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余允文撰郑氏叔友艺圃折衷。
折衷曰：孟轲非贤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三宿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沈同问：「燕可伐欤？」吾应之曰「可。此孟子之罪也。
余氏辨曰：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世处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隳废，异端并起，若杨朱、墨翟放荡之言，以干时惑众者非一，此赵岐之说也。天下岂复有王道哉？岂复知有仁义哉！幸而有唱为仁义之说者，犹足以使乱臣贼子逡巡畏缩，不敢自肆，而况孟子治儒术，承三圣以仁义之道说于诸侯，思济斯民，不幸而其说不行，而商、周之盛治不可复见，其与假仁而行、急于功利者有间矣，可谓非贤人乎？又举数条以为孟子之罪。余于温公疑孟、李公常语辨之矣。诛一夫纣，即泰誓所谓独夫纣也。三宿出昼，即孔子去鲁之意也。如之何以为孟子之罪乎？朱子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闻诛一夫纣矣。」沈同问燕可伐，此三事已辨于疑孟、常语中矣。惟出昼一事，当于第九段辨之。此段辨孟轲非贤人之句，亦须引孟子所传之说。今只以赵岐题辞为据，恐未足以折谈者之锋也。
折衷曰：春秋书王，存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轲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有无周之心，学仲尼而叛之者也。周德之不竞，亦已甚矣，然其虚位，犹拱而存也。使当时有能倡威文之举，则文武成康之业，庸可庶几乎？为轲者，徒以口舌求合，自媒利禄，盍亦使务是而已乎？柰何今日说梁惠，明日说齐宣，说梁襄，说滕文，皆啖之使之为汤武之为，此轲之贼心也。譬父病亟，虽使商臣为子，未有不望其生者，如之何其直置诸不救之地哉？轲，忍人也，辨士也，仪、秦之雄也，其资薄，其性慧，其行轻，其说如流，其应如响，岂君子长者之言哉？其自免于苏、张、范、蔡、申、韩、李斯之党者，挟仲尼以欺天下也。使数子者皆咈其素，矫其习，窃仁义两字以借口，是亦孟轲而已矣。要之，战国纵横捭阖之士，皆发冢之人，而轲能以诗礼也。是故孟轲诵仁义，犹老录公之诵法也。老录公诵法卖法者也，轲诵仁义，卖仁义者也，安得为仲尼之徒欤？嗟乎！孔子生而周尊，孟轲生而周绝，何世人一视孔孟之心？记曰：「疑人必于其伦，宁从汉儒曰孔墨。」
余氏辨曰：父子主乎亲，君臣主乎义，不可以一概论。先儒谓宗子有君道，试摭其说。古者诸侯之子弟，异姓之卿大夫，立嫡子为大宗，族人宗之。有人焉，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则立为大宗，百世不迁也。不幸大宗者恣为骄侈，荒耽酒色，横逆残暴，子弟不能堪，谏诤之不听，益又甚焉。夫欲说其族者，将使之率子弟事之，助其为恶欤？将使之躬行孝弟，收合其亲属欤？至于众族之归己，而易其大宗，于义苟可为，亦不得辞。此伊尹之相汤，吕望之相武，而其用心正有类此。自平王迁东，周德不竞，为天子者，虽无骄侈残暴之事，然不能振皇纲，但拥虚位而已。孔子历聘七十二君，未尝一言说其君，率诸侯而尊周。以力假仁为霸者事，孔子不肯为也。而所以作春秋者，为天下之无主也。不然，何以降黍离于国风乎？其所以降雅为风者，亦其自取也。孔子岂有心哉？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乎，疑词。其不为东周也，明矣。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欲往，遂言如有用我，不为东周，则说之以西周之王道也必矣。又尝有「其或继周者」之语，孔子岂能必其周之祚不移乎？逮战国时，周室衰微，抑又甚矣。孟子则学孔子者也，讵肯效管仲假仁而图霸哉？又况当时之君，争地争城，侵夺篡弑，不复知有君父矣，其视仁义为何等事耶？天下之民死于战斗，死于赋敛，死于徭役，不知其几。孟子说梁惠、齐宣、梁襄、滕文，使之为汤武行仁义，其心在于救民尔，未尝说之以富国强兵，用征伐而取天下也。乃谓孟子叛仲尼之道，有无周之心，妄矣。又谓孟子为卖仁义而有贼心，不犹愈于不知仁义而非之乎？墨氏兼爱，不知有父，乃欲从汉儒曰「孔墨误后之学者」，必此之言夫！朱子曰：此与李氏常语所以谤孟子者，大指略同，前之辨详矣。辨云：父子主亲，君臣主义，不可一槩论，甚当。但喻宗子事云「恣为骄侈」以下数句，不类周衰事体，当微改之，乃为尽善。郑引孔子言「吾其为东周乎」，「为」字当作去声读。先儒有作平声读者，隐之之说是也。但谓欲说「弗扰以王道」，则非孔子之心也。降黍离作春秋，不知果有继周之意否？此一节更望见教也。郑以孔孟并称为不伦，而欲以墨配孔，则益非其伦也。大抵未知孟子所传者何事，故其论诡僻颠倒如此也。
折衷曰：「吉人唯知为善而已，未尝望其报也。为善而望其报，是今世委巷溺浮图者之处心也。孟子劝滕文公曰：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是心何心哉？武王伐纣而利之，非太王、王季、文王之本心也。孔子谓泰伯三以天下让，亦曰：周之有天下，泰伯不袭封也。其逊国也，祗其所以为天下也欤？夫泰伯虽知季历之贤，可以继绪保邦，而吾不若也。如使泰伯包藏祸商之心也，夫何至德之足云。」
余氏辨曰：「善者福之，淫者祸之，天之道也。吉人为善，固不望报，而天必报之以福，可以天道难信而不足信欤？孟子劝滕文公为善，谓后世子孙必有王者，非但告之以周家之事，是亦以天道告之也。使周不积德行仁，则子孙未必蕃衍，虽欲伐纣而利之，不可得矣。况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于公治狱多阴德，犹能逆知其子孙必有兴者。当战国之际，人伦弃而天理灭，不知为善之利。今以孟子之言为非，则将何以劝其君耶？乃谓周之有天下，由泰伯之不袭封也。使人人逊国如泰伯，无季历之贤以继之，则复宗绝祀矣。季札之事，可不监诸？」朱子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初无望报之心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乃为太王避狄而言。易大传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亦岂望报乎？」
折衷曰：「孟子谓沈同曰：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士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大夫爵禄制于诸侯，是诚古之道也。孟轲既教齐、梁、滕之君使自为汤武，则是诸侯未尝受命于天子也。沈同不敢以爵禄私人，齐制之也。子哙不敢以燕私人，将复谁制之哉？何孟轲独能约燕于王制，而不能约齐、梁、滕于古道也？
余氏辨曰：「孟子告沈同曰：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士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者，是约燕于王制也。其意曷尝不存周哉？劝齐、梁、滕之为汤、武者，正欲其行仁义而知有王制云尔。岂可谓夏、商在上而汤、武不得行仁义欤？汤、武行仁义，无一言及之，唯罪汤、武之征伐，掩善扬恶，岂得为公论？亦可谓处变事而不知其权者也。」劝其君行仁义以为不道者，余知之矣。彼非以仁义为不美也，但急于近功，谓仁义为迂阔不切时务，不若进富国强兵之术也。若其诚然，商鞅之徒为之，孟子不为也。朱子曰：诸侯受国于天子，故子哙之让为无王。天子受命于天，故文王受命作周，不受于纣而无罪。辨谓郑氏以「仁义」为迂阔，则未然，第恐若商鞅之谈帝道尔。
折衷曰：「今之诸侯取于民，虽不义，不可谓御人于国门之外。取非其有，贼义也；取充其类，尽义也。是轻重之等也，是孟轲原情以处罪也。至未能什一去关市之征，复与攘鸡同科，何任情出入而前后自戾也如此？」
余氏辨曰：孟子谓今之诸侯赋敛于民，不由其道，而与御人而夺之货何异？取非其有为盗，取充其类为义之尽，犹未为盗，是轻重之等，是诚孟子能原情以处罪也。至于戴盈之问，未能什一去关市之征，请轻之以待来年，孟子设攘鸡之喻以答之，而曰如知其不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者，意谓戴盈之徒知其非而不能速改矣。以此讥之，岂得谓任情出入，前后自戾欤？郑氏专以偏见曲说而非诋孟子，学无师承，其蔽也如此，卒为名教之罪人也。惜哉！朱子曰：「辨得之矣。」
折衷曰：「析直薪者不费斧，讼直理者不费词。」鲁论二十篇，如圣君咨俞，如严父教戒，庄而亲，简而当焉。孟子以游辞曲说簧鼓天下，其答陈代、告子、万章、公孙丑之问，皆困而遁，遁而支离。想当时酬酢之际，必沮气赧颜，无所不至，所谓浩然者安在哉？近世欧阳永叔、王介甫、苏子瞻之徒，僻好其书。呜呼！斯文衰矣。
余氏辨曰：「析直薪者不费斧，讼直理者不费辞。」为是说者，正俗所谓「不哭之孩，孰不能抱」？是知常而不知变者也。战国之时，处士横议，异端并起，闻孟子谈仁义，其不骇且疑者几希？陈代、告子、万章、公孙丑之徒，见识不及孔门弟子远甚，酬答之际，安得不谆复告之？理苟明矣，何患乎辞之费？乃谓欧阳永叔、王介甫、苏子瞻僻好孟子之书为斯文之衰，识见之优劣可知矣。朱子曰：「疑欧阳氏、王氏、苏氏未得为真知孟子者，亦堕其所见之浅深，志焉而乐道之尔。」余隐之之辨，已得之矣。
折衷曰：悟云迷失也，安云病人也，治云乱世也，喜之之辞也。无忧无惧，喜孰云乎哉？孟子曰：「霸者之民𬴐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愚曰：王者之民，𬴐虞如也；帝者之民，皞皞如也。齐、晋驱民于锋镝，汤、武拯民于涂炭，唐、虞措俗于恬愉。是故商、周之书，若有矜喜色，虞书二典，如平居对语，庆贺之容不形焉。余氏辨曰：孟子劝齐、梁、滕之君为汤、武，乃痛诋之，谓孟子卖仁义，纳君于不道，而欲易孟子之言曰：王者之民，𬴐虞如也，帝者之民，皞皞如也。又云：齐、晋驱民于锋镝，汤、武拯民于涂炭。抑何前后之言自相戾欤？己不能事父兄，而责人以孝悌之道有未至，亦其蔽也。寐而狂言，祗足以骇童稚，及长者闻之，付一笑尔。朱子曰：此辨甚善，但己不能事父兄以下，文意隐晦，似未条畅。愚谓学者当先识圣人相传大体同处，然后究其所至之浅深，则不出乎大防，而义理精矣。帝王无二道，而民之蒙化不能无浅深，使孟子言之，固当有辨。但郑谓「王者之民，𬴐虞如也」，则是未识王者气象。彼语尧舜，亦徒好高尔，非真知尧舜者也。
折衷曰：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其词约而缛，易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扬著书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胜，非善也。正变为奇，奇变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为正，即正为奇，善之善也。
余氏辨曰：昔吾夫子对卫灵公以军旅之事未之学，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闻。及观夹谷之会，则以兵加莱人，而齐侯惧；费人之乱，则命将士以伐之，而费人北。尝曰：「我战则克。」而冉有亦曰：「圣人文武并用。」孔子岂有真未学未闻哉？特以军旅甲兵之事，非所以为训也。乃谓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当尽心，其词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扬著书皆不及，是启人君穷兵黩武之心，庸非过欤？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审也！朱子曰：「此段本不必辨，但斯人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尧舜，似矣。乃取孙武之书厕之易、论语之列，何其驳之甚欤？愚前所谓郑氏未能真知尧舜，而好为太高之论以骇世，若商鞅之谈帝道，于是信矣。」折衷曰：「京师坐鬻者，愚远方之人，直百必索千，酬之当其直则售，意其知价也，知价不可复愚。酬之过其直则不售，意其不知价也，不知价则唯吾之愚。必极其所索而后售。孟轲抱纵横之具，饰以仁义，行鬻于齐。齐王酬之以客卿，且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锺。轲意齐王不知价者，遂愚齐王，求极所索而后售。」齐王徐而思轲之言，曰：王如用予，则齐王犹反掌，开辟以来无是理。是必索高价者。悔而不酬。轲亦觉齐王之稍觉也，卷而不售，抱之他适，徐而自思曰：「齐王之酬我其直矣，矫然不售，行将安鬻？迟迟吾行。」三宿出昼，冀齐王呼己而还直。是又市井贩妇行鬻鱼盐果菜之态。京师坐鬻犹有体，小儿方啼而怒，进以饭，推而不就，俟其怒歇而饥也，睨然望人进之也。轲之去齐留齐，儿态也夫！
余氏辨曰：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吾夫子大圣人也，犹待价而沽，况孟子乎？孟子抱仁义之道，较其美，非止荆玉之比也。急于求售，而献非其人，未免刖足尔，孰若珍其货而后市乎？孟子三宿出齐，乃孔子去鲁之意。万一齐王省悟，听纳其说，举安天下之民，而其价岂止十五城之重哉？乃谓孟子索直于齐，如市贩妇儿之态，不若京师坐鬻者犹有体，其言过矣。朱子曰：诋孟子未有若此言之丑者。虽欲自绝，而于日月何伤乎？有不必辨已。然缺与之辨，则亦有说矣。孟子之称孔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而孔子之自言曰：「无可无不可。」又曰：「我待价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观之，则斯言皆非虚语矣。孟子学孔子而得其传焉，其去齐之果而出昼之迟，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尝有毫发私心也。非知其所传者何事，则何足以语是哉？
折衷曰：「韩愈欲无释老，孟子欲无杨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庆云、瑞雪、景风、时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谷、桑麻，而荑稗、钩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龟龙、麟凤，而鸱枭、豺狼、蛟鼍出焉。古今岂有无小人之国哉？作易者，其知道乎！」
余氏辨曰：孟子欲无杨墨，韩子欲无释老，一则为义之偏，其过至于无君；一则为仁之偏，其过至于无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辞而辟之，然后廓如也。释氏生西竺，汉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汉窦后始好尚之。自晋、梁以及于唐，其教显行。韩公力排斥之，然后大道得不泯绝。有识之士谓洪水之害，害于人身；邪说之害，害于人心。身之害为易见，尚可避者；心之害为难知，溺其说者，形存而生亡矣。自非知识高明，孰知其害而务去乎？韩公谓孟子距杨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谓韩公排释老，而其功与孟子齐而力倍之。讵不信夫？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时，未尝有所谓释、老、杨、墨者，苟欲其无，亦不为过。而谓地不唯五谷桑麻，而荑稗钩吻生焉。世岂有种五谷桑麻而不去荑稗钩吻者欤？若孟子者，正务去荑稗、钩吻之害，而欲五谷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异论以攻之，是诚何心哉？予惧圣道之不明，故不得不与之辨。或曰：「二三君子，近世最为知名者，后学多宗其议论，孟子之书，讲之熟矣。非之诋之，不徒为是纷纷也。理有窒碍，可得而隐乎？子辨则辨矣，其如招咎何？」答之曰：「予贫且贱，固知其不免也。然吾夫子之道，得孟氏而益尊，使其可非可诋，则吾夫子之道何能而益尊欤？世之学者，贵耳贱目，厌常好怪，往往喜其立论之异，诚以孟子为不足学，羞称王道，耻言仁义，叛道乱伦，沦胥为禽兽之归矣。予为此忧，不得已而与之辨，务明仁义而已矣。是我咎我，遑恤乎哉？遑恤乎哉！」朱子曰：「知尧舜、孔孟所传之正，然后知异端之为害也深，而息邪距诐之功大矣。」彼曰：景风时雨与戾气旱蝗均出于天，五谷桑麻与荑稗钩吻均出于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间，混然中处，尽其燮理之功，则有景风时雨而无戾气旱蝗，有五谷桑麻而无荑稗钩吻，此人所以参天地，赞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为三才也。孟子之辟异端，其志亦若此而已。圣人作易以立人极，其义以君子为主，故为君子谋，而不为小人谋，观泰、否、剥、复名卦之意可见矣。而曰古今岂有无小人之国哉？呜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尊孟续辨原序：
余作尊孟辨，出以示诸友。或曰：「温公之疑，辨焉可也。李、郑之说不根，奚足辨哉？」余曰：子以李、郑二子名位勋业之卑欤，何为不足辨？彼亦文士也。今欲明大道，示至公，苟于贵贱尊卑有所汰择，是亦徇时态之所为，其心已不公矣，道胡为而明？又况常语折衷之文，盛行于世。陈次公且谓刘歆以诗书助王莽，荀文若说曹孟德以王伯，乃孟子一体，以常语有大功于名教。傅说亦谓孟子教诸侯叛天子，为非孔子之志，「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为今之害。以常语不作，孰为究明？如温公之疑，曾无称述之者，岂可谓此可辨而彼不足辨哉？或又曰：「近世如何深之删孟，晁说之诋孟，刘原父、道原、张俞辈皆非议孟子，然皆不取信后学，兹固不足辨。如后汉王充著论衡，而有刺孟篇，近世苏公轼作论语说，而与孟子辨者，学者诵习其书以媒进取者总总也，可无辨乎？」余曰：「诺。」遂取王之刺者十，苏之辨者八，并辨之，以为尊孟续辨。虽然，孟子之书如日星丽天，有目者皆知尊之，岂待余之辨而后尊耶？曰尊孟云者，余自谓也，有见闻与余同者，当共尊之矣。乾道八年夏六月甲寅，寓东阳毋自欺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