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余允文撰李公泰伯常语
常语曰：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汤，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传矣。彼孟子者，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焉得传？敢问何谓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天下无王霸，言伪而辩者不杀，诸子得以行其意。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
余氏辩曰：大道之传，至吾夫子然后大成。夫子没百余岁，杨朱、墨翟各持所见以惑后学。朱之为我，则偏于为义；翟之兼爱，则偏于为仁。圣人之道自是而晦。孟轲氏出，以仁义之言解其蔽，斯道复明。不幸六艺之文厄于秦火，由汉以来，佛、老显行，圣道不绝如线，韩愈氏断然号于世曰：「轲之死，不得其传。」夫道不可斯须离，而其在于人心者，固常自若，岂真不传哉？盖以道之大要在乎仁义，自孟子没，未有唱为仁义之说者，此道所以为不传也。谓孟子名学孔子而实背之，妄矣。又谓孙、吴之智，苏、张之诈，与孟子之仁义，一于乱天下。且仁义之与智诈，不啻冰炭之异，非可槩而论，遂并以仁义为乱天下，所见之谬如是，乌知帝王所传之道哉？朱子曰：「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此非深知所传者何事，则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传者何哉？曰：仁义而已矣。孟子之所谓仁义者，何哉？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则所谓仁义者，又岂外乎此心哉？尧、舜之所以为尧、舜，以其尽此心之体而已。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之，以至于孟子，其间相望，或有数百年者，非得口传耳授，密相付属也。特此心之体，隐乎百姓日用之间，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体其全且尽，则为得其传耳。虽穷天地，亘万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节。由是而出，宰制万物，酬酢万变，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时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尧、舜与贤，而禹与子，汤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杀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说诸侯以行王道，皆未尝同也，又何害其相传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谓仁义者，亦不过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苏、张、孙、吴班焉，盖不足以窥孟子之藩篱而妄议之也。推此观之，则其所蔽亦不难辩矣。常语曰：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耳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牟而秦并之。呜呼！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
余氏辩曰：孟子说列国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义，而救民于水火耳。行仁义而得天下，虽伊尹、太公、孔子说其君，亦不过此。彼五霸者，假仁义而行，阳尊周室，而阴欲以兵强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于斗战，遂以王者仁义之道诏之，使当世之君不行仁义而得天下，孟子亦恶之矣，岂复劝诸侯为天子哉？大抵入人之罪，必文致其事，巧为鍜炼，无所不至。谓孟子为忍人入罪也多矣，其知有天诛鬼责之事乎？朱子曰：「李氏罪孟子劝诸侯为天子，正为不知时措之宜。隐之之辩已得之，但少发明时措之意。」又所云「行仁义而得天下，虽伊尹、太公、孔子说其君，亦不过如此」，语亦未尽善。若云行仁义而天下归之，乃理势之必然，虽欲辞之而不可得也。又辩中「大抵入人之罪」以下，疑可删去。常语曰：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而孟子谓「以齐王犹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呜呼！是犹见人之斗者而笑曰：「胡不困而杀之，货可得也。」虽然，他人之斗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余氏辩曰：孔子谓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言仲有攘却夷狄之功也。至谓其小器奢僭不知礼，言仲之不能图大致远也。夫奢僭不知礼之人，岂得为人乎？其所以九合诸侯者，假仁而行，以济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为也。昔成汤以七十里为小国之诸侯，伊尹相之，以王于天下。齐以千里之国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专，行国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称之，况大贤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为也。管仲急于图霸，藉周室以为之资耳。谓桓公、管仲之于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朱子曰：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节亦谓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与论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当时王者不作，中国衰，夷狄横，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许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至于语学者立心致道之际，则其规模宏远，自有定论，岂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耻而不为，盖亦有说矣。李氏又有救斗之说。愚以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斗而私其财，以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虽小振，而齐亦寖强矣。夫岂诚心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与管仲，或以是耳。隐之以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于天下，恐不然。齐桓之时，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为也。孟子言「以齐王犹反手」，自谓当年事势，且言己志，非为管仲发也。
常语曰：或曰：然则汤、武不为欤？曰：汤、武不得已也。契、相土之时，讵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刘、古公之时，讵知其有纣哉？夫所以世世种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国家而已。汤、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纣，放之杀之而莅天下，岂汤、武之愿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为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则是汤、武修行仁义以取桀、纣尔。呜呼！吾乃不知仁义之为篡器也。又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孔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彼顺天应人，犹臲卼如此，而孟子固求之，其心安乎哉？
余氏辩曰：仁义者，人心之所同好；不仁不义者，人心之所同恶。岂惟人心好恶为然，天心亦如之。汤、武为顺天应人之举，放桀伐纣，岂得已哉？孟子闵战国之际，人之道不立，矢口成言，无非仁义，而谓孟子以仁义为篡器。斯言一发，天下以谈仁义为讳，则人将遗其亲，后其君，而同于禽兽之类矣。言其可不慎乎？汤有惭德，仲虺之诰言之详。孔子虽以武为未尽善，而终宪章之，故彖易之革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论仁政德教，必以三代为称首，曷尝谓汤武不可为欤？惜乎战国之君以孟子为迂阔，不能求为汤、武。三代之治不可复见，此僻儒得以妄生讥议也。朱子曰：隐之此辩甚精，但所云矢口而言，无非仁义两句，说事意不尽，不若云教诸侯行仁义，以救百姓倒悬之急。因言其效，以为苟能行此，则天下必将归之。至于仁孚义达，而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则虽三代之治，何以加此。
常语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书序：「伊尹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汤，五就桀，伊尹也。」夫周显王未闻有恶行，特微弱尔。非纣也，而齐、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呜呼！孟子之欲为佐命，何其躁也。
余氏辩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者，文王亦俟上天之休命尔。使其历数在躬，天命之，人归之，文王虽欲尽臣节，予知其不能焉。此武王所以谓文王诞膺天命，九年而大勋未集也。伊尹乐尧舜之道而耕莘，汤三聘之，乃幡然而改，意其五就云者，是必汤得伊尹而贡之，使之事桀，聘问往来，至于五就也。且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则知王者之赏罚不行乎天下，而自列于侯邦也。周之衰微久矣，仲尼生灵王之时，犹不去鲁而事周。至于显王，则又微弱矣。孟子安得去齐而事周乎？今有人焉，父不能主其家，诸子各营别业，不事其父，有以孝悌之道训之，使其子知有孝悌，虽未能事其父，则亦不敢悖逆矣。苟不知出此，乃相其父曰：「汝为父之尊，曷不治其子使事己欤？」吾恐诸子悖逆之心，自是而生矣。是无异刘文公与苌宏欲合诸侯以城成周，与夫张仪欲挟天子以令天下也。孟子肯为是举乎？借使当时有汤、武为之君，孟子为之佐命，兴仁义之化，则天下复见商、周之盛治，而三王可四矣。何其幸耶！夫何孟子不遇其时，不见诸行事，徒托之空言，犹足扶卫圣道，七篇之著，与诗、书相为表里，曷谓其躁哉？朱子曰：李氏谓周显王未闻有恶行，特微弱尔。而孟子不使齐、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谓周以失道，寖微寖灭。孔子作春秋，虽云尊周，然贬天子以达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亦屡书矣。至于显王之时，天下不知有周室，盖人心离而天命改久矣。是时有王者作，亦不待灭周而后天下定于一也。圣人心与天同，而无所适莫，岂其拳拳于已废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祸无已哉？皋陶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达于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则知天矣。圣人之心，岂异是耶？隐之只以「衰微」二字断周之不可事，正在李氏诋骂中。而所谓以孝悌训之，则子必能事其父，乃谓使诸侯事周也。孟子本无此意。
常语曰：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于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无二王。削吴楚之葬，辟其僭号也。讳贸戎之战，言莫敢敌也。微孔子，则春秋不作，微春秋，则京师不尊。为人臣子，不当如是哉？呜呼！孟子其亦闻之也哉？首止之会，殊会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复举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与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诸侯之上，贵乎王命也。美哉齐桓其深知君臣之礼如此。夫使孟子谋之，则桓公俨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为亡虏之不暇，孰与诸侯相先后哉？
余氏辩曰：春秋之时，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见诸侯。当是时，徒拥其虚位尔。孔子历聘七十二君，未尝说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圣人之知几也。呜呼！知几其神矣乎？苟惟说诸侯使之尊周，诸侯不得自肆，而强者必生变，则是速其灭周也。先见之几岂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齐晋尊周，非欤？曰：齐晋志在霸业，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时又百有余岁，则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为，孔子为之矣。孔子不为，孟子安得为之乎？孔子作春秋，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乱臣贼子知所惧。孟子以王者仁义之道说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窃篡弑之祸，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学者有所未究尔。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尝不欲当时之君尚德而不尚力，岂复使诸侯俨然在天子之位哉？齐桓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任贤之专，固无愧于汤武。惜乎桓公无王者之量，管仲无王佐才，徒相与谋托周室以号天下，而成霸者之业尔。为君而内乱丑恶，为臣而亡礼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会，尊王世子，复举诸侯而不敢与盟。洮之盟，序王人于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礼固尽矣。其志在于图霸，不得不尔。「盗亦有道」，其是之谓乎？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时措之宜异尔。彼齐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义，不得不然。夫子笔之于经，以明君臣之义于万世，非专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则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隐之以孟子之故，必谓孔子不尊周，又似诸公以孔子之故，必谓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时措之宜，则并行而不相悖矣。
常语曰：或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为与之？曰：衣裳之会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卫风也，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谲」，鲁语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虽不道，无歉也。呜呼！霸者岂易与哉！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焉？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盖圣人之意也。
余氏辩曰：周衰，王者之赏罚不行乎天下，诸侯擅相侵伐，强凌弱，众暴寡，是非善恶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吾夫子忧之，乃因鲁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赏罚，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观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书会者无国无之，惟齐之会，以尊王室为辞，夫子屡书之。攘戎狄而封卫，卫人思之，作木瓜之诗，夫子取之。伐楚，责包茅之贡不入，问昭王南征不复，夫子有「正而不谲」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时无能尊王室，故进之尔。然以权诈有余，而仁义不足，功止于霸，此夫子之徒所以无道之也。疑人必于其伦，谓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过矣。朱子曰：春秋序桓绩，盖所谓彼善于此。论语论桓、文之事，犹曰「师也过，商也不及」。使当时无端木氏之问，则今之说者必有优劣之分矣。诗录木瓜，即春秋序绩之意，亦以善卫人之情也，岂以齐桓之事为尽可法哉？李氏诋孟子而甚推齐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颠倒如此，良由不识圣贤所传本心之体，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于功利之浅尔。
常语曰：「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纣一人恶耶？众人恶耶？众皆善而纣独恶，则纣亡久矣，不待周也。夫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同之者，可遽数耶？纣亡则逋逃者曷归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数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故荀卿曰：杀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则商人之不拒周审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尚异也！孔子非吾师乎？众言𬤰𬤰，千径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其谁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致今人之取孟子以断六经矣。呜呼！信孟子而不信经，是犹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氏辩曰：鲁语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之意可见矣。客有问陶宏景注易与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误，不至杀人；注本草误，则有不得其死者。」世以为知言。唐子西尝曰：「宏景知本草而未知经。注本草误，其祸疾而小；注六经误，其祸迟而大。」前世儒臣引经误国，其祸至于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辞。当时倒戈攻后，杀伤固多，非止一处，岂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虑战国之君以此藉口，故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谓血流漂杵未足为多，岂示训之意哉？经注之祸，正此类也。反以孟子为畔经，是亦惑矣。谓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人宜取信，诗非孔子之删乎？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请以此说为证。
常语曰：或曰：「然则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何如？」曰：尧不听舜让，舜受终于文祖；舜不听禹让，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载，或十有七年，历数在躬，既决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结矣，又何避乎？禹、舜未相避也。由孟子之言，则古之圣人作伪者也，好名者也。王莽执孺子手，流涕歔欷，何足哂哉？
余氏辩曰：舜受尧之逊，禹受舜之逊，虽历年久，舜格于文祖，乃在卒尧丧之后。书曰「月正元日」者，言是月始即正之尔。则禹之即正，从可知也。舜、禹服丧毕，退而避之，归其位于子，理所宜然。孟子之言，盖非臆说，亦必有所据。舜禹大圣人也，岂固欲为天子哉？天与之，人与之，有不可得而辞避者。如以此为伪，则舜让于德弗嗣，禹拜稽首固辞，皆以其作伪，可乎？朱子曰：此二段辩已得之，可无议者矣。
常语曰：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过也。大雅曰：「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九命然后锡以玉瓒秬鬯。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以功得受此赐。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颂曰：「元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违，至于汤齐。」契之时，已受大国，相土承之，入为王官伯，以长诸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率伏，截尔整齐。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呜呼！孟子之教人，教人以不知量也哉！
余氏辩曰：孟子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盖言亳、丰皆小国也。虽王季、相土常为伯以长诸侯，而受封之初，乃七十里、百里尔，固未尝辟土地并吞诸侯之国也。而谓大雅曰：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九命然后受此赐。王季、西伯中分天下而治矣，奚止于百里？商颂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契之时已受大国，相土承之，入为王官伯以长诸侯，威行乎海内矣，奚止七十里？遂以是为孟子之过，教人以不知量，余所未喻。朱子曰：「瑟彼玉瓒，黄流在中」，诗说恐未然，就使如其言，则隐之之辩已得之矣。
常语曰：或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予于治。有诸？曰：书云：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又曰：「负罪隐慝，祇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瞽、象未尝欲杀舜也。瞽、象欲杀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廪？浚井之迂，其亦有所虑矣。象犹能虑，则谓二嫂者帝女也，夺而妻之可乎？尧有百官牛羊、仓廪以备事，舜于畎亩之中而不能卫其女乎？虽其见夺，又无吏士无刑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爱，号泣于旻天，父母欲杀之，幸而得脱，而遽鼓琴，何其乐也！是皆委巷之说，而孟子之听不聪也。此一段辩在温公。史剡
常语曰：「舜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苖格。」则孟子之讥武成宜矣哉！曰：以天下征一国，以天子征诸侯，如孟贲抟童子，迟速在我，修文德以待其来可也。大雅曰：「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文王以诸侯固有讯有馘，武王以诸侯伐天子，奚不用战哉？牧野诗云：「檀车煌煌，驷𫘪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是也。此一段无辩。大凡著书立言，非诋前贤，有识见未到处，宜与之辩明。如前段云：「瞽瞍象欲杀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廪浚井之迂？」此可为训耶？又谓「武王以诸侯伐天子，奚不用战？」其言之不祥如是，何足辩之哉？
常语曰：或曰：孟子之言，诸侯实不听之也，谓迂阔者乎？曰：迂阔有之矣，亦足惮也。孟子谓诸侯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岂不能取一国哉？为其君不亦难乎？然滕文公尝行孟子之道矣，故许行、陈相目之曰仁政，曰圣人。其后寂寂不闻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无验也。
余氏辩曰：滕文公常行孟子之道矣，既而许子为神农之言告文公，文公与之处，孟子盖尝辟之，以从许子之道，是相率而为伪，恶能治国家？则知文公行孟子之道，不克终矣。当是时，许行称之曰仁政，曰圣人，亦不可谓行孟子之言无验。其后不闻滕侯之得天下。夫天下，大物也，岂可必得哉？然滕侯亦未尝礼孟子，使为辅相而授以国政，此不足为孟子疵。朱子曰：辩已得之。
常语曰：孔子与宾牟贾言大武，曰：「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犹不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见，谓商之禄未尽也，病其有贤臣也。文王贪商如此其甚，则事君之小心安在哉？岂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诬文王也。
余氏辩曰：孟子曰：「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盖言文王之仁，望治道而未之见尔。赵岐释之曰：殷禄未尽，尚有贤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诛于纣。此岐之失也。读孟子而识其意，正岐之失可也。而乃用岐之说攻孟子，谓孟子诬文王之贪商，岂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援引他事以实之，其不仁甚矣。朱子曰：「望道而末之见」，「而」与「如」，古人多通用。此句与上文「视民如伤」为对。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视之犹如伤，体道之极而望之犹如未之见，其纯亦不已如是。愚意谓然不审隐之以为如何。
常语曰：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积乱久矣，诸侯皆欲自雄，苟说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义之竿，而汤武为之饵，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寻，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义又岂速售之物也。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废，必若桀纣，周室其为桀纣乎？盛之有衰，若循环然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尚赖臣子扶救之尔。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几家家可以行仁义，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孟子自以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余氏辩曰：汤居亳，小国也。伊尹相汤，使之伐夏救民。桀虽无道，天子也，君也；汤虽有道，诸侯也，臣也。伊尹何不说汤率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来，至于五就，观时察变，盖已熟矣。不得已而为伐夏之举，致汤于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后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义，顺天应人故也。自非伊尹之圣，安能任其责哉？文王在丰，亦小国也。文王之于纣，与汤之于桀，事体均也。其所以异者，时焉而已。观其得太公而师事之，伐崇、遏莒、戡黎，虽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历数未归，得以尽其臣节。至武王则赫然有翦商之志，又况商纣罪恶贯盈，又过于桀，而此十乱之贤为之辅相，虽欲率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纣，莫可得矣。此所以兴牧野之师而建王业也。孟子之于列国，说之以行仁政者，不过言治岐之事而已；说之使为汤武者，不过以德行仁而已；说之以行王道者，不过乎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而已，未尝说之使伐某国、诛某人，开疆拓土，大统天下而为王也。若孟子者，真圣人之徒欤！识通变之道，达时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寻，奈何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仁义之道不获见于施设以济斯民，所以不免后世纷纷之议。呜呼！说其君使为汤武，以为不仁，乃以桓公、管仲为仁，乖谬如是，安得有道之士与之正曲直哉？朱子曰：「辩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此三句当略与之辩。愚谓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相传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由孔子而下，下而为臣，固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汤、武适遭桀、纣，故不幸而有征伐之事。若生荛舜之时，则岂将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耶？其在九官群后之列，济济而和，可知矣。如此，则人人为汤、武，又何不可之有？
常语曰：「孟子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今之学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说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应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则何必纣之失也？何忧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贤人之辅？尺地一民皆纣之有，何害诸侯之行王道哉？」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己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亲无将，不容纤芥于其间，而学者纷纷强为之辞，过矣。
余氏辩曰：不谈王道，樵夫犹能笑之。孰谓学而为士，反不知王道乎？谓之王道者，即仁义也。君行王道者，以仁义而安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诈力而服天下也。孟子说其君以仁义，不犹愈于说其君尚诈力欤？且天下不可以诈力得也，尚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义而行，民心且不可得，况能王天下乎？仁义之道，万世之所常行，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今乃谓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为非，果何理耶？观其应学者之言，皆增损其词，而非议孟子，君子无取焉。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鲁自文公废告朔之礼祭，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后世见其羊犹能识其礼。羊亡，礼亦亡矣。孟子欲勿毁明堂，其意亦犹是也。明堂在泰山之下，周天子巡狩诸侯之所，适在齐地，非齐之建立也。存之不为僭，亦可以见王政之大端。如以诸侯不用而毁之，则后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将谓后世不可复行矣。此孟子所以劝齐勿毁之也。而谓孟子劝齐宣居明堂，取王位，抑何烛理不明而厚诬孟子欤？朱子曰：李氏此段之意，不谓天子、庶人不可并行王道，但谓孟子所论文王与纣之事为不然尔。当辩之曰：「孟子之时，有信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势与文王不同，非谓文王计欲取纣而不能也。」人人可以行王道，已辩于前。但孟子时，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时措之不同，又不可执一而论。隐之之辩，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常语曰：学者又谓孟子权以诱诸侯，使进于仁义，仁义达则尊君亲亲，周室自复矣。应之曰：「言仁义而不言王道，彼说之而行仁义，固知尊周矣。言仁义可以王，彼说之则假仁义以图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顾哉？呜呼！今之学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经，乐王道而忘天子。吾以为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无六经；无王道可也，不可无天子。故作常语，以正君臣之义，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乱患于后世尔。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学者之迷惑，聊复有言。」
余氏辩曰：「泰伯曰：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无六经；无王道可也，不可无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说耶？使其说行，害理伤教也大矣。余请易之曰：无六经则不可，而孟子尤不可无；无天子则不可，而王道尤不可无。尝试言之，易、诗、书、礼、乐、春秋之六经，所以载帝王之道，为致治之成法，固不可无也。孟子则辟杨墨，讵诐行，放淫辞，使邪说者不得作，然后异端以息，正道以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业不坠，此孟子所以为尤不可无也。经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极。」其可无之乎？夫所谓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经之所载，孟子之所说者是也，孰谓其可无哉？无王道，则三纲沦，九法𭣧，人伦废而天理灭矣。世之学者，稍有识见，不为此言，岂好事者假设淫辞，托贤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学者宜谨思之。朱子曰：李氏难学者，谓孟子以权诱诸侯之说，孟子本无此意。是李氏设问之过，当略明辩之。「天下可无孟子，不可无六经；可无王道，不可无天子。」隐之之辩已得之。愚又谓有孟子而后六经之用明，有王道而后天子之位定。有六经而无孟子，则杨、墨之仁义所以流也；有天子而无王道，则桀、纣之残贼所以祸也。故尝譬之，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运舟之人；天子犹长民之吏，而王道犹吏师之法。今曰「六经可以无孟子，天子可以无王道」，则是舟无人、吏无法，将焉用之矣？李氏自以为悼学者之迷惑而为是言，曾不知己之迷惑也亦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