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是诗人杜甫诞生的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同时也是杜甫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来纪念的一年。那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为了配合纪念活动,特来相商,拟将拙作《杜甫研究》中的作品注释部分改编为《杜甫诗选注》。也知我一时势难兼顾,建议我只作些小的修订,并即以给《诗刊》写的那篇题为《人民诗人杜甫》的纪念文字用代“前言”。我有些为难,但还是接受了。经与编辑同志磋商,将原选二百六十六首删去了八首,增选了二十七首,共得二百八十五首。大约是一九六五年,我曾看过这个修订本的清样,于今已是十多年,我早把它忘却了。

最近,出版社仍拟将该修订本付印,要我再次作些修改。在粉碎“四人帮”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虽自觉年力就衰,但还是乐于承命。这次没有新增篇目,只删去了四首,所以这个选本实际上是二百八十一首。对于注释,则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修订,有的甚至不惜推翻自己原来的说法,如关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群童”。

“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这是白居易李白墓》一诗的最后两句,对杜甫也是完全适用的。李白死时,还有他的从叔当时著名的篆书家当涂县令李阳冰为他料理后事,给他报丧,还为他的文集作序,死于何年何月何地,都有明文记录。至于杜甫,那就凄凉得多。“死去凭谁报?”没有任何人啊,只有诗人曾经歌颂过的那“乾坤日夜浮”的洞庭湖水!仅仅凭了诗人自己写的幸而流传下来的那篇追酬高适的诗,我们得知他是死在大历五年,从而纠正了所谓正史的《旧唐书》的错误。但是,究竟死在这一年的哪一个月,死在什么地方,怎样死的,却缺乏明文。这样也就形成了一桩关于杜甫之死的争论不休的老公案。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一点需要说明:我不认为凡是主张病死一说的便是为了要美化杜甫之死,因为这根本说不上什么美化,正如主张死于牛酒一说之不足以丑化杜甫之死一样。我们需要的是实事求是。有关杜甫之死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是杜甫的《耒阳阻水》和《风疾舟中》两首诗。这两首诗,我都选录了。关于这两首诗,我曾写过两篇小论文,对杜甫不可能死于牛肉白酒,有所论证,请读者参阅拙作《杜甫研究》附录。

“李杜优劣”,是又一聚讼纷纭的老公案。有的扬李抑杜,有的扬杜抑李;有的是就诗论诗,有的则兼及思想作风、生活细节方面。过去,我自己也未能摒除这一积习,存在着抑李扬杜的偏向。这种偏向,有时也流露在杜诗的注释中,这次都作了必要的修订。在对杜诗的评价上,苏轼的眼光是并不高明的,只看到杜甫“忠君”这一消极面,远远落后于他的前辈白居易。但在总的对待李、杜二人的看法和态度上,却比白居易更为客观、持平。他说:“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次韵张安道读杜诗》)这最后一句,把李、杜二人比作端午竞渡中的两只龙舟,很新鲜,很生动,也很恰切。我们现在自然看得更清楚。在创作上,李、杜二人原不是走的一条路、乘的一条船。他们打的旗号,一边是浪漫主义,一边是现实主义,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而又各有千秋。正是“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因此,我现在认为,在谈论这两位大诗人时,最好不要把他们扭作一团,分什么你高我低。而且这样做,首先就不符合他们二人之间相互尊重的精神。杜甫说:“白也诗无敌”,态度固然十分明朗;李白说:“飞蓬各自远”,寓意也是可想而知。

以上便是这本小书改编的来由和个人的一些想法。

在先后两次修改过程中,我都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大力协助,给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对我有很大帮助和启发,谨在此表示我的谢忱和敬意。

萧涤非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