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自产生到发展，大约经过了一百年的时间，作家人才辈出，作品蔚然大观，已如前文所述。到了元末明初，便有人进行总结性的论述，例如燕南芝庵《唱论》，对于歌曲唱法，作了简要说明。又如钟嗣成的《录鬼簿》（后又经明人作《续编》），记录了元代戏曲家的生平事迹和作品目录，包括作家一百五十余人，作品名目四百余种，是我们研究金、元戏曲的第一手材料。夏庭芝的《青楼集》，记述了元代一百一十多个妓女（大多数是戏曲和曲艺演员）和三十多个男演员以及戏剧、散曲作家五十余人的事迹，也是有关戏曲史的宝贵资料。但这类著作较少，因此，本节扼要地介绍一下明代人撰述的戏曲理论著作。
资料丰富，对后来影响较大的，当首推明初人朱权著的《太和正音谱》。此书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即：戏曲理论和史料，戏曲曲谱。前一部分中，包括古典戏曲的体制、流派、制曲方法，杂剧的分科，脚色的源流等，对于古典戏曲理论和研究方面，对于元代和明初戏剧的评论和作品目录，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关戏曲声乐的理论，歌唱方法，宫调性质，歌曲源流等，则补充了元人燕南芝庵《唱论》的原著，增入了新的材料。后一部分的曲谱，是根据北曲（包括诸宫调、杂剧、散套）的黄钟、正宫、仙吕、中吕、南吕等五宫，及大石调、小石调、双调、越调、商调、商角调、般涉调等七调共十二宫调的分类（北杂剧仅用五宫四调），列举出每一宫调里的每一支曲牌的格式，详细注明每一字的平仄四声，并标明正字和衬字；还选录了元、明人的杂剧、散套或诸宫调为例，共收三百三十五支曲牌。是专门为填制北曲杂剧和散套提供的规范，也是现存最古的北曲曲谱。后来明、清人编的各种北曲曲谱，都是根据《太和正音谱》增订而成的。
此书对于金人董解元以下、元代和明初的三百多位剧作家的评论，着眼点是以文辞分高下，而不以本色当行判优劣，所以在《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一项中，把马致远列为元杂剧家之首，评云：“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而相颉颃，有振鬣（liè）长鸣、万马皆瘖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明万历时臧懋循编选《元曲选》一百种，把马致远的《汉宫秋》列为第一，可能就是受了《太和正音谱》的影响。）与马致远相较，《太和正音谱》把关汉卿列在第十位，而且有些勉强，评云：“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盖所以取者，初为杂剧之始，故卓以前列。”仅仅由于关汉卿是首创杂剧体制的人，才不得不列入前十名。由此书作者对马和关的排列次序和评语，就可以看出他对于杂剧评论的旨意所在了。明中叶以后，戏曲家分为两派，注重文辞的一派，很可能是受了朱权的影响。
李开先所撰《词谑》，记叙了杂剧、散曲和戏曲作法、唱法以及一些讽刺、滑稽故事。全书分四个部分：一、词谑，记载了三十余条有关戏曲、歌唱的趣闻轶事。二、词套，评选了元人杂剧、散曲数十套，是本书的主要部分，有些可供版本校勘之用。三、词乐，记叙了当时一些著名演员和弹唱家的故事。四、词尾，较详细地讨论了戏曲曲尾的作法问题，并举出前人作品为例。因为作者留心于戏曲和民间歌曲的搜集和研究，所以《词谑》中的某些说法，尚有可供参考之处。
徐渭所著《南词叙录》，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研究南戏的专著，包括南戏的起源，发展情况，风格特色，声律，以及对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对于戏中常用的术语、脚色、方言等，也作了简要的考释。最后附载南戏目录：“宋元旧篇”六十五本，“本朝”四十八本。全书篇幅虽不多，但对于研究宋元南戏和明代传奇有宝贵的价值，对于研究元明杂剧和宋元以来的话本，也具有参考价值。例如所附的南戏目录，其中和杂剧的名称相同或相近的就不少。宋南戏和元杂剧，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地理环境中产生的两种体制不同的戏剧。后来，是怎样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促成一种新的变化的，颇值得研讨；而《南词叙录》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正是这个原因，本书谈的虽限于杂剧，但仍然不能不附带提到这本专谈南戏的著作。
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载有作者论戏曲的说法，后来各家自王世贞以下，多受何氏的影响。
何氏爱戏曲，对音律有精深的研究。当时南方盛行南曲，很少人懂北曲。南京著名的老曲师顿仁，正德年间曾到过北京，在教坊中学得北曲五十余套，没有人重视，何良俊独加欣赏，请顿仁到家中担任教师，《曲论》里有一段记载此事：“余家小鬟记五十余曲，而散套不过四五段，其余皆金、元人杂剧词也，南京教坊人所不能知。老顿言：‘顿仁在正德爷爷时随驾至北京，在教坊中学得，怀之五十年。供筵所唱，皆是时曲，此等辞并无人问及。不意垂死，遇一知音！’……”从这段记载，可知嘉靖时北曲杂剧在南方几乎已经成为绝响了。
何氏论曲，以情辞为重，他说：“大抵情辞易工。盖人生于情，所谓‘愚夫愚妇可以与知者’。观十五国风，大半皆发于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闻者亦易动听。即《西厢记》与今所唱时曲，大率皆情词也。”因之，他评论元杂剧四大家，以郑德辉为第一，对王实甫也有好评。这些意见，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戏剧评论家的看法，对后来颇有影响。
王骥德所著《曲律》四卷，论作曲各法，从宫调音韵以至科诨部色，条分目列，溯流探源，议论见解，颇称精湛，是一部最早的系统的关于南北曲作法的著作。第一卷，论曲源、总论南北曲、论调名；第二卷，论宫调、平仄、阴阳、韵、闭口字、务头、腔调、板眼、识字、读书、家数、声调、章法、句法、字法、衬字、对偶；第三卷，论用事、过搭、曲禁、散套、小令、咏物、俳谐、险韵、巧体、戏剧、引子、过曲、尾声、宾白、科诨、落诗、部色、讹字、杂论；第四卷，杂论，论曲亨屯等。
其“杂论”下篇摘录所见文渊阁藏本《乐府大全》（又名《乐府浑成》，全书已佚）中“娋声谱”及“小品谱”字谱，共三段，与姜白石《白石道人歌曲》、张叔夏《词源》所记旁谱相核，大同小异，为研究宋词唱法，提供了另一条线索。
万历时人沈德符著有《万历野获编》三十余卷，其中有关南、北曲和乐器、歌舞、小曲、小说的论述、考证共二十余条，后人辑录出来，名为《顾曲杂言》，篇幅虽不多，但也是研究南北曲唱法、源流、评论等的重要参考资料。
此外，还有嘉靖时对昆腔有重要贡献的魏良辅所著的《曲律》；稍后的徐复祚所著的《曲论》；凌濛初的《谭曲杂札》；张琦的《衡曲麈（zhǔ）谭》；沈宠绥的《弦索辨讹》和《度曲须知》；明末祁彪佳根据吕天成《曲品》加以扩充，专门著录传奇的《远山堂曲品》，和专门著录明人杂剧的《远山堂剧品》等等，这里不一一介绍了。（在戏曲理论方面，明代是一个重要时期，为清代的戏曲理论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