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话只是明白还不成，还要说得有劲。
旧俄诗人涅克拉索夫（Nekeraspov），彼尝自说：“我有整三年，每天没有吃饱过，一年寒冬为房东所逐，宿于贫民窟（loss-house），以撰稿为生。”N氏晚年聋而多病，死后，朵思退夫斯基（Dostoyevsky）讲演，以之与普希金（Pushkin）与莱蒙托夫（Lermontov）并列。有人说N氏更胜于彼二人，这不敢说。N氏名诗《冻红了鼻子》，《世界文库》有译本而不佳。
诗只有本国语言写出来是诗，一翻译就不是了。N氏有些地方颇似老杜，生硬杈丫，完全失去文字之美，不成为诗而成散文。盖散文之美者有时比诗更美，其美为诗所无，如《水经注》，如《洛阳伽蓝记》，皆写得好，虽不叶韵，而音节甚美，字形亦美，圆。N氏及老杜虽有时杈丫，不害其伟大；李白有时不免花花公子气。人要有天才，但绝不可以“显摆”，一“显摆”就讨厌。老杜便无此恶习，N氏亦如此。
余曾译：（一）N氏生平；（二）N氏之诗；（三）克鲁泡特金（Kropotkin）氏对N氏之论，K氏所论与余有暗合处。
K氏提出作诗当“with a purpose”，有意。
诗的最高境界乃无意，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王维《秋夜独坐》），岂止无是非善恶，甚至无美丑，而纯是诗。如此方为真美，诗的美。“孤莺啼永昼，细雨湿高城”（陈与义《春雨》），亦然。
但现在不允许我们写这样超世俗、超善恶美丑的诗了。因为我们没有暇裕。现在岂止不能写，就是欣赏也须有有心的暇裕方能欣赏。因此，古人作诗可以无意，而我们现在作诗要有意。这不但是抗战八年给我们的教训，而且是抗战之后给我们的教训，不允许我们再写那样无意的作品了。而说到有意，便使作品成为宣传；宣传对人固有很大功效，而在文学上，宣传最无价值。文学的确是宣传，而绝非现在一般人所说的文学宣传，因为他们太低能了。
克鲁泡特金说雪莱（Shelley）及勃朗宁（Browning）之诗大部分有意。故诗不在有意、无意，只在他有没有找到一个美丽的形式去表现此意。找到了，有意、无意都好；找不到，有意、无意都不好。
K氏又说，我们读一个人诗的时候，不能但欣赏其文字之美，同时也要注意其内容，不可只看其辞章。
今举一例。如丁尼生（Tennyson），乃英之桂冠诗人，人人皆知其辞章、形式、音节之美，但绝不能说T氏之作较雪莱为高，即因S氏之作品其内容确实高于T氏。故T氏死后不久，人多不读其诗，便因其浮浅，不禁咀嚼，没有内容。
我们不但要以此种态度去创作现在的诗，且可以此态度分析、解剖、欣赏古人的诗。较之李白，我们何以更喜欢老杜不喜欢李白，即此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