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间隐士，朴居郑州，魏野居陕，皆号能诗。朴性癖，尝骑驴往来郑圃，每欲作诗，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则跃而出，适遇之者无不惊。真宗祀汾阴过郑，召朴，欲命之官，即问：“卿来，得无以诗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谬云：“无有，惟臣妻一篇。”帝使诵之，曰：“更休落魄贪杯酒，切莫猖狂爱做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帝大笑，赐束帛遣还山。野和易通俗，人乐从之游，王魏公当国尤爱之，野亦数相问无间。天禧末，魏公屡求退，不许，适野寄以诗曰：“人间宰相惟三载，君在中书四十年。西祀东封俱已了，好来平地作神仙。”魏公亟袖以闻，遂得谢政。朴死无子，而野有子闲，能袭其父风，年八十余，亦得长生之术。司马温公，陕人，闲死为志其墓，故世知野者多，而朴无甚闻。然皆一节之士，世竞于进取者，不可时无此曹一二警励之，与指嵩少为仕途捷径者异也。
郎简侍郎，钱塘人，庆历间罢吏，与杜岐公极相厚善。简长岐公十许岁，岐公以兄事之。既老谢事，居里中作别馆径山下，善服食，得养生之术。即径山涧旁种菖蒲数畆，岁采以自饵，山中人目之菖蒲田。时岐公以老就第居，宋简数以书招岐公同处不果，往然书间与诗往来，无虚月。范文正知钱塘，亦重其为人。捷，皇祐大飨明堂，亟请召岐公为三老，以任参政，布及简，为五更不报。简犹后岐公三、四年卒，几九十，虽无甚显迹，然能善其身终始。岐公未尝轻与人往，独重简为重友，亦必有以取之矣。士大夫处世，何用事业赫在人耳目，若必求此，将有扰扰用意营之者，若是，安得自适于休静无事之地，或不免累于仕而不能去。余家先世与简有素，今日客有自径山来，言菖蒲田，问之儿子，多不知其详，乃为语之。
余守许昌时，洛中方营西内甚急。宋升以都运使主之，其徒韩溶、李实等皆用事。宫室梁柱、栏槛、窗牖皆用灰布，期既廹，竭洛阳内外猪羊牛骨不克用，韩溶建议掘漏泽人骨以代，升欣然从之。一日，李实暴疾死，而还魂，具言冥官初追证以灰骨事，有数百人讼于庭，冥官问状，实言：“此非我，盖韩溶。”忽有吏趋而出，有顷，复至，过实曰：“果然，君当还，然宋都运亦不免。”既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风动其纸，略有灭门二字。后三日，溶有三子连死尚幼，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升时入为殿中监，未几，传升忽溺血不止，经日下数石而毙。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诬者。时有范德儒卒才数月，其家语予：“近有人之郓州，夜过野中，见有屋百许间，如官府，掲其榜曰“西证狱”。问其故，曰：“此范龙图治西内事也。”家亦有兆相符。会有属吏往洛，余始复其言于李实，亦然。甚哉！祸福不可畏乎？余素不乐言鬼神幽怪，特书此一亊，以示儿子，以为当官无所忌惮者戒之。
文潞公洛阳居地，袁象先旧基，屋虽不甚宏大，晚年得其傍羡地数畆，为园号“东田”。日挟家童数辈，肩舆与宾客姻亲共游无虚时，既罢，遣声妓。取营籍十余人，月赋以金，毎行必命之执事，人以为适然。时公年已高，捨居家而适别馆，且未免平昔之好，则犹若有少劳者。杜岐公谢事，不造宅，假官舍“回车院”居之积十年，薨于其中。余守宋时，尝往观湫隘，与居民不远，耆老犹指癈屋三间为公之书屋。公未尝出，亦不甚饮酒；客至，粟饭一盂，杂以饼饵他品，不过两种。无客，即静坐，不闻人声有瞷之者，或赋诗、作草书，未尝不满也。一等贵人，奢俭所享，虽各适其性，然亦必自有赋之者。如潞公出入将相，穷极奉养而能安于约如此，固自不可及。若岐公则尤人之所难，然此但以俗人论耳。稍知道者，其何有于是？潞公必不以其约自矜，岐公必不以其亷自异。晋人记有比王逸少“兰亭”于“金谷”而逸少喜者，彼自道其所知，恐未尝梦见逸少也。
李习之学识过韩退之，盖其所知也各异。退之主张吾道千载一人，而余为是言故不韪矣。然余自不以为疑，曷不取其原道读之？循粹而不杂，明果而不二。世皆以比孟子，然究其所终则得儒者之说。而茍知学孔子者，皆能为是言。习之他文不多见，而其复性书三篇，于秦汉以下，诸儒略无所习，独超然知颜子之用心。唐人之为文者，亦或似然。其言矫而幸中，必有乖忤，未能如习之坦然至到。盖二人之为儒一也。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者，莫如《礼记》。《礼记》之传驳而直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与《大学》。退之出于《大学》而未至，故《原道》之末，论“正心诚意”，曰：古人为是者，将以有为。今之为是也，外其天下国家而灭其常，盖以诋佛、老，意谓绝仁义、弃礼乐，皆以其“庄语”，而不穷其旨。区区以孟子、荀卿、杨雄为辨，则已下矣！故曰“未至”。习之学出《中庸》，而不胶其言，故论“至诚尽性”之道，自孟子推之至于子思，推之至于孔子，合于“易”之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知颜子之不远，复为三月不违仁。卿与雄曾无是议，而退之之所未尝语也。故曰“不胶其言”。二人要不可偏废。将以正人，则不可无退之；将以自治，则不可无习之。惟其见者明，故其文章合处，以追踪退之无甚愧。唐人记习之、退之姪婿，似有不宜相下。虽退之强毅，亦不肯而以从已弟子之者，惟籍湜辈尔。近岁无能知习之者，惟老苏尝及之，然止与其文辞。子瞻兄弟不复言，甚矣，学之难也！后必有与余同者，然后知予之言不谬。
凡人之生不过出入二途，读庄周“达生”一篇，使人意萧然。直若能遗其刑者，出所以接物也，入所以养已也。周设为单豹、张毅二名，盖寓言。张毅，张而与物敌，其走高门县簿固然。单〔原注：读当如丹，朱之丹〕豹以其不避患，而虎食之，亦言有其类之。赋于内者，祸必不在外也，则有心于出入者也。均不免于有累。不若忘其形，而养其神。忘形，则能遗生；养神，则外物不能干。故物有余，而形不养者，声色臭味是也；形不离，而生亡者，枯槁沈溺之过而反以自瘠者也。是以其说，不以能弃事为贵。必使为事本无不足弃，则无与役于外而形不劳矣。不以能遗生为难，必使知生本无不足遗，则无与累于内而精不亏矣。形与精相为表里者也，形前则精后，二者合而与天为一。则区区赋于人者，亦何足言哉。夫然则不独善其生而已，虽死可也。故继言合成体易，所谓精气为物者是也；散则成始易，所谓游魄为变者是也。生则自散移之于合而成体，死则自合移之于散而成始，是谓能移此与天为一而非人也。老氏论生之徒、死之徒与动而之死地者，皆曰十有三，人多不能晓。曲为异论说，不正谓其形而言尔？故河上公以解四肢九窍之数当之，不知此说自见韩非子，非与老略先后其书。人特谓之“解老喻老”，必不谬。吾为老氏解，特取此章，先言出生入死。盖谓不能明乎出入，是故由之而生，徇之而死，其类不一。而自少而壮，自壮而老，无非动而之死地者，同以是形也。爱之固已失，委之亦非是，不求其精而求形，未有不单豹、张毅者也。孔子与子贡、子夏言诗，皆曰“起予”，而谓“可与言《诗》已矣”，至于颜子，乃曰“回，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吾然后知颜子之异于诸子也。夫“道”不可言，而言非也；言且不可，而况有所不达而至于辨乎？然此理非至到，而相与造乎忘言之域。未足以语，颜子与孔子，既知其高可仰，坚可钻。又见其变化而在前后者，虽其欲从而不可及。亦能名其所谓卓，则颜子之于孔子，盖无不得矣，特至之有深浅尔。此孟子所谓“具体而微”者矣，如是茍不言。言之未有不当于心，则安用于言乎？及他弟子言而能文者，文章而已。性与天道，虽言之而不得闻，则吾何从可以与之言？夫闭其所不得闻，而开其所能闻，则虽言固将有疑，而未遽达者。幸而或中，固孔子之所喜而乐与之言者也。“起予”与“非助我”，于是乎辨。庄子记孔子见温伯雪子而不言。子路曰：“欲见温伯雪子久矣，见之而不言何耶？”孔子曰：“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此意正可与颜子之事相发。温伯雪子，寓言也；温而曰雪，固妙矣！彼见之可以不言，而吾闻之亦可以皆说。然孔子以不容声，诿而不言；颜子以闻其言，而犹说。兹颜子之异于孔子者也。故继之歩趋言辨之同，而奔轶绝尘之异，止于交一臂而失人。乃子张、子夏，则所谓“諌我也似子，道我也似父”者欤！
张芸叟（即张舜民）侍郎，长安人，忠厚质直，尚气节而不为名；前朝人物中，殆难多数。元丰中多事，西夏五路并入；时庙议经营，久既有定策，欲一举遂灭夏。五路帅鄜延种谔、环庆高遵裕、泾原刘昌祚三人，河东王中正、熙河李宪、芸叟为高遵裕机宜，诸军皆听裕节制。帅出既无功，遵裕坐贬。有得芸叟军中诗上闻者，坐谤讪，谪监彬州酒税。余先大父魏公，适为湖南宪，倾意侍之。芸叟意感激，自是以兄事大父，终始无少异。故先君与诸父，皆得从其游。芸叟好古博学，喜为诗，然皆思致绥而不廹，非若徒为矫忿者。初谪时，言五路事者，其宾客各自为主，不同，芸叟毎折中之，以故人皆不乐。曾道中闻蛙声，乃有诗曰：“一夜秋声不暂停，近如相和远如争。信知不为官私亊，应恨踈萤彻夜明。”荆公见而笑曰：“舜民此语不为过。”崇宁间，以党籍废居长安。关中人无贵贱，以为父师。余季父，官鄜州时，往过之，始当国者欲逐。元祐，人召其腹心数辈，更排击略尽。后当国者势替，复为召致者所攻。芸叟言事，茍不以理相乘自应尔。指其壁后题字曰：“亦尝见吾扇诗乎？”季父趋视之，则曰“扇子解招风，本要热时用。秋来挂壁间，却被风吹动。”其诗大抵多类此。夜与梗等语，不甚悉其为人。前辈风流日远，后生不可不少知，因为道其本末。大父在湖南，年才六十余，求宫祠归吴下，芸叟有送行诗。先君尝使予谨藏之，后为兵乱亡去。偶记其全篇附之：“把还使节请祠真，便作吴江渐退身。凭轼几州沾惠爱，归装一味是清贫。相思欲控琴高鲤，卜宅须邀季子邻。不是荐章论再起，朝廷自重老成人。”吴下有“乘鱼桥”，云琴高（为战国赵国人，见《列仙传》）乘鲤登仙处，故有控鲤之句云。
前史载李广以杀降终不封侯，广何止不侯，盖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狱有阴德大其门闾，而贵报于天如符契然。因果报应之说，何必待释氏而后知也？世传欧希范《五脏图》，此庆历间，杜杞待制治广南贼欧希范所作也。希范本书生，桀黠有志数，通晓文法。尝为摄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时，度王师必不能及，乃与党蒙翰，啸聚数千人，声摇湖南。朝廷遣杨畋讨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伪招降之说，与之通好。希范猖獗久，亦幸茍免，遂从之，与干挟其酋领数十人偕至。杞大为燕犒，醉之以酒，已而乃执于坐上。翌日，尽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肾肠。因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绘以为图，用是迁待制帅庆州。未几，若有所睹，一夕至圊，忽仆于圊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希范以拳击我，后三日竟卒。杞有千略，亦知书，号能吏，欧阳永叔为志其墓。夫为将，不得已而至于杀降，彼自有罪，固不得已。然既以降矣，何至残忍而重苦之乎？此固造物者，所不得私计。希范起盗贼而杀无辜，亦已多矣。兵兴已来，士好功名，如杞所为。而有异闻者，问有之。余未敢以为尽信，而希范之传，不可诬也。故余出入兵间十余年，所将计十万，所平治不为不多；非特不敢为杞之为，固自不敢萌于心，幕府禆数有以奇策相干，一切皆谢之。今退老一壑，庶几幸无憾。不然，既有希范之闻，亦安得不自疑也。
庄子记孔子西藏书周室，与子路谋，子路告以老聃，免藏史归居，请试往因焉。孔子“见老聃不许，乃繙十二经以说”一段，人多不能了然。贵书传，周尝论之以藏书者，欲藏其言而废书也。然往周室，则孔子忘乎世者犹未定也，故与子路谋。凡论语载孔子与长沮桀溺晨门荷蓧之徒言，皆命子路，未尝及他弟子。盖子路勇于有闻，欲行其所知，故以激之。今周亦云，达此意矣。言聃免藏史归居者，子路以聃以忘世而忘言者也，故曰“往因焉”，欲因聃以定其说也。老聃不许，聃岂其枮槁无言者哉？故孔子复繙十二经以说。学者或以十二经为《春秋》是矣。庄周尝两言《春秋》，一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办”；一曰“《春秋》以导名分。”周于《春秋》，亦知之深矣。老聃以为大谩，而问其要；则以孔子为不喻其意，欲其出而经世也。故孔子复以兼爱无私为仁义者，对聃复以兼爱为迂。无私乃私，谓《春秋》之作欲利天下而爱之，使是非赏罚，一出于公然。然不知有为之之迹，则若建鼓而求亡，子反所以乱人之性也，乃放德而行，循道而招，则仁义故存于其间。虽为《春秋》而无害大旨，以圣人之道在有心无心之间。蔽于有心者，繙十二经固不可；蔽于无心，虽藏书亦不可。仁义无心于为，则合人之性；有心于为，则乱人之性。老聃之免而归居藏书，不足以言之，故复以轮扁与齐小白之论终之。此五千言之所以作也！
韩退之（即韩愈）有“木居士诗”在衡州来阳县灌口寺。退之作此诗，疑自有意。其谓便有无穷求福人，盖当时固以尸祝之矣。至元丰初犹存，远近祈祷祭祀未尝辍。一日，邑中旱久不雨，县令力祷无验，怒伐而焚之，一邑争救不听。苏子曕在黄州时闻而喜曰：“木居士之诛，固已晚矣，间乃有此明眼人乎？过丹霞远矣。”然邑人念之终不己。后有主寺亊者，复以木仿其像再刻之，岁仍以祀。或曰：“寺规其祭亨之余，以不能废。”张芸叟谪郴州过，诗以题于壁曰：“波穿水透本无奇，初见潮州刺史诗。当日老翁终不免，后来居士欲奚为？山中雷雨谁宜主，水底蛟龙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复有孙枝。”相传以为口实。余闻蜀人言，陈子昻，阆州人。祠子昻，有拾遗庙，讹为十姨。不知何时遂更庙貎，为妇人装饰甚严，有祷亦或验。利之所在，茍可得豚肩巵酒，子昻且屈为妇人，勉应之不辞，新木居士亦何为不可为乎？闻者为之绝倒。
子贡告汉阴丈人以桔槹，忿然作色曰：“有机械则有机亊，有机事则有机心。”子贡惧而惊。孔子以为假修混沌之术，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知其外；混沌之术云者，谓上古之世也。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则混沌之世，亦何必然哉？惟汉阴不能察此事故，一拂其意，遂至于忿然作色，则是非之辩，已役于外，而喜怒之情，已乱于中矣。是以区区以抱瓮为是，终身役而不自知其劳也。师今当语颜子，以子曾不见夫桔槹者乎？“引之则俯，捨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不知罪于人，汉阴而知此，亦何伤夫桔橰哉？