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楚辞”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战国时代，我国南方楚地出现的一种新的诗体。同时也指伟大的诗人屈原和后来的其他作家用这种诗体写的一些诗以及这些诗选辑而成的一部诗集。因此，“楚辞”具有三重含义。
“楚辞”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重点符号为引者所加）
后又见于班固的《汉书》。《汉书·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
《汉书·地理志》：“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茂，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可见，汉代初年就已经有“楚辞”这个名称了。最初楚辞大概还是单篇流传，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曾给 《离骚》这一篇作注。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提到的屈原作品，也只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和《怀沙》这几篇。根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我们认为，西汉末刘向编校群经，才把屈原、宋玉、贾谊等人所作的楚辞，加上自己写的《九叹》辑选成一集，取名《楚辞》。
这样，《楚辞》又成了一部诗歌专集的名称。
楚辞这种诗体最早是在民间产生的。实质上，它是楚地原始的祭神歌舞的延续。王逸《楚辞章句》解释《九歌》时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因为作九歌之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事实。王夫之《楚辞通释》解释《九辩》时说：“辩，犹遍也。一阕谓之一遍。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可见楚辞是“绍古体”，并且“古”到夏初去了。足以表明楚辞由来有自，源远流长，是远古社会的遗风延续。而且其中不少篇章可歌可舞。如《九歌》，很明显的是一种有关巫术宗教的祭神歌舞和音乐。
楚国的民歌很早就出现了楚辞这种体裁。例如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楚国就有著名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见《说苑·善说篇》）稍后几十年，又出现了《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见《孟子·离娄上》）
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已极为发达，歌曲就有《涉江》《朱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楚辞》中都有提及。《楚辞》里不少诗篇都有“乱”辞，有“倡”“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的产生同音乐有关。
其实，“楚辞”是在出现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他在自己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基础上，吸取了北方中原文化之后，才真正产生的。
楚辞有以下特点：
第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校定楚同序》：“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这不但指出了楚辞的地方色彩，而且说明，正因为具有地方色彩，这种新的诗体才被人称为“楚辞”。楚辞大量地使用楚国的方言。语气词“兮”“些”“只”的运用，不但数量很多，还成为语言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兮”字的运用，及其在句中的不同位置，在诗的节奏变换和表情达意上，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楚辞运用了很多双声叠韵字和联绵词，也增加了诗句音节的谐适美。在形式上，它打破了四言格律，利用了民歌的自然韵律。以五言为基础，每句有动词，句式参差错落，富于变化，它的结构、篇幅都较大，而感情奔放，想象力丰富，文采华美，风格绚丽，文学意味浓厚，因此，它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干之一。
第二，楚辞充分地反映了它那个时代政治变革的斗争，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
“楚辞”所提出的，并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特别是屈原的诗歌，不仅与他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问题有关，而且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与历史的客观进程相一致。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变革的时期。各国的经济基础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摆在所有诸侯国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完成上层建筑的变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楚辞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就在于它充分地反映这种变革的斗争。它表现了需要变革的进步倾向，尖锐地揭露了阻碍变革的反动势力的腐朽性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楚辞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结晶。它不仅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而且代表着一种根柢深沉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中充满了浪漫的激情，保留着绚烂鲜丽的南方远古传统，残存着强有力的巫术宗教，充满着奇异想象的神话传说。因此，楚辞本身就是一个既鲜艳又深沉，既炽热又丰富的想象和情感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在这里，原始的活力，无羁的联想，狂放的思绪都得到了充分的、自由的表现。楚辞不仅是楚文化的代表，也是汉文化的代表，楚汉文化是不可分的。在汉王朝建立以后的一个很长的时期中，楚辞仍然是文学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出现的典型汉赋，也是和楚辞一脉相承的。楚辞不但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还主宰了四百多年两汉文学艺术思潮，给予中国文学艺术极大的影响。
二
屈原是楚辞最重要的作家，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大约生于公元前339年，死于公元前278年。这正是战国后期。这时，各封建诸侯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结束战国以来“诸侯异政”的局面，统一中国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最有条件统一中国的是秦楚两国，楚自然成为秦国进攻的主要对象。楚国只有与齐国联合起来才能抵抗秦国，但是，楚怀王在联齐抗秦政策上，却执反复无常的态度，外交上连连失败，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秦楚成败的关键不仅在外交上的斗争，更主要在国内政治的改革。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一跃成为政治、军事、经济大国；楚国曾任用吴起变法，但没有成功。屈原生活的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时代，楚国已处在政治腐败、外侮内患之中。屈原不仅是学识渊博、品格出众的诗人，也是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都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他曾担任过参与内政外交的大官，并想通过楚怀王来实现自己“举贤授能”“国富法立”的政治理想。但他的进步主张却触犯了楚国反动贵族势力，受到卑鄙的诬陷和残酷的迫害，被长期放逐在楚国的南方。在楚国郢都被秦攻破时，他自投汨罗江而死。战国后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百家异说”的活跃时期，原始巫术宗教的观念传统正在逐渐被摆脱，理性主义作为一个总的倾向和思潮，正在深入人心。儒家、道家、墨家的思想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屈原虽然没有创立学派，但他对各家学说都有所采取，也有所摒弃。他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对祖国和对人民深厚的感情熔铸在诗篇里，取得了无以伦比的辉煌成就。
三
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上说有二十五篇。它的具体篇目，据王逸《楚辞章句》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共二十五篇。《大招》的作者，王逸疑不能明。《招魂》一篇，司马迁认为是屈原所作，而王逸却定为宋玉。现在看来，《大招》一篇显然是模仿《招魂》写的，而词采远远不及，可以肯定不是屈原作品。《渔父》一篇，司马迁在屈原传中本来是作为一个有关屈原的故事来叙述，并不把它看作屈原的作品。所以王逸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卜居》这篇，从内容上看也是根据某些关于屈原的传说敷衍而成的，至于其他篇章的真伪问题，后人议论纷纷，各执一说。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作品的理解不尽相同，汉代人对屈原作品的看法已不一致了，后人众说纷纭也是正常的。
屈原的一生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的光辉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反映了楚国社会的现实矛盾，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清楚地表现了他的进步的政治理想和斗争经历。他的诗篇的思想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以及“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概括起来，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联齐抗秦，进而统一中国。他的政治理想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是进步的主张。但是，由于楚国反动贵族势力的强大，他的政治理想始终不能实现。因此，他用自己的诗篇反复宣扬这个政治理想，充分表现自己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的斗争，并且以满腔愤怒的感情，向扼杀他政治理想的反动势力进行猛烈的抨击。
其次，屈原在诗篇中表达了对祖国无比深厚的感情。屈原对楚国的热爱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如果把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着的思维经验来看，屈原的诗篇的确给它提供了有价值的内容：他强烈关心楚国的命运，同情楚国人民的不幸遭遇，对自己生长的乡土，对楚国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都怀着朴素的、深沉依恋的感情，至死也不愿离开，这种爱国的感情是与人民相通的；他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他始终盼望国家的富强，并由它来统一全中国。这种迫切的愿望和远大的理想，说明屈原对祖国的热爱是含有值得肯定的历史内容的。可以说，屈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的爱国诗人。我们承认屈原的伟大，是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认识的，是以他在那个时代可能达到的高度来评价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屈原的爱国思想有着深深的阶级烙印和历史的局限性。这表现在他对楚国的热爱首先是高度忠于同他有着宗法联系的楚王朝的，深刻恋念着昏庸的楚王，这些思想感情的因素，是不能肯定的。
四
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它开创了我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至今还是不可比拟的典范。它为我国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产生的现实主义以后，与之相辅相成的又一伟大艺术传统。
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存在于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之中，这是朴素的、自发的阶段。从屈原开始，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得到比较自觉的运用，并显示出巨大的威力。这集中表现在他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上。这个形象有光辉的理想，崇高的人格，炽热的感情，不懈的斗志。纯洁，高大，完美，可以“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已经远远地超出流俗和现实之上。在这里，屈原把最丰富生动的神话想象，与最深沉理智的个体人格完美地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屈原用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编织成一个奇异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神杂处，寥廓荒忽，美人香草，望舒飞廉，巫咸夕降，羲和弭节，流沙赤水，八龙婉婉，奇禽怪兽，神魔鬼魅，情景怪诞奇异，境界仿佛迷离，场面雄伟壮丽，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这个世界中，蕴藏着巫术的观念，神秘的象征，深沉的喻意，色彩艳丽浓烈，形象奇特瑰伟。奔放的热情和深刻的思想感情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
屈原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屈原在诗歌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兴来反映现实矛盾，抒发内心感情，达到了含蓄而深入的目的。所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的诗歌不少是政治抒情诗，这些政治情感的抒发比较容易流于抽象的说理、概念化的口号。屈原却巧妙地运用比兴的手法，使这些政治情感与想象结合起来，把主观感情客观化，构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艺术形象，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所运用的比兴形象是与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合而为一的，而不像《诗经》的比兴形象那样单纯和静止，也不再把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看成独立存在的客体，因此，在他的诗歌中的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是染上了一层情感的色彩。他的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是成为融合了一定理解和想象以后的客观形象。自然，他所运用的比兴形象包含着他的美学观点，被比喻的事物体现出它的美学价值。所以他善于把各种对立的事物表现在美和丑的不同形象中，使人们通过这些具体的形象做出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评价，因此而产生感情上的爱憎，得到一定的教育和感染。可见屈原在比兴手法运用的广度和深度上，较之《诗经》都有巨大的发展。
第三，表现手法的丰富多彩。
纯熟的艺术技巧在屈原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抒情和说理的结合，感情的表达和环境的描写融为一体，大段的内心独白，虚设的主客问答，绘声绘影的夸张铺叙；在语言上，把华美与质朴的语句恰当地交织在一起，形成华实并茂的语言风格，运用积极的修辞手法，锤炼对偶句，美化诗句；在结构上，开创了鸿篇巨制、波澜壮阔的抒情长诗。这些都给后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
总之，屈原不仅是重要的楚辞作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一个人能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如此深远而巨大的影响，的确是非常罕见的。
五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楚辞》注本，就是王逸的《楚辞章句》。这本书除了屈原外，还收了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等楚辞作家的作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可见宋玉、唐勒、景差都是屈原以后的楚辞作家。但是唐勒、景差的辞赋没有流传下来。宋玉是屈原以后著名的楚辞作家。他的生平资料很少，只能知道他是屈原的后辈，出身低微，大约在顷襄王时期做过小官，很不得志，他从事楚辞创作，深受屈原的影响。他的楚辞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九辩》一篇。其他还有一些赋，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些赋都是伪托。《大招》这一篇，王逸不能确定是不是景差的作品。
在汉代楚辞作家中，贾谊是汉初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十八岁就知名郡中，文帝召他为博士时，也才二十多岁。一年之间，他就越级提升为太中大夫。但是，他的一系列推动社会前进的政治主张，却遭到权贵们的反对，受到排斥打击。他短短的一生只能在悲惨、痛苦中度过。他对屈原的不幸遭遇体会最深，因此留下了《吊屈原赋》等有名的诗篇，在汉代楚辞作品中较有特色。至于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和王逸的作品，一般人认为，这些辞作都是用“代言体”写成，情文远不及“屈宋诸骚”。因此，很少有人研究。我们认为，为了了解楚辞的全貌以及它的发展过程，不能不读读这些楚辞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都能较正确地体会屈原的思想感情，他们不仅代屈原抒发不见容于君、不受知于世的悲叹，而且也多少透露了他们的爱国感情，曲折地表达了他们自己的不幸遭遇和远大抱负。这些作品在艺术上虽然缺乏创造性，但形式比较多样，有不少生动形象的比喻，句法更加自由灵活，接近于散文。诗中还大量使用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和叠音词，音节的节奏感较强，对汉赋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本书注译了王逸《楚辞章句》的全部作品。另外，还增补了贾谊著名的《鸟赋》《吊屈原》两篇辞作。这是收在朱熹《楚辞集注》里的作品。
六
关于本书体例的几点说明。
第一，原文中的繁体字、古体字一般均改为通行简化字。原文中难读的字均用拼音字母注音。
第二，本书的注释原则上尽量选择古今学者的合理解释。努力做到言之有据。
第三，本书的译文，为了准确，多采用直译。因此，表达方式难免板拙，可能损害了原诗的韵味。至于在翻译中对原诗的错解曲解，一定也不少，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第四，注释主要引用了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简称为《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简称为《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简称为《集注》；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简称为《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简称为《山带阁注》。
福建师大张善文同志帮助校阅全书原稿，谨在此致谢。
译者
一九八二年四月于福州长安山
一九九一年五月修订于金筑松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