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曹植的文学创作生活，如果从他十九岁（二一二）做《铜雀台赋》算起，共有二十二年，其初十年正当汉献帝建安时代的后半，所以他也是“建安诗人”之一。
建安时代是怎样的时代呢？
这时代正当大规模农民起义冲破了旧社会的秩序之后，帝王的权威垮了，地方官吏与豪右各各招兵买马，乘机扩张势力，成了军人割据，“群雄”逐鹿的局面。“群雄”之中有的属于强宗世族，如袁绍；有的是寒门小族出身，如曹操。他们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两个社会阶层。在东汉末叶，后一个阶层已经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新兴势力，和前一个阶层发生矛盾。黄巾起义的时候，这两个阶层暂时团结起来镇压农民，后来重又展开斗争。在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控制政权以后，新兴阶层取得一时的大胜利。曹操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设施，都不顾东汉以来的传统，决心压抑世族。他的用人标准是“唯才是举”，取消了家世门第的限制。他的屯田制度是没收抛荒的土地改为公田，其中包括流亡大地主的土地。这些新政和人民的愿望是有符合之处的。曹操深知道如要巩固他的政权，必须抚辑流亡，恢复生产。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相当照顾人民的要求，所以他的口号是“爱民”，他的政策是减轻剥削，限制豪强兼并，使丧乱时代饱经忧患的人民舒一口气。因为曹操能执行这些向人民让步的政策，终于战胜袁绍等旧势力的武装，建立新兴阶层的统治。
君主失权和大地主失势也就是旧统治势力垮台，因而旧统治阶层所提倡的儒学也失掉拘束人心的力量，所以这时代又是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个性得到发展的时代，从当时的抒情诗歌就可以见出。新兴阶层的知识分子早就放弃了经术，他们除治国用兵之学以外，特别重视文学，他们发展了文学。
作家解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是这时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却是从民间文学吸取了滋养。这时的新兴阶层的文人熟悉西汉以来逐渐丰富起来的乐府民歌，通过这些乐府民歌领略到民间文学的优美。因而他们自己的作品，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建安文学的中心在邺下。曹氏父子是重视文学的，当时邺下成为新兴阶层文人荟萃的地方，在曹氏领导之下形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所产生的文学有其共同的特征，显出相当的进步性。曹植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从他的作品就可以见出那时代的文学特征和进步性。
二
曹植生在大动荡时代，他自己说是“生于乱，长于军”。但在他能懂事的年纪，中原已经大略安定（曹操消灭他的最大敌人袁绍，开始取得邺城做根据地的那年，曹植正十三岁）。他在有文学气氛的家庭里受教养，十岁时已经能诵读诗论辞赋数十万言。十九岁做《铜雀台赋》，开始显露他的文学才能。次年受封平原侯。同年跟随曹操西征马超，路过洛阳，做了一篇《洛阳赋》（仅存四句）。又有两首五言诗送他的朋友，诗人应玚，在第一首里描写了残破的洛阳，是他为时代的灾难所留影像之一。
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可以和这一首对照着看的是《名都篇》，以繁盛时期的洛阳为背景，暴露都市里贵游子弟的腐化生活，也是有现实性的作品。至于他人青年时期的生活却须从《公宴》、《斗鸡》、《侍太子座》等篇去看，这些是所谓“怜风月，狎池苑”的诗，是他在邺城度过的安逸生活的留影，也是邺下诗人集团生活的留影。大约在建安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之间，曹植和他的哥哥曹丕以及一班幕僚兼朋友，王粲、徐幹、应玚、刘桢、陈琳、阮瑀等人常常聚会，“出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他们互相赠答，或一题分咏。这种情形是以往作家所少有的。
他们最常用的文学形式是五言诗。这是从乐府歌谣发展出来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到汉末三国才开始普遍起来，尤其是邺下诗人大量采用，曹植用的更多。比起四言诗来，五言是较进步的形式。表现这时代新的文学内容，正需要新的文学体裁。他们对于文学语言也有新的要求，深奥典雅和过于质朴的语言都不能满足这时代的作家了。
正因为五言诗是从民间来的通俗体，当时诗人写五言诗所用的语言比四言诗通俗得多。曹操、曹丕、王粲都是这样，曹植也是这样。不过有些作家，尤其是曹植的诗在语言上的加工是相当多的。他把通俗的语言再加提炼。原来这时的诗多少受到辞赋的影响。曹丕《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正是当时的标准，曹植最能符合这个标准。不过辞赋对于这时五言诗的影响，比之于乐府的影响，那是微小得多的，前者只影响声律、对仗、词藻，影响的程度也并不很深，而后者却影响诗的精神。因此曹植的诗确如黄侃《诗品义疏》所说“文采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我们可以举他的《美女篇》来说明：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这一篇被人认为建安“修词之章”的代表，如拿来和汉乐府《陌上桑》、《羽林郎》比较，词句更加精炼，但风调气息还是很相近的。所不同者，《陌上桑》、《羽林郎》是叙事诗，《美女篇》却该算作抒情诗。作者显然不是以描写美女为目的而是在自抒胸臆。乐府本以叙事为主，建安文人的乐府诗也叙事，但更多的是个人抒情，这在曹植尤为显著，更清楚的例子是后来的《吁嗟行》、《薤露行》等篇。乐府诗用于个人抒情，实质上和一般的徒诗已经没有分别了。这是乐府诗的一大变化。
建安时代的抒情诗有一个特征，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慷慨以任气”。“慷慨”是这时新兴阶层文人普遍的感情。曹植说他自己“雅好慷慨”，在他的诗里也常见“慷慨”这两个字。慷慨一方面是社会不平所引起的悲愤，另一方面是立事立功的壮怀。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无一，念之断人肠”是慷慨；《碣石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是慷慨。曹植有一篇《泰山梁甫行》：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行止依险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这诗和上引送应氏诗同为“忧生之磋”，也是慷慨之音，表现同情疾苦的人道主义，正是建安诗的最可注意的特征。这首诗和王粲著名的“灞岸之篇”以及曹操、陈琳、阮瑀的一些叙事乐府有共同的精神，都是注目社会，反映现实。这种精神是从汉乐府一脉相承的。
曹植说：“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杂诗》）又说：“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篇》）认为烈士和壮士有一种慷慨之情为流俗所不能理会。烈士壮士的忧悲不全是关系个人的，上述从人道主义出发的是一种，从爱国主义出发的是又一种。曹植的《杂诗》说：“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又说：“国仇毫不塞，甘心思丧元。”《白马篇》说：“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挂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都是爱国的慷慨之言。他的《薤露行》说：
天地无终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这种恐惧生命短促，恐惧没世无闻，追求不朽，亟亟于乘时立业的思想，建安诗人大都有之。这正是新兴阶层文人积极向上的精神，正是他们不同于过去寄生阶级倡优式文人的地方。不过其结合爱国忧民的感情或多或少，不尽相同。如陈琳诗：“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游览》二首之一）还是个人的荣名之想。至于曹操的“不感年往，忧时不治”（《秋胡行》）就和孔融一样，是“负其高气，志在靖乱”了。（语见《后汉书·孔融传》）曹植所谓“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修书》）也正是同样的怀抱。正因为如此，我们读他的“慷慨独不群”云云只感到“高气”，而不会将它和狂生的大言等视。
曹植的“慷慨”是积极的，焕发的精神，构成其诗文的“骨气”。后人所推重的“建安风骨”也就是指这种精神。锺嵘《诗品》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文”就是词采，“质”就是骨气。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谓“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是建安诗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曹植的诗里尤其明显。
三
曹植的实际政治才能，未经考验，不晓得究竟怎样。但曹操认为曹植在他的诸儿之中“最可定大事”，所以曾考虑立为太子。后来因为他失掉父亲的宠爱和信任，受任大事的机会也就没有了。二三零年曹丕受汉禅让，做了大魏皇帝，对一向被他猜忌的曹植就开始迫害。首先是剪除曹植的羽翼，杀掉一向拥护曹植的丁仪和丁廙。当时曹植自己也是俎上之肉，当然无法救他的朋友，但希望有别人来援手。这种心情表现在《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这样“风波”喻险恶，“利剑”喻权力。“雀”喻被难的朋友，“少年”喻假想的有力来援救的人。当时作者自己也正似罗网里的黄雀，虽然保全性命，自由却丝毫没有。被遣就国之后，监国使者天天在旁找他的错儿，随时可以得罪。他的《离缴雁赋》所谓“挂微躯之轻翼，忽颓落而离群”，《鹦鹉赋》“常戢心以怀惧，虽处安其若危”，都是比况自己的处境和心情。黄初二年（曹丕即位第二年），监国使者果然控告他“饮酒悖慢，胁劫使者”。曹丕给他贬爵的处分。他的《乐府歌》：“胶漆至坚，浸之则离。皎皎素丝，随染色移。君不我弃，谗人所为。”表示对于监国使者的怨愤。《当墙欲高行》说得更痛切：
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愦愦俗间，不辨伪真。愿欲披心自说陈，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
黄初四年，曹植和任城王曹彰、白马王曹彪一同入朝，曹彰到洛阳后不明不白地死了。曹彪回国，曹植希望和他同路东归（这时他的封地是雍丘），但监国使者不给他这个自由。他十分愤慨，写了有名的《赠白马王彪诗》七章。第三章“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等句痛骂监国，最为愤激。第五章“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景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等句，从曹彰的暴死想到自己朝不保夕，又悲又怕，最为深痛，而第六章更能感人：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猝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这一章前面的话全是宽慰曹彪，嘱他不要悲伤，末后忽然又说要想不悲伤是办不到的。好像劝人停止啼哭，话还没说完自己倒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全是真情实感的自然表现。另有一首失题诗，写别离的伤感和畏祸的心情，大约也是这时所作：
双鹤俱远游，相失东海旁，雄飞窜北朔，雌惊赴南湘。弃我交颈欢，离别各异方。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
曹丕死后曹叡继位，曹植的生活并未改善。他这时所感的痛苦，一是再三改封，居处不定；二是兄弟隔绝，不许交通；三是土地贫瘠，衣食不继；四是闲居坐废，功业无望。《迁都赋序》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因为几次改邑徙都，所以有漂泊之感，表现在《吁磋篇》：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焉下沉渊。惊飚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摇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
这诗用转蓬自喻。其中“宕宕何依”、“飘摇”、“流转”的感觉还不是最痛苦的，更深的悲感是“长去本根”。原来明帝不许诸王入朝，曹植苦于“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吴越”（《求通亲亲表》），骨肉之间生离等于死别，所以本篇末四句说得那么沉痛。
文帝和明帝对待诸侯都极其苛薄，对曹植更甚。曹植自述贫困的情形又见于《转封东阿王谢表》：“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口，形有裸露。”他的部曲既少，又多老弱，许多是“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睹，气息裁属”的（《谏取诸国士息表》），当然不能有什么生产。不过比贫穷更难忍受的是生活的孤寂。《闲居赋》说：“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无俦。出靡时以娱志，入无乐以消忧。”可见其“块然独处”的烦闷。《白鹤赋》“伤本规之违忤，怅离群而独处，恒窜伏以穷栖，独哀鸣而戢羽”也正是自喻。他尤其不能甘心的是长此废弃，使建功立业的希望永远断绝。但他还想竭力争取，太和二年上书给明帝，要求让他“乘危蹈险，乘舟奋骊，突刃触矢，身先士卒”，宁愿“身分蜀境，首悬吴阙”，而不愿“禽息鸟视，终于白首”，作“圈牢之养物”。但明帝也是疑忌他的，终不肯把他放出圈牢。
明帝的疑忌也不为无因。太和二年明帝幸长安的时候，洛阳竟发生谣言说皇帝死在长安，从驾群臣迎立曹植。（《三国志》注引《魏略》）足见曹植在当时臣民的心目中还大有威望，这对于曹植是不利的。他自己当然也知道这种关系，所以有一篇《怨诗行》，以周公自比，以周成王比明帝，感叹“为君诚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而希望有一天能像周公表明心迹，如“金縢”故事。但这想法是落空了，他只能郁郁到死。
曹植在忧谗畏讥的生活中有不少“讽君”之作，《怨诗行》、《七步诗》都是后人所熟悉的。此外如“明月照高楼”、“种葛南山下”、“浮萍寄清水”等篇，作怨女弃妇口吻，也都是有所托喻。这一类，在他的作品里也是艺术性较高的。他又有游仙诗多篇，其中有些也表现作者苦闷的感情，如《游仙》：“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云凌紫虚。”《远游》：“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纮外，游目历遐荒。”都是有激而发，并不是真的歌颂列仙之趣和追求奇幻的境界。曹植在《辨道论》里骂过方士，在《赠白马王彪诗》里又明白说出“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见他本不是迷信神仙的。
曹植在黄初以后的生活造成其诗歌的“抑扬怨哀”的一面，和他早年那些“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的作品成为鲜明的对照。
四
曹植是好大喜功的人，强烈地追求身后荣名。他的第一志愿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立“经国之大业”。其次是在学说上有所贡献，“成一家之言”，最后才是做一个文学家，“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但究竟还算看得起文学，他相信文学也可以使人不朽，所以他在王佐事业上碰壁以后还是下决心“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虽然做诗人是他的第三志愿，他却是第一个以诗为事业的人。诗终于使他不朽。
他的文学观念是进步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他也熟习民间文艺，他曾对邯郸淳背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对于乐府民歌的欣赏更不消说。“通俗”是当时新兴阶层文人的进步倾向，在汉灵帝时已经如此，保守的，属于旧阶层的文人如蔡邕，就反对这种倾向。（详见《后汉书·蔡邕传》）这种倾向使曹植重视五言诗，用来做主要的文学形式。
他有很深的古典文学——诗、骚、赋、颂——的修养，这对于他提炼诗的语言有所帮助。但他是在乐府民歌的基础上来提炼，不是把诗骚赋颂移植到诗里来。所以他发展了乐府民歌，不是僵化了它。他把五言诗从“质木无文”发展到“词采华茂”，是功绩，不是罪愆。至于后来陆机、颜延之等人受他的影响而走得太过，却不是他所应该负责的。
因为他所属的阶层在当时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比较接近人民，又因为他自己在政治上是受压迫的，生活是艰辛的，自然产生对贫苦人民的同情，所以在诗里有人道主义的成分。
他在压迫之下并不颓丧，不放弃英雄事业的理想，始终意气慷慨，所以他的诗感情强烈，精神焕发，骨气奇高。
热情和壮志使他成为爱国者。他渴望统一，不忘平吴伐蜀，也关心边患，高呼“蹈匈奴”、“凌鲜卑”。以当时较进步的魏国来统一吴蜀是推进历史的合理办法，解除西北外族的威胁也是当时的迫切任务，所以他的口号不是黩武的，而是爱国的精神。这精神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诗里。
不过，他所属的阶级究竟是剥削阶级，他的阶级出身不能不限制他。因而他的同情疾苦，反映社会的诗究竟是少数，多数作品是只关系他个人的。时代也限制他，他选择文学形式也不能完全放弃四言诗、辞赋等旧体，做了不少的假古董，不能彻底走革新的路。因此我们觉得锺嵘《诗品》说曹植在文学领域里的地位“如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稍嫌过分一些。但是话说回来，他毕竟是奠定五言诗基础的最大功臣，他的成就毕竟超过同时代的作者。当时文学的进步性在他的诗里表现得非常鲜明。他确实是建安诗人最适当的代表。我们既重视建安时代的诗，那能不重视这一个代表人物？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