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緣起 我自一九五九年夏患風濕性關節炎後，不良於行，承大學黨委關注，暫不開課。但我自考慮，雖一時行動艱難，然坐着做研究工作是無妨的，因念王士禎的《唐人萬首絶句選》一書流行雖久，今日讀之，尚有當改選之處，久思新選一書而無暇，何不趁此時爲之。考王氏素以神韵之説爲詩家倡。其説出於司空圖、嚴羽兩家，曾編《唐賢三昧集》以張其説[1]。雖人多宗仰，目爲大家，而過求空靈，過矜修飾，以吞吐爲風致，其流弊所至，遂有“膚廓”與“縹緲無著”之譏[2]。一時詩家如趙執信即援引其前馮班之説以斥其非，並專著《談龍》一書，抨擊甚力[3]。他如施閏章、沈德潛、蔣士銓、宋犖、袁枚、紀昀諸人，均有不滿的批評。趙氏《談龍録》既反對王氏稱作詩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復反對其詩中無人，“人人可用，處處可移”；又引《金史·文藝傳》周昂的話反對“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内”，皆中王氏要害[4]。至施閏章與王氏交誼很好，然施嘗語王門人洪昇曰：“爾師如華嚴樓閣，彈指即見。吾詩如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就平地築起。”則亦不滿其縹緲不著實之論也。蔣士銓《忠雅堂集》卷二十六有《論詩雜詠》三十首。其論王詩曰：“蘭麝繞珠翠，美人在金屋。若使侍姬姜，未免修眉蹙。唐賢臨晉書，真意苦不足。”又卷十八有《説詩一首示翰泉》，其略曰：“同時王新城，俗士群相推。聲色豈不佳，但襲毛與皮。秋谷撰《談龍》，嫚駡頗有宜。”沈德潛《重訂唐詩别裁集·序》曰：“新城王阮亭尚書選《唐賢三昧集》，取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滄浪‘羚羊掛角，無迹可求’之意，蓋味在鹹酸外也，而於杜少陵所云‘鯨魚碧海’、韓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宋犖《漫堂説詩》亦有與沈相同之論曰：“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於風雅有裨。至於杜之海涵地負，韓之鰲擲鯨呿，尚有所未逮。”袁枚《隨園詩話》中評王之語極多，其卷二第三十八條有曰：“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譽之者既過其實，而毁之者亦損其真。須知先生才本清雅，氣少排奡，爲王孟韋柳則有餘，爲李杜韓蘇則不足也。”此論尚平允。其卷三第二十九條又曰：“阮亭主修飾不主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可以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矣。或問：‘宋荔裳有絶代消魂王阮亭之説[5]，其果然否？’余應之曰：‘阮亭先生非女郎，立言當使人敬，使人感且興，不必使人消魂也。然即以消魂論，阮亭之色，亦並非天仙化人，使人心驚者也，不過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熏海外之名香，傾動一時，原不爲過。……’”此論則不免傷於輕薄，評文者不應如此，然“喜怒哀樂不真”之評，却非誣罔。紀昀《閲微草堂筆記》卷三《灤陽消夏録》中，載益都李詞畹言：秋谷寓一家園中，夜方制一詩未成，窗外有人與之談話，因日與酬對，但其人不肯入室，且不道姓名。秋谷亦不深究，知爲鬼魅，亦不畏懼。“秋谷與魅語時，有客竊聽。魅謂：‘漁洋山人詩如名山勝水，奇樹幽花，而無寸土蓺五穀；如雕闌曲榭，池館宜人，而無寢室庇風雨；如彝鼎罍洗，斑斕滿几，而無釜甑供炊爨；如纂組錦綉，巧出仙機，而無裘葛禦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釵，而無主婦司中饋。’”紀昀此文，假設鬼語，譏評王氏，亦猶蔣士銓、沈德潛、袁枚之意，謂其空飾外貌而乏内容，可美觀而不切實際，以古語評之則是言之無物，以今理論之則是形式主義也。然統觀諸家於王氏所以必取司空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與嚴羽“羚羊掛角，無迹可求”的原因所在，尚未能指出。我嘗從其所作詩歌及自編詩集中反復翫索，而後知王氏之倡爲神韵説，從詩學的角度來説，固有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稱，與宋犖《漫堂説詩》所論，乃以救清初學宋詩之弊的意思[6]。就神韵説本身作爲文學的一種理論來説，原亦非不可。但王氏之倡爲此説，其思想深處，尚别有原因。蓋當清初，漢民族常思反抗，因之清廷對於其時知識分子猜忌百端，文網至密。文人著述，即其所最注意之處，故每易觸其忌諱，甚至殺身滅族。而無耻之輩，輒以告密爲進身之階。試考清初諸大文字之獄，不難知其鎮壓手段之殘酷。其中如康熙初年莊廷鑨之獄，爲王氏親所聞見，自不能不有戒懼之心[7]。考王氏生於明崇禎七年，明亡時方十一歲，照理未必有故國之思。但當明亡之時，其伯父曾壯烈殉國。而新城被清軍攻陷後，其家中人多有受害者。王氏母親亦險遭不測。王氏對此，必然印象甚深，感動甚大，故其二十四歲所作《秋柳》詩，即含憑弔亡明之意。《秋柳》詩中寓意甚深，尤顯著而易犯忌諱者，莫如詩前的《序》。《秋柳》詩原《序》有“僕本恨人，性多感慨。寄情楊柳，同《小雅》之僕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遠者”等句。湘皋遠者，用屈原《九歌·湘夫人》篇“將以遺兮遠者”，暗中乃指明末逃亡的政府。至其“楊柳”、“僕夫”句，係用《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及《出車》“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兩處之語組合而成。試檢《小雅》此二篇《小序》，則觸犯清廷之處，大足招來大禍。《采薇》篇《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令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出車》篇則將率還師，歌以勞之也。此等詩語，如一告發，禍且莫測。故王氏後來諱莫如深。其刻《感舊集》時，竟將此《序》删去，一種懼禍之心理，至爲顯明。即其平生所作詩歌，凡有關當時政治良否、社會情狀，絶少反映，豈即所謂“不著一字”、“無迹可求”之義邪？然其全集中間有涉及民生疾苦之作，如《蠶租行》等[8]，則皆對勞動人民缺乏真摯感情，無非只是旁觀者之嘆嗟而已。恰如袁枚所譏“喜怒哀樂之不真”，此則非可以司空圖與嚴羽之説爲借口也。若其自編詩集，其中大部分係遊覽山川古迹之作，此等詩篇除運用典故，描繪景色，諧協聲律，敷設藻采，别無可觀，而尤可怪者，其自編詩集，特以歌頌統治者的《對酒》篇居首，命意何在，固極明顯。按管世銘《韞山堂詩集》卷十六有追記舊事詩一首曰：“詩無達詁最宜詳，詠物懷人取斷章。穿鑿一篇《秋柳》注，幾令耳食禍漁洋。”自注“秦人屈復注王漁洋《秋柳》詩，‘白下’、‘洛陽’、‘帝子’、‘公孫’等字妄擬爲憑弔勝朝，最爲穿鑿。”又按管又記一事曰：“丁未春大宗伯某（彭元瑞乾隆丁未時官工部尚書，見《梵天廬叢録》卷二十二），掎摭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吴園次長短句語疵，奏請毁。事下機庭；時余甫内直，惟請將《曝書亭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毁，其漁洋《秋柳》七律及他山《宫中草》絶句，園次詞語意均無違礙。當路頗韙其議，奏上報可。”考乾隆丁未爲五十二年，距王氏之殁七十餘年，尚有告發之者，若無管世銘爲之回護，則禍作矣。管氏稱《秋柳》詩注穿鑿，正是爲王回護，故有“耳食禍漁洋”之語。因此之故，王氏《唐人萬首絶句選》一書，雖多膾炙人口之作，然而反映當時政治以及勞動人民生活、諷刺統治階級的荒淫剥削諸詩，幾乎没有（按王選雖也有些《宫怨》、《塞上》等曲，都是合於他的藝術觀點而入録的）。此固由王氏本人的階級立場所決定，而王氏心中畏懼以文字取禍，亦占重要地位。我所謂今日讀之，尚覺有待改選之處，即在於此。
考王氏選此書時，乃七十五歲退居故鄉以後。其書凡例稱“每欲删定宋洪氏《萬首絶句》，以其浩瀚，輒爾中輟，後二十年始成”。可見王氏對於删定洪氏書之計劃，籌慮已久，至老方定。我乃取洪書細讀，於可以補充王選之作，悉行録出，初稿得詩約千首，幾經增删，及今作注釋時，乃釐定爲七百八十八首。所録比王選較少而内容充實過之，因遵毛主席“取其精華”的指導，名之曰《唐人絶句精華》。惟憑我個人一孔之見，是否尚有去取不當之處，仍乞國内詩家賜以指正，實爲厚幸。
乙、去取標準 絶句在詩的各體中爲最小，或以爲截取五七言律詩中四句而成，絶非事實。其發生與發展在唐律之前，却與唐律同其盛概。觀郭茂倩《樂府詩集》第八十六卷以下所載民間歌謡，絶句的雛形已具，但當漢魏之際，絶句尚未定型，故每於五七言中雜以三四言之句，又不必皆爲四句一章，或二句或三句或六句不等。及至晉宋以後，漸多四句一章之作，究與唐宋人絶句不同。故許學夷《詩源辯體》稱之爲“五言四句”、“七言四句”，以别於唐宋絶句。是以論此體之成爲定型及其豐富多彩，鬱成壯觀，却在李唐一代[9]。我今所選大體亦不出洪邁的《萬首唐人絶句》一書。至於王氏《唐人萬首絶句選·凡例》所稱新都楊氏的《絶句增奇》，我未之見，但參以宋趙章泉、韓澗泉《唐詩絶句精選》、元楊士弘《唐音》、明高棅《唐詩品匯》第三十八至五十五卷絶句部分及明唐光允《唐詩拾遺》第四卷絶句部分，再加以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清代所編《全唐詩》、沈德潛《唐詩别裁》、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兩書的絶句部分、姚鼐《唐人絶句詩鈔》、王闓運《唐詩選》中絶句部分及近人邵裴子《唐詩絶句》，此外還參考諸家詩話中所論及的唐人絶句名作，如計有功《唐詩紀事》等，斟酌損益，幾經改定，唐人絶句之可選者，大體已具。
絶句之體裁雖小，詩家皆認爲難工。蓋必作者的藝術手段甚高，概括力甚强，方能於區區四句之中，將客觀的事物反映在作者思想感情上最切要、最精彩的部分，或作者主觀中對於其所接觸的客觀事物有着最足以感動人的處所，概括出之，又或即使是小小景物或生活細節，皆人人意中所有而未嘗形之筆墨者，能寫來明白如話，光景猶新，讀者由其所已寫者可以推見其未寫者，由其部分可以推見其全體，即能於吟詠之餘，覺其情溢詞外，狀呈墨中，犁然有當於心，自能意味深長。劉禹錫所謂“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梅聖俞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尤於絶句爲至要之論。王氏論詩，謂“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亦於絶句爲尤宜。趙氏以此論不全面，恐人但以一爪一鱗爲龍，故反對之，實則二人之言可互相補充。絶句正以一爪一鱗爲佳，不必全身畢露而全身具在，方爲合作。劉勰《文心雕龍·物色》論文人摹繪物色，有“以少總多，情貌無遺”八字，今用以説明絶句的特色性，至爲恰當。“以少”則一爪一鱗也，“無遺”則全身具在矣[10]。李唐一代以詩歌取士，故其時作者輩出，詩學極盛，絶句一體亦即於此時呈燦爛之觀，不但作者衆多，作品繁富，其所涉及的範圍亦極爲廣泛。讀洪氏《萬首唐人絶句》一書，真如入五都之市，神迷目眩。王氏因以嘆其浩瀚，不易删定，誠非過論。今欲於此極衆多的作者，極繁富的作品，極廣泛的範圍中，取其精華，捨其糟粕，不可不先定一去取的標準。此種標準，粗略規定去取各十條列後。至宋賢以後詩話家、詩選家論絶句之語，今除間採入有關作品之釋詞中外，並擇要附録於本書之末，以供省覽。詩人小傳則列於一作者名下，略可考見其人生平，未能詳也。
取的標準：
1．凡通過作者的思想感情反映當時政治、社會情況而加以批判者，如杜甫的《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吕温的《旱甚觀權門移芍藥》，李敬方的《汴河直進船》之類。
2．凡描寫勞動人民生活或代其呼籲者，如陸龜蒙、曹鄴的《築城》，張碧的《農父》，來鵠、杜荀鶴的《蠶婦》，李紳的《古風》，聶夷中的《田家》之類。
3．凡弔古、懷古之作可爲當時統治者鑒戒者，如劉禹錫的《石頭城》、《臺城》，羅鄴的《汴河》，鮑溶的《隋宫》，李商隱的《北齊》、《齊宫》，陸龜蒙、皮日休的《館娃宫》之類。
4．凡詠物之作而有所寄託者，如李益的《隋宫燕》，李商隱的《屏風》，羅隱的《金錢花》，韓偓的《觀鬥鷄》之類。
5．凡代征人、征人婦、宫人，或爲封建制度所壓迫的婦女抒寫怨思者，如李白的《玉階怨》，白居易的《閨怨》，王昌齡的《長信秋詞》，張籍的《鄰婦哭征夫》，盧綸的《逢病軍人》，陳陶的《隴西行》，以及諸家《塞上曲》、《塞下曲》、《王昭君》之類。
6．凡摹繪山水，得其精神，或雖小小景物而寫來光景猶新，又可見作者體察自然之力及其胸襟氣概者，如王維的《輞川》諸作，李白的《望廬山瀑布》，暢當的《登鸛雀樓》，錢珝的《江行無題》之類。
7．凡論詩或評詩人、弔詩人者，如杜甫的《戲爲六絶句》，李商隱的《漫成》，杜牧的《讀韓杜集》，元稹的《酬李甫見贈》，戴叔倫的《題三閭大夫廟》，鄭谷的《讀前集》之類。又如描寫音樂、圖畫等作，亦間有採入。
8．凡描地方風俗者，如劉禹錫的《竹枝》，白居易的《浪淘沙》，王叡的《祠漁山神女歌》，以及諸家的《江南曲》、《采蓮曲》之類。
9．凡悼傷或贈别而具有真情者，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廣陵》，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元稹的《聞樂天授江州司馬》，李商隱的《散關遇雪》，陳去疾的《西上辭母墳》之類。
10．凡已膾炙人口之作，今日讀之尚能引人入勝，而無不良影響者，如韋應物的《滁州西澗》，柳宗元的《江雪》，白居易的《問劉十九》，耿湋的《拜新月》，張繼的《楓橋夜泊》，杜牧的《秋夕》，韓偓的《已涼》之類。
捨的標準：
1．凡尋常酬應，既無深意厚感，又不關民生國計者；
2．凡事關個人昇沉，有嘆老嗟卑情緒者；
3．凡描寫冶遊之事，帶有色情者；
4．凡投贈僧道之作，帶有消極思想者；
5．凡吟詠景物而無所寄託或不足以見作者胸襟者；
6．凡頽廢放蕩，帶有感傷色彩者；
7．凡頌揚統治階級或封建色彩太濃者；
8．凡滑稽無賴或搬弄文字以爲遊戲者；
9．凡涉神仙鬼怪，帶有迷信傾向者；
10．凡屬小説中虚構人物之作者；但此類中亦有民間傳説，經文人潤色流傳者，不在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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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士禎論詩主神韵。其《池北偶談》卷十八載：“汾陽孔文谷（天胤）云：‘詩以達性情，然須清遠爲尚。薛西原論詩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雲抱幽石，緑筱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藴真誰爲傳”，遠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論詩，首爲學人拈出，不知先見於此。”按據此則王氏前已有倡導者。又王士禎《唐賢三昧集·序》曰：“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透徹玲瓏，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按“羚羊掛角”出《傳燈録》：“義存禪師謂衆曰：‘我若羚羊掛角，你向什麽處捫摸？’”）司空表聖論詩云：‘妙在酸鹹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歸自京師，居宸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於二家之言，别有會心。”
[2]《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趙執信《因園集》提要）曰：“平心而論，王以神韵縹緲爲宗，趙以思路劖刻爲主。王以規模闊於趙而流弊傷於膚廓。趙之才力鋭於王，而末派病於纖小。”又《四庫全書簡明目録》（《談龍録》提要）曰：“王士禎與門人論詩，謂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趙執信因作此書以排之。大旨主於詩中有人，不當爲縹緲無著之語，使人人可用，處處可移。其説足救新城末派之弊，似相反而實相成。”按《提要》以“膚廓”與“縹緲無著”之弊，歸之末派，實則王氏自身即有此失。
[3]馮班《嚴氏糾謬》曰：“滄浪論詩，止是浮光掠影，如有所見，其實脚跟未曾點地。故云盛唐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種種比喻，殊不如劉夢得云‘興在象外’一語妙絶。”按《嚴氏糾謬》係馮著《鈍吟雜録》中之一卷。王氏《唐賢三昧集·序》首引嚴説，故馮雖非糾王，糾嚴即可作糾王用，此趙氏所以樂於援引也，而“浮光掠影”、“脚跟未曾點地”之論，實中王氏要害。
[4]趙執信《談龍録》有引金周昂的話一段曰：“余讀《金史·文藝傳》其定周昂德卿之言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内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强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詞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按趙引周説，亦恰中王氏之弊。王氏所作實不免役强主弱，有時且反役其主。周氏所論“文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云云，尤與“思想性第一，藝術性第二”的理論相合。
[5]按今傳宋琬《安雅堂集》未刻稿卷五《題冒青若小像》詩有此句，作“絶代詩人王阮亭”。豈初稿作“消魂”，故招來袁枚之譏笑。據乾隆丙戌彭啓豐《序》稱琬曾手定詩三十卷，後因蜀亂入都散佚，康熙間重刻一本，迥非原書，則宋氏之詩有與原稿不同者，或經重刻改易，亦意中事。
[6]《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唐賢三昧集》提要）曰：“詩自太倉、歷下以雄渾博麗爲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爲宗，其失也詭。學者兩途並窮，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滯而不靈，直而好盡，語録、史論皆可成篇。於是士禎等重申嚴羽之説，獨主神韵以矯之。蓋亦救弊補偏，各明一義。其後風流相尚，光景流連。趙執信等遂復操二馮舊法，起而相争。”按太倉，王世貞，字元美；歷下，李攀龍，字于鱗，當時並稱“王李”。公安，袁宏道，字中郎；竟陵，鍾惺，字伯敬；譚元春，字友夏，當時稱公安體、竟陵體。是爲明詩中兩大派。二馮，馮舒、馮班兄弟也。
[7]此如康熙二年的莊廷鑨因私撰《明史》，被吴之榮告發，謂其書多指斥清人之語，釀成大案，株連被殺者七十餘人之多。又如馮舒因編《懷舊集》，被人告發，謂其書中有譏謗清室之語，下獄，終亦被殺。此皆王氏親見親聞者，能不寒心！然則王氏選詩、作詩不敢稍涉譏諷，原不足爲奇。
[8]按《漁洋山人精華録》乃王氏自編，託名曹禾、盛符昇同編。其中古今體詩共計一千七百首，大都遊覽名勝，題跋書畫，投贈親友及宴飲、即事、論詩、談藝之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以清新俊逸之才，範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誠爲篤論。通觀全集，惟卷一有《復雨》、《蠶租行》、《春不雨》三題，略及人民勤苦之事。詩中表達的情感，不够熱烈和肫摯。此外涉及朝政者，卷六有《漫興》十首，卷七有《秦中凱歌》十一首（王氏《居易録》自記此詩中“河西三將”云云，曾經御覽。此可見清帝留心臣下詩文），及卷十之《滇南凱歌》六首，皆連章叠詠，頌颺清廷平亂戰績之詞，别無可取。然王氏官揚州推官時，曾設法募集銀兩二萬餘，代清揚州人民積欠，官聲甚好。又其官刑部尚書時，遇事謹慎，用法不濫，因而全活者甚多，雖居鎮壓人民的職位而非一味迎合統治者，固位求榮，不恤民命之流可比。王氏選《唐人絶句》一書，在康熙五十七年戊子，王氏已七十五歲，不能不想保此餘齡，歸骨丘隴，故其所選定之作，凡涉譏諷，概從刊削，其情亦可憫矣。
[9]王夫之《薑齋詩話》曰：“五言絶句自五言古詩來，七言絶句自歌行來。此二體本在律詩之前，律詩從此出，演令充暢耳。有云絶句者，截取律詩一半，或絶前四句，或絶後四句，或絶首尾各二句，或絶中兩聯。審爾，斷頭刖足爲刑人而已。”又劉大勤《師友詩傳續録》，大勤問：“或論絶句之法，謂絶者，截也，須一句一斷，特藕斷絲連耳。然唐人絶句如‘打起黄鶯兒’、‘松下問童子’諸作，皆順流而下，前説似不盡然？”王士禎答：“所謂截句，謂或截律詩前四句，如後二句對偶者是也，或截律詩後四句，如起二句對偶者是也，非一句一截之謂。然此等迂拘之説，總無足取。今人或竟以絶句爲截句，尤鄙俗可笑。”又錢木庵《唐音審體》曰：“二韵律詩謂之絶句，所謂四句一絶也。《玉臺新詠》有古絶句，古詩也。……宋人有謂絶句是截律詩之半者，非也。”又曰：“絶句之體，五言七言略同。唐人謂之小律詩，或四句皆對，或四句皆不對，或二句對，二句不對，無所不可。”又施均父《峴傭説詩》曰：“謝朓以來即有五言四句一體，然是小樂府，不是絶句，絶句斷自唐始。”按從上引諸家之説觀之，絶句蓋出於古樂府，一也；絶句非截取五七言律中四句而成，二也；絶句應斷自李唐，三也。蓋就形式觀之，頗有似律詩中四句者，故有疑爲截律詩四句而成，實則五言絶出於齊梁小樂府，七言絶亦有似樂府者，《薑齋詩話》謂出歌行，亦非。
[10]趙執信《談龍録》曰：“錢塘洪昉思（昇）久於新城之門矣，與予友。一日，並在司寇宅論詩。昉思嫉時俗之無章也，曰：‘詩如龍然，首尾爪角鱗鬣一不具，非龍也。’司寇哂之曰：‘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是雕塑繪畫者耳！’予曰：‘神龍者，屈伸變化，固無定體，恍惚望見者，第指其一鱗一爪，而龍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於所見，以爲龍具在是，雕繪者反有辭矣。’昉思乃服。”按王氏“安得全體”之説，謂不必全體寫出，全體固在雲中。趙氏則强調不可以一鱗一爪即龍之全體。二人之論原不牴牾。即洪氏“不具非龍”之説，在譏時俗作詩，章法不完之弊，用意亦非誤。合參三人之説，絶句之章法亦顯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