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余允文撰
原孟上
圣人未尝有意于立言，然卒不免于有言者，盖知道易，立言难故也。何则？圣人管天下，不自为己私；任天下之道，不自为己责。生斯世也，适斯时也，道之不明不行有罪焉，此孟子之书所以作也。晚周之泽竭，为君者不以尧舜为法，而以威文为法；为臣者不以伊周存心，而以仪秦存心；为学者不以孔子为师，而以杨墨为师。是以国之法度、刑政、举措、施为，士之行己、去就、辞受、取舍，学者之好恶、得失，一切倒置而不循其本。孟子适丁斯时，以尧舜禹汤文武伊孔圣人，其闻见而相知以心，相传以道，一而已矣。所谓一者，义也。生而有之之谓性，虚而藏之之谓心，由而行之之谓道，学而得之之谓德，设而至之之谓志，浩而养之之谓气，身之之谓行，声之之谓言，制而用之之谓法，正己而物正之谓政，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无适而非是也。孔子殁，斯道传之在己。既不自以为己私也，则仁心恻然而生，不忍天下之若是；又自以为己责也，则义心愤然而生，欲正天下之若是。遂其性之所有，心之所藏，道之所由，德之所得，志之所志，气之所养，身之所以行，口之所以言以钦陈善，以直行己，以正适宜，以明天下之本。其有言利而不知本者，与之言仁义之利；言勇而不知本者，与之言仁义之勇；言政而不知本者，与之言仁义之政；欲富贵而不知本者，与之言仁义之富贵；言性而不知本者，与之言仁义之性；语道而不知本者，与之言仁义之道。天下之本既明，由是好利者恶其本，好勇者恶其力。移粟易牛，知其政之失；墦间垄断，知其行之污；为我兼爱，知其习之非；仁内义外者，知其性之非。圣人之道，既暗复明；诸子之伪，既作复息，孟氏之力也。其书所载，坦然具在。学者诵其书，非徒诵其言而已。要因言以观其行，因行以观其气，因气以察其志，因志以操其心，因心以明其德，因德以知其道。苟知其道，虽历世千百，皆可以相传。得志则志而用之，举而措之，与民由之，兼而济之；不得其志，则著之于书，由之于行，独行其道，私淑诸人也。
原孟中
乱世者甚，则开时者应；违道者众，则任道者责。战国之时，圣人不作，泯泯棼棼，谋胜者王，力胜者霸，言异者贤，行异者圣，君臣上下皆以相胜成俗，则语治者安取道？语道者安取治？自彼自我，自非自是，而莫能统一。孟子学圣人之道而至乎圣人者，将坐视天下之溺而不与圣人同忧乎？且涂郤守神处乎阴遗照藏诸用于寂然之中，是志于自为而已。抵时乘光，随感随应，其糠粃土苴，必将甄陶尧舜而后已，此其仁于为物也。乃以道而自任，游说诸侯之间，勿视于巍巍之崇，辨折于百家诸子之说，而不惑于纷纷之异，以直养气，顺养心。性流于末，则吾反其本；命灭于故，则吾顺其正。是以虚而明，以一而贯，纵横阖辟，无施不可，如响斯答，如鉴斯照，莫之期而常自然。则偏于道者，其能至乎此？彼有得圣人之一体，或具体而微，与夫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是皆不能无偏也，宜孟子之不愿学也。孟子由圣人之道，以明圣人之远者，必称尧舜；学圣人之近者，必称孔子。复敦朴于殚残之余，振道德于灭裂之后，非深探而言之，则天下孰从而归乎？是以言近而指远，守约而施博。父子足以明仁，君臣足以明义，夫妇足以明别，长幼足以明序，朋友足以明信。反经以兴俗，用夏以变夷，使杨墨不得其志，乡愿不得其名，非私意自为也，而时人犹未之知。至于执其迹而议之者，纷纷如也。故辞受皆是，而陈臻疑其非；言动皆礼，而王𬴐以为简。尹氏不知不就之有道而不悦，臧仓不知贫富之不同而谓非贤。陈代以枉尺直寻其可为，公孙丑以管晏之功为可许，皆不知孟子者。夫如是，不得已而辩之。盖有圣人之道，而又有圣人之时，则不必以道徇时；无圣人之时，而有圣人之道，则不必以时徇道。徇道而不可得，则亦视天而已矣。孔子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子以「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皆以天为己任，则吾之若天者，岂得逆废兴之理哉？盖文王既没，五百岁而后有孔子，孔子不生，则文王之道不几于丧乎？孔子既没，百有余岁而后有孟子，孟子不生，则孔子之道不沦于邪说暴行乎？是天未丧道，而圣人之所以出；圣人之为物也，而言之所以著。孔子之道虽不信于当年，而泽流于万世，以言之存也。荀子以为非由于言而不知者也。扬子以为不异于孔子，由其言而知之者也。若夫修其真以治身，而意有不能致，则又君子当神遇而心会耳。
原孟下
愚，尝读黍离之诗，见其大夫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以是知方是之时，人未尽愚也，犹有知者存焉。读园有桃之诗，见其大夫所谓「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以是知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无智不愚矣。孔子之时，无以异于黍离之时也，故人之于君子也，或知之，或不知之，此孔子所以有言而无辩。孟子之时，无以异于园有桃之时，故人之于君子也，莫之能知。此孟子非特有言而已，又有辩焉。夫举世多智，则虽不言而道自明，虽不辩而事已白，君子奚事于言辩哉？举世多愚，则虽不言不辩，不可得也。故孔子曰：「予欲无言，而未尝不言。」孟子曰：「予岂好辩，而未尝不辩者，以其势之所遇而已。孟子之言，或有以自处，或有以处人，或有以明其不一之为一，或有以明其不同之为同；其辩或有以自明，或有以明人；其言或有以导其上，或有以导其下。此七篇之大略也。是故非孔子之圣则不学，而期以管仲之功则不为，其处己也，可谓高而不卑矣。非尧舜之道不陈，而问以桓文之事则不对，其处人也，可谓高而不卑矣。或为帝，或为王，或以去，或以不去，其事疑若不一也，而谓之一焉，所以明其不一之为一也。或为师，或为臣，或以忧，或不忧，其迹疑若不同也，而谓之同焉，所以明其不同之为同也。其交也，或报或不报，非严其为守而轻其为相也，以往来之礼不可以不行也。其餽也，或受或不受，非无愧于少而有愧于多也，以取舍之义不可以不明也。皆与王𬴐言也，而独不与之言以附之，非其正而不可以苟从也。莫与」章子游也，而独与之游以异之，非其恶而不可以苟同也。臧仓之毁，有所不恤，以行止之在天也。尹士之议，有所不顾，以去就之在我也。若是之类，其辩之以自明也。以舜为臣荛与瞽瞍，则是诬之以无父无君也。以孔子主痈疽与瘠环，则是诬之以无义无命也。以传启为私子，则是不知因天之所与而与之也。伐纣为弑君，则是不知因天之所欲亡而亡之也。以不诛弟之恶为不仁，则是可以匿怨其所爱也。以不知兄之叛为不智，则是可以逆诈其所敬也。说诗者或以告之为是，而以不告为非，则是未知其不告为无后也。或以怨之为非，而以不怨为是，则是未知其不怨为愈疏也。若是之类，皆有以辩之者，所以明其古之事于今也。以仪、衍为大丈夫，则是为臣下者可以不忠不信也。以仲子为廉士，则是为子弟者可以不孝不恭也。由夷之之言，则是墨者之说可以与儒合也。由陈相之言，则是四夷之道得与中国抗也。以夺兄之食为可，则是礼不可行。以援嫂之溺为不可，则是权之不可用。言性者，或以善之为非，是人之性有恶而无善也；或以义之为外，是人之性有仁而无义也。若此之类，皆有以辩之者，所以明其今之事于后也。以仁为安宅，则所居者不可旷于仁；以义为正路，则所由者不可舍于义。所居者苟不旷于仁，所由者苟不舍于义，则虽诸侯为之不已，可以至于王；虽士充之不厌，可以至于大人。以诸侯为之不已，可以致于王，故告诸侯也，常申之以王者之道，而又使其臣之则召焉，师之则勿召。盖尊德乐道，不如是亦不可至于王矣，此所以道于上也。以士而充之不厌，可以至于大人，故其言士也，常终之以大人之事，而又使其杀之则往焉，召之则不往。盖尊德乐义，不如是不可至于大人矣，此所以导于下也。方是时，梁惠、齐宣之徒，告之以仁政，谕之以仁术，不为不切矣，而莫之能行。能行之者，滕文而已。然文公能行其小者，而不能行其大者，故其卒也，身之以汤武之功业，则亦无所近，其道可谓不用于上矣。若万章、陈臻之徒，其谕之取舍，乐之去就，不为不详矣，而莫之能学。所能学之者，乐正子而已。然乐正子之学，能至于信而不能善，故其卒也，身之以颜闵之德行，则亦无所及，其道可谓不传于下矣。其道不用于上，不传于下，其言也，其辩也，不可不载之后世。其载之后世者，亦曰先钝者固不能无后利，生穷者固不能无死达。昔者颜渊死，子曰：「天丧予。」盖门人能传孔子之道者，颜渊而已，此孔子所以悼痛之也。颜渊之后，能学孔子之道而传之者，孟子而已。然颜渊于孔子，则见而学者也；孟子于孔子，则闻而学者也。见而学之者，其成之也易；闻而学之者，其至之也难。而孟子乃能至焉。自非其所知有以合乎生而知之，其所行有以合乎安而行之者，孰能与此。盖伯夷之清，无可者也；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无不可者也。孔子于此三者，莫适守焉，随其时而已。其去齐也，接淅而行，非不清也；其去鲁也，迟迟而行，非不和也。其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非不任也。孟子居齐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亦可谓清矣。其去齐也，三宿而后出昼，亦可谓之和矣。其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亦可谓任矣。此所谓学孔子而至焉者。其学孔子者，非特此而已，或合之以其言，或合之以其行，或反之以其言，或反之以其行，而未尝有所拘也。卫灵公问陈，孔子对以俎豆；梁惠王问利国，孟子对以仁义。此合之以其言也。孔子于童子则见焉，而于孺悲则不见。孟子于夷之则见焉，而于彭更则不见。此合之以其行也。孔子以夷、惠为贤，而孟子以为圣；孔子以管仲为小器，而孟子以为大任。此反之以其言也。孔子于君之召则往，孟子君召则不往；孔子于大人则畏之，而孟子则藐之：此反之以其行也。其合之也，非固顺之也；其反之也，非固戾之也。因其事，当其可而已。其养气足以不失己，其知言足以不失人。至距杨、墨，承三圣，非特不失己而已，又足以成己之功也。折告子以明四端，非特不失人而已，又足以成人之性也。若然，于孔子也，非自合之，非自反之而后得也，得之于心而已。乌乎！孟子之后，其能专心致志以学孟子者，尚寡矣。今之学孟子者，苟能无可无不可，或合以其言行，或反之以言行，而无所拘焉，则庶乎孟子之学孔子矣。诗云：「以似以续，续古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