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興於唐，流衍於五代，而極盛於宋。唐宋人詞，以協律爲主，其所依聲譜爲尋常坊曲所共肄習，文人寄興，酒邊命筆，紅牙鐵板，固可一一按拍而歌也。宋南渡後，大晟遺譜，蕩爲飛灰，名妓才人，流離轉徙，北曲興而南詞漸爲士大夫家所獨賞，一時豪俊如范成大、張鎡之屬，並家畜聲伎，或别創新聲，若姜夔之自度曲，其尤著者也。嗣是歌詞日趨於典雅，乃漸與民間流行之樂曲背道而馳，駸衍爲長短不葺之詩，而益相高於辭采意格，所謂“詞至南宋而遂深”，實由於是。且自蘇軾作爲横放傑出之詞，以發抒其性情襟抱，於是作者個性，益充溢乎字裏行間。姜夔以隽上之才，運清剛之筆，兼通音律，卓然以自名家。二派分流，千秋競爽。明乎蘇、姜各擅其勝，不妨脱離樂曲，而自成其爲富於音樂性之新體律詩，持此以衡宋、元以後之詞，而其起伏盛衰之故，可得而知也。元、明詞學中衰，文人弄筆，既相率入於新興南北曲之小令、散套，以蘄能被管弦，其自寫性靈，則仍以五七言古近體詩相尚，於是詞之音節，既無所究心，意格卑靡，亦至明而極矣。夫所謂意格，恒視作者之性情襟抱，與其身世之感，以爲轉移。三百年來，屢經劇變，文壇豪傑之士，所有幽憂憤悱纏綿芳潔之情，不能無所寄託，乃復取沉晦已久之詞體，而相習用之，風氣既開，兹學遂呈中興之象。明、清易代之際，江山文藻，不無故國之思，雖音節間有未諧，而意境特勝。迨朱、陳二氏出，衍蘇、辛、姜、張之墜緒，而分道揚鑣。康、乾之間，海内詞壇，幾全爲二家所籠罩。彝尊倡導尤力，自所輯《詞綜》行世，遂開浙西詞派之宗，所謂“家白石而户玉田”，亦見其風靡之盛矣。末流漸入於枯寂，於是張惠言兄弟起而振之，别輯《詞選》一書，以尊詞體，擬之“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周濟繼興，益暢其説，復撰《詞辨》及《宋四家詞選》以爲圭臬，而常州詞派以成。終清之世，兩派迭興，而常州一脈，乃由江、浙而遠被嶺南，晚近詞家如王、朱、況、陳之輩，固皆沿張、周之塗轍，而發揮光大，以自抒其身世之悲者也。然則詞學中興之業，實肇端於明季陳子龍、王夫之、屈大均諸氏，而極其致於晚清諸老，餘波至於今日，猶未全絶。論近三百年詞者，固當以意格爲主，不得以其不復能被管弦而有所軒輊也。物窮則變，來者難誣，因革損益，期諸後起。繼此有作，其或别創新聲，以鳴此曠古未有之變局乎？是固非區區之所逆料，而三百年來詞壇盛衰之故，與世運爲倚伏，蓋庶幾於此帙覘之矣。一九四八年，季春之月，忍寒居士書於金陵病榻。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重訂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