首。燕子楼的故事及两人作诗的缘由，见于白居易诗的小序。其文云：
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余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泗，泗州，已沉入洪泽湖）。张尚书宴余，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余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嫋牡丹花。”一欢而去，尔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绘之访余，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绘之从事武宁军（唐代地方军区之一，治徐州）有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即徐州）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余爱绘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
张尚书名愔，是名臣张建封之子。有的记载误以尚书为建封。但白居易做校书郎是在贞元十九年到元和元年（803—806），张建封则已于贞元十六年（800）逝世；而且张愔曾任武宁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最后又征为兵部尚书，没有到任就死了，也与诗序合。再则张仲素原唱三篇，都是托为盼盼的口吻写的，有的记载又因而误认为是盼盼所作。这都是应当首先加以辩正的。
古人做诗，有这样一种情况，即：某人先做了，他人也依照同一题目去做。不但题材主题相同，用的诗体也相同。如张仲素用七绝三首咏燕子楼故事，白居易也照样做三首，张作为唱，白作为和。这种诗，合在一起，就称为唱和诗。和诗用韵不一定要与唱诗同一韵部，如用同一韵部，就称为和韵，即使和韵，和诗所用押韵各字的先后次序也不一定要与唱诗相同，如相同，就称为次韵。像这两组诗，就是和韵而又次韵的。原唱第一首用阳韵霜、床、长三字，第二首用先韵烟、然、年三字，第三首用灰韵回、来、灰三字，和作也完全相同。唱和之作，最主要的是在内容上要彼此相应，至于是否用同一体裁、韵部，那都是次要的。这两组诗虽然遵循了最严格的唱和方式，但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仍然是在诗意的对应方面。
张仲素的原唱，是代盼盼抒发她“念旧爱而不嫁’，“幽独块然”在燕子楼住了十多年的生活和感情的。白居易的继和则是抒发了他对于盼盼这种生活和感情的同情和爱重以及对于今昔盛衰的感叹。一唱一和，处理得非常恰当。张仲素做诗时，当然并不知道白居易要和他。所以，从唱和这个角度来看，白居易在艺术上的难度更高。
张仲素这第一首诗写盼盼在十多年中经历过的无数不眠之夜中间的一夜。起句是拂晓时分燕子楼内外的景色。灯点了一整夜，油快干了，所以说是“残灯”。天亮时气温最低，霜花更重，所以特指“晓霜”。用一“伴”字，将楼外之寒冷与楼内之孤寂联系起来，是为人的出场作安排。次句正面写盼盼。这很难着笔。写她躺在床上哭吗？写她唉声叹气吗？都不好。因为已整整过了一夜，哭也该哭过了，叹也该叹过了。这时，她该起床了，于是，就写起床。用起床的动作，来表达人物的心情，如元稹在《会真记》中写的“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就很动人。但张仲素在这里并不多写她本人的动作，而另出一奇，以人和床做的极其强烈对比，深刻地发掘了她的内心世界。合欢是古代一种象征爱情的花纹图案，凡是以这种花纹装饰的东西，都可称为合欢，如合欢襦、合欢被等。一面是与残灯、晓霜相伴的不眠人，一面是这位不眠人曾经在上面历尽悲欢并且至今还留下了花纹图案作为历史见证的合欢床。在寒冷孤寂之中，这位不眠人在煎熬了一整夜之后，仍然只好从这张合欢床上起来，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还用得着多费笔墨吗？
后两句是补笔，写盼盼的彻夜失眠，也就是《诗经》第一篇《关雎》所说的，“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地角天涯”，道路可算得长了，然而比起自己的相思之情，又算得什么呢？一夜之情的长度，已非天涯地角的距离所能比拟，何况是这么地过了十多年而且还要这么地过下去呢？
先写早起，再写失眠；不写梦中会见情人，而写相思之极，根本无法入梦，都将这位“念旧爱”的女子的精神活动描绘得更为突出。用笔深曲，摆脱常情。
白居易继和云：
满床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
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凡是和诗，总比原唱较难。因为别人已经这么写了，在主题、题材甚至于风格各方面，总得彼此大体上一致。如果大唱反调，怎么能叫“和”呢？但如果和原唱一步一趋，成为其复制品或摹拟物，毫无新意，岂非屋下架屋，床上施床，多此一举？所以必须同中见异，若即若离，于原作既有发展，又无抵触。白居易和张仲素这三首，正是如此。
这首诗的前两句也是写盼盼晓起情景。天冷了，当然要放下帘子御寒，霜花就结在帘上，满帘皆霜，足见寒气之重。帘虽可防霜，却不能遮月，于是月光依旧透过帘隙而洒满了这张合欢床。天寒则“被冷”，夜久则“灯残”，被冷灯残，愁人无奈，于是只好起来收拾卧床了。收拾卧床，在古代原是侍妾的职责，所以常以“拂枕席”或“侍枕席”这类用语表明她们的身份。这里写盼盼“拂卧床”，既暗示了她的身份，也反映了她生活上的变化，因为过去她是为张愔拂床，而今则不过是为自己了。原唱不写月与被，而将楼内残灯与楼外晓霜合写，独眠人与合欢床对照。和作则以满床月与满帘霜合写，被冷与灯残合写，又增添了她拂床的动作，这就与原唱既相衔接，又不雷同。
后两句也是写盼盼的失眠，却从这位独眠人与住在这座“张氏旧第”中的其他人对比着想。在寒冷的有月有霜的秋夜里，别人都按时入睡了。沉沉地睡了一夜，醒来之后，谁会觉得夜长呢？《古诗》云：“愁多知夜长。”只有因愁苦相思而不能成眠的人，才会深刻地体会到时间多么难熬。所以，在燕子楼中虽然还有其他人住着，但感到霜月之夜如此之漫长的，只是盼盼一人而已。原唱作为盼盼的自白，感叹天涯地角，都不及自己此情之长。和诗则是感叹这凄凉秋夜竟似为了她一人而过去得特别缓慢，这就是同中见异。
北邙松柏锁愁烟，燕子楼中思悄然。
自埋剑履歌尘散，红袖香销已十年。
这是原唱第二首，写盼盼抚今追昔，怀念张愔，哀怜自己。起句是张愔墓前景色。北邙山是汉、唐时代洛阳著名的坟场，张愔“归葬东洛”，墓也就在那里。松柏则是植在墓前的树木。北邙松柏，为惨雾愁烟重重封锁，乃是盼盼想象中的情形，而非事实。所以次句接写盼盼在燕子楼中沉寂地思念情人的情形。“思悄然”，也就是她心里的“锁愁烟”。情绪不好，无往而非凄凉黯淡。所以出现在她幻想之中的墓地，也就不可能是为丽日和风所煦拂，只能是被惨雾愁烟所笼罩了。
古代谚语说：“女为悦己者容。”《诗经》中的《伯兮》曾描写一位妻子在丈夫出征以后，就懒得打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崔国辅的《怨词》写道：“妾有罗衣裳，秦王在时作。为舞春风多，秋来不堪着。”都与本诗后两句同意。古时朝见皇帝，上殿要取下剑，保证皇帝安全；脱下履，表示对皇帝尊敬。皇帝对大臣表示宠信，也可以特许剑履上殿，所以剑履就成为大臣的代词。又传说有些杰出的歌唱家唱歌时，音调高亢，声波强烈，可以阻遏天空的行云，冲动梁上的灰尘，所以也称歌声为歌云或歌尘。红袖指舞衣，舞衣要熏香，所以杨贵妃《赠张云容舞》云：“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这是说：自从张愔死后，她再也没有心肠歌舞，歌声飘散，舞袖香销，已经转眼十年了。白居易说她“善歌舞，雅多风态”，比之为“风嫋牡丹花”，可见她在当时的声价，如果愿意去伺候其他的贵人，是不愁没有出路的。但她却不愿意再把自己的容貌和技艺奉献给别人，以换取较优裕的生活，可见得是忠于自己的爱情的，无怪当时的张仲素、白居易乃至后代的苏轼等都对她很同情而写诗加以歌咏了（〔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是苏词中名篇之一）。
对于第二首诗，白居易是这样和的：
钿晕罗衫色似烟，几回欲着即潸然。
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
张仲素的原唱写盼盼在张愔死后，不愿意再出现在舞榭歌台，和诗也就这一点生发，着重写她怎样对待歌舞时穿着的首饰衣裳。
年轻貌美的女子谁个不爱打扮呢？何况盼盼又拥有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的许多衣饰。可是，发射着光彩的金花，绮罗制成的衣衫，颜色都变得暗淡了。这是因为她几回想穿戴起来，但每当这种想头刚出现，又被另外一种想头压了下去，即：打扮了给谁看呢？想到这里，就只有流泪的份儿了。所以，尽管金花褪去了光彩，罗衫改变了颜色，也只有随它们去吧。“自从不舞《霓裳曲》”，谁还管得了这些。《霓裳羽衣》，是唐玄宗时代最著名的舞曲，这里特别点出，也是暗示她艺术之高妙。空箱的“空”字，是形容精神上的空虚，如妇女独居的房称空房、空闺，独睡的床称空床、空帷。在这些地方，不可以词害意。张诗说“已十年”，张愔死于元和元年（806），据以推算，其诗当作于元和十年。白诗说“十一年”，当是“一十年”之误倒。元和十年秋季以前，两人同在长安，诗当作于此时。其年秋，白居易就被贬出京，十一年，他在江州，无缘与张仲素唱和了（《唐诗纪事》张建封妓条以张仲素诗归之盼盼，作“一十年”，而白和诗则作“二十年”，这个“二”是“已”之坏缺字。总之，两诗应一作“已十年”，一作“一十年”，其作“十一年”或“二十年”，都是错误的）。
在这首诗里，没有涉及张愔。但他并非消失了，而是存在于盼盼的形象中。诗中展现的盼盼的精神活动，乃是以张愔在她心里所占有的巨大位置为依据的。
适看鸿雁洛阳回，又睹玄禽逼社来。
瑶瑟玉箫无意绪，任从蛛网任从灰。
这是原唱第三首，写盼盼感节候之变迁，叹青春之消逝。第一首写秋之夜，这一首则写春之日。
起句是去年的事。鸿雁每年秋天由北飞南。徐州在洛阳之东，经过徐州的南飞鸿雁，不能来自洛阳。但因张愔墓在洛阳，而盼盼则住在徐州，所以诗人缘情构想，认为在盼盼的心目中，这些相传能够给人传书的候鸟，一定是从洛阳来的，可是人已长眠，不能写信，也就更加感物思人了。
次句是当前的事。玄禽即燕子。社日是春分前后的戊日，古代祭祀土神，祈祷丰收的日子。燕子每年春天，由南而北。逼近社日，它们就来了。燕子雌雄成对地生活，双宿双飞，一向用来比喻恩爱夫妻。盼盼现在是合欢床上的独眠人，看到双宿双飞的燕子，怎么能不发生人不如鸟的感叹呢？
人在感情的折磨中过日子，有时觉得时间的流逝很慢，所以前诗说：“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而有时又变得麻木，觉得时间流逝很快，所以本诗说：“适看鸿雁洛阳回，又睹玄禽逼社来。”这两句只作客观描写，但从另外两个角度再次发掘和显示了盼盼的深情。
后两句写盼盼哀叹自己青春随爱情生活的消逝而消逝，而从无心玩弄乐器见意。蒋防的《霍小玉传》写小玉临死时控诉李十郎的负心，以致她“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有“绮罗弦管，从此永休”之语。这两句也正是此意。在封建社会中的妓女，一般觉悟不高，认为穿着绮罗，奏着弦管，虽然是供人享受，同时也就是自己的享受了。周邦彦〔解连环〕云：“燕子楼空，暗尘锁一床弦索。”即从这两句化出，又可以反过来解释这两句。瑟以瑶饰，箫以玉制，可见贵重，而让它们蒙上蛛网灰尘，这不正因为忆鸿雁之无法传书，看燕子之双飞双宿而使自己发生“绮罗弦管，从此永休”之叹吗？前两句景，后两句情，似断实连，章法极妙。
白居易和此首云：
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
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
这是和诗的最后一首，着重在“感彭城旧游”，但又不直接描写对旧游之回忆，而是通过张仲素所告诉他的情况，以抒所感。
当年春天，张仲素从洛阳回来与白居易相见，提到他曾到张愔墓上去过。张仲素当然也还说了许多别的，但使白居易感到惊心动魄的，乃是坟边种的白杨树都已经长得又粗又长，可以作柱子了，那么，怎么能使盼盼的花容月貌最后不会变成灰土呢（争教即怎使）？彭城旧游，何可再得？虽只是感今，而怀旧之意自在其内。
这两组诗如两军对垒，工力悉敌，胜负难分。题材的意义虽不重大，但体现了两位诗人严肃的创作态度和精湛的艺术技巧。通过这些诗，我们也大致上可以了解古人唱和诗的一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