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白情的《草儿》，是很惹我注意的一本新诗集。《草儿》是民国十一年三月出版的。后来又有修正版，书名改为《草儿在前集》，其实这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就历史的意义说我们还是讲《草儿》。我最初注意《草儿》，还是在《努力周报》的增刊《读书杂志》上读了胡适之先生《评新诗集草儿》一篇文章引起来的，觉得那些诗真是新鲜爽利，一直留着一个很好的记忆。这很像读了人家的游记，惹得自己也想去看看这一幅佳山水，但因为别的事情搁起来了，于是这件事情也就忘记了。事隔多年之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里读到康白情的新诗，于是往日的记忆又流动起来了。我还得感谢那一首《和平的春里》，由这一首新诗引起我爱好一首很古的歌辞，“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首古歌辞的古新鲜，一种质直的别致，与康白情的天籁实在并无相同的地方，然而我因为读了《和平的春里》触动我对于“鱼戏莲叶东”的欣赏，这里也便见康白情的这一首新诗令人不可及之处。这回我拿了《草儿》从头至尾一首一首的读，第一遍还是欲罢不能，觉得他写的真是很新鲜，真是“读来爽口，听来爽耳”，因此读了也就不得要领，于是我再从头至尾读一遍，再读一遍乃随处引起我的思索，不欲停读而不能，还是关于新诗由《草儿》引起我有一些话可说，于是我开始选《草儿》里的诗，选出来的新诗却只有四首，我很有点可惜似的，这么一种新鲜的诗集怎么只选得这四首。现在我且把我所选的《草儿》里四首诗抄出来，然后再说别的话。
窗外
窗外的闲月
紧恋着窗内蜜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恼了，
她还涎着脸儿在墙上相窥。
回头月也恼了，
一抽身儿就没了。
月倒没了；
相思倒觉着舍不得了。
（一九一九年二月九日，北京）
江南
一
只是雪不大了，
颜色还染得鲜艳。
赭白的山，
油碧的水，
佛头青的胡豆土。
橘儿担着；
驴儿赶着；
蓝袄儿穿着；
板桥儿给他们过着。
二
赤的是枫叶，
黄的是茨叶，
白成一片的是落叶。
坡下一个绿衣绿帽的邮差
撑着一把绿伞——走着。
坡上踞着一个老婆子，
围着一块蓝围腰，
的吹得柴响。
三
柳桩上拴着两条大水牛。
茅屋都铺得不现草色了。
一个很轻巧的老姑娘
端着一个撮草〔箕〕，
蒙着一张花帕子。
背后十来只小鹅
都张着些红嘴，
跟着她，叫着。
颜色还染得鲜艳，
只是雪不大了。
（一九二〇年二月四日，津浦铁路车上）
和平的春里
遍江北底野色都绿了。
柳也绿了。
麦子也绿了。
细草也绿了。
鸭尾巴也绿了。
茅屋盖上也绿了。
穷人底饿眼儿也绿了。
和平的春里远燃着几围野火。
（四月四日，津浦铁路车上）
自得
中夏什刹海底清晨
是一组复杂的音乐，
是一幅活的画。
铁嘴儿飞着叽唭呱喇地叫。
鹌鹑儿对对地跟着，唧的一声，又投向芦苇里去了。
白的小蝴蝶儿端在空中飘着惹燕子。
柳阴里露出几栏遮不住底红楼，
一根挑子在楼下走着叫白菜。
满担底绿桃子红李子在一家屋檐下搁着。
卖东西的却坐在一块青石磴上打渴睡。
侧边又有一个班白的老头子，一针一针地坐在阶级上补他春天底破棉袄。
檐上底老乌呱的一声，
他举头看了一眼湖里底红藕。
沟里有些鱼儿跳出（水）来晒肚皮，
——卷出水红色的白肚皮——
碧水一井，又振起一个圈儿。
忽然飞来一只白鹭夹了一尾去了。
荷叶吹了些清香出来。
西山从屋顶上露了些黛晕出来。
白云在蓝空里随意浮动。
军警弹压处底五色旗晒在红楼边底篾棚下浪着。
隔岸一个打赤膊的，叽嘎叽嘎地推过满车白亮亮的冰。……
一组复杂的音乐，
一幅活的画，
尽在中夏什刹海底清晨里。
（六月二十二日）
《草儿》确是新诗运动声中很有意义的一本诗集。没有新诗运动一定没有康白情的这些诗，康白情的新诗大约又不能继续写下去，这两句话是我这回读了《草儿》总结的话。原来这里好像摆着一个事实，即是中国的白话新诗能够发展些什么东西。
康白情的新诗的文章，是《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的文章，但他又确乎是写诗的人，因为他的天才是音乐的，是诗的天才。胡适之先生评《草儿》那篇文章里，引了《江南》作例子，说“《江南》的长处在于颜色的表现，在于自由的实写外界的景色。”又说，“但这种诗假定两个条件：第一须有敏捷而真确的观察力，第二须有聪明选择力。”胡先生这话只是说得表面，康白情的诗里所写的，并不是从真确的观察得来的，他当然也有他的选择，但他是“点点不离扬柳外，声声只在芭蕉里，”即是说外界的景色要恰恰碰在他的诗情的弦上，于是这个音乐就响起来了。这里头没有观察，这里头其实连选择也没有，只是刚好碰上，一碰上，再是挑拨，于是就自由的歌唱起来了。碰得好乃一首好诗，真是“谁把钿筝移玉柱，穿帘燕子双飞去。”碰得不好，或者诗弦并不十分紧张，有心来撩弄，于是诗便无论如何不是成功之作。总之这种诗的作者的天才都是音乐的，惟其是音乐的，写出来的东西才是颜色的交响。在旧诗里头也是如此，不过那更是主观的抒情，我且举韦庄的词，如“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这四句里头对几个颜色的字，然而我们读之而不觉，只觉得读来爽口，听来爽耳。实在写这词的人他也没有故意挑这几个颜色的字眼，他只是抒情，只是琴音罢了。又如晏几道有名的一首词，于“琵琶弦上说相思”句下紧接着“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诗人自己回忆月下美人，或者还是一个蛾绿桃红的印像，即是说记忆新鲜得很，于是就不知不觉的明月照着彩云，并不同乎普通的代字。大凡这类的诗人，都是抒情诗人，他们的眼里如是颜色，他们的笔下却是弹琴。有时又先是琴声然后表现之于画色，如这四句，“桃溪不作从容住，秋藕绝来无续处，当诗〔时〕相候赤栏桥，今日独寻黄叶路，”赤栏桥黄叶路正是音乐的表现，这些地方正是一气呵成一派的诗，与其说是人工，毋宁说是天籁。照旧诗文字的性质说，只要是这一派的天才在这里尽有发展的余地，但一种体裁到了后代成了疆〔强〕弩之末，只可以供模仿诗家当作破铜烂铁去制造，不复成其为利器，便是有创造才能的人也不知道这种器具可能的用处，谁也休想能够利用牠。康白情的《草儿》在当时白话新诗坛上可谓一鸣惊人，正是作者的音乐才能忽然得到一个表现的利器，没有白话新诗，这个才能便压抑下去了，他既不是小说的天才，不能像《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一样的写景，一旦他以《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写景的笔墨来写白话新诗，于是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了。（这个河流又不能久长的。）康白情写新诗，大约先是受了胡适之先生的影响，随后又受了周作人先生的启发。如我们所选的《窗外》这一首，便很像《尝试集》的笔致，确乎只是“浅淡不及胡适”。（按，北社《新诗年选》康白情的诗后面有署名愚庵的评语，有云，“大概浅淡不及胡适，而深刻不及周作人。浅淡深刻四个字，都不寓褒贬的意思。”）后来写《江南》一类的诗，大约是受了周作人先生的《画家》的影响，开发了他自己的诗的题材。我讲周先生的新诗的时候，没有选《画家》这一首诗，现在且把这首诗抄在这里：
画家
可惜我并非画家，
不能将一枝毛笔，
写出许多情景。——
两个赤脚的小儿，
立在溪边滩上，
打架完了，
还同筑烂泥的小腰。
车外整天的秋雨，
靠窗望见许多圆笠，——
男的女的都在水田里，
赶忙着分种碧绿的稻秧。
小胡同口，
放着一副菜担，——
满担是青的红的萝蔔，
白的菜，紫的茄子，
卖菜的人立着慢慢的叫卖。
初寒的早晨，
马路旁边，靠着沟口，
一个黄衣服蓬头的人，
坐着睡觉，——
屈了身子，几乎叠作两折。
看他背后的曲线，
历历的显出生活的困倦。
这种种平凡的真实印象，
永久鲜明的留在心上，
可惜我并非画家，
不能用这枝毛笔，
将他明白写出。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周先生这首诗给当时新诗坛的影响很大，一时做新诗的人大家都觉得有新的诗可写了，因为随处都有新诗的材料。康白情却最妙，他一且〔旦〕发现了诗材料，他乃不知不觉的以旧小说描写笔墨来写他的新诗，好像本来有这种东西的可能，只是在那里压抑了好久，这时才得到发泄的自由了，于是他的几首新诗最成其为白话新诗，别人不能学他，他自己后来不能学他。他的诗表面上看是图画，其实是音乐，却是说是天籁，我们且看《自得》这一首诗里有一句好玩的例子：
满担底绿桃子红李子在一家屋檐下搁着。
卖东西的却坐在一块青石上打渴睡。
侧边又有一个斑白的老头子，一针一针地坐在阶级上补他春天底破棉袄。
檐上底老鸟〔乌〕呱的一声，
他举头看了一眼湖里底红藕。
我说有一句好玩的例子便是“他举头看了一眼湖里的〔底〕红藕。”试问诗人怎么知道这个“补他春天底破棉袄”的老头不是举头看了一眼湖里的红藕呢？他举头看了一眼大概总是正确的观察，至于举头看了一眼湖里底“红藕”在这里只是确切不可移易的一句好诗，自然画色做了诗人琴音罢了。那首诗里还有两句也很好玩，“柳阴里露出几栏遮不住底红楼，一根桃〔挑〕子在楼下走着叫白菜。”这个卖白菜的真来得凑巧，不可无一，亦太〔不〕可有二了。又如“隔岸一个打赤膊的，叽嘎叽嘎地推过满车白亮亮的冰。”说一句杀风景的话，北平街上，就是推粪车的，就是在夏天，也没有“一个打赤膊的”。然而“隔岸一个打赤膊的，叽嘎叽嘎推过满车白亮亮的冰，”真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总而言之，康白情的诗是天籁。我将一本《草儿》选来选去只选了四首诗，本来还没有将《自得》这一首算数，四首里算了《妇人》那一首，等待要抄写这一首《妇人》的时候，觉得这首诗不行，好比“小麦都种完了，驴儿也犁苦了，大家往外婆家里去玩玩罢。”这三句诗弦并不紧张，通篇也是有意来描写，写得好也不能算诗，是活泼泼一段文章罢了。因为开始我就说我在《草儿》里选了四首诗，不愿再改为三首，于是改选《自得》一首，结果还是四首的数目。有时诗情倒是紧张的，即是说音乐很成功，却写不出，作者又舍不得不写，如题作“风色”的这一首，“旗呀！旗呀！红黄蓝白黑的旗呀！”这便同老太婆念阿弥陀佛差不多，不是心里没有得说，是口里说不出，于是指着名字叫一声。然而从一首失败的诗也可以看出康白情的诗是什么一回事，他不是画画，他倒是唱歌。胡适之先生在那篇诗评里称赞《草儿》里的纪游诗，并选了《日光纪游》第六首作例证，我从前读了也很佩服，其实那也是心里有得说口里说不出，什么“好雨！好雨！哈……哈……哈……”只能算是哑吧做手势，算不得做诗了。
最后我要说我关于《草儿》里《庐山纪游》三十七首的意见。其实这里应该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这些纪游诗都不成其为诗，一笔抹杀之可以〔也〕。但这里有一件有趣的事，要写纪游诗如果用旧诗写还可以写得是诗，康白情则是滥用写白话文的自由，因此这些纪游诗完全失败了。那时新文学运动初起来，新文学的少年先锋队正是旧文学的遗老，一鼓作气的卖弄一场，新瓶子里却正卖的是旧酒糟，从我们今日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事，说出他们的失败的原故正是不埋没他们的战绩。胡适之先生在诗评里说，“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中国旧诗最不适宜做纪游诗，故纪游诗好的极少。白情这部诗集里，纪游诗占去差不多十分之七八的篇幅。这是用新诗体来纪游的第一次大试验，这个试验可算是大成功了。”又说，“占《草儿》八十四页的《庐山纪游》三十七首，自然是中国诗史上一条很伟大的作物了。”这个判断可谓大胆，但最初也难怪，我们现在只须说明中国旧诗适宜于做纪游诗，中国的白话新诗则不适宜于做纪游诗，这个事实又有关于新诗的发展。康白情的《庐山纪游》只是占的篇幅多，犹如一个旅行的学生做了许多日记，见其蓬蓬勃勃的生气，尚末〔未〕成功为一种文章，更谈不上诗了。这回我读《庐山纪游》诗，很觉得好玩，因了那些不伦不类的白话制作，每每记起一首旧诗来了，又想到民间的歌谣，可惜歌谣我记不得，要临时去找。如康白情的《庐山纪游》之十：
十日晴：
偕两叶，
束轻装，
请挑子，
裹面包，
带牛奶，
漫游去。
又如二十七：
十一日晴。
脱靴子；
换草鞋；
再上山；
蝉声泉声又远远地来迎我们了。
这些大约并不是作者故意写得好玩的，他大约真是在那里写他的诗感，也还是心里有得说口里说不出一种性质的东西，即是说这种诗感也还是音乐的。我从北大《歌谣周刊》找得两首河北歌谣，且抄在这里比较观之：
一
月亮斜，中秋节，
又吃月饼又供兔儿爷，
穿新袜，换新鞋，
也跟奶，也跟姐，
上趟前门逛趟街。
二
九月九，晴晴天，
奶娘同我到〔去〕到万寿山，
提黄酒，挟红 ，
走到山顶坐野盘。
观皇会，什锦旛。
南锣小鼓打的全。
奶娘渴了喝好酒，
饿了吃蟹作大餐。
这样的歌表现得一种欢乐之感，就意思说没有什么意思，却是把欢乐唱出来了，这正是歌谣的长处。诗人如果要写诗，许你用白话来写新诗，像这一种的音乐的欢感，却是奈何牠不得，只好说不出。旧诗却有这个音乐的长处，这一点旧诗恰好与歌谣立在同一线上，都是以音乐性见长，不过一个是作家的诗人写的，一个是民间的天才唱出来的罢了。如这样一首唐诗，“雨歇杨林东渡头，永和三日荡轻舟。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又如苏轼的这一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 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又如辛弃疾的词，“着意寻春懒便回，何如信步两三盃。山才好处行还倦，诗未成时雨早催。 携竹杖，更芒鞋，朱朱粉粉野蒿开。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这些诗词，就文字里的意思说并没有什么意思，然而诗里的音乐就是意思，所以我们读着觉得牠是诗了。因为这个诗情是表现于一种文字的音乐，旧诗之所以为诗每每归功于这个性质，如果将这个文字里的意义用我们的白话来写，无论如何不能成其为诗，倒可以写成一篇有情致的散文。我尝说〈说〉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而其文字则是诗的，我的意思并不是否认旧诗不是诗，只是说旧诗之成其为诗与新诗之成其为诗，其性质不同。康白情的《庐山纪游》，是一堆乱写的文字，说不上新诗，也说不上白话散文，只是滥用自由。如果规规矩矩的写旧诗，发抒游兴，或者还能成一个样子，那么八十几页的篇幅本来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的话可以说是完全不相干的，只是触动了多说几句话罢了。我还想抄几首普通的唐诗来说明一件事实：
登鹳雀楼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勤政楼西柳
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
河满子
张 祜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
题水西寺
杜 牧
三日去还住，一生焉再游。含情碧溪水，重上粲公楼。
下江陵
李 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宣城见杜鹃花
李 白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望天门山
李 白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向北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这些诗大约说得上读来爽口听来爽耳，文字里的意义并没有什么，用了许多的数目字，却最表现旧诗文字的音乐性。又如词里这样的句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又如“往来云过五，去住岛经三，正遇刘郎使，启瑶缄。”又如“走去走来三百里，五日以为期。六日归时已是疑，应是望多时。”如果这样写新诗，大约不成，然而做旧诗填词这些数目字反而有一种生气，好像是天籁。在歌谣里如此，数数的歌谣我却不记得，想来是很多的，一定读来爽口听来爽耳。我这番话还是由康白情的《草儿》引起来的。《庐山纪游》三十六有云：
十里走到隘口山。
走了五里还有二十里；
走了十里还有十六里；
走了十五里还有十二里；
走了二十里还有八里；
这二十里真长呵！
越陌又度阡，
沿岭又翻山，
远远还望不见马回岭。
这太不及“一根挑子在楼下走着叫白菜”来得出口成章了，大约图画的音乐性在白话新诗里还可以有几分成功，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玩意儿大约只好让给歌谣了。说到这里，我的意思可以干脆的说出来完事，有一派做新诗的人专门从主观上去求诗的音乐，他们不知道新诗的音乐性从新诗的性质上就是有限制的。中国的诗本来有旧诗，民间还有歌谣，这两个东西的长处在新诗里都不能有，而新诗自有新诗成立的意义，新诗将严格的成为诗人的诗，牠是完全独立，旧诗固然不必冒牌，歌谣亦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了。康白情的《草儿》，给我们做了一个参考，他其实还是旧诗一派，他的新鲜乃因为初写白话文的原故，他乃以旧小说的文章偶然写得几首白话新诗，大约《和平的春里》是一首佳作，他有旧诗人苏辛一派的才情，这一派诗人还是适宜于旧诗，因为旧诗文字的音乐性能够限制才情，将泛滥的东西范围成一个形式。新诗将是温李一派的发展，因为这里无形式，意像必能自己完全，形式有时还是一个障碍了。旧诗既不能写，新诗又没有范围，中国的新诗看来不免渺茫，然而有范围并不就容易就范，没有范围又未始不正是一个范围，一切文学都待成功为古典的时候乃见创造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